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一、慈城杂忆
1924年农历8月14日我出生在慈谿县城中一个旧宅。我十岁之前和祖母、母亲住在慈城。我父亲瑞庭公在上海一家钱庄工作。我两三岁时，家里生活逐渐改善，父亲就把我母亲接到上海，给慈城的祖母和我请了一个保姆。我六岁时保姆回家。第二年我进了慈城中城小学念书。两年后也到了上海，开始在沪求学历程：历经钱业中小学、储能中学、华联中学和复旦大学。在上海求学期间，大部份寒暑假都是在慈城祖母处或在外婆家度过的。1950年我到北京走上工作岗位。后来只在1952年回过一趟慈城。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童年时期许多家乡情景仍然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就拉杂写在下面，就算是我对故乡深深的怀念。
我的母校——中城小学
我七岁时，父亲为了不使祖母太寂寞，就先让我在慈谿中城小学上学。我家的前门正好斜对着学校后门。跨过门前小河上的木板桥就进入学校。中城小学和孔庙相毗连，周围红墙古树，环境幽美。下午放学后，我常喜欢和几个小同学从竺巷口孔庙大门处向北循着大街回家。那时街上没有什么车辆，而且民风淳朴、比较安全。小学生上学放学一般都不用大人陪送。孩子们感到非常自由。那时慈谿东西南北城都设有小学，但中城小学的“名气”似乎更大些。当然，来上学的大部份是附近住户的子弟，但也有少数住得较远的孩子前来就读。由于年代久远，我的同班同学的姓名现在一个也记不起来了。中城小学校长应星耀先生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中城小学也是他们的母校。这个学校确实培养出不少有名望的人物。比如，我父亲另一位同班同学任士刚先生后来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五和织造厂”。
大关圣殿、太阳殿、“市日”
从我家的前门往西约百余米有个庙宇。该庙宇分为两部份。东边一间较小的殿堂叫作“太阳殿”，西边的一间大殿就是著名的“大关圣殿”。太阳殿既是一个庙宇名称，也是一个地名。从前，我们从上海寄信给祖母，信封上只写“浙江慈谿城中太阳殿林家二婆婆收”即可寄到。但我始终不知道那太阳殿内供的是何方神圣。
大关圣殿香火很盛，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殿内供奉汉关云长的神位，两边是关平和周仓神位。门前还有一匹栩栩如生的泥塑赤兔马。一出庙门便是慈城的主要街道“大街”。大街那一边有一座戏台。每年都有戏班子来这里演“大戏”。
那时慈城每个月总有几个“市日”（慈谿人称集市为“市日”）。每逢市日，周边村镇的男男女女带着各色各样农副产品在大关圣殿前面和四周大块空地摆摊销售。还有几个走街郎中在殿门两侧摆上桌子、板凳开诊行医。记得有一次我患了“红眼病”，祖母就让那个眼科郎中给我点眼药。市日也是亲朋好友欢聚的场所。我和祖母常常在市日遇到我的舅妈、姨妈等亲戚。大家见面后就在那熙熙攘攘人群中欢快叙谈。
走不厌的“大街”
小时候，我每天总要跟着祖母到大街走一趟或好几趟。我上小学以后，有时祖母就让我单独上街买些零星东西。大街真是走不厌的，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那时我走得最多的是以大关圣殿为中心的南北两侧街段。由于中城小学的正门在竺巷口那边，我外婆家也在南面，所以南段的街道在我的记忆中更为清晰。我还记得从大关圣殿往南，依次有“宝康”文具店、“裕隆”香烟店，“成章”绸布店和慈城邮政局，靠近竺巷口还有一些包子铺、肉铺以及卖“大饼”和“咸光饼”的铺子。过了竺巷口就是骢马桥。后来骢马桥下面又建了一座木板便桥。但我每次经过，总要登上那座高高的石拱桥，看看桥下驶过的乌蓬船。大街的北段似乎不如南段热闹。我去得最多的是紧靠大关圣殿的几家铺子。如“鸿昌”南货店、“益和”酱油店。还有一家“邵同和”杂货店和一家中药铺。再往北就不常去了。
二、我的艺术历程
我小时候最喜欢拿一块小石子蹲在石板地上涂涂画画，画一条小鱼或画一只小虾。有一天我画了祖母拿着长长的旱烟管吸烟，逗得她老人家哈哈大笑。后来我在上海钱业中小学（以下简称“钱中”）上学。该校除了注重古文教学以外，也非常重视书法和图画课。说来也很巧，那时我楼下住着一位擅画花鸟的邻居，我放学后总喜欢到他跟前看他用毛笔画画。另一位是我父亲所在的钱庄里叶姓老先生，他擅写魏碑，我父亲就请他给我指点。这是我最初接触书画。
钱中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书法比赛。我在小学五年级那年临了一张赵之谦体的楷书而获得大楷第一名。学校聘请的评判教师是沪上名宿钱名山老先生。我得到的奖品是钱老的一幅行书条幅。第二年我又一次获得大楷第一名。初中一年级开始，图画课就由铅笔画、图案画改为画水墨的“国画”。那位图画老师非常喜欢吴昌硕大写意花鸟画。每次上图画课，老师先照着吴昌硕画册临摹两张粘贴在黑板上，然后是学生们照着临摹。后来老师见我临摹得不错，便把画册借给我回家临摹。在不知不觉中我对那气势磅礴、乱头粗服的“吴派”大写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天，我父亲的一个友人在我家看到我的习作后，便向我父亲建议，为我找一个更好的老师给我指导。恰巧那时我的父亲所在银行有一位能书善画的刘伯年先生。我父亲便把他请到家里，指望我能得到他的点拨。刘先生一看我的作品就对我父亲说：“你孩子学的是吴昌硕的一路。我愿意推荐我的老师王个簃先生，王老师正是吴昌硕大师的得意弟子”。刘先生又说：“不过我必须先带你孩子的几幅习作给个簃老师看看，再给你回音。”大约过了十来天，刘先生就带来王个簃老师愿意收我为徒的喜讯。1938年初秋的一天，我在刘先生和我父亲陪同下，在另几位师兄的出席下，在上海吕班路幸福坊一栋住宅里向王个簃先生行了拜师礼。以后我在课余寒暑无间地向老师请教吴昌硕大师的艺术真谛，潜心研习“吴派”的绘画技法，艺事有了长足进步。
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走上工作岗位。尽管平时工作繁忙，但我还是尽可能在节假日抽些时间练练笔头。隔一段时间就寄几张习作到上海请老师批阅。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文革。
1972年秋天，我忽然接到中断数年后个簃师的第一封手书，真是喜出望外。在他的鼓励下，我拿起久久搁置的画笔，并以通讯的方式继续向他请益。每次老师除了亲自写信点评我的习作以外，有时也在我的一些画得较好的作品上题字落款，以资鼓励。
1988年个簃师逝世，我也从工作岗位退休。我深深感到，虽然写字画画的时间宽裕了，但同时也油然起“来日苦短”之感，我开始通过笔会、联展、博览会以及举办个展等形式，把作品推向社会，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认可。同时不断加强“画外功”的积淀。我除了使自己的作品继续保持“吴派”遒劲、厚重、雄浑、大气等特色，也根据自身的个性和对各方面学习的感悟，进一步追求一种灵动、洒脱、自然、随意的风格。
艺无止境，人生有限。对我来说，能不能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也难以预料；更有价值的还是那些朝着目标进程中每时每刻所感受的那份期盼、那份愉悦。
1924年农历8月14日我出生在慈谿县城中一个旧宅。我十岁之前和祖母、母亲住在慈城。我父亲瑞庭公在上海一家钱庄工作。我两三岁时，家里生活逐渐改善，父亲就把我母亲接到上海，给慈城的祖母和我请了一个保姆。我六岁时保姆回家。第二年我进了慈城中城小学念书。两年后也到了上海，开始在沪求学历程：历经钱业中小学、储能中学、华联中学和复旦大学。在上海求学期间，大部份寒暑假都是在慈城祖母处或在外婆家度过的。1950年我到北京走上工作岗位。后来只在1952年回过一趟慈城。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童年时期许多家乡情景仍然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就拉杂写在下面，就算是我对故乡深深的怀念。
我的母校——中城小学
我七岁时，父亲为了不使祖母太寂寞，就先让我在慈谿中城小学上学。我家的前门正好斜对着学校后门。跨过门前小河上的木板桥就进入学校。中城小学和孔庙相毗连，周围红墙古树，环境幽美。下午放学后，我常喜欢和几个小同学从竺巷口孔庙大门处向北循着大街回家。那时街上没有什么车辆，而且民风淳朴、比较安全。小学生上学放学一般都不用大人陪送。孩子们感到非常自由。那时慈谿东西南北城都设有小学，但中城小学的“名气”似乎更大些。当然，来上学的大部份是附近住户的子弟，但也有少数住得较远的孩子前来就读。由于年代久远，我的同班同学的姓名现在一个也记不起来了。中城小学校长应星耀先生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中城小学也是他们的母校。这个学校确实培养出不少有名望的人物。比如，我父亲另一位同班同学任士刚先生后来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五和织造厂”。
大关圣殿、太阳殿、“市日”
从我家的前门往西约百余米有个庙宇。该庙宇分为两部份。东边一间较小的殿堂叫作“太阳殿”，西边的一间大殿就是著名的“大关圣殿”。太阳殿既是一个庙宇名称，也是一个地名。从前，我们从上海寄信给祖母，信封上只写“浙江慈谿城中太阳殿林家二婆婆收”即可寄到。但我始终不知道那太阳殿内供的是何方神圣。
大关圣殿香火很盛，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殿内供奉汉关云长的神位，两边是关平和周仓神位。门前还有一匹栩栩如生的泥塑赤兔马。一出庙门便是慈城的主要街道“大街”。大街那一边有一座戏台。每年都有戏班子来这里演“大戏”。
那时慈城每个月总有几个“市日”（慈谿人称集市为“市日”）。每逢市日，周边村镇的男男女女带着各色各样农副产品在大关圣殿前面和四周大块空地摆摊销售。还有几个走街郎中在殿门两侧摆上桌子、板凳开诊行医。记得有一次我患了“红眼病”，祖母就让那个眼科郎中给我点眼药。市日也是亲朋好友欢聚的场所。我和祖母常常在市日遇到我的舅妈、姨妈等亲戚。大家见面后就在那熙熙攘攘人群中欢快叙谈。
走不厌的“大街”
小时候，我每天总要跟着祖母到大街走一趟或好几趟。我上小学以后，有时祖母就让我单独上街买些零星东西。大街真是走不厌的，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那时我走得最多的是以大关圣殿为中心的南北两侧街段。由于中城小学的正门在竺巷口那边，我外婆家也在南面，所以南段的街道在我的记忆中更为清晰。我还记得从大关圣殿往南，依次有“宝康”文具店、“裕隆”香烟店，“成章”绸布店和慈城邮政局，靠近竺巷口还有一些包子铺、肉铺以及卖“大饼”和“咸光饼”的铺子。过了竺巷口就是骢马桥。后来骢马桥下面又建了一座木板便桥。但我每次经过，总要登上那座高高的石拱桥，看看桥下驶过的乌蓬船。大街的北段似乎不如南段热闹。我去得最多的是紧靠大关圣殿的几家铺子。如“鸿昌”南货店、“益和”酱油店。还有一家“邵同和”杂货店和一家中药铺。再往北就不常去了。
二、我的艺术历程
我小时候最喜欢拿一块小石子蹲在石板地上涂涂画画，画一条小鱼或画一只小虾。有一天我画了祖母拿着长长的旱烟管吸烟，逗得她老人家哈哈大笑。后来我在上海钱业中小学（以下简称“钱中”）上学。该校除了注重古文教学以外，也非常重视书法和图画课。说来也很巧，那时我楼下住着一位擅画花鸟的邻居，我放学后总喜欢到他跟前看他用毛笔画画。另一位是我父亲所在的钱庄里叶姓老先生，他擅写魏碑，我父亲就请他给我指点。这是我最初接触书画。
钱中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书法比赛。我在小学五年级那年临了一张赵之谦体的楷书而获得大楷第一名。学校聘请的评判教师是沪上名宿钱名山老先生。我得到的奖品是钱老的一幅行书条幅。第二年我又一次获得大楷第一名。初中一年级开始，图画课就由铅笔画、图案画改为画水墨的“国画”。那位图画老师非常喜欢吴昌硕大写意花鸟画。每次上图画课，老师先照着吴昌硕画册临摹两张粘贴在黑板上，然后是学生们照着临摹。后来老师见我临摹得不错，便把画册借给我回家临摹。在不知不觉中我对那气势磅礴、乱头粗服的“吴派”大写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天，我父亲的一个友人在我家看到我的习作后，便向我父亲建议，为我找一个更好的老师给我指导。恰巧那时我的父亲所在银行有一位能书善画的刘伯年先生。我父亲便把他请到家里，指望我能得到他的点拨。刘先生一看我的作品就对我父亲说：“你孩子学的是吴昌硕的一路。我愿意推荐我的老师王个簃先生，王老师正是吴昌硕大师的得意弟子”。刘先生又说：“不过我必须先带你孩子的几幅习作给个簃老师看看，再给你回音。”大约过了十来天，刘先生就带来王个簃老师愿意收我为徒的喜讯。1938年初秋的一天，我在刘先生和我父亲陪同下，在另几位师兄的出席下，在上海吕班路幸福坊一栋住宅里向王个簃先生行了拜师礼。以后我在课余寒暑无间地向老师请教吴昌硕大师的艺术真谛，潜心研习“吴派”的绘画技法，艺事有了长足进步。
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走上工作岗位。尽管平时工作繁忙，但我还是尽可能在节假日抽些时间练练笔头。隔一段时间就寄几张习作到上海请老师批阅。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文革。
1972年秋天，我忽然接到中断数年后个簃师的第一封手书，真是喜出望外。在他的鼓励下，我拿起久久搁置的画笔，并以通讯的方式继续向他请益。每次老师除了亲自写信点评我的习作以外，有时也在我的一些画得较好的作品上题字落款，以资鼓励。
1988年个簃师逝世，我也从工作岗位退休。我深深感到，虽然写字画画的时间宽裕了，但同时也油然起“来日苦短”之感，我开始通过笔会、联展、博览会以及举办个展等形式，把作品推向社会，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认可。同时不断加强“画外功”的积淀。我除了使自己的作品继续保持“吴派”遒劲、厚重、雄浑、大气等特色，也根据自身的个性和对各方面学习的感悟，进一步追求一种灵动、洒脱、自然、随意的风格。
艺无止境，人生有限。对我来说，能不能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也难以预料；更有价值的还是那些朝着目标进程中每时每刻所感受的那份期盼、那份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