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都说讲起我姚慕双，就会想起我在滑稽戏里扮演的角色，就会笑；其实，我们唱滑稽的创业是很艰辛的。
我祖籍在浙江慈溪庄桥镇姚家。人人都讲家乡好，我的家乡也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这里有清澈见底的甬江，有全国闻名的保国寺；春天一片绿，秋天一片黄，真美！不过，我的祖父年轻时候就到上海经商，是第一代上海移民。
我父亲姚复初生在上海，我于1918年的农历3月16日出生在上海的新闸路，虽然如此，但从小一直听大人们讲起家乡宁波，一直很向往祖籍的风光。小时候我就一直盼望能够有一天到宁波去看看，走走祖祖辈辈走过的路，吃吃祖祖辈辈吃过的饭。可是年轻时因为忙于生计，中年时忙于演出，虽然也常常路过宁波，但一直没能到祖父的出生地看看，这个愿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实现。那年，我已年逾古稀，家乡亲人在“杨梅节”上为我组织了“故乡行”的演唱会。家乡真美丽，家乡的杨梅真亲口，家乡的人真亲热！我来到庄桥老家，欢迎我的人群以我的名望为荣，我却以家乡的美而振奋，以家乡的繁荣而自豪，深深为家乡人的亲情而动容。
我年幼时，父亲在银楼里谋事，曾做过宁波泰亨元银楼的经理，家里吃穿不愁，记得我5岁时，家里就有了私家车。我们兄妹共三个；我是老大，取名为姚一麟，老二是妹妹，叫姚一凤，老三是弟弟姚一龙，即是我一生不离的拍档周柏春。
不是吹牛，我从小就占了宁波老家山青水秀的灵气，十分的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大人一说，我就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所以父亲母亲一直夸奖我既聪明又乖巧。那时候，我善于思考，读小学时就有了一个叫做“老世故”的绰号。我从小喜欢读书，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一直激励自己要有自信心，只要自己肯吃苦肯用功，定会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占有自己的位子。
小时候的我十分顽皮，有些“狡猾”。反正现在老了，“坦白”出来也无妨。有一次，母亲给钱让我和弟弟一龙一起去看电影，半路上我碰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和一个女同学讲话让自己的弟弟看见多难为情，于是我就想了一个点子将弟弟甩掉，而与那位女同学一起去看了电影。还有一个时期，我“敲诈”了弟弟的零用钱。弟弟刚上学时，还有到学校去之前吃口奶的习惯，我就利用弟弟好面子的弱点向他敲诈：如果他不将零用钱交出来，我就要把他的“丑事”在同学中公布于众，吓得弟弟只得乖乖地将零用钱悉数“上交”给我。当时，我很得意，但现在想起来很内疚。
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父亲终因生意失败，家道开始破落，很快陷入绝境。当时我刚入育才公学读初中，学名姚锡祺。为了生活，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变卖了，当然那辆小汽车也成了别人家的了，我作为长子，17岁的时候就义无返顾地挑起了家中的重担。我先到美国人开的“沙利文”面包店做服务生。到这家店里消费的多为外国人，在那里我一边打工一边也学得了流利的英语口语。我很快月薪到了20块，每天还有2块小费，挑起了全家的重担！
虽然忙于“养家糊口”，但我仍然想着读书，19岁时我到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大陆商场“量才补习学校”专补中文和英文，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家庭的教养，自己的好学，使自己身上渐渐有了一种“书卷气”。那时的书本学习和社会大课堂，为自己以后滑稽戏的创作和表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进入滑稽殿堂，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岁时，上海的滑稽虽然还是开创阶段，但已有一百多档；无线电里常有滑稽前辈和响档的播音。我模仿能力很强，加上经常从无线电里听滑稽节目，平时也能讲上几段滑稽小段子。我同学中有姚敏、姚莉兄妹俩，他们在电台里演唱歌曲已经崭露头角。一次，姚家兄妹邀我到她们播音的电台去玩，我邂逅了接在姚家兄妹节目后面播音的滑稽大家何双呆，姚家兄妹向何双呆介绍了我的情况，何双呆要我即兴表演一段，我随口学了几句市声，讲了几句英语，不料何双呆十分喜欢，答应愿意收我作徒。当时，只有学生认老师，很少有老师主动要找学生收的，这一下触发了我下海的愿望，回家筹了一百块“压帖”，便拜了何双呆为师，改艺名姚慕双。
当时，拜师多为一种名义，拜师后一直没有机会实践和表演。有一次，何双呆突然生病，让我在电台里顶替他表演。我匆匆忙忙上场顶演了一个自己平时哼唱的《上寿开篇》，开唱“天降麒麟福寿全⋯⋯”想不到就此一鸣惊人，听众好评如潮，纷纷打电话到电台了解我的情况并点播我的节目。
不久，我找了个搭档正式在电台演播独脚戏。但是搭档的艺术趣味与我截然不同，“合作”了没几个月便分手了，我只得将学名姚振民的三弟“拉”进电台，改艺名周柏春，一起在电台播音。那时，周柏春还在育才公学读书，是瞒着家里出来担任我的下手的。由于我们俩都有较好的文化，比起同时期的各档滑稽，文化修养、知识层次都略胜一筹，以“书卷气”的风格在滑稽界独树一帜，因此，较快地赢得了听众和观众的青睐。
周柏春“初出茅庐”，我“先进山门”带他出道。毕竟是同胞手足，我与周柏春的搭档心有灵犀，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相互学习，演技提高很快，以至成了滑稽界拍档时间最长、享有盛誉的“滑稽兄弟”。
滑稽，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很多从业人员素养的先天不足，历来有些像“臭豆腐干”——吃吃味道不错，闻闻气味不佳。当时很多人看不起“唱滑稽的”，特别是文化层次略高的，都有些把滑稽当成“下三流”。对于那种状况，我是很不服气很不买帐的，我认为滑稽带给人笑，应该是高尚的艺术，有信心让“有文化”的人也愿意欣赏滑稽！为了让更多的听众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兄弟俩就不断地创造新的段子，特别注重在节目里注入文化的内涵。经我们创造的独脚戏《英文翻译》、《牛排调猪排》、《新老法结婚》、《医诗博士》、《宁波音乐家》、《七十二家房客》等等，很快成了上海滩老少咸宜的滑稽快餐，并赢得了知识分子层面听众的欢迎。我和周柏春成了红挡，名扬上海。街头巷尾有“京戏要看梅兰芳，滑稽要听姚慕双”之说。
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滑稽史上第一个滑稽剧团“笑笑剧团”；新中国诞生后，我与周柏春一起组建了“蜜蜂滑稽剧团”。此后，我一直是又演独脚戏又演滑稽戏，始终在滑稽园地里耕耘。在蜜蜂滑稽剧团，我在滑稽戏《小儿科》、《老帐房》、《不夜的村庄》、《满园春色》等现代剧目里塑造了各种性格的喜剧人物。一次，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中央首长看了我主演的《满园春色》后大加赞赏，陈毅元帅还学着我在戏里扮演的“4号服务员”的样子，对着我翘起大拇指，连说“伟大！伟大！”
1960年，蜜蜂剧团被吸收进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人艺滑稽剧团先是以“上海曲艺剧团”团名恢复演出，不久又正式更名为上海滑稽剧团。这期间，除了四人帮横行时滑稽戏被“砸烂”、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外，我们滑稽事业还是得到了健康而迅猛的发展，我的创作激情在滑稽这个天地里也被充分调动了！创作独脚戏是我心中永远的情结，我和周柏春一起一生演出了几百个独脚戏，这个阶段则是我们独脚戏创作演出最成熟的时期，重新整理和作了极大丰富的《汉朝》、《广东上海话》、《各地堂倌》、《十三个人叉麻将》、《吃酒水》等等，以及精心创作的《学英语》、《啥人嫁拨伊》等等，都成了上海滑稽宝库里的宝贵财富。在滑稽戏的创作上，我一生一直走着“塑造滑稽典型人物”的道路，不管是在《笑着向明天告别》中扮演华祖康，还是在《路灯下的宝贝》里扮演一个人民教师，或者在《出色的答案》中扮演工人老方，以及在《海外奇谈》里扮演外国老板，我都挖掘人物的滑稽个性，努力既使人物栩栩如生，又让人物给观众带去愉悦和笑声。
1985年我和周柏春一同去香港演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滑稽第一次赴港，演出十分轰动，我俩被当地报纸誉为“大陆超级滑稽双档”。1992年，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底，我与周柏春又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去演出，我们浓烈的乡音引起了华人同胞的强烈反响，并受到了美国观众欢迎，当地专门为我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美国加州蒙特利市长向我俩赠送“城市钥匙”，还专门举行了授予“终身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
我现在已经是86岁，所谓已经进入耄耊之年。令我十分欣慰的是，不仅我的“双字辈”的学生们都已为滑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出色地完成了滑稽事业传帮带的任务，而且我所有的子女都十分争气：儿子姚祺儿是上海市十一届人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上海青年滑稽剧团副团长，电视海派情景剧《老娘舅》的主演：女儿姚贞儿原来在杭州滑稽剧团工作，后来到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担任培养和辅导滑稽票友的指导老师，现在移居德国；儿子姚勇儿原来也是上海滑稽剧团的演员，现在在港澳经商；女儿姚斌儿是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主演之一；女儿姚敏儿原是上海纺织局一个公司的工会主席，现在也到了退休年龄。我们家庭和睦，个个事业有成，生活幸福美满。
曹操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现在活到100岁的人都多来兮，我80多岁也还是个小弟弟呢！我这个“小弟弟”将永远把欢笑送给人民群众！
我祖籍在浙江慈溪庄桥镇姚家。人人都讲家乡好，我的家乡也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这里有清澈见底的甬江，有全国闻名的保国寺；春天一片绿，秋天一片黄，真美！不过，我的祖父年轻时候就到上海经商，是第一代上海移民。
我父亲姚复初生在上海，我于1918年的农历3月16日出生在上海的新闸路，虽然如此，但从小一直听大人们讲起家乡宁波，一直很向往祖籍的风光。小时候我就一直盼望能够有一天到宁波去看看，走走祖祖辈辈走过的路，吃吃祖祖辈辈吃过的饭。可是年轻时因为忙于生计，中年时忙于演出，虽然也常常路过宁波，但一直没能到祖父的出生地看看，这个愿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实现。那年，我已年逾古稀，家乡亲人在“杨梅节”上为我组织了“故乡行”的演唱会。家乡真美丽，家乡的杨梅真亲口，家乡的人真亲热！我来到庄桥老家，欢迎我的人群以我的名望为荣，我却以家乡的美而振奋，以家乡的繁荣而自豪，深深为家乡人的亲情而动容。
我年幼时，父亲在银楼里谋事，曾做过宁波泰亨元银楼的经理，家里吃穿不愁，记得我5岁时，家里就有了私家车。我们兄妹共三个；我是老大，取名为姚一麟，老二是妹妹，叫姚一凤，老三是弟弟姚一龙，即是我一生不离的拍档周柏春。
不是吹牛，我从小就占了宁波老家山青水秀的灵气，十分的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大人一说，我就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所以父亲母亲一直夸奖我既聪明又乖巧。那时候，我善于思考，读小学时就有了一个叫做“老世故”的绰号。我从小喜欢读书，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一直激励自己要有自信心，只要自己肯吃苦肯用功，定会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占有自己的位子。
小时候的我十分顽皮，有些“狡猾”。反正现在老了，“坦白”出来也无妨。有一次，母亲给钱让我和弟弟一龙一起去看电影，半路上我碰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和一个女同学讲话让自己的弟弟看见多难为情，于是我就想了一个点子将弟弟甩掉，而与那位女同学一起去看了电影。还有一个时期，我“敲诈”了弟弟的零用钱。弟弟刚上学时，还有到学校去之前吃口奶的习惯，我就利用弟弟好面子的弱点向他敲诈：如果他不将零用钱交出来，我就要把他的“丑事”在同学中公布于众，吓得弟弟只得乖乖地将零用钱悉数“上交”给我。当时，我很得意，但现在想起来很内疚。
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父亲终因生意失败，家道开始破落，很快陷入绝境。当时我刚入育才公学读初中，学名姚锡祺。为了生活，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变卖了，当然那辆小汽车也成了别人家的了，我作为长子，17岁的时候就义无返顾地挑起了家中的重担。我先到美国人开的“沙利文”面包店做服务生。到这家店里消费的多为外国人，在那里我一边打工一边也学得了流利的英语口语。我很快月薪到了20块，每天还有2块小费，挑起了全家的重担！
虽然忙于“养家糊口”，但我仍然想着读书，19岁时我到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大陆商场“量才补习学校”专补中文和英文，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家庭的教养，自己的好学，使自己身上渐渐有了一种“书卷气”。那时的书本学习和社会大课堂，为自己以后滑稽戏的创作和表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进入滑稽殿堂，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岁时，上海的滑稽虽然还是开创阶段，但已有一百多档；无线电里常有滑稽前辈和响档的播音。我模仿能力很强，加上经常从无线电里听滑稽节目，平时也能讲上几段滑稽小段子。我同学中有姚敏、姚莉兄妹俩，他们在电台里演唱歌曲已经崭露头角。一次，姚家兄妹邀我到她们播音的电台去玩，我邂逅了接在姚家兄妹节目后面播音的滑稽大家何双呆，姚家兄妹向何双呆介绍了我的情况，何双呆要我即兴表演一段，我随口学了几句市声，讲了几句英语，不料何双呆十分喜欢，答应愿意收我作徒。当时，只有学生认老师，很少有老师主动要找学生收的，这一下触发了我下海的愿望，回家筹了一百块“压帖”，便拜了何双呆为师，改艺名姚慕双。
当时，拜师多为一种名义，拜师后一直没有机会实践和表演。有一次，何双呆突然生病，让我在电台里顶替他表演。我匆匆忙忙上场顶演了一个自己平时哼唱的《上寿开篇》，开唱“天降麒麟福寿全⋯⋯”想不到就此一鸣惊人，听众好评如潮，纷纷打电话到电台了解我的情况并点播我的节目。
不久，我找了个搭档正式在电台演播独脚戏。但是搭档的艺术趣味与我截然不同，“合作”了没几个月便分手了，我只得将学名姚振民的三弟“拉”进电台，改艺名周柏春，一起在电台播音。那时，周柏春还在育才公学读书，是瞒着家里出来担任我的下手的。由于我们俩都有较好的文化，比起同时期的各档滑稽，文化修养、知识层次都略胜一筹，以“书卷气”的风格在滑稽界独树一帜，因此，较快地赢得了听众和观众的青睐。
周柏春“初出茅庐”，我“先进山门”带他出道。毕竟是同胞手足，我与周柏春的搭档心有灵犀，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相互学习，演技提高很快，以至成了滑稽界拍档时间最长、享有盛誉的“滑稽兄弟”。
滑稽，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很多从业人员素养的先天不足，历来有些像“臭豆腐干”——吃吃味道不错，闻闻气味不佳。当时很多人看不起“唱滑稽的”，特别是文化层次略高的，都有些把滑稽当成“下三流”。对于那种状况，我是很不服气很不买帐的，我认为滑稽带给人笑，应该是高尚的艺术，有信心让“有文化”的人也愿意欣赏滑稽！为了让更多的听众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兄弟俩就不断地创造新的段子，特别注重在节目里注入文化的内涵。经我们创造的独脚戏《英文翻译》、《牛排调猪排》、《新老法结婚》、《医诗博士》、《宁波音乐家》、《七十二家房客》等等，很快成了上海滩老少咸宜的滑稽快餐，并赢得了知识分子层面听众的欢迎。我和周柏春成了红挡，名扬上海。街头巷尾有“京戏要看梅兰芳，滑稽要听姚慕双”之说。
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滑稽史上第一个滑稽剧团“笑笑剧团”；新中国诞生后，我与周柏春一起组建了“蜜蜂滑稽剧团”。此后，我一直是又演独脚戏又演滑稽戏，始终在滑稽园地里耕耘。在蜜蜂滑稽剧团，我在滑稽戏《小儿科》、《老帐房》、《不夜的村庄》、《满园春色》等现代剧目里塑造了各种性格的喜剧人物。一次，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等中央首长看了我主演的《满园春色》后大加赞赏，陈毅元帅还学着我在戏里扮演的“4号服务员”的样子，对着我翘起大拇指，连说“伟大！伟大！”
1960年，蜜蜂剧团被吸收进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人艺滑稽剧团先是以“上海曲艺剧团”团名恢复演出，不久又正式更名为上海滑稽剧团。这期间，除了四人帮横行时滑稽戏被“砸烂”、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外，我们滑稽事业还是得到了健康而迅猛的发展，我的创作激情在滑稽这个天地里也被充分调动了！创作独脚戏是我心中永远的情结，我和周柏春一起一生演出了几百个独脚戏，这个阶段则是我们独脚戏创作演出最成熟的时期，重新整理和作了极大丰富的《汉朝》、《广东上海话》、《各地堂倌》、《十三个人叉麻将》、《吃酒水》等等，以及精心创作的《学英语》、《啥人嫁拨伊》等等，都成了上海滑稽宝库里的宝贵财富。在滑稽戏的创作上，我一生一直走着“塑造滑稽典型人物”的道路，不管是在《笑着向明天告别》中扮演华祖康，还是在《路灯下的宝贝》里扮演一个人民教师，或者在《出色的答案》中扮演工人老方，以及在《海外奇谈》里扮演外国老板，我都挖掘人物的滑稽个性，努力既使人物栩栩如生，又让人物给观众带去愉悦和笑声。
1985年我和周柏春一同去香港演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滑稽第一次赴港，演出十分轰动，我俩被当地报纸誉为“大陆超级滑稽双档”。1992年，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底，我与周柏春又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去演出，我们浓烈的乡音引起了华人同胞的强烈反响，并受到了美国观众欢迎，当地专门为我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美国加州蒙特利市长向我俩赠送“城市钥匙”，还专门举行了授予“终身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
我现在已经是86岁，所谓已经进入耄耊之年。令我十分欣慰的是，不仅我的“双字辈”的学生们都已为滑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出色地完成了滑稽事业传帮带的任务，而且我所有的子女都十分争气：儿子姚祺儿是上海市十一届人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上海青年滑稽剧团副团长，电视海派情景剧《老娘舅》的主演：女儿姚贞儿原来在杭州滑稽剧团工作，后来到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担任培养和辅导滑稽票友的指导老师，现在移居德国；儿子姚勇儿原来也是上海滑稽剧团的演员，现在在港澳经商；女儿姚斌儿是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主演之一；女儿姚敏儿原是上海纺织局一个公司的工会主席，现在也到了退休年龄。我们家庭和睦，个个事业有成，生活幸福美满。
曹操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现在活到100岁的人都多来兮，我80多岁也还是个小弟弟呢！我这个“小弟弟”将永远把欢笑送给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