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在举国欢庆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格外欢喜、激动。50年前一群归心似箭的留学生在归国途中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欢乐场面，又把我带入了那如歌的岁月，那是多么令人难忘和激动的时刻啊。
1948年8月，当时我在原北大医院工作。因争取到美国医药援华会资助，于是赴美进修。进修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回原单位工作三年，并可获赠必要的书籍和仪器设备。当我乘船到达旧金山时，正好我爱人王光超也乘飞机赶到了，于是我们同到纽约进修。不久，国内三大战役开始，北平解放了。我们怀着关切的心情，每天从美国报纸和家信中得到一些国内消息。
很快，一年进修期满，我们准备回到祖国工作，并急切地想与家人团聚。而美国方面则表示希望我能留在美国或到台湾；如果我执意要回北京，则原来许诺赠送的书籍和设备就都告吹。我们归心似箭，在美国南部几个医学院匆匆参观之后，于1949年9月赶到旧金山，登上了即将开赴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
上船之后不久，我发现同船有20余名与我们年龄相若的青年人，都是急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很快大家就彼此熟悉了，有的进步青年拿出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组织大家学习。大家还在一起学唱革命歌曲，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一天，忽然从船上听到广播，新中国将在10月1日正式成立。同时也收听到了关于规定国旗与国歌的报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我们这群青年人中掀起巨大热潮。大家决定要在甲板上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庆祝会上想要举起五星红旗，怎么办呢？大家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白布，用红药水染成红色。再用布剪成一大四小五个黄色五角星。由于当时未听清四枚小星如何排列，就简单地把四个小星放在大五角星的四角。10月1日，大家情绪激昂，举起这面不合规格的五星红旗，在甲板上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当时热烈的情景，5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船到了香港，同船的朋友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各奔东西：有的需要辗转回到尚未解放的四川，有的要到江南。我们则托人买了到天津的船票，踏上了回北京的路途。分手时只顾互道珍重，却忘记留下姓名和通讯地点。
到了北京，才发现我们自制的红旗不合规格，远没有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那样庄严漂亮，但我们对新中国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之情，却像这五星红旗一样鲜艳耀人。
转眼过了半个世纪，我们都步入老年行列。今年又到了纪念国庆的大喜日子，我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在京的同志开始联络，准备聚会一次，庆祝祖国母亲的50华诞，以表达我们这些50年前的归国学子们对祖国前景的祝愿。最先行动的是陈辉，他当时在船上就是一位爱活动的人，那时他叫陈乔治。多年来他一直在英文《中国日报》工作，在向国外宣传报导我国取得的新成就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年轻的是梁思礼，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弟。他在我国航天事业方面贡献很大，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另一位是刘传琰先生，回国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专攻世界经济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专家。联系上的还有成都的侯宗卫，他多年在成都财经学院任教，现已退休。虽然也想到北京和老朋友叙旧，可惜他因年老体衰，不能远途跋涉，因而也不能参加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底前的聚会了。王光超和我出国前都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助教，回国后一直继续在校任职。王光超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皮肤科主任教授、中华皮科学会主任委员和全国性学会主任，现已退休。我则一直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工作，也曾兼任过科主任、院长、系主任等职。文革中，这一切职务都被取消了，我又从工友、护士逐步恢复了医生工作，现在任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已超期服务20年！
我生长在城市，对农村情况很少了解。在毛主席6.26指示下达后，我和医院里的同事们到密云县水库南北西岸各公社巡回医疗，并为当地培训赤脚医生。这时才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也深感自己在离开城市医院条件时的无能。这启发了我要为改变农村妇女儿童的健康情况作贡献的意念。
机会终于来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这一批从妇产科临床研究发展出来的妇女保健队伍，开始在农村研究如何降低母婴死亡率，并获得明显效果，为进一步降低全国农村母婴死亡率开了个好头。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在医院中等待个体病人找上门来，与到基层去为群众做预防工作，有着多大的不同。如果50年前我留在美国或去了台湾，经济收入上可能要比现在高。但哪能与在祖国大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更广阔的天地让我们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在为建设祖国、为广大农村妇女儿童服务中而享受到宝贵的精神财富相比呢！
我们几个同船回国的同志们，准备在今年10月底再次相聚，畅叙50年前的旧情和50年来的经历，这是多么难得的再相会呀！可惜的是，部分老同伴已去世，还有一些人久失联系，能聚在一起的只有我们五人。但我相信，我们的心情，可以代表建国50年来所有归国留学生的心声。
1948年8月，当时我在原北大医院工作。因争取到美国医药援华会资助，于是赴美进修。进修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回原单位工作三年，并可获赠必要的书籍和仪器设备。当我乘船到达旧金山时，正好我爱人王光超也乘飞机赶到了，于是我们同到纽约进修。不久，国内三大战役开始，北平解放了。我们怀着关切的心情，每天从美国报纸和家信中得到一些国内消息。
很快，一年进修期满，我们准备回到祖国工作，并急切地想与家人团聚。而美国方面则表示希望我能留在美国或到台湾；如果我执意要回北京，则原来许诺赠送的书籍和设备就都告吹。我们归心似箭，在美国南部几个医学院匆匆参观之后，于1949年9月赶到旧金山，登上了即将开赴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
上船之后不久，我发现同船有20余名与我们年龄相若的青年人，都是急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很快大家就彼此熟悉了，有的进步青年拿出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组织大家学习。大家还在一起学唱革命歌曲，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一天，忽然从船上听到广播，新中国将在10月1日正式成立。同时也收听到了关于规定国旗与国歌的报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我们这群青年人中掀起巨大热潮。大家决定要在甲板上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庆祝会上想要举起五星红旗，怎么办呢？大家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白布，用红药水染成红色。再用布剪成一大四小五个黄色五角星。由于当时未听清四枚小星如何排列，就简单地把四个小星放在大五角星的四角。10月1日，大家情绪激昂，举起这面不合规格的五星红旗，在甲板上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当时热烈的情景，5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船到了香港，同船的朋友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各奔东西：有的需要辗转回到尚未解放的四川，有的要到江南。我们则托人买了到天津的船票，踏上了回北京的路途。分手时只顾互道珍重，却忘记留下姓名和通讯地点。
到了北京，才发现我们自制的红旗不合规格，远没有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那样庄严漂亮，但我们对新中国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之情，却像这五星红旗一样鲜艳耀人。
转眼过了半个世纪，我们都步入老年行列。今年又到了纪念国庆的大喜日子，我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在京的同志开始联络，准备聚会一次，庆祝祖国母亲的50华诞，以表达我们这些50年前的归国学子们对祖国前景的祝愿。最先行动的是陈辉，他当时在船上就是一位爱活动的人，那时他叫陈乔治。多年来他一直在英文《中国日报》工作，在向国外宣传报导我国取得的新成就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年轻的是梁思礼，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弟。他在我国航天事业方面贡献很大，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另一位是刘传琰先生，回国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专攻世界经济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专家。联系上的还有成都的侯宗卫，他多年在成都财经学院任教，现已退休。虽然也想到北京和老朋友叙旧，可惜他因年老体衰，不能远途跋涉，因而也不能参加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底前的聚会了。王光超和我出国前都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助教，回国后一直继续在校任职。王光超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皮肤科主任教授、中华皮科学会主任委员和全国性学会主任，现已退休。我则一直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工作，也曾兼任过科主任、院长、系主任等职。文革中，这一切职务都被取消了，我又从工友、护士逐步恢复了医生工作，现在任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已超期服务20年！
我生长在城市，对农村情况很少了解。在毛主席6.26指示下达后，我和医院里的同事们到密云县水库南北西岸各公社巡回医疗，并为当地培训赤脚医生。这时才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也深感自己在离开城市医院条件时的无能。这启发了我要为改变农村妇女儿童的健康情况作贡献的意念。
机会终于来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这一批从妇产科临床研究发展出来的妇女保健队伍，开始在农村研究如何降低母婴死亡率，并获得明显效果，为进一步降低全国农村母婴死亡率开了个好头。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在医院中等待个体病人找上门来，与到基层去为群众做预防工作，有着多大的不同。如果50年前我留在美国或去了台湾，经济收入上可能要比现在高。但哪能与在祖国大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更广阔的天地让我们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在为建设祖国、为广大农村妇女儿童服务中而享受到宝贵的精神财富相比呢！
我们几个同船回国的同志们，准备在今年10月底再次相聚，畅叙50年前的旧情和50年来的经历，这是多么难得的再相会呀！可惜的是，部分老同伴已去世，还有一些人久失联系，能聚在一起的只有我们五人。但我相信，我们的心情，可以代表建国50年来所有归国留学生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