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想必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否则《千年望族慈城冯家——一个宁波氏族的田野调查》怎能成为宁波市社科院（社科联）2011—2012年度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之后，《田野调查》又得到慈城镇、江北区的支持。之前，该研究项目至少两次被列入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指南名录。
  屈指算来，关注慈城冯家已达14年。至今仍难以忘记第一次选题撰写冯家故事的情景。14年前的一天中午，在江东一家小饭店，我向戴松岳、钱文华征询《城北山水城北人》创作提纲的意见。戴先生看到《千年学府百年慈湖》一目便说，还可写篇千年冯家；钱先生说当代作家冯骥才就是慈城冯家人。那时他俩谈的一些冯家逸事，皆成了我写作《千年望族》一文的素材⋯⋯此后，《千年望族》一文刊登在李建树先生主编的《文学港》，如今一些网站还在转载此文。
  想必这是一件颇为重要的事，否则做慈城冯家的《田野调查》怎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与厚爱呢。2001年，写好拙稿《千年望族》，寄给冯骥才老师，他回信称：“文章写得很清新。你对冯家比我了解，到时我要来采访你⋯⋯”12年后，我去天津访问冯宽，做《父亲冯骥才》的口述史。那天上午，大冯老师特地到学院询问《田野调查》的创作情况，具体指导口述史整理工作，还教授口述史的海内外学术动向。末了，还让冯宽请我吃饭。“请吃饭”是自古到今最为朴素又最为深情的礼节，开展冯氏研究田野调查期间，我N次被请吃饭。其中一次是旅居海外的慈城冯氏后裔委托国内的外甥女在香格里拉大酒店请吃饭，说这是海内外两代人的心愿；我不会忘记在北京天外天烤鸭店的那顿午餐，一冯氏孙女召集在京的三户冯氏后裔，足足谈了近四小时的冯家人逸事，而满桌佳肴全不见底。可以说如此的“请吃饭”是我研究慈城文化以来最高的礼遇，自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宴请”，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一种对家族文化的尊重，一种对文化研究者的尊重，一种对文化的尊重。《田野调查》中的这种尊重，有时是一只珠子小米老鼠（一冯家女儿晓得我属鼠，专门为我串做的钥匙挂件），有时是一枚从自己胸前取下的小花针，有时是一对祝福的寿碗，有时是一束自制的米面，有时是自栽的春笋抑或秋芋，还有是一套书，抑或是一首打油诗、一条祝福的短信、一只充电宝、一瓶润手霜⋯⋯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打量这些物件，这算什么呢？而在我的心里却是那么的珍贵，件件无价，是因为融入了他或她的真情。如今最为宝贵的是金钱买不到的真情与尊重。
  想必这是一件颇为烦琐的事，否则此研究项目怎么会超期一年多方完成呢。烦琐自然是研究对象本身所致，冯氏家族年代悠远、族支繁杂，还有史料缺乏等原因。因而，自我初写《千年望族》一文至开题做系统的田野调查的十余年间，做了资料累积、单一主题研究，责编出刊了《宁波慈城冯氏研究》四期，参与了天津大学《北洋人文丛书》第一辑《以思想立》背景栏目的主持⋯⋯诸如此类的基础准备似乎注定了《田野调查》的烦琐。一个千年家族的文化积淀，众多访问者的尊重，也许原本就是一个尊重与被尊重的过程，我尊重每一位被访问者，他或她的来访，他或她的修改与补充，可公开抑或不可公开的反复多变、反复唠叨甚至啰唆的故事，我总是耐心地倾听，因为絮絮叨叨的叙说中也会有不经意的发现。这样一切的一切，无疑使《田野调查》的过程更加烦琐。这些年，急性子的我变成了耐心的倾听者，因为我始终牢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对你自己忠实。”这是真实的原则，我坚守的真实原则。此乃我的为人处世，亦是我的人生、我的工作、我的写作所遵循的原则。为此原则，《田野调查》也就变得烦琐了。
  想必这还是一件没有做完的事，否则研究文本提交后怎么还有冯氏子姓来电或来访再叙口述史呢；成稿的《田野调查》也因史料不足而留下亟待进一步发现的尾巴；还有于明末以后陆续迁离慈城的慈城冯氏，如定居在鄞县石碶镇的冯家，《田野调查》几乎没有对其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绪论中提及的冯恕一家亦是如此；就算对在慈城的冯氏家族研究，亦是不尽完全的，如统宗祠冯宅冯瑞棠一家与布政房冯叔吉的关系如何，朝北门头冯一梅子孙今在何处，还有大宗祠双块桥板部分世系是按信客封等史料推定，冯梅卿家与颜家桥冯家的关系又是如何⋯⋯诸如此类。对于千年望族慈城冯家来说，没发现的远比发现的要多得多。郑挥先生收藏的慈城冯家信客封，其中有“翰章生意已定夺，在象山当店司，端节后可以就职，该当系前新屋人老业，经手冯葵仙”的记载，由此推断前新屋在象山曾有店铺，虽然《田野调查》中，前新屋人提及有人在象山工作，但没有更详尽的资料来说明慈城冯氏的象山产业等，而不足以载入表二十八，也说明了这是一部没写完的书。
  因为有意义，因为被尊重，尽管烦琐，我终于还是提交了这部没有句号的书稿。这个过程，无论是写作，还是调查，我感觉总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奇力。为寻找冯氏后裔，我曾多次在慈城冯氏的墓葬地寻找打了死结的线索，好多次像是得到了冯氏祖先的庇护那般，在黄夹岙公墓我竟戏剧性地找到了冯受之的孙子鄂棣、福棣等，从而解开死结，续上冯氏祖脉，还增补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宁波帮故事。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感谢冯鄂棣为我写的赞美诗：“难贵跋涉勤探索，千年望族又逢春。良风习俗得传承，祝愿事业胜舟顺。”
  应该说，我的开题访问是从冯子昂提供的一份《慈湖中学冯姓通讯录》开始的，因而在《田野调查》付梓前，我首先要感谢冯子昂先生和所有接受访问的调查对象、提供访问线索和各自掌握家族资料的人们（参见附录一），及其亲友团。因年老的他或她不会操作电脑，是他或她的亲友团与我在网上联系；有的海外被访问者还通过内地的亲友团专程送来老照片等资料，由此使我们的联络更加快捷。我要感谢宁波市政协的韩志敏、农工民主党宁波市委会的吴蓓萌、余姚市人大的姚桂珍、江北区人大的冯君其、江北区民政局的姚英、慈湖中学的王祺、上海经促会的包光宇、中国作协的赵莉等人提供的访问线索。天津是宁波帮创业的一大码头，也是《田野调查》的重要地域，宁波市政府驻天津办事处原主任张福宏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不仅安排我在津访问时的食宿起居，还帮助联络天津的慈城冯氏后裔，查阅天津冯氏家谱等，我感谢她大姐般的帮助。其间，我曾去天津图书馆查阅天津地方文献，不巧的是双休日该馆历史文献阅览室不对外开放，后经赵彦龙馆长等人安排，由刘桂芳先生值班破例为我开馆一天，这是甲午春津门之行的暖色故事。近年来，我进出宁波、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处处皆遇温暖的人与事。经同事吴召兵介绍，我与浙江图书馆姚宏伟相识，《田野调查》多次受到她远程代查资料的帮助，我要感谢这些文明的传递者；要感谢上海图书馆的王仁芳、罗天雨，浙江图书馆的张群、苏立峰、曹海花，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的庄立臻、袁芳芳、袁慧、饶国庆、任红辉、周慧惠等，宁波图书馆的何玉娟、汪岚、干亦玲，宁波档案馆的潘丽芬，慈城房管所的毛丹嫱等诸位方家的帮助。《田野调查》中引用不少他人的研究成果（参见附录二），尤其是孙善根提供的《〈申报〉旅沪同乡会社团史料》、《秦润卿日记》两份电子稿，时尚未出版，而为《田野调查》提供了捷径，由此我要感谢孙善根对我的信任与帮助；要感谢孔宇赠送的全套《慈溪县志》（光绪版印影），沈丁永赠送的《慈溪县志》（1991年版），吴志贵赠送的慈湖中学校庆资料，胡良勇、陈蓉提供的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图片资料，这些案头资料为编制表格提供了方便；要感谢未曾谋面的王清毅与王雷闻知我的研究开题后，各自帮我查阅相关资料信息并及时提供于我；要感谢收藏家郑挥、张介人、谢永刚、杨晓蝾、郑建飞等人提供藏品的有关资料与实物翻拍；要感谢摄影家钟建强、王勇、史光伟、史凤凰等提供的照片；要感谢摄影家沈国峰提供的1937年慈城地图信息以及为《田野调查》专门拍摄的慈城冯家新景；要感谢新世纪婚纱摄影的武雪为笔者收集的图片做了后期处理；我还要感谢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孙玉芳、高爽，以及裴明海、孙金奎、夏君苗、王泰琅、应根法、胡国元、蒋岳年、胡琳丹、孙飞波、孙朝龙、韩杭、张建国、王兴满、褚纳新等人提供的帮助。
  《田野调查》是通过慈城文化服务中心、慈城镇文联（冯氏研究会）向宁波市社科联立项申报的，我由衷地感谢慈城镇为我的创作提供的平台，亦感谢慈城镇文联的董旗、应莉莉、顾晓霞、丁丹丹等提供的帮助；要感谢宁波大学周志锋先生对我开题时的鼓励，感谢天一阁龚烈沸先生提出的审读意见。有道是，一个好汉众人帮，我做的《田野调查》竟然能得到如此多的帮助，此乃我之幸，是慈城冯家之幸，更是中华文化之幸。
  这是一部没写完的书，由于学资所限，还可能因匆促结题，作品定有诸多不足，敬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