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在杭州吴山脚下，是家里的老二，哥哥根发比我大三岁，弟弟根余比我小四岁，我们有个妹妹。我家是从阿爷开始离开慈溪老家（现称庄桥苏冯村）到杭州来的。阿爷云生我没看到过，阿爷是否有兄弟我也没听到过，可能因阿爷过世早，父亲与堂兄弟也失去了联系。听阿娘讲，阿爷到杭州来是到胡庆余堂学生意，满师后就成了第一批药工。阿娘姓张，也是宁波人。父亲芝芳14岁时就在杭州一小药店学生意，18岁才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当药工。父亲有一个姐姐梅英，一个妹妹小翠，父亲出生前，有个哥哥，长得漂亮讨人喜爱，可三岁去世，令阿娘很伤心，阿娘好几年没生儿子，当父亲出生时便取女孩之名，民间认为女孩易养。父亲是哪年进药堂的我不太清楚，药堂现存一张摄于1940年店员合影的老照片，父亲也在其中。
  母亲余阿宝（1904—1989）是庄桥费家市人。日本人侵略杭州，母亲带我们兄妹去过老家一趟，好像是1945年初夏，父亲没去。我们是乘火车回老家，有亲戚到庄桥火车站来接，我和弟妹是由亲戚挑担到费家市不到的余倒河塘村（余倒为地名的谐名，今属庄桥街道朱家村），那是母亲的亲戚家，叫什么今想不起。因学生意后一直没去过老家，前些年路过宁波，有意识地去寻找，好像没当年的影子了。
  从老家回杭州没几年，父亲身体有恙，接连做了胡庆余堂的三年病客。病客没工资，当时阿娘还在，还有外婆也住我家，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全靠母亲、阿娘、外婆仨替人家缝缝洗洗，因而我还在高银巷小学读书时，就听大人在商议让我去胡庆余堂学生意。旧时，学生意的年龄大多在14岁左右，太大超过15岁，人的个性已养成就难教了；13岁以下太小，生活难自理。而且胡庆余堂又是一年只收一学徒，要求人品好、会做事，并由董事会决定招收谁。1948年我小学毕业，年龄正好。按理这年学徒名额是轮不到我的。胡庆余堂有15个股东，这一年有五六个董事的亲戚都想进胡庆余堂，还有100多位职工中的一些子弟，显然是摆不平。因为摆不平，有董事提出这次能否照顾家境困难的老职工子女。第二年的1月3日是每年一次的胡庆余堂的吃桌头酒。这酒交关重要，收到请柬的可继续工作，没收到请柬的就回家失业，所以这桌酒饭对药工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所以药工称其“杀头酒”。桌头酒上还宣布招收学徒的姓名。
  我要进胡庆余堂学生意，母亲量尺寸给我做了件新长衫。当时家里实在太困难，小时过年还能穿新衣，上学后很少穿新衣裳，这次母亲还依着我的脚做了双新布鞋。
  我从小跟阿娘困，18日夜，年近八旬的阿娘没困熟，我学生意要三年不能回家，让她很伤心。第二天是1月19日，这是进胡庆余堂拜师学艺的日子，每年的这天我不会忘记。我记得，这天天没亮透，阿娘起床专门替我烧一碗鸡蛋面，这是平时吃不到的早饭……出门前，父亲坐在上横头，看母亲默默帮我穿好长衫，这是我第一次穿长衫。长衫像道袍一样又长又大，下摆沿口足足缝进半尺还是快拖到脚面，尽管如此，穿上新长衫的我，人好像长高了许多。
  从家里到胡庆余堂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祖母是小脚，我不让祖母送。我从小跟祖母困，她不舍得，一定要送，还拉着我的手，走得很慢，低声地说：根生，家里实在太穷，稍微有点钱，也得让你读完初中。但家里经济不允许。我家是穷，但要穷得有志气。祖母还告诫：你出山了（方言，即成事后）要多做善事，千万不能做缺德事情。当学徒交关苦，你要咬紧牙关，再苦也要坚持下去，不能做回汤豆腐干（即被辞退回家）。到了店堂门口，祖母还是拉着我，不肯松手，泪汪汪地还在叮嘱：做事有头有尾不要半途而废，师傅叫啥就做啥……我抬头是高高的封火墙，往门洞看又看不清什么，其实这里我不知来过多少次，给父亲送衣或送雨伞，因好奇与小伙伴一起张望过，或者路过。而此时此刻面对庭院深深的胡庆余堂，面对紧拉着我手的阿娘，还有悄悄跟在我们身后的母亲，真有些不知所措……我看到轻声叮咛的祖母眼眶里的泪花，是一阵心酸，眼睛似也湿了，但我忍住，拼命地点头，对阿娘说，我进去了。也就在我接过母亲递过的小包袱那一刻，阿娘提高了嗓音，还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不管做什么，都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阿娘路上说的话对我以后的做人做事影响很大，特别是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从学生意开始工作了60多年，基本以此为准，而且人家请我做报告，在香港大学讲学时，我都讲到阿娘的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告慰阿娘，她的话我都做到了，无论是当学徒，还是做董事长。今年我年逾八旬，以前我是做一天工作就是一个样子，凡要职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不准职工做的，自己千万不能去做。这话讲讲很轻松，但做起来实在太难。
  阿娘、母亲送我到胡庆余堂的大门口，与她们分别后，有人领我到师傅那儿。我被人引领到上面所说老照片店员合影的那间悬挂着“耕心草堂”匾额的堂屋。堂屋已是香烛高燃，烟气缭绕，在药师菩萨画像下，并排坐着两个人，一位是胡庆余堂的第四位经理俞绣章，他也是宁波人，一位是头发花白的师傅韩秉楠。经他人的指导，我在一块江南常见的旧毛毡上行跪拜礼。这一拜，年幼的我与年老的药堂好像是要从此相依为命，以至“文革”期间，我在胡庆余堂当保卫科长，大约是1966年夏天，造反派提出砸胡庆余堂，我每天值班到半夜才敢睡，当时厂里也有两派，老师傅对胡庆余堂有感情，我们一起保护胡庆余堂，但还是被烧了四只石狮子。后造反派又说我幕后指使而被撤销保卫科长，去做装卸工。虽说如此，胡庆余堂保下来了，十多年前，国家文物局局长视察胡庆余堂，说保护得真好，这是后话。再说拜师，行跪拜礼后，我成为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因为此后胡庆余堂再不招收徒弟。
  三拜九叩之后，师傅扶起我，将一旁的各“房”房头一一作了介绍。中药店的后厅各部门，如原料的大料房、细料房，加工的刀房、磨房等统称房，房头是各房的负责人，相当于班组长。师傅是个部门经理，有七个学徒，我最小。此刻的气氛开始轻松起来，师傅出了一些类似胡庆余堂的堂宝是什么等问我，这些问题，我曾听父亲说过，便以听说的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驴皮膏、全鹿丸，还有香炉、药书、金铲银锅等回答。看我答得不错，其中一个高个师傅说带我见识见识这些宝贝，而坐在高堂的俞经理却一摆手，说了声“慢”，立起身，走过我身边，走出耕心草堂，穿过天井，在前店后厅的分隔处，手指墙壁的“戒欺”匾额说，这才是我们胡庆余堂最最重要的宝贝。俞经理让我细细看看，他的声音不高，却有磁性似的回响。
  胡庆余堂规矩极严，学徒见到自己的师傅要叫师傅，见到其他长者也要恭敬站立，尊称其“客师”。学徒一律住在店堂，生意忙时所有员工也要住在店内，我的师兄因结婚请不出婚假，只好由其妹怀抱公鸡代拜堂。住店内的员工不准夜不归宿，不准留“西发”（指分头、背头等发型），不准穿皮鞋，不准穿长衫以外的服装，而且长衫不能有口袋等。刚去时，我对长衫没口袋不习惯也不明白，那多不方便，后来渐渐明白店里有很贵重的药材，一不小心落到口袋，怕误会而有二损，一损人自尊，一损店堂利益。
  其实说规矩严，还不如说学徒苦。我去时正是腊月，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每天5点之前必须起床。起床头一件事是扫地，必须把店堂两进院落两层楼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打扫一遍，扫完地是拭柜台、擦桌子；还有百眼橱上那一排排青花瓷瓶、多棱锡罐全要小心擦拭，直至能照人眉目为止；除做杂事，还要认记药名，要在一堆花草中辨识不同的药材，略知其药效，而这一切都是在非营业时间做的。按规矩，开门营业时，学徒退出店堂撤到后边。撤到后边不是赋闲，而是跟着师兄做“小炒”。小炒是药店的行话，是对顾客配方中的某一种药做洗、切、炒、煅等加工，这是药店学徒的基本功。我进胡庆余堂时，前边站柜台的有30多人，而后边做小炒的只有师兄和我两人，而每天接的方少时几百，多时上千，药方大多有小炒，每天有多劳累，现在都不敢想。送走最后一位顾客，胡庆余堂关门打烊。但旧时的药店有一规定，虽打烊关门，但只要有人上门必须开门待客。胡庆余堂的药，药真货实，因而半夜顾客较多，而店堂的规矩是学徒先开门，师傅开药方，再由学徒炒小炒。因而半夜接方铃声一响，我要立刻翻身起床，摸黑下楼，跨院开门。最麻烦的是白天听师傅讲了鬼故事，半夜黑灯瞎火的，我是被吓煞。我生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长也是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想不到13米高的围墙内是如此的高深莫测。然而，正是这高深莫测的胡庆余堂学徒经历让我领略了中华国药的文化，也为我从事国药半个多世纪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年的5月3日，杭州解放。之前的杭州是人心很慌，胡庆余堂怕发生意外，与左邻右舍的店家一样关门落锁，这样高墙内的店员们不知高墙外的世面。到4日早晨，老俞经理觉得总关门不是办法，就让我去领领世面。我悄悄拉开后门，看街上没有行人，沿着墙脚想看个明白，不料转过街角，差一点与穿黄衣的军人撞头。不过这一探消息，我这个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又成了迎接解放军的第一人。以后故事可多了。
  我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过上了幸福生活。十多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回慈溪老家替阿爷做坟，这是中
  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当时父亲还拍了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可现在找不到了。1972年，父亲过世。之后，我国迎来改革开放，我们国药业也迎来发展的春天。在时代的浪潮中，我牢记阿娘“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教训和国药业的文化传统，把“国药”做成“国宝”而被誉为“江南药王”，中国青春宝嫁接百年胡庆余堂而名震海内外。
  “国药根生”那是一友人替我刻的一枚闲章。人啊，很有意思，越年长越念旧，前几年，我专门到慈城去寻过根呢，受到江北区委书记、慈城镇委书记的接待。这就是那年在冯宅前拍的照片。我的根生在宁波，听说家乡来人，为我们老冯家写家史，尽管我对老家的记忆是零碎的，但我不管下大雨，还是来公司，说说学生意与老家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