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四、慈城冯氏的记忆
| 内容出处： |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图书 |
| 唯一号： | 112520020220002379 |
| 颗粒名称： | 四、慈城冯氏的记忆 |
| 分类号： | K820.9 |
| 页数： | 87 |
| 页码： | 748-83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冯氏的记忆的情况。其中包括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学生意和故乡的一些记忆、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皋拜桥冯和我家、东江沿冯家、我家从余姚迁徙而来、从慈城迁徙镇海骆驼田胡村、从慈城迁徙三七市石堰、冯家村的来历等。 |
| 关键词： | 慈城镇 冯氏 记忆 |
内容
因联系到的慈城冯氏三个祠堂各支慈城冯氏后裔参差不齐，且一些冯氏后裔族支不明确或无考，尤其是迁离慈城的慈城冯氏，大多不知是哪个祠堂、哪支子姓，即使了解祠堂也分不清祖先。鉴于此，设《慈城冯氏的记忆》一节。
本节由“迁徙”、“新家园”、“冯家往事”三个层面构成。在“迁徙”中，采用了一份历10年经6次调查所编的《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以及慈城冯氏苏冯支冯根生（39世）的口述稿，因为同样缺乏家谱等史料，苏冯村冯氏子姓仍无法明确其祠支。从前述有关迁徙者的口述稿分析，慈城冯氏迁离县城到周边村落定居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明末清初，慈城冯氏参与浙东士子的抗清复明活动给家族带来灾难，如《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一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如《从慈城迁徙镇海骆驼田胡村》。这是两篇明确表示迁徙原因的口述稿，与不明确迁徙年代的口述稿，如《从慈城迁徙三七市石堰》等归编一类，旨在类推分析这些子姓迁徙的原因与年代。《从余姚迁徙而来》一篇，口述者明确自己是统宗祠匠支子孙，只是不确定世系，因为叙述主题是从余姚回迁到慈城，在慈城冯氏迁徙史中具有代表性，因而编入本节。家谱记载，慈城冯氏不少子姓具有飘逸之性情，有些迁徙主题的口述稿也具有这方面的内容，颇具传奇色彩。
慈城城外的东江沿自然村、皋拜桥自然村、杨陈村、龚冯村是慈城冯氏迁徙的新家园。从口述稿分析，那儿的慈城冯氏后裔有的回族，如《皋拜桥冯和我家》、《东江沿冯家》，有的则不回族，如《冯家村的来历》、《龚冯村上下冯》（三篇），还有如《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等口述稿，不同口述者的叙述展示了慈城冯氏的家族文化。
“冯家往事”以叙述子姓逸事为主，是冯氏家族和众子姓的百年故事，如《父亲过继到太湖路的冯家》、《我家和三姑父》、《我的教师之家》等。这些口述者中，有的不知自家的族、支与世系，如《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我家住县前黄门第》；有的是非冯氏子姓叙述慈城冯氏的逸闻，如《冯伯准和大来银行》、《我所知道的冯恒大》等，尤其是《走大家三代人》、《我家管冯家坟庄》两篇，一篇与醉经阁书案有关，一篇是冯阿云墓被盗前后的逸事，与冯阿云后裔的口述稿相辅相成，对于民间众说纷纭的“冯阿云”大有解疑释惑之价值。
⊙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①
一、苏冯村概况②：
（一）地理位置：位于宁波北10公里，费市西1公里；慈城镇东南10公里。
（二）村简史：光绪《慈溪县志》载，德门乡旧六都上二图，有苏冯、余家门头、倒河塘等地名；约1947年，称灵阳乡八村。1955年成立低级社；1956年属鞍山乡第四高级社；1958年公社化时属东风公社费市管理区；1961年为费市公社苏冯大队；1983年12月建立费市乡苏冯村委会。原由申明亭、东房、徐家桥3个自然村组成。后徐家桥衰败，民房拆除，1982年并入东房。明末有慈城冯姓迁此，后又有苏姓继为义子，因名苏冯（参见表四《慈城冯氏的宁波家园》）。
（三）申明亭：为苏冯村村委会驻地，有后桥头、西苏桥小地名。村以申明亭得名。1993年统计，173户，478人，聚落呈块状。亭建于明洪武六年（1373），正德四年（1509）县令倪璋重建。明天启《慈溪县志》载：“凡刑宪，足为世戒者，书其实于版，悬诸壁以申恶之义。”今亭废，仅存部分石柱与过路亭。四周改建民房。
（四）东房：位于宁波北9.9公里，费市西0.6公里。1993年统计，32户，101人，聚落呈块状。附近村落以申明亭为中心，因村在亭东首，故称东房。
调查对象③：冯尚善、冯富生、冯吉才、冯涵才、洪小毛、冯根生、冯潮、沈兴甫、陈玲娣、李银生、谢友德、冯三牛、冯伟民等。
二、调查日期：
2003年5月、12月；2013年5月16日、9月8日、9月14日、11月20日
三、调查地点：慈城、苏冯、杭州；杭州、苏冯、宁波、杭州
四、调查简表：
五、支谱世系
根据田野调查简表所列，可以推断出如下两点：
第一，苏冯村冯氏是慈城冯氏的一脉；始迁祖不明，但有可能属于统宗祠，其子孙按忠安公行次排行。
第二，苏冯村冯氏设大祠堂，分房，又可能分立小祠堂，近百年的代表人物至少有冯菊洲、冯占祥、冯根生，具体世系见表。
⊙学生意和故乡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根生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企业家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述时间：2013年5月
我出生在杭州吴山脚下，是家里的老二，哥哥根发比我大三岁，弟弟根余比我小四岁，我们有个妹妹。我家是从阿爷开始离开慈溪老家（现称庄桥苏冯村）到杭州来的。阿爷云生我没看到过，阿爷是否有兄弟我也没听到过，可能因阿爷过世早，父亲与堂兄弟也失去了联系。听阿娘讲，阿爷到杭州来是到胡庆余堂学生意，满师后就成了第一批药工。阿娘姓张，也是宁波人。父亲芝芳14岁时就在杭州一小药店学生意，18岁才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当药工。父亲有一个姐姐梅英，一个妹妹小翠，父亲出生前，有个哥哥，长得漂亮讨人喜爱，可三岁去世，令阿娘很伤心，阿娘好几年没生儿子，当父亲出生时便取女孩之名，民间认为女孩易养。父亲是哪年进药堂的我不太清楚，药堂现存一张摄于1940年店员合影的老照片，父亲也在其中。
母亲余阿宝（1904—1989）是庄桥费家市人。日本人侵略杭州，母亲带我们兄妹去过老家一趟，好像是1945年初夏，父亲没去。我们是乘火车回老家，有亲戚到庄桥火车站来接，我和弟妹是由亲戚挑担到费家市不到的余倒河塘村（余倒为地名的谐名，今属庄桥街道朱家村），那是母亲的亲戚家，叫什么今想不起。因学生意后一直没去过老家，前些年路过宁波，有意识地去寻找，好像没当年的影子了。
从老家回杭州没几年，父亲身体有恙，接连做了胡庆余堂的三年病客。病客没工资，当时阿娘还在，还有外婆也住我家，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全靠母亲、阿娘、外婆仨替人家缝缝洗洗，因而我还在高银巷小学读书时，就听大人在商议让我去胡庆余堂学生意。旧时，学生意的年龄大多在14岁左右，太大超过15岁，人的个性已养成就难教了；13岁以下太小，生活难自理。而且胡庆余堂又是一年只收一学徒，要求人品好、会做事，并由董事会决定招收谁。1948年我小学毕业，年龄正好。按理这年学徒名额是轮不到我的。胡庆余堂有15个股东，这一年有五六个董事的亲戚都想进胡庆余堂，还有100多位职工中的一些子弟，显然是摆不平。因为摆不平，有董事提出这次能否照顾家境困难的老职工子女。第二年的1月3日是每年一次的胡庆余堂的吃桌头酒。这酒交关重要，收到请柬的可继续工作，没收到请柬的就回家失业，所以这桌酒饭对药工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所以药工称其“杀头酒”。桌头酒上还宣布招收学徒的姓名。
我要进胡庆余堂学生意，母亲量尺寸给我做了件新长衫。当时家里实在太困难，小时过年还能穿新衣，上学后很少穿新衣裳，这次母亲还依着我的脚做了双新布鞋。
我从小跟阿娘困，18日夜，年近八旬的阿娘没困熟，我学生意要三年不能回家，让她很伤心。第二天是1月19日，这是进胡庆余堂拜师学艺的日子，每年的这天我不会忘记。我记得，这天天没亮透，阿娘起床专门替我烧一碗鸡蛋面，这是平时吃不到的早饭……出门前，父亲坐在上横头，看母亲默默帮我穿好长衫，这是我第一次穿长衫。长衫像道袍一样又长又大，下摆沿口足足缝进半尺还是快拖到脚面，尽管如此，穿上新长衫的我，人好像长高了许多。
从家里到胡庆余堂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祖母是小脚，我不让祖母送。我从小跟祖母困，她不舍得，一定要送，还拉着我的手，走得很慢，低声地说：根生，家里实在太穷，稍微有点钱，也得让你读完初中。但家里经济不允许。我家是穷，但要穷得有志气。祖母还告诫：你出山了（方言，即成事后）要多做善事，千万不能做缺德事情。当学徒交关苦，你要咬紧牙关，再苦也要坚持下去，不能做回汤豆腐干（即被辞退回家）。到了店堂门口，祖母还是拉着我，不肯松手，泪汪汪地还在叮嘱：做事有头有尾不要半途而废，师傅叫啥就做啥……我抬头是高高的封火墙，往门洞看又看不清什么，其实这里我不知来过多少次，给父亲送衣或送雨伞，因好奇与小伙伴一起张望过，或者路过。而此时此刻面对庭院深深的胡庆余堂，面对紧拉着我手的阿娘，还有悄悄跟在我们身后的母亲，真有些不知所措……我看到轻声叮咛的祖母眼眶里的泪花，是一阵心酸，眼睛似也湿了，但我忍住，拼命地点头，对阿娘说，我进去了。也就在我接过母亲递过的小包袱那一刻，阿娘提高了嗓音，还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不管做什么，都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阿娘路上说的话对我以后的做人做事影响很大，特别是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从学生意开始工作了60多年，基本以此为准，而且人家请我做报告，在香港大学讲学时，我都讲到阿娘的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告慰阿娘，她的话我都做到了，无论是当学徒，还是做董事长。今年我年逾八旬，以前我是做一天工作就是一个样子，凡要职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不准职工做的，自己千万不能去做。这话讲讲很轻松，但做起来实在太难。
阿娘、母亲送我到胡庆余堂的大门口，与她们分别后，有人领我到师傅那儿。我被人引领到上面所说老照片店员合影的那间悬挂着“耕心草堂”匾额的堂屋。堂屋已是香烛高燃，烟气缭绕，在药师菩萨画像下，并排坐着两个人，一位是胡庆余堂的第四位经理俞绣章，他也是宁波人，一位是头发花白的师傅韩秉楠。经他人的指导，我在一块江南常见的旧毛毡上行跪拜礼。这一拜，年幼的我与年老的药堂好像是要从此相依为命，以至“文革”期间，我在胡庆余堂当保卫科长，大约是1966年夏天，造反派提出砸胡庆余堂，我每天值班到半夜才敢睡，当时厂里也有两派，老师傅对胡庆余堂有感情，我们一起保护胡庆余堂，但还是被烧了四只石狮子。后造反派又说我幕后指使而被撤销保卫科长，去做装卸工。虽说如此，胡庆余堂保下来了，十多年前，国家文物局局长视察胡庆余堂，说保护得真好，这是后话。再说拜师，行跪拜礼后，我成为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因为此后胡庆余堂再不招收徒弟。
三拜九叩之后，师傅扶起我，将一旁的各“房”房头一一作了介绍。中药店的后厅各部门，如原料的大料房、细料房，加工的刀房、磨房等统称房，房头是各房的负责人，相当于班组长。师傅是个部门经理，有七个学徒，我最小。此刻的气氛开始轻松起来，师傅出了一些类似胡庆余堂的堂宝是什么等问我，这些问题，我曾听父亲说过，便以听说的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驴皮膏、全鹿丸，还有香炉、药书、金铲银锅等回答。看我答得不错，其中一个高个师傅说带我见识见识这些宝贝，而坐在高堂的俞经理却一摆手，说了声“慢”，立起身，走过我身边，走出耕心草堂，穿过天井，在前店后厅的分隔处，手指墙壁的“戒欺”匾额说，这才是我们胡庆余堂最最重要的宝贝。俞经理让我细细看看，他的声音不高，却有磁性似的回响。
胡庆余堂规矩极严，学徒见到自己的师傅要叫师傅，见到其他长者也要恭敬站立，尊称其“客师”。学徒一律住在店堂，生意忙时所有员工也要住在店内，我的师兄因结婚请不出婚假，只好由其妹怀抱公鸡代拜堂。住店内的员工不准夜不归宿，不准留“西发”（指分头、背头等发型），不准穿皮鞋，不准穿长衫以外的服装，而且长衫不能有口袋等。刚去时，我对长衫没口袋不习惯也不明白，那多不方便，后来渐渐明白店里有很贵重的药材，一不小心落到口袋，怕误会而有二损，一损人自尊，一损店堂利益。
其实说规矩严，还不如说学徒苦。我去时正是腊月，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每天5点之前必须起床。起床头一件事是扫地，必须把店堂两进院落两层楼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打扫一遍，扫完地是拭柜台、擦桌子；还有百眼橱上那一排排青花瓷瓶、多棱锡罐全要小心擦拭，直至能照人眉目为止；除做杂事，还要认记药名，要在一堆花草中辨识不同的药材，略知其药效，而这一切都是在非营业时间做的。按规矩，开门营业时，学徒退出店堂撤到后边。撤到后边不是赋闲，而是跟着师兄做“小炒”。小炒是药店的行话，是对顾客配方中的某一种药做洗、切、炒、煅等加工，这是药店学徒的基本功。我进胡庆余堂时，前边站柜台的有30多人，而后边做小炒的只有师兄和我两人，而每天接的方少时几百，多时上千，药方大多有小炒，每天有多劳累，现在都不敢想。送走最后一位顾客，胡庆余堂关门打烊。但旧时的药店有一规定，虽打烊关门，但只要有人上门必须开门待客。胡庆余堂的药，药真货实，因而半夜顾客较多，而店堂的规矩是学徒先开门，师傅开药方，再由学徒炒小炒。因而半夜接方铃声一响，我要立刻翻身起床，摸黑下楼，跨院开门。最麻烦的是白天听师傅讲了鬼故事，半夜黑灯瞎火的，我是被吓煞。我生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长也是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想不到13米高的围墙内是如此的高深莫测。然而，正是这高深莫测的胡庆余堂学徒经历让我领略了中华国药的文化，也为我从事国药半个多世纪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年的5月3日，杭州解放。之前的杭州是人心很慌，胡庆余堂怕发生意外，与左邻右舍的店家一样关门落锁，这样高墙内的店员们不知高墙外的世面。到4日早晨，老俞经理觉得总关门不是办法，就让我去领领世面。我悄悄拉开后门，看街上没有行人，沿着墙脚想看个明白，不料转过街角，差一点与穿黄衣的军人撞头。不过这一探消息，我这个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又成了迎接解放军的第一人。以后故事可多了。
我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过上了幸福生活。十多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回慈溪老家替阿爷做坟，这是中
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当时父亲还拍了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可现在找不到了。1972年，父亲过世。之后，我国迎来改革开放，我们国药业也迎来发展的春天。在时代的浪潮中，我牢记阿娘“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教训和国药业的文化传统，把“国药”做成“国宝”而被誉为“江南药王”，中国青春宝嫁接百年胡庆余堂而名震海内外。
“国药根生”那是一友人替我刻的一枚闲章。人啊，很有意思，越年长越念旧，前几年，我专门到慈城去寻过根呢，受到江北区委书记、慈城镇委书记的接待。这就是那年在冯宅前拍的照片。我的根生在宁波，听说家乡来人，为我们老冯家写家史，尽管我对老家的记忆是零碎的，但我不管下大雨，还是来公司，说说学生意与老家的往事。
⊙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
口述者：冯兴坤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会计学历：初小
口述地点：庄市街道清河小区58号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是长子，族名叫贤民，下有三个弟弟，依次是兴荣（贤国）、兴忠（贤刚）、兴强（贤强）。
我父亲人称阿富，排行第三，四兄弟依次是贤卿、宏卿、富卿、裕卿。
阿爷叫顺来，族名我记不清了。我们都出生在庄市汉塘市冯家，简称冯家村，到了我这辈约有40户冯姓人家。据我了解和记忆，现住本村的不多，只有19户，而在舟山的贤、友两辈的庄市汉塘市冯家有9户，在镇海城内的贤、友辈有7户，宁波显、贤辈有2户，在嘉善的显辈有1户，在北京的显辈有1户，在西安也有1户，上海有多少不详。据说太公辈分有三房，三房太公，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没儿子，而二房太公有六个儿子，自己太公向堂太公要他的儿子过继，结果堂太公将第六个儿子过继给太公，过继十分顺利，说是顺顺利利叫来，顺来就成了阿爷的名。
冯家村有本家谱，说是最小太太婆不识字，看孙子吵着要吃糖，便将家谱兑了糖。我们有冯家公堂，堂名为余庆堂，最后的一任族长叫冯之慎，原造在村中央。现村落拆毁了，而余庆堂还在，孤零零的三大间。每年由轮值的族人负责祭祀祖先，我们一般各家各自祭奉，而在清明前一天集中在公堂祭祖。印象中，有祀田收入费用，正月上灯日，公堂要挂祖宗像，集中祭拜，至20世纪50年代初，后来祖宗像烧了，而祠堂却保留下来。前几年，冯家人出资修缮了公堂，我让儿子请书法家重新书写了余庆堂堂名，因为冯家公堂似乎是我们唯一的见证。
公堂原放有祖先的牌位，从始祖直到父辈，如今牌位没了，世系行次的十二字，上面四字我忘了，下面的八字是：
德明文显贤友富忠
我是庄市汉塘市冯氏的第十代孙。从太公到阿爷，再由阿爷到阿爸
口口而传，我们是慈溪（慈城）冯氏之后，说慈城的太公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书，后因抗清要被杀头。太公的儿子怕满门抄斩，就从慈城逃到这里（庄市），这里还有一些传下来的故事。
汉塘市这一地方，南北方向一条河，中间有一座石桥，桥东首东南角有孔、盛二姓，桥西首有何、朱、许三姓。三百多年前的一年除夕日，汉塘市来了一个年轻人，坐在桥上至傍晚还没走，等大家吃过年夜饭，放鞭炮过年，这人还没离开，有人将村里来陌生人的事告诉了孔姓大户，孔家为员外家。原来年轻人逃难而来，因花尽了身上的银子，无处可去。孔员外看年轻人生相和善，谈吐不俗，暗想家里正好缺个管家，不妨试用一下，就请年轻人留宿孔家。结果是，孔员外不但请年轻人当了管家，还将独女许与年轻人，此人成了孔家的乘龙快婿。一天，女婿酒后失言，称父亲是抗清兵部尚书，说是兄弟仨人逃亡在外，结果失散，不知两个弟弟现在什么地方。岳父孔员外一听，又喜又惊，喜的是女婿竟是忠烈之后，而且是慈城冯家人；惊的是万一暴露身世，将是满门抄斩之罪。他便另请管家，以读书取仕为重之名，在石桥首西南角的空地上为女儿建造房子。这期间还有一个冯京变马凉的故事，说是隐姓埋名的冯京改名为马凉，不过这一传说不是阿爷说的，是村里其他人在说，不知说的是否是我的太太公。孔员外给的大房子造起来后，偏偏没生儿子，村里的盛家闻讯拜托孔员外做红娘，将老大姑娘许给太太公做二房，陪嫁也是几间房子。这样冯家开始在汉塘市落了根基，而二房冯盛氏未生育，后来朱家把女儿许给太太公做三房，娶过来没几年就生了三个儿子，此后称大房、二房、三房。等过了风声，世事太平，祖太公的子孙到慈城认祖，可在慈城各冯氏祠堂问来问去，都没冯京之名，当时的家谱已经让太太婆兑了糖，更没有了认祖的依据。想想也是，抗清复明是要灭九族的，冯氏族谱谁敢记冯京之名呢？
但我们的族人还是每年到慈城去扫墓，按规定三年一次小奠，逢五逢十年为大奠。大奠要请四个和尚，四个吹行同行，雇三只船从汉塘市水路到慈城南门外凉亭里，再生火烧饭。我们乡下人都睡船上，或凉亭里，上海人住清道观里。天没亮起床吃饭后，要进南城门到西门，出西城门有一座护龙寺，从寺旁上山找到一处横碑墓，字是空壳字，此碑一半被草、叶、泥埋没，一半看不清。我们去扫墓的队伍开头有一对大灯笼，上书冯都堂字号，如果南城门还没有开门，见到冯都堂大灯笼，马上会开门。
这样扫墓的情景我没有经历过。听阿爸讲以后，在13岁那年，我跟拉纤人，沿着纤道去慈城扫过一次墓，当时22岁的堂兄挑一担供品一起去的。之后又扫过三次墓，最后一次是我25岁那年。改革开放后，我虽年逾八旬，还按记忆的路线去扫墓，才知祖墓没有了，我问当地人护龙寺旁的老坟怎么没有了，一人说，是义冢地，这地方改种小竹了。虽说如此，但我们是慈城冯氏之后是不变的，近年从报上见到有冯骥才发起慈城冯氏研究之事，由族长（84岁）、族叔（62岁）、族侄（57岁）等托我再来找一次，以圆寻根归祖之夙愿。
⊙皋拜桥冯和我家
口述者：冯诗年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镇杨陈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终身从教，祖居皋拜桥冯家（现为慈城镇洪陈村），皋拜桥冯家为慈城大宗祠[1]冯家一脉。
关于皋拜桥，有这么一个传说：南宋年间，朝廷腐败，忠臣岳飞父子被害，牛皋为了给岳飞父子报仇，辞别妻儿，马不停蹄地赶路，到京城（杭州）去杀秦桧。他刚赶了五六十里，看见前面有座新桥，问及路人，说还没有桥名。牛皋为了求神保佑，跪倒拜了三拜，拜好后又骑马赶路了。后来，老百姓为了纪念牛皋，就把这座桥取名为皋拜桥，并在桥脚旁修了一座庙，庙内供有牛皋石像。这个传说，说明皋拜桥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至于我们这支冯姓何时从慈城迁来，则已无从查考。皋拜桥东距慈城七八里，西离古句章遗址二三里，都有官路相通，故应不属荒僻之地。
皋拜桥冯家在当地自成一族，建有祖堂，供祀列祖列宗神祇。家族的最后一个“族长”冯智彪，不幸刚于上月病逝。曾经与族长闲聊过族内逸事。
与我们皋拜桥冯家这一支亲缘较近的有放光明桥冯家（现为慈城镇双顶山村冯家自然村）、东江沿冯家[2]；离慈城较远的还有穿山柴桥那边一支。这几支冯姓同拥有一个支祠，地址在慈城东门，这个祠堂早先曾为“正始小学”，现为慈城三小校址。遗憾的是这个支祠的名称，我听过但却忘了。支祠出过好多进士、高官，其中最大的好像是兵部尚书。
皋拜桥冯家原有家谱为冯智彪所藏，“文革”时自行销毁。解放前族内有族田好几十亩，每年祭祖轮值，元宵、清明、中秋等特定节日的祭祀仪式、族人聚餐的规格等在家谱上都记得一清二楚。
家谱内定有辈分序次排列，可惜我也记不清了。族长与祖父同辈，为“智”字辈，父亲为“仁”字辈，我为“爱”字辈。[1
小时候跟父亲只去过一次祠堂，是现在的慈城中心小学那个位置。时值秋祭，跪拜列祖列宗之后，按各户男丁领来糖饼，其他祭祖细节全无记忆。
后据智彪族长讲述，曾祖父和庭府君，字庆云，终身为医，名闻遐迩，尤其是行医于杭州、上海，颇有名气。此时，我家殷实，在皋拜桥东堍建有“家凉亭”一座，三开间，供有三个菩萨，菩萨的名字又是听过就忘记了。凉亭以曾祖的字而命名为“庆云亭”，曾祖父率家离乡后曾托当地先贤照看香火。凉亭现已不存，拆毁于20世纪70年代。嗣后，曾祖父、祖父在上海奔波，父辈也就在上海谋生了，这也符合我国近代史中农村资本向城市转移的历史时期。1937年“八一三”事变，我家逃难回乡，后因家父有病而在现在的家久居下来。
先祖父从商，应属“宁波帮”的一员，在我大姑母的“生平事略”中记有我祖父“经营药材业，有良誉于千里”，其他详情不得而知。
父亲共有同母兄弟姐妹四人。先父族名仁康，字聚安，小时在皋拜桥与叔父、姑母一起授业于家塾，文字上也颇有功底。
皋拜桥冯家的祖堂于1957年春被拆毁，堂内供祀的神祇牌位各户自行处理。当时因年幼，我不了解祖上的情况，父亲患重病，我写信询问上海的叔父。后从叔父回信中了解玄祖起的祖先名讳，并以此为据，我收拢了一应牌位，又做了一方新的，将名字合写在上面，转供于张陆许多桥庵，旧的就只得自行焚毁了。
我父亲生前有一只文书箱，儿时的我从不关注。“文化大革命”伊始，横扫“四旧”时，我名曰自动清扫，实乃自毁祖传遗物。当时我翻得文书箱内有一本家族系谱，如老式账簿状，内记着前代列祖列宗及本支房族的后衍，封面题名为“慎终追远”。当时横扫风紧，为防被怀疑有复辟之嫌，我全无惋惜之情，将家谱付之一炬。如今想来，可惜至极。
叔父族名仁健，字聚奎，解放前后为上海久永和药行经理。
大姑母杏芬嫁到鄞西梁山伯庙虞家，姑丈虞兆兴[1]在宁波帮中也颇有名气。小姑母莲芬，下嫁于洋墅徐家，也是当地大姓望族，有一子一女。
父亲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弟弟各一，是我的小姑母和小叔父。小姑母兰芬从上海粮食系统退休，现在上海养老。小叔父仁兴在北京，年近八旬，十分关心冯氏家族。
我的族名叫“爱观”，字诗年；我弟弟族名叫“爱庭”，字椿年（冯春年），从慈城镇工业公司退休。我还有一个姐姐曼倩，一个妹妹曼俐。
⊙东江沿冯家
口述者：冯兴昌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务农学历：高小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镇慈城人家小区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出生在慈城东江沿[1]后头屋，我的父亲、祖父等有好几代，具体哪一代不清楚，据说“长毛”造反那时已经住在那儿了。当我记事，就知东江沿与应家河塘相近，后同属于慈城镇后洋村。东江沿村庄附近还有瓦窑沿、浆果浦、车水畔、成家亩等地名，不知为什么这么叫。1980年左右曾挖掉了一个大坟滩，里面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各种泥陶碗、盆、罐等，估计是个土窖。再早30多年，我在后头屋西北面的泽地里也挖到了七个罐子等，还遭来江西人来村里识宝呢。
东江沿是个小村庄，十五六户人家，曾经全是冯家人，而且都有亲戚关系，比如嘉发是仲雷的叔叔，他俩是一家，我与祖昌是两兄弟，他们叫我们大昌、小昌，我还有明昌弟，是冰峰的父亲。我们十多户人家按家居的方位分东、西、中三房，我家是西房。村庄西面，小洪家河的北面有穴柏树坟，那儿有几株高大的柏树，可能是第一代迁到东江沿的祖先。村中央有厅堂前，后堂前，俗称祖堂，曾经放着各家的神主牌，有时七月放馅火，和尚在那儿念经，各家的红白喜事都在那儿操办。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仓库，神主牌也散失了。厅堂没有门，也没有堂名，不是我们的祠堂，我们的祠堂是城里的统宗祠，而我们几辈人都没按照统宗祠的行次取名字。
我8岁上学，是在前洋庙（后改前洋小学）上的学。10岁那年放清明假，阿姆说阿爸没空，让我跟隔壁伯伯一起去祠堂好了，中午有顿好吃的，还好拕两只吉饼。后来我随伯伯一起去了上岙六角凉亭对面的小山头，上祖坟，又拕来两只吉饼。过去农村孩子没什么吃的，撒满芝麻的吉饼算是好东西了。统宗祠另一祭祖日是冬至，那天去祠堂，仍旧可吃一顿饭，拕的是两只馒头。
每年去统宗祠的除了东江沿冯家人，还有皋拜桥冯和双顶山村的放光明桥，现称冯家[1]，那两村的冯姓人没有东江沿冯家人多，还有穿山柴桥那边的冯家人。每年回族的城里人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男孩，是慈城城里的男孩，八仙桌还够不到，跪在长凳上由母亲手把手喂饭吃。一般祠堂要办10桌，每桌8人，有时到的人不多，一桌坐6—7人，而族长是一人坐一桌，吃不完可以倒回家的。每桌下饭有10大碗，严格按祭簿所记而烧，据说每桌每碗鹅肉多少分量要一一过秤装盆。据说，祖宗曾去穿山，也有说是穿山人，可能后代在慈城做官或发家，有钱了，把祠堂造在慈城，原来穿山、柴桥的冯家后裔来慈城祠堂祭祖，因而常听“穿山人扯淡，番薯干当饭”的谚语，祭祖的10大碗中有一碗生番薯刨丝，也有纪念意义。有时穿山人到慈城来祭祖，会带来几大袋金柑分给族人吃。
我去统宗祠连续吃了3年，以后再没吃过。据说是日本人侵占慈城后，祖上留下的祠堂田只够解田亩税，所剩租谷无法开销。我去的那3年，族长人称毛头，胡须雪白，家在南门火车站附近的下家庄，其儿子阿海百官是给地主家做长年的。
东江沿冯家人大都种田务农，父亲福贵除种田外，还和奥松福宝（又叫鸿祥）和另两个城里人合股在下横街鹅黄干开鹅行。奥松原在慈城大街开立源洋布店做伙计，东洋人打来，布店门关，他又回来种田。
在慈城下横街开牛行、猪行、鸡鹅鸭行的差不多都是我们东江沿冯家人，牛行由冯槐庭[2]独人经营，他的生意一直做到上海，不料会遇到江洋轮沉船[3]灾难，其儿子冯仁兴还在，住在前洋时家。槐庭是中房的一户，中房还有叫训根的，也是种田的，现住在洪塘。我们西房的冯廷高[4]务农，还开猪行，其阿侄嘉茂现住慈湖人家。这里坐的全是西房，嘉发的父亲秋林在市心口冷水湾（今慈城信用社位置）开万和酒店，有四间门面那么大，主要经营酒烟百杂。父亲的鹅行生意很兴隆，三北人经常赶着鹅群翻过长溪岭来卖鹅，还有从余姚马渚来卖鹅的，而买家有的从高桥来，还有的从鄞江桥来，十日两市，虽然慈城周边有二六市、三七市，但那市日没有专门的牛猪行。当年的下横街逢四、八市日真热闹，远道而来的卖主为赶早，往往头一日就来慈城，歇一夜第二天做生意，这样牲畜的啼叫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于白墙黑瓦间。父亲的生意做得也不少。父亲还有自己的孵坊，远在余姚、上虞的人来买小鸡、小鸭、小鹅。一次，父亲孵了3000羽小鸭，去镇海骆驼桥卖，那儿用的是抗币，一大群鸭子换来一大沓花纸。日本人投降后打内战，父亲怕这些抗币会惹祸上身，悄悄地将其烧掉，不料新中国成立后，抗币可兑现，害得父亲直后悔。还有后悔的是我家原有一只画箱，“文革”破“四旧”，家人被这只像小棺材的箱子吓煞，里面全是画像，其中有两幅祖像，正月初一到初五挂出正堂，还有一幅老头伯钓鱼图，不知是谁画的，小昌将画塞在屋檐椽子下，忖忖有些怕，结果沉入护屋河里的树根旁，等风头缓和些，从水中捞出，一箱画纸变成一堆纸糊。祖父，我没看见过，其也是种田的，不知是哪代留下的这些东西，也不知是啥年代，更不知其价值。藏画的木箱也被小昌改成风箱，用于生大灶炉起风。
我家有四五十亩土地，农田基本由长年打理，农忙时再请短工，家人待长年、短工不错，他们和家人一起吃饭。父亲辛辛苦苦经营鹅行，收入不如种田多，但他喜欢做。我家还有慈城同德昌的股份，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让其退股，父亲没有退，结果钱打了水漂。可能家里有点小钱，父亲任甲长。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乡长买田起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奔上奔落”，当甲长的父亲有收田租税的任务，如果农民付不出，须由父亲代付。父亲乐意做这好事。可谓是好心有好报，土改时我家只评了大佃农成分，没怎么吃苦。
我家有钱，但住房不如东房的楼房。据祖母讲，东房的祖父是跛脚，做裁缝，做到杭州的一户做官人家，其主人也是跛脚。东房的祖父深知跛脚穿长衫之不方便，走路要撩起一角。结果，东房的祖父做的长衫不用撩角，让主人称心如意。主人就长期雇用东房的祖父。其后在杭州发了洋财的东房祖父回转东江沿建了楼房，此乃东江沿最气派的房屋。只是2005年下半年建慈城新城时，东江沿全村被征用，我们大都搬到慈湖人家。100多年前，统宗祠改为尚志小学；100多年后，东江沿小村旁建成新慈城中学。
10岁时第一次去统宗祠后，几次进出这一祠，留给我的记忆是，祠上方有三块竖匾，自右到左，第一块书的是“清史翰林”，第二块是“探花”两字，第三块记不起；大门两边，东首直书“东洲为族”四字，西首也是四字，只可惜没记清是什么字。我还有记忆的是我家和东江沿人的农具大多写有“始平”，曾经看奥松在新买的箩筐上写下“始平”两字。我们一直以为“始平”代表着我们的冯姓。
过去，我们东江沿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而父辈们蛮重视让孩子学手艺以安身立命。以我家为例，父亲让我们三兄弟，我学木匠，小昌学泥水匠，明昌学厨师。而我们后代有人接受高等教育，我家有一人为中科院宁波研究所工程师，有音乐教师，还有在上海徐汇区工作的公务员，我的孙辈有两个博士生在读，三个研究生，还有两个研究生在读，大学生更不用说了。东江沿人出过各级干部，如校长，还有局长，永德的侄子沛福就在宁波粮食局当局长。
（冯祖昌、冯嘉发、冯永德、冯仲雷、冯冰峰等参与口述）
⊙我家从余姚迁徙而来
口述者：冯鸿烈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肄业
口述地点：慈城光华路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的曾祖父冯守珍，世居河姆渡黄耆弄，那儿旧属慈溪，现属余姚市。据家谱记载，曾祖父一脉于明朝年问从慈城迁居而去，是慈城冯氏统宗祠匠支子孙。
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曾祖的长子名嘉龄，有一个儿子叫厚德。厚德公于20世纪50年代偕妻、子、女赴临安谋生，从此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曾祖的季子名爱人，没有生育，继子厚发亦偕妻、子、女去上海谋生，失去联系而没有音讯。曾祖的次子生益[1]，就是我的祖父。
祖父（1865—1913），经媒之言与钱氏（1872—1948）结婚，新婚不久，祖父东渡日本经商，而钱氏在家乡生下一个女儿孟如，后孟如姑母嫁到祝家渡袁家。祖父在日本经商较为成功，将赚得利润的一部分寄回家。祖母钱氏用祖父寄的钱在当时的慈溪县城，今慈城购房置业，不久举家迁居慈城，也就是我现在所居的光华路。我家就是这样从余姚迁徙而来。
再说祖父在日本期间，一边带钱回家，一边娶日本姑娘平田繁子为妻，而且在日本神户结婚，生下儿子光雄[1]。光雄（1905—1963）就是我的父亲。
祖父等儿子光雄长到5岁时回国。祖父回国后并没在家乡定居，而是在上海创业，来回于上海与日本之间。据祖母回忆，祖父在上海创业的项目是与好友合伙在上海创办大中华火柴厂（公司），时为清朝末年，祖父受海外文化影响，旨在实业救国，此公司后合并到刘鸿生的火柴厂，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股票发行。不幸的是祖父的理想没实现，却被病魔击倒了，也就是祖父创业不到三年，便离开了人间。祖母将祖父运回慈城，葬于城山渡里罗湾庙旁，漂泊了数年的祖父终于叶落归根了。
祖父病逝后，日本的祖母送9岁的父亲回国。这样，父亲在大祖母钱氏抚养下成长，父亲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怀揣医学学士文凭的父亲，先在上海吕班路开设国光诊所，后入股陈润水先生的统源银行成为一名银行职员。由于当时金融业的竞争，统源银行倒闭歇业，父亲又先后自创棉布字号、贸易公司、水电公司等，然而由于时局不稳定等，父亲命运不济，创业不如祖父那么成功……尽管如此，30岁的而立之年，父亲去日本把他的生母接到上海，又接我去上海时，我正好中城小学毕业。而弟弟鸿甫跟着祖母在慈城。
我们两兄弟很不幸，年幼（五岁时）丧母，幸好有祖母呵护。我去上海升学，又有日本祖母呵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与少年。只是父亲后来娶了继母，相对而言，继母对我们关怀不多……实在是年幼无知，成年后回想往事，我深感母爱与亲情的可贵。不幸的是20世纪中期，因战争时局动荡，我祖母、弟弟先后离开人间，父亲也因种种不快，患了肺病……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上海区级卫生院当医生，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一位人民医师，可是父亲命运不济，肺病带走了不到天命之年的父亲，让我成了一个孤儿。
我虽然有当年祖母所置的慈城的家，但由于历次运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使我有家不能回，而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幸亏我们冯氏家族的基因中有一种抗体——那就是不卑不亢，我没有被命运击倒。阳光总在风雨后，改革开放以后，我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平反了，只是祖母所置的慈城的家，东起光华路21号西至张家园，共计房屋十余间[1]，只剩现居的几间，其余的都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祖母等亲人离我们远去那样……
不管怎样，我们统宗祠匠支子孙自明朝年间从慈城迁居而去，自我祖父这辈又迁回慈城了。
⊙从慈城迁徙镇海骆驼田胡村
口述者：冯雪尧出生年月：1948年12月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槐树路109号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我的老家在慈城什么地方已无从知晓，只知道我家在慈城有祖宗祠堂，每当祭祖日，我的祖父母都要准备好祭祀礼品去慈城祠堂祭祖。据考证，我辈是慈城冯氏第41世孙。祖上官至太守，这很明确地刻在祖坟的墓碑上，而且祖坟很大，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被拆毁。
洪秀全农民起义时期，我家的高祖为避乱世遭劫，几经周折后才到镇海骆驼田胡村定居，还在那儿建起七间两弄高平房四幢，占地有半亩多。高祖生三个儿子，即我的曾祖辈仁阳、祖阳和富阳三兄弟。我的曾祖仁阳是私塾的教书先生，我辈未曾谋面。
祖父美城（1892—1971）生于晚清，在杭州德昌钱庄供职，曾任钱庄襄理，20世纪50年代初，钱庄倒闭，祖父回到老家田胡村，生活由子女赡养。祖父能书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5岁时，他就手把手教我等在黄草纸上练写毛笔字，而我们子孙不才，无一能练就像他的书法。除练字，祖父常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也灌输一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如“至高圣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宰相福”之类的言语以激励孙辈发奋读书、磨砺成才，以及崇尚师教、尊重知识等。
祖母冯盛氏（1900—1966），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祖父、祖母生养父辈四子二女。旧时，儿女们的穿着都出自母亲的一针一线，作为六个儿女的母亲，祖母的辛苦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孙辈心目中的祖母心地善良，当年我家并不富裕，而她不时接济弱者、穷人，因而我对祖父、祖母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难以消逝的怀念。
在祖父、祖母的教诲下，我的父辈都是早年出门自食其力，他或她在上海学生意，或出嫁定居在上海。春去春又回，他们近的在上海工作，远的如父亲恭茂于1950年末支援内地建设，先后在陕西西安、广东茂名、甘肃兰州等地工作，退休前的最后一站为甘肃省第一建筑公司，任会计。然而无论走得多远，他们都没忘记老家田胡村，还有我们是慈城冯氏后裔。这不，大伯父恭寿从上海闸北区公私合营四新布店退休后，仍回老家养老。
1966年，我从慈湖中学高中毕业，正遇上中华民族的劫难——“文化大革命”，由于认识上的差别，不愿参与造反之类的活动，便当了逍遥派。1968年初应征参军入伍，先后在上海警备区嵊泗列岛的小洋山当兵，在宁波防水材料厂、宁波建材工业公司、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等单位工作。虽离开了家乡，但无论工作有多忙，每年都到汶溪扫墓，以不忘祖先。
最近听说田胡村被镇海工业区规划覆盖，村庄将整体迁移，那村里的冯家子孙将彻底搬离已经定居五六世的村庄。这之前，村里的冯家人读书、参军或经商，离开的较多，如与我同辈的永良族兄从骆驼中学考入浙江大学，后留校成为浙大教授，现应退休居杭州。
⊙从慈城迁徙三七市石堰
口述者：冯中杰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本科
口述地点：宁波恒春街146弄口述时间：2013年8月
父亲冯诚龙（又名云乔），母亲董毓娣，是出门到上海的宁波人。
父亲曾在上海开过宝珍银楼，宝珍还是我大姐的名字，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对父亲的银楼名称不会忘记。大姐今年90岁高龄，现居住在宁波骆驼桥，听她说起她童年时在上海，我家雇佣保姆，生活富裕。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战火中，银楼倒闭，全家回到三七市堰头董家，那是我外婆的家。
不久，父亲独身去上海，做了银饰品掮客，从银楼拿了货到嘉兴地区的市镇推销，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父亲在上海重新站稳脚跟后把家眷接回了上海。1935年我在上海出生。父亲做掮客赚了些钱，又积累了人脉，便在嘉兴市区开办了“新华银饰作坊”。哥忠浩、姐宝钏和宝玉都成了手艺人。宝钏的镀金和宝玉的焊制金细链、银细链，是嘉兴银作坊的一只鼎（方言，即技术最精湛），来料加工多，她们两个常常要加班开夜工。作坊生意兴隆，父亲另带两个学徒。每年春蚕上市时忙不过来，作坊还雇两三个银匠师傅做短工，家境又宽裕起来。
那时我在嘉兴上小学。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父亲的墓做在老家，离堰头、石堰两地较近的一小山头上，墓碑刻的是父亲的族名“冯成龙”，父亲是“诚”字辈的，我们是”忠”字辈，由于母亲不识字，结果碑上的“诚”误刻为“成”。父亲病故后，作坊由母亲操持，生意自然不如父亲在世时那般，加上办丧事、移灵柩花费甚大，家境因而陷入困顿。
我小学毕业那年，嘉兴解放。之后，政府下令银楼歇业，我家的银作坊也随之关门。为节省开支，母亲又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而我留在嘉兴边摆摊边上夜中读书。后有老师帮助我由夜中转入日中（即现省重点中学嘉兴中学），又介绍我到职工夜小教书，每周两夜，月薪8元，而当时的嘉兴中学膳食费是每月6元，这样我的读书、我的生计都有了着落。1952年，初中毕业的我听从班主任劝说报考了有助学金的湖州师范，三年师范毕业后被推荐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三年后，学院改为杭州大学，我成为杭大第一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我们先后得到宋词学家夏承焘、先秦文学教授王驾吾、戏曲名家徐步奎和钱南扬等的教诲，如今的红学家蔡仪江教授那时是我们的助教。也就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我学到为人师的本领和操守。1959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宁波五中（即百年名校效实中学），执鞭教书数十年。我和妻子李美玉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丹青，是效实中学校医，小女儿玮青，现任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副院长。
再说母亲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其实我们的老家在三七市石堰，幼时听母亲说，我家是祖辈（好像是祖父的祖父）从慈城迁徙到石堰的。祖父在石堰教过书，我家在那里有幢祖居，只是祖父去世早，我父亲是遗腹子，也就不甚了解家史。堰头与石堰相距不远。石堰在山岙里，去市镇不如堰头方便，所以母亲与弟弟一直住在堰头董家。常听母亲提起叶家桥，那儿是否有冯家亲戚，我没有记忆。我只记得，我曾去董家的“后新屋”吃过喜酒，是叫冯可本的亲戚结婚，当时我不过十来岁，而新郎与新娘拿我寻开心，跟在我的屁股后连连叫我“忠宝（那是我的原名）叔公”。
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又将石堰的祖居卖了，这似乎与石堰也断了线，更不用说与慈城冯家的联系，但我们兄弟却牢记两点：一是我们石堰冯家是从慈城迁徙而来的，一是父亲排行“诚”字辈，我们是“忠”字辈。前几年去三七市上坟时，弟弟忠良专门陪我去了趟石堰，顺便看了看祖屋，可惜祖屋已换了主人，原主人——家父冯诚龙亦已过世68年了。
⊙冯家村的来历
口述者：冯玉燕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余姚河姆渡镇河姆渡村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的父亲名叫冯恭花，生前在上海杨树浦第一丝织厂工作，颇通古今之事，会讲故事。
小时候，父亲从上海回家探亲，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故事有很多很多，记忆最深的是父亲讲的“冯家村的来历”。冯家村在河姆渡镇，我家就在河姆渡冯家村。
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慈城冯家有一位年轻的太公喜欢春天放风筝。有一次，太公跟随空中的风筝边走边沿途看风景，不知不觉过了城山渡，来到河姆进岙的孙家村。太公看到孙家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犹如仙境，便贪玩忘了回家的时间。当太公愁眉苦脸坐在路边的大樟树底下被孙家太公看见。孙家太公心地善良，问明情况后，就挽留冯家太公住下，还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使冯家太公心存感激。
再说孙家太公见冯家太公英俊潇洒、知书达礼，暗想将女儿许配给他，便邀请他多住几天，一面派人去慈城告诉冯家太公的家人。结果冯、孙两家结下秦晋之好。
数年后，慈城冯太公的父亲要在孙家村的山上选一处坟地，何处是风水宝地呢？冯家请来的风水先生选中了一块俗称“珠凤山梧沙鳖”的宝地，说这里的风水好，地下会冒一股热气，如果把打水（俗语，即受精）的18只鸡蛋放入土中，18天就能孵出小鸡来。孙家太公生怕好风水被冯家占去，就让女儿试试风水先生的话是否灵验。孙家女儿其实是冯家媳妇，她巴不得冯家风水好，下代人丁兴旺，但又不好说，只得暗中将鸡蛋煮熟后埋入土中，结果18天后，鸡蛋发臭了。孙家太公想，风水先生的话一点也不灵，就答应亲家公，将“珠凤山梧沙鳖”给冯家做了坟庄。
这样冯太公的父亲去世后安葬在孙家村门前的珠凤山。不知是何原因，此后的冯家人丁兴旺、科举盈门，而孙家却是名落孙山。孙家太公越想越气，回想风水先生的话，叫来女儿，才知是女儿倒外墙、朝外货，是女儿破坏了孙家的风水。孙家太公立下规矩，以后凡生女孩，统统用脚桶水溺死。不料，立下此规矩后，孙家三代生女儿，衰败得更快。没几年冯家人远远超过了孙家人，近300户人家，有的甚至迁移到河姆自然村定居，于是孙家村变为了冯家村。
为纪念祖先，冯家人在村口建造了冯家祠堂，祠堂旁还有一株树龄500多年的大樟树。每年正月初一，凡姓冯族人，不管住在冯家村的，还是住在河姆渡的，每家每户的男人都要到祠堂祭祀祖先，可免费吃一顿饭，还可以分到几只馒头、吉饼，费用由族长太公出。纪念的祖先除放风筝的始迁太公外，还有慈城大祠堂的太太公，这一风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后来冯家祠堂倒塌，村民集资在冯家祠堂旧址上重新建了个祠堂，因有孙家、徐家等，改名为众姓祠堂，祠堂在村口。
⊙龚冯村上下冯之一
口述者：冯延康出生年月：1933年职业：务农学历：高小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下冯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们龚冯村的冯家分上冯、下冯[1]，我们下冯到上冯祠堂回族，而不去慈城冯家祠堂回族。听说过布政房，是冯家的。
旧时的下冯按房屋位置分里明堂、外明堂。里明堂有我家和父亲均甫的堂兄家；外明堂是纪堂、经堂两兄弟。我不知道是从哪一代太公开始居住在这里的。后山上农田里原有太公的两穴坟墓。坟墓累大大（方言，即很大），两边有碑碣，还有条状石凳，碑上的名字为冯近慎，是我的哪代太公也不明确，算一算至少有五六代。现在下冯有七八户冯姓人家，此外还有韩姓等村民。
父亲叫冯均甫，有我们兄弟三人，我、延昌、延章。阿爷叫冯子卿，原来种田，后在东北营口市的咸春堂[1]工作。因我家的上代太公有咸春堂的股份，阿爷就去药店工作。父亲没亲兄弟，原在慈城城庄洋布店工作，后失业回家，不会种田就带我们兄弟去东北投靠阿爷。去东北那年，我才8岁，在那儿还读了两年书，12岁时，阿爷去世后我们回转来，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做农民到现在。
父亲的堂兄弟恩甫一家在上海，旧时买卖柴油，至少算个小老板。下冯人家少，上冯人家多，还有祠堂。
⊙龚冯村上下冯之二
口述者：冯廷莪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务农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口述时间：2013年3月
父亲永涛（1907—1938）在上海正泰木行工作，31岁时生肺病吐血过世。那年阿哥8岁，我4岁，小妹还是“抱手”。
奥松叫永涵，13岁到上海学生意，就留在了上海。他有二子三女，其中一子在扬州，其余都在上海，过几天，他的儿女们驾五辆车来上坟。
祖父名福绥，是两兄弟；曾祖父名不知道。过去有家谱，是父亲手里编的，编到我这一代为止，可惜被抄家了。祖宗的名字、我们与慈城冯家的关系都说不清了。据说，与慈城冯家有关，但没回族，也没有去交流沟通过。
我有两个儿子，国宁、海宁，前几年修葺冯家祠堂，筹款不够，由开厂的儿子全包。
⊙龚冯村上下冯之三
口述者：冯炳菊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务农学历：小学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立本堂口述时间：2013年3月
听母亲说，冯氏祖宗是知县老爷，过去这祠堂外面有映墙，还有旗杆石。去年修祠堂的师傅讲，看柱梁上的雕花是明朝所建，九柱落地的规格非一般人家的祠堂。“立本堂”这块匾额是依样新做的，印象中祠堂右面还悬挂一块匾，上面的字有的说是“探花”，有的说不是，吃不准就让其空着。
我的父亲叫福春，伯伯有福详、福章、福庆；祖父墓碑上的名字是冯近涌，他是两兄弟；曾祖父，名不详。阿哥炳发是“本”字辈，父亲是“福”字辈，他（冯廷莪）比我低一辈，是“德”字辈。上冯分天、地、仁、禄四房。天房搬到三勤的网滩，天房出过一名烈士叫冯孝贵，他的儿子叫本发，现居慈城；地房有他（即冯廷莪）家，据阿哥讲，地房做老板的多，有开洋行和钱庄的；仁房分上仁、下仁，上仁的德芳一家现居慈城，现在的龚冯下冯村是下仁血脉。
我家是禄房，小时常听母亲念叨，我家祖上曾在福建开木行。现在是辈分最大、最穷的。1951年，阿哥去上海学生意，投靠顺贵公。当时顺贵公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小业主，与阿哥是五服之内的亲戚。很可惜家谱烧掉了，这些都说不明白了。前几年，两位河南人来这里回族，拿来的明朝家谱，差一百多年，对不上。阿哥现在80岁，他看到过“载生、载范”太公的祖坟，是哪一辈的也说不清楚。
曾经我们新买的农具等号（号为方言，意为做记号，书写等）“始平”两字，是仿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而号的。
（冯炳发参与口述）
⊙中央大门冯家屋印象
口述者：翁汶英出生年月：1921年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宁波紫鹃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出生在宁波中山公园附近，5岁时搬到慈城后新屋中央大门冯家。冯家莪生是我姨父，当时他们到上海去了，空着的书房就借给我家住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那儿一住就住了10年。
印象中的冯家正屋坐北朝南，偏房东、西相面对，而且是东西对称，东边是冯度家，姨父家在西边。头门进来走过一段石板路是二门。头门有屋檐。户档，头门与二门不是笔直相对，而是转个弯。二门的屋檐比头门宽些，有石鼓与户档，门柱上贴有“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的对联。二门边上有间小屋，冯家人称砻谷间，放有风箱、脱稻谷壳等工具，据说这间是专门用于碾谷的，但很少使用。
进了二门，再转弯是第三道门，进门便是沙泥道地。沙泥道地其实是小花园，不过人家的花园是泥土，冯家在泥土上铺了一层沙土，沙土上是一层草皮，中间是一条石板小路，紧挨小路的是两行麦冬草，道地中央一边栽种了一株石榴树，一边栽种了一株枇杷树。石榴树树枝弯弯，我的手可攀到树枝，当年小妹两三岁时，还在树上拍了张照片。相对石榴树，枇杷树长得高，枝丫差不多仲出围墙，每年枇杷树开花结果，可蜡黄的枇杷没人摘吃，成了鸟儿的美食。
沙泥道地西边的书房是我的家，这书房是冯家子弟幼时的读书处。我家搬去时，三间书房里几乎没有家具，也没有书册，只有一张很大很大的长条桌，比现在常见的写字台还要大些，是否是画桌，我不知道。
书房门口有两个花坛，各植了一株牡丹花。牡丹花有一米多高，我猜冯家其他地方没有种植牡丹花。因为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常有人来看花，有的还要采一朵花去。花坛后面又是下半面是实木、上半面是花格子的木门，三间书房既可独立进出，又有内门和正屋相通。
沙泥道地的石板小路直通冯家正屋的大门。这道门比头门、二门做得简单，正屋三间两弄，坐北朝南，住着姨父的哥哥一家。有扇侧门通向书房，正屋与书房的格局正好一横一竖，两者均是独立的院子。
姨父的大侄子伯准是在中央大门结的婚。结婚是喜事，每逢这种时候，冯家请来裁缝师傅，为家中老小做新衣。我记得母亲顺便请师傅为我们做了一身新衣裳。宁波有“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的谚语，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平时很少有这样做新衣服的。
伯准哥结婚穿的是长袍、马褂，新娘穿的是新式礼服，头披洁白的婚纱，一直披到双肩。
中央大门冯家屋有砖雕，图案为传统花样。有人说后新屋有彩画《红楼梦》的图案，我没此印象。
⊙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
口述者：张瞻明出生年月：1922年职业：会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莘庄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有不少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缘于与冯家的联姻。慈城通判冯家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祖母张冯氏是通判冯家的女儿，也就是《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中提到的冯辅臣姐姐，辅臣舅公是父亲的嫡亲舅舅，我与冯丽芬是表兄妹关系，丽芬喊我祖母为姑婆，我喊辅臣为舅公。祖母的父亲冯理堂，上代是明朝做官的。[1]
我童年时在通判房生活过，那儿是有三进的大院子，门口有两只石马鼓，我们当马骑，石马两边是马房；门对面有棋杆，还有石牌楼。
打记事起，太外公理堂已去世，太外婆还在，住在东边正房子里，舅公一家住在东明轩，我住在西明轩。舅公在嘉兴天德药店做阿大。天德药店与温州“五味和”[2也是祖传的百年老店，当时蛮有名气，冯家有股份，父亲张福彭从学徒变成老板。
通判房冯是父亲的外婆家，我母亲郑杏凤的外婆家就是鸿祥钱庄[3]冯受之[4]家，也就是我的外婆郑冯氏是受之先生姐姐，我是受之先生嫡亲外孙，我喊他舅公。
外公郑松筠是秀才，为慈城半浦茶栈郑家儿子，生育三子一女。我母亲十四岁那年，外公外婆先后过世，遗留他们的四个儿女，后来这四个儿女的生活由郑、冯两家共同扶养，冯家娘舅——舅公负担大外甥丙亮、小外甥丙望，郑家四外公——外公松筠的哥哥负担我母亲、二外甥丙遂。
听母亲说，我的三个舅舅自幼在鸿祥钱庄学生意、当练习生，小舅舅娶媳妇，还是舅公做主；小舅母是受之舅公女婿沈亮夫的侄女，大舅母是秦润卿先生的嫡亲外甥女，舅公一直管到母亲与舅舅们成家立业。20世纪20年代，郑家拟与舅舅合股去新加坡开眼镜店。舅公晓得这一音讯后，出洋三千元以借的名义给大舅丙亮，但不用大舅写借条。后来，三个舅舅各分到一千元，各自创业，其中新加坡的大星眼镜公司至今还在，而且有一定声誉。而受之舅公对此事从没声张，我的表弟鄂棣等人还是听我说起，才知七十多年前他们的祖父所做这件好事。
舅公对其他亲戚也很关照。冯常理是舅公堂兄长子，堂舅公我没见过，也不知他的名，但知常理娘舅一家三代均住在七浦路舅公家，常理过世后，舅公和他的两个儿子——大舅舅作舟、小舅舅迈群，照顾常理嬷嬷和其女儿爱娣表妹，直至嬷嬷过世，其女出嫁。舅公堂幺子幼成一直在鸿祥钱庄工作，1946年，鸿祥钱庄恢复营业后，幼成堂舅舅协助大舅舅，任鸿祥钱庄襄理[1]。
我晓得舅公分过两次家[2]。第一次分家，舅公请冯维新主持。当时冯维新住在民生路108号，这趟分家后，传说小奥姨有5万洋钿，这5万是啥概念，当时的一元洋钿可换300个铜板，而一个铜板可买一只大饼。第二次分家，舅公已过世，舅婆请冯鸿甫[1]舅公主持，这次分家后，二舅舅搬离七浦路。
舅公过世后，大舅舅、二舅舅子承父业，继续办好钱庄外，计划在江湾南园地（现在复旦大学校址）创办现代农场，大约1933年，大舅舅带我坐强生汽车去那儿，我看到一大片的土地，至少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不料，日本人侵略中国，上海沦陷，舅舅们的理想成为泡影。
舅公还有鸿甫堂弟，舅公也同
冯显扬送给外孙的股票凭证（1956年）
样关照鸿甫舅公大儿子锡庆，二儿子锡成住河南南路，其子现均在中科院工作，很有出息。
受之舅公家是慈城统宗祠冯家，通判房是大宗祠冯家，这两个外婆家是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我还有一些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1933年，我初小毕业从慈城来上海读高小，住在北山西路冯和笙的家里，那是我姑妈家，即我父亲的姐姐。
我姑妈嫁到观音堂冯家。观音堂冯家外有一门楼，进去是条小弄堂。姑丈冯和笙[2]，在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约1925年，姑丈与父亲合资在昆明开设恒丰百货公司，公司有十多职员，下设恒祥门市部，恒丰是百货批发，恒祥是百货零售，父亲是经理，姑丈是合股老板，一直开到公私合营。我还去过姑丈在上海华山路开过宽紧带厂，招牌记不起，也有十多工人。
姑丈好像是两兄弟[3]，他弟弟叫挺生。姑丈五十多岁从上海去宁波，生三子五女，第四个女儿锡瑾现住宁波白衣巷，小女锡玫现在西安，儿子锡琛在陕西宝鸡。
观音堂冯家虽说也是统宗祠，好像与舅公家早就分支了。我还有前新屋冯家亲戚，那是父亲堂妹张金楣嫁给前新屋庙后池旁的冯庆和[1]，庆和是上海老九章绸庄司务课职员，他们有两个儿子，长子冯振兴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次子冯振耀是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地下党，他是南京路上被枪杀的梁顺达事件中没有牺牲的一位。抗战胜利后，振耀表弟曾将一包东西放到我家，当时我不知啥东西，上海解放后才知是一批传单，那时，振耀表弟参与接管上海公安局，不久调到南京公安局。振兴有堂兄振明，原是元方洋行职员，后来元方洋行老板开设公和针织厂，振明到此厂供应课工作。是否是这层亲戚关系，父亲还为我和姐姐各买了一份公和棉织厂股票。
我还有一个郑家阿姨郑慧侬也是嫁到前新屋冯家[2]，她的子女名字我记不清，但有入伍参军的。张家阿姑与郑家阿姨虽都嫁入前新屋冯家，但她们只是同族不同房。慈城冯家实在太大了，我的同亲不回族的亲戚便可见一斑，比如二舅郑丙遂的丈人冯显扬，冯显扬只有三个女儿，曾买过（上海）招商局股票（公私合营改为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后股份转给外孙郑延源，我还收藏了表兄弟这张股票。冯显扬也是慈城冯家。
⊙父亲过继到太湖路的冯家
口述者：冯为良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会计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镇海蛟川街道云龙福利院216室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生于1932年11月，有一弟一妹。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出生在慈湖太湖路，现在一部分房子已拆，一部分房子还保留着。
父亲名叫冯顺荪（1903—1986，字辅卿），在慈城简师读完初中一年级，出门去上海学生意，拜同乡秦润卿为师。满师后由先生介绍在上海大有余机器榨油厂从事物料供应，现称供销。
阿爷冯掌明，是清朝光绪年间浙江省第163名举人[1]，我看到过藏于柜子里的朝报和红缨帽头。听父亲说，阿爷中举后，曾去钱庄做事，父亲没明确是在上海还是在天津，约去了一两年，不太习惯做这项工作，结果又回了慈城，以读书会友为乐。
其实阿爷不是我的亲阿爷。据说，是我的堂伯，即阿爷的儿子来荪（谐音）夭折，而阿爷有个嫡弟叫冯掌衡（约1870—1939），比阿爷小四五岁，原配妻子姓俞，我称他俩为小阿爷、小阿娘，他们没有儿女。小阿爷出门去天津钱庄做过，回来带了小老婆，过去讲究明媒正娶，冯家人尤其讲究，因此对她没好感，一直称其婆，像慈城人对邻居的称呼。他们亦无儿女。这样两兄弟只有来荪一子，而来荪夭折，冯氏这脉[2]没了继承的后代。按族规，父亲过继给冯掌明当儿子，想不到过继两三年后，阿爷就去世了。只是不知是啥辰光。
我没见过阿爷，只是根据听说而言。而小阿爷我见过，印象中他为人和气，专做好事[3]。小阿爷在慈城与他的二三弟子一起操办一些人家的婚丧喜事，他做总管，他的徒弟开了家贳器店，以出租汽油灯、搭绢篷等为业。而家里放了不少铜板，凡乞丐上门，总让佣人给一个或两个，但必须是陌生面孔；另外，在冬季采集大量的腊梅花，以此浸油，这是家里祖传的火烫药，小阿爷浸了好多甏，凡邻居来讨，是讨多少，他让佣人给多少，从不吝。我读小学二年级，六七岁时，小阿爷去世，时年70岁，当时大人要张罗做70大寿之类可来不及了，他生的口疗疮很恶，这一印象较深。
据说小阿爷的父亲，是我太公，在杭州开南货店，赚了钱造了太湖路[4]的房子。太公的父亲也在杭州开南货店，而这房子到底是太公，还是太太公造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太湖路的房子朝东，面向马岙岭，中间是城墙，也就是从桥板走500多步路是城墙。太湖路冯氏的房子有一千多平方米，我只晓得我家常开小门，即太路湖11号（老门牌）那扇小门，12号大门只在家遇婚丧大事时才开。
从东往里走进去是小道地，放有三只七石缸。道地右拐是灶间，灶间有20多平方米，有一只累大大（方言，意为很大）的介厨（方言，即菜柜，是上层放小菜，下层放碗、盘等餐具的那种落地式菜柜），有一只放粉筒、果筒的长橱，另外还有一口大灶，一只风炉，灶炉并列而放，大灶与封炉都烧柴，大灶是三眼，有烟囱与烟道，而封炉只有两眼，没烟囱，一般家里吃饭人少就烧风炉。吃饭也在灶间，所以灶间很大。
从灶间左拐是走路间，又叫新房间，专藏阿爷的书箱，有十多只箱子，内藏天文地理类的藏书，十分丰富，书箱约齐腰高，也就是比老旧樟木箱高两三公分，80公分宽，门是直插的，里面是隔层，三四格不等，其中的两三只书箱我小辰光经常去翻看，内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不知为什么没有唐诗宋词。有的书是同名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是纸张色白的明版书，有的是字大易脱墨的清版书，这类书用手指重重一擦，手指就“墨里擦黑”，还有一些是更老的古版书。而家人不知阿爷留下来这些古书的价值，我也是。大约在1954年，我就干了一件傻事，将《墨谱》[1]好像是比明清还早的古版《墨谱》卖掉了。当时的我在北京工作，这部书是假期回慈城时带到北京的。一天，我想买李商隐诗全集、苏东坡词全集，亦是古版，因积蓄不够，就将《墨谱》卖掉，卖得400元钱。灶间右拐是道地。走路间的西面是一小间，比灶间小一半，是我小辰光的写字间，没什么家具，朝南有扇窗，窗外是株天竹树，还有小花坛，种的是四季花卉，另放了只青果缸，所盛的水专用于写字。在慈城，大人是天天叫我写大字。从记事起，我是一直跟保姆睡，好像是母亲的随嫁保姆，那时她已四十多岁，我一直到10岁才与保姆分开睡。我们睡的床很大，是那种千工床，有踏床，好放马桶，里面还有被轿板，好放吃场（方言，即零食），是宁波传统的泥金彩漆工艺制作的那种床，里里外外是戏剧花样的雕刻，床板是藤棚。旁边有间谷仓间，我家又没有土地，为什么有谷仓间？原来我们兄妹出生后的年代，一是有战争，二是家里吃饭人多，所以每年割早、晚稻时，大人就将全年要吃的谷买好放在那儿。谷仓间屋身很高，比灶间还大，不好住人。
父亲原来的家是在新弄，他们是九兄妹，父亲是老大，下有六个弟弟、两个妹妹。新弄冯家与太湖路冯家是五服之亲，堂兄的老大（父亲）过继给没有儿子的族人，这是旧时冯家的常事。因为父亲这么一过继，我对新弄的冯家亲戚反而不太了解，连嫡亲奥松、奥姑的情况所知也很少。不过，太湖路冯氏、新弄冯氏同出布政房冯氏，均属统宗祠。
母亲姓王，名瑞娣。我长到11岁，母亲带我们去父亲工作的上海，从此我跟父母长住上海，直到去北京读书。我们族里出了一位著名人物，那就是我的堂叔公冯昌世，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冯定，新中国成立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我去找他，堂叔公让我读书深造，我就考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燃料工业部干部学堂学习，毕业后在石油管理总局计划财务科工作，不料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下乡劳动时又生肺病吐血而回到慈城。上面说到，谷仓间不好住人，岂料“文革”期间，我却被迫住在谷仓间，真是不堪回首。
⊙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
口述者：冯丽芬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宁波翠柏西巷36号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通判房冯家之后，家住慈城启承路2号（即小北门附近），原有110间老房子，房子虽破旧，但从大门看进去三进两天井，很有气派。人称皇道大门，据说是皇帝赐封的，可惜现早就拆除了。
阿爷，名辅臣，无兄弟，阿娘早亡，娶双顶村岑氏作填房，谁知没多久，留下三儿两女也离世了。
父亲伯桢，生于1899年。他和他的弟妹由太婆和小阿娘抚养长大，祖上有温州“五味和”12股中的3股，一家人以此和农田等祖产为生。父亲是老大，生前是上海五和织造厂职员，母亲是慈城王同知房的后代。
听母亲讲，她嫁过来时，冯家比较富裕，家里雇有佣人，有专门的轿夫，还有专门抱小孩的小娘阿姆。阿爷、阿娘过世早，冯家由太婆当家。太婆很能干，也严厉，大小事情都由太婆做主说了算。大凡太婆说好的，下辈才能做。我（上面）有个阿哥，是长房曾长孙，太婆特别欢喜。这一欢喜就让母亲为难了，因为一有闪失，太婆就要拿母亲试问。可偏偏小娘阿姆不懂事，一次小西门外大宝山有人枪毙，一转眼小娘阿姆就抱着阿哥看热闹去了，母亲不知道，太婆更不晓得了。回来时，阿哥还学着犯人出场时“大大都”的音乐唱，母亲一听赶紧堵儿子的嘴，生怕太婆追问：怎么好让小人看去介杀气腾腾的场面？
母亲很怕太婆是因为结婚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母亲嫁到冯家后，父亲出门去上海工作，母亲在家里没事，又加上生病痨发（方言，意为发烧），一时糊涂没请示太婆就让轿夫送回了娘家。因病没好就住了两天，不料出门的父亲回来了，这令母亲十分惊喜。原来是太婆书信一封，让信客带信告诉父亲母亲回娘家的事。太婆不动声色，让孙子回来，这是太婆当家的水平。这事没有一句闲话，却让母亲明白了冯家的规矩，此后母亲再也不擅自做主，也曾以此事为例告诉我们姐妹做人的道理，为人女、为人媳的道理。
不过太婆管得紧、管得严好，通判房冯家人都很规矩，很和睦，也很懂得互帮互敬；不像有的慈城冯家因抽鸦片，家产被抽光不说，家也被抽得四分五裂。而我家的大奥松毕业于中国工业大学，后在新加坡开大明眼镜公司，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接他的班，一个是留美博士，现是新加坡的泌尿科医生；小奥松婚后早逝，没有儿女，小奥婶孤寡一人，晚年由我的弟、妹及表姐妹们（十一人）共同照顾。说起小奥松，我想起了他结婚时的情景。那年，我大约五六岁，家里的两个天井搭起了绢篷，木板将石板地铺得像街沿一样平，从大门朝里看，汽油灯点得锃锃亮，大门口挂四只血红的宫灯，二道门又是四只。租来新花轿，据说还没人用过，头一日就抬来放在堂沿间，孩子们好玩，就坐进坐出……只可惜，他结婚没几年，没留下根苗就走了。我的两个奥姑都在上海，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做过一针织厂厂长，她们的儿女大多是高等院校毕业，不是教师，就是工程师。
我家弟妹四人，因求学先后离开慈城。作为长女，我替父母（弟妹还末立业他们就过世了）把弟妹培养到大学毕业。我的儿女没时势无法读大学，但他们力求上进，读了在职大学。最令人欣慰的是祖父一脉的通判房冯家之后，虽不如过去住在一个大门内，但相互联络从没间断过，无论是住宁波的、住外地，还是海外的，无论是我的上辈（如今全过世了），我的同辈的堂、表兄弟姐妹，还是我的儿、孙辈。大家相聚碰面，常常要说到老家慈城，偶尔说到冯氏，好像有种莫名的大家望族的自豪感。
我弟弟的女儿雪蓉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讲师，她每次回来，总要来看望我，而且堂的、表的亲戚总要相聚一次，至于平时电话联络更不用说了。如果先辈们地下有知的话，我的太婆，我的父亲、母亲肯定会为我们高兴。
⊙我家住县前黄门第
口述者：冯子裘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教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苏州大学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家原在慈城中华路52号（现在门牌76号），那个地方过去叫县前黄门第。里面有大片房子，大门为对开双扇门，二门为四扇门，房子是两层五间两弄加厢房，正房前面是大天井。中华路边原有座牌坊，印象中上面已倒塌，仅留四根柱子。县政府前还有一座牌坊，日本人侵略慈城前，我看着它被拆毁了。虽然一直住在县前黄门第，但这不是我家自己的房子，而是父亲的堂兄冯斯仓[1]（我称堂伯父）的房子。
父亲叫冯箴年，在上海一家商店当职员。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嫁到慈城的尹家，生了五子一女，在我出生时已过世。可能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缘故，父亲与堂兄走得较近，其中一个堂兄就是冯斯仓。
堂伯父住在上海。我只知道堂伯父家很有钱，没有听父母讲起堂伯父是做钱庄生意的。他是寅泰钱庄的老板，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大约在1945年，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母亲带
我去上海七浦路恒吉坊的堂伯父家。那次去，他好像身体不适，休息在家。而堂伯父家留给我的印象是家里很大很阔气，全套锃亮的红木家具，家里还雇了两个保姆。堂伯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早逝；二儿子叫冯子玖，我们碰过面，早年在重庆开私人诊所，后因火灾致残回到上海；小儿子冯子祥，在上海百货公司工作，没碰过面也没啥联系。
1949年我在慈湖读初中。慈城解放那一天，早上我们照常去上学，但到八九点钟形势开始紧张，国民党青年军已逃得无影无踪，还听到零星的枪炮声，也就是解放军快要打过来了。那时学校为了安全，把我们集中在普济寺里不让出去，慈城路上静悄悄的，谁也不敢在路上走。而我的母亲从家里跑到学校来找我，她担心我有什么意外。母亲看我们学生集中在一起，就放心回去了。这一情景我一生难忘。大约10点左右，好像有一人骑着大马绕慈湖奔跑，高呼“慈城解放了”。于是我们离开了普济寺，学校也不上课了，让大家回家，免得家中父母担心。我回家以后，出于好奇，又直奔汽车站（即现在南门火车站），看到很多解放军扛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快速向宁波进发。
儿时，曾经跟随父亲去乡下扫墓，是八九户人家一同去。每年的清明节前，由一家负责召集扫墓祭祖，扫好墓园便在墓地的农民家里吃一顿饭，同时按辈分分鹅肉，这一切都由召集的那一家置办。每年秋收以后，我家还可收到墓地农民送来的稻谷。
我有两个哥哥，他们都在上海的工厂做工。我在慈湖中学初中毕业后，到宁波中学读高中，后考入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安时改为西北工业大学）读大学，毕业时留校任教。1988年调到苏州大学，两个女儿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工作。
我最后一次去县前黄门第是今年清明节，给父母扫墓。有时挺想念童年的那个家。
⊙我所知道的冯恒大
口述者：孙友谊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洪塘街道逸嘉新园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父亲孙鼎初（1906—1951），14岁时从奉化肖镇来慈城的鸿昌南货店学生意，满师后留在店里工作。
旧时慈城南货店多，竞争激烈，而南货店的消费者又是城里的大户人家，前新屋冯家是鸿昌南货店的重要客户，按现在的说法是“VIP”客户。为开展业务，父亲便经常去冯家，除了买卖，还帮做其他事务。冯家的一主妇，人称大屁股，对父亲特有好感，视父亲像寄拜儿子那般，我们叫她外婆。冯家其他成员，如外婆侄子冯子贻与我家也有往来。父亲称冯子贻为“阿懿老板”，母亲则称其为“阿懿哥”。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继而上海“八一三事变”，使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市场百业凋敝惨淡，此时冯恒大部分股东提出了退股，时任经理也表示难以为继，冯恒大面临倒闭的危险局面。前新屋冯家作为冯恒大的股东之一，因战乱，在外投资损失惨重，大伤元气，已没有财力来收购退出的冯恒大股份。由于冯恒大供应的商品，如酱油、老酒、糟烧（酒）、高粱烧（酒）、麦烧（酒）、绿豆烧（酒）、酒糟、米醋、豆豉、腐乳、花生油、菜油、麻油、花生酱、辣酱、酱瓜、酱萝卜、酱大头菜、香干、千层、油豆腐等等，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冯恒大又拥有那么好的场地、设备和技术，冯家不主张倒闭，于是决定聘请新经理，把祖上的家业冯恒大支撑下去。
经大屁股外婆的竭力推荐，征得当时孝西镇镇长冯子贻、孝东镇镇长——我的寄拜爹陈福元的赞同，父亲于1938年接任冯恒大经理。
父亲担任了冯恒大经理，我家搬到冯恒大旁边的邬沈巷，这样小辰光我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店场去玩，对冯恒大记忆较深。
冯恒大是慈城百年老字号，坐落在东西走向的下横街西闸桥以西，即现在民生路的北面。
冯恒大是前店后坊的布局，沿街约有20米长的白色黛瓦围墙，围墙偏东下方开个石库门，门右侧的墙壁上，从屋檐到墙基，竖直写着乌黑醒目的三个正楷大字“冯恒大”和四个小字“招帖即扯”；门左边十余米长的墙壁上，从右向左写着上碰屋檐、下着墙基的被形容为顶天立地的“官酱园”三个大字。其实冯恒大全称是“冯恒大酱园”。
石库门前有两格台阶。对开双扇大门用坚实的木材制成，门面下部三分之二包了一层铁皮，油漆成黑色；上部是橙色底漆，饰有银色星点，右门镌刻着“恒其德”三个字，左门上镌刻“大有年”三个字，落款是慈城著名书法家钱罕。
进了石库门，便是顾客避风躲雨的门亭，穿过门亭是天井。天井约300平方米那么大，中间的一块空场地是留给顾客停放担子用的；这块空地还是过年、闹元宵时节，表演跑马灯、跑车子灯和演大头和尚的场地。天井的南边和东边是陈列有序的酱缸，有三四十只，酱缸上口扣了锥形竹编的缸盖。天并的北面是一排高平屋，靠最西边踏上石阶便是通往店后作坊的大通道，通道的右边是设有“7”字形高大木制柜台的店堂。在大通道入口处，抬头就看到用金箔贴制“官酱园”三个大字的豪华型招牌。
店堂内的设置是：中央设有平台，平台上设有账桌，紧靠账桌的是钱柜，钱柜顶上设有与柜中的钱币箱相连通的元宝状木斗，店员在营业中收取来的钱币都向着木斗投入。账桌前沿陈列的三只酱油缸，销售冯恒大酱油，从左到右分别为座油、对油、丁油。酱油是冯恒大的当家产品，也是旧时慈城人的送礼佳品，旧时过年去上海，拎上冯恒大酱油与慈城年糕则是大礼。抽油为上品，有精装的瓶装产品，用火漆封口，贴上套色有图有文的麒麟牌商标招头纸。抗战胜利后，招头纸改为金龙牌。这是因重新注册商标，结果麒麟牌已被注册而改变。酱油以豆豉含量分等，座油豆豉含量低于抽油，丁油豆豉含量最低，而对油则是一半座油与一半丁油的调和，相当于现在市场上的调和油。店堂里还备有刀伤药物和止泻的冬至萝卜，免费供应所需顾客；冯恒大的店堂还接受顾客物品寄存，免费保管，从来没听到过遗失或差错。若遇乞丐临门，店柜一律施舍给予。
账桌的后面有八仙桌、靠背
椅、困椅以及用炭火加热的茶水炉，这里供顾客休息或洽谈业务之用。此隔壁是供有财神菩萨的客厅，这也是经理接待大客户的地方，其南墙上方供奉财神爷，财神爷下方的立轴上是一个草楷“鵞”字，我曾问过长辈是什么意思，长辈告诉我：“鵞”与“和”谐音，做生意就是要和气，和气生财嘛。“鵞”字的两旁是对联，上联写的是什么，我记不清，下联是“甏里香浮竹叶青”。
一般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由专人负责打开钱柜门锁，取出箱内的钱币，倒在客厅的大圆桌上，由预先坐等在桌旁的账房先生、经理或副理及几个职工等并账，若客厅有客人，一般也一起并账，从来不设警戒。
店堂的北面有一特别宽大的天井，天井上一排排酱缸有一百五六十只，用于晒酱。大天井的周边都是平屋，靠西南的平屋里设有四部酱油榨机，西边是用饴糖制作酱色的工场，东南部分向南扩展占地甚广，为制作豆豉的蒸制和发酵工场，篾匠、木匠、箍桶匠的工场和工人宿舍设置在北边平屋内，东边一排高平屋，为盐、豆、麦粉、粮食的大仓库。
大天井的西北角，为水作工场，专门生产香干和腐乳。与大天井一墙之隔的西边设大厨房、工人餐厅、腐乳仓库和职工宿舍。
职工伙食全部由冯恒大供应，倘若职工亲友来访也可免费就餐。经理、高级职员与职工同桌吃饭，不搞分食制。平时一般开五六桌，有40人左右就餐，忙时开八桌。
冯恒大的酒作坊设在石库门对面的栈房内，即民生路的南面。横贯慈城的主河道把南面的栈房划分成南北两面。古时候货物运输主要靠水路航运，这河道方便了冯恒大的原料和产品进出。为连接南北两岸，架设有两座木桥。一座就设在店的对面，在桥的南堍有东、西两个埠头，北岸在桥的东边，也建有埠头，供装卸货物之用。另一座木桥架设在西边，两座桥相隔30米左右，这座桥作为备桥，在该桥的北堍设有埠头，制酒的糯米、糯谷、高粱、大麦等，都在这里上河，送入与桥南端相连的原料仓库和砻谷场。
慈城以西和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冯恒大的产品销售范围，因此，冯恒大在大隐、裘市和鄞县的凤岙均设分店。运载商品全靠自备的一条百官船和一条乌舢船，两船除要运送产品和原料外，还要运输竹、木、柴、草，甚至到大隐去运输制酒用的优质溪水，两船有时会调度不过来。
栈房内的布局是：河的北岸为燃料（砻糠）仓库、建筑材料仓库和补甏工场。河的南岸自东向西为酒曲发酵房、制酒发酵和榨酒工场、炉灶间、黄酒灌装工场、工人宿舍、磨粉工场、黄酒成品仓库、粮食仓库和砻谷工场。酒埕、酒缸和作为燃料的柴爿都堆放在露天。冯恒大老酒称为竹叶青，不要同竹叶青烧酒对号，冯恒大竹叶青老酒其实是在生酒消毒杀菌后灌入酒埕前，每坛酒埕预先放入了一束竹叶，竹叶五或六片，用线扎成束，灌好后用埕头泥封口，合上紫红色埕头印即成。
在栈房的南边，是一块面积相当于栈房用地五倍的冯家园地，属于前新屋冯家，由于冯恒大堆放场地不够使用，其主人冯子贻就无偿让冯恒大堆放酒埕、酒缸、柴爿等。
据说，这冯家园地曾是冯家的宅基，在园地的南半部尚残存着砌石十分考究的两个池塘，一个呈圆形，另一个呈长方形，还有一口方形的大井。在园地的四边，都是瓦砾成堆，看来这里从前建过豪宅。而且这块园地与北面的栈房不存在分界迹象，只用低矮瓦爿墙分隔，而栈房的河岸全用条石精工砌成。这些都显示了园地与栈房是同属一个富裕人家。这个富裕人家就是冯子贻的祖上。
另外，在园地内有几座殡坟，其中有一座新坟的墓碑阴刻了“冯门盛氏之墓”，落款时间是1938年，这就是冯子贻家枪案中被枪杀的冯子贻前妻的坟墓，其出殡的场面我还有印象。
应当说，前新屋冯家虽没有股份，但冯子贻和他们的账房李老先生常来冯恒大，关注着冯恒大的经营状况。尤其是40年代中后期，冯子贻从上海回到慈城，与父亲走得更近。我小学毕业时，冯子贻带着他的次子有甲和我，坐着小汽车去报考宁波的效实中学。此时，冯恒大的最大股份是冯久潮[1]，据说冯久潮与冯子贻同属惠宗祠启承祠，因而冯恒大聘其为监理。
⊙我家和三姑父
口述者：冯祖衿出生年月：1942年职业：经营管理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上海曲阳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的父亲有三位姐姐，三位姑夫差异极大。
大姑父老实巴交，是一辈子背负青天的农民；二姑父在我出生之前已去了天国当差；三姑父姓冯，也是慈城冯氏族人，他是统宗祠崇字辈，与我家启承祠已相隔甚远。对这位姑父，我内心是非常纠结的，直至今日自己也临近行将就木之年，是非人心我尚不能明心见性。
三姑父老家在五马桥西头，沿河，如今河道已被填平。宅居犹在，已是瓦破墙凸，似风烛残年的老人，印痕岁月的沧桑。现为他人居住。
他少失怙恃，十二三岁离家赴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凭自己的勤奋和执着，学得一手精湛的技艺，坐稳杨庆和银楼的内场阿大（把作）位置。他在上海成家立业，拥有天潼路一幢石库门居宅。上下三层，也许原是两层，顶层是后加的。三姑父有四子三女，长子冯圣洙（后改为立平）皖南事变惨遭国民党杀害时，最小的儿子圣琦尚未出生。三姑父和他的子女们长居上海，他除清明扫墓，回慈城不多，家乡对他们来说或许是陌生的，然三姑父又十分留恋家乡的土产，比如菜蕻干、笋脯花生，这样母亲每年总为三姑父家晾晒菜蕻干、烤晒笋脯花生之类的土产。三姑父还特别欢喜吃咸光饼，我们去上海总捎一两百只咸光饼，这是三姑父最欢迎的礼物。有资料记述，戚继光抗倭，他的士兵人人随身携带咸光饼作干粮，由此咸光饼名闻慈城民间，以寄托爱国情怀。想必此对三姑父，不会如此风雅，更可能是他的口癖嗜好。
长期以来，五马桥老宅是姑父一亲友袁家姆嬷居住，姆嬷先夫可能是位中医，因为在她房中悬挂着好多“妙手回春”之类的匾额，猜想是病人所赠。新中国成立后，我家收入骤减。三姑父、三姑妈打算接祖母（即姑父丈母）去上海他们家，因祖母年事已高，不想远离老家。适逢袁家姆嬷打算住到妙音精舍去。三姑父便要父母推掉三河口的租屋，入住五马桥老宅。我们一直住至1954年祖母逝世。这一年，我家发生惊变，父亲被捕，生活来源完全断绝，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靠变卖家产度日。而三姑夫却将老宅捐献给政府，我们被扫地出门。迫于生存，母亲弃儿抛女，只身来上海谋寻生计。
1957年，我和姐初中毕业，来上海报考高中。姑父不愿接纳我姐（后姐被二姑妈儿子接走），而接纳了我。后来，我才明白，接纳我，是三姑父认为为冯家留下我这根苗，以延续香火。于是我暂住在三姑父家。三姑父赡养着他的二兄，一个失去谋生能力男人，另一亭子间居住着三姑夫堂房兄弟的遗孀。三姑夫平时从不拜佛烧香，但每逢其父母生日、忌日和自己生日都吃一天素斋，从不疏漏，也是他孝心的明证。
三年高中求学期间，我住三姑父家。姑父、姑妈待我不错。那时的母亲住工厂宿舍，常来探望，并向他表示感谢，偶尔说几句承蒙姑父照顾之类的常情话。而三姑夫却板起脸，冷冷回道：“照顾？这是剥削！”气得母亲进退两难，三姑妈埋怨，他也不回嘴，当若无其事样。三姑妈只得向母亲和稀泥。
尽管姑父脾性乖戾，有时简直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是他品行端正，烟酒不沾，赌嫖无缘，绝没有绯闻，有口皆碑。他对人苛峻，对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甚至更甚。他的三个儿子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同他的严厉不无关系，可谓歪打正着。
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姑父也温情可亲，愈到晚年愈加明显。我参加工作之后，也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三姑父说起我母亲来上海时曾经借过他70元钱，至今还没有还他。我是敏感的，决心母“债”子还。累积了两个月工资准备还债。去他家前，我先去邮局汇付支内职工的补助金，不料回来发觉自己的钱竟被人偷了。我只得如实告诉失约的原因，他竟是诡黠一笑：“还有利息呢。”三姑妈在一旁说：“你姑父是随便说说的，你还当真。倒让贼子占了便宜。”
“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在杨庆和是把作，挨不上资本家身份。但他对作坊内职工管教是很严的，因此，时过境不迁，还有人耿耿于怀，记恨在心。趁揪斗之风盛行，那些人找到他的工作单位揭发批斗。造反派勒令他回家抄写毛主席语录，错一字罚写五遍。这样，他的欠债越积越多，像高利贷利滚利，再也偿还不完。
夏天夜晚，他趿着拖鞋，纵身跳进苏州河中，停靠在码头的船工听说是资本家跳河，也不捞救，任他在水中挣扎，喝了好多污黑浊水，眼看再不救就要没命了，才把他拖上岸来。
我闻讯前去探望，他躺坐在椅子上说：“你不来，你妈也不来。亲眷，亲眷就是要经常走动，愈走愈亲，不往来还叫啥亲眷！来了不要马上就走，吃顿便饭。吃顿饭是吃不穷的。”
我听着听着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真不知道往昔的三姑父和眼前的姑父哪个才是真的。
姑父看似刻薄，不近人情，其实内养厚重、朴实。他是扛着旧的道德、礼教被时代的潮流推着往前走的一代，他同大多数的那代人一样，不是觉悟者，更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只是身不由己，习惯性地顺着先人铸就的人生轨道前行。冯家千年来以慈孝为根本，伦理道德被重重的宗法缚绑，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面前，千年恒定的观念不断地遭受冲击、洗刷，人格难免错位、变异，一个人的一生有几重面目出现似乎并不奇怪。时至今日，回头审究过去，我感到困惑，觉得今日并非全对，过去亦非全非。
曾经给校友刊物写过一篇杂感，其中有一段写道：“……人各有自己的历史，但含辛茹苦哺儿育女是人的本能。他们操劳一生，如今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传递着儿女孙辈们的哀思。清明是时间概念最为模糊的日子，过去和现在交融，逝者和生者对话，不知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一代又一代，维系着家族的情感。”而今，三姑父、三姑母也安葬在慈城的黄夹岙，与先父、先母为邻，愿他们在天之灵经常往来，“愈走愈亲”。
⊙母亲又生了个女儿
口述者：冯翠堤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护士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江西宜昌市中心医院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在慈城的家，是慈城民生路124号，那是祖父开办的天生德药店。祖父去世后，药店由父亲经营，大约是抗日战争期间，药店效益不好而关闭。父亲去上海叶天德药店当药工。
父亲叫保康，有人称其保康先生，也有称其阿康哥。旧时的女人是进不了祠堂的，而我在启承祠创办的藕田小学读书，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家乡记忆。藕田小学原只招收祠堂的冯姓子弟免费上学，后来校董冯志贻提出学校要实行如奖学金那样的制度，考第一名学费全免，考第二名半免，考第三名免书本费。我是统宗祠的冯家女儿，不仅能入学藕田小学，而且每学期的成绩不是考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也享受到了祠堂的奖学金。
父辈是四兄弟，父亲是长子，妹妹早夭。父母生我们姐妹弟九个，因为头四胎全是女孩，让母亲颇为自卑。大姐在我还未出世时就去世了，二姐现在杭州，我是老四。我的出生很不幸，据说二奥婶生第一胎就是儿子，比我大个把月，妯由娌俩孕期闹了意见，因而我落地时，母亲一气之下给了接生婆一块钱，叫其把我丢到郊外去，后被祖母得知，就劝母亲既然生下就算了就养着，母亲听从祖母的话，她们的婆媳关系很好，没丢掉我，我的小命总算保了下来。可母亲盼儿心切，看我总不那么顺眼，一不称心如意就发火，一发火不是骂便是打，甚至把我的头往板壁撞，有时还会用缝衣针刺我的手指头。邻居的任何一告状，她都不分青红皂白认为是我的不对而做我的规矩。我看母亲待他人也和气，即使对两个姐姐也不如对我那么凶狠，难道真像民间所说，我们母女俩是冤家吗？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气十分寒冷，也不知什么原因母亲又发火，这次没有打而是将我往家的后门拖，说要淹死我。我家的后门是小河，我害怕极了，拼命抱住柴间的一根细木柱，加上姐姐也帮我，才逃过了一次“鬼门关”。
过了几年，母亲又怀孕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妹妹没有我幸运了，母亲下了狠心，把她的第五个女儿丢掉了，屈指算来这位妹妹也有七十多岁，不知她是否还在人间。妹妹一丢掉，我明白了母亲对我的狠是因为我是女孩。旧时的女人，不能进祠堂，没有继承权，而冯家人似乎又特别在乎生儿子。生第六胎时，母亲如愿了。这一年我家喜气冲天，弟弟满月时办了15桌酒席。
之后，母亲又生了一女二子，这样民生路的家，我家是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还有奥松家的儿女们，父辈们在外工作，家里全是孩子。应当说，我们还比较懂事，姐弟妹很少吵闹，但难免产生矛盾，每遇矛盾母亲从不对三个儿子发火，更不用说动手了，而我们姐妹或多或少挨过她的打，我被她打骂最多，读书后好了些。虽说如此，我从不记恨母亲，因为还是母亲的乳汁喂养我长大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大，随着知识增加，渐渐地我明白了母亲对我的言行只不过是典型的重男轻女恶习。
1955年，我从宁波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湖北武昌的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当年的月薪是28.96元，我每月要从邮局汇给母亲15元，涨工资又增加了5元，哪怕出嫁自己有了儿女，我也至少每月要寄给母亲10元钱，以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退休后，我几次回过慈城，在弟妹们的陪同下到墓地看望祖母、父亲、母亲，无论怎么样，他们是我的亲人，而我是慈城冯家的女儿。当然这也是我对他们、对冯家的记忆。
⊙我的教师之家
口述者：冯庵卿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日新路86号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统宗祠子孙，为什么这么肯定呢？有两个记忆十分清晰，一是儿时去统宗祠祭过祖，拕过吉饼；一是上小学前，长辈带我去布政房找过时任尚志小学校长的族人冯景增，请他说情上普迪学校。祖父名叫廷梅，在慈城下横街开天生德药店，我们家就住在下横街（现为民生路）。
祖父母有四个儿子。长子保康，也就是我的大伯，继承了他的药店。父亲保庸，在上海油脂店工作。三子保梓与四子保楚，也是我的两个奥松，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重庆，他俩都是职员。
我出生时，祖父已过世。他生前为其孙子取名，长孙为家骅、次孙为家驹。伯母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而我的母亲都生儿子，不幸的是母亲接连三胎儿子都早夭。1934年，母亲与伯母同怀身孕，结果我早一月出生成了冯家的长孙。旧社会生得多活得少，父母生育儿女9个，留下的只有我与弟弟晋卿。
我从普迪学校毕业后上了慈溪简师，只读了两年，因家境困难未毕业就到小学当老师，1950年1月起，在洋墅小学等校任教。六年后去余姚，先后在陆埠区校、沿江乡校、沿江中学、二六市中学等，任过教师、教导、校长等，1984年才调回家乡的半浦中学（现为修人学校）。我和夫人戴亚棣一生以教书为业，我的儿孙辈也大多是以教书为业。
我有二儿二女，长子志敏现是宁波大学副校长，他曾于2007年度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儿媳是宁波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孙子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次子志捷夫妇都是医生，儿子是宁波市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儿媳是第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孙女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读书，还去英国留学半年；大女儿在幼儿园当教师，女婿原是慈城中城小学的副校长，现为江北区宗瑞青少年宫主任，他们的儿子、媳妇都是教师；小女儿、女婿是工人，他们的小女儿浙江大学毕业后，在杭州一所中学做教师。再说我1991年退休后，又被宁波电视大学江北分校（慈城成人学校）返聘任教，又发挥了十年余热，这样我在小学、中学（中专）教坛耕耘了五十年，实现了“终身”干教育事业的愿望。
我家三代人有九位教师，是祖孙三代的教师之家，而我和夫人则是教师之家的根源。
⊙走大家三代人
口述者：周文宝出生年月：1964年职业：民营企业家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慈城太阳殿路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家至少有三代人做古董收购、买卖，做这行生意进出的大多是大人家，或者破落大人家。我家做得有名气的是阿娘与阿姆，还有小奥松。
阿娘姓宋，是慈溪三北人，但人们不知她的姓，只知其叫南山嫂。现在问老慈城，可能大多晓得南山嫂，她是我心中“穿珠宝、奔大家”的长辈，我家发迹自她开始。阿爷过世早，留下三个儿子，阿娘可谓是单枪匹马，专门与慈城冯家、钱家那些大家太太、姨太太打交道，将她们的珠宝买进卖出来赚钱。我说的发迹就是阿娘不仅养大儿子，还赚钱在直街买了三间店面房子，让做镴匠的儿子，也就是我阿爸开了一家镴店。不料，这房子着火，阿娘又买了三间店面房，现在我还在享阿娘的福。
阿娘走大家，自然少不了冯家，据我所知，阿娘进出走冯家大多是布政房与前后新屋冯家，不知做过多少笔买卖。其中买卖醉经阁藏书[1吃了生活。据我所知，冯家子孙要卖书，找到阿娘，因为南山嫂赫赫有名。问题出在阿娘将书转手卖掉后，有人告到县府，县府将阿娘抓去，后查实买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阿娘放出来，这里的乡贤也想将这些藏书买回来，结果是不了了之但阿娘坐了好几个月牢，还好书有落底。
做古董生意不同于古董收藏，阿拉往往是一头买进，一头马上卖出，很少留物，因而记不住到底有多少货色，但据说阿娘有一箱珠宝遗产，不少出自冯家。阿爸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我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我家是阿姆跟着阿娘做古董生意。
新中国成立后，这行称收破烂。我十多岁开始跟着母亲买旧货，与母亲一起曾经看到一锭墨，上书“臣方维田贡制”，墨的两面，一是耕织图，一是御制书，是布政房冯家子孙卖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一朋友让我去太湖路冯家，我看到一只有一筷高，直径7.5公分的瓷瓶，是只双套瓶，外面镂刻花，内瓶是红楼梦图案，内瓶旋转，透过镂花能看见里面的红楼梦图案，冯家人讨价5000元，而那时的5000元是天文数字，二级工工资是35元，我咋拿得出那么多钱，如果有钱，年轻的我也敢买，现在想起直后悔。
旧时，慈城有位叶姓收藏家，据说是冯家外甥，他收藏的“袁世凯居仁堂”的花瓶，也是“价值连城”。不过冯家这些人大多搬离了慈城城区。
⊙我家管冯家坟庄
口述者：徐宝岳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务农学历：文盲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五湖村楼家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家祖籍是余姚陆埠，是阿爷这辈开始迁居到这里的，至少有一百年了。阿爷一人先来这里斫柴，后托人专门给冯家管这个冯阿云坟庄，原来是别人管的。阿爷在这里过世，阿哥三岁时，阿爸阿姆将其从陆埠挑到这里，他比我大10多岁，现在好满百岁。
眼前的这座山有后山前山之分，阿拉称葛藤棚地方因有冯阿云坟，人称冯阿云山。我家替冯家管坟，冯家给六七亩吃饭田，这座山还有一百多亩山地也是冯家的；这里附近有云居庵，是冯家的家庵，里面的三间房子是冯家人上坟时的休息室，而山脚的房屋俗称坟庄也是冯家的，我就出生在那里，一家人也住在那里。
冯阿云坟庄简称九拜十明堂六块围屏，也就是从山脚的铁门进去（现拆毁）为第一明堂，也就是花厅，那儿栽种了十二种花木，每月开一种花，也叫十二月花厅；往里走是月亮池；沿山而上是九个拜台，九个拜台有九个空间，即九明堂。下面几格的拜台为圆拜台，上面第八格、第九格为方拜台，第九格拜台也就是墓厅。墓厅最外层是一块横卧长方形墓碑，传说上面是“冯阿云之墓”几个字。我不识字，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墓碑从外往内是拜台，拜台两边是六块围屏，这些围屏是用银子磨出来的，精光滴滑，是状元送的，阿拉称其状元碑。
管坟，平时是打扫墓园，花厅每天都要扫，其余是隔几天扫一次，若长青草也要拔掉，所以墓园坟山很清爽，两边的路、花厅、九个拜台几乎没什么落叶。每年清明，冯家子孙要来上坟，来的人数每年不等，多时二十多个，少时也有十多个。年长的坐轿子来，两三顶轿子：后生（方言，即年轻人）翻石子岭来，往往先在云居庵歇歇脚，再上山；有时上坟还要搭绢篷，冯家人祭拜先祖，我们要送茶、挑上坟担，一早先从冯家挑来，上好坟还要挑回去。
冯家位于城隍庙旁边的前新屋，是二层楼，有24间的走马楼，全部是大屋，屋后还有口庙后池。挑到冯家，他们还在堂前做羹饭，然后是族人吃羹饭，我们被邀一起吃，羹饭至少有五六桌，吃饭的人比上坟的人多得多。我们（有时哥哥）吃过昼饭回来，回时冯家还送我们麻糍作回礼。记忆中每年来上坟的少不了冯庆三和阿三先生。
冯家的山地种的松树、杨梅树，还有一些当柴火的树木，这些山地也是包给我家管理，每年付给冯家一些钞票，若钞票付不出，以柴代钱。冯家每年烧的柴都是我们兄弟俩挑去，每次挑柴到冯家，人是黄汗直淋，主人就让佣人倒水给我们洗脸，往往还请吃饭。按理我家是穷人，而冯家是富家大户，但他们没看轻阿拉。
可能是冯阿云的名气太大，阿爸死后（1936年），坟庄就不太平，头次与往常一样扫墓园，发现被剥尸[1]，阿拉马上进城报告主人。结果冯家派来四人与我们一起管坟，吃、住一礼拜，太太平平，见没事就回去了。而这四人一走，当天夜里又被剥尸；有一回被阿哥吓走，可第二次再去吓时，结果阿哥被戳了十三刀，阿嫂被戳了两刀，受伤的还有客人，是楼家人抬他们去保黎医院治疗的，冯家人替我家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这次我出门走人家，在外宿一宵，回转发现家人受伤。
我二十岁结婚，因有些嫁妆被抢犯知晓，怕再受伤害，所以先搬离了坟庄。墓地安葬了三人，冯阿云和其大小老婆……土匪或抢犯是越剥越有劲，后几次竟架起机关枪，点着汽油灯，用工具堵住了我家房门，明目张胆地剥。阿哥实在吓煞，也于1947年搬离坟庄，不到两年，慈城就解放了。而此前，冯家人因吃鸦片，也离开了慈城，来上坟的人也越来越少。
慈城解放后，我家花了7000斤稻谷向冯家人买了坟庄的房子，坟庄的山地全部没收归集体所有；破除迷信以后，再没见冯家人来上坟。一次，我们兄弟俩偶尔替冯家人说了一句，马上被指责为地主的孝子贤孙，谁还敢说呢？后来建造五婆湖水库，这座坟被彻底拆掉……
⊙父亲的先生冯受之
口述者：钱忆芬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家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华路146号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是慈城钱家之后，祖上与冯家有来往。少年时，听父亲钱瀛官（1891—1960）讲，祖父无业，一家大小全靠祖传的广州敬修堂、海宁万源药行股息为生，加上祖父生性老实，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于16岁出门到上海学生意，碰到冯受之先生（不详一1938），他知我家有药行的股份，就让父亲卖掉这些股份，再由他帮助投资。父亲真的听从他的建议，投资海宁的蚕茧买卖，由此我家开始发了。两年后，父亲回慈城娶了我母亲。当时，祖父已经过世，长子代父，将赚得的钱替姑姑办了嫁妆，姑姑嫁到慈城前新屋冯家。
之后，父亲转入受之先生当阿大的上海鸿祥钱庄，拜受之先生为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钱庄解体才回家养老。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大多数人的理解是徒弟尊师为父，父亲也确实如此。过去学徒拜师大多尊称先生，而我总听父亲称“阿拉先生，阿拉先生”，那种亲切不亚于儿
子称呼父亲。至于，逢年过节的礼拜更是少不了。受之先生家住在上海北山西路，父亲常去，只是当时我太小，不知具体的细节。更令父亲感动的是，受之先生教徒如子，除上述替父亲出点子搞投资外，还在业务上精心栽培父亲的商德，并拟将阿大的位置传给父亲。当年天津路上长鑫里全是钱庄，从阿大到员工以宁波人、慈溪人为多，比如“鸿”字号的姐妹钱庄有鸿胜，还有鸿×[1]，我一时想不起。
大约30年代，父亲接替受之先生当上鸿祥钱庄的阿大[2。这辰光，我家更加发达，父亲在现河南北路景兴里顶下一幢两上两下的新居。尚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是姐姐蕙芬的出嫁结婚，一是父亲开始买古董养心。
印象中，姐姐的婚事办得很有排场，嫁妆全从宁波置办，单嫁妆棉被就有48条。姐夫是“鸿”字号钱庄阿大冯寿康[3]的儿子冯蕙风。冯寿康也是慈城人，他家住在玉皇阁，而且两家的好日是回慈城办的婚礼。那年，母亲正好怀了弟弟，母亲是挺（慈城方言，音读碟）着肚子操办女儿的婚事。至于古董嘛，“文化大革命”时全被抄了。爱说慈城老话的母亲生前常说：“钱财本是一场空，人情才是长流水。”
而父亲生前常说的话是先生比父亲还好。现在回想这话，确实是受之先生有恩于我们钱家。祖父撒手离世时，钱家几乎是度日如年，日子难过；自拜了受之为师后，父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还成了鸿庄钱庄的阿大，这点父亲是很幸运的。受之先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冯作舟1]小儿子叫冯迈群（谐音）。冯作舟经常来我家，所以你一说此名，我晓得，其称父亲为瀛官哥，父亲怎么叫他，我忘了。受之先生的两个儿子，在家里都讴（方言，称呼之意）小名，具体叫啥，我忘了。作舟先生的年龄比父亲小，长得比较胖。相对而言，迈群先生来我家较少，长得怎么样，我没印象。
旧时，钱庄职员有从孤儿院领养小孩的风气，父亲与作舟兄弟俩共领养了两个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成长、成才。我是1949年出嫁的。淞沪战争打响后，钱庄生意清淡，后又歇业。[2]最有比较的是母亲只替我办了24条嫁被，比姐姐少了一半，而我不计较，因为战争家里没有收入，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供养月品（谐音）上学读书，可惜他不太要读书，作舟兄弟俩的养子最会读书。当年领养的孤儿寄宿在学校，只是星期天回到养父母的家中。作舟兄弟俩的养子会读书，渐渐成了他们女儿的家教。以后考上了公费留美学生，成了一名留学生，这可以说是作舟兄弟俩教育有方。
成了冯家媳妇的我虽住在上海，除了节日很少回娘家。1960年，父亲去世，我见到作舟先生来我家，其跪拜过父亲的灵位后，说了句瀛官哥的丧事怎么不通知他。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反右运动”，让我们有家产的人都诚惶诚恐。母亲不想让更多的人伤心，没有通知许多诸亲好友，想不到，作舟先生还是闻讯而来叩拜，可见他与父亲的兄弟情之深。在作舟先生离开我家的那一刻，母亲看着他的背影，说他瘦脱[1]了。这我才想起，作舟先生曾经那大块头的身影。
最近几年的每年清明，我到慈城北门外黄夹岙公墓上蕙芬阿姐的坟，路过山腰大凉亭，就知道到了作舟先生的坟头，想必这也是受之先生的儿女们让父亲叶落归根的吧。
⊙冯伯准和大来银行
口述者：严锡霖出生年月：1929年职业：行政管理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临沂路181弄口述时间：2011年7月
上海万国储蓄会，即现在的延安东路7号有一家大来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大来银行）。这是一家私营银行，宁波奉化人竺梅先创办于1930年，时在宁波路同和古里营业。抗日战争结束后，冯伯准任这家银行总经理，迁到延安东路，时称中正东路。当时的董事长是孙鹤皋，也是奉化人，而伯准是慈城后新屋冯家人。
我是慈城乍山严家人，我有两个姑妈，小姑妈是伯准的母亲，大姑妈嫁给慈城黄山村的王志湘（谐音）。王志湘在上海开一家金子行，外甥伯准就在姨夫的金子行学生意。应该说，伯准蛮灵巧，做金子买卖发了财，还在其家的中央大门买了房子，增加了祖产。其后离开金子行去日本留学，留学回来继续做生意，后来应聘到大来银行当总经理。我呢？因与伯准是表兄弟关系就到大来银行学生意，练习生、助理员，一直做到银行关闭。
伯准上任后，利用亲戚、乡情等人脉，聘请了当时的两个重要人物，即陈布雷与秦润卿。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与伯准有亲戚关系；秦润卿时为上海市银钱业公会负责人，还是上海市参议员[2]，与冯是同乡。当时伯准请秦任董事时，还留下这样一段佳话，当然这是秦与冯开的玩笑：“伯准，现在慈城里银行董事长只有我秦润卿（1943年，秦辞去上海垦业银行总经理一职，仍任董事长），银行总经理只有你冯伯准，你请我做董事，一定做。”我想秦先生的话，是指当时慈城人做银钱业生意的不少，你做银行我要支持的意思。另外大来的董事还有金润庠，时为民丰造纸厂（嘉兴）总经理，竺培农（竺梅先的儿子）为副总经理，又是大来银行业务经理。
大来银行的主要客户有两家，一是金润庠的民丰造纸厂，一是杭州的华丰造纸厂。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民丰造纸厂，是1927年嘉兴禾丰造纸厂改名的，1935年研制出“船牌”卷烟纸。翌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卷烟纸制造专利权，是我国最早的卷烟纸生产企业之一。杭州华丰造纸厂创建于哪一年，我记不清了，这厂于1947年也开始生产卷烟纸。这两家造纸厂在当时的江南，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力都很大，有这两家大企业作后盾，因而大来银行业务很好。
此外，伯准为人真诚、性格豪爽，人缘好朋友多，朋友带朋友等，这样能使我们这家私营银行在与洋行、钱庄等数百家金融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次，竺培风陪其表哥蒋纬国到大来银行看望竺培农（培风是蒋介石的外甥，培风、培农是堂兄弟），行里中层职工明白这一层关系，纷纷议论，陈布雷是大来的董事，现在蒋二公子来访，大来背景太靠硬。这件事自然惊动了全行（包括公司）200多名职工。作为总经理的伯准自然觉得很光彩。此外，伯准开拓业务也有闯劲，在他和董事一班人的努力下，大来银行在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占了一席之地的。除了延安东路上的总行外，大来银行还在静安寺庙附近设有沪西分行，在南京新街口设有南京分行，还有一家201股票交易所。此外，大来银行还投资开设大通公司，冯伯准任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具体事务由总经理王绥之（绍兴人）打理。大通公司下设四家独立核算的实体，一是申雍无线电厂，二是美士服装公司，三是大通纱布号，还有一家青青养蜂场。不愧是喝过洋墨水，颇具现代管理理念，伯准创办的这四家实业，经营领域涉及电子、轻纺工业，又有一家农业企业，加上自身从事金融行业，似乎是东面不亮西面亮，银行、公司总可以赚钱。
由于银行发展良好，伯准曾经打算去台湾开设分行，结果只创办了一家公司，后台湾公司开张不久也歇业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伯准的好友戴董事（大来银行董事）替他买好了机票，而他没有离开上海。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与他的妹妹冯（子）援有关，冯援原是中共地下党，她向伯准宣传党的政策。共产党需要人才，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要大发展，伯准留了下来。
说起冯援，我还得说一说伯准的叔叔冯莪生。冯莪生，字冯攸，人聪颖很会读书，是同文书院[1]的高才生，与周佛海是同学。另外，冯莪生娶的第一任妻子是陈布雷的妹妹，因此汪伪时期，冯莪生曾被重用，1940年6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2]，后又任上海物品统管局局长[3]。当时的物品统管局设在上海马当路，时被上海人改称为“冯富路”。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了历史，不过莪生的这一选择曾经帮助了家人，比如慈城沦陷时，慈城好多大房子被日本人占领，同在始平路的后新屋老大门进驻了日本军人，而中央大门因挂了“冯攸宅”的牌子而免遭其害。有意思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门的主人换了一块牌子，改为“冯度宅”，冯度是莪生同族兄弟，那时的冯度从重庆回到宁波，连任效实中学校长并恢复了学校的教育。而莪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离开上海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家。常言道：“人各有志。”莪生的侄女冯（子）援却是上海的地下党，她劝住兄长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大来银行歇业关闭，作为银行职员的我自然就失业了。之后再就业并转岗从事教育工作，1989年退休。因为是表兄弟关系，我们没有中断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冯准靠拢中国共产党，表现积极，被金融部门推荐任上海四明银行经理，后又推荐到北京脱产学习一年。回来重新分配到安徽省人民银行，专门负责信贷工作，因为他有不少海内外的朋友，向他们宣传政策，鼓励投资安徽建设，为银行事业和建设新中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肝炎提前退休回到上海。
⊙我们夫妻俩参与家乡三校设计
口述者：冯崇元出生年月1936年职业：建筑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四明中路577弄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的出生地是慈城西庙弄偏屋，我家属于统宗祠，幼时跟随冯德林伯去祠堂所办的尚志小学祭过祖。父亲冯崧甫（1899—1974），又名冯柏云，长期在族人冯祖麟开办的宁波葆元参行做会计。祖父叫冯厚生，祖父、祖母，我们姐弟没见过，父亲幼时他们就过世了。父亲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没见过父亲的哥哥，也不知他叫什么，只知大伯育有一儿二女，儿子叫崇魁，我也从没见过；两个女儿都见过。父亲的大姐梅仙，嫁王同知房王家；二姐嫁姜家后亡；小姐嫁严家，早年守寡，后随严家人去上海。据说是西庙弄爷爷，也就是祖父的弟弟在广东做药材生意，后开店很会赚钱，一直接济我家，直到父亲自立。西庙弄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只知他有个儿子叫冯崧椿和两个女儿。冯崧椿是宁波东新瑞药行[1]的大股东，也就是父亲的堂兄，我的堂伯。堂伯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儿子们的名字，分别是长命富贵福禄寿。在慈城，冯家也是大族，似乎随便说个姓，就与冯家有联姻，比如应昌期先生姑姑嫁的就是小东门冯俞宅冯庆堂家的。不过，这是我后来参与家乡三校设计时，听应昌世先生说起才知冯家这些绕来绕去的关系。
1957年，我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后离开慈城。1962年起，一直在四川成都建设部西南建筑设计院工作，1979年一家人调回宁波，历任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因母亲孤身一人在老家，才被同意调到宁波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当年调动非常难，历时五年。
1988年，应昌期先生回慈城拟投资重建中城小学，新建倡棋幼儿园和慈湖中学。当时我与应先生不熟，是校友李浩然带我去华侨饭店会见先生小弟应昌世先生。应先生首先重建中城小学，在当时设计的四个方案中，应先生选中我的一个，时任宁波市市长的耿典华让我举笔，并对我说：“一定要搞好，这是应氏一家第一次捐资，一定要达到一流水平，这也是应先生的要求，搞不好要打屁股。”就此拉开了参与母校建设的序幕。
重建中城小学时，我的爱人邹梅英时任宁波设计院院长。因此，我们夫妻俩，我设计倡棋幼儿园，因为幼儿园与小学是连成一体的校园内建筑，夫人设计慈湖中学。刚好设计完成整体构图，夫人又先后调任宁波大学设计院院长、宁波规划局总规划师，这一调动使慈中的设计剩余工作由我接替完工。这样我们夫妻俩参与了慈城当代最有影响的倡棋幼儿园、中城小学、慈湖中学三所学校的设计工作。后来慈湖中学、中城小学获得浙江省优秀设计一等奖，而中城小学还获建设部优秀建筑二等奖（村镇建设类，因校址在慈城镇故属乡镇类）。中城小学还成为国家教委为编制中小学优秀设计范例图例。这本图例由西安建筑大学张宗尧教授编著，在此后张教授编著的中小学建筑设计教材中都选编我们俩设计的慈城三所校园的图例。慈城三所校园体现了应昌期先生心系故乡、回报桑梓的乡情，而我作为慈中学子、慈城的游子，为此借应先生的财力也为家乡、为母校尽了一些绵薄之力。
此外，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崇基（后改名重坚），他大约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就去了上海学生意。抗日战争胜利后，哥哥随其老板陈龙泉去香港谋生，并在那儿落户生根，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哥哥见证了香港的发展与变迁。哥与嫂子余慧文育有一女一儿，如今侄女翠华在美国学社会学毕业，现居留在那儿，也有一女一子；侄子刚华美国大学毕业后回香港就业，从事平面设计，香港回归的纪念邮票，张国荣、梅艳芳香消玉殒后的纪念邮票等是侄子设计的作品。
⊙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
口述者：冯守南出生年月：1920年职业：民营企业家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天津市立达公寓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叫冯树梁，母亲叫陈艺，小名称大梅。打懂事起知道，冯陈两家约于清末民国初离开慈城到上海谋生，当时有许多宁波人去上海。我说的冯陈两家有外祖母、父母、舅父和姨母五人，外祖母陈舒氏很能干，是她带着她的儿女——陈氏三姐弟去上海。刚到上海时，十余岁的舅父汉泉、姨母月梅在先施公司打工。
父亲从不提起在慈城做什么行业，到上海后他独自开了一家小型的制作私人用的包车店，木头包车时为上海富裕阶层的交通工具，父亲的包车店生意还挺好。小时常听父亲说，我们家在慈城是大族，提起冯家人人都知道，还说祖上是做大官的。包车店的楼上有父亲从家乡带来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书箱，木质的书箱，面板镂刻的是人物与花草图案，内装有不少的线装书，我还读过《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启蒙教育书；父亲还从家乡带来祖宗像，我家过年吃年夜饭时还要挂这些画像。画像中的人物是穿官服的，是否就是父亲所说做官的祖宗，当时我也没问。在上海，父亲有个弟弟，我称奥松。冯家是父亲先去上海，奥松后去。奥松在上海一家制铁厂做工，与奥松一起的还有几位年老的慈城人，我叫他们舅公，不知哪家的舅公。奥松工作的工厂在虹口那边，父亲还带我去那边奥婶家吃过饭。由于工作行业不同，住得又远，父亲与奥松他们平时来往不多。
民国十六年（1927），舅父回慈城结婚。冯陈两家都回老家吃好日酒。婚礼是在外祖母的哥哥（我也称舅公）家操办的。这位舅公是建筑承包商，慈城的许多店铺、住房由他包工建造，故家境较富裕，与外祖母关系极好。
自慈城回上海，舅父、姨母兄妹俩凭着在先施公司打工学得的制衣、销售知识，开始自制衬衣，最初厂名为“永新内衣厂”，成衣商标是“555”牌店，，销售给当时上海的三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南京路较大的百货商。由于产品质量较好，舅父的家庭工厂逐渐扩大在舅父的工厂不断扩大之时，父亲的包车店，由于他不懂酒精、丙酮等化学品的性能，两次开业，两次着火成灾，把包车店的资产烧得精光，包括父亲从家乡带来的所有财物。眼看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母亲便劝慰父亲，自己别搞了，不如与舅父一起搞服装业。父亲听从母亲的建议，加盟舅父的衬衣厂，承担厂里的总务与采购工作，从此冯陈两家合伙创业，时为民国十九年。当时的工厂设在马霍路（现黄陂路）跑马场对面的“德德”里，租了较宽敞的两大间住房，熟练缝纫工近三十名，管吃、管睡，一日三餐包吃，工场白天放缝纫机，晚上打地铺，效率很高，每人每天能做10—12件衬衫。冯陈两家人既是管理经营人员，也是工人。父亲负责招学徒、选购设备及各种设备配件；母亲裁剪，协助舅父选购原料；姨母几乎包办衬衣锁眼，舅母、外祖母协助她，但还跟不上缝纫工的速度，舅父又增添一台锁眼机，姨母一天十多个小时黏在机器上；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负责经营，资金运作，产品销售。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缝纫工大多自备缝纫机，她们缝纫技术娴熟，稍不满意，往往会提起自己的车龙头（即缝纫机）而另择服装工厂。面对这一现状，不少服装加工厂以招收学徒而增加各自的新生力量，传统学徒一般是第一年打杂，第二年才上机学手艺。我们永新内衣厂也招收学徒，不过舅父略胜一筹，他将学徒称作练习生。练习生不用打杂、抱小孩，学习三个月后，直接上机工作，只是合同时间分练习期三年、帮师三年，这是舅父的高明，不仅留住了技术工人，而且帮师三年的工资也要比正式工人低20％，工资成本抵去补足“555”衬衣的原料成本。产品质量好、业务信用好，品种齐全，有连领、平领、翻领，冯陈两家合伙经营的永新内衣厂销路日益拓宽，除上海市场外，还通过湖南、福建、四川一些省设在上海的商栈销往长沙、福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同时，舅父与人合资在四马路新开新丰门市部，专卖衬衣。
产品销路不断拓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们的工厂三番五次搬家，有几年是在白尔部路（现重庆中路）的泰和里租了32、33号两幢房子，是一至三层的石库门，时在上海唱滑稽戏的张笑笑、鲍乐乐、丁怪怪也住那里，我们是邻居。这期间，姨父在回家路上中流弹而亡，姨母结婚才一年没孩子，但她坚持不改嫁，一心一意帮助舅父打理工厂。那时的舅父从杭州买来十三两纺做原料，请来宁波师傅涂上桐油，做中式雨衣。雨衣时为中产阶级的时尚品，国人没有制作，上海市场上只有日本人生产的橡胶风雨衣，由于掺入七八成的再生胶，这种产品价廉物差，掉皮不耐穿。舅父涂桐油雨衣的创意来自当时的油布伞，又是永新内衣厂附属产品。舅父的工厂之所以能持续平稳发展，还得益于金融界同乡的帮助，当时慈城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秦润卿，一个是王福源，他俩经营的福源钱庄是我们工厂的后台老板。然而，任何的创新都是要冒风险的，一年夏天贮存桐油的雨衣仓库失火，幸亏库存不多，损失不大。那是1932年的事，这年舅父喜得贵子，舅父有二子二女，长子比我小一轮，是他结婚六年后的头胎男孩，陈家人别提有多开心。有道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也正是这一年，新丰门市部合伙人席卷营业巨款逃走，让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还有一些从老家来的亲戚任职管理中层从中挖工厂的墙脚，幸亏为人忠厚的父亲尽责尽力，一切为工厂利益考虑，才避免了灭顶之危机……然而，由于火灾，由于被骗，由于试制风雨衣的操劳，舅父得肺结核吐血。我说过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舅舅一病，冯陈两家乱了阵脚还是外祖母清醒，当年她率陈氏三姐弟来上海，如今工厂碰到困难，她提出了紧缩开支，共渡难关的策略。工厂由父母亲、姨母打理，照常运转。舅舅的病需疗养、营养，母亲让我中断学业，每天陪舅父到复兴公园晒太阳。我记得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家西餐馆，那是我们吃早餐、喝上午茶的场所。舅父喝牛奶，吃面包、英国麦片等，我也跟着享受。下午回家后，舅父睡觉，我参与工厂工作。有意思的是，上午舅父的同行朋友也常来西餐馆喝茶，他们一起交流行业信息，切磋管理经验，十多岁的我听着他们的生意经，为我以后管理工厂生产奠定了基础。
一天的上午茶，舅父得到位于南京路四川路口的维罗公司专卖英国雨衣的信息。这种雨衣两层开丝米中间衬一层白布涂层橡胶，款式漂亮，单价20、30元大洋。舅父闻讯，与母亲到维罗公司看雨衣，舅父说买一件做样衣，母亲让舅父穿一下后，说不用回来后，母亲用60支纱双股全棉做出第一件风雨衣[1，后来改用腊丝卡其做面料，推出产品，一举成功，当时雨衣商标为“ADK”，中文名称爱地凯。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大地牌风雨衣。
随着“ADK”产品的试制成功，舅父身体经过两年多的调养也康复了。工厂改名为永新雨衣染织厂，又搬到南市中华路1244号，舅父还在蓬莱路口开了一个门市部，专卖厂里出品的男女式夹克。我们生产的“ADK”风雨衣既没有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又具透气等特点，这种风雨衣晴天能挡风，雨天能挡雨，颇受上海中产阶
级的青睐，这样工厂又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也到中华职业中学报名商科继续学业。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那时，父母住在重庆中路一带，舅舅一家、姨母住在新环路延益地，我与姨母住在一起。卢沟桥事变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冯陈两家靠变卖货物为生，我和叫潘小泉的练习生索性住到中华路门市部，因职业中学华丰同学想到延安去，于是我偷了家里最好的机器，名称为一百另三种缝纫机卖掉，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才知去延安的人太多，只好在罗曼（即李维汉的化名）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学习。不到一年，我患了疥疮，有道是：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起，腰里绕三圈，屁股扎大营。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传染病，同时又闹红眼病，指导员对我讲，你是工业世家出身，以后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发给我们三元钱作路费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时，舅父的厂子已很有规模，又在成都路、沧州书坊大楼下新建了厂房，楼顶上还立了“ADK总管理处”的金色浮雕大字。舅舅即安排我在此任经理职务，但我有自己的创业理想，不愿在上海坐享前辈们的创业成果，因此向舅舅等提出，到桂林开办ADK西南经销部，进一步扩大市场。结果证明，我提出的策略是对的，在桂林，我们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因1944年日寇进攻桂林，我们被迫将经销部迁至成都。在成都，我们的销售状况依然很好，这也为我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创业基金，后因多年辗转外地，思念家中亲人，我于1947年又回到上海。回沪后，我继续在ADK任业务经理，直到上海解放，这期间，我要自己创业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
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军需后勤部向上海雨衣业采购单面橡胶军
用雨衣10万件，期限为两个月。以“ADK”为首的六家雨衣厂共同承制，当时的我负责监督各雨衣厂生产进度及按期分批至“ADK”打包、装箱、运赴天津，送交汤元明同志。汤同志有商业批发工作经历，因而在驻天津负责接收雨衣期间，偶尔发现天津最繁华的“滨江道”对门的“天宝金店”店面出让告示，打电话给我，愿投资帮我在天津创办雨衣厂。
这个电话不仅了却了我的心愿，还延续冯陈两家异乡创业史。上面所说的永新内衣厂和“ADK”雨衣，那是外祖母、舅父、父母亲、姨母冯陈两家人在上海创业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曾有个心愿，拟在华北津京地区创办类似舅父生产“ADK”雨衣的工厂，因此一接到汤同志的电话，我北上进津实地看了天宝金店，并以布作价，用600匹布（约合1亿金圆券）价格盘下此店，后在舅父帮助下，经数月筹划，1950年，我与他人合资创办的东南雨衣服装制造厂在海河畔开张，主营“红羽牌”男女式防雨衣外，又制作了数千件时被天津人称为“皮猴”的美军款式夹克，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引起天津人的关注。后来，东南厂公私合营，我被任命为“东南雨衣厂塑料厂”副厂长，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工作，这一任命预告着我们冯家第二、三代在异乡天津的新创业。父母还在上海，当时母亲仍任ADK分厂厂长，专门做雨衣，父亲负责分厂的后勤总务工作。我有一姐瑞英一妹瑞华，弟弟志勇、志英、志伟、志明四个，他们都在上海工作或念书。
创业于天津，如果说50年代的东南厂是序幕的话，那么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1982年，办完退休手续的我回到第二故乡——上海，那里有我们冯陈两家人的创业记忆；那里有我的亲人，虽然外祖母、父母已故去，然舅父、姨母还在；那儿有我曾经的同事、创业的伙伴，也正是这一回，我看到风雨后的彩虹——勃勃生机的民营企业。
有首歌唱道，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天津创业也是如此。上海之行，仿佛激活了我的创业细胞，而创业细胞的裂变却在两年后天津市工商联召集的工商界最年轻十人座谈会。这次会议，我聆听了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四化建设的讲话，想起陕北公学指导员所说的“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那席话，就在津塘小东庄着手创办天津市东南雨衣服装厂，工厂生产、经营“四羽毛”牌风雨衣、夹克衫、防寒服，工厂创办前15年，营业额达5亿元，上缴利税近亿元，是国家二级企业，四羽毛产品享誉津城遍销华北、东北、西北的“三北地区”。在天津街头曾有十人中四人穿“四羽毛”服装的景观。1988年，李鹏总理视察我们工厂，后李总理又穿着“四羽毛”夹克衫在夏利汽车厂试车。在1993年天津市50家著名商标评比中，我厂的“四羽毛”得到消费者投票33.4万票，列居第十位。鉴于我为乡镇企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天津市委于20世纪末奖励我三万元，我将奖金如数分给东南厂职工；同时，河东区奖给我们父子（次子学棣）俩东丽开发区土地23亩。
新世纪初，我已将企业传给学棣经营管理，他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我有二子三女，长女学珉与学棣跟我一起创业于四羽毛公司，长子学原是塑料工程师，二女学瑾在塑料公司工作，幼女学英在大学教书。这以后的创业，是冯家下一代的事。而从上海的永新内衣厂到天津的东南雨衣服装厂历时70多年，记载着冯陈两家人异乡创业的历史，我们的根在宁波慈城，虽然那儿我只去过两次，一是舅父结婚，一是淞沪事变回乡避难。如今我虽然年逾九旬，但听说杭州湾大桥开通，我真想去看看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慈城。
⊙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
口述者：冯心言出生年月：1929年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海淀区黄庄海淀南路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老家在宁波江北区慈镇城光华路13号。祖父冯春源[1]，年轻时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过棉布店。祖母经常说在上海如何如何。祖父有二儿三女儿，叔叔早逝，父亲冯彦如[1]（1894—1962，字敦五）长期在上海一家交易所工作。母亲姓袁，家庭妇女，祝家渡人。大姑妈的丈夫很早便去世了，二姑妈冯君慧的丈夫钱吟棣，是慈城书法家钱罕先生的弟弟；三姑妈冯湘纹的丈夫姓杨，名嘉恒。她们三姐妹都长期住在慈城。
因父亲出门在上海，我从小和祖父母、母亲同住在慈城，家里的大事由祖父做主。6岁时我要上小学了，祖父与二姑父商量，请太希先生做我的“开笔先生”。既然请了开笔先生，就得行拜师礼。一天早上，姑妈们在太希先生家的堂厅里摆好供桌，桌上摆烛台和香炉，点好两支蜡烛和三炷香，先请先生坐上方，我在供桌前面的拜凳上向太希先生拜了三拜，然后恭立在先生身旁，先生为我起了学名“心言”。这个名字我使用至今。我出生时祖母为我起的乳名“兰生”（因为那年祖母种的兰花结了兰生），变成家乡小名了。拜师那天，太希先生授了第一课——怎样写毛笔字。他说了不少话，而我只记得两点：笔要握直，笔要握紧，不要被人从背后拔出笔。后来我明白，先生所说的“背后拔笔”，源于王羲之在其儿子背后拔笔的故事。
我开始上中城小学。第一天，我把课本拿回来，祖父看我的课本，他翻到“小狗叫，小猫跳，小孩子，哈哈笑”的课文，瞄了一眼，翻转课本，默默离去。放寒假时，祖父给我请了私塾老师，教我学《论语》、《孟子》……从此以后，我在寒暑假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可以漫无边际地玩了。以后日机轰炸慈城，我随家人逃难到祝家渡外婆家。等局势稍稍平稳后，回到慈城。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二姑夫和太希先生商量，请太希先生教孙过庭《书谱》。祖父十分强调写字，常对我说，如果写不好字，长大后即使要到商店做伙计，也不会有人要的。在祖父的影响下，我读书学习很用功。
我在启迪小学[2毕业后，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人在北门外桃园张慧圣老师家学习老子、庄子著作和古诗词。当时，慈城沦陷，慈湖中学分散在郊区办学，大批家住城内的学生无学可上。冯子衡[1]先生在城内校士馆（现在太湖路上）创办了“子衡学社”，讲授初中课文，我们都去那里学习。
同学们曾问冯子衡先生：为什么要称“子衡学社”而不称“慈湖中学”？冯先生说：慈湖中学现在还在郊区办学，他不是慈湖中学的领导。现在用他自己的名字办学社，是私人办学，可以躲开日本人的注意。目的只是为了让住在县城里的小学毕业生有个学习的地方。
子衡学社开办不久，日本人就找上门来，要在学社里开设日语课，并指派一个日本军人当日语教员。冯先生只好把他安排在大厅后面放风琴的小房间给他备课和休息。
这位日本教员性格内向，整天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天热时他坐在房门口乘凉。同学们认为学习日语就会当“亡国奴”，大家都不学日语。这位日本教员也不勉强。时间长了，他很想和我们聊天。大家发现这个日本人中国话讲得不错，而且熟悉不少中国诗文。女同学警惕性很高，对这个不速之客都是躲得远远的。男同学有时会和他聊天，对他懂得中国诗文有些好奇。同学们老是给他出难题，考问他唐诗和宋词。如我们问他“月落乌啼霜满天”，下一句是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下一句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下一句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对不少诗文都能正确回答。如果他答不出来，我们就振臂高呼：“中国胜利了！”他听了此话，立即考问我们日语，我们肯定答不上来，可他没有说“日本胜利了”。这个日本教员在子衡学社期间没有与师生们翻过脸。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日本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子衡学社准备在慈城大街小巷张贴宣传标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同学们围着乒乓台把彩纸裁成长条，子衡先生要我用毛笔书写。我就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庆祝中华民国胜利光复”……这时，有两个身着呢子军服、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很缓慢地一步一步从大门口走进来。日本刚投降，日军还未撤出，他们仍然在大街小巷活动，只是不再明目张胆地去找“花姑娘”。当时慈城也有一群二十多岁的军用的身穿浅蓝色英丹士林旗袍的“花姑娘”，住在玉皇阁对面大院兵营里，嘻嘻哈哈，春风得意，招摇过市。这两个军官站在乒乓台前，和同学们一起，看我写标语。同学们早就看到了，只是嘀咕了一下，大家都没理睬，我继续写标语。我越写越激动，刚写完一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觉得这句还不够，就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还觉得不过瘾，接着写下了“日本鬼子必须从慈溪滚出去”……我越写越激动，又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现在立即滚出去！”这时子衡先生走过来，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腰，轻声地说了句：你稍微写得缓和些。我明白冯先生的提醒，继续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内容。标语写完了，大家分头上街去张贴，两个日本军官也离开了，他俩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贴完标语，似乎也就宣布了子衡学社的解散。慈湖中学很快在普济寺复校，胡绳系校长来接收子衡学社。同学们都进了慈湖中学，在那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峥嵘岁月。1946年夏天我在慈中毕业，同年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后来担任49届班长和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49年在效实中学高中毕业，此时宁波刚解放。
在慈湖中学和效实中学的回忆很多，与此书的冯氏研究无关，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有点联系，那就是我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位同学的“桃园四结义”。我们四人是小学、初中同学，当然也包括“子衡学社”那一段特殊的学习时光。冯善刚同学也是慈城冯氏之后，他的姐姐冯筱素，好像也是慈中同学。
我在效实中学毕业后，因父亲失业回到慈城，家中经济困难，没有路费去考大学，在祝家渡附近的桕村小学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目的是为了积攒路费，争取第二年再考。当时教员的报酬，先是稻谷，后折成钱。我将得到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第二年即1950年，向母亲要了路费到上海去考大学。不久。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东医科大学都寄来了入学通知。父亲和祖父的意见，让我读同济大学，说北京太冷太远，没有亲戚；同济大学在上海，还有亲戚。
我考的是同济大学电机系，共录取42名，按考分排名，我的排名是第十三名。当时各大报纸公布录取名单，现在都能查到。看来效实中学的教学质量真是不错，我荒废一年，还能考上这三个重点高校。我经慈城农会证明，申请了甲等助学金，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全免。1954年，我在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这是一个军事工业部门，出于保密需要，我几乎与所有的亲戚、同学中断了联系。与父亲的通信，用的是信箱号，父亲也不知道我的具体工作。
在我读大学期间，慈城家里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父母亲在街道生产组的关心下，编过竹壳暖瓶的壳子，两只手常被竹丝刺破流血。父亲还在县机关做过抄写工作。以后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定时给父母亲寄去我一半的工资；结婚后按全家人口平均数给家里寄钱，从未间断，直到为父母送终。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问心无愧。所以家乡邻里称我是孝子。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国防的需要，以后国务院把第二机械工业部划分为几个独立部门，我转到新成立的兵器工业部工作。以后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现为国家发改委）工作，担任处长和高级经济师。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到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会议和调研，只是很少回慈城老家。在这数十年中，慈城发生过什么事，包括清道观怎么没有了，家门口的小河怎么没有了，慈城“破四旧、立四新”和“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都一概不知。到2002年，我参加慈中百年校庆，才与各位校友联系上。对冯子衡先生以后的情况，更是不知道了，只是时常会想起他。如果他还健在，已经是百岁以上的老人了。
⊙我的两个冯家阿爷
口述者：杨亦佩出生年月：1954年职业：企业管理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慈城中华路14号（月亮门头）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在这里生，也在这里长，从慈湖中学初中毕业后在慈城工作。说起慈城冯氏，阿拉杨家与冯家有姻亲关系，且这关系像一张网，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父亲叫杨洁予（1915—1983），字庆曾，曾在上海四明银行工作，工作前在修能学校[1]读书。听说修能学校首任校长是槐花树门头冯君木先生，其子都良先生直接教授过父亲，这是杨、冯两家的师生关系；另外祖母的姐姐嫁给半浦孙衡甫为妻，槐花树门头一房媳妇冯洪氏的姐姐为孙衡甫继室，这层姻亲关系，按辈分我称都良先生为阿爷。
旧时的慈城，冯、杨、尹、俞、钱等人家是联姻的望族圈，可谓门当户对。另外一层姻亲关系是阿娘的姐姐嫁到玉皇阁冯家，这样阿娘与冯寿康俩人为表姐弟。父亲是阿娘独生子，过去人迷信，说是独子难养，过继一下成长得顺当，这样，阿娘就让父亲认了有四个儿子的寿康公为寄拜阿爸，我自然就有了两个冯家阿爷。还有一层姻亲关系，那就是母亲也姓冯，她是顺水弄冯家（现址为民生路）的女儿，属于大宗祠。
小辰光，我常去玉皇阁阿爷家，那时的阿爷已大门不出，总是坐在藤椅上，据说是患高血压中风以后。阿爷与冯家阿娘住在一起，家有一中年保姆。每年的正月初一，祖母、父亲带我们（还有哥哥、姐姐）去玉皇阁，向阿爷、阿娘拜岁，我们跪拜行大礼，拜完后阿爷依次给我们每人一个压岁红包，每包两元钱，这是大钱，当时的大米才1角4分1厘一斤，中午还在阿爷家吃中饭，菜肴也比阿拉家里好。阿爷阿娘俩人按他们的孙子称呼叫祖母为杨家婆婆。平时，我们没大人带也常去玉皇阁玩，因为阿爷家大，道地也大，和小伙伴玩“老鹰抓小鸡”、“官兵捉强盗”之类的游戏场地大。而阿爷、阿娘很喜欢我们去，常问些家里的情况。应该说，我们两家一直走得比较热络。
旧时的慈城，一些有名望的人家，其客堂布置颇具古风，上横头的长桌、八仙桌、太师椅，上横头的墙面中间是画，两侧是对联，其画其书展示各家主人的喜好，有的人家客堂两侧各放一对圈椅和茶几，而家具材质不是红木，就是花梨。我家父母身体有恙，病休在家工资打折扣，因而家境有些窘迫，然客堂的摆设还是较为传统。而玉皇阁阿爷家，不知是年老才搬到慈城的，还是生病的缘故，家里摆设比较简单，是客堂兼卧室的那种。从西边进门，门边有张方桌，上面挂张画，寿星捧一只寿桃，还有只梅花鹿，是一幅传统画，象征福禄寿吧。北墙有扇窗，窗边是张铜床，靠东墙的一张床，是民间俗称馄饨担的那种床，没有豪华气派。听大人讲，阿爷曾经是钱庄阿大，家境富裕，但从家里的摆设感觉不到这些，后来我发现了做工考究的眠床，是骨木镶嵌那种，却搁在大房间没使用。尽管如此，阿爷家花花色色的吃场（方言，即零食），比如苹果、香蕉、花色奶糖、水果糖，这些现在看来已不罕见的食品，过去一般人家是拿不出的，而阿爷家四时食品还是较为充裕的，香糕、绿豆糕之类的糕点几乎不断。
从我记事的年份起，阿爷家还同住孙子，后他们从外地来探望住些日子，我们父子俩陪同他们走友访亲。70年代初期，曾陪同兰荪大阿爸、元恺哥探望过都良阿爷，还在那儿一起吃过饭。
都良阿爷住在槐花树门头冯家祖屋，在慈城镇太阳殿路中端的北侧小弄内一小院，是两进坐北朝南的建筑，分前厅、后进。前厅为五开间，重檐硬山顶；后进为三间一弄，重檐硬山顶，为民国初期风格。
都良阿爷住在前厅楼上西首第二间，与阿娘同住，据说是因北京疏散人口而迁往祖居慈城，具体事务由堂侄冯舒仲[1]（小名阿毛）操办，这张照片是当时阿爷与阿毛伯在慈湖的留影。阿爷的客堂还兼做书房，是传统摆设。正上方的板壁挂一幅国画，画面是山水，几块石头、几片兰叶，像园林的假山间钻出几片绿叶的那种，清闲而幽香。两边是对联，我好像轻声吟过，只是时间太久，忘了。阿爷给我的印象是满腹经纶，是个谈吐儒雅的读书人。一次，父亲邀请阿爷来我家吃饭，看见母亲就说，这是阿拉冯家美玉。母亲向他行大礼，坐在上横头的他，在对襟上衣的下右手口袋摸出一个红包，说是给见面礼。那天，我家像过年一样隆重，母亲拿出平时不用的餐具，烧了她最拿手的红烧狮子头、咸菜大黄鱼及我父亲拿手的东坡肉，文火炖了一天一夜。阿爷一点也没有师长的架子，与父亲一起老酒嘬嘬，谈古论今……他幽默风趣的话语，我们兄妹听得像上课一样。此后，我每次随父亲去阿爷家，第一眼看到他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听收音机。与去访者交流，大多是他在谈天说地，而且幽默的言论夹带一些古诗，是随口而出的那种，当时的我听也听不懂诗文，因而一句也没记住。我听都良阿爷说，阿毛伯的大哥冯伯昌（参见表6.2.4）参加革命，还是他鼓动去的，现在有关新四军的回忆文章中还能找到他的名字。
两位冯家阿爷都是从都市回小城的慈城人，但他们的风格不同，这让我开了眼界，他们谈吐的侧重不同，一个重经济，一个重人文，但他们同样格外关心着时事政治……寿康阿爷年纪大些，长有尺把长的白须，像老神仙似的慈眉善目，身上散发着仙气。而都良阿爷蓄八字短须，像老先生般的和蔼可亲，身上洋溢着书风，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脑子里。
⊙姐姐意可
口述者：冯昭微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太舟坞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姐意可离开我们已有30年，我们始终怀念她。她比我大1岁，1950年从上海务本女中参加军干校，被分配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学习并入党。6年后，被授予中尉军衔的她，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即北京301医院小儿内科工作。
意可工作认真负责，做事从不张扬，有个患肾病综合征住院的病孩家庭经济困难，拖欠住院费100多元，意可悄悄地代付了；有个病孩家境十分困难，意可怕他出院后不坚持服药而无法康复，买了药品和营养品送到其家探望。一次，一婴儿因浓痰堵塞而窒息，她明知患儿的母亲患有梅毒，却毫不犹豫用口吸出浓痰，挽救了婴儿的生命；她还多次挽袖献血……由此，未婚的她却早早地成了病孩口中的“妈妈”意可又多次被立功受奖，而她的立功受奖，我们家人全然不知，只是在当年街道组织的“报喜队”敲锣打鼓地给军属送来“立功喜报”时，我们才知道意可所做的好人好事。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刊登过她的事迹[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她的采访录音，而一切都是别人看到或听到后告诉家人，我们才知道的。她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等。
意可一心扑在工作上，于1961年才结婚，婚后两次流产，致体质更弱，10年后，在医院同事们的关怀下，保胎成功，顺产一女儿。而在孕期，她的丈夫随机关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父母亲因北京疏散人口去了浙江慈城，我又在陕西宝鸡工作，在家里，意可无人照顾；在医院，姐姐丝毫没有因自己是高龄孕妇而影响工作，有时因门诊病人多，拖班而错过门诊部到食堂的班车（正遇医院食堂改建，临时食堂远离），她不得不步行去食堂，由于经常劳累，心急如焚的奔波造成孕末期耻骨联合分裂，步履艰难，疼痛剧烈，她不得不靠注射封闭针而坚守岗位。其间，医院收到一封与她有关的感谢信，信是一个病孩的父亲写来的，大意是他的孩子病了好久，到处求医未得根治，那天带孩子来301医院，排到他的孩子看病时快到下班时间了，而看病的是挺着大肚子的冯医生，这位父亲的心凉了一截。不料医生耐心询问、检查，先是提了儿个别的医生也问过的老问题，随后又提了一个从前医生没问过的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检查，终于查出了原因，服药后孩子的病得到了根治
作为医生，意可就是如此的敬业；作为医生，意可还乐于帮助亲人、朋友，甚至邻居。我们的一堂弟媳33岁怀孕，因患心脏病，一些妇产科医生主张流产，而堂弟媳却很想要孩子，便找到意可。她理解堂弟媳的心愿，在301医院支持下，住入该院，后经心内科、妇产科医生会诊，并在医生、护士和病人的共同努力下，堂弟媳顺利生下6斤4两的儿子，圆了做母亲的梦。1972年，她回慈城探望父母亲。一天一家人围坐着吃晚饭时，一邻居急匆匆跑来，说是她家的一上海老年客人生病住院，现不省人事，因担心出意外，特来请“北京医生”去看看。意可一听，二话没说就放下碗筷，随这位邻居去了医院。原来，当地医院为给老太开胃以降血糖处方。意可了解、问诊、看了老人的病情，确诊这是低血糖引发的昏迷，若不及时处理将危及生命。根据这一诊断抢救治疗，病人终于恢复了知觉。考虑到病人的高龄，意可又在医院守护一夜。老人的子女闻讯从外地赶回慈城，特地上门向“北京医生”致谢。
4年后的唐山地震期间，我们的姨妈在健康普查时查出得了肺癌，住进了肿瘤医院。此时，姨妈年过七旬，表姐弟找意可商量是否手术。她看了片子后，建议手术。为了安慰老人，手术前后，意可多次从城西到城东探望姨妈……后来，姨妈一直活到95岁才去世。
多年来，意可侧重于小儿心血管疾病的诊治，这一诊治借助X光造
影来诊断疾病，这样往往要长时间接触X射线。众所周知，过量的X射
线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而意可又似乎特别敏感X射线，身体瘦弱的她自觉做了X光造影后，疲乏没胃口，而她却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初，意可右乳被诊断为单纯癌，并动根治手术。手术后，她仍坚持上班，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才在家半休，或全休。而病休期间，她还不忘为年轻儿科医护人员开办英语班，亲自讲课培训……5年后，意可被诊断为左肺上叶小细胞未分化癌。
作为医生，她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而她没有流露悲伤，以坚持学习来安慰他人和解除自己的痛苦。在意可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她阅读外文期刊，写下论文《治疗肿瘤的国内外新进展》；她收听英语广播，又为一研究生修改了翻译稿；她还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医疗笔记，如化疗所用药名、剂量，辅助治疗状况，血象化验结果，化疗反应，自我体征感觉等各种症状，一直记到去世前一周因不能握笔为止，临终前又立下捐赠“医疗笔记”和“遗体供解剖”的遗嘱，为癌症化疗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临床报告和研究标本。
意可病情恶化时，母亲还健在，我的外甥女挺挺才11岁。为减轻母亲与女儿的痛苦，意可不让母亲去医院探望，又故意疏远幼女……她克制自己的感情，甚至不让姐夫陪护……这就是我的姐姐，慈城冯家的一个女儿；一个处处替他人着想的女医生，北京301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冯意可。
意可生前从不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她的住房系姐夫单位分配的单元房中的一室，十几年来三代同堂，而且远离301医院。1982年夏天，医院分给她一套单元房，她表示可先解决更困难的同事。两个月后，意可向组织提出生前唯一的要求是“丧事从简”。然而总医院却破格成立了以院长、政委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四百多名医院医务人员和亲友向“为我院儿科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的意可告别。
“为我院儿科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是301医院当年治丧委员会讣告中做出的评价，也是对意可年仅48岁的短暂一生的评价。
⊙表兄冯彬
口述者：徐清夷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工程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华雅花园口述时间：2013年4月
表兄冯彬，我一直叫他“容舒哥”。他是我大姑妈的儿子，正好比我大十岁。他离家投身革命时，我还只有6岁，那时对他的印象不深，只是偶尔听大人说他去乡下了。这前后，我随祖母住在上海的古拔新村二姑妈家，很少去大姑妈家，然而记忆中有这样一幕：二姑父病危期间，我暂到拉都坊的大姑妈家，一天看到彬兄骑着自行车拎了只藤箱回家，好像是刚从殡仪馆回来，我才知道二姑父去世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他是到苏北革命老区参加了新四军。从此，彬兄成为少年的我崇敬的偶像，我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但上海解放许久，仍一直没有彬兄的音讯，大家都忧心忡忡。大姑妈更是心焦如焚，那时我住在大姑妈家，不止一次听她说：“外面的解放军个个像容舒，真希望能在马路上意外地遇到他。”
有一天，我在三姑妈家，听到三姑妈与大姑妈通电话，高兴地重复着“听说容舒有消息了……”，大家自然欣喜万分。
得知彬兄要回家探亲了，我们都望眼欲穿。那天我则兴奋得不时到后门外张望，彬兄是怎么走进家门的，我没记忆了，只记得他到家以后，大姑父（都良）和大姑妈觉得他身穿军装太显眼，让他换上特地买来的新夹克，并再三叮嘱他不要把手枪带在身上，于是彬兄把手枪藏到楼上的大橱里。而当时的我多么希望彬兄能神气地穿着军装佩着枪，又多么想倾听他讲述他的战斗故事啊，可他一直没有答应，仅满足了为我签名的请求。在我自制的小纪念册上签了“冯彬”、“冯容舒”、“冯昭遂”三个名字，我十分开心，还向他人展示我的那本小本子。
一次，彬兄到广州出差，路过上海回家，他背了一个网兜兜，里面有好几个菠萝。又有一次彬兄回部队时，大姑妈让他带去一床新花棉被，他来信中说：“这床大被子几乎可盖一个班的人。”从彬兄来信的“湖北子弟兵社”信封，我知道他的部队在湖北襄樊。过了几年，大姑妈全家迁居北京，我也进了学校寄宿，是从与微之（彬兄的亲妹妹）姐的信中了解到彬兄的情况，如他调到北京解放军报社，是解放军大尉……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到北京探亲时才再见到彬兄，那时他已调到新华社工作。
与彬兄有较多的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时大姑父、大姑妈从老家慈城回北京住在他家，而我每次出差或探亲去北京，都去那儿。一次还带了孩子同去，而且一住就是十天，本来他家的住房就很挤，因我们的暂住，彬兄让小儿睡到被柜上，而他的女儿正复习迎接高考，然而彬兄和他的一家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毫无嫌弃之意。现在回想当时的热闹，甚至闹哄哄，实感内疚，让我至今耿耿于怀，当然更使我倍感温暖，这表亲有多亲哟。
在我们表亲的大家庭中，要算彬兄资格最老，而他从不倚老卖老，没有半点干部“派头”。我在他家，总看到他天蒙蒙亮就骑自行车去上班，严寒酷暑都是如此。听说他每天到办公室后立即打开水、拖地板，接着就开始工作，始终如一。家务虽由夫人琴嫂包干，但接待客人泡茶倒水等琐事常由他亲自动手，即使对晚辈也以礼相待。在他家时，他总与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交谈，他知识渊博，加上工作性质，所见所闻显然是我望尘莫及的。而他从不夸夸其谈，总以谦恭、平等的口吻与我交流。每当谈及一些社会上违背民意的事情，他又是叹息不已，甚至会情绪激动地破口大骂，而对底层老百姓的困苦，则是深表同情。一次，家里装修房子，因为没有缓冲的场地，民工按工程需要不得不搬移家具，彬兄看到觉得过意不去，结算工资时额外加了100元津贴给每个民工，这在薪水才数百元的年代可是不菲的钱，令民工们很激动。
大姑父等长辈去世后，彬兄更是承上启下，用诚挚的情感将诸多表兄妹凝聚在一起，成为大家庭新的“核心人物”，他家似乎成了我们分散在海内外的表兄妹们的“驿站”，让大家感到无比亲切。1987年，我哥尹秋首次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专程到北京拜望阔别近40年的姑妈们。那时两位姑妈年事已高，大姑妈已卧床不起。彬兄为迎接尹秋，让大家有个舒适的环境团聚，精心安排聚餐，还叫上北京附近的亲戚，使尹秋在有限的逗留时间内能与在京、在石家庄的长辈、同辈姨表亲戚欢聚叙旧。
这些年，我几次到北京办理赴加拿大探亲的签证，常住到他家，气喘吁吁的彬兄还亲自筹办诸多表亲们的团聚活动。2004年9月，我再去北京，彬兄又宴请我们到淮阳饭店进餐，而那时，患病的彬兄已被气喘折腾得寝食不宁，而且外出已离不开轮椅代步，但他让亲人推着轮椅前往……想不到，这竟成我与当年给我签名的彬兄的最后一次欢聚，两年后这位可敬的兄弟永远离开了我们。
⊙小时外婆家
口述者：冯琪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工人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槐树路174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出生在慈城，长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大多住在上海。其间，去过几趟老家，印象最深的是在外婆家。我外婆也是冯家人，她嫁到洪塘的洪家，左湖先生是她的丈夫。
我11岁时，母亲生病，我去外婆家，在那儿的洪塘小学读五年级，洪塘小学是洪家和陈家共同创办的学堂。
外婆家人很多，有大舅母，有三舅母，有五六个表兄弟姐妹，还有佣人。外婆家的规矩多，较有印象的是每天末班火车开过，就要关大门，此前晚上7点左右孩子们必须归笼（方言，意指回家）上床睡觉。每天，外婆睡在外间门边的眠床，我们睡在里间，回家睡觉要经过她睡的床，外婆就数我们的脚步声，等一个个到齐了，她才睡着。遇到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来外婆家时，冬天，外婆让我睡到她的脚后头，夏天睡到她房间的另一张床上。当时的农村没电灯（除客堂有盏电池灯），都点火油灯。晚饭吃落，夏天在大门外的道地玩（乘凉）个把小时，就得回家，否则大门关好，庭院深深，叫不应，也没人会来开门，这是外婆定的规矩。我说外婆家规矩多，就是作息时间，几时开窗、几时关门是雷打不动的（不变），特别是夏天几点开窗通气，傍晚几点关拢，说蚊虫要飞进。
宁波人常说，小时外婆家，大了丈母家。主要是外婆不太管我们，人小，有年龄相近的玩伴，玩得来，多开心。外婆识字，但认得的不多，性子耐，从不发火发威，很多时候是她轻轻一说，或者看我们一眼，我们谁也不敢吭声，倒是三舅母，心直口快，一看勿顺眼就骂，她是我的寄拜娘，母亲托她管牢我，我只好随其骂，不过不怕她，宁波人不是有外甥皇帝的说法吗？有一次到洪塘过暑假回上海，当年去上海是先坐火车到宁波，再坐轮船去上海。那年夏天放假，一面要动身去车站坐火车，一面我还在马路河汰人（在家旁的小河里游泳玩水），急得三舅姆叫个不停。
当年，农村常有瞎子唱新闻，大人要听，可我不太要听。现在想起来还蛮有趣。还有就是外婆家的零食多，有饼干、印糕、香糕。饼干是上海带来的，印糕每年做一次，各色花样，不过这些我不太要吃，常拿去喂野狗，不过是悄悄地，否则要被三舅母骂煞。顶好吃的是猪油印糕，用猪油芝麻做的，油蜜蜜，香喷喷，这东西现在吃不到了。
小时在外婆家，我还吃过难忘的西瓜，那味道真难忘，蜜甜透沙。当年，洪家与陈家在洪塘荪湖办了荪湖公墓（即现荪湖水库），管墓人种的西瓜，第二年用来做种，养得九成熟，他请陈家、洪家人吃种瓜，我也跟去。管墓人的家在荪湖岭下，翻过荪湖岭通往汶溪，他叫我们将瓜子吐在罇或盆里，我们乖乖的，谁也不敢乱吐瓜子。说起荪湖岭，还让我想起一泉水，在管墓人家附近，好像是根据县志的记载找到了泉眼，再砌成调羹形状的池泉，外公取名为勺泉。长大后，我曾去寻找过，找不到，可能做路做没了。
我有过弟弟，大阿弟3岁夭折，小阿弟6岁夭折，还有一个妹妹叫冯子婷，现在杭州。三兄弟只剩我一个，又得二伯宠爱，从小很顽皮。我敢与大嫂赌气，大嫂的年纪与我婶母差不多，赌气的事让二伯知道，被他打了一顿，我以不吃饭“反抗”，二伯没法只好带我到外面上馆子吃饭。可这样的坏脾气在外婆家一次也没发过，这不能不说，是外婆的规矩对我产生了影响。
⊙父亲、母亲都姓冯
口述者：冯冰峰出生年月：1973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城小学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的父亲明昌、母亲宏春，都姓冯，是慈城东江沿人。
1970年，父亲25岁。爷爷路上碰到外婆，爷爷请她做媒给儿子找个对象。那还是“文革”后期，唯成分论，外婆热心找了几户有大姑娘的人家，可一听男方是大佃富农成分，都不愿意而回绝了。一次，外婆与邻居婆婆闲聊说起：“这么好的人家，可惜自己女儿还小，刚满十八。”不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邻居婆婆觉得这两人蛮相配，就找到爷爷来说媒。而母亲不同意，当年母亲家的成分也是大佃富农，从小受到贫下中农的儿女歧视，觉得再嫁到同样成分的人家，那这生这世永远没出头日子了，而外公觉得爷爷奶奶人好，女儿嫁过去不会吃亏，就极力撮合。就在这年底，东江沿的西房与中房的冯姓同族人，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拜堂结婚了。
外公叫冯宝根，住在东江沿的大村庄，有两个弟弟训根与训定。曾外公冯金水，据说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党员，因他有三个儿子，曾外公买了很多土地，且家中又有雇工，儿子娶媳妇后也没分家，结果在土改时评了地主成分，外公被评为富农。
爷爷福贵也是三兄弟，曾祖父早亡，同年爷爷的哥哥壮年也过世了，爷爷与其弟福宝一起在慈城经营最大的鹅行，爷爷还有孵坊。兄弟俩将赚得的钱买土地。这样，爷爷既要种田，又要做生意，忙不过来，家里雇有长工专门做田头生活，农忙时还雇短工。日本人侵占慈城后，威逼慈城商人缴纳莫明其妙的钞票。慈城商人既害怕，又不愿用血汗钱“孝敬”东洋鬼子，纷纷脱掉长衫换上伙计的衣衫，这恼怒了日本军人，以为老板“不干活的”，就出了“进出城摸手心”这一招，凡手心柔软的人都要抓。一次，爷爷从慈城回家，日本哨兵摸手检查，爷爷农民出身且没间断过干农活，因而手心布满了老茧。家人很痛恨日本鬼子，那次爷爷庆幸因老茧而逃过一劫。
抗战时期，东江沿小洪家的洪其友，参加了四明山三五支队游击队员，不幸被日本人抓捕。当时爷爷是甲长，小洪家归属爷爷的一甲，爷爷闻讯后，与乡长冯秋林一起去县政府将其保释出狱。我曾听洪其友说“其命是爷爷与秋林给的”一话，洪其友孤身一人，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前两年在宁波光荣院过世。
我从来没看到爷爷吃过牛肉。儿时的我问他：牛肉好吃，你为啥不吃？爷爷说，他年轻时也喜欢吃牛肉，只是发生杀牛事件后，才不吃的。原来，东江沿有一冯家人开牛行，一次，爷爷帮这人牵牛进屠场，不料牛走到屠场门口再也不愿走，而且是双腿跪地，两眼泪汪汪看着爷爷。爷爷惊呆了，猜想是牛闻到血腥味而求生。爷爷心善，出钱把这头牛买下来，养着让其耕地做农活。后来那头牛年老耕不动地了，爷爷也没杀它，而是任其自然老死。当年的农家吃的少，有个长工说想吃这牛肉，也被爷爷拒绝。在他监督下，长工在我家的地里挖了个深坑，把牛埋起来，爷爷还给老牛做了堂佛事以度其超生。
解放前，爷爷家因城里有鹅行，村里又有五十余亩土地，生活过得不错，家外围高墙，还有护屋河。据奶奶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家里常遭抢劫，其中六次遭遇“和平军”与守城警察抢劫，还有邻村地痞流氓也常常光顾，吓得爷爷和家人是东躲西藏，家里还做一些藏人的草垛，值钱的东西先后被抢。奶奶也是老实人，为避免砸、烧、杀，她还烧点心招待抢犯。当时的家里虽说被抢了不少财物，但爷爷还会帮助缴不起税的人无偿代缴，因而他在村里人缘非常好。1949年，爷爷家被评为大佃农，第二年就被摘改为富农。
外公比爷爷小十多岁，因两人同根同村，都是慈城统宗祠的子孙，外公了解爷爷心地善良、做事宽宏大量的人品。外公有五个儿女，母亲是他的独女，出于对独女的偏爱，自然要让女儿嫁户好人家。外公家的箩筐、水桶一侧上书“宝根”，另一侧上书“始平”。年幼的我知道“宝根”是外公的名，以为“始平”也是人名，可想来想去外公家没人叫始平，就问外公为什么。外公的回答好像跟祖宗有关，我也没追问，长大后知道在慈城城隍庙附近有一条路称始平路，终于弄明白慈城冯家出自“始平”，难怪外公家的碗底还刻“始平”两字。
外公与爷爷两家结亲，算是亲上加亲。母亲好强，能吃苦耐劳，很勤俭，像外婆。父亲是三兄弟四姐妹，行排第六的父亲不善言辞，遇事是非分明，而对时事政策特别敏锐。改革开放后，父亲率先洗脚上岸，在慈城解放路冷水湾口开面馆，夫唱妇随，父母经营面馆三十余年，父母所卖的熏鱼面、大肠面随冷水湾这一地名远播慈城周边乡村，与张氏、王氏、拉面面馆被慈城街坊人俗称为“慈城四大面馆”。
相差七岁的父母很和睦，家人都说是一好姻缘。据我所知，东江沿冯家同姓结姻缘的至少有四对，现在年龄80多的一对，60多的两对，50多的一对，好像都很圆满。
本节由“迁徙”、“新家园”、“冯家往事”三个层面构成。在“迁徙”中，采用了一份历10年经6次调查所编的《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以及慈城冯氏苏冯支冯根生（39世）的口述稿，因为同样缺乏家谱等史料，苏冯村冯氏子姓仍无法明确其祠支。从前述有关迁徙者的口述稿分析，慈城冯氏迁离县城到周边村落定居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明末清初，慈城冯氏参与浙东士子的抗清复明活动给家族带来灾难，如《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一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如《从慈城迁徙镇海骆驼田胡村》。这是两篇明确表示迁徙原因的口述稿，与不明确迁徙年代的口述稿，如《从慈城迁徙三七市石堰》等归编一类，旨在类推分析这些子姓迁徙的原因与年代。《从余姚迁徙而来》一篇，口述者明确自己是统宗祠匠支子孙，只是不确定世系，因为叙述主题是从余姚回迁到慈城，在慈城冯氏迁徙史中具有代表性，因而编入本节。家谱记载，慈城冯氏不少子姓具有飘逸之性情，有些迁徙主题的口述稿也具有这方面的内容，颇具传奇色彩。
慈城城外的东江沿自然村、皋拜桥自然村、杨陈村、龚冯村是慈城冯氏迁徙的新家园。从口述稿分析，那儿的慈城冯氏后裔有的回族，如《皋拜桥冯和我家》、《东江沿冯家》，有的则不回族，如《冯家村的来历》、《龚冯村上下冯》（三篇），还有如《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等口述稿，不同口述者的叙述展示了慈城冯氏的家族文化。
“冯家往事”以叙述子姓逸事为主，是冯氏家族和众子姓的百年故事，如《父亲过继到太湖路的冯家》、《我家和三姑父》、《我的教师之家》等。这些口述者中，有的不知自家的族、支与世系，如《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我家住县前黄门第》；有的是非冯氏子姓叙述慈城冯氏的逸闻，如《冯伯准和大来银行》、《我所知道的冯恒大》等，尤其是《走大家三代人》、《我家管冯家坟庄》两篇，一篇与醉经阁书案有关，一篇是冯阿云墓被盗前后的逸事，与冯阿云后裔的口述稿相辅相成，对于民间众说纷纭的“冯阿云”大有解疑释惑之价值。
⊙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①
一、苏冯村概况②：
（一）地理位置：位于宁波北10公里，费市西1公里；慈城镇东南10公里。
（二）村简史：光绪《慈溪县志》载，德门乡旧六都上二图，有苏冯、余家门头、倒河塘等地名；约1947年，称灵阳乡八村。1955年成立低级社；1956年属鞍山乡第四高级社；1958年公社化时属东风公社费市管理区；1961年为费市公社苏冯大队；1983年12月建立费市乡苏冯村委会。原由申明亭、东房、徐家桥3个自然村组成。后徐家桥衰败，民房拆除，1982年并入东房。明末有慈城冯姓迁此，后又有苏姓继为义子，因名苏冯（参见表四《慈城冯氏的宁波家园》）。
（三）申明亭：为苏冯村村委会驻地，有后桥头、西苏桥小地名。村以申明亭得名。1993年统计，173户，478人，聚落呈块状。亭建于明洪武六年（1373），正德四年（1509）县令倪璋重建。明天启《慈溪县志》载：“凡刑宪，足为世戒者，书其实于版，悬诸壁以申恶之义。”今亭废，仅存部分石柱与过路亭。四周改建民房。
（四）东房：位于宁波北9.9公里，费市西0.6公里。1993年统计，32户，101人，聚落呈块状。附近村落以申明亭为中心，因村在亭东首，故称东房。
调查对象③：冯尚善、冯富生、冯吉才、冯涵才、洪小毛、冯根生、冯潮、沈兴甫、陈玲娣、李银生、谢友德、冯三牛、冯伟民等。
二、调查日期：
2003年5月、12月；2013年5月16日、9月8日、9月14日、11月20日
三、调查地点：慈城、苏冯、杭州；杭州、苏冯、宁波、杭州
四、调查简表：
五、支谱世系
根据田野调查简表所列，可以推断出如下两点：
第一，苏冯村冯氏是慈城冯氏的一脉；始迁祖不明，但有可能属于统宗祠，其子孙按忠安公行次排行。
第二，苏冯村冯氏设大祠堂，分房，又可能分立小祠堂，近百年的代表人物至少有冯菊洲、冯占祥、冯根生，具体世系见表。
⊙学生意和故乡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根生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企业家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述时间：2013年5月
我出生在杭州吴山脚下，是家里的老二，哥哥根发比我大三岁，弟弟根余比我小四岁，我们有个妹妹。我家是从阿爷开始离开慈溪老家（现称庄桥苏冯村）到杭州来的。阿爷云生我没看到过，阿爷是否有兄弟我也没听到过，可能因阿爷过世早，父亲与堂兄弟也失去了联系。听阿娘讲，阿爷到杭州来是到胡庆余堂学生意，满师后就成了第一批药工。阿娘姓张，也是宁波人。父亲芝芳14岁时就在杭州一小药店学生意，18岁才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当药工。父亲有一个姐姐梅英，一个妹妹小翠，父亲出生前，有个哥哥，长得漂亮讨人喜爱，可三岁去世，令阿娘很伤心，阿娘好几年没生儿子，当父亲出生时便取女孩之名，民间认为女孩易养。父亲是哪年进药堂的我不太清楚，药堂现存一张摄于1940年店员合影的老照片，父亲也在其中。
母亲余阿宝（1904—1989）是庄桥费家市人。日本人侵略杭州，母亲带我们兄妹去过老家一趟，好像是1945年初夏，父亲没去。我们是乘火车回老家，有亲戚到庄桥火车站来接，我和弟妹是由亲戚挑担到费家市不到的余倒河塘村（余倒为地名的谐名，今属庄桥街道朱家村），那是母亲的亲戚家，叫什么今想不起。因学生意后一直没去过老家，前些年路过宁波，有意识地去寻找，好像没当年的影子了。
从老家回杭州没几年，父亲身体有恙，接连做了胡庆余堂的三年病客。病客没工资，当时阿娘还在，还有外婆也住我家，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全靠母亲、阿娘、外婆仨替人家缝缝洗洗，因而我还在高银巷小学读书时，就听大人在商议让我去胡庆余堂学生意。旧时，学生意的年龄大多在14岁左右，太大超过15岁，人的个性已养成就难教了；13岁以下太小，生活难自理。而且胡庆余堂又是一年只收一学徒，要求人品好、会做事，并由董事会决定招收谁。1948年我小学毕业，年龄正好。按理这年学徒名额是轮不到我的。胡庆余堂有15个股东，这一年有五六个董事的亲戚都想进胡庆余堂，还有100多位职工中的一些子弟，显然是摆不平。因为摆不平，有董事提出这次能否照顾家境困难的老职工子女。第二年的1月3日是每年一次的胡庆余堂的吃桌头酒。这酒交关重要，收到请柬的可继续工作，没收到请柬的就回家失业，所以这桌酒饭对药工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所以药工称其“杀头酒”。桌头酒上还宣布招收学徒的姓名。
我要进胡庆余堂学生意，母亲量尺寸给我做了件新长衫。当时家里实在太困难，小时过年还能穿新衣，上学后很少穿新衣裳，这次母亲还依着我的脚做了双新布鞋。
我从小跟阿娘困，18日夜，年近八旬的阿娘没困熟，我学生意要三年不能回家，让她很伤心。第二天是1月19日，这是进胡庆余堂拜师学艺的日子，每年的这天我不会忘记。我记得，这天天没亮透，阿娘起床专门替我烧一碗鸡蛋面，这是平时吃不到的早饭……出门前，父亲坐在上横头，看母亲默默帮我穿好长衫，这是我第一次穿长衫。长衫像道袍一样又长又大，下摆沿口足足缝进半尺还是快拖到脚面，尽管如此，穿上新长衫的我，人好像长高了许多。
从家里到胡庆余堂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祖母是小脚，我不让祖母送。我从小跟祖母困，她不舍得，一定要送，还拉着我的手，走得很慢，低声地说：根生，家里实在太穷，稍微有点钱，也得让你读完初中。但家里经济不允许。我家是穷，但要穷得有志气。祖母还告诫：你出山了（方言，即成事后）要多做善事，千万不能做缺德事情。当学徒交关苦，你要咬紧牙关，再苦也要坚持下去，不能做回汤豆腐干（即被辞退回家）。到了店堂门口，祖母还是拉着我，不肯松手，泪汪汪地还在叮嘱：做事有头有尾不要半途而废，师傅叫啥就做啥……我抬头是高高的封火墙，往门洞看又看不清什么，其实这里我不知来过多少次，给父亲送衣或送雨伞，因好奇与小伙伴一起张望过，或者路过。而此时此刻面对庭院深深的胡庆余堂，面对紧拉着我手的阿娘，还有悄悄跟在我们身后的母亲，真有些不知所措……我看到轻声叮咛的祖母眼眶里的泪花，是一阵心酸，眼睛似也湿了，但我忍住，拼命地点头，对阿娘说，我进去了。也就在我接过母亲递过的小包袱那一刻，阿娘提高了嗓音，还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不管做什么，都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阿娘路上说的话对我以后的做人做事影响很大，特别是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从学生意开始工作了60多年，基本以此为准，而且人家请我做报告，在香港大学讲学时，我都讲到阿娘的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告慰阿娘，她的话我都做到了，无论是当学徒，还是做董事长。今年我年逾八旬，以前我是做一天工作就是一个样子，凡要职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不准职工做的，自己千万不能去做。这话讲讲很轻松，但做起来实在太难。
阿娘、母亲送我到胡庆余堂的大门口，与她们分别后，有人领我到师傅那儿。我被人引领到上面所说老照片店员合影的那间悬挂着“耕心草堂”匾额的堂屋。堂屋已是香烛高燃，烟气缭绕，在药师菩萨画像下，并排坐着两个人，一位是胡庆余堂的第四位经理俞绣章，他也是宁波人，一位是头发花白的师傅韩秉楠。经他人的指导，我在一块江南常见的旧毛毡上行跪拜礼。这一拜，年幼的我与年老的药堂好像是要从此相依为命，以至“文革”期间，我在胡庆余堂当保卫科长，大约是1966年夏天，造反派提出砸胡庆余堂，我每天值班到半夜才敢睡，当时厂里也有两派，老师傅对胡庆余堂有感情，我们一起保护胡庆余堂，但还是被烧了四只石狮子。后造反派又说我幕后指使而被撤销保卫科长，去做装卸工。虽说如此，胡庆余堂保下来了，十多年前，国家文物局局长视察胡庆余堂，说保护得真好，这是后话。再说拜师，行跪拜礼后，我成为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因为此后胡庆余堂再不招收徒弟。
三拜九叩之后，师傅扶起我，将一旁的各“房”房头一一作了介绍。中药店的后厅各部门，如原料的大料房、细料房，加工的刀房、磨房等统称房，房头是各房的负责人，相当于班组长。师傅是个部门经理，有七个学徒，我最小。此刻的气氛开始轻松起来，师傅出了一些类似胡庆余堂的堂宝是什么等问我，这些问题，我曾听父亲说过，便以听说的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驴皮膏、全鹿丸，还有香炉、药书、金铲银锅等回答。看我答得不错，其中一个高个师傅说带我见识见识这些宝贝，而坐在高堂的俞经理却一摆手，说了声“慢”，立起身，走过我身边，走出耕心草堂，穿过天井，在前店后厅的分隔处，手指墙壁的“戒欺”匾额说，这才是我们胡庆余堂最最重要的宝贝。俞经理让我细细看看，他的声音不高，却有磁性似的回响。
胡庆余堂规矩极严，学徒见到自己的师傅要叫师傅，见到其他长者也要恭敬站立，尊称其“客师”。学徒一律住在店堂，生意忙时所有员工也要住在店内，我的师兄因结婚请不出婚假，只好由其妹怀抱公鸡代拜堂。住店内的员工不准夜不归宿，不准留“西发”（指分头、背头等发型），不准穿皮鞋，不准穿长衫以外的服装，而且长衫不能有口袋等。刚去时，我对长衫没口袋不习惯也不明白，那多不方便，后来渐渐明白店里有很贵重的药材，一不小心落到口袋，怕误会而有二损，一损人自尊，一损店堂利益。
其实说规矩严，还不如说学徒苦。我去时正是腊月，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每天5点之前必须起床。起床头一件事是扫地，必须把店堂两进院落两层楼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打扫一遍，扫完地是拭柜台、擦桌子；还有百眼橱上那一排排青花瓷瓶、多棱锡罐全要小心擦拭，直至能照人眉目为止；除做杂事，还要认记药名，要在一堆花草中辨识不同的药材，略知其药效，而这一切都是在非营业时间做的。按规矩，开门营业时，学徒退出店堂撤到后边。撤到后边不是赋闲，而是跟着师兄做“小炒”。小炒是药店的行话，是对顾客配方中的某一种药做洗、切、炒、煅等加工，这是药店学徒的基本功。我进胡庆余堂时，前边站柜台的有30多人，而后边做小炒的只有师兄和我两人，而每天接的方少时几百，多时上千，药方大多有小炒，每天有多劳累，现在都不敢想。送走最后一位顾客，胡庆余堂关门打烊。但旧时的药店有一规定，虽打烊关门，但只要有人上门必须开门待客。胡庆余堂的药，药真货实，因而半夜顾客较多，而店堂的规矩是学徒先开门，师傅开药方，再由学徒炒小炒。因而半夜接方铃声一响，我要立刻翻身起床，摸黑下楼，跨院开门。最麻烦的是白天听师傅讲了鬼故事，半夜黑灯瞎火的，我是被吓煞。我生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长也是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想不到13米高的围墙内是如此的高深莫测。然而，正是这高深莫测的胡庆余堂学徒经历让我领略了中华国药的文化，也为我从事国药半个多世纪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年的5月3日，杭州解放。之前的杭州是人心很慌，胡庆余堂怕发生意外，与左邻右舍的店家一样关门落锁，这样高墙内的店员们不知高墙外的世面。到4日早晨，老俞经理觉得总关门不是办法，就让我去领领世面。我悄悄拉开后门，看街上没有行人，沿着墙脚想看个明白，不料转过街角，差一点与穿黄衣的军人撞头。不过这一探消息，我这个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又成了迎接解放军的第一人。以后故事可多了。
我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过上了幸福生活。十多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回慈溪老家替阿爷做坟，这是中
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当时父亲还拍了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可现在找不到了。1972年，父亲过世。之后，我国迎来改革开放，我们国药业也迎来发展的春天。在时代的浪潮中，我牢记阿娘“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教训和国药业的文化传统，把“国药”做成“国宝”而被誉为“江南药王”，中国青春宝嫁接百年胡庆余堂而名震海内外。
“国药根生”那是一友人替我刻的一枚闲章。人啊，很有意思，越年长越念旧，前几年，我专门到慈城去寻过根呢，受到江北区委书记、慈城镇委书记的接待。这就是那年在冯宅前拍的照片。我的根生在宁波，听说家乡来人，为我们老冯家写家史，尽管我对老家的记忆是零碎的，但我不管下大雨，还是来公司，说说学生意与老家的往事。
⊙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
口述者：冯兴坤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会计学历：初小
口述地点：庄市街道清河小区58号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是长子，族名叫贤民，下有三个弟弟，依次是兴荣（贤国）、兴忠（贤刚）、兴强（贤强）。
我父亲人称阿富，排行第三，四兄弟依次是贤卿、宏卿、富卿、裕卿。
阿爷叫顺来，族名我记不清了。我们都出生在庄市汉塘市冯家，简称冯家村，到了我这辈约有40户冯姓人家。据我了解和记忆，现住本村的不多，只有19户，而在舟山的贤、友两辈的庄市汉塘市冯家有9户，在镇海城内的贤、友辈有7户，宁波显、贤辈有2户，在嘉善的显辈有1户，在北京的显辈有1户，在西安也有1户，上海有多少不详。据说太公辈分有三房，三房太公，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没儿子，而二房太公有六个儿子，自己太公向堂太公要他的儿子过继，结果堂太公将第六个儿子过继给太公，过继十分顺利，说是顺顺利利叫来，顺来就成了阿爷的名。
冯家村有本家谱，说是最小太太婆不识字，看孙子吵着要吃糖，便将家谱兑了糖。我们有冯家公堂，堂名为余庆堂，最后的一任族长叫冯之慎，原造在村中央。现村落拆毁了，而余庆堂还在，孤零零的三大间。每年由轮值的族人负责祭祀祖先，我们一般各家各自祭奉，而在清明前一天集中在公堂祭祖。印象中，有祀田收入费用，正月上灯日，公堂要挂祖宗像，集中祭拜，至20世纪50年代初，后来祖宗像烧了，而祠堂却保留下来。前几年，冯家人出资修缮了公堂，我让儿子请书法家重新书写了余庆堂堂名，因为冯家公堂似乎是我们唯一的见证。
公堂原放有祖先的牌位，从始祖直到父辈，如今牌位没了，世系行次的十二字，上面四字我忘了，下面的八字是：
德明文显贤友富忠
我是庄市汉塘市冯氏的第十代孙。从太公到阿爷，再由阿爷到阿爸
口口而传，我们是慈溪（慈城）冯氏之后，说慈城的太公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书，后因抗清要被杀头。太公的儿子怕满门抄斩，就从慈城逃到这里（庄市），这里还有一些传下来的故事。
汉塘市这一地方，南北方向一条河，中间有一座石桥，桥东首东南角有孔、盛二姓，桥西首有何、朱、许三姓。三百多年前的一年除夕日，汉塘市来了一个年轻人，坐在桥上至傍晚还没走，等大家吃过年夜饭，放鞭炮过年，这人还没离开，有人将村里来陌生人的事告诉了孔姓大户，孔家为员外家。原来年轻人逃难而来，因花尽了身上的银子，无处可去。孔员外看年轻人生相和善，谈吐不俗，暗想家里正好缺个管家，不妨试用一下，就请年轻人留宿孔家。结果是，孔员外不但请年轻人当了管家，还将独女许与年轻人，此人成了孔家的乘龙快婿。一天，女婿酒后失言，称父亲是抗清兵部尚书，说是兄弟仨人逃亡在外，结果失散，不知两个弟弟现在什么地方。岳父孔员外一听，又喜又惊，喜的是女婿竟是忠烈之后，而且是慈城冯家人；惊的是万一暴露身世，将是满门抄斩之罪。他便另请管家，以读书取仕为重之名，在石桥首西南角的空地上为女儿建造房子。这期间还有一个冯京变马凉的故事，说是隐姓埋名的冯京改名为马凉，不过这一传说不是阿爷说的，是村里其他人在说，不知说的是否是我的太太公。孔员外给的大房子造起来后，偏偏没生儿子，村里的盛家闻讯拜托孔员外做红娘，将老大姑娘许给太太公做二房，陪嫁也是几间房子。这样冯家开始在汉塘市落了根基，而二房冯盛氏未生育，后来朱家把女儿许给太太公做三房，娶过来没几年就生了三个儿子，此后称大房、二房、三房。等过了风声，世事太平，祖太公的子孙到慈城认祖，可在慈城各冯氏祠堂问来问去，都没冯京之名，当时的家谱已经让太太婆兑了糖，更没有了认祖的依据。想想也是，抗清复明是要灭九族的，冯氏族谱谁敢记冯京之名呢？
但我们的族人还是每年到慈城去扫墓，按规定三年一次小奠，逢五逢十年为大奠。大奠要请四个和尚，四个吹行同行，雇三只船从汉塘市水路到慈城南门外凉亭里，再生火烧饭。我们乡下人都睡船上，或凉亭里，上海人住清道观里。天没亮起床吃饭后，要进南城门到西门，出西城门有一座护龙寺，从寺旁上山找到一处横碑墓，字是空壳字，此碑一半被草、叶、泥埋没，一半看不清。我们去扫墓的队伍开头有一对大灯笼，上书冯都堂字号，如果南城门还没有开门，见到冯都堂大灯笼，马上会开门。
这样扫墓的情景我没有经历过。听阿爸讲以后，在13岁那年，我跟拉纤人，沿着纤道去慈城扫过一次墓，当时22岁的堂兄挑一担供品一起去的。之后又扫过三次墓，最后一次是我25岁那年。改革开放后，我虽年逾八旬，还按记忆的路线去扫墓，才知祖墓没有了，我问当地人护龙寺旁的老坟怎么没有了，一人说，是义冢地，这地方改种小竹了。虽说如此，但我们是慈城冯氏之后是不变的，近年从报上见到有冯骥才发起慈城冯氏研究之事，由族长（84岁）、族叔（62岁）、族侄（57岁）等托我再来找一次，以圆寻根归祖之夙愿。
⊙皋拜桥冯和我家
口述者：冯诗年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镇杨陈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终身从教，祖居皋拜桥冯家（现为慈城镇洪陈村），皋拜桥冯家为慈城大宗祠[1]冯家一脉。
关于皋拜桥，有这么一个传说：南宋年间，朝廷腐败，忠臣岳飞父子被害，牛皋为了给岳飞父子报仇，辞别妻儿，马不停蹄地赶路，到京城（杭州）去杀秦桧。他刚赶了五六十里，看见前面有座新桥，问及路人，说还没有桥名。牛皋为了求神保佑，跪倒拜了三拜，拜好后又骑马赶路了。后来，老百姓为了纪念牛皋，就把这座桥取名为皋拜桥，并在桥脚旁修了一座庙，庙内供有牛皋石像。这个传说，说明皋拜桥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至于我们这支冯姓何时从慈城迁来，则已无从查考。皋拜桥东距慈城七八里，西离古句章遗址二三里，都有官路相通，故应不属荒僻之地。
皋拜桥冯家在当地自成一族，建有祖堂，供祀列祖列宗神祇。家族的最后一个“族长”冯智彪，不幸刚于上月病逝。曾经与族长闲聊过族内逸事。
与我们皋拜桥冯家这一支亲缘较近的有放光明桥冯家（现为慈城镇双顶山村冯家自然村）、东江沿冯家[2]；离慈城较远的还有穿山柴桥那边一支。这几支冯姓同拥有一个支祠，地址在慈城东门，这个祠堂早先曾为“正始小学”，现为慈城三小校址。遗憾的是这个支祠的名称，我听过但却忘了。支祠出过好多进士、高官，其中最大的好像是兵部尚书。
皋拜桥冯家原有家谱为冯智彪所藏，“文革”时自行销毁。解放前族内有族田好几十亩，每年祭祖轮值，元宵、清明、中秋等特定节日的祭祀仪式、族人聚餐的规格等在家谱上都记得一清二楚。
家谱内定有辈分序次排列，可惜我也记不清了。族长与祖父同辈，为“智”字辈，父亲为“仁”字辈，我为“爱”字辈。[1
小时候跟父亲只去过一次祠堂，是现在的慈城中心小学那个位置。时值秋祭，跪拜列祖列宗之后，按各户男丁领来糖饼，其他祭祖细节全无记忆。
后据智彪族长讲述，曾祖父和庭府君，字庆云，终身为医，名闻遐迩，尤其是行医于杭州、上海，颇有名气。此时，我家殷实，在皋拜桥东堍建有“家凉亭”一座，三开间，供有三个菩萨，菩萨的名字又是听过就忘记了。凉亭以曾祖的字而命名为“庆云亭”，曾祖父率家离乡后曾托当地先贤照看香火。凉亭现已不存，拆毁于20世纪70年代。嗣后，曾祖父、祖父在上海奔波，父辈也就在上海谋生了，这也符合我国近代史中农村资本向城市转移的历史时期。1937年“八一三”事变，我家逃难回乡，后因家父有病而在现在的家久居下来。
先祖父从商，应属“宁波帮”的一员，在我大姑母的“生平事略”中记有我祖父“经营药材业，有良誉于千里”，其他详情不得而知。
父亲共有同母兄弟姐妹四人。先父族名仁康，字聚安，小时在皋拜桥与叔父、姑母一起授业于家塾，文字上也颇有功底。
皋拜桥冯家的祖堂于1957年春被拆毁，堂内供祀的神祇牌位各户自行处理。当时因年幼，我不了解祖上的情况，父亲患重病，我写信询问上海的叔父。后从叔父回信中了解玄祖起的祖先名讳，并以此为据，我收拢了一应牌位，又做了一方新的，将名字合写在上面，转供于张陆许多桥庵，旧的就只得自行焚毁了。
我父亲生前有一只文书箱，儿时的我从不关注。“文化大革命”伊始，横扫“四旧”时，我名曰自动清扫，实乃自毁祖传遗物。当时我翻得文书箱内有一本家族系谱，如老式账簿状，内记着前代列祖列宗及本支房族的后衍，封面题名为“慎终追远”。当时横扫风紧，为防被怀疑有复辟之嫌，我全无惋惜之情，将家谱付之一炬。如今想来，可惜至极。
叔父族名仁健，字聚奎，解放前后为上海久永和药行经理。
大姑母杏芬嫁到鄞西梁山伯庙虞家，姑丈虞兆兴[1]在宁波帮中也颇有名气。小姑母莲芬，下嫁于洋墅徐家，也是当地大姓望族，有一子一女。
父亲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弟弟各一，是我的小姑母和小叔父。小姑母兰芬从上海粮食系统退休，现在上海养老。小叔父仁兴在北京，年近八旬，十分关心冯氏家族。
我的族名叫“爱观”，字诗年；我弟弟族名叫“爱庭”，字椿年（冯春年），从慈城镇工业公司退休。我还有一个姐姐曼倩，一个妹妹曼俐。
⊙东江沿冯家
口述者：冯兴昌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务农学历：高小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镇慈城人家小区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出生在慈城东江沿[1]后头屋，我的父亲、祖父等有好几代，具体哪一代不清楚，据说“长毛”造反那时已经住在那儿了。当我记事，就知东江沿与应家河塘相近，后同属于慈城镇后洋村。东江沿村庄附近还有瓦窑沿、浆果浦、车水畔、成家亩等地名，不知为什么这么叫。1980年左右曾挖掉了一个大坟滩，里面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各种泥陶碗、盆、罐等，估计是个土窖。再早30多年，我在后头屋西北面的泽地里也挖到了七个罐子等，还遭来江西人来村里识宝呢。
东江沿是个小村庄，十五六户人家，曾经全是冯家人，而且都有亲戚关系，比如嘉发是仲雷的叔叔，他俩是一家，我与祖昌是两兄弟，他们叫我们大昌、小昌，我还有明昌弟，是冰峰的父亲。我们十多户人家按家居的方位分东、西、中三房，我家是西房。村庄西面，小洪家河的北面有穴柏树坟，那儿有几株高大的柏树，可能是第一代迁到东江沿的祖先。村中央有厅堂前，后堂前，俗称祖堂，曾经放着各家的神主牌，有时七月放馅火，和尚在那儿念经，各家的红白喜事都在那儿操办。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仓库，神主牌也散失了。厅堂没有门，也没有堂名，不是我们的祠堂，我们的祠堂是城里的统宗祠，而我们几辈人都没按照统宗祠的行次取名字。
我8岁上学，是在前洋庙（后改前洋小学）上的学。10岁那年放清明假，阿姆说阿爸没空，让我跟隔壁伯伯一起去祠堂好了，中午有顿好吃的，还好拕两只吉饼。后来我随伯伯一起去了上岙六角凉亭对面的小山头，上祖坟，又拕来两只吉饼。过去农村孩子没什么吃的，撒满芝麻的吉饼算是好东西了。统宗祠另一祭祖日是冬至，那天去祠堂，仍旧可吃一顿饭，拕的是两只馒头。
每年去统宗祠的除了东江沿冯家人，还有皋拜桥冯和双顶山村的放光明桥，现称冯家[1]，那两村的冯姓人没有东江沿冯家人多，还有穿山柴桥那边的冯家人。每年回族的城里人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男孩，是慈城城里的男孩，八仙桌还够不到，跪在长凳上由母亲手把手喂饭吃。一般祠堂要办10桌，每桌8人，有时到的人不多，一桌坐6—7人，而族长是一人坐一桌，吃不完可以倒回家的。每桌下饭有10大碗，严格按祭簿所记而烧，据说每桌每碗鹅肉多少分量要一一过秤装盆。据说，祖宗曾去穿山，也有说是穿山人，可能后代在慈城做官或发家，有钱了，把祠堂造在慈城，原来穿山、柴桥的冯家后裔来慈城祠堂祭祖，因而常听“穿山人扯淡，番薯干当饭”的谚语，祭祖的10大碗中有一碗生番薯刨丝，也有纪念意义。有时穿山人到慈城来祭祖，会带来几大袋金柑分给族人吃。
我去统宗祠连续吃了3年，以后再没吃过。据说是日本人侵占慈城后，祖上留下的祠堂田只够解田亩税，所剩租谷无法开销。我去的那3年，族长人称毛头，胡须雪白，家在南门火车站附近的下家庄，其儿子阿海百官是给地主家做长年的。
东江沿冯家人大都种田务农，父亲福贵除种田外，还和奥松福宝（又叫鸿祥）和另两个城里人合股在下横街鹅黄干开鹅行。奥松原在慈城大街开立源洋布店做伙计，东洋人打来，布店门关，他又回来种田。
在慈城下横街开牛行、猪行、鸡鹅鸭行的差不多都是我们东江沿冯家人，牛行由冯槐庭[2]独人经营，他的生意一直做到上海，不料会遇到江洋轮沉船[3]灾难，其儿子冯仁兴还在，住在前洋时家。槐庭是中房的一户，中房还有叫训根的，也是种田的，现住在洪塘。我们西房的冯廷高[4]务农，还开猪行，其阿侄嘉茂现住慈湖人家。这里坐的全是西房，嘉发的父亲秋林在市心口冷水湾（今慈城信用社位置）开万和酒店，有四间门面那么大，主要经营酒烟百杂。父亲的鹅行生意很兴隆，三北人经常赶着鹅群翻过长溪岭来卖鹅，还有从余姚马渚来卖鹅的，而买家有的从高桥来，还有的从鄞江桥来，十日两市，虽然慈城周边有二六市、三七市，但那市日没有专门的牛猪行。当年的下横街逢四、八市日真热闹，远道而来的卖主为赶早，往往头一日就来慈城，歇一夜第二天做生意，这样牲畜的啼叫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于白墙黑瓦间。父亲的生意做得也不少。父亲还有自己的孵坊，远在余姚、上虞的人来买小鸡、小鸭、小鹅。一次，父亲孵了3000羽小鸭，去镇海骆驼桥卖，那儿用的是抗币，一大群鸭子换来一大沓花纸。日本人投降后打内战，父亲怕这些抗币会惹祸上身，悄悄地将其烧掉，不料新中国成立后，抗币可兑现，害得父亲直后悔。还有后悔的是我家原有一只画箱，“文革”破“四旧”，家人被这只像小棺材的箱子吓煞，里面全是画像，其中有两幅祖像，正月初一到初五挂出正堂，还有一幅老头伯钓鱼图，不知是谁画的，小昌将画塞在屋檐椽子下，忖忖有些怕，结果沉入护屋河里的树根旁，等风头缓和些，从水中捞出，一箱画纸变成一堆纸糊。祖父，我没看见过，其也是种田的，不知是哪代留下的这些东西，也不知是啥年代，更不知其价值。藏画的木箱也被小昌改成风箱，用于生大灶炉起风。
我家有四五十亩土地，农田基本由长年打理，农忙时再请短工，家人待长年、短工不错，他们和家人一起吃饭。父亲辛辛苦苦经营鹅行，收入不如种田多，但他喜欢做。我家还有慈城同德昌的股份，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让其退股，父亲没有退，结果钱打了水漂。可能家里有点小钱，父亲任甲长。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乡长买田起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奔上奔落”，当甲长的父亲有收田租税的任务，如果农民付不出，须由父亲代付。父亲乐意做这好事。可谓是好心有好报，土改时我家只评了大佃农成分，没怎么吃苦。
我家有钱，但住房不如东房的楼房。据祖母讲，东房的祖父是跛脚，做裁缝，做到杭州的一户做官人家，其主人也是跛脚。东房的祖父深知跛脚穿长衫之不方便，走路要撩起一角。结果，东房的祖父做的长衫不用撩角，让主人称心如意。主人就长期雇用东房的祖父。其后在杭州发了洋财的东房祖父回转东江沿建了楼房，此乃东江沿最气派的房屋。只是2005年下半年建慈城新城时，东江沿全村被征用，我们大都搬到慈湖人家。100多年前，统宗祠改为尚志小学；100多年后，东江沿小村旁建成新慈城中学。
10岁时第一次去统宗祠后，几次进出这一祠，留给我的记忆是，祠上方有三块竖匾，自右到左，第一块书的是“清史翰林”，第二块是“探花”两字，第三块记不起；大门两边，东首直书“东洲为族”四字，西首也是四字，只可惜没记清是什么字。我还有记忆的是我家和东江沿人的农具大多写有“始平”，曾经看奥松在新买的箩筐上写下“始平”两字。我们一直以为“始平”代表着我们的冯姓。
过去，我们东江沿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而父辈们蛮重视让孩子学手艺以安身立命。以我家为例，父亲让我们三兄弟，我学木匠，小昌学泥水匠，明昌学厨师。而我们后代有人接受高等教育，我家有一人为中科院宁波研究所工程师，有音乐教师，还有在上海徐汇区工作的公务员，我的孙辈有两个博士生在读，三个研究生，还有两个研究生在读，大学生更不用说了。东江沿人出过各级干部，如校长，还有局长，永德的侄子沛福就在宁波粮食局当局长。
（冯祖昌、冯嘉发、冯永德、冯仲雷、冯冰峰等参与口述）
⊙我家从余姚迁徙而来
口述者：冯鸿烈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肄业
口述地点：慈城光华路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的曾祖父冯守珍，世居河姆渡黄耆弄，那儿旧属慈溪，现属余姚市。据家谱记载，曾祖父一脉于明朝年问从慈城迁居而去，是慈城冯氏统宗祠匠支子孙。
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曾祖的长子名嘉龄，有一个儿子叫厚德。厚德公于20世纪50年代偕妻、子、女赴临安谋生，从此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曾祖的季子名爱人，没有生育，继子厚发亦偕妻、子、女去上海谋生，失去联系而没有音讯。曾祖的次子生益[1]，就是我的祖父。
祖父（1865—1913），经媒之言与钱氏（1872—1948）结婚，新婚不久，祖父东渡日本经商，而钱氏在家乡生下一个女儿孟如，后孟如姑母嫁到祝家渡袁家。祖父在日本经商较为成功，将赚得利润的一部分寄回家。祖母钱氏用祖父寄的钱在当时的慈溪县城，今慈城购房置业，不久举家迁居慈城，也就是我现在所居的光华路。我家就是这样从余姚迁徙而来。
再说祖父在日本期间，一边带钱回家，一边娶日本姑娘平田繁子为妻，而且在日本神户结婚，生下儿子光雄[1]。光雄（1905—1963）就是我的父亲。
祖父等儿子光雄长到5岁时回国。祖父回国后并没在家乡定居，而是在上海创业，来回于上海与日本之间。据祖母回忆，祖父在上海创业的项目是与好友合伙在上海创办大中华火柴厂（公司），时为清朝末年，祖父受海外文化影响，旨在实业救国，此公司后合并到刘鸿生的火柴厂，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股票发行。不幸的是祖父的理想没实现，却被病魔击倒了，也就是祖父创业不到三年，便离开了人间。祖母将祖父运回慈城，葬于城山渡里罗湾庙旁，漂泊了数年的祖父终于叶落归根了。
祖父病逝后，日本的祖母送9岁的父亲回国。这样，父亲在大祖母钱氏抚养下成长，父亲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怀揣医学学士文凭的父亲，先在上海吕班路开设国光诊所，后入股陈润水先生的统源银行成为一名银行职员。由于当时金融业的竞争，统源银行倒闭歇业，父亲又先后自创棉布字号、贸易公司、水电公司等，然而由于时局不稳定等，父亲命运不济，创业不如祖父那么成功……尽管如此，30岁的而立之年，父亲去日本把他的生母接到上海，又接我去上海时，我正好中城小学毕业。而弟弟鸿甫跟着祖母在慈城。
我们两兄弟很不幸，年幼（五岁时）丧母，幸好有祖母呵护。我去上海升学，又有日本祖母呵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与少年。只是父亲后来娶了继母，相对而言，继母对我们关怀不多……实在是年幼无知，成年后回想往事，我深感母爱与亲情的可贵。不幸的是20世纪中期，因战争时局动荡，我祖母、弟弟先后离开人间，父亲也因种种不快，患了肺病……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上海区级卫生院当医生，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一位人民医师，可是父亲命运不济，肺病带走了不到天命之年的父亲，让我成了一个孤儿。
我虽然有当年祖母所置的慈城的家，但由于历次运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使我有家不能回，而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幸亏我们冯氏家族的基因中有一种抗体——那就是不卑不亢，我没有被命运击倒。阳光总在风雨后，改革开放以后，我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平反了，只是祖母所置的慈城的家，东起光华路21号西至张家园，共计房屋十余间[1]，只剩现居的几间，其余的都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祖母等亲人离我们远去那样……
不管怎样，我们统宗祠匠支子孙自明朝年间从慈城迁居而去，自我祖父这辈又迁回慈城了。
⊙从慈城迁徙镇海骆驼田胡村
口述者：冯雪尧出生年月：1948年12月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槐树路109号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我的老家在慈城什么地方已无从知晓，只知道我家在慈城有祖宗祠堂，每当祭祖日，我的祖父母都要准备好祭祀礼品去慈城祠堂祭祖。据考证，我辈是慈城冯氏第41世孙。祖上官至太守，这很明确地刻在祖坟的墓碑上，而且祖坟很大，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被拆毁。
洪秀全农民起义时期，我家的高祖为避乱世遭劫，几经周折后才到镇海骆驼田胡村定居，还在那儿建起七间两弄高平房四幢，占地有半亩多。高祖生三个儿子，即我的曾祖辈仁阳、祖阳和富阳三兄弟。我的曾祖仁阳是私塾的教书先生，我辈未曾谋面。
祖父美城（1892—1971）生于晚清，在杭州德昌钱庄供职，曾任钱庄襄理，20世纪50年代初，钱庄倒闭，祖父回到老家田胡村，生活由子女赡养。祖父能书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5岁时，他就手把手教我等在黄草纸上练写毛笔字，而我们子孙不才，无一能练就像他的书法。除练字，祖父常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也灌输一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如“至高圣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宰相福”之类的言语以激励孙辈发奋读书、磨砺成才，以及崇尚师教、尊重知识等。
祖母冯盛氏（1900—1966），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祖父、祖母生养父辈四子二女。旧时，儿女们的穿着都出自母亲的一针一线，作为六个儿女的母亲，祖母的辛苦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孙辈心目中的祖母心地善良，当年我家并不富裕，而她不时接济弱者、穷人，因而我对祖父、祖母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难以消逝的怀念。
在祖父、祖母的教诲下，我的父辈都是早年出门自食其力，他或她在上海学生意，或出嫁定居在上海。春去春又回，他们近的在上海工作，远的如父亲恭茂于1950年末支援内地建设，先后在陕西西安、广东茂名、甘肃兰州等地工作，退休前的最后一站为甘肃省第一建筑公司，任会计。然而无论走得多远，他们都没忘记老家田胡村，还有我们是慈城冯氏后裔。这不，大伯父恭寿从上海闸北区公私合营四新布店退休后，仍回老家养老。
1966年，我从慈湖中学高中毕业，正遇上中华民族的劫难——“文化大革命”，由于认识上的差别，不愿参与造反之类的活动，便当了逍遥派。1968年初应征参军入伍，先后在上海警备区嵊泗列岛的小洋山当兵，在宁波防水材料厂、宁波建材工业公司、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等单位工作。虽离开了家乡，但无论工作有多忙，每年都到汶溪扫墓，以不忘祖先。
最近听说田胡村被镇海工业区规划覆盖，村庄将整体迁移，那村里的冯家子孙将彻底搬离已经定居五六世的村庄。这之前，村里的冯家人读书、参军或经商，离开的较多，如与我同辈的永良族兄从骆驼中学考入浙江大学，后留校成为浙大教授，现应退休居杭州。
⊙从慈城迁徙三七市石堰
口述者：冯中杰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本科
口述地点：宁波恒春街146弄口述时间：2013年8月
父亲冯诚龙（又名云乔），母亲董毓娣，是出门到上海的宁波人。
父亲曾在上海开过宝珍银楼，宝珍还是我大姐的名字，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对父亲的银楼名称不会忘记。大姐今年90岁高龄，现居住在宁波骆驼桥，听她说起她童年时在上海，我家雇佣保姆，生活富裕。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战火中，银楼倒闭，全家回到三七市堰头董家，那是我外婆的家。
不久，父亲独身去上海，做了银饰品掮客，从银楼拿了货到嘉兴地区的市镇推销，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父亲在上海重新站稳脚跟后把家眷接回了上海。1935年我在上海出生。父亲做掮客赚了些钱，又积累了人脉，便在嘉兴市区开办了“新华银饰作坊”。哥忠浩、姐宝钏和宝玉都成了手艺人。宝钏的镀金和宝玉的焊制金细链、银细链，是嘉兴银作坊的一只鼎（方言，即技术最精湛），来料加工多，她们两个常常要加班开夜工。作坊生意兴隆，父亲另带两个学徒。每年春蚕上市时忙不过来，作坊还雇两三个银匠师傅做短工，家境又宽裕起来。
那时我在嘉兴上小学。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父亲的墓做在老家，离堰头、石堰两地较近的一小山头上，墓碑刻的是父亲的族名“冯成龙”，父亲是“诚”字辈的，我们是”忠”字辈，由于母亲不识字，结果碑上的“诚”误刻为“成”。父亲病故后，作坊由母亲操持，生意自然不如父亲在世时那般，加上办丧事、移灵柩花费甚大，家境因而陷入困顿。
我小学毕业那年，嘉兴解放。之后，政府下令银楼歇业，我家的银作坊也随之关门。为节省开支，母亲又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而我留在嘉兴边摆摊边上夜中读书。后有老师帮助我由夜中转入日中（即现省重点中学嘉兴中学），又介绍我到职工夜小教书，每周两夜，月薪8元，而当时的嘉兴中学膳食费是每月6元，这样我的读书、我的生计都有了着落。1952年，初中毕业的我听从班主任劝说报考了有助学金的湖州师范，三年师范毕业后被推荐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三年后，学院改为杭州大学，我成为杭大第一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我们先后得到宋词学家夏承焘、先秦文学教授王驾吾、戏曲名家徐步奎和钱南扬等的教诲，如今的红学家蔡仪江教授那时是我们的助教。也就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我学到为人师的本领和操守。1959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宁波五中（即百年名校效实中学），执鞭教书数十年。我和妻子李美玉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丹青，是效实中学校医，小女儿玮青，现任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副院长。
再说母亲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其实我们的老家在三七市石堰，幼时听母亲说，我家是祖辈（好像是祖父的祖父）从慈城迁徙到石堰的。祖父在石堰教过书，我家在那里有幢祖居，只是祖父去世早，我父亲是遗腹子，也就不甚了解家史。堰头与石堰相距不远。石堰在山岙里，去市镇不如堰头方便，所以母亲与弟弟一直住在堰头董家。常听母亲提起叶家桥，那儿是否有冯家亲戚，我没有记忆。我只记得，我曾去董家的“后新屋”吃过喜酒，是叫冯可本的亲戚结婚，当时我不过十来岁，而新郎与新娘拿我寻开心，跟在我的屁股后连连叫我“忠宝（那是我的原名）叔公”。
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又将石堰的祖居卖了，这似乎与石堰也断了线，更不用说与慈城冯家的联系，但我们兄弟却牢记两点：一是我们石堰冯家是从慈城迁徙而来的，一是父亲排行“诚”字辈，我们是“忠”字辈。前几年去三七市上坟时，弟弟忠良专门陪我去了趟石堰，顺便看了看祖屋，可惜祖屋已换了主人，原主人——家父冯诚龙亦已过世68年了。
⊙冯家村的来历
口述者：冯玉燕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余姚河姆渡镇河姆渡村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的父亲名叫冯恭花，生前在上海杨树浦第一丝织厂工作，颇通古今之事，会讲故事。
小时候，父亲从上海回家探亲，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故事有很多很多，记忆最深的是父亲讲的“冯家村的来历”。冯家村在河姆渡镇，我家就在河姆渡冯家村。
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慈城冯家有一位年轻的太公喜欢春天放风筝。有一次，太公跟随空中的风筝边走边沿途看风景，不知不觉过了城山渡，来到河姆进岙的孙家村。太公看到孙家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犹如仙境，便贪玩忘了回家的时间。当太公愁眉苦脸坐在路边的大樟树底下被孙家太公看见。孙家太公心地善良，问明情况后，就挽留冯家太公住下，还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使冯家太公心存感激。
再说孙家太公见冯家太公英俊潇洒、知书达礼，暗想将女儿许配给他，便邀请他多住几天，一面派人去慈城告诉冯家太公的家人。结果冯、孙两家结下秦晋之好。
数年后，慈城冯太公的父亲要在孙家村的山上选一处坟地，何处是风水宝地呢？冯家请来的风水先生选中了一块俗称“珠凤山梧沙鳖”的宝地，说这里的风水好，地下会冒一股热气，如果把打水（俗语，即受精）的18只鸡蛋放入土中，18天就能孵出小鸡来。孙家太公生怕好风水被冯家占去，就让女儿试试风水先生的话是否灵验。孙家女儿其实是冯家媳妇，她巴不得冯家风水好，下代人丁兴旺，但又不好说，只得暗中将鸡蛋煮熟后埋入土中，结果18天后，鸡蛋发臭了。孙家太公想，风水先生的话一点也不灵，就答应亲家公，将“珠凤山梧沙鳖”给冯家做了坟庄。
这样冯太公的父亲去世后安葬在孙家村门前的珠凤山。不知是何原因，此后的冯家人丁兴旺、科举盈门，而孙家却是名落孙山。孙家太公越想越气，回想风水先生的话，叫来女儿，才知是女儿倒外墙、朝外货，是女儿破坏了孙家的风水。孙家太公立下规矩，以后凡生女孩，统统用脚桶水溺死。不料，立下此规矩后，孙家三代生女儿，衰败得更快。没几年冯家人远远超过了孙家人，近300户人家，有的甚至迁移到河姆自然村定居，于是孙家村变为了冯家村。
为纪念祖先，冯家人在村口建造了冯家祠堂，祠堂旁还有一株树龄500多年的大樟树。每年正月初一，凡姓冯族人，不管住在冯家村的，还是住在河姆渡的，每家每户的男人都要到祠堂祭祀祖先，可免费吃一顿饭，还可以分到几只馒头、吉饼，费用由族长太公出。纪念的祖先除放风筝的始迁太公外，还有慈城大祠堂的太太公，这一风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后来冯家祠堂倒塌，村民集资在冯家祠堂旧址上重新建了个祠堂，因有孙家、徐家等，改名为众姓祠堂，祠堂在村口。
⊙龚冯村上下冯之一
口述者：冯延康出生年月：1933年职业：务农学历：高小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下冯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们龚冯村的冯家分上冯、下冯[1]，我们下冯到上冯祠堂回族，而不去慈城冯家祠堂回族。听说过布政房，是冯家的。
旧时的下冯按房屋位置分里明堂、外明堂。里明堂有我家和父亲均甫的堂兄家；外明堂是纪堂、经堂两兄弟。我不知道是从哪一代太公开始居住在这里的。后山上农田里原有太公的两穴坟墓。坟墓累大大（方言，即很大），两边有碑碣，还有条状石凳，碑上的名字为冯近慎，是我的哪代太公也不明确，算一算至少有五六代。现在下冯有七八户冯姓人家，此外还有韩姓等村民。
父亲叫冯均甫，有我们兄弟三人，我、延昌、延章。阿爷叫冯子卿，原来种田，后在东北营口市的咸春堂[1]工作。因我家的上代太公有咸春堂的股份，阿爷就去药店工作。父亲没亲兄弟，原在慈城城庄洋布店工作，后失业回家，不会种田就带我们兄弟去东北投靠阿爷。去东北那年，我才8岁，在那儿还读了两年书，12岁时，阿爷去世后我们回转来，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做农民到现在。
父亲的堂兄弟恩甫一家在上海，旧时买卖柴油，至少算个小老板。下冯人家少，上冯人家多，还有祠堂。
⊙龚冯村上下冯之二
口述者：冯廷莪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务农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口述时间：2013年3月
父亲永涛（1907—1938）在上海正泰木行工作，31岁时生肺病吐血过世。那年阿哥8岁，我4岁，小妹还是“抱手”。
奥松叫永涵，13岁到上海学生意，就留在了上海。他有二子三女，其中一子在扬州，其余都在上海，过几天，他的儿女们驾五辆车来上坟。
祖父名福绥，是两兄弟；曾祖父名不知道。过去有家谱，是父亲手里编的，编到我这一代为止，可惜被抄家了。祖宗的名字、我们与慈城冯家的关系都说不清了。据说，与慈城冯家有关，但没回族，也没有去交流沟通过。
我有两个儿子，国宁、海宁，前几年修葺冯家祠堂，筹款不够，由开厂的儿子全包。
⊙龚冯村上下冯之三
口述者：冯炳菊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务农学历：小学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立本堂口述时间：2013年3月
听母亲说，冯氏祖宗是知县老爷，过去这祠堂外面有映墙，还有旗杆石。去年修祠堂的师傅讲，看柱梁上的雕花是明朝所建，九柱落地的规格非一般人家的祠堂。“立本堂”这块匾额是依样新做的，印象中祠堂右面还悬挂一块匾，上面的字有的说是“探花”，有的说不是，吃不准就让其空着。
我的父亲叫福春，伯伯有福详、福章、福庆；祖父墓碑上的名字是冯近涌，他是两兄弟；曾祖父，名不详。阿哥炳发是“本”字辈，父亲是“福”字辈，他（冯廷莪）比我低一辈，是“德”字辈。上冯分天、地、仁、禄四房。天房搬到三勤的网滩，天房出过一名烈士叫冯孝贵，他的儿子叫本发，现居慈城；地房有他（即冯廷莪）家，据阿哥讲，地房做老板的多，有开洋行和钱庄的；仁房分上仁、下仁，上仁的德芳一家现居慈城，现在的龚冯下冯村是下仁血脉。
我家是禄房，小时常听母亲念叨，我家祖上曾在福建开木行。现在是辈分最大、最穷的。1951年，阿哥去上海学生意，投靠顺贵公。当时顺贵公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小业主，与阿哥是五服之内的亲戚。很可惜家谱烧掉了，这些都说不明白了。前几年，两位河南人来这里回族，拿来的明朝家谱，差一百多年，对不上。阿哥现在80岁，他看到过“载生、载范”太公的祖坟，是哪一辈的也说不清楚。
曾经我们新买的农具等号（号为方言，意为做记号，书写等）“始平”两字，是仿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而号的。
（冯炳发参与口述）
⊙中央大门冯家屋印象
口述者：翁汶英出生年月：1921年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宁波紫鹃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出生在宁波中山公园附近，5岁时搬到慈城后新屋中央大门冯家。冯家莪生是我姨父，当时他们到上海去了，空着的书房就借给我家住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那儿一住就住了10年。
印象中的冯家正屋坐北朝南，偏房东、西相面对，而且是东西对称，东边是冯度家，姨父家在西边。头门进来走过一段石板路是二门。头门有屋檐。户档，头门与二门不是笔直相对，而是转个弯。二门的屋檐比头门宽些，有石鼓与户档，门柱上贴有“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的对联。二门边上有间小屋，冯家人称砻谷间，放有风箱、脱稻谷壳等工具，据说这间是专门用于碾谷的，但很少使用。
进了二门，再转弯是第三道门，进门便是沙泥道地。沙泥道地其实是小花园，不过人家的花园是泥土，冯家在泥土上铺了一层沙土，沙土上是一层草皮，中间是一条石板小路，紧挨小路的是两行麦冬草，道地中央一边栽种了一株石榴树，一边栽种了一株枇杷树。石榴树树枝弯弯，我的手可攀到树枝，当年小妹两三岁时，还在树上拍了张照片。相对石榴树，枇杷树长得高，枝丫差不多仲出围墙，每年枇杷树开花结果，可蜡黄的枇杷没人摘吃，成了鸟儿的美食。
沙泥道地西边的书房是我的家，这书房是冯家子弟幼时的读书处。我家搬去时，三间书房里几乎没有家具，也没有书册，只有一张很大很大的长条桌，比现在常见的写字台还要大些，是否是画桌，我不知道。
书房门口有两个花坛，各植了一株牡丹花。牡丹花有一米多高，我猜冯家其他地方没有种植牡丹花。因为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常有人来看花，有的还要采一朵花去。花坛后面又是下半面是实木、上半面是花格子的木门，三间书房既可独立进出，又有内门和正屋相通。
沙泥道地的石板小路直通冯家正屋的大门。这道门比头门、二门做得简单，正屋三间两弄，坐北朝南，住着姨父的哥哥一家。有扇侧门通向书房，正屋与书房的格局正好一横一竖，两者均是独立的院子。
姨父的大侄子伯准是在中央大门结的婚。结婚是喜事，每逢这种时候，冯家请来裁缝师傅，为家中老小做新衣。我记得母亲顺便请师傅为我们做了一身新衣裳。宁波有“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的谚语，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平时很少有这样做新衣服的。
伯准哥结婚穿的是长袍、马褂，新娘穿的是新式礼服，头披洁白的婚纱，一直披到双肩。
中央大门冯家屋有砖雕，图案为传统花样。有人说后新屋有彩画《红楼梦》的图案，我没此印象。
⊙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
口述者：张瞻明出生年月：1922年职业：会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莘庄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有不少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缘于与冯家的联姻。慈城通判冯家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祖母张冯氏是通判冯家的女儿，也就是《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中提到的冯辅臣姐姐，辅臣舅公是父亲的嫡亲舅舅，我与冯丽芬是表兄妹关系，丽芬喊我祖母为姑婆，我喊辅臣为舅公。祖母的父亲冯理堂，上代是明朝做官的。[1]
我童年时在通判房生活过，那儿是有三进的大院子，门口有两只石马鼓，我们当马骑，石马两边是马房；门对面有棋杆，还有石牌楼。
打记事起，太外公理堂已去世，太外婆还在，住在东边正房子里，舅公一家住在东明轩，我住在西明轩。舅公在嘉兴天德药店做阿大。天德药店与温州“五味和”[2也是祖传的百年老店，当时蛮有名气，冯家有股份，父亲张福彭从学徒变成老板。
通判房冯是父亲的外婆家，我母亲郑杏凤的外婆家就是鸿祥钱庄[3]冯受之[4]家，也就是我的外婆郑冯氏是受之先生姐姐，我是受之先生嫡亲外孙，我喊他舅公。
外公郑松筠是秀才，为慈城半浦茶栈郑家儿子，生育三子一女。我母亲十四岁那年，外公外婆先后过世，遗留他们的四个儿女，后来这四个儿女的生活由郑、冯两家共同扶养，冯家娘舅——舅公负担大外甥丙亮、小外甥丙望，郑家四外公——外公松筠的哥哥负担我母亲、二外甥丙遂。
听母亲说，我的三个舅舅自幼在鸿祥钱庄学生意、当练习生，小舅舅娶媳妇，还是舅公做主；小舅母是受之舅公女婿沈亮夫的侄女，大舅母是秦润卿先生的嫡亲外甥女，舅公一直管到母亲与舅舅们成家立业。20世纪20年代，郑家拟与舅舅合股去新加坡开眼镜店。舅公晓得这一音讯后，出洋三千元以借的名义给大舅丙亮，但不用大舅写借条。后来，三个舅舅各分到一千元，各自创业，其中新加坡的大星眼镜公司至今还在，而且有一定声誉。而受之舅公对此事从没声张，我的表弟鄂棣等人还是听我说起，才知七十多年前他们的祖父所做这件好事。
舅公对其他亲戚也很关照。冯常理是舅公堂兄长子，堂舅公我没见过，也不知他的名，但知常理娘舅一家三代均住在七浦路舅公家，常理过世后，舅公和他的两个儿子——大舅舅作舟、小舅舅迈群，照顾常理嬷嬷和其女儿爱娣表妹，直至嬷嬷过世，其女出嫁。舅公堂幺子幼成一直在鸿祥钱庄工作，1946年，鸿祥钱庄恢复营业后，幼成堂舅舅协助大舅舅，任鸿祥钱庄襄理[1]。
我晓得舅公分过两次家[2]。第一次分家，舅公请冯维新主持。当时冯维新住在民生路108号，这趟分家后，传说小奥姨有5万洋钿，这5万是啥概念，当时的一元洋钿可换300个铜板，而一个铜板可买一只大饼。第二次分家，舅公已过世，舅婆请冯鸿甫[1]舅公主持，这次分家后，二舅舅搬离七浦路。
舅公过世后，大舅舅、二舅舅子承父业，继续办好钱庄外，计划在江湾南园地（现在复旦大学校址）创办现代农场，大约1933年，大舅舅带我坐强生汽车去那儿，我看到一大片的土地，至少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不料，日本人侵略中国，上海沦陷，舅舅们的理想成为泡影。
舅公还有鸿甫堂弟，舅公也同
冯显扬送给外孙的股票凭证（1956年）
样关照鸿甫舅公大儿子锡庆，二儿子锡成住河南南路，其子现均在中科院工作，很有出息。
受之舅公家是慈城统宗祠冯家，通判房是大宗祠冯家，这两个外婆家是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我还有一些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1933年，我初小毕业从慈城来上海读高小，住在北山西路冯和笙的家里，那是我姑妈家，即我父亲的姐姐。
我姑妈嫁到观音堂冯家。观音堂冯家外有一门楼，进去是条小弄堂。姑丈冯和笙[2]，在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约1925年，姑丈与父亲合资在昆明开设恒丰百货公司，公司有十多职员，下设恒祥门市部，恒丰是百货批发，恒祥是百货零售，父亲是经理，姑丈是合股老板，一直开到公私合营。我还去过姑丈在上海华山路开过宽紧带厂，招牌记不起，也有十多工人。
姑丈好像是两兄弟[3]，他弟弟叫挺生。姑丈五十多岁从上海去宁波，生三子五女，第四个女儿锡瑾现住宁波白衣巷，小女锡玫现在西安，儿子锡琛在陕西宝鸡。
观音堂冯家虽说也是统宗祠，好像与舅公家早就分支了。我还有前新屋冯家亲戚，那是父亲堂妹张金楣嫁给前新屋庙后池旁的冯庆和[1]，庆和是上海老九章绸庄司务课职员，他们有两个儿子，长子冯振兴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次子冯振耀是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地下党，他是南京路上被枪杀的梁顺达事件中没有牺牲的一位。抗战胜利后，振耀表弟曾将一包东西放到我家，当时我不知啥东西，上海解放后才知是一批传单，那时，振耀表弟参与接管上海公安局，不久调到南京公安局。振兴有堂兄振明，原是元方洋行职员，后来元方洋行老板开设公和针织厂，振明到此厂供应课工作。是否是这层亲戚关系，父亲还为我和姐姐各买了一份公和棉织厂股票。
我还有一个郑家阿姨郑慧侬也是嫁到前新屋冯家[2]，她的子女名字我记不清，但有入伍参军的。张家阿姑与郑家阿姨虽都嫁入前新屋冯家，但她们只是同族不同房。慈城冯家实在太大了，我的同亲不回族的亲戚便可见一斑，比如二舅郑丙遂的丈人冯显扬，冯显扬只有三个女儿，曾买过（上海）招商局股票（公私合营改为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后股份转给外孙郑延源，我还收藏了表兄弟这张股票。冯显扬也是慈城冯家。
⊙父亲过继到太湖路的冯家
口述者：冯为良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会计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镇海蛟川街道云龙福利院216室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生于1932年11月，有一弟一妹。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出生在慈湖太湖路，现在一部分房子已拆，一部分房子还保留着。
父亲名叫冯顺荪（1903—1986，字辅卿），在慈城简师读完初中一年级，出门去上海学生意，拜同乡秦润卿为师。满师后由先生介绍在上海大有余机器榨油厂从事物料供应，现称供销。
阿爷冯掌明，是清朝光绪年间浙江省第163名举人[1]，我看到过藏于柜子里的朝报和红缨帽头。听父亲说，阿爷中举后，曾去钱庄做事，父亲没明确是在上海还是在天津，约去了一两年，不太习惯做这项工作，结果又回了慈城，以读书会友为乐。
其实阿爷不是我的亲阿爷。据说，是我的堂伯，即阿爷的儿子来荪（谐音）夭折，而阿爷有个嫡弟叫冯掌衡（约1870—1939），比阿爷小四五岁，原配妻子姓俞，我称他俩为小阿爷、小阿娘，他们没有儿女。小阿爷出门去天津钱庄做过，回来带了小老婆，过去讲究明媒正娶，冯家人尤其讲究，因此对她没好感，一直称其婆，像慈城人对邻居的称呼。他们亦无儿女。这样两兄弟只有来荪一子，而来荪夭折，冯氏这脉[2]没了继承的后代。按族规，父亲过继给冯掌明当儿子，想不到过继两三年后，阿爷就去世了。只是不知是啥辰光。
我没见过阿爷，只是根据听说而言。而小阿爷我见过，印象中他为人和气，专做好事[3]。小阿爷在慈城与他的二三弟子一起操办一些人家的婚丧喜事，他做总管，他的徒弟开了家贳器店，以出租汽油灯、搭绢篷等为业。而家里放了不少铜板，凡乞丐上门，总让佣人给一个或两个，但必须是陌生面孔；另外，在冬季采集大量的腊梅花，以此浸油，这是家里祖传的火烫药，小阿爷浸了好多甏，凡邻居来讨，是讨多少，他让佣人给多少，从不吝。我读小学二年级，六七岁时，小阿爷去世，时年70岁，当时大人要张罗做70大寿之类可来不及了，他生的口疗疮很恶，这一印象较深。
据说小阿爷的父亲，是我太公，在杭州开南货店，赚了钱造了太湖路[4]的房子。太公的父亲也在杭州开南货店，而这房子到底是太公，还是太太公造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太湖路的房子朝东，面向马岙岭，中间是城墙，也就是从桥板走500多步路是城墙。太湖路冯氏的房子有一千多平方米，我只晓得我家常开小门，即太路湖11号（老门牌）那扇小门，12号大门只在家遇婚丧大事时才开。
从东往里走进去是小道地，放有三只七石缸。道地右拐是灶间，灶间有20多平方米，有一只累大大（方言，意为很大）的介厨（方言，即菜柜，是上层放小菜，下层放碗、盘等餐具的那种落地式菜柜），有一只放粉筒、果筒的长橱，另外还有一口大灶，一只风炉，灶炉并列而放，大灶与封炉都烧柴，大灶是三眼，有烟囱与烟道，而封炉只有两眼，没烟囱，一般家里吃饭人少就烧风炉。吃饭也在灶间，所以灶间很大。
从灶间左拐是走路间，又叫新房间，专藏阿爷的书箱，有十多只箱子，内藏天文地理类的藏书，十分丰富，书箱约齐腰高，也就是比老旧樟木箱高两三公分，80公分宽，门是直插的，里面是隔层，三四格不等，其中的两三只书箱我小辰光经常去翻看，内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不知为什么没有唐诗宋词。有的书是同名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是纸张色白的明版书，有的是字大易脱墨的清版书，这类书用手指重重一擦，手指就“墨里擦黑”，还有一些是更老的古版书。而家人不知阿爷留下来这些古书的价值，我也是。大约在1954年，我就干了一件傻事，将《墨谱》[1]好像是比明清还早的古版《墨谱》卖掉了。当时的我在北京工作，这部书是假期回慈城时带到北京的。一天，我想买李商隐诗全集、苏东坡词全集，亦是古版，因积蓄不够，就将《墨谱》卖掉，卖得400元钱。灶间右拐是道地。走路间的西面是一小间，比灶间小一半，是我小辰光的写字间，没什么家具，朝南有扇窗，窗外是株天竹树，还有小花坛，种的是四季花卉，另放了只青果缸，所盛的水专用于写字。在慈城，大人是天天叫我写大字。从记事起，我是一直跟保姆睡，好像是母亲的随嫁保姆，那时她已四十多岁，我一直到10岁才与保姆分开睡。我们睡的床很大，是那种千工床，有踏床，好放马桶，里面还有被轿板，好放吃场（方言，即零食），是宁波传统的泥金彩漆工艺制作的那种床，里里外外是戏剧花样的雕刻，床板是藤棚。旁边有间谷仓间，我家又没有土地，为什么有谷仓间？原来我们兄妹出生后的年代，一是有战争，二是家里吃饭人多，所以每年割早、晚稻时，大人就将全年要吃的谷买好放在那儿。谷仓间屋身很高，比灶间还大，不好住人。
父亲原来的家是在新弄，他们是九兄妹，父亲是老大，下有六个弟弟、两个妹妹。新弄冯家与太湖路冯家是五服之亲，堂兄的老大（父亲）过继给没有儿子的族人，这是旧时冯家的常事。因为父亲这么一过继，我对新弄的冯家亲戚反而不太了解，连嫡亲奥松、奥姑的情况所知也很少。不过，太湖路冯氏、新弄冯氏同出布政房冯氏，均属统宗祠。
母亲姓王，名瑞娣。我长到11岁，母亲带我们去父亲工作的上海，从此我跟父母长住上海，直到去北京读书。我们族里出了一位著名人物，那就是我的堂叔公冯昌世，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冯定，新中国成立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我去找他，堂叔公让我读书深造，我就考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燃料工业部干部学堂学习，毕业后在石油管理总局计划财务科工作，不料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下乡劳动时又生肺病吐血而回到慈城。上面说到，谷仓间不好住人，岂料“文革”期间，我却被迫住在谷仓间，真是不堪回首。
⊙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
口述者：冯丽芬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宁波翠柏西巷36号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通判房冯家之后，家住慈城启承路2号（即小北门附近），原有110间老房子，房子虽破旧，但从大门看进去三进两天井，很有气派。人称皇道大门，据说是皇帝赐封的，可惜现早就拆除了。
阿爷，名辅臣，无兄弟，阿娘早亡，娶双顶村岑氏作填房，谁知没多久，留下三儿两女也离世了。
父亲伯桢，生于1899年。他和他的弟妹由太婆和小阿娘抚养长大，祖上有温州“五味和”12股中的3股，一家人以此和农田等祖产为生。父亲是老大，生前是上海五和织造厂职员，母亲是慈城王同知房的后代。
听母亲讲，她嫁过来时，冯家比较富裕，家里雇有佣人，有专门的轿夫，还有专门抱小孩的小娘阿姆。阿爷、阿娘过世早，冯家由太婆当家。太婆很能干，也严厉，大小事情都由太婆做主说了算。大凡太婆说好的，下辈才能做。我（上面）有个阿哥，是长房曾长孙，太婆特别欢喜。这一欢喜就让母亲为难了，因为一有闪失，太婆就要拿母亲试问。可偏偏小娘阿姆不懂事，一次小西门外大宝山有人枪毙，一转眼小娘阿姆就抱着阿哥看热闹去了，母亲不知道，太婆更不晓得了。回来时，阿哥还学着犯人出场时“大大都”的音乐唱，母亲一听赶紧堵儿子的嘴，生怕太婆追问：怎么好让小人看去介杀气腾腾的场面？
母亲很怕太婆是因为结婚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母亲嫁到冯家后，父亲出门去上海工作，母亲在家里没事，又加上生病痨发（方言，意为发烧），一时糊涂没请示太婆就让轿夫送回了娘家。因病没好就住了两天，不料出门的父亲回来了，这令母亲十分惊喜。原来是太婆书信一封，让信客带信告诉父亲母亲回娘家的事。太婆不动声色，让孙子回来，这是太婆当家的水平。这事没有一句闲话，却让母亲明白了冯家的规矩，此后母亲再也不擅自做主，也曾以此事为例告诉我们姐妹做人的道理，为人女、为人媳的道理。
不过太婆管得紧、管得严好，通判房冯家人都很规矩，很和睦，也很懂得互帮互敬；不像有的慈城冯家因抽鸦片，家产被抽光不说，家也被抽得四分五裂。而我家的大奥松毕业于中国工业大学，后在新加坡开大明眼镜公司，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接他的班，一个是留美博士，现是新加坡的泌尿科医生；小奥松婚后早逝，没有儿女，小奥婶孤寡一人，晚年由我的弟、妹及表姐妹们（十一人）共同照顾。说起小奥松，我想起了他结婚时的情景。那年，我大约五六岁，家里的两个天井搭起了绢篷，木板将石板地铺得像街沿一样平，从大门朝里看，汽油灯点得锃锃亮，大门口挂四只血红的宫灯，二道门又是四只。租来新花轿，据说还没人用过，头一日就抬来放在堂沿间，孩子们好玩，就坐进坐出……只可惜，他结婚没几年，没留下根苗就走了。我的两个奥姑都在上海，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做过一针织厂厂长，她们的儿女大多是高等院校毕业，不是教师，就是工程师。
我家弟妹四人，因求学先后离开慈城。作为长女，我替父母（弟妹还末立业他们就过世了）把弟妹培养到大学毕业。我的儿女没时势无法读大学，但他们力求上进，读了在职大学。最令人欣慰的是祖父一脉的通判房冯家之后，虽不如过去住在一个大门内，但相互联络从没间断过，无论是住宁波的、住外地，还是海外的，无论是我的上辈（如今全过世了），我的同辈的堂、表兄弟姐妹，还是我的儿、孙辈。大家相聚碰面，常常要说到老家慈城，偶尔说到冯氏，好像有种莫名的大家望族的自豪感。
我弟弟的女儿雪蓉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讲师，她每次回来，总要来看望我，而且堂的、表的亲戚总要相聚一次，至于平时电话联络更不用说了。如果先辈们地下有知的话，我的太婆，我的父亲、母亲肯定会为我们高兴。
⊙我家住县前黄门第
口述者：冯子裘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教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苏州大学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家原在慈城中华路52号（现在门牌76号），那个地方过去叫县前黄门第。里面有大片房子，大门为对开双扇门，二门为四扇门，房子是两层五间两弄加厢房，正房前面是大天井。中华路边原有座牌坊，印象中上面已倒塌，仅留四根柱子。县政府前还有一座牌坊，日本人侵略慈城前，我看着它被拆毁了。虽然一直住在县前黄门第，但这不是我家自己的房子，而是父亲的堂兄冯斯仓[1]（我称堂伯父）的房子。
父亲叫冯箴年，在上海一家商店当职员。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嫁到慈城的尹家，生了五子一女，在我出生时已过世。可能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缘故，父亲与堂兄走得较近，其中一个堂兄就是冯斯仓。
堂伯父住在上海。我只知道堂伯父家很有钱，没有听父母讲起堂伯父是做钱庄生意的。他是寅泰钱庄的老板，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大约在1945年，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母亲带
我去上海七浦路恒吉坊的堂伯父家。那次去，他好像身体不适，休息在家。而堂伯父家留给我的印象是家里很大很阔气，全套锃亮的红木家具，家里还雇了两个保姆。堂伯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早逝；二儿子叫冯子玖，我们碰过面，早年在重庆开私人诊所，后因火灾致残回到上海；小儿子冯子祥，在上海百货公司工作，没碰过面也没啥联系。
1949年我在慈湖读初中。慈城解放那一天，早上我们照常去上学，但到八九点钟形势开始紧张，国民党青年军已逃得无影无踪，还听到零星的枪炮声，也就是解放军快要打过来了。那时学校为了安全，把我们集中在普济寺里不让出去，慈城路上静悄悄的，谁也不敢在路上走。而我的母亲从家里跑到学校来找我，她担心我有什么意外。母亲看我们学生集中在一起，就放心回去了。这一情景我一生难忘。大约10点左右，好像有一人骑着大马绕慈湖奔跑，高呼“慈城解放了”。于是我们离开了普济寺，学校也不上课了，让大家回家，免得家中父母担心。我回家以后，出于好奇，又直奔汽车站（即现在南门火车站），看到很多解放军扛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快速向宁波进发。
儿时，曾经跟随父亲去乡下扫墓，是八九户人家一同去。每年的清明节前，由一家负责召集扫墓祭祖，扫好墓园便在墓地的农民家里吃一顿饭，同时按辈分分鹅肉，这一切都由召集的那一家置办。每年秋收以后，我家还可收到墓地农民送来的稻谷。
我有两个哥哥，他们都在上海的工厂做工。我在慈湖中学初中毕业后，到宁波中学读高中，后考入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安时改为西北工业大学）读大学，毕业时留校任教。1988年调到苏州大学，两个女儿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工作。
我最后一次去县前黄门第是今年清明节，给父母扫墓。有时挺想念童年的那个家。
⊙我所知道的冯恒大
口述者：孙友谊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洪塘街道逸嘉新园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父亲孙鼎初（1906—1951），14岁时从奉化肖镇来慈城的鸿昌南货店学生意，满师后留在店里工作。
旧时慈城南货店多，竞争激烈，而南货店的消费者又是城里的大户人家，前新屋冯家是鸿昌南货店的重要客户，按现在的说法是“VIP”客户。为开展业务，父亲便经常去冯家，除了买卖，还帮做其他事务。冯家的一主妇，人称大屁股，对父亲特有好感，视父亲像寄拜儿子那般，我们叫她外婆。冯家其他成员，如外婆侄子冯子贻与我家也有往来。父亲称冯子贻为“阿懿老板”，母亲则称其为“阿懿哥”。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继而上海“八一三事变”，使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市场百业凋敝惨淡，此时冯恒大部分股东提出了退股，时任经理也表示难以为继，冯恒大面临倒闭的危险局面。前新屋冯家作为冯恒大的股东之一，因战乱，在外投资损失惨重，大伤元气，已没有财力来收购退出的冯恒大股份。由于冯恒大供应的商品，如酱油、老酒、糟烧（酒）、高粱烧（酒）、麦烧（酒）、绿豆烧（酒）、酒糟、米醋、豆豉、腐乳、花生油、菜油、麻油、花生酱、辣酱、酱瓜、酱萝卜、酱大头菜、香干、千层、油豆腐等等，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冯恒大又拥有那么好的场地、设备和技术，冯家不主张倒闭，于是决定聘请新经理，把祖上的家业冯恒大支撑下去。
经大屁股外婆的竭力推荐，征得当时孝西镇镇长冯子贻、孝东镇镇长——我的寄拜爹陈福元的赞同，父亲于1938年接任冯恒大经理。
父亲担任了冯恒大经理，我家搬到冯恒大旁边的邬沈巷，这样小辰光我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店场去玩，对冯恒大记忆较深。
冯恒大是慈城百年老字号，坐落在东西走向的下横街西闸桥以西，即现在民生路的北面。
冯恒大是前店后坊的布局，沿街约有20米长的白色黛瓦围墙，围墙偏东下方开个石库门，门右侧的墙壁上，从屋檐到墙基，竖直写着乌黑醒目的三个正楷大字“冯恒大”和四个小字“招帖即扯”；门左边十余米长的墙壁上，从右向左写着上碰屋檐、下着墙基的被形容为顶天立地的“官酱园”三个大字。其实冯恒大全称是“冯恒大酱园”。
石库门前有两格台阶。对开双扇大门用坚实的木材制成，门面下部三分之二包了一层铁皮，油漆成黑色；上部是橙色底漆，饰有银色星点，右门镌刻着“恒其德”三个字，左门上镌刻“大有年”三个字，落款是慈城著名书法家钱罕。
进了石库门，便是顾客避风躲雨的门亭，穿过门亭是天井。天井约300平方米那么大，中间的一块空场地是留给顾客停放担子用的；这块空地还是过年、闹元宵时节，表演跑马灯、跑车子灯和演大头和尚的场地。天井的南边和东边是陈列有序的酱缸，有三四十只，酱缸上口扣了锥形竹编的缸盖。天并的北面是一排高平屋，靠最西边踏上石阶便是通往店后作坊的大通道，通道的右边是设有“7”字形高大木制柜台的店堂。在大通道入口处，抬头就看到用金箔贴制“官酱园”三个大字的豪华型招牌。
店堂内的设置是：中央设有平台，平台上设有账桌，紧靠账桌的是钱柜，钱柜顶上设有与柜中的钱币箱相连通的元宝状木斗，店员在营业中收取来的钱币都向着木斗投入。账桌前沿陈列的三只酱油缸，销售冯恒大酱油，从左到右分别为座油、对油、丁油。酱油是冯恒大的当家产品，也是旧时慈城人的送礼佳品，旧时过年去上海，拎上冯恒大酱油与慈城年糕则是大礼。抽油为上品，有精装的瓶装产品，用火漆封口，贴上套色有图有文的麒麟牌商标招头纸。抗战胜利后，招头纸改为金龙牌。这是因重新注册商标，结果麒麟牌已被注册而改变。酱油以豆豉含量分等，座油豆豉含量低于抽油，丁油豆豉含量最低，而对油则是一半座油与一半丁油的调和，相当于现在市场上的调和油。店堂里还备有刀伤药物和止泻的冬至萝卜，免费供应所需顾客；冯恒大的店堂还接受顾客物品寄存，免费保管，从来没听到过遗失或差错。若遇乞丐临门，店柜一律施舍给予。
账桌的后面有八仙桌、靠背
椅、困椅以及用炭火加热的茶水炉，这里供顾客休息或洽谈业务之用。此隔壁是供有财神菩萨的客厅，这也是经理接待大客户的地方，其南墙上方供奉财神爷，财神爷下方的立轴上是一个草楷“鵞”字，我曾问过长辈是什么意思，长辈告诉我：“鵞”与“和”谐音，做生意就是要和气，和气生财嘛。“鵞”字的两旁是对联，上联写的是什么，我记不清，下联是“甏里香浮竹叶青”。
一般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由专人负责打开钱柜门锁，取出箱内的钱币，倒在客厅的大圆桌上，由预先坐等在桌旁的账房先生、经理或副理及几个职工等并账，若客厅有客人，一般也一起并账，从来不设警戒。
店堂的北面有一特别宽大的天井，天井上一排排酱缸有一百五六十只，用于晒酱。大天井的周边都是平屋，靠西南的平屋里设有四部酱油榨机，西边是用饴糖制作酱色的工场，东南部分向南扩展占地甚广，为制作豆豉的蒸制和发酵工场，篾匠、木匠、箍桶匠的工场和工人宿舍设置在北边平屋内，东边一排高平屋，为盐、豆、麦粉、粮食的大仓库。
大天井的西北角，为水作工场，专门生产香干和腐乳。与大天井一墙之隔的西边设大厨房、工人餐厅、腐乳仓库和职工宿舍。
职工伙食全部由冯恒大供应，倘若职工亲友来访也可免费就餐。经理、高级职员与职工同桌吃饭，不搞分食制。平时一般开五六桌，有40人左右就餐，忙时开八桌。
冯恒大的酒作坊设在石库门对面的栈房内，即民生路的南面。横贯慈城的主河道把南面的栈房划分成南北两面。古时候货物运输主要靠水路航运，这河道方便了冯恒大的原料和产品进出。为连接南北两岸，架设有两座木桥。一座就设在店的对面，在桥的南堍有东、西两个埠头，北岸在桥的东边，也建有埠头，供装卸货物之用。另一座木桥架设在西边，两座桥相隔30米左右，这座桥作为备桥，在该桥的北堍设有埠头，制酒的糯米、糯谷、高粱、大麦等，都在这里上河，送入与桥南端相连的原料仓库和砻谷场。
慈城以西和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冯恒大的产品销售范围，因此，冯恒大在大隐、裘市和鄞县的凤岙均设分店。运载商品全靠自备的一条百官船和一条乌舢船，两船除要运送产品和原料外，还要运输竹、木、柴、草，甚至到大隐去运输制酒用的优质溪水，两船有时会调度不过来。
栈房内的布局是：河的北岸为燃料（砻糠）仓库、建筑材料仓库和补甏工场。河的南岸自东向西为酒曲发酵房、制酒发酵和榨酒工场、炉灶间、黄酒灌装工场、工人宿舍、磨粉工场、黄酒成品仓库、粮食仓库和砻谷工场。酒埕、酒缸和作为燃料的柴爿都堆放在露天。冯恒大老酒称为竹叶青，不要同竹叶青烧酒对号，冯恒大竹叶青老酒其实是在生酒消毒杀菌后灌入酒埕前，每坛酒埕预先放入了一束竹叶，竹叶五或六片，用线扎成束，灌好后用埕头泥封口，合上紫红色埕头印即成。
在栈房的南边，是一块面积相当于栈房用地五倍的冯家园地，属于前新屋冯家，由于冯恒大堆放场地不够使用，其主人冯子贻就无偿让冯恒大堆放酒埕、酒缸、柴爿等。
据说，这冯家园地曾是冯家的宅基，在园地的南半部尚残存着砌石十分考究的两个池塘，一个呈圆形，另一个呈长方形，还有一口方形的大井。在园地的四边，都是瓦砾成堆，看来这里从前建过豪宅。而且这块园地与北面的栈房不存在分界迹象，只用低矮瓦爿墙分隔，而栈房的河岸全用条石精工砌成。这些都显示了园地与栈房是同属一个富裕人家。这个富裕人家就是冯子贻的祖上。
另外，在园地内有几座殡坟，其中有一座新坟的墓碑阴刻了“冯门盛氏之墓”，落款时间是1938年，这就是冯子贻家枪案中被枪杀的冯子贻前妻的坟墓，其出殡的场面我还有印象。
应当说，前新屋冯家虽没有股份，但冯子贻和他们的账房李老先生常来冯恒大，关注着冯恒大的经营状况。尤其是40年代中后期，冯子贻从上海回到慈城，与父亲走得更近。我小学毕业时，冯子贻带着他的次子有甲和我，坐着小汽车去报考宁波的效实中学。此时，冯恒大的最大股份是冯久潮[1]，据说冯久潮与冯子贻同属惠宗祠启承祠，因而冯恒大聘其为监理。
⊙我家和三姑父
口述者：冯祖衿出生年月：1942年职业：经营管理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上海曲阳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的父亲有三位姐姐，三位姑夫差异极大。
大姑父老实巴交，是一辈子背负青天的农民；二姑父在我出生之前已去了天国当差；三姑父姓冯，也是慈城冯氏族人，他是统宗祠崇字辈，与我家启承祠已相隔甚远。对这位姑父，我内心是非常纠结的，直至今日自己也临近行将就木之年，是非人心我尚不能明心见性。
三姑父老家在五马桥西头，沿河，如今河道已被填平。宅居犹在，已是瓦破墙凸，似风烛残年的老人，印痕岁月的沧桑。现为他人居住。
他少失怙恃，十二三岁离家赴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凭自己的勤奋和执着，学得一手精湛的技艺，坐稳杨庆和银楼的内场阿大（把作）位置。他在上海成家立业，拥有天潼路一幢石库门居宅。上下三层，也许原是两层，顶层是后加的。三姑父有四子三女，长子冯圣洙（后改为立平）皖南事变惨遭国民党杀害时，最小的儿子圣琦尚未出生。三姑父和他的子女们长居上海，他除清明扫墓，回慈城不多，家乡对他们来说或许是陌生的，然三姑父又十分留恋家乡的土产，比如菜蕻干、笋脯花生，这样母亲每年总为三姑父家晾晒菜蕻干、烤晒笋脯花生之类的土产。三姑父还特别欢喜吃咸光饼，我们去上海总捎一两百只咸光饼，这是三姑父最欢迎的礼物。有资料记述，戚继光抗倭，他的士兵人人随身携带咸光饼作干粮，由此咸光饼名闻慈城民间，以寄托爱国情怀。想必此对三姑父，不会如此风雅，更可能是他的口癖嗜好。
长期以来，五马桥老宅是姑父一亲友袁家姆嬷居住，姆嬷先夫可能是位中医，因为在她房中悬挂着好多“妙手回春”之类的匾额，猜想是病人所赠。新中国成立后，我家收入骤减。三姑父、三姑妈打算接祖母（即姑父丈母）去上海他们家，因祖母年事已高，不想远离老家。适逢袁家姆嬷打算住到妙音精舍去。三姑父便要父母推掉三河口的租屋，入住五马桥老宅。我们一直住至1954年祖母逝世。这一年，我家发生惊变，父亲被捕，生活来源完全断绝，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靠变卖家产度日。而三姑夫却将老宅捐献给政府，我们被扫地出门。迫于生存，母亲弃儿抛女，只身来上海谋寻生计。
1957年，我和姐初中毕业，来上海报考高中。姑父不愿接纳我姐（后姐被二姑妈儿子接走），而接纳了我。后来，我才明白，接纳我，是三姑父认为为冯家留下我这根苗，以延续香火。于是我暂住在三姑父家。三姑父赡养着他的二兄，一个失去谋生能力男人，另一亭子间居住着三姑夫堂房兄弟的遗孀。三姑夫平时从不拜佛烧香，但每逢其父母生日、忌日和自己生日都吃一天素斋，从不疏漏，也是他孝心的明证。
三年高中求学期间，我住三姑父家。姑父、姑妈待我不错。那时的母亲住工厂宿舍，常来探望，并向他表示感谢，偶尔说几句承蒙姑父照顾之类的常情话。而三姑夫却板起脸，冷冷回道：“照顾？这是剥削！”气得母亲进退两难，三姑妈埋怨，他也不回嘴，当若无其事样。三姑妈只得向母亲和稀泥。
尽管姑父脾性乖戾，有时简直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是他品行端正，烟酒不沾，赌嫖无缘，绝没有绯闻，有口皆碑。他对人苛峻，对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甚至更甚。他的三个儿子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同他的严厉不无关系，可谓歪打正着。
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姑父也温情可亲，愈到晚年愈加明显。我参加工作之后，也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三姑父说起我母亲来上海时曾经借过他70元钱，至今还没有还他。我是敏感的，决心母“债”子还。累积了两个月工资准备还债。去他家前，我先去邮局汇付支内职工的补助金，不料回来发觉自己的钱竟被人偷了。我只得如实告诉失约的原因，他竟是诡黠一笑：“还有利息呢。”三姑妈在一旁说：“你姑父是随便说说的，你还当真。倒让贼子占了便宜。”
“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在杨庆和是把作，挨不上资本家身份。但他对作坊内职工管教是很严的，因此，时过境不迁，还有人耿耿于怀，记恨在心。趁揪斗之风盛行，那些人找到他的工作单位揭发批斗。造反派勒令他回家抄写毛主席语录，错一字罚写五遍。这样，他的欠债越积越多，像高利贷利滚利，再也偿还不完。
夏天夜晚，他趿着拖鞋，纵身跳进苏州河中，停靠在码头的船工听说是资本家跳河，也不捞救，任他在水中挣扎，喝了好多污黑浊水，眼看再不救就要没命了，才把他拖上岸来。
我闻讯前去探望，他躺坐在椅子上说：“你不来，你妈也不来。亲眷，亲眷就是要经常走动，愈走愈亲，不往来还叫啥亲眷！来了不要马上就走，吃顿便饭。吃顿饭是吃不穷的。”
我听着听着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真不知道往昔的三姑父和眼前的姑父哪个才是真的。
姑父看似刻薄，不近人情，其实内养厚重、朴实。他是扛着旧的道德、礼教被时代的潮流推着往前走的一代，他同大多数的那代人一样，不是觉悟者，更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只是身不由己，习惯性地顺着先人铸就的人生轨道前行。冯家千年来以慈孝为根本，伦理道德被重重的宗法缚绑，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面前，千年恒定的观念不断地遭受冲击、洗刷，人格难免错位、变异，一个人的一生有几重面目出现似乎并不奇怪。时至今日，回头审究过去，我感到困惑，觉得今日并非全对，过去亦非全非。
曾经给校友刊物写过一篇杂感，其中有一段写道：“……人各有自己的历史，但含辛茹苦哺儿育女是人的本能。他们操劳一生，如今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传递着儿女孙辈们的哀思。清明是时间概念最为模糊的日子，过去和现在交融，逝者和生者对话，不知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一代又一代，维系着家族的情感。”而今，三姑父、三姑母也安葬在慈城的黄夹岙，与先父、先母为邻，愿他们在天之灵经常往来，“愈走愈亲”。
⊙母亲又生了个女儿
口述者：冯翠堤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护士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江西宜昌市中心医院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在慈城的家，是慈城民生路124号，那是祖父开办的天生德药店。祖父去世后，药店由父亲经营，大约是抗日战争期间，药店效益不好而关闭。父亲去上海叶天德药店当药工。
父亲叫保康，有人称其保康先生，也有称其阿康哥。旧时的女人是进不了祠堂的，而我在启承祠创办的藕田小学读书，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家乡记忆。藕田小学原只招收祠堂的冯姓子弟免费上学，后来校董冯志贻提出学校要实行如奖学金那样的制度，考第一名学费全免，考第二名半免，考第三名免书本费。我是统宗祠的冯家女儿，不仅能入学藕田小学，而且每学期的成绩不是考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也享受到了祠堂的奖学金。
父辈是四兄弟，父亲是长子，妹妹早夭。父母生我们姐妹弟九个，因为头四胎全是女孩，让母亲颇为自卑。大姐在我还未出世时就去世了，二姐现在杭州，我是老四。我的出生很不幸，据说二奥婶生第一胎就是儿子，比我大个把月，妯由娌俩孕期闹了意见，因而我落地时，母亲一气之下给了接生婆一块钱，叫其把我丢到郊外去，后被祖母得知，就劝母亲既然生下就算了就养着，母亲听从祖母的话，她们的婆媳关系很好，没丢掉我，我的小命总算保了下来。可母亲盼儿心切，看我总不那么顺眼，一不称心如意就发火，一发火不是骂便是打，甚至把我的头往板壁撞，有时还会用缝衣针刺我的手指头。邻居的任何一告状，她都不分青红皂白认为是我的不对而做我的规矩。我看母亲待他人也和气，即使对两个姐姐也不如对我那么凶狠，难道真像民间所说，我们母女俩是冤家吗？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气十分寒冷，也不知什么原因母亲又发火，这次没有打而是将我往家的后门拖，说要淹死我。我家的后门是小河，我害怕极了，拼命抱住柴间的一根细木柱，加上姐姐也帮我，才逃过了一次“鬼门关”。
过了几年，母亲又怀孕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妹妹没有我幸运了，母亲下了狠心，把她的第五个女儿丢掉了，屈指算来这位妹妹也有七十多岁，不知她是否还在人间。妹妹一丢掉，我明白了母亲对我的狠是因为我是女孩。旧时的女人，不能进祠堂，没有继承权，而冯家人似乎又特别在乎生儿子。生第六胎时，母亲如愿了。这一年我家喜气冲天，弟弟满月时办了15桌酒席。
之后，母亲又生了一女二子，这样民生路的家，我家是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还有奥松家的儿女们，父辈们在外工作，家里全是孩子。应当说，我们还比较懂事，姐弟妹很少吵闹，但难免产生矛盾，每遇矛盾母亲从不对三个儿子发火，更不用说动手了，而我们姐妹或多或少挨过她的打，我被她打骂最多，读书后好了些。虽说如此，我从不记恨母亲，因为还是母亲的乳汁喂养我长大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大，随着知识增加，渐渐地我明白了母亲对我的言行只不过是典型的重男轻女恶习。
1955年，我从宁波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湖北武昌的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当年的月薪是28.96元，我每月要从邮局汇给母亲15元，涨工资又增加了5元，哪怕出嫁自己有了儿女，我也至少每月要寄给母亲10元钱，以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退休后，我几次回过慈城，在弟妹们的陪同下到墓地看望祖母、父亲、母亲，无论怎么样，他们是我的亲人，而我是慈城冯家的女儿。当然这也是我对他们、对冯家的记忆。
⊙我的教师之家
口述者：冯庵卿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日新路86号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统宗祠子孙，为什么这么肯定呢？有两个记忆十分清晰，一是儿时去统宗祠祭过祖，拕过吉饼；一是上小学前，长辈带我去布政房找过时任尚志小学校长的族人冯景增，请他说情上普迪学校。祖父名叫廷梅，在慈城下横街开天生德药店，我们家就住在下横街（现为民生路）。
祖父母有四个儿子。长子保康，也就是我的大伯，继承了他的药店。父亲保庸，在上海油脂店工作。三子保梓与四子保楚，也是我的两个奥松，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重庆，他俩都是职员。
我出生时，祖父已过世。他生前为其孙子取名，长孙为家骅、次孙为家驹。伯母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而我的母亲都生儿子，不幸的是母亲接连三胎儿子都早夭。1934年，母亲与伯母同怀身孕，结果我早一月出生成了冯家的长孙。旧社会生得多活得少，父母生育儿女9个，留下的只有我与弟弟晋卿。
我从普迪学校毕业后上了慈溪简师，只读了两年，因家境困难未毕业就到小学当老师，1950年1月起，在洋墅小学等校任教。六年后去余姚，先后在陆埠区校、沿江乡校、沿江中学、二六市中学等，任过教师、教导、校长等，1984年才调回家乡的半浦中学（现为修人学校）。我和夫人戴亚棣一生以教书为业，我的儿孙辈也大多是以教书为业。
我有二儿二女，长子志敏现是宁波大学副校长，他曾于2007年度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儿媳是宁波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孙子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次子志捷夫妇都是医生，儿子是宁波市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儿媳是第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孙女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读书，还去英国留学半年；大女儿在幼儿园当教师，女婿原是慈城中城小学的副校长，现为江北区宗瑞青少年宫主任，他们的儿子、媳妇都是教师；小女儿、女婿是工人，他们的小女儿浙江大学毕业后，在杭州一所中学做教师。再说我1991年退休后，又被宁波电视大学江北分校（慈城成人学校）返聘任教，又发挥了十年余热，这样我在小学、中学（中专）教坛耕耘了五十年，实现了“终身”干教育事业的愿望。
我家三代人有九位教师，是祖孙三代的教师之家，而我和夫人则是教师之家的根源。
⊙走大家三代人
口述者：周文宝出生年月：1964年职业：民营企业家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慈城太阳殿路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家至少有三代人做古董收购、买卖，做这行生意进出的大多是大人家，或者破落大人家。我家做得有名气的是阿娘与阿姆，还有小奥松。
阿娘姓宋，是慈溪三北人，但人们不知她的姓，只知其叫南山嫂。现在问老慈城，可能大多晓得南山嫂，她是我心中“穿珠宝、奔大家”的长辈，我家发迹自她开始。阿爷过世早，留下三个儿子，阿娘可谓是单枪匹马，专门与慈城冯家、钱家那些大家太太、姨太太打交道，将她们的珠宝买进卖出来赚钱。我说的发迹就是阿娘不仅养大儿子，还赚钱在直街买了三间店面房子，让做镴匠的儿子，也就是我阿爸开了一家镴店。不料，这房子着火，阿娘又买了三间店面房，现在我还在享阿娘的福。
阿娘走大家，自然少不了冯家，据我所知，阿娘进出走冯家大多是布政房与前后新屋冯家，不知做过多少笔买卖。其中买卖醉经阁藏书[1吃了生活。据我所知，冯家子孙要卖书，找到阿娘，因为南山嫂赫赫有名。问题出在阿娘将书转手卖掉后，有人告到县府，县府将阿娘抓去，后查实买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阿娘放出来，这里的乡贤也想将这些藏书买回来，结果是不了了之但阿娘坐了好几个月牢，还好书有落底。
做古董生意不同于古董收藏，阿拉往往是一头买进，一头马上卖出，很少留物，因而记不住到底有多少货色，但据说阿娘有一箱珠宝遗产，不少出自冯家。阿爸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我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我家是阿姆跟着阿娘做古董生意。
新中国成立后，这行称收破烂。我十多岁开始跟着母亲买旧货，与母亲一起曾经看到一锭墨，上书“臣方维田贡制”，墨的两面，一是耕织图，一是御制书，是布政房冯家子孙卖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一朋友让我去太湖路冯家，我看到一只有一筷高，直径7.5公分的瓷瓶，是只双套瓶，外面镂刻花，内瓶是红楼梦图案，内瓶旋转，透过镂花能看见里面的红楼梦图案，冯家人讨价5000元，而那时的5000元是天文数字，二级工工资是35元，我咋拿得出那么多钱，如果有钱，年轻的我也敢买，现在想起直后悔。
旧时，慈城有位叶姓收藏家，据说是冯家外甥，他收藏的“袁世凯居仁堂”的花瓶，也是“价值连城”。不过冯家这些人大多搬离了慈城城区。
⊙我家管冯家坟庄
口述者：徐宝岳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务农学历：文盲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五湖村楼家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家祖籍是余姚陆埠，是阿爷这辈开始迁居到这里的，至少有一百年了。阿爷一人先来这里斫柴，后托人专门给冯家管这个冯阿云坟庄，原来是别人管的。阿爷在这里过世，阿哥三岁时，阿爸阿姆将其从陆埠挑到这里，他比我大10多岁，现在好满百岁。
眼前的这座山有后山前山之分，阿拉称葛藤棚地方因有冯阿云坟，人称冯阿云山。我家替冯家管坟，冯家给六七亩吃饭田，这座山还有一百多亩山地也是冯家的；这里附近有云居庵，是冯家的家庵，里面的三间房子是冯家人上坟时的休息室，而山脚的房屋俗称坟庄也是冯家的，我就出生在那里，一家人也住在那里。
冯阿云坟庄简称九拜十明堂六块围屏，也就是从山脚的铁门进去（现拆毁）为第一明堂，也就是花厅，那儿栽种了十二种花木，每月开一种花，也叫十二月花厅；往里走是月亮池；沿山而上是九个拜台，九个拜台有九个空间，即九明堂。下面几格的拜台为圆拜台，上面第八格、第九格为方拜台，第九格拜台也就是墓厅。墓厅最外层是一块横卧长方形墓碑，传说上面是“冯阿云之墓”几个字。我不识字，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墓碑从外往内是拜台，拜台两边是六块围屏，这些围屏是用银子磨出来的，精光滴滑，是状元送的，阿拉称其状元碑。
管坟，平时是打扫墓园，花厅每天都要扫，其余是隔几天扫一次，若长青草也要拔掉，所以墓园坟山很清爽，两边的路、花厅、九个拜台几乎没什么落叶。每年清明，冯家子孙要来上坟，来的人数每年不等，多时二十多个，少时也有十多个。年长的坐轿子来，两三顶轿子：后生（方言，即年轻人）翻石子岭来，往往先在云居庵歇歇脚，再上山；有时上坟还要搭绢篷，冯家人祭拜先祖，我们要送茶、挑上坟担，一早先从冯家挑来，上好坟还要挑回去。
冯家位于城隍庙旁边的前新屋，是二层楼，有24间的走马楼，全部是大屋，屋后还有口庙后池。挑到冯家，他们还在堂前做羹饭，然后是族人吃羹饭，我们被邀一起吃，羹饭至少有五六桌，吃饭的人比上坟的人多得多。我们（有时哥哥）吃过昼饭回来，回时冯家还送我们麻糍作回礼。记忆中每年来上坟的少不了冯庆三和阿三先生。
冯家的山地种的松树、杨梅树，还有一些当柴火的树木，这些山地也是包给我家管理，每年付给冯家一些钞票，若钞票付不出，以柴代钱。冯家每年烧的柴都是我们兄弟俩挑去，每次挑柴到冯家，人是黄汗直淋，主人就让佣人倒水给我们洗脸，往往还请吃饭。按理我家是穷人，而冯家是富家大户，但他们没看轻阿拉。
可能是冯阿云的名气太大，阿爸死后（1936年），坟庄就不太平，头次与往常一样扫墓园，发现被剥尸[1]，阿拉马上进城报告主人。结果冯家派来四人与我们一起管坟，吃、住一礼拜，太太平平，见没事就回去了。而这四人一走，当天夜里又被剥尸；有一回被阿哥吓走，可第二次再去吓时，结果阿哥被戳了十三刀，阿嫂被戳了两刀，受伤的还有客人，是楼家人抬他们去保黎医院治疗的，冯家人替我家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这次我出门走人家，在外宿一宵，回转发现家人受伤。
我二十岁结婚，因有些嫁妆被抢犯知晓，怕再受伤害，所以先搬离了坟庄。墓地安葬了三人，冯阿云和其大小老婆……土匪或抢犯是越剥越有劲，后几次竟架起机关枪，点着汽油灯，用工具堵住了我家房门，明目张胆地剥。阿哥实在吓煞，也于1947年搬离坟庄，不到两年，慈城就解放了。而此前，冯家人因吃鸦片，也离开了慈城，来上坟的人也越来越少。
慈城解放后，我家花了7000斤稻谷向冯家人买了坟庄的房子，坟庄的山地全部没收归集体所有；破除迷信以后，再没见冯家人来上坟。一次，我们兄弟俩偶尔替冯家人说了一句，马上被指责为地主的孝子贤孙，谁还敢说呢？后来建造五婆湖水库，这座坟被彻底拆掉……
⊙父亲的先生冯受之
口述者：钱忆芬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家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华路146号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是慈城钱家之后，祖上与冯家有来往。少年时，听父亲钱瀛官（1891—1960）讲，祖父无业，一家大小全靠祖传的广州敬修堂、海宁万源药行股息为生，加上祖父生性老实，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于16岁出门到上海学生意，碰到冯受之先生（不详一1938），他知我家有药行的股份，就让父亲卖掉这些股份，再由他帮助投资。父亲真的听从他的建议，投资海宁的蚕茧买卖，由此我家开始发了。两年后，父亲回慈城娶了我母亲。当时，祖父已经过世，长子代父，将赚得的钱替姑姑办了嫁妆，姑姑嫁到慈城前新屋冯家。
之后，父亲转入受之先生当阿大的上海鸿祥钱庄，拜受之先生为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钱庄解体才回家养老。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大多数人的理解是徒弟尊师为父，父亲也确实如此。过去学徒拜师大多尊称先生，而我总听父亲称“阿拉先生，阿拉先生”，那种亲切不亚于儿
子称呼父亲。至于，逢年过节的礼拜更是少不了。受之先生家住在上海北山西路，父亲常去，只是当时我太小，不知具体的细节。更令父亲感动的是，受之先生教徒如子，除上述替父亲出点子搞投资外，还在业务上精心栽培父亲的商德，并拟将阿大的位置传给父亲。当年天津路上长鑫里全是钱庄，从阿大到员工以宁波人、慈溪人为多，比如“鸿”字号的姐妹钱庄有鸿胜，还有鸿×[1]，我一时想不起。
大约30年代，父亲接替受之先生当上鸿祥钱庄的阿大[2。这辰光，我家更加发达，父亲在现河南北路景兴里顶下一幢两上两下的新居。尚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是姐姐蕙芬的出嫁结婚，一是父亲开始买古董养心。
印象中，姐姐的婚事办得很有排场，嫁妆全从宁波置办，单嫁妆棉被就有48条。姐夫是“鸿”字号钱庄阿大冯寿康[3]的儿子冯蕙风。冯寿康也是慈城人，他家住在玉皇阁，而且两家的好日是回慈城办的婚礼。那年，母亲正好怀了弟弟，母亲是挺（慈城方言，音读碟）着肚子操办女儿的婚事。至于古董嘛，“文化大革命”时全被抄了。爱说慈城老话的母亲生前常说：“钱财本是一场空，人情才是长流水。”
而父亲生前常说的话是先生比父亲还好。现在回想这话，确实是受之先生有恩于我们钱家。祖父撒手离世时，钱家几乎是度日如年，日子难过；自拜了受之为师后，父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还成了鸿庄钱庄的阿大，这点父亲是很幸运的。受之先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冯作舟1]小儿子叫冯迈群（谐音）。冯作舟经常来我家，所以你一说此名，我晓得，其称父亲为瀛官哥，父亲怎么叫他，我忘了。受之先生的两个儿子，在家里都讴（方言，称呼之意）小名，具体叫啥，我忘了。作舟先生的年龄比父亲小，长得比较胖。相对而言，迈群先生来我家较少，长得怎么样，我没印象。
旧时，钱庄职员有从孤儿院领养小孩的风气，父亲与作舟兄弟俩共领养了两个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成长、成才。我是1949年出嫁的。淞沪战争打响后，钱庄生意清淡，后又歇业。[2]最有比较的是母亲只替我办了24条嫁被，比姐姐少了一半，而我不计较，因为战争家里没有收入，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供养月品（谐音）上学读书，可惜他不太要读书，作舟兄弟俩的养子最会读书。当年领养的孤儿寄宿在学校，只是星期天回到养父母的家中。作舟兄弟俩的养子会读书，渐渐成了他们女儿的家教。以后考上了公费留美学生，成了一名留学生，这可以说是作舟兄弟俩教育有方。
成了冯家媳妇的我虽住在上海，除了节日很少回娘家。1960年，父亲去世，我见到作舟先生来我家，其跪拜过父亲的灵位后，说了句瀛官哥的丧事怎么不通知他。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反右运动”，让我们有家产的人都诚惶诚恐。母亲不想让更多的人伤心，没有通知许多诸亲好友，想不到，作舟先生还是闻讯而来叩拜，可见他与父亲的兄弟情之深。在作舟先生离开我家的那一刻，母亲看着他的背影，说他瘦脱[1]了。这我才想起，作舟先生曾经那大块头的身影。
最近几年的每年清明，我到慈城北门外黄夹岙公墓上蕙芬阿姐的坟，路过山腰大凉亭，就知道到了作舟先生的坟头，想必这也是受之先生的儿女们让父亲叶落归根的吧。
⊙冯伯准和大来银行
口述者：严锡霖出生年月：1929年职业：行政管理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临沂路181弄口述时间：2011年7月
上海万国储蓄会，即现在的延安东路7号有一家大来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大来银行）。这是一家私营银行，宁波奉化人竺梅先创办于1930年，时在宁波路同和古里营业。抗日战争结束后，冯伯准任这家银行总经理，迁到延安东路，时称中正东路。当时的董事长是孙鹤皋，也是奉化人，而伯准是慈城后新屋冯家人。
我是慈城乍山严家人，我有两个姑妈，小姑妈是伯准的母亲，大姑妈嫁给慈城黄山村的王志湘（谐音）。王志湘在上海开一家金子行，外甥伯准就在姨夫的金子行学生意。应该说，伯准蛮灵巧，做金子买卖发了财，还在其家的中央大门买了房子，增加了祖产。其后离开金子行去日本留学，留学回来继续做生意，后来应聘到大来银行当总经理。我呢？因与伯准是表兄弟关系就到大来银行学生意，练习生、助理员，一直做到银行关闭。
伯准上任后，利用亲戚、乡情等人脉，聘请了当时的两个重要人物，即陈布雷与秦润卿。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与伯准有亲戚关系；秦润卿时为上海市银钱业公会负责人，还是上海市参议员[2]，与冯是同乡。当时伯准请秦任董事时，还留下这样一段佳话，当然这是秦与冯开的玩笑：“伯准，现在慈城里银行董事长只有我秦润卿（1943年，秦辞去上海垦业银行总经理一职，仍任董事长），银行总经理只有你冯伯准，你请我做董事，一定做。”我想秦先生的话，是指当时慈城人做银钱业生意的不少，你做银行我要支持的意思。另外大来的董事还有金润庠，时为民丰造纸厂（嘉兴）总经理，竺培农（竺梅先的儿子）为副总经理，又是大来银行业务经理。
大来银行的主要客户有两家，一是金润庠的民丰造纸厂，一是杭州的华丰造纸厂。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民丰造纸厂，是1927年嘉兴禾丰造纸厂改名的，1935年研制出“船牌”卷烟纸。翌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卷烟纸制造专利权，是我国最早的卷烟纸生产企业之一。杭州华丰造纸厂创建于哪一年，我记不清了，这厂于1947年也开始生产卷烟纸。这两家造纸厂在当时的江南，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力都很大，有这两家大企业作后盾，因而大来银行业务很好。
此外，伯准为人真诚、性格豪爽，人缘好朋友多，朋友带朋友等，这样能使我们这家私营银行在与洋行、钱庄等数百家金融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次，竺培风陪其表哥蒋纬国到大来银行看望竺培农（培风是蒋介石的外甥，培风、培农是堂兄弟），行里中层职工明白这一层关系，纷纷议论，陈布雷是大来的董事，现在蒋二公子来访，大来背景太靠硬。这件事自然惊动了全行（包括公司）200多名职工。作为总经理的伯准自然觉得很光彩。此外，伯准开拓业务也有闯劲，在他和董事一班人的努力下，大来银行在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占了一席之地的。除了延安东路上的总行外，大来银行还在静安寺庙附近设有沪西分行，在南京新街口设有南京分行，还有一家201股票交易所。此外，大来银行还投资开设大通公司，冯伯准任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具体事务由总经理王绥之（绍兴人）打理。大通公司下设四家独立核算的实体，一是申雍无线电厂，二是美士服装公司，三是大通纱布号，还有一家青青养蜂场。不愧是喝过洋墨水，颇具现代管理理念，伯准创办的这四家实业，经营领域涉及电子、轻纺工业，又有一家农业企业，加上自身从事金融行业，似乎是东面不亮西面亮，银行、公司总可以赚钱。
由于银行发展良好，伯准曾经打算去台湾开设分行，结果只创办了一家公司，后台湾公司开张不久也歇业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伯准的好友戴董事（大来银行董事）替他买好了机票，而他没有离开上海。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与他的妹妹冯（子）援有关，冯援原是中共地下党，她向伯准宣传党的政策。共产党需要人才，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要大发展，伯准留了下来。
说起冯援，我还得说一说伯准的叔叔冯莪生。冯莪生，字冯攸，人聪颖很会读书，是同文书院[1]的高才生，与周佛海是同学。另外，冯莪生娶的第一任妻子是陈布雷的妹妹，因此汪伪时期，冯莪生曾被重用，1940年6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2]，后又任上海物品统管局局长[3]。当时的物品统管局设在上海马当路，时被上海人改称为“冯富路”。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了历史，不过莪生的这一选择曾经帮助了家人，比如慈城沦陷时，慈城好多大房子被日本人占领，同在始平路的后新屋老大门进驻了日本军人，而中央大门因挂了“冯攸宅”的牌子而免遭其害。有意思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门的主人换了一块牌子，改为“冯度宅”，冯度是莪生同族兄弟，那时的冯度从重庆回到宁波，连任效实中学校长并恢复了学校的教育。而莪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离开上海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家。常言道：“人各有志。”莪生的侄女冯（子）援却是上海的地下党，她劝住兄长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大来银行歇业关闭，作为银行职员的我自然就失业了。之后再就业并转岗从事教育工作，1989年退休。因为是表兄弟关系，我们没有中断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冯准靠拢中国共产党，表现积极，被金融部门推荐任上海四明银行经理，后又推荐到北京脱产学习一年。回来重新分配到安徽省人民银行，专门负责信贷工作，因为他有不少海内外的朋友，向他们宣传政策，鼓励投资安徽建设，为银行事业和建设新中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肝炎提前退休回到上海。
⊙我们夫妻俩参与家乡三校设计
口述者：冯崇元出生年月1936年职业：建筑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四明中路577弄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的出生地是慈城西庙弄偏屋，我家属于统宗祠，幼时跟随冯德林伯去祠堂所办的尚志小学祭过祖。父亲冯崧甫（1899—1974），又名冯柏云，长期在族人冯祖麟开办的宁波葆元参行做会计。祖父叫冯厚生，祖父、祖母，我们姐弟没见过，父亲幼时他们就过世了。父亲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没见过父亲的哥哥，也不知他叫什么，只知大伯育有一儿二女，儿子叫崇魁，我也从没见过；两个女儿都见过。父亲的大姐梅仙，嫁王同知房王家；二姐嫁姜家后亡；小姐嫁严家，早年守寡，后随严家人去上海。据说是西庙弄爷爷，也就是祖父的弟弟在广东做药材生意，后开店很会赚钱，一直接济我家，直到父亲自立。西庙弄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只知他有个儿子叫冯崧椿和两个女儿。冯崧椿是宁波东新瑞药行[1]的大股东，也就是父亲的堂兄，我的堂伯。堂伯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儿子们的名字，分别是长命富贵福禄寿。在慈城，冯家也是大族，似乎随便说个姓，就与冯家有联姻，比如应昌期先生姑姑嫁的就是小东门冯俞宅冯庆堂家的。不过，这是我后来参与家乡三校设计时，听应昌世先生说起才知冯家这些绕来绕去的关系。
1957年，我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后离开慈城。1962年起，一直在四川成都建设部西南建筑设计院工作，1979年一家人调回宁波，历任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因母亲孤身一人在老家，才被同意调到宁波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当年调动非常难，历时五年。
1988年，应昌期先生回慈城拟投资重建中城小学，新建倡棋幼儿园和慈湖中学。当时我与应先生不熟，是校友李浩然带我去华侨饭店会见先生小弟应昌世先生。应先生首先重建中城小学，在当时设计的四个方案中，应先生选中我的一个，时任宁波市市长的耿典华让我举笔，并对我说：“一定要搞好，这是应氏一家第一次捐资，一定要达到一流水平，这也是应先生的要求，搞不好要打屁股。”就此拉开了参与母校建设的序幕。
重建中城小学时，我的爱人邹梅英时任宁波设计院院长。因此，我们夫妻俩，我设计倡棋幼儿园，因为幼儿园与小学是连成一体的校园内建筑，夫人设计慈湖中学。刚好设计完成整体构图，夫人又先后调任宁波大学设计院院长、宁波规划局总规划师，这一调动使慈中的设计剩余工作由我接替完工。这样我们夫妻俩参与了慈城当代最有影响的倡棋幼儿园、中城小学、慈湖中学三所学校的设计工作。后来慈湖中学、中城小学获得浙江省优秀设计一等奖，而中城小学还获建设部优秀建筑二等奖（村镇建设类，因校址在慈城镇故属乡镇类）。中城小学还成为国家教委为编制中小学优秀设计范例图例。这本图例由西安建筑大学张宗尧教授编著，在此后张教授编著的中小学建筑设计教材中都选编我们俩设计的慈城三所校园的图例。慈城三所校园体现了应昌期先生心系故乡、回报桑梓的乡情，而我作为慈中学子、慈城的游子，为此借应先生的财力也为家乡、为母校尽了一些绵薄之力。
此外，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崇基（后改名重坚），他大约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就去了上海学生意。抗日战争胜利后，哥哥随其老板陈龙泉去香港谋生，并在那儿落户生根，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哥哥见证了香港的发展与变迁。哥与嫂子余慧文育有一女一儿，如今侄女翠华在美国学社会学毕业，现居留在那儿，也有一女一子；侄子刚华美国大学毕业后回香港就业，从事平面设计，香港回归的纪念邮票，张国荣、梅艳芳香消玉殒后的纪念邮票等是侄子设计的作品。
⊙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
口述者：冯守南出生年月：1920年职业：民营企业家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天津市立达公寓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叫冯树梁，母亲叫陈艺，小名称大梅。打懂事起知道，冯陈两家约于清末民国初离开慈城到上海谋生，当时有许多宁波人去上海。我说的冯陈两家有外祖母、父母、舅父和姨母五人，外祖母陈舒氏很能干，是她带着她的儿女——陈氏三姐弟去上海。刚到上海时，十余岁的舅父汉泉、姨母月梅在先施公司打工。
父亲从不提起在慈城做什么行业，到上海后他独自开了一家小型的制作私人用的包车店，木头包车时为上海富裕阶层的交通工具，父亲的包车店生意还挺好。小时常听父亲说，我们家在慈城是大族，提起冯家人人都知道，还说祖上是做大官的。包车店的楼上有父亲从家乡带来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书箱，木质的书箱，面板镂刻的是人物与花草图案，内装有不少的线装书，我还读过《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启蒙教育书；父亲还从家乡带来祖宗像，我家过年吃年夜饭时还要挂这些画像。画像中的人物是穿官服的，是否就是父亲所说做官的祖宗，当时我也没问。在上海，父亲有个弟弟，我称奥松。冯家是父亲先去上海，奥松后去。奥松在上海一家制铁厂做工，与奥松一起的还有几位年老的慈城人，我叫他们舅公，不知哪家的舅公。奥松工作的工厂在虹口那边，父亲还带我去那边奥婶家吃过饭。由于工作行业不同，住得又远，父亲与奥松他们平时来往不多。
民国十六年（1927），舅父回慈城结婚。冯陈两家都回老家吃好日酒。婚礼是在外祖母的哥哥（我也称舅公）家操办的。这位舅公是建筑承包商，慈城的许多店铺、住房由他包工建造，故家境较富裕，与外祖母关系极好。
自慈城回上海，舅父、姨母兄妹俩凭着在先施公司打工学得的制衣、销售知识，开始自制衬衣，最初厂名为“永新内衣厂”，成衣商标是“555”牌店，，销售给当时上海的三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南京路较大的百货商。由于产品质量较好，舅父的家庭工厂逐渐扩大在舅父的工厂不断扩大之时，父亲的包车店，由于他不懂酒精、丙酮等化学品的性能，两次开业，两次着火成灾，把包车店的资产烧得精光，包括父亲从家乡带来的所有财物。眼看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母亲便劝慰父亲，自己别搞了，不如与舅父一起搞服装业。父亲听从母亲的建议，加盟舅父的衬衣厂，承担厂里的总务与采购工作，从此冯陈两家合伙创业，时为民国十九年。当时的工厂设在马霍路（现黄陂路）跑马场对面的“德德”里，租了较宽敞的两大间住房，熟练缝纫工近三十名，管吃、管睡，一日三餐包吃，工场白天放缝纫机，晚上打地铺，效率很高，每人每天能做10—12件衬衫。冯陈两家人既是管理经营人员，也是工人。父亲负责招学徒、选购设备及各种设备配件；母亲裁剪，协助舅父选购原料；姨母几乎包办衬衣锁眼，舅母、外祖母协助她，但还跟不上缝纫工的速度，舅父又增添一台锁眼机，姨母一天十多个小时黏在机器上；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负责经营，资金运作，产品销售。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缝纫工大多自备缝纫机，她们缝纫技术娴熟，稍不满意，往往会提起自己的车龙头（即缝纫机）而另择服装工厂。面对这一现状，不少服装加工厂以招收学徒而增加各自的新生力量，传统学徒一般是第一年打杂，第二年才上机学手艺。我们永新内衣厂也招收学徒，不过舅父略胜一筹，他将学徒称作练习生。练习生不用打杂、抱小孩，学习三个月后，直接上机工作，只是合同时间分练习期三年、帮师三年，这是舅父的高明，不仅留住了技术工人，而且帮师三年的工资也要比正式工人低20％，工资成本抵去补足“555”衬衣的原料成本。产品质量好、业务信用好，品种齐全，有连领、平领、翻领，冯陈两家合伙经营的永新内衣厂销路日益拓宽，除上海市场外，还通过湖南、福建、四川一些省设在上海的商栈销往长沙、福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同时，舅父与人合资在四马路新开新丰门市部，专卖衬衣。
产品销路不断拓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们的工厂三番五次搬家，有几年是在白尔部路（现重庆中路）的泰和里租了32、33号两幢房子，是一至三层的石库门，时在上海唱滑稽戏的张笑笑、鲍乐乐、丁怪怪也住那里，我们是邻居。这期间，姨父在回家路上中流弹而亡，姨母结婚才一年没孩子，但她坚持不改嫁，一心一意帮助舅父打理工厂。那时的舅父从杭州买来十三两纺做原料，请来宁波师傅涂上桐油，做中式雨衣。雨衣时为中产阶级的时尚品，国人没有制作，上海市场上只有日本人生产的橡胶风雨衣，由于掺入七八成的再生胶，这种产品价廉物差，掉皮不耐穿。舅父涂桐油雨衣的创意来自当时的油布伞，又是永新内衣厂附属产品。舅父的工厂之所以能持续平稳发展，还得益于金融界同乡的帮助，当时慈城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秦润卿，一个是王福源，他俩经营的福源钱庄是我们工厂的后台老板。然而，任何的创新都是要冒风险的，一年夏天贮存桐油的雨衣仓库失火，幸亏库存不多，损失不大。那是1932年的事，这年舅父喜得贵子，舅父有二子二女，长子比我小一轮，是他结婚六年后的头胎男孩，陈家人别提有多开心。有道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也正是这一年，新丰门市部合伙人席卷营业巨款逃走，让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还有一些从老家来的亲戚任职管理中层从中挖工厂的墙脚，幸亏为人忠厚的父亲尽责尽力，一切为工厂利益考虑，才避免了灭顶之危机……然而，由于火灾，由于被骗，由于试制风雨衣的操劳，舅父得肺结核吐血。我说过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舅舅一病，冯陈两家乱了阵脚还是外祖母清醒，当年她率陈氏三姐弟来上海，如今工厂碰到困难，她提出了紧缩开支，共渡难关的策略。工厂由父母亲、姨母打理，照常运转。舅舅的病需疗养、营养，母亲让我中断学业，每天陪舅父到复兴公园晒太阳。我记得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家西餐馆，那是我们吃早餐、喝上午茶的场所。舅父喝牛奶，吃面包、英国麦片等，我也跟着享受。下午回家后，舅父睡觉，我参与工厂工作。有意思的是，上午舅父的同行朋友也常来西餐馆喝茶，他们一起交流行业信息，切磋管理经验，十多岁的我听着他们的生意经，为我以后管理工厂生产奠定了基础。
一天的上午茶，舅父得到位于南京路四川路口的维罗公司专卖英国雨衣的信息。这种雨衣两层开丝米中间衬一层白布涂层橡胶，款式漂亮，单价20、30元大洋。舅父闻讯，与母亲到维罗公司看雨衣，舅父说买一件做样衣，母亲让舅父穿一下后，说不用回来后，母亲用60支纱双股全棉做出第一件风雨衣[1，后来改用腊丝卡其做面料，推出产品，一举成功，当时雨衣商标为“ADK”，中文名称爱地凯。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大地牌风雨衣。
随着“ADK”产品的试制成功，舅父身体经过两年多的调养也康复了。工厂改名为永新雨衣染织厂，又搬到南市中华路1244号，舅父还在蓬莱路口开了一个门市部，专卖厂里出品的男女式夹克。我们生产的“ADK”风雨衣既没有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又具透气等特点，这种风雨衣晴天能挡风，雨天能挡雨，颇受上海中产阶
级的青睐，这样工厂又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也到中华职业中学报名商科继续学业。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那时，父母住在重庆中路一带，舅舅一家、姨母住在新环路延益地，我与姨母住在一起。卢沟桥事变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冯陈两家靠变卖货物为生，我和叫潘小泉的练习生索性住到中华路门市部，因职业中学华丰同学想到延安去，于是我偷了家里最好的机器，名称为一百另三种缝纫机卖掉，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才知去延安的人太多，只好在罗曼（即李维汉的化名）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学习。不到一年，我患了疥疮，有道是：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起，腰里绕三圈，屁股扎大营。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传染病，同时又闹红眼病，指导员对我讲，你是工业世家出身，以后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发给我们三元钱作路费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时，舅父的厂子已很有规模，又在成都路、沧州书坊大楼下新建了厂房，楼顶上还立了“ADK总管理处”的金色浮雕大字。舅舅即安排我在此任经理职务，但我有自己的创业理想，不愿在上海坐享前辈们的创业成果，因此向舅舅等提出，到桂林开办ADK西南经销部，进一步扩大市场。结果证明，我提出的策略是对的，在桂林，我们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因1944年日寇进攻桂林，我们被迫将经销部迁至成都。在成都，我们的销售状况依然很好，这也为我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创业基金，后因多年辗转外地，思念家中亲人，我于1947年又回到上海。回沪后，我继续在ADK任业务经理，直到上海解放，这期间，我要自己创业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
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军需后勤部向上海雨衣业采购单面橡胶军
用雨衣10万件，期限为两个月。以“ADK”为首的六家雨衣厂共同承制，当时的我负责监督各雨衣厂生产进度及按期分批至“ADK”打包、装箱、运赴天津，送交汤元明同志。汤同志有商业批发工作经历，因而在驻天津负责接收雨衣期间，偶尔发现天津最繁华的“滨江道”对门的“天宝金店”店面出让告示，打电话给我，愿投资帮我在天津创办雨衣厂。
这个电话不仅了却了我的心愿，还延续冯陈两家异乡创业史。上面所说的永新内衣厂和“ADK”雨衣，那是外祖母、舅父、父母亲、姨母冯陈两家人在上海创业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曾有个心愿，拟在华北津京地区创办类似舅父生产“ADK”雨衣的工厂，因此一接到汤同志的电话，我北上进津实地看了天宝金店，并以布作价，用600匹布（约合1亿金圆券）价格盘下此店，后在舅父帮助下，经数月筹划，1950年，我与他人合资创办的东南雨衣服装制造厂在海河畔开张，主营“红羽牌”男女式防雨衣外，又制作了数千件时被天津人称为“皮猴”的美军款式夹克，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引起天津人的关注。后来，东南厂公私合营，我被任命为“东南雨衣厂塑料厂”副厂长，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工作，这一任命预告着我们冯家第二、三代在异乡天津的新创业。父母还在上海，当时母亲仍任ADK分厂厂长，专门做雨衣，父亲负责分厂的后勤总务工作。我有一姐瑞英一妹瑞华，弟弟志勇、志英、志伟、志明四个，他们都在上海工作或念书。
创业于天津，如果说50年代的东南厂是序幕的话，那么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1982年，办完退休手续的我回到第二故乡——上海，那里有我们冯陈两家人的创业记忆；那里有我的亲人，虽然外祖母、父母已故去，然舅父、姨母还在；那儿有我曾经的同事、创业的伙伴，也正是这一回，我看到风雨后的彩虹——勃勃生机的民营企业。
有首歌唱道，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天津创业也是如此。上海之行，仿佛激活了我的创业细胞，而创业细胞的裂变却在两年后天津市工商联召集的工商界最年轻十人座谈会。这次会议，我聆听了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四化建设的讲话，想起陕北公学指导员所说的“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那席话，就在津塘小东庄着手创办天津市东南雨衣服装厂，工厂生产、经营“四羽毛”牌风雨衣、夹克衫、防寒服，工厂创办前15年，营业额达5亿元，上缴利税近亿元，是国家二级企业，四羽毛产品享誉津城遍销华北、东北、西北的“三北地区”。在天津街头曾有十人中四人穿“四羽毛”服装的景观。1988年，李鹏总理视察我们工厂，后李总理又穿着“四羽毛”夹克衫在夏利汽车厂试车。在1993年天津市50家著名商标评比中，我厂的“四羽毛”得到消费者投票33.4万票，列居第十位。鉴于我为乡镇企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天津市委于20世纪末奖励我三万元，我将奖金如数分给东南厂职工；同时，河东区奖给我们父子（次子学棣）俩东丽开发区土地23亩。
新世纪初，我已将企业传给学棣经营管理，他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我有二子三女，长女学珉与学棣跟我一起创业于四羽毛公司，长子学原是塑料工程师，二女学瑾在塑料公司工作，幼女学英在大学教书。这以后的创业，是冯家下一代的事。而从上海的永新内衣厂到天津的东南雨衣服装厂历时70多年，记载着冯陈两家人异乡创业的历史，我们的根在宁波慈城，虽然那儿我只去过两次，一是舅父结婚，一是淞沪事变回乡避难。如今我虽然年逾九旬，但听说杭州湾大桥开通，我真想去看看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慈城。
⊙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
口述者：冯心言出生年月：1929年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海淀区黄庄海淀南路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老家在宁波江北区慈镇城光华路13号。祖父冯春源[1]，年轻时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过棉布店。祖母经常说在上海如何如何。祖父有二儿三女儿，叔叔早逝，父亲冯彦如[1]（1894—1962，字敦五）长期在上海一家交易所工作。母亲姓袁，家庭妇女，祝家渡人。大姑妈的丈夫很早便去世了，二姑妈冯君慧的丈夫钱吟棣，是慈城书法家钱罕先生的弟弟；三姑妈冯湘纹的丈夫姓杨，名嘉恒。她们三姐妹都长期住在慈城。
因父亲出门在上海，我从小和祖父母、母亲同住在慈城，家里的大事由祖父做主。6岁时我要上小学了，祖父与二姑父商量，请太希先生做我的“开笔先生”。既然请了开笔先生，就得行拜师礼。一天早上，姑妈们在太希先生家的堂厅里摆好供桌，桌上摆烛台和香炉，点好两支蜡烛和三炷香，先请先生坐上方，我在供桌前面的拜凳上向太希先生拜了三拜，然后恭立在先生身旁，先生为我起了学名“心言”。这个名字我使用至今。我出生时祖母为我起的乳名“兰生”（因为那年祖母种的兰花结了兰生），变成家乡小名了。拜师那天，太希先生授了第一课——怎样写毛笔字。他说了不少话，而我只记得两点：笔要握直，笔要握紧，不要被人从背后拔出笔。后来我明白，先生所说的“背后拔笔”，源于王羲之在其儿子背后拔笔的故事。
我开始上中城小学。第一天，我把课本拿回来，祖父看我的课本，他翻到“小狗叫，小猫跳，小孩子，哈哈笑”的课文，瞄了一眼，翻转课本，默默离去。放寒假时，祖父给我请了私塾老师，教我学《论语》、《孟子》……从此以后，我在寒暑假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可以漫无边际地玩了。以后日机轰炸慈城，我随家人逃难到祝家渡外婆家。等局势稍稍平稳后，回到慈城。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二姑夫和太希先生商量，请太希先生教孙过庭《书谱》。祖父十分强调写字，常对我说，如果写不好字，长大后即使要到商店做伙计，也不会有人要的。在祖父的影响下，我读书学习很用功。
我在启迪小学[2毕业后，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人在北门外桃园张慧圣老师家学习老子、庄子著作和古诗词。当时，慈城沦陷，慈湖中学分散在郊区办学，大批家住城内的学生无学可上。冯子衡[1]先生在城内校士馆（现在太湖路上）创办了“子衡学社”，讲授初中课文，我们都去那里学习。
同学们曾问冯子衡先生：为什么要称“子衡学社”而不称“慈湖中学”？冯先生说：慈湖中学现在还在郊区办学，他不是慈湖中学的领导。现在用他自己的名字办学社，是私人办学，可以躲开日本人的注意。目的只是为了让住在县城里的小学毕业生有个学习的地方。
子衡学社开办不久，日本人就找上门来，要在学社里开设日语课，并指派一个日本军人当日语教员。冯先生只好把他安排在大厅后面放风琴的小房间给他备课和休息。
这位日本教员性格内向，整天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天热时他坐在房门口乘凉。同学们认为学习日语就会当“亡国奴”，大家都不学日语。这位日本教员也不勉强。时间长了，他很想和我们聊天。大家发现这个日本人中国话讲得不错，而且熟悉不少中国诗文。女同学警惕性很高，对这个不速之客都是躲得远远的。男同学有时会和他聊天，对他懂得中国诗文有些好奇。同学们老是给他出难题，考问他唐诗和宋词。如我们问他“月落乌啼霜满天”，下一句是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下一句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下一句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对不少诗文都能正确回答。如果他答不出来，我们就振臂高呼：“中国胜利了！”他听了此话，立即考问我们日语，我们肯定答不上来，可他没有说“日本胜利了”。这个日本教员在子衡学社期间没有与师生们翻过脸。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日本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子衡学社准备在慈城大街小巷张贴宣传标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同学们围着乒乓台把彩纸裁成长条，子衡先生要我用毛笔书写。我就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庆祝中华民国胜利光复”……这时，有两个身着呢子军服、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很缓慢地一步一步从大门口走进来。日本刚投降，日军还未撤出，他们仍然在大街小巷活动，只是不再明目张胆地去找“花姑娘”。当时慈城也有一群二十多岁的军用的身穿浅蓝色英丹士林旗袍的“花姑娘”，住在玉皇阁对面大院兵营里，嘻嘻哈哈，春风得意，招摇过市。这两个军官站在乒乓台前，和同学们一起，看我写标语。同学们早就看到了，只是嘀咕了一下，大家都没理睬，我继续写标语。我越写越激动，刚写完一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觉得这句还不够，就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还觉得不过瘾，接着写下了“日本鬼子必须从慈溪滚出去”……我越写越激动，又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现在立即滚出去！”这时子衡先生走过来，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腰，轻声地说了句：你稍微写得缓和些。我明白冯先生的提醒，继续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内容。标语写完了，大家分头上街去张贴，两个日本军官也离开了，他俩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贴完标语，似乎也就宣布了子衡学社的解散。慈湖中学很快在普济寺复校，胡绳系校长来接收子衡学社。同学们都进了慈湖中学，在那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峥嵘岁月。1946年夏天我在慈中毕业，同年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后来担任49届班长和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49年在效实中学高中毕业，此时宁波刚解放。
在慈湖中学和效实中学的回忆很多，与此书的冯氏研究无关，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有点联系，那就是我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位同学的“桃园四结义”。我们四人是小学、初中同学，当然也包括“子衡学社”那一段特殊的学习时光。冯善刚同学也是慈城冯氏之后，他的姐姐冯筱素，好像也是慈中同学。
我在效实中学毕业后，因父亲失业回到慈城，家中经济困难，没有路费去考大学，在祝家渡附近的桕村小学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目的是为了积攒路费，争取第二年再考。当时教员的报酬，先是稻谷，后折成钱。我将得到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第二年即1950年，向母亲要了路费到上海去考大学。不久。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东医科大学都寄来了入学通知。父亲和祖父的意见，让我读同济大学，说北京太冷太远，没有亲戚；同济大学在上海，还有亲戚。
我考的是同济大学电机系，共录取42名，按考分排名，我的排名是第十三名。当时各大报纸公布录取名单，现在都能查到。看来效实中学的教学质量真是不错，我荒废一年，还能考上这三个重点高校。我经慈城农会证明，申请了甲等助学金，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全免。1954年，我在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这是一个军事工业部门，出于保密需要，我几乎与所有的亲戚、同学中断了联系。与父亲的通信，用的是信箱号，父亲也不知道我的具体工作。
在我读大学期间，慈城家里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父母亲在街道生产组的关心下，编过竹壳暖瓶的壳子，两只手常被竹丝刺破流血。父亲还在县机关做过抄写工作。以后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定时给父母亲寄去我一半的工资；结婚后按全家人口平均数给家里寄钱，从未间断，直到为父母送终。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问心无愧。所以家乡邻里称我是孝子。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国防的需要，以后国务院把第二机械工业部划分为几个独立部门，我转到新成立的兵器工业部工作。以后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现为国家发改委）工作，担任处长和高级经济师。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到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会议和调研，只是很少回慈城老家。在这数十年中，慈城发生过什么事，包括清道观怎么没有了，家门口的小河怎么没有了，慈城“破四旧、立四新”和“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都一概不知。到2002年，我参加慈中百年校庆，才与各位校友联系上。对冯子衡先生以后的情况，更是不知道了，只是时常会想起他。如果他还健在，已经是百岁以上的老人了。
⊙我的两个冯家阿爷
口述者：杨亦佩出生年月：1954年职业：企业管理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慈城中华路14号（月亮门头）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在这里生，也在这里长，从慈湖中学初中毕业后在慈城工作。说起慈城冯氏，阿拉杨家与冯家有姻亲关系，且这关系像一张网，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父亲叫杨洁予（1915—1983），字庆曾，曾在上海四明银行工作，工作前在修能学校[1]读书。听说修能学校首任校长是槐花树门头冯君木先生，其子都良先生直接教授过父亲，这是杨、冯两家的师生关系；另外祖母的姐姐嫁给半浦孙衡甫为妻，槐花树门头一房媳妇冯洪氏的姐姐为孙衡甫继室，这层姻亲关系，按辈分我称都良先生为阿爷。
旧时的慈城，冯、杨、尹、俞、钱等人家是联姻的望族圈，可谓门当户对。另外一层姻亲关系是阿娘的姐姐嫁到玉皇阁冯家，这样阿娘与冯寿康俩人为表姐弟。父亲是阿娘独生子，过去人迷信，说是独子难养，过继一下成长得顺当，这样，阿娘就让父亲认了有四个儿子的寿康公为寄拜阿爸，我自然就有了两个冯家阿爷。还有一层姻亲关系，那就是母亲也姓冯，她是顺水弄冯家（现址为民生路）的女儿，属于大宗祠。
小辰光，我常去玉皇阁阿爷家，那时的阿爷已大门不出，总是坐在藤椅上，据说是患高血压中风以后。阿爷与冯家阿娘住在一起，家有一中年保姆。每年的正月初一，祖母、父亲带我们（还有哥哥、姐姐）去玉皇阁，向阿爷、阿娘拜岁，我们跪拜行大礼，拜完后阿爷依次给我们每人一个压岁红包，每包两元钱，这是大钱，当时的大米才1角4分1厘一斤，中午还在阿爷家吃中饭，菜肴也比阿拉家里好。阿爷阿娘俩人按他们的孙子称呼叫祖母为杨家婆婆。平时，我们没大人带也常去玉皇阁玩，因为阿爷家大，道地也大，和小伙伴玩“老鹰抓小鸡”、“官兵捉强盗”之类的游戏场地大。而阿爷、阿娘很喜欢我们去，常问些家里的情况。应该说，我们两家一直走得比较热络。
旧时的慈城，一些有名望的人家，其客堂布置颇具古风，上横头的长桌、八仙桌、太师椅，上横头的墙面中间是画，两侧是对联，其画其书展示各家主人的喜好，有的人家客堂两侧各放一对圈椅和茶几，而家具材质不是红木，就是花梨。我家父母身体有恙，病休在家工资打折扣，因而家境有些窘迫，然客堂的摆设还是较为传统。而玉皇阁阿爷家，不知是年老才搬到慈城的，还是生病的缘故，家里摆设比较简单，是客堂兼卧室的那种。从西边进门，门边有张方桌，上面挂张画，寿星捧一只寿桃，还有只梅花鹿，是一幅传统画，象征福禄寿吧。北墙有扇窗，窗边是张铜床，靠东墙的一张床，是民间俗称馄饨担的那种床，没有豪华气派。听大人讲，阿爷曾经是钱庄阿大，家境富裕，但从家里的摆设感觉不到这些，后来我发现了做工考究的眠床，是骨木镶嵌那种，却搁在大房间没使用。尽管如此，阿爷家花花色色的吃场（方言，即零食），比如苹果、香蕉、花色奶糖、水果糖，这些现在看来已不罕见的食品，过去一般人家是拿不出的，而阿爷家四时食品还是较为充裕的，香糕、绿豆糕之类的糕点几乎不断。
从我记事的年份起，阿爷家还同住孙子，后他们从外地来探望住些日子，我们父子俩陪同他们走友访亲。70年代初期，曾陪同兰荪大阿爸、元恺哥探望过都良阿爷，还在那儿一起吃过饭。
都良阿爷住在槐花树门头冯家祖屋，在慈城镇太阳殿路中端的北侧小弄内一小院，是两进坐北朝南的建筑，分前厅、后进。前厅为五开间，重檐硬山顶；后进为三间一弄，重檐硬山顶，为民国初期风格。
都良阿爷住在前厅楼上西首第二间，与阿娘同住，据说是因北京疏散人口而迁往祖居慈城，具体事务由堂侄冯舒仲[1]（小名阿毛）操办，这张照片是当时阿爷与阿毛伯在慈湖的留影。阿爷的客堂还兼做书房，是传统摆设。正上方的板壁挂一幅国画，画面是山水，几块石头、几片兰叶，像园林的假山间钻出几片绿叶的那种，清闲而幽香。两边是对联，我好像轻声吟过，只是时间太久，忘了。阿爷给我的印象是满腹经纶，是个谈吐儒雅的读书人。一次，父亲邀请阿爷来我家吃饭，看见母亲就说，这是阿拉冯家美玉。母亲向他行大礼，坐在上横头的他，在对襟上衣的下右手口袋摸出一个红包，说是给见面礼。那天，我家像过年一样隆重，母亲拿出平时不用的餐具，烧了她最拿手的红烧狮子头、咸菜大黄鱼及我父亲拿手的东坡肉，文火炖了一天一夜。阿爷一点也没有师长的架子，与父亲一起老酒嘬嘬，谈古论今……他幽默风趣的话语，我们兄妹听得像上课一样。此后，我每次随父亲去阿爷家，第一眼看到他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听收音机。与去访者交流，大多是他在谈天说地，而且幽默的言论夹带一些古诗，是随口而出的那种，当时的我听也听不懂诗文，因而一句也没记住。我听都良阿爷说，阿毛伯的大哥冯伯昌（参见表6.2.4）参加革命，还是他鼓动去的，现在有关新四军的回忆文章中还能找到他的名字。
两位冯家阿爷都是从都市回小城的慈城人，但他们的风格不同，这让我开了眼界，他们谈吐的侧重不同，一个重经济，一个重人文，但他们同样格外关心着时事政治……寿康阿爷年纪大些，长有尺把长的白须，像老神仙似的慈眉善目，身上散发着仙气。而都良阿爷蓄八字短须，像老先生般的和蔼可亲，身上洋溢着书风，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脑子里。
⊙姐姐意可
口述者：冯昭微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太舟坞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姐意可离开我们已有30年，我们始终怀念她。她比我大1岁，1950年从上海务本女中参加军干校，被分配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学习并入党。6年后，被授予中尉军衔的她，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即北京301医院小儿内科工作。
意可工作认真负责，做事从不张扬，有个患肾病综合征住院的病孩家庭经济困难，拖欠住院费100多元，意可悄悄地代付了；有个病孩家境十分困难，意可怕他出院后不坚持服药而无法康复，买了药品和营养品送到其家探望。一次，一婴儿因浓痰堵塞而窒息，她明知患儿的母亲患有梅毒，却毫不犹豫用口吸出浓痰，挽救了婴儿的生命；她还多次挽袖献血……由此，未婚的她却早早地成了病孩口中的“妈妈”意可又多次被立功受奖，而她的立功受奖，我们家人全然不知，只是在当年街道组织的“报喜队”敲锣打鼓地给军属送来“立功喜报”时，我们才知道意可所做的好人好事。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刊登过她的事迹[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她的采访录音，而一切都是别人看到或听到后告诉家人，我们才知道的。她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等。
意可一心扑在工作上，于1961年才结婚，婚后两次流产，致体质更弱，10年后，在医院同事们的关怀下，保胎成功，顺产一女儿。而在孕期，她的丈夫随机关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父母亲因北京疏散人口去了浙江慈城，我又在陕西宝鸡工作，在家里，意可无人照顾；在医院，姐姐丝毫没有因自己是高龄孕妇而影响工作，有时因门诊病人多，拖班而错过门诊部到食堂的班车（正遇医院食堂改建，临时食堂远离），她不得不步行去食堂，由于经常劳累，心急如焚的奔波造成孕末期耻骨联合分裂，步履艰难，疼痛剧烈，她不得不靠注射封闭针而坚守岗位。其间，医院收到一封与她有关的感谢信，信是一个病孩的父亲写来的，大意是他的孩子病了好久，到处求医未得根治，那天带孩子来301医院，排到他的孩子看病时快到下班时间了，而看病的是挺着大肚子的冯医生，这位父亲的心凉了一截。不料医生耐心询问、检查，先是提了儿个别的医生也问过的老问题，随后又提了一个从前医生没问过的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检查，终于查出了原因，服药后孩子的病得到了根治
作为医生，意可就是如此的敬业；作为医生，意可还乐于帮助亲人、朋友，甚至邻居。我们的一堂弟媳33岁怀孕，因患心脏病，一些妇产科医生主张流产，而堂弟媳却很想要孩子，便找到意可。她理解堂弟媳的心愿，在301医院支持下，住入该院，后经心内科、妇产科医生会诊，并在医生、护士和病人的共同努力下，堂弟媳顺利生下6斤4两的儿子，圆了做母亲的梦。1972年，她回慈城探望父母亲。一天一家人围坐着吃晚饭时，一邻居急匆匆跑来，说是她家的一上海老年客人生病住院，现不省人事，因担心出意外，特来请“北京医生”去看看。意可一听，二话没说就放下碗筷，随这位邻居去了医院。原来，当地医院为给老太开胃以降血糖处方。意可了解、问诊、看了老人的病情，确诊这是低血糖引发的昏迷，若不及时处理将危及生命。根据这一诊断抢救治疗，病人终于恢复了知觉。考虑到病人的高龄，意可又在医院守护一夜。老人的子女闻讯从外地赶回慈城，特地上门向“北京医生”致谢。
4年后的唐山地震期间，我们的姨妈在健康普查时查出得了肺癌，住进了肿瘤医院。此时，姨妈年过七旬，表姐弟找意可商量是否手术。她看了片子后，建议手术。为了安慰老人，手术前后，意可多次从城西到城东探望姨妈……后来，姨妈一直活到95岁才去世。
多年来，意可侧重于小儿心血管疾病的诊治，这一诊治借助X光造
影来诊断疾病，这样往往要长时间接触X射线。众所周知，过量的X射
线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而意可又似乎特别敏感X射线，身体瘦弱的她自觉做了X光造影后，疲乏没胃口，而她却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初，意可右乳被诊断为单纯癌，并动根治手术。手术后，她仍坚持上班，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才在家半休，或全休。而病休期间，她还不忘为年轻儿科医护人员开办英语班，亲自讲课培训……5年后，意可被诊断为左肺上叶小细胞未分化癌。
作为医生，她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而她没有流露悲伤，以坚持学习来安慰他人和解除自己的痛苦。在意可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她阅读外文期刊，写下论文《治疗肿瘤的国内外新进展》；她收听英语广播，又为一研究生修改了翻译稿；她还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医疗笔记，如化疗所用药名、剂量，辅助治疗状况，血象化验结果，化疗反应，自我体征感觉等各种症状，一直记到去世前一周因不能握笔为止，临终前又立下捐赠“医疗笔记”和“遗体供解剖”的遗嘱，为癌症化疗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临床报告和研究标本。
意可病情恶化时，母亲还健在，我的外甥女挺挺才11岁。为减轻母亲与女儿的痛苦，意可不让母亲去医院探望，又故意疏远幼女……她克制自己的感情，甚至不让姐夫陪护……这就是我的姐姐，慈城冯家的一个女儿；一个处处替他人着想的女医生，北京301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冯意可。
意可生前从不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她的住房系姐夫单位分配的单元房中的一室，十几年来三代同堂，而且远离301医院。1982年夏天，医院分给她一套单元房，她表示可先解决更困难的同事。两个月后，意可向组织提出生前唯一的要求是“丧事从简”。然而总医院却破格成立了以院长、政委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四百多名医院医务人员和亲友向“为我院儿科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的意可告别。
“为我院儿科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是301医院当年治丧委员会讣告中做出的评价，也是对意可年仅48岁的短暂一生的评价。
⊙表兄冯彬
口述者：徐清夷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工程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华雅花园口述时间：2013年4月
表兄冯彬，我一直叫他“容舒哥”。他是我大姑妈的儿子，正好比我大十岁。他离家投身革命时，我还只有6岁，那时对他的印象不深，只是偶尔听大人说他去乡下了。这前后，我随祖母住在上海的古拔新村二姑妈家，很少去大姑妈家，然而记忆中有这样一幕：二姑父病危期间，我暂到拉都坊的大姑妈家，一天看到彬兄骑着自行车拎了只藤箱回家，好像是刚从殡仪馆回来，我才知道二姑父去世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他是到苏北革命老区参加了新四军。从此，彬兄成为少年的我崇敬的偶像，我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但上海解放许久，仍一直没有彬兄的音讯，大家都忧心忡忡。大姑妈更是心焦如焚，那时我住在大姑妈家，不止一次听她说：“外面的解放军个个像容舒，真希望能在马路上意外地遇到他。”
有一天，我在三姑妈家，听到三姑妈与大姑妈通电话，高兴地重复着“听说容舒有消息了……”，大家自然欣喜万分。
得知彬兄要回家探亲了，我们都望眼欲穿。那天我则兴奋得不时到后门外张望，彬兄是怎么走进家门的，我没记忆了，只记得他到家以后，大姑父（都良）和大姑妈觉得他身穿军装太显眼，让他换上特地买来的新夹克，并再三叮嘱他不要把手枪带在身上，于是彬兄把手枪藏到楼上的大橱里。而当时的我多么希望彬兄能神气地穿着军装佩着枪，又多么想倾听他讲述他的战斗故事啊，可他一直没有答应，仅满足了为我签名的请求。在我自制的小纪念册上签了“冯彬”、“冯容舒”、“冯昭遂”三个名字，我十分开心，还向他人展示我的那本小本子。
一次，彬兄到广州出差，路过上海回家，他背了一个网兜兜，里面有好几个菠萝。又有一次彬兄回部队时，大姑妈让他带去一床新花棉被，他来信中说：“这床大被子几乎可盖一个班的人。”从彬兄来信的“湖北子弟兵社”信封，我知道他的部队在湖北襄樊。过了几年，大姑妈全家迁居北京，我也进了学校寄宿，是从与微之（彬兄的亲妹妹）姐的信中了解到彬兄的情况，如他调到北京解放军报社，是解放军大尉……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到北京探亲时才再见到彬兄，那时他已调到新华社工作。
与彬兄有较多的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时大姑父、大姑妈从老家慈城回北京住在他家，而我每次出差或探亲去北京，都去那儿。一次还带了孩子同去，而且一住就是十天，本来他家的住房就很挤，因我们的暂住，彬兄让小儿睡到被柜上，而他的女儿正复习迎接高考，然而彬兄和他的一家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毫无嫌弃之意。现在回想当时的热闹，甚至闹哄哄，实感内疚，让我至今耿耿于怀，当然更使我倍感温暖，这表亲有多亲哟。
在我们表亲的大家庭中，要算彬兄资格最老，而他从不倚老卖老，没有半点干部“派头”。我在他家，总看到他天蒙蒙亮就骑自行车去上班，严寒酷暑都是如此。听说他每天到办公室后立即打开水、拖地板，接着就开始工作，始终如一。家务虽由夫人琴嫂包干，但接待客人泡茶倒水等琐事常由他亲自动手，即使对晚辈也以礼相待。在他家时，他总与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交谈，他知识渊博，加上工作性质，所见所闻显然是我望尘莫及的。而他从不夸夸其谈，总以谦恭、平等的口吻与我交流。每当谈及一些社会上违背民意的事情，他又是叹息不已，甚至会情绪激动地破口大骂，而对底层老百姓的困苦，则是深表同情。一次，家里装修房子，因为没有缓冲的场地，民工按工程需要不得不搬移家具，彬兄看到觉得过意不去，结算工资时额外加了100元津贴给每个民工，这在薪水才数百元的年代可是不菲的钱，令民工们很激动。
大姑父等长辈去世后，彬兄更是承上启下，用诚挚的情感将诸多表兄妹凝聚在一起，成为大家庭新的“核心人物”，他家似乎成了我们分散在海内外的表兄妹们的“驿站”，让大家感到无比亲切。1987年，我哥尹秋首次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专程到北京拜望阔别近40年的姑妈们。那时两位姑妈年事已高，大姑妈已卧床不起。彬兄为迎接尹秋，让大家有个舒适的环境团聚，精心安排聚餐，还叫上北京附近的亲戚，使尹秋在有限的逗留时间内能与在京、在石家庄的长辈、同辈姨表亲戚欢聚叙旧。
这些年，我几次到北京办理赴加拿大探亲的签证，常住到他家，气喘吁吁的彬兄还亲自筹办诸多表亲们的团聚活动。2004年9月，我再去北京，彬兄又宴请我们到淮阳饭店进餐，而那时，患病的彬兄已被气喘折腾得寝食不宁，而且外出已离不开轮椅代步，但他让亲人推着轮椅前往……想不到，这竟成我与当年给我签名的彬兄的最后一次欢聚，两年后这位可敬的兄弟永远离开了我们。
⊙小时外婆家
口述者：冯琪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工人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槐树路174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出生在慈城，长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大多住在上海。其间，去过几趟老家，印象最深的是在外婆家。我外婆也是冯家人，她嫁到洪塘的洪家，左湖先生是她的丈夫。
我11岁时，母亲生病，我去外婆家，在那儿的洪塘小学读五年级，洪塘小学是洪家和陈家共同创办的学堂。
外婆家人很多，有大舅母，有三舅母，有五六个表兄弟姐妹，还有佣人。外婆家的规矩多，较有印象的是每天末班火车开过，就要关大门，此前晚上7点左右孩子们必须归笼（方言，意指回家）上床睡觉。每天，外婆睡在外间门边的眠床，我们睡在里间，回家睡觉要经过她睡的床，外婆就数我们的脚步声，等一个个到齐了，她才睡着。遇到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来外婆家时，冬天，外婆让我睡到她的脚后头，夏天睡到她房间的另一张床上。当时的农村没电灯（除客堂有盏电池灯），都点火油灯。晚饭吃落，夏天在大门外的道地玩（乘凉）个把小时，就得回家，否则大门关好，庭院深深，叫不应，也没人会来开门，这是外婆定的规矩。我说外婆家规矩多，就是作息时间，几时开窗、几时关门是雷打不动的（不变），特别是夏天几点开窗通气，傍晚几点关拢，说蚊虫要飞进。
宁波人常说，小时外婆家，大了丈母家。主要是外婆不太管我们，人小，有年龄相近的玩伴，玩得来，多开心。外婆识字，但认得的不多，性子耐，从不发火发威，很多时候是她轻轻一说，或者看我们一眼，我们谁也不敢吭声，倒是三舅母，心直口快，一看勿顺眼就骂，她是我的寄拜娘，母亲托她管牢我，我只好随其骂，不过不怕她，宁波人不是有外甥皇帝的说法吗？有一次到洪塘过暑假回上海，当年去上海是先坐火车到宁波，再坐轮船去上海。那年夏天放假，一面要动身去车站坐火车，一面我还在马路河汰人（在家旁的小河里游泳玩水），急得三舅姆叫个不停。
当年，农村常有瞎子唱新闻，大人要听，可我不太要听。现在想起来还蛮有趣。还有就是外婆家的零食多，有饼干、印糕、香糕。饼干是上海带来的，印糕每年做一次，各色花样，不过这些我不太要吃，常拿去喂野狗，不过是悄悄地，否则要被三舅母骂煞。顶好吃的是猪油印糕，用猪油芝麻做的，油蜜蜜，香喷喷，这东西现在吃不到了。
小时在外婆家，我还吃过难忘的西瓜，那味道真难忘，蜜甜透沙。当年，洪家与陈家在洪塘荪湖办了荪湖公墓（即现荪湖水库），管墓人种的西瓜，第二年用来做种，养得九成熟，他请陈家、洪家人吃种瓜，我也跟去。管墓人的家在荪湖岭下，翻过荪湖岭通往汶溪，他叫我们将瓜子吐在罇或盆里，我们乖乖的，谁也不敢乱吐瓜子。说起荪湖岭，还让我想起一泉水，在管墓人家附近，好像是根据县志的记载找到了泉眼，再砌成调羹形状的池泉，外公取名为勺泉。长大后，我曾去寻找过，找不到，可能做路做没了。
我有过弟弟，大阿弟3岁夭折，小阿弟6岁夭折，还有一个妹妹叫冯子婷，现在杭州。三兄弟只剩我一个，又得二伯宠爱，从小很顽皮。我敢与大嫂赌气，大嫂的年纪与我婶母差不多，赌气的事让二伯知道，被他打了一顿，我以不吃饭“反抗”，二伯没法只好带我到外面上馆子吃饭。可这样的坏脾气在外婆家一次也没发过，这不能不说，是外婆的规矩对我产生了影响。
⊙父亲、母亲都姓冯
口述者：冯冰峰出生年月：1973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城小学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的父亲明昌、母亲宏春，都姓冯，是慈城东江沿人。
1970年，父亲25岁。爷爷路上碰到外婆，爷爷请她做媒给儿子找个对象。那还是“文革”后期，唯成分论，外婆热心找了几户有大姑娘的人家，可一听男方是大佃富农成分，都不愿意而回绝了。一次，外婆与邻居婆婆闲聊说起：“这么好的人家，可惜自己女儿还小，刚满十八。”不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邻居婆婆觉得这两人蛮相配，就找到爷爷来说媒。而母亲不同意，当年母亲家的成分也是大佃富农，从小受到贫下中农的儿女歧视，觉得再嫁到同样成分的人家，那这生这世永远没出头日子了，而外公觉得爷爷奶奶人好，女儿嫁过去不会吃亏，就极力撮合。就在这年底，东江沿的西房与中房的冯姓同族人，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拜堂结婚了。
外公叫冯宝根，住在东江沿的大村庄，有两个弟弟训根与训定。曾外公冯金水，据说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党员，因他有三个儿子，曾外公买了很多土地，且家中又有雇工，儿子娶媳妇后也没分家，结果在土改时评了地主成分，外公被评为富农。
爷爷福贵也是三兄弟，曾祖父早亡，同年爷爷的哥哥壮年也过世了，爷爷与其弟福宝一起在慈城经营最大的鹅行，爷爷还有孵坊。兄弟俩将赚得的钱买土地。这样，爷爷既要种田，又要做生意，忙不过来，家里雇有长工专门做田头生活，农忙时还雇短工。日本人侵占慈城后，威逼慈城商人缴纳莫明其妙的钞票。慈城商人既害怕，又不愿用血汗钱“孝敬”东洋鬼子，纷纷脱掉长衫换上伙计的衣衫，这恼怒了日本军人，以为老板“不干活的”，就出了“进出城摸手心”这一招，凡手心柔软的人都要抓。一次，爷爷从慈城回家，日本哨兵摸手检查，爷爷农民出身且没间断过干农活，因而手心布满了老茧。家人很痛恨日本鬼子，那次爷爷庆幸因老茧而逃过一劫。
抗战时期，东江沿小洪家的洪其友，参加了四明山三五支队游击队员，不幸被日本人抓捕。当时爷爷是甲长，小洪家归属爷爷的一甲，爷爷闻讯后，与乡长冯秋林一起去县政府将其保释出狱。我曾听洪其友说“其命是爷爷与秋林给的”一话，洪其友孤身一人，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前两年在宁波光荣院过世。
我从来没看到爷爷吃过牛肉。儿时的我问他：牛肉好吃，你为啥不吃？爷爷说，他年轻时也喜欢吃牛肉，只是发生杀牛事件后，才不吃的。原来，东江沿有一冯家人开牛行，一次，爷爷帮这人牵牛进屠场，不料牛走到屠场门口再也不愿走，而且是双腿跪地，两眼泪汪汪看着爷爷。爷爷惊呆了，猜想是牛闻到血腥味而求生。爷爷心善，出钱把这头牛买下来，养着让其耕地做农活。后来那头牛年老耕不动地了，爷爷也没杀它，而是任其自然老死。当年的农家吃的少，有个长工说想吃这牛肉，也被爷爷拒绝。在他监督下，长工在我家的地里挖了个深坑，把牛埋起来，爷爷还给老牛做了堂佛事以度其超生。
解放前，爷爷家因城里有鹅行，村里又有五十余亩土地，生活过得不错，家外围高墙，还有护屋河。据奶奶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家里常遭抢劫，其中六次遭遇“和平军”与守城警察抢劫，还有邻村地痞流氓也常常光顾，吓得爷爷和家人是东躲西藏，家里还做一些藏人的草垛，值钱的东西先后被抢。奶奶也是老实人，为避免砸、烧、杀，她还烧点心招待抢犯。当时的家里虽说被抢了不少财物，但爷爷还会帮助缴不起税的人无偿代缴，因而他在村里人缘非常好。1949年，爷爷家被评为大佃农，第二年就被摘改为富农。
外公比爷爷小十多岁，因两人同根同村，都是慈城统宗祠的子孙，外公了解爷爷心地善良、做事宽宏大量的人品。外公有五个儿女，母亲是他的独女，出于对独女的偏爱，自然要让女儿嫁户好人家。外公家的箩筐、水桶一侧上书“宝根”，另一侧上书“始平”。年幼的我知道“宝根”是外公的名，以为“始平”也是人名，可想来想去外公家没人叫始平，就问外公为什么。外公的回答好像跟祖宗有关，我也没追问，长大后知道在慈城城隍庙附近有一条路称始平路，终于弄明白慈城冯家出自“始平”，难怪外公家的碗底还刻“始平”两字。
外公与爷爷两家结亲，算是亲上加亲。母亲好强，能吃苦耐劳，很勤俭，像外婆。父亲是三兄弟四姐妹，行排第六的父亲不善言辞，遇事是非分明，而对时事政策特别敏锐。改革开放后，父亲率先洗脚上岸，在慈城解放路冷水湾口开面馆，夫唱妇随，父母经营面馆三十余年，父母所卖的熏鱼面、大肠面随冷水湾这一地名远播慈城周边乡村，与张氏、王氏、拉面面馆被慈城街坊人俗称为“慈城四大面馆”。
相差七岁的父母很和睦，家人都说是一好姻缘。据我所知，东江沿冯家同姓结姻缘的至少有四对，现在年龄80多的一对，60多的两对，50多的一对，好像都很圆满。
附注
[1]据冯诗年儿时所去的祠堂记忆和其祖孙三代的排行考证，皋拜桥冯家应为统宗祠一脉
[2]参见本章冯兴昌《东江沿冯家》一文
[1]参见表七《慈城冯氏各支排行对照表》等
[1]“创办中国最早制造樟脑和酒精厂——‘美龙香料药品厂’”（《风流人物数宁波》，《宁波日报》2003年10月18日第5版）；“近代民族工业宁波帮屡创第一和最大的实业，其中就有虞兆兴”（《群星璀璨、光耀金球》，《宁波日报》2004年8月1日第9版）
[1]东江沿村，位于官山河的西岸，现在新慈城中学东北方向400米
[1]据冯谱，统宗祠军支第十七世祖起葬于双顶山；据双顶山冯家毛小玉（1921出生）口述：她从里山嫁到这里，村里除她家外，还有几户堂兄弟家，都以种田为生。新中国成立前，小叔子德仙任保长，丈夫瑞甫任甲长
[2]1947年4月2日的《慈溪报》刊有“冯槐庭”启事，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3]1948年12月3日，上海招商局“江洋轮”满载着4000余名旅客离开了十六铺码头，开往宁波。乘客多为在上海做生意的宁波人，大多是冬至前回家祭祖……而航行到上海川沙白龙港水域，船尾爆炸，酿成3400多人葬身大海的惨案
[4]1946年7月6日的《慈溪报》刊有“冯廷高”启事，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1]冯生益：1911年，保黎医院缴纳会费人员之一（见《保黎医院十周年纪念册》）
[1]冯光雄启事：鄙人旅沪日久，对于慈溪亲友向无银钱出入，嗣后家族中不论任何人如有同亲友中他人告贷及抵押、典卖等情形，概以鄙人亲自签字盖章为凭，否则一概无效，特此登报声明（《时事公报》1943年10月7日）
[1]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冯鸿烈，张家园，房二宗，一宗20间，合1.508亩，一宗12间，合1.796亩，耕地（菜园）1亩，1957年改为晒场
[1]龚冯村上、下冯：西屿乡三图西南距城（慈城县治）十一里（《慈溪县志》卷三，第十六页）；《民国慈溪县新志稿》有同名的记载；现龚冯为慈城镇行政村，设上冯、下冯自然村
[1]咸春堂：始创于清朝咸丰元年（1851）春天，是营口市最早的药店之一。曾经分为“西咸春堂”（又称咸春堂老药店），遗址位于现宝和堂药店隔路东北处；“中咸春堂”，遗址位于现市第十四中学东侧；“东咸春堂”，遗址位于现红光理发厅处（百度百科）
[1]应天府通判，参见《明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一）
[2]温州“五味和”，参见本章《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
[3]鸿祥钱庄，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
[4]冯受之，参见《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美堂冯云山前尚志路世系表》（表6.2.7）
[1]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2]参见本章《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
[1]为冯受之堂弟，参见《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崇美堂冯云山前尚志路世系表》（表6.2.7）；1933年的《上海宁波日报》刊有《同乡会电慈县长，请维持冯鸿甫典权》一文，参见附录四
[2]冯和笙：1905年前后在义隆药行学生意，称慈溪观音堂人，见《上海药业崇善会·学业汇记》（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279-2-17）；参见《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世系表》（表6.2.2）
[3]据冯和笙谱记，为三兄弟，参见《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世系表》（表6.2.2）中的第39世
[1]冯庆和：参见《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前新屋世系表》中（6.1.3）的河房
[2]郑慧侬：参见《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前新屋世系表》中（6.1.3）的淮房
[1]冯善长，号掌明，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冯惟一的从子。冯惟一，号贯予，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副榜进士，参见《慈城冯氏科举、世系汇编表》（表十七）
[2]据《冯潄六房敦公后裔德宝览》的《掌衡、绪声、孚真同启》一文，太湖路冯氏与新弄冯氏，同属统宗祠，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3]体仁堂捐款鸣谢，冯荷卿捐大洋十元，发起人：冯掌衡等，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4]太湖路，旧称东河街；另对“太湖路24号建筑群”的实地考察：房屋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由前楼、后楼及中间分隔的砖雕门组成；前后楼房各五间两弄，均面阔26.5米，进深12.2米；硬山式五马头墙，穿斗、抬梁混合架构，设月梁前廊。前后楼之间设有一高大砖雕台门，门楼面阔4米，高6.4米，正面采用砖墙式，上有“迎薰受祜”篆书砖刻门额，下款“辛亥岁（1791）十一月以斋冯全修题”。冯为良口述的“造”应为“修葺”更为确切
[1]《墨谱》：（宋）李孝美撰，又名《墨苑》、《墨谱法式》，三卷。上卷有采松、造窑、发火、取烟、和制、入灰、出灰、磨试八图，每图有解说。中卷记叙著名制墨者16家的程式，并有所制墨之图。下卷介绍制墨方法，凡20条
[1]冯斯仓：1926年投资并任寅泰钱庄经理，寅泰钱庄于1935年歇业（《上海钱庄史料》第202页）
[1]冯久潮，是慈城雷家巷冯氏，与冯子贻同属惠宗祠启承祠，时为上海成丰棉织厂老板，家住上海四维村
[1]醉经阁书案，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1]剥尸：方言，意即盗墓
[1]鸿字号的钱庄：民国初期（1912—1926），上海钱庄分南北两市，北市的鸿祥、鸿胜、鸿赉、鸿利其投资人差不多，被称连号庄，其中鸿赉钱庄的督理及经理为冯寿康
[2]据《1938年庄钱投资人表》：是年，鸿祥改名为鸿祥裕记，资本是42万伪法币，投资人郑培之公祀三股，秦润卿、冯受之公祀各一股半，郑辅庭、郭亮甫、郭文钟、郑秉权各一股。督理及经理人为钱瀛官
[3]冯寿康，鸿赉钱庄，具体参见本章冯元恺的《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
[1]据1949年上海市钱商业公会会务负责人调查表，冯作舟是年52岁，为鸿祥裕记理事，学历大学；另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资料显示，冯作舟为地主成分，在慈城约有90间大小不等的房屋（分楼房与平房），合5.7亩地，分别在尚志路、日新路、石柱弄、民权路
[2]据《1938—1945年钱庄新开和歇业一览表》显示：鸿祥钱庄于1939年歇业；1946—1948年间，恢复营业，1950年参加公私合营（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所藏顺康钱庄档案）
[1]上海方言，意为消瘦了
[2]孙善根：《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1]同文书院：1900年5月，日本人创办于南京，1901年4月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
[2]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8月第1版
[3]1943年，上海特别市市长派任其为该区第一区公署经济处处长，此前历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驻横滨总领事、中央储备银行东京办事处处长等职（《冯攸继任》，《申报》1943年12月17日）；又讯：……伪上海物品配给处处长冯攸，附逆有据，经高检院以汉奸嫌疑人提起公诉（《张廷经、冯攸被提起公诉》，《申报》1947年6月8日）
[1]东新瑞药行：据慈中校友冯筱素来信介绍：其父亲冯庆堂和叔父冯馥堂都曾是宁波东新瑞药行职工，父亲为会计，叔父做采购工作。东新瑞药行的大股东是冯崧椿，药行比较赚钱时，冯崧椿在西庙弄造起了三进楼房，购买了高档家具，其中有“千工床”之类的家具，一时传为老慈城的美谈。冯崧椿养育了七个儿子、四个女儿。永长、永命、永富、永贵、永福（老六夭折）、永寿等六子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只可惜到抗日战争时，因时局的动荡不安，东新瑞药行倒闭，父辈累遭失业之痛苦，我初中毕业就读了锦堂师范而从事教育工作
[1]据《上海通志》第十七卷载，“ADK”为上海驰名产品。据上海百年老字号服饰，企业名称：永新雨衣染织厂（原名汇丰制帽厂）。创办时间：1927年。创始人：陈汉泉。开办地点：土山湾（现裕德路205号）。品牌寓意：大地牌风雨衣，原名ADK雨衣，为AsiaDressKing缩写，意为亚洲服装大王。经营特色：自织、自染、自浆、自制、自销。产品特点：新颖、明丽、柔软、轻便、透气、舒适、时尚。1.1934年永新雨衣厂试用腊丝卡其面料制作风雨衣一举成功，即消除了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和不透气的特点，又具备了“晴天挡风，雨天挡雨”的双重功效。2.民国二十三年，国内首创棉织物风雨衣。3.1953年，ADK雨衣改用大地牌商标。4.1956年产品大量出口苏联
[1]据《宁波同乡会募捐消息》：宁波同乡会建筑新会所募款二十万元，昨又在一品香宴会募捐员，并于今日下午在事务所开募捐员全体大会，事务所已设备会场各事。昨日又由周言璋君募到会康号五元，冯春源、谢振甫二君各二元……（《申报》1918年8月17日，索引号153—787）
[1]据《同乡会征求会消息》：宁波同乡会征求会成立宴会后，各队均向同乡征求入会，其中宁怀队入会的队员有冯彦如、冯绍洲等（《申报》1920年4月18日，索引号163—883）
[2]启迪小学：即普迪学校，1915年由慈城乡贤秦润卿等创办
[1]冯子衡（1919—不详）：三块桥板三房冯樵琴四子，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一生以教书为业（据亲属口述）
[1]修能学校：应是修能学社，由秦润卿于1925年春在上海钱学会馆创建，首任社长为冯君木，聘陈布雷、钱太希、沙孟海等名人执教
[1]冯舒仲（1909—1989），先后在宁波四明银行、上海乒乓球厂等单位任职，参见表6.2.4
[1]《一切造福于病人》（《人民日报》1958年6月7日第7版）
知识出处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本书是以慈城冯氏众子姓及家族文化为对象，以慈城及海内外的家族文化为参照说明，以历史文献及口述史为依据，结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对慈城冯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认为慈城冯氏以寻根、联宗等形式营造家族的精神家园，以凝聚众子姓之心是千年望族的内核，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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