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阿爷叫冯舆卿，阿娘的姓名不详，阿爷、阿娘我们叫公公、娘娘。旧时，小人不好问长辈的名字与事情，所以公公有几个兄弟，包括亲兄弟、堂兄弟，我弄不清楚，其中有一户是冯冠柏的父亲与父亲是堂兄弟。只晓得公公在族人中年纪最大，辈分最高，人称其“三河口”冯家或“小关圣殿”冯家，1950年土改时，公公被划成公堂地主成分，他可能是大宗祠最后一任族长。此前的族人做祭祀，我有些印象，大宗祠子孙还在慈城的冯家人轮流做的。[1]关于祠宗，近年我去过江西婺源江村等地旅游，我觉得慈城冯家祠堂都不如那儿江家祠堂大。
  三河口是慈城民间所称一地名，在小关圣殿南面，现址位于民权路与中华路交叉的西南面，当时这两路的西南边都是小河，三河口冯家因此而得名。
  据说，公公曾是跑街先生，他在上海郊区替他人收租，上海沦陷后失业回家。公公蓄有白长须，喜好酒水，一天一顿酒，是雷打不动要喝的，沉默寡言的他很少谈自己的往事。一次在我家吃饭时，公公谈到上海跑街时在船上喝酒的情景，当时我还小，不太在意公公的所说，现在看来有些可惜。公公、娘娘住在自己的家，每年正月我们到公公家拜岁，印象中我从没拿过压岁钿。公公家几乎没有很值钱的东西，只有娘娘睡的大床还好看，但比现在所谓的千工床差得多啦。大约我十岁那年，娘娘的床顶出现一条大蛇，蛇头露在床沿外，很吓人，娘娘请人用扫帚畚斗将其赶走。
  公公有三个儿子，伯父钧标、父亲铭标、叔父铸标都在抗战期间先后失业回家。伯父原在上海药店学生意，后随药店到广西百色，失业时从百色回到慈城，住在公公家的左右厢房，没工作，去北门外的慈湖钓钓鱼，生活费由四个女儿负担。叔父也是如此，失业回来再没工作过。父亲曾在上海与他人合股开木行，我家现存的一套红木家具，是木行倒闭时带回宁波的，父亲回家不久就去世了，时间为1946年。父亲去世时，公公还在，那时我家最困难，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父亲下葬用的草革棺材，解放后，我家经济稍有改善才在大庙附近新做了穴殡坟；一是年老的娘娘对母亲说，长期没吃大饼油条，你是否能买一副给我吃吃，母亲二话没说，买了一副大饼油条，我看娘娘吃得很满足。
  我家租住在慈城台棋弄，与外婆同住。外公早逝，外婆信佛，靠做灯笼卖掉为生，人称其灯笼婆婆。父亲过世后，公公、娘娘每年轮流在三个儿子家吃饭，叔叔家最困难，只到大伯和我家吃。公公、娘娘年老行动不便时，由儿孙送饭到家。有时我们（与小伙伴一起）会去公公家的墙门玩，有时我还与娘娘一起玩接龙，人家祖辈家有零食，而我的公公、娘娘从来没有。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当然是大家庭，经济不那么富裕，但父辈和孙辈的儿女都很孝顺，兄弟姐妹也比较和睦，父亲过世早，母亲对公公、娘娘也孝顺，连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母亲与娘娘也处理得蛮好。公公、娘娘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去世，享年80多岁。公公留下慈城镇中华路105号（此为原门牌号，现址不清）祖产房屋几间，经孙辈的兄弟姐妹协商，一致决定由叔叔小儿子文才堂弟继承。
  哥哥冯一亭（曾用名句章）比我大6岁，慈湖中学毕业后到上海马达皮带厂学生意，此后一直在该厂从事财会工作。我读小学时，因日本人入侵，先后在念慈小学（位于慈湖北边，普济寺旁边）、东城小学、北城小学（被日军炸弹炸毁）、尚志小学、普迪小学等五所小学读完小学。当时留下两个记忆：一个是在念慈小学刚上学，当警报拉响时，高年级学生拉着我们低年级学生往山上跑；另一个是家里一直有堕民嫂走动，过年时来拜年送来黄豆粉做的饺子糖，说是元宝，我家回给她一些年糕。堕民嫂叫啥，我记不清了，叫我小东家，给我剃过头。堕民嫂很会说话，常常说得母亲团团转。
  说是小东家，其实我家里很穷。1947年，我小学毕业后，没钱读初中，就做小行贩，但我不甘心，买卖之余到当时的抹云楼图书馆读书看报……当时，母亲曾托人让我去上海学生意，可东托西托都没有结果。解放后，哥哥写信劝我继续读书，第二年我考入慈湖中学，可没读几天，因年龄大、个子高，觉得难为情，又弃学成了社会青年。不久，慈城的“三大运动”[1]开始，我参加村里的“三大运动”，还被评上积极分子。土改前的慈城分称孝东镇、孝西镇，后改称慈城镇，我所在的东六村有一次召开群众大会，被选上人民大组长，当时人民大组长即村长职务。我好像以“人民大组长”身份出席了第一次慈城镇人民代表会议。后来人民银行招考干部，我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分配到观城区人民银行办事处搞农村金融工作，并筹建人民银行鸣鹤区营业所，当时的人民银行鸣鹤区营业所设在松浦乡（现为慈溪市掌起镇），后搬到鸣鹤乡。195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全国大办钢铁，我调到慈溪县委钢铁办公室工作……1960年春天，由慈溪县委组织部报送到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班（学历为大学本科）学习，想不到这一学会近十年，直到1969年才分配到上虞县委宣传部，后调回设在慈城的宁波市委党校工作，1980年因地、市党校合并再次离开慈城，14年后退休。
  从我家祖辈、父辈和我辈经历，我对家庭的印象不深，我信仰共产主义，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因为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迎接国民党军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慈城来说，当时国民党军队一般当兵的只穿着短裤，绑腿带，而军官穿呢制服，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同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大不一样，人民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和睦相处，影响着我的信仰。

[1]参见冯冠伯的《我家的亲戚与长辈的告诫》一文 [1]三大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简称三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