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从慈城扫墓回来，晚上，我儿子在电脑上输入“慈城冯家”进行搜索，跳出来宁波郑挥先生的博客。打开发现有我家祖辈的一些信息。我是从宁波郑挥先生的信客封了解我家祖上一些情况的。
  原来我家是大户人家。我的曾祖辈是永甫、闲甫兄弟俩。曾祖父永甫有两个儿子，长子梅卿，次子干卿。梅卿即我的祖伯父，是曾祖父书信中的枬儿，祖伯父已于1916年离开慈城来上海，在福源钱庄谋事。干卿即我的祖父，是书信中的棠儿，祖父1918年9月毕业。之前，曾祖父在信中对祖伯父说：“汝弟年已十六为望觅业实为当今之急。”由此推断，祖父约生于1902年。祖父也是两个儿子，长子承贻、次子炳贻。
  我是承贻（1926—1976）的幼子。叔叔炳贻因我二舅公林祖庭无子，过继作嗣子而改名为林炳贻，其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毕业后，后居泰国，其儿女现均在美国。父亲上海银行专科学校毕业后，曾在福源钱庄工作，1952年支援西北建设去陕西，先后在洛川、延安等地工作，当时有不少上海钱业界同人均去那边工作。
  我姐思一、哥思强和我都是在延安出生的。姐出生不久，被带回上海跟随祖父母长大，我们兄弟俩随父母在延安。每年春节前，父亲带我们回上海，与祖父母一起过年。祖父长得清瘦，戴一副眼镜，勿大与我们说话，即使说话，语声也轻轻的。我们说的是普通话，而且是北方普通话，祖父听勿懂，又弄勿清，往往要绕一绕，绕清了，也就不出声。有时，祖父用上海话对我们讲，而我们又不会说上海话，又是弄勿清，这样又要绕一绕。第一趟来上海时，有亲戚来，长辈让我叫奥松，我听不懂奥松是什么，后来才知原来就是叔叔。即使这样，祖父也从不与我们开玩笑，给我们的是老夫子那样的印象。
  1969年，祖父去世，父亲因关牛棚没回上海奔丧。关牛棚结束三年后，父亲就将祖父送回慈城，安葬在慈湖龙藤山区，好像与祖伯父安葬在一起。
  父亲是在陕西认识母亲的，母亲虞文瑛，镇江人，做临柜工作。母亲家亦有人吃金融饭，我的大舅舅也在银行工作。父亲最后的工作单位是延安人民银行，我家住在银行宿舍。而我们被托养在五保户老妪家，星期日才回家。父亲不做临柜，他一会儿在银行，一会儿到牛棚，一会儿在家里，每年年底的专区人民银行总结报告都由他起草，这段时间他不用关牛棚和下乡，由于各种原因父亲一直只担任股长……1970年，母亲去世。父亲有高血压，六年后突发心肌梗死去世。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被接到上海，我们姐弟仨就由祖母抚养。
  祖母林琢之，1907年出生，也是慈城人。祖母的祖父林韶斋是秦润卿之表叔，早年介绍秦到上海钱庄工作[1]。秦润卿一直牢记表亲林家的这一滴水之恩，成名后尤其关照林家子孙。林韶斋儿子林少斋，也是我曾外祖父，有二子一女，长子林瑞庭，即曾祖书信中提到借“珠皮袍子、缎靴”的林瑞庭，不知当时冯林两家是否已定亲。而从1922年伯祖父写给祖父的书信“贞甫先生阿侄做媒事，据说年龄不合”等内容分析，祖父与祖母可能当时还未定亲。我甚至想，冯林两家联姻很有可能是曾祖信中的秦师（即秦润卿）做的媒，祖伯父拜秦润卿为师，又在秦先生执掌的福源钱庄谋事，而从曾祖书信中提及的“秦太师母古稀寿辰送寿屏（寿对）”、“秦宅进屋的礼担”等往事分析，我家曾祖亦是十分感激秦先生对祖伯父的栽培之恩，冯秦两家关系颇好，加上祖母，冯、秦、林三家是亲上加亲。1949年前，祖母一直在垦业银行工作，也是秦先生对林家的关照。
  1976年后，我们与祖母一起生活。当时，祖母很少谈及家事，尤其是冯家的上面林家与秦家的关系也是大伯伯林心传（林瑞庭长子）近年才告诉我的。当我看到郑挥先生的信客封所记载的冯家往事，我曾搜索与祖父母一起的记忆。在上海祖父家看到一只冯存仁堂药瓶，倒梯形样式；还有与祖母来往的亲戚中，有一位我叫方家嬷，她的丈夫姓方，与我们家很是亲近，但不知她与祖父母是什么亲戚，我们也常到她家玩，现在分析，可能方家嬷的丈夫与曾祖书信中提及的“方家太亲母”是同一家，那到底是冯家女嫁到方家，还是方家女嫁到冯家呢？我弄不清。还弄不清的是，我们择业时，祖母说啥也不让我们学金融。
  1989年，祖母提出让父亲叶落归根，与慈城母亲合葬，于是我到延安烈士陵园迁父亲的坟墓。在延安碰到父亲的老同事，
  当时这位叔辈编辑《延安金融》一刊，对父亲由衷敬佩，还说每年延安专区人民银行向上级报告之类的行文，出自父亲之笔。现在想想可能是银行同事到家里找父亲写报告有关，只可惜当年我太小，而父亲去世得又很突然。1995年祖母去世，与祖父合葬于慈湖龙藤山区。如今，我每年回慈城一趟，扫墓，看望安息在那儿的父辈、祖父辈们。
  慈湖龙藤山区不是慈城的公墓地，朝西南的山坡零星有一些墓穴，有林家曾祖公林少斋墓；祖伯父与祖父墓地紧挨着，左边是父母亲，左右两旁有冯蕙生、冯雪香、冯宝庆三穴冯姓墓地。其中右边的冯雪香墓，立碑人是其子方君瑞于1975年5月，同穴另一墓碑雕刻了“先父方君瑞主怀安息，生于1915年4月，亡于1976年5月”，没具立碑人，此是母子合葬。曾祖父的书信中多次提及“怀安会款”以及“怀安会三舅母”、“怀安款舅母”等，那墓碑上的“主怀安”有可能与“怀安会”是同一事，那三舅母与冯雪香系同一人。这么说来是冯家女嫁到方家，而以曾祖父向大伯祖“三舅母”与“方家太亲母”之称呼推断，曾祖母可能是方家女儿，否则称冯雪香应是姑母而不是舅母。一般民间称呼，儿辈大多称父亲的姐妹为姑妈或姑姑，姑妈的丈夫多称姑夫，如今称舅母，应是舅舅的妻子。由此分析，如果冯雪香是曾祖的姐妹，嫁给曾祖妻弟才称舅母，那是婚俗中的还亲。由此，不难理解三舅曾祖婆与祖辈同葬一个山区。
  我分析冯蕙生极有可能与曾祖书信中的惠生是同一人，他应是曾叔祖闲甫的儿子。前年上坟，偶遇冯蕙生家人前来上坟，有两女一男，都在六十岁左右，讲冯蕙生是他们的娘舅，他们母亲在上海家中，可惜当时没问他们的联系方式，现在难以再联系。因为曾祖书信中没提及宝庆之名，我不知冯宝庆墓中人与我家是否有关系。
  祖母在世时，与祖伯父家还有来往。近些年我都到慈城上坟，没看见其后人来扫墓，不知他们现在何处。祖伯父墓碑上书1972年，落款男是伯贻、倡贻两个名字，女下面石头被风化，字看不清。伯贻、倡贻与父亲之名承贻相连，我找到父亲的一枚“冯肃章”图章，正好与伯贻的肃范、倡贻的肃祥相对应。
  从郑挥先生收藏的曾祖父书信看，祖伯父当时已经结婚，信中的鞠荪与雇奶妈正是祖伯父的长女，真是太有意思了，若没有这些书信的文字记载，我根本无法想象我家祖辈、父辈的生活和他们的立业。
  1916年，曾祖父已患病卧床，但他还颇具雅兴，啜茗看戏，读小说看报纸，真是大家族的精致生活。再看看当年祖辈的用品，如真欧绸面秋被、拷香云纱夏裤、珠皮袍子、椭圆式铜边摆镜、华美香水，这些东西在一百年前够奢侈的吧，还有曾祖父抽不停的雪茄烟，婴儿鞠荪喂的洋奶，这些食品在一百前不仅奢侈，更是稀罕。从书信所载的内容分析，一百年前的我家有三大生活来源：一是投资红利收入，如衍泽行，一是西乡租谷，还有是祖伯父钱庄薪水收入。即使收入颇丰，但祖辈生活还是奢而不腐，较有说服力的有两点：一是曾祖父给祖伯父寄了一批旧衣衫（裤），可作夜睡之用；一是曾祖父让祖伯父“挖打些”（每斤约三分）买莱阳梨，当收梨发现不太好时，曾祖父马上写信告诉大伯祖生梨不划算，以后不要买。这两事说明祖辈们还是很节俭的。
  1916年，祖伯父离开家乡独闯大上海，在福源钱庄谋事。其间，祖伯父工作勤奋，力求上进，白天工作晚上夜读，学习英语，曾祖父既高兴又担心，不时寄鸡蛋、麂肉、黑芝麻糕等乡土特产，以示关怀；又不断书信鼓励祖伯父要以工作为重，甚至连曾祖母百日祭祀都劝祖伯父不用回家，而当听说祖伯父身体不适时，却写信劝祖伯父回慈城调养，这不同的两劝既体现冯家的父子深情，又是曾祖父的教子之道。
  病榻上的曾祖父学而不止，不时地让祖伯父寄报纸，如买《亚洲日报》，以供消遣。据张介人先生收藏的双块桥板冯梅卿藏品一览表分析，早在1915年，曾祖父家已订《英语周刊》，这些均影响着祖父的成长。祖父是家里的幼子，且在富裕环境中长大，容易养成骄、娇二气，而祖父却刻苦学习，富有责任意识，不说毕业得到笔、墨奖励，就在1918年8月慈城遭受严重干早之时，祖父写给祖伯父的信有“乡民曾来城求雨，湖白适要浪花，愿天公早沛甘霖得以人心稍可安定”，这一言在今天读来都很感人，而那时祖父才十六七岁，足见祖父的智慧和才干。
  这就是我从信客封，对祖辈的了解。据家传，祖父后来也离开慈城到福源钱庄工作，一直工作到公私合营才停止工作。

[1]兴发：又名冯振声，云汉乡国民兵队警卫班自七月三十成立以来，队附冯振声为保护地主安全起见，每夜率班长庄时雨与队士，分组向各保巡察……（《云汉警卫班队士巡夜遇匪徒》，《慈溪报》1946年8月2日） [1]光绪九年（1883）春，任职于上海程氏钱庄的林韶斋介绍表兄秦九龄（秦润卿父亲）到宁波招商局做账房（会计）；1886年春，林韶斋又荐保秦九龄到上海新康洋行任会计；光绪十七年（1891）冬，时任上海协源钱庄督理的林韶斋“既荐且保”介绍秦润卿到协源钱庄学生意（孙善根，《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4、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