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冯君木太先生离世时，我才8岁，先父沙孟海早年又外出工作，而我自小学五年级（年仅11岁）到大学毕业，一直住校就读。1942年，从宁波沦陷区历时近六个月，途经六个省到达重庆后，才与先父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这短暂的日子，几乎没有直接了解他与君木太先生之间的逸事。然而从先父遗留下来的日记和他的有关笔墨所记中了解到，他与其恩师，他与慈城冯氏的族人交情不浅。
  先父有五兄弟，原来的名字分别是：文瀚、文浩（灏）、文沅、文溶、文濬，是祖父为他们取的名，而且在乡下（邻里）亲戚之间都是如此称呼。后除先父到宁波第四师范读书时仍用沙文瀚外（以后也不再使用），四个叔叔外出读书时均不再使用祖父取的名字。如二叔1920年在效实中学读书时的名字是“文求”；两年后，三叔入甲种商业学校时用“文舒”；四叔于1921年入第四师范附小及第四中学时用的是“文威”；五叔入上虞春晖中学时用的是“季同”。那么，叔叔们用的这些名字是谁取的？大约在何时？为什么改名？一直无处可查，也是大家关心的疑问。
  20世纪90年代，我在四叔史永（即文溶）家闲谈时，才知是君木太先生于1915年为他们取的名那大约是先父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二年级时（师范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君木太先生发现先父的才气，特别喜欢他，遂为他和他的兄弟们分别更名为文若、文求、文舒、文威、文度，并定他们的字为孟海、仲已、叔起、重叔、季同。
  关于先父的字，先父在1920年的《僧孚日记》中就明确指出，他的号沙邨、兰沙、決明、石荒等，均是君木太先生先后所定，先父还因此分别刻有印章。据记载，君木太先生还为先父当时所喜欢的两个学生谢镇涛（字彦沖中）和屠洵规（字孟昭）分别更名为：谢道用（字冲尹）、屠果（字武仲）。甚至将先父的族叔沙松寿，也就是留学比利时的油画家沙耆的父亲，更名为沙孝肩（字仔甫）。1923年，君木太先生在沪就任宁波旅沪钱业公会主办的修能学社社长后，修能学社学生的名字亦很古雅，都是入社后，求君木先生为之更定的。[1由此可见，父辈五兄弟更名及字的出处虽无文字可查，但有了四叔的口述和史料记载的对照，多年的疑问也就解答了。
  先祖父过世早，先父上有祖母，下有四个弟弟，家庭经济相当拮据。1920年，先父在君木太先生寓所进修后，得到太先生在文学诗词诸方面的指教。为了帮先父自立，太先生还想方设法介绍他去太先生寓所附近的屠家做家庭教师，从而得到一份不影响进修的经济报酬。后来，太先生还曾介绍先父去银行工作，但因远离太先生寓所，先父又不忍弃诗书之业，而没去银行谋职。次年10月，屠氏携子去上海，迫于生计，先父不得不随同去沪。别离恩师的心情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真是情意绵绵。君木太先生为先父去上海特赋诗两首相赠，而且亲笔书写成手卷，以便先父携带在身边随时展读砥砺。惜此手卷在“十年动乱”中遗失，曾令先父伤心不已。
  1923年，君木太先生赴沪就任宁波旅沪钱业公会主办的修能学社社长，先父又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了。其间，先父时常遵嘱去学社代课，还跟随太先生与沪上名人吴昌硕[2]、况蕙风[3]、朱疆邨[4]等交游。他们茗坐清言，常达深夜，先父侍坐旁听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观摩吴昌硕先生的挥毫。这使先父的胸襟更开阔，眼界更远大。从此，他的创作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同时，他的篆刻创作还得到昌硕先生的指点圈评和题词鼓励，使之能深入堂奥，更是受益匪浅。
  1927年底，先父因替共产党人冯定（君木太先生的侄子）、李求实转递信件，沾上赤化嫌疑，被商务印书馆解聘之后，一时在上海难找工作。君木太先生颇为着急，及时转托同乡、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屺怀[1先生，经其介绍谋得浙江省府秘书处第二科科员之职，这使才在“四一二”事变后已迁居上海的（先父）七八口家人得以勉强度日。
  冯贞胥先生是君木太先生的长子，我并未见过他，平时在家中谈到时，都叫他都良先生。1917年，先父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书时就与同学冯昌世（即冯定，字稚望）、君木太先生的外甥葛夷谷[2]，和在效实中学读书的他，四人志趣相投，交往频繁。1919年的暑假，他发起组织了以研讨诗文的心得、观摩彼此诗文创作为宗旨的“越风社”；1920年暑假，他又在效实中学内组织举办文史讲习班，请太先生以及陈屺怀、张于相[3]、陈彦及（训恩、布雷）[4等前辈教授、指导时，先父均积极参加，自然从中受益。后来先父入太先生寓所进修，住在宁波宝兴当弄时，先父与他朝夕相处，更是情同手足。
  当先父去上海工作时，他已在沪的《商报》工作，后在《申报》馆工作，相距不远，交往甚密。先父离开上海之后，虽然两人分处两地，而书信往来却十分频繁。孤岛上海时期，他不愿为敌伪做事，毅然辞职离开报馆。他不是共产党员，而他却表现出如此的浩然正气，他与进步人士抑或地下党员相交相知，甚至相帮，他上海的家成为地下党员约晤联系的场所，因而先父对这个60余年来的挚友非常尊敬、钦佩。抗战胜利后，凡先父出差去上海，就必定拜访他，且是放弃宽敞的旅馆而挤宿在冯家，促膝长谈，可见两人相知之深。
  君木太先生还有一侄子叫贞群，是宁波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伏跗室就位于宁波孝闻街，当年君木太先生的寓所就在宝兴当弄的弄口。伏跗室有藏书10万余卷，碑刻拓本400余件。先父寄宿恩师家进修时，常去伏跗室翻阅极为珍贵的藏书和碑帖，在那儿还认识了在他家执教的著名书法家钱太希（罕）先生，由此得到钱先生的指教，是先父书法的又一良师。日后，贞群先生收藏到新的藏书或碑帖，常与先父互通书信研讨，使先父获得不少有关书法碑帖、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知识。
  1926年，冯定在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部工作时，先父尚在修能学校任教，鉴于两人上述的双重关系。有一天，冯定向先父建议加入中国共产党，且愿做他的介绍人。先父考虑再三，认为虽有共同的志向，而几个弟弟已入党，倘若自己再选择此，一旦出了问题，全军覆没，整个上有老人下有子女的大家庭生活怎么办？先父认为还是自己留在党外做工作为好。冯定觉得有理，遂不再坚持。
  一年后，先父亦到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部工作，成了冯定的同事。不久，冯定受命去武汉工作，而在商务印书馆内宣称是因患肺结核回老家休养。临行前，冯定告诉了先父实情，并委托转递信件。为了安全起见，先父建议寄给冯定的信，用冯定的字，即“冯稚望”，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四一二”事变后，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求实也来上海工作，也委托先父转递信件。这样，当时全国各地寄给李求实的信件较多，有些是寄给冯定的。但有人把“冯稚望”误写成“冯雅望”，从而引起怀疑。商务印书馆怕惹火烧身，就发生了上述的辞退先父一事。
  冯宾符（贞用）原名感孙，是君木太先生的次子。先父因与其工作各处两地，来往不多相对而言，他在上海工作，因之与我的叔叔们联系较多，后由三叔文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天，他陪一朋友去南京拜访先父，两人寒暄之后，他说想借一辆车陪朋友游览一下南京的名胜古迹，先父就将国民政府配备的上下班乘坐的吉普车借给他们。其实，宾符此行并非游览南京，而是借有国民政府出入证的吉普车进入中共设在南京的办事处“梅园新村”，去请示营救被捕人士的有关事宜。
  俞叔平[1]是奥地利回来的学生。朱家骅[2]是老资格的留德学生，是中德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国民党政府中的红人。所以一般德、奥留学的学生，回国后就投奔在朱家骅门下。先父是朱家骅的秘书，因而与他们熟悉。抗战胜利后，俞叔平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1948年的一天，先父因编纂《武岭蒋氏宗谱》一事出差去上海，冯宾符要求先父介绍结识俞叔平。介绍他俩时，先父不仅介绍冯宾符是恩师的儿子、自己的学生，还着重介绍了是陈布雷先生的外甥这层关系，俞叔平因此看重冯宾符。一次，上海地下党邀请在沪文化界人士在锦江饭店举行了一次会议，闻风前来准备动手的特务们看到局长俞叔平端坐在主席台上，面面相觑，不得不黯然撤退。原来，结识俞叔平，邀请俞叔平参会，全是冯宾符使用的妙计。
  其实先父由于恩师君木太先生的关系，已结识不少慈溪籍人士，除布雷先生及洪塘洪左湖先生外，较著名的还有周信芳先生。周先生1927年在上海已是很有名望的京剧艺术大师，艺名“麒麟童”，“麒”派艺术已是家喻户晓。是年9月，经君木太先生介绍，先父曾为周信芳先生刻一名印和一方闲章“地上麒麟”[3]。太先生曾亲自戏书七言打油诗一首催促：地上麒麟周信芳，请君赶快刻图章；
  邮书雪片来催逼，莫使池鱼共及殃。
  “地上麒麟”四字系出自苏堪（即郑孝胥[1]）先生赠周信芳先生的一首诗中。
  上述先父与恩师一家的逸事，全是我听说或看先父的日记、遗存的零杂资料中所知。其中所反映的师生情，还有沙家与冯家的关系实令我感慨不已。

[1] 《沙孟海全集》日记卷2第656页有40余名之多（朱关田，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2]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浙江安吉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 [3] 况蕙风（1859—1926），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人称况古，况古人，室名兰云梦楼，西庐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4]朱彊村(1857-1931 )，名孝臧，一名祖谋，字古微、藿生，号沤尹、疆村，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光绪八年举人，次年进士，历官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词作“融诸家之长，声情益臻朴茂，清刚隽上，并世词家推领袖焉。诗能入品”。著有词集《疆村语业》二卷,生后其门人龙榆生为补刻-卷,收入《疆村遗书》 [1]陈屺怀（1872—1943），名训正，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今属宁波余姚）人；早年参与组织“石关算社”、“剡社”以及在上海参与创立“通社”；清末先后出任宁波教育会首届副会长、浙江省咨议局议员，1910年加入同盟会，系早期同盟会成员；宁波光复，参与组织宁波市军政府，主管财政；之后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浙江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国民政府参事等多职；曾主办《生活杂志》、《商报》，著述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天婴室丛稿》、《晚山人集》、《天婴诗辑》、《论语时训》、《甬谚名谓考》、《伣言》等八种，并修纂《定海县志》、《掖县志》、《鄞县通志》等 [2]葛夷谷（1862—1949），原名夷甫，一名旸，字夷谷，号夷之，浙江慈溪人，居鄞县，善书法，为民国时宁波名家 [3]张于相（1880一1950），名原炜，号悦庭、葑里老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1907年后历任鄞县教育会副会长，市政府文书课长，是浙江省议会第二、三届议员；抗战爆发后，避日隐居甬上，著有《葑里剩稿》四卷54篇，沙孟海题写书名，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4]陈彦及（1890—1948），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今属宁波余姚）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同年任上海《天铎报》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7年加入国民党后，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时事新报》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 [1]俞叔平（1909—1978），浙江诸暨人；1938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个警察博士生。回国后先后任重庆中央警官学校教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室主任（时朱家骅为组织部长），国立重庆大学训导长兼商学院教授，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任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刑法 [2]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人，1908年6月，赴上海考取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白克（今凤阳）路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为自费生，先随纳少华博士习德文，二年级后，跟德人学史地、动植物、理化等课程；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还先后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和考试院副院长、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务；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关系的重要人物 [3]《沙孟海全集》篆刻卷第132、133页 [1]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1935年下台。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