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于上海，亦一直住在上海。大约10岁时，我从上海回慈城看到阿爸和笙的生母。当时听阿娘讲，阿爸10多岁离开慈城到上海学生意[1，从小很苦，后在上海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
  从小，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早晨匆匆出门，傍晚匆匆回来，工作十分认真。上海沦陷时，榨油厂关闭，父亲失业，与朋友合办宽紧带厂，阿爸只会算账，不会经营，没啥钞票赚。阿爸有个阿弟，我叫阿叔，先在慈城，后也来到上海，阿叔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碰面叫嘉华阿哥、兰英阿姐。
  阿爸是小房过继到三房的，慈城有“长子过伯，幼子过叔”的风俗，所以阿爸是小房长子就过继到三房。阿爸养我们儿女八个，长子早夭，次子成为我的大哥。阿哥在扬州汽车公司工作，阿弟是自学成才，曾在上海一设计院工作，后弟媳支援西北建设去陕西宝鸡，阿弟随之进入自己参与设计的化学玻璃厂，现在宝鸡。阿爸养育那么多孩子，这在当年很不容易，他常对我们说一句话：“我苦苦难难给你们读书，以后你们自道自撑，自力更生。”我们兄弟姐妹就凭这句话，每人都是自道自撑，事业、生活平淡而充实。
  1949年上海解放，阿爸仍没有工作，家里开支又大。哥哥、姐姐先后参加工作，自道自撑去了，我高中毕业还没工作，就向宁波市新政府部门写了求职信，不久收到回信，答复我回宁波可以安排工作。这样，阿爸、我和小妹仨人回到慈城。
  回来不久，我被分配到宁波穆家巷小学，后被调到海曙中心小学，从穆家巷小学登上教坛，从海曙中心小学退休，我当了一辈子教师。当时的我家，阿哥在扬州工作，阿弟在上海读书，跟外婆住在上海舅舅家；三个阿姐先后出嫁，只有我有工作，待嫁。我想有工作就好好做，总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便将阿爸、阿妹从慈城接到宁波，尽女儿、姐姐之责。做教师也有优势，我向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家长租下他们家的多余房子。这是在异乡的第二次安家，而在这里一住又几乎是一辈子。
  观音堂是我家祖传的房子，我家和兰言、兰吉他们一家各一半，而兰言、兰吉与我家是啥关系，我也没过问。挺生叔住在对面的小房子，观音堂还有谁，阿爸没说，我都不知道。据说，在慈城，冯家是冯半城，阿爸也没讲冯家、观音堂冯之类的家族逸事，我也没关注过这些，只想一心做好我的工作，当好教师。“文化大革命”时，有通知观音堂房子要征租，反正也没人住，我们姐妹也不在乎，征租就征租吧。多少年，我们牢记的还是阿爸这句话，我们是自道自撑，自力更生。

[1]1905年前后在义隆药行学生意，称慈溪观音堂人，见《上海药业崇善会·学业汇记》（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27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