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是慈城始平路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冯氏之后，出生于此，满月后随母亲到上海。
  阿爷宜铭公，字辛承，一生没离开过慈城，因为祖上有钱，就投资做生意，我记忆中至少有两家店（合资），一是慈城的益和酱油店，一是杭州四大家开设的方回春药店。说是做生意，其实是阿爷不善经商，酱油店做批发，做冬季这一个季节，药店由舅公钱先生打理，解放后并给胡庆余堂，祖父根本不用操心，现成拕钞票。
  阿爷抬（娶）了四个老婆，抬一个死一个，俗称拜堂师傅。原配姓氏，我记不清了，填房是钱氏，生了大伯养生，二伯莪生，阿爸是俞氏生的，小叔慈生是四册（小老婆生的），我不晓得她是啥地方人，阿爷死后逃走了。
  大伯毕业于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法律系。毕业后做过法官，法律界人头熟，就开办了冯堪律师事务所，其实是挂牌的，自己不直接出庭，像阿爷一样。大伯是个小开，生活来源是年轻时靠祖产，老时靠儿女。大伯母是乍山严家的女儿，后来的填房姚氏，她与妯娌们不太来往，为啥？我弄勿清。大伯有五子四女。抗战前，庉（方言，意为住）慈城，抗战后，庉上海。庉慈城时（约1937年10月）曾当慈城镇长，当时的慈城一分两，好像叫孝西、孝东，可还没上任，我们开始逃难了。
  二伯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分配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工作，那时抗战还没开始，他娶陈氏为妻，是陈布雷的妹夫，因为这一层关系，他的命运也说不清楚了。
  阿爸叫隽生，1905年出生，吃过66块肉后过世。阿姆洪氏，有意思的是外婆也是后新屋老大门冯家囡，嫁到洪塘洪家，她的女儿又嫁给父亲，因此父亲叫外婆不是丈姆娘，而是叫四姑婆。慈城冯家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亲上加亲。父亲在棉纺厂当过工人，后从北四行（周作民）创办的通成公司当职员起步，提升为棉业部经理，时任上海棉业公会理事，解放初期任上海国棉联合采购处经理。我小辰光，我家在慈城西门外有一些田地，每年要回慈城来收租谷。而慈城办藕田学堂时，每年要捐一些钱，父辈觉得一收一付很麻烦。一次，藕田学堂又到上海募捐办学经费，索性将田地全部捐给了藕田学堂（大约1940年），具体事项是二伯同学姓张的三先生张罗。
  在上海，父亲还常去冯存仁的药店，我家没有那样的股份。存仁是前新屋冯家的堂名，那里有啥大事情，来叫一声阿爸就去，有时可能是做祭祀吃羹饭。
  在慈城，我们还与子孙弄的冯家有来往，那儿住的冯家人比我高一辈分，与阿爸同辈。
  叔叔慈生，留学日本，他的读书经费由大伯解决。回国后先在西北联大教书。后结婚回上海，在南京路的河南路口哈同大楼设诊所，其间还专做戒鸦片医生。戒鸦片用的土方是小叔自己搞来的，他在家里根据配方做药丸。药丸很灵光，连当时的李士群也来戒过鸦片。小叔的戒鸦片收入至少能维持家人生活。阿婶是宁波邬隘邬家的女儿。这门亲事是大阿嫂做的媒。大阿嫂就是大伯的大媳妇裘氏，是洪塘裘家的女儿，裘家与邬氏也是亲戚，大阿嫂给小叔子做了媒。我家原来没有在宁波的亲戚，小叔娶了邬氏，也算亲上加亲，多了宁波的亲戚。小叔生四个女儿，上海解放后，他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80多岁才过世。
  阿爷名下的长辈有10多人，与我同辈的人更多。从我出生起这80多年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一是做祭祀，一是结婚或做阴寿之类的大事。阿爷过世后，家里的大事由阿爸与大阿哥主持。比如做祭祀，在上海一年要为8位祖宗大人做忌日与诞日羹饭，每人一年两趟，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吃羹饭。最万关的是遇上祖先做阴寿。做阴寿要还拜，而每次还拜的总是我，亲朋好友来拜寿，来者拜几次，我就叩头几次，还要互拜，每次都叩得头昏脑涨。
  上面我说过，我是母亲满月后到上海的，最初我们住在上海杨树浦，阿爸就在家附近的厂里做工。我上的是杨树浦小学（即沪东公社），学生多为工人子弟，没读多少日子，大人发现我学会骂人了，就转学到虹口的其美小学读书，家也搬到施高脱路（今山阴路）的二伯家。二伯家在施高脱路上的兴业坊，时为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弄堂房子（据上海地名志，兴业坊建于1927年），鲁迅生前就住附近。后来我又转到慈溪的洪塘小学（今即宁波江北区洪塘中心小学）读五年级。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大伯、二伯带着孩子们逃难到慈城。那一年秋季我到尚志小学读六年级，读了到九、十月份，我就跟着他们北上逃难到武汉，见日本人攻打武汉，我们近二十人又逃往香港。一路北上南下地逃难，一家人有难同当，大伯、二伯把我和妹妹（因母亲生病，父母没有与我们同行）照顾得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