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冯光宇是上海嘉广生药行[1]的跑街，他时常去四川、广西采购药材。药材原主要供给沪甬两地冯存仁堂。上海冯存仁堂
  时称沪上四大药店之一，甬上冯存仁堂被誉为药店四大家之一，而且其信誉远及港、台及南洋地区。这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父亲记述冯存仁中药店简史时这样写的。冯存仁上海店因尖锐的劳资纠纷而关门大吉[1]，而嘉广生药号还持续了几年。
  冯家祖上经营药店颇有策略，上海冯存仁堂创办于清末，嘉广生药行也是冯家的产业，只是创办时间比冯存仁堂晚一些，专门采购药堂所需的原材料，但是独立核算。就此而言，嘉广生对外是药行，对内是药堂原料仓库。从父亲留存的《嘉广生药行同仁通讯录》中有28位跑街分析，药行颇具规模，不知宁波的冯存仁堂原料是否由其提供。同时，冯家的祖上还注重经营人才的培养，父亲是祖父治先的儿子[2]，祖父是上海冯存仁堂阿大，儿子是嘉广生药行跑街，既把好原料关，又培养儿子的经营管理能力。父亲出生在慈城，1930年到上海南市里咸瓜街上的广生药行学生意，满师前先后做营业员、二柜、川广线跑街。
  1951年，冯存仁堂宁波店因劳资矛盾而产生纠纷，冯家族人便委派父亲到宁波店，以调解矛盾，维持祖传家业的生存。那年，我们姐弟妹四人跟随父母乘火车到杭州，再坐长途汽车到宁波，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李先生，好像是冯家外吾记的账房先生，一路上父亲与李先生低声交谈，当时不知但现在回想可能是在商议解决矛盾的办法。
  到了宁波，我们暂住在和义路钱业会馆，两三天后我们住到解放南路370号。那时我才七八岁，经常去店堂，进门直奔药柜前，拉开第三格抽屉，撮一束甘草当闲食吃。
  在宁波，父亲还是做他的老本行，负责进货及店堂的供销，因为兼有调解劳资矛盾的任务，使时任经理大为不满，为此两人还打了官司。因为父亲以职工利益和国家税收为重，所以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赢得了职工的信赖，冯存仁堂呈现空前的和谐。宁波名医张沛泉时在药堂坐医，药堂职工全吃阿兆师傅的包饭，按理药堂不供应张医生的伙食，但店里职工偶尔也会邀请张医生共进午餐，这是我记忆较深的一事。
  此时的店堂已在东大路（后改称中山东路）278号设了分号，总店仍在灵桥门又新街40号（时从天后宫冷藏公司旁边的弄堂进去）。无论是总店，还是分店，店堂批发兼零售的商品有：十全大补膏、龟胶、驴皮胶、鹿角胶、虎骨胶。父亲接任后，除按传统经营方式外，店堂又推出了“代客煎药、接方送药”的经营业务。每年夏天，店堂免费供应金银花露，大凡来往市民都可随便进店饮用；旧时的小孩易患热疮，药店还备有抽脓胀肉膏免费赠予有需要的顾客。
  宁波商业界，冯存仁堂可算头块牌子，因而当时的工商联，工业代表是宁波和丰纱厂俞佐宸，商业代表便是冯存仁堂冯光宇。也许如此，抗美援朝时，据说父亲捐了一架飞机，当然是以个人还是以药堂名义捐的，我不太了解。1956年，冯存仁堂公私合营，经清产核定为16万元，是宁波市商业资金最多的一家。而父亲被组织调任宁波市国营国药公司副经理，三年后，又被调回药店，任私方经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冯存仁堂改名东风药店，父亲成为一名营业员。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没有股份、不取股息的父亲因曾任私方经理一职而成资本家被批斗。印象较深的一次批斗是在市人民大会堂，其实批斗的对象是市长葛仲昌，批斗的理由是包庇资本家。可能父亲是葛市长包庇的对象之一，陪同葛市长被批斗。尽管有这样的经历，“文革”时父亲没受多大冲击，没挂书有“不法老板”之类的文字、打了个红叉叉的大黑牌，也没像其他老板被殴打，因为父亲的人缘不错，药店职工只让父亲挂了小黑牌，但胆小的父亲还是吓得瑟瑟发抖。
  改革开放后，香港的王宽诚第一次回宁波前夕，宁波有关部门来我家找父亲，希望父亲出面做宁波太丰米粉厂洪老板的统战工作。洪先生与父亲一起接待王宽诚的回乡省亲，而这过程，父亲也很怕，怕说话不慎而影响中共统战工作。也许如此，父亲临终时说自己的一生像大海中的一只船，处于汹涌澎湃的波浪之中。
  父亲的哥哥早夭，家里族人视他为长子。五伯庆绵曾经问我，是否看过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并说我们冯家好似小说中的高家，父亲似觉新，中间的几个伯伯[1]似老二，五伯似老三背叛家庭而参加共产党。据说，五伯声明与父亲脱离兄弟关系。父亲听说，十分生气，面对调研人员责怪五伯没有兄弟情义。而五伯听了父亲的话，当即伤心地流泪了，因为时任温州皮革厂书记的五伯伯已被定为走资派而挨批。有意思的是这位旧家庭的叛逆者，说要脱离兄弟关系的弟弟，竟能送别父亲的离世，说起来真是老天的安排。
  也许因“文革”这段“脱离关系”的误会，改革开放后，兄弟俩走得更近。父亲患肺癌，五伯又来探望，回去的那天因台风停航，结果那天晚上父亲过世。弥留之际，父亲自述：自己像长跑运动员一样，跑得快一些，怕被同仁骂；跑得慢一些，又怕被打屁股，一生真是被吓煞；说完后又就母亲的晚年生活和小女儿的婚事一一作了临终安排。父亲去世时不到70岁，母亲比他小两岁，父亲让我们免除冯存仁堂所有年老职工向他的借款，请年轻职工如期还款，钱用于母亲的养老。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男人。他，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药店支部主任；同年起至1966年，为宁波市工商联会员，宁波市政协委员。父亲作为长子，有冯存仁堂的一份股子，而他转给了他的后母。祖父在慈城留有房子，父亲过世后，上海小叔委托我
  办理祖产的出卖，时为20世纪80年代初，有父亲的榜样，我按五伯的意见将卖得的2000元，平分给祖父名下的两房子孙。
  同样是前新屋冯氏，我觉得祖父名下的子孙还是较为争气的，因为祖父的堂兄弟有些是抽鸦片、拎鸟笼的纨绔子弟，按现在的说法是像有些富二代那样不务正业，而我们的家人却正气向上。
  父亲生前，我家与父亲的兄弟姐妹，嫡亲的、表堂的均联系较多。1969年，我旅行结婚去上海，父亲让我们住在姑姑家，就是包于飞母亲家。“文革”后期父亲落实政策后，他偕母亲和我的大弟一起去上海，看望他的继母（即包于飞外婆）和他在沪的亲戚。父亲去世后，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了，今年夏天，四伯伯的两个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她们在上海表姐妹的陪同下来宁波，我们一起去慈城，拜访父辈的出生之地，以慰思念。

[1]嘉广生药行：清道光三十年（1850），浙江嘉兴广生药行迁到上海里咸瓜街，开设嘉广生药材行；1937年是上海药材七大行之首（《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69页） [1]关闭大吉：时间一说是1940年，而1941年10月19日的《申报》还刊登冯存仁药堂广告，故可能是1941年前后 [2]参见包于飞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1]这里的伯伯，其实是叔叔，这是因上海方言称叔为伯，这里实是父亲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