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旧时，宁波有首歌谣《小白菜》：“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十元二十元带进来，介好老公阿里来……”
  1916年前后，在上海福源钱庄谋事的大宗祠双块桥板冯梅卿，通过信客将在上海赚得的银洋带回慈城，供一家老少开销，父亲冯永甫嗜烟，冯梅卿又带雪茄烟等物品到慈城……本章《信客封的我家祖辈生活》一文就是歌谣《小白菜》的注解。
  一千多年来，慈城冯氏在慈城家园一直存在着个体或一家支脉的流动，本章收录的90余篇口述史，主要叙述慈城冯氏近代的迁徙、创业，以及他们在故乡、异乡的生活情景。口述内容，有的鲜为人知，如《父亲冯骥才》，《父亲（冯定）与毛泽东的二三事》；有的具有填补或丰富宁波帮文化研究的价值，如《父亲（冯萱安）和铁路广告》、《布政房和中华大药房》；有的还具有传奇色彩，如《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寻找前新屋》等。这些口述史，单篇展示的是个体（一家一户）的家史，综合起来就成为慈城冯氏的百年家族史。一个家族半个城，也是百年慈城的珍贵记忆。
  为使慈城冯氏的历代名人能在如今的慈城冯氏家园“安家落户”，本章编制了20支世系表，凡明确族支、世系的口述者均列入世系表，并以口述者所称居住地名标注，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花园冯后书房世系表》（表6.1.1）。有的口述者明确族支而不明确世系，无法编入其族支世系表，本章在其口述稿后分编世系，如《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后的《统宗祠匠支宗二房世庆堂始平房世系表》（表6.2.6—1）。慈城完节坊是因冯岳官至刑部尚书并诰封三代完节告老还乡而产生的历史地名，至今民间仍在称用。
  在《田野调查》中，慈城民间将晚清以后的慈城冯氏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前新屋为代表的经商实业派，俗称有钱冯家，居地在县衙的西南面；一是以槐花树门头为代表的治学学术派，俗称没钱冯家，居地在县衙的东南面这是慈城冯氏近代两大阵营。其实综合冯氏后裔口述史，有钱冯家也有因抽鸦片走向衰败，而没钱冯家却能治学有余，收藏字画。因而民间约定俗成的划分并不尽符合实际，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不管有钱没钱，这两支众子姓在近当代的影响都较大。鉴于这一现象和前五章的研究，本章将口述史分为“惠宗祠与启承祠”、“统宗祠与绩高堂”、“大宗祠与大街支”和“慈城冯氏的记忆”四节。
  前述，慈城冯氏大宗祠、惠宗祠没有现存宗谱，统宗祠宗谱也只编制到明代天启年间，因而本章世系表，仅仅为部分世系，有的支脉甚至是缺代断世，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表6.2.4）。所幸有忠贞安公编排次第（表一），而且大多慈城冯氏子姓时至民国年间仍按此次第取名，因而慈城冯氏后裔提供的本支世系（有的称祭簿）大多能与现存谱牒对接，20支世系表除没找到后裔的几支外，其余世系基本保持自古及今的世系不乱，具体参见各表的编制说明。前述，慈城冯氏迁居慈城后，各祠众子姓居住地并非固定一处，尤其是太平天国、抗日战争等原因而迁居，如惠宗祠启承祠众子姓原居地集中在中华路以北、民主路东西两侧，有传统地名称“五马桥”。可惜，后书房、后新屋部分建筑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前新屋部分建筑亦毁于火灾，因而启承祠子姓有的在雷家巷等地建造新居，有的只能租住其亲戚或他姓的房屋。尽管如此，慈城民间仍以居住地名分称××冯家，如花园冯家、槐花树门头冯家等。因而各支世系表以分注地名而列，并以世系表的完整性、系统性而列，如统宗祠福聚支军民匠三支，以军支绩高堂褒德堂、民支观音堂的世系最完整，其余各支因明末清初的断代，以参照对比说明而列。各节的谋篇布局亦照此排列。
  一、惠宗祠与启承祠
  前述，惠宗祠由季四公（17世）创设，季四公的14世孙冯映斋（31世）创设启承祠，之前的冯厚（23世）曾创设观德祠，参见表二十九。惠宗祠启承祠众子姓中影响最大的至少有三：一是清代中叶的兄弟登科与父子登科，再创慈城冯氏逆境奋起、重振科场的辉煌；二是清康熙年间冯映斋创办的冯存仁堂，连传9世至1956年公私合营；三是冯骥才（39世）“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成为慈城冯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如果将此比喻为惠宗祠启承祠三座高峰的话，那么构成慈城冯氏家族高地的绵绵群山是什么呢？本节收录的23篇口述稿乃是众子姓关于这些群山的综述。
  口述稿的叙述地点、叙述人物出生地或祖地，大多以五马桥为中心向外延伸，主要居住地有花园冯、后书房、前新屋、后新屋（中央大门、新大门、老大门）、雷家巷、藕田畈。口述稿的主题，有离别与回归，如《冯骥才故乡行》、《离开慈城往事》、《寻找前新屋》等；有家族文化回忆，如《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后新屋新大门逸事》、《祖居、祖坟与家谱》等；还有守业与创业的故事，如《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爱唱〈春天的故事〉》等。
  ⊙父亲冯骥才
  口述者：冯宽出生年月：1967年职业：基金会管理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口述时间：2014年2月
  2012年，父亲70岁。他在北京画院举办了名为“四驾马车”的展览，全面展示他在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个领域的成就；同时，又出版了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名为“生命经纬”，分上、下两册，回顾并总结了他七十年的人生历程和艺术事业。在我看来，父亲的人生曲折，丰富多彩，可说的事情太多太多。记得多年前父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父子本是忘年交”。我想，作为忘年交的父子，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么，今天，我就从“忘年交”的角度，谈谈我对父亲的认识、理解和感受，以及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痕的生活片段和趣事。
  我出生的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家、母亲家都被抄了家。当时是父亲人生的最低谷，前途一片漆黑，在恐惧、压抑和痛苦的夹缝中艰难度日。父亲给我取名冯宽，是希望我的未来宽阔坦途，逢事必宽。也正是“文革”的原因，父母看不到国家的未来，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生子，小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做伴，或许，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小遗憾。
  我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外婆认识的一个托儿户家寄养。当时，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无力帮着带孩子，而我父母又陷于生活的困境和挣扎之中，自顾不暇。无奈之下，只得把我托付给外人照看。我的托儿户是个老太太，背有些驼，身体不好，但人非常温和、慈爱，我叫她“老朋友”，一个特别又亲切的称呼。老朋友年轻时家境不错，只是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嫁人，孤身一人，靠给亲戚朋友带小孩为生。老朋友信奉基督教，善良、正直。我记得，落实政策后，她的生活有所改善，就主动减少了我的托儿费，有时还带我到外面吃顿西餐。老朋友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亲人般的爱，使我幸运地在那个灰暗阴郁的年代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
  上小学后，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全家住在一栋老式三层楼房的顶楼，外面有一个大露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无情地摧毁了我们这个家，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大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天气十分闷热。当时，我睡在靠墙角的行军床上，父亲嫌热，睡在地板上，母亲睡在另外一间小屋里。突然，地动山摇，屋子剧烈地抖动起来。父亲当过运动员，反应快，一把将熟睡的我从行军床上拉起来，护在身下，紧贴着外面是露台的那面墙。此时，屋子摇晃得愈加猛烈，房顶已开始坍塌，靠胡同的那面墙被抛了出去，更可怕的是我睡的那个行军床早已被埋在砖瓦之下。四周一片漆黑，外面传来阵阵房屋倒塌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恐怖和绝望。这次大地震破坏力极强，震了有几十秒。后来，我们三个人凭着一丝微光，摸索着，从废墟般的楼房中爬了出来。大地震夺走了无数的生命，而我能幸免于难，我想，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震后，我们住临建棚，后来又借住在五大道的一个朋友家中。这时，父亲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我记得，大约是1977年，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义和拳》，那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放暑假，就到北京找他父亲的宿舍有四个人，他让我睡床上，自己在地上打地铺那时的生活非常苦，父亲抽的是“战斗牌”香烟，我们经常吃五分钱一碗的麻酱面。一天，父亲带我去爬香山，天还下着小雨。中午下山后，我俩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邻桌的老人带一个小孩吃红烧鱼，我有点儿馋，就对父亲说，也想吃鱼。父亲说，咱们要是吃了这顿红烧鱼，恐怕就没有回去的车费了。看到父亲那无奈的表情，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生活有多么的艰难。转年春节，父亲的心情格外的好，“四人帮”粉碎了，《义和拳》出版了，他还得到一笔丰厚的稿酬1]，在那个时代可是件新鲜事。他给我买了一大盒花炮，和我一起放了个痛快。那年除夕夜的鞭炮格外的响，整个城市淹没在喜庆的硝烟之中，人们又看到了希望，父亲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转机。
  我上中学那几年，是父亲写作的旺盛期和高产期那时，文学备受关注，一篇好的小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共鸣，掀起热烈的讨论。在这种大环境下，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而家里的柴米油盐、洗衣做饭这些活儿都由母亲一人承担。其实，母亲也画画，擅长工笔人物花鸟，所画的古代仕女甚为典雅优美。不过，为了父亲的文学，她放弃了自己的美术设计工作。当时，我们已搬回那个带露台的老式楼房。这栋楼房在地震中损毁得非常严重，后来进行了全面的翻修重建。我们住的三楼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小屋堆满了书籍、资料和杂志报纸，大屋就是我们三人共同生活的空间，也是父亲的创作空间。为了不打扰父亲的写作，在家里，母亲和我尽量不出声，我也极少带同学到家里玩，因为我们理解，创作的灵感有时转瞬即逝，给父亲创造一个安静的、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就是对他事业的最大支持。
  写作之外，父亲是个生活兴致很浓的人。在踏入文坛之前，父亲一直从事绘画，还打过几年专业篮球，他兴趣广泛，爱好多样。记得，父亲喜欢画漫画，在家里经常画母亲和我的漫画，当然，也画他自己的漫画。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当时他画的漫画，这些漫画记录了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有趣的片段和情景。父亲虽然很少过问我的学习，也从未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甚至有时会搞不清我该上几年级，何时该放假，但是，在写作空隙，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一起玩儿，而且花样翻新。在那栋老楼的露台上，父亲和我养花、养猫、养兔子、捉蜻蜓、捕麻雀，甚至还用借来的气枪打过靶。我们比赛投篮的那个小篮筐就是父亲用铁丝做的，固定在木板上，装在墙上，还用线绳编了个小球网。乒乓球台也是父亲用两块铺板和一个木凳拼搭而成的。生活中，父亲是争强好胜的人，打起乒乓球更是如此。他从不打和平球，也从不让我，而是全心投入，每球必争。若是输了，也很不服气。过不了一会儿，便会主动邀请我再战一局，眼神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我想，恐怕正是父亲这种争强好胜的天性，铸就了他日后事业的成功。
  现在，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不继承你父亲的艺术基因，搞文学绘画呢？”其实，我高考那年，父亲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当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本来很喜欢中文和历史，而且作文也不错。当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家是人世间的苦行僧，是苦难历练出来的，不是大学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手艺是可以传承的，但艺术不行，艺术的感觉只属于艺术家本人，别人是无法学到的。末了，父亲建议我最好选一门“他不会的专业”，这样父子俩就能互补了。最终，我选择了英语专业，报考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并从此与英语结缘。在后来的若干年间，我的英语特长还真“互补”了父亲不会外语的缺憾，给他翻资料，做翻译，陪同出国交流。记得，我大学毕业不久，翻译出版了两本英语小说，父亲特别高兴，还给写了序。父亲戏言：“如果你成了大翻译家，那咱俩可就是文坛的佳话了。”
  如今谈父亲的事业和他艺术人生的文章数不胜数，但如果让我来说自己的认识，我想，可以这样概括，他是艺术的天才、文化的先知、行动的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父亲的艺术人生可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时期，那时他在美术社画画画，又秘密写作来记录身边发生的人间苦难；第二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他以伤痕文学步入文坛，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等作品，逐步成为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重拾画笔，同时自发地、自觉地进行城市文化保护；第四个阶段是从新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出任中国民协主席之后，开始引领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并逐渐形成了大家所公认的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父亲艺术人生的四个阶段，都是苦乐相伴，但每次“转型”又都源于他的艺术天赋和对文化的热爱。
  说到天才，我认为，天才是不可复制，是上天的赐福，天才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灵性与感悟，在社会历练中，自我完善，自我成长。文学和绘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文学用文字表达，绘画用笔墨表现。一般来说，作家极少是画家，因为绘画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特别是中国画的笔墨运用，没有长年的研习和苦练，很难驾轻就熟；而画家又很难成为作家，因为画家太感性，也太随性，但写作，尤其是写小说，需要思维理性、缜密、严谨。能够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凡成就的人，应该就是天才。我想，父亲做到了。父亲从小喜爱绘画，也拜师学过绘画[1]，后又从事专业的绘画工作。他的画，是他心灵世界的写照，情感丰富，意境深远，文学韵味很浓，是一种“散文化”的绘画风格，学界称之为“新文人画”。父亲的文学作品，题材很广，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还有散文、随笔、诗歌、杂文等，创作量很大，有数百万字，还有数十种外文版本，多篇文章被选入国内外的中小学教材。记得，曾有一位摄影师给父亲拍过这样一幅很经典的黑白照片，父亲站在书房里，一手拿着钢笔，一手拿着毛笔，笑容满面，意气风发。我想，艺术家最大的幸福感还是来源于艺术本身。
  所谓的先知，就是一个人的视野，一个人的思想高度，能够超越时代，像父亲说的那样，“能够站在明天看今天”。在我看来，父亲的文化先知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与行动上。大家都知道，近十年来，父亲一直投身于遍及大江南北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硕果如花。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就开始了先知先觉的文化抢救当时，天津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老城区和租界区的众多历史遗存濒临消亡。面对即将消失的天津老城，父亲通过新闻媒体呼吁政府手下留情，又通过个人影响力召集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走街串巷，记录老城的文化遗产，并用自己的稿费，出版了《东西南北》、《小洋楼风情》等图集，为天津这座拥有六百年历史的老城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影像。父亲的文化先知还可追溯到更早，那时他只有20多岁，便自发地对天津民间砖雕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记录，虽然这次田野调查只是出于对民间艺术的喜好。我认为，在父亲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有三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他个人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与痴迷，一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还有一点，就是他把书桌从书斋搬到了田野，把思想化为了行动。
  父亲的生活空间是由两个“世界”构成的，一是现实世界，一是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艺术世界只属于他自己，他每天就是在这两个世界不断穿插与切换，乐此不疲。由于父亲的知名度，又担任许多社会职务，每天事务缠身，各种会议、各种邀请、各种约见应接不暇。因此，他的现实世界十分繁杂，往往烦恼大于乐趣；而一旦进入艺术世界，他似乎就进入了世外桃源。问题是，这两个世界的交叉点，就成了父亲生活的“盲区”，往往会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带儿子来拜访，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当警察。聊天间，父亲发现，这位朋友的儿子一直带着警察特有的眼神盯着他的手看，便问：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手呢？这位朋友的儿子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只是职业习惯，不过，您有戴两块手表的嗜好吗？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忙乱中又戴了一块表。还有一次，在国外，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个餐馆，吃完饭后，父亲很爽快地递给侍者一张钞票作为小费。侍者拿到钞票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两眼发光，不断地朝父亲飞吻，父亲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稍后才明白，原来父亲误将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当成小费给了侍者。
  父亲的家庭观念很重，虽然他在艺术上求新求变，在文化上意识超前，但在家庭生活上恪守传统。我奶奶今年97岁。凡在天津，父亲每周二、五下午，必去看望，雷打不动。每年春节，父亲都给我奶奶准备对联、厅堂字画、鲜花、干鲜果品等八大年礼[1]，他说，这是他的年文化之一。父亲重视过年，更喜欢过年，他是年俗文化的倡导者，也是春节放炮的支持者。他认为，过年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情感的总爆发。除夕之夜，我们三口人在父母家过年，吃年夜饭，看春晚。临近子夜，我们家的一个摄影师朋友会来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在我记忆中，这个家庭节目已持续快20年了，接着就是下楼放鞭炮礼花，每年父亲都要亲自点燃一挂万头大鞭，崩崩邪气，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迎来新的一年。
  父亲的外表像北方大汉，但他的内心情感很细腻，很丰富，这恐怕缘于他的南方血脉。我爷爷是从宁波慈城移居到天津的，因此，父亲对家乡慈城充满了深深的乡情，曾经两次在宁波举办画展，一次是1992年，举办敬乡画展；10年后，他60岁那年，举办“甲子画展”，还带上了自己年仅4岁的孙女，父亲说，要把“根”接上。敬乡画展那次，我随父亲一起去宁波，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到故乡。父亲很激动，也很动情，去祖居那天特意取了两杯院子里的土，说那是我们的根。回天津后，一杯与我爷爷合葬，一杯现在还放在他的书房里。后来族人送他两幅祖宗像，每逢春节，他都要拿出来，挂在厅堂，和我们一起拜祖。我40岁那年的春节，他还特意让我在“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那副对联前合影。[1]
  2004年底，父亲成立以文化保护为己任的公益组织——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基金会就设在天大冯骥才研究院内，他让我来协助管理，似乎是命运的驱使，我们俩居然工作在一起，成了同事。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父亲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咱俩恐怕有30多年没打乒乓球了，下去打一场？！站在学院二楼大厅的乒乓球台前，我有一种熟悉又奇特的感觉，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我们家那栋老楼的露台上，但对面的父亲已不像当年那样生龙活虎，动作也不如当年那样敏捷有力，然而，他还是那样全力投入，还是那样争强好胜，每当他打出一个好球，还是那样激动、振奋，斗志昂扬。此刻，我猛然意识到，这就是父亲“四驾马车”不断前行的动力。
  ⊙冯骥才故乡行
  口述者：李建树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作家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东方威尼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那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1992年春天，《文学港》顾问、著名作家、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先生一行来宁波。
  冯骥才来宁波，既不是下生活，也非做讲座，而是应宁波市经济促进会、宁波市文联等邀请来家乡举办“敬乡画展”。当年，我任《文学港》主编、宁波作家协会主席，全程陪同冯骥才在宁波的一些活动。
  冯骥才以文学出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之一，曾引领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冯骥才的中国画也照样博得同行的好评，因而在他未到宁波之前，《宁波日报》资深记者贺圣思撰《未谋其面，先说其人》一文，此文一见报端，宁波像刮起一股“冯骥才旋风”。第二天，《宁波日报》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冯骥才的《老夫老妻》等10幅作品，当天，火车将冯骥才、其母亲、其妻等亲属及随员等一行送抵宁波，下榻金龙饭店（现在的富邦大酒店）。
  大约4月18日，“冯骥才敬乡画展”组委会假座金龙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挺、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凌国莲等领导，宁波市15家新闻单位及《浙江日报》、《文汇报》、《今晚报》等媒体记者参加。有意思的是不少企业界人士，下榻金龙饭店的旅客闻讯纷纷挤进会场，以一睹冯骥才的风采。其中有从上海赶到宁波的张先生[1]，是冯骥才的粉丝，上任厂长就职演说是朗诵冯骥才的散文名篇《珍珠鸟》。会上，冯骥才说，在宁波举办敬乡画展是一次纯感情行为，他父亲5岁随祖父离开宁波慈城去天津，自己虽然出生在天津，但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在宁波，在慈城。之前，冯骥才曾来过宁波，逗留四小时只照了一张相就离开了。几年后，冯父去世，寻找祖辈的踪影以及祖根，一直成为冯骥才的乡愁情结。正是如此，冯骥才一直认宁波为家乡，在“敬乡画展”开幕式之前，他在江北区领导的陪同下到慈城寻根访亲。
  少先队鼓号齐鸣，乡亲们夹道欢迎，冯骥才表情有些凝重，因个高，他像叩拜祖先似的低头走进冯家老宅——民主路161号院。冯骥才的堂嫂周杏云恭恭敬敬地向冯母戈长富作了个揖，说：“我是应当叫你叔婆的啊。”宁波民间称长辈，大多自降孩子辈称，以示尊重，这位慈城堂嫂就是遵循这一风俗来称呼冯母的。专程从香港赶到宁波一起寻根的冯骥才二姐冯惠说：小时听大人说，我有三个姑姑，其中有个叫大毛，有个叫小毛……周杏云异口同声说出“小毛”之名，老宅瞬时荡漾“一点勿错”的笑语声。
  冯骥才一行穿过窄窄的小弄，走向后花园。花园右侧有口井，冯骥才顺手拿起水桶，打了一下井水。这时，其夫人顾同昭庄重地取出两只崭新的玻璃瓶递给儿子冯宽。冯骥才进入田园，蹲下，和儿子往瓶里装了一些泥土，对我说了句：人间再没有比家乡的土更厚重的东西了。
  冯骥才到慈城寻根访亲，向堂哥冯涵才赠《墨竹图》立轴一幅和作品集，其中《墨竹图》题款是一首诗[1]。画面意境、题款诗意均来自他祖父对家乡慈城的描述，因而冯骥才还说了“爷爷小时候在这里玩”……寻根访亲，冯骥才还向慈城镇人民政府、江北区政府各赠送作品一幅，其中赠给慈城镇的是一幅《土厚根深，人远情长》中堂和山水画《苏州梦》[2]，赠给江北区的是国画《千仞壁》。
  画展设在药行街的宁波展览馆，时任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毛翼虎、驻甬部队首长等出席开幕式并剪彩，宁波市各界人士挤满了三楼展厅，时评冯骥才的画别具一格，艺术造诣深，画面有文学思维等等。开幕式举行的下午，还在柳汀街文艺会堂举行了“冯骥才与家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当时的宁波市文联主席、画家陈继武，党组书记、副主席朱耀中和近80位作家、书画家济济一堂开展座谈与家乡同行在一起，冯骥才显得分外高兴，说：“我最喜欢的是坐下来，与大家聊大天，侃一侃宁波是个开放的城市，近些年情形不知怎么样，在天津，我们经常举办这类座谈会。”接着，他还谈到对艺术的自见：艺术是喜新厌旧的。凡有激烈批评的领域，都有发展。反之，散文、中国画、京剧等，因为没有批评，就显得沉闷。艺术家是因为有区别才存在的啊。座谈会结束后，宁波作家协会和《文学港》编辑部联合在古色古香的城隍庙酒楼设晚宴款待冯骥才及部分随行人员。冯骥才还挥毫泼墨题词“向《文学港》的读者们问好”。
  历时一星期，接纳5000多人次的“冯骥才敬乡画展”闭幕之前，冯骥才宣布义卖五幅作品[1]，其中《老夫老妻》被同乡、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先生买走，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资助家乡文化事业。我的印象中，义卖款项用于月湖景区超然阁的修葺，当时有关部门拟将超然阁设为宁波画院院址[1]。
  冯骥才故乡行，还考察了保国寺、天一阁等宁波文化古迹。在天一阁，冯骥才欣赏馆藏珍品，当虚谷、黄慎（扬州八怪之一）、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画坛宗师的作品一幅幅从紫红丝绒套中取出展开时，冯骥才激动不已。之后，冯骥才撰《天一阁观画记》：“天一阁所藏书画，上及元明，下抵近世，历时数百载，代代宗师，多有真迹，且不乏精品力作。”[2]
  在画册《温情的迷茫》等首发式上，冯骥才还两次与宁波读者见面交流，签售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阴阳八卦》、《炮灯双灯》等作品。
  ⊙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玉英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法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湖人家口述时间：2013年9月
  我家祖屋在民主路那边的花园冯，是祖父辈时从那里搬出来的。
  祖父是两兄弟，长房昌栋一家搬到三块桥板，二房昌梧，也就是我的祖父家，搬到状元第，他们皆租居他人的房子。伯祖父有两个儿子，出门去上海成家立业，如今我家几乎没与他们的儿孙联系了。
  我6岁时，祖父去世。1943年那年，我出嫁到湖心村，对家族情况了解不多，印象也不深。只听长辈说，祖父曾在钱庄做过，后因族人出门多了，自己专门代办族人的轮值祭祀，顺便给出门族人回乡做些婚丧寿庆的事务。关于代办轮值祭祀，我有印象的是祭祀的地方在中城小学隔壁。每年清明、冬至做两祭，族里的男人都可去祭祖，然后能分到麻糍、吉饼、馒头、鹅肉、猪肉等食品。麻糍是自己做的，有算盘那么大，厚以竖起不倒为标准；吉饼有大碗口那么大，内嵌有馅，外面撒芝麻，盖了红印；祭祖分的馒头其实是油包，是用白糖、桂花、猪油做馅的馒头，吉饼与馒头到专门的店家定做；鹅肉、猪肉每祭一次规定宰杀只数，看祭祖子孙到的人数而平均分摊。冯维周是当时惠宗祠的族长，人们称其维周太公。
  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独子，叫长赓，先后在上海钱庄、丝厂工作，1937年因淞沪事变失业回到慈城。父母生育我们儿女仨，因父亲的失业，我家生活十分清苦，弟弟祖豫14岁就去慈城蒋万兴内货店做学徒，后到上海永鑫雨衣厂学生意，在上海成家立业。无论生活多艰苦，父母总是教育我们勤劳做事，清白做人。
  ⊙后书房、醉花书屋
  口述者：冯承禄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华路146号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住的七间头及三间偏屋称后书房。后书房因坐落在祖辈200年前建的正屋（约有5000平方米之大）所围风火墙后面的书房而得名据侄子春源整理的《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所记，后书房先祖可追溯到冯炼，冯炼公为慈城冯氏忠安公二十四世孙；传到忠安公的第三十一世映斋公。映斋公创办存仁堂药号，建启承祠，为本支始祖映斋公生了四个儿子，分别为元、亨、利、贞四房，后书房属于元房（参见表6.1.1）
  元房济五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卓如公，次子德文公[1]。德文公是启承祠三世孙，我的七世祖，家传德文公28岁去四川贩药，回来途中在长江遇难而亡，七世太婆冯杨氏，时年才28岁（史料记载25岁）。以现在的眼光看，七世太婆是年轻守寡，当时的冯家还算殷实，谱记是“家以余裕”[2]，而她“性勤俭，犹日夜纺织不倦”[3]。独子兰江公亦不负母亲的教育，勤于业，建造了老正屋（此名为区别前新屋而称）及后书房。
  谱记，兰江公有汝霖、汝震、汝霆三子，他们各立恭、敬、忠三房，其中恭房、忠房的汝霖与汝霆太公喜读书、爱藏书，他们的书房便是宁波藏书文化史有记的寄月楼[4]与循陔书屋[5]。这三房五世祖共生了十一个儿子，宗行为“可”字辈。咸丰初年，忠房的两兄弟，即恭房诗舸公堂弟，可礽公与可镛公[1]先后高中举人，这就是慈城传说中的兄弟登科。忠房，我们称作花园冯家，因兄弟中举时间前后只相差一年，且是先弟后哥，时颇为轰动，冯家自然相当开心，便搭台上演了戏文，这一直是族人的美谈。设在中华路上的花园冯家门楼就是“兄弟登科”的遗迹，兄弟登科的门楼与后新屋新大门差不多，上面是桃园结义（主题）的砖雕，下面是两条石凳，别人家的石凳是平的，它的两端却是上卷的，此门楼的石凳、砖雕后被毁，但门楼依旧。近年，开发公司在修葺时却将原门楼改建，兄弟登科唯一的遗迹毁在我们眼皮底下，实为遗憾。
  “兄弟登科”证明了汝霆公创办的循陔书屋的功效。约于1837年，曾祖父可镐公[2]，我们称诗舸公，在其祖父汝霖所居的寄月楼藏书基础上，将自己读书的房子命名为醉花书屋。我家还留着20多把单靠背椅，可能是诗舸公设塾授教而留下的座椅。既有“兄弟登科”的光耀，又有“醉花书屋”的墨香，后书房乃显扬门楣。据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正屋主房为太平军所焚，幸亏有风火墙相隔，后书房未被祸及，但正屋偏房犹如唇齿相依，这场火灾害得诗舸公心神恍惚，乃于1867年带着郡庠生的学衔赍志以殁。
  时隔数十年，我们作为慈城冯氏的一支脉以“后书房”而命名，而在我们族人，尤其是父亲维周[1]公名下的子孙却以醉花书房而聚。从诗舸公到我辈的150多年间，因时代变迁，政局动荡，冯氏数代人（上溯至诗舸可公、桂山公、维周公，下有我辈及儿孙们）的生存虽是时兴时衰，而书香传家始终是族人的追求，因而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我们不曾贩卖醉花书房的一砖一瓦，而且从后书房走出的冯氏族人大多爱读书，会读书。我们也不曾分家，大家挺喜欢醉花书房其名其屋。可惜的是醉花书屋东大门今也被封闭，这是书屋保留至今的一大遗憾。
  2007年，父亲维周名下的子孙在上海新春聚会，就相聚在上海餐馆，一“浙江慈城冯家醉花书屋”的大红横幅之前，以我的四哥为首，五嫂及诸侄儿、侄女、孙、媳、婿等一百多人欢聚一堂。我在上海的儿女参加了聚会，可惜我守着慈城醉花书屋没去，看到照片颇为高兴，父亲名下居然有那么多子孙，倘若加上在国外的儿孙，那醉花书屋的子孙还要更多呢！
  ⊙我家、堂哥、族谱
  口述者：冯鸿源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徐家湾天钥桥路191弄口述时间：2013年1月
  我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妹。父亲新才，排行第六，他们是七兄弟三姐妹。父亲为人诚恳，只是当年的社会环境下，他没有进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因而我们子女对他的评价是“智慧诚恳度一生，谦让简朴为他人”[2]。母亲谈咏雪是个关爱子女、操劳家务、勤勤恳恳、宽厚大度的慈母。我十个月大时，因资生姑妈年轻丧夫失子，孤苦一人，父母将我送到慈城的祖父家，时称浙江慈溪五马桥88号的后书房冯家。那时祖母已过世，祖父年近古稀，我由资生姑妈抚养。
  我听长辈讲起为祖父做寿的往事。那是1948年的事，那年祖父69岁，我才两岁多一点，所以没印象。父辈在宁波育王寺为祖父做寿，一大家有70多人欢聚一堂。春源阿哥恰逢校庆放假，从上海来宁波，与姑妈等亲人一起住了49天。
  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回到父母身边读书，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工作，先后在重庆铜梁水泵厂、渝州大学工作，改革开放后调到上海铁路局上海机修厂，在副厂长任上被调筹备中外合资企业，一直到2006年退休。其实我退而不休，与朋友合伙办了一家民营企业，虽然每天忙于事务，但一年两次我总要回慈城老家，因为那儿有我们的祖屋与祖坟，有我的童年记忆，还有我怀念的亲人，尤其是资生姑妈。只可惜岁月不饶人，长辈好多已故去，祖屋也像白发的老人，过去有我五伯父和五伯母、小叔、婶（承禄）等人居住打理祖居，现在小叔、小婶年老体弱，需人照顾，也回到上海居住，无人居住的屋子最会破旧，不知今后将何去何从呢。
  我有21个堂兄弟姐妹，大多在上海。春源阿哥是我大伯承祖次子，比我大14岁。现在他因健康原因委托我介绍，我就谈谈春源阿哥和他编族谱的事儿。春源阿哥生于老家，祖母去世后就去上海读小学，他与小叔年龄相差十多岁，叔侄俩同住在方浜路石皮弄，小叔教春源阿哥吟“碧云天，红叶地”诗，绘赠了画有菊花等花样的扇子……春源阿哥说他终生从事化学工业，是因读高中时小叔给他的92种（现在已有100多种）化学元素表。这张元素表让他兴奋得又是抄又是背，之后的他又选择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攻读理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21岁的春源阿哥在上海中孚染料厂（后改名上海染料化工厂）工作。那时，肺结核病严重威胁着国人的健康，生产治疗肺结核病的特效药雷米封的原料对氨基水杨酸（英文缩写是PAS）要从德国进口。1957年，春源阿哥和他的科研小组成功试制间氨基酚。间氨基酚是染料及医药中间体，也就是生产雷米封的原料。春源阿哥所在的染料化工厂将这一科研成果提供给上海信谊药厂，由此合作生产出治疗肺结核病的雷米封，由于自己研发不再从德国进口而节约了大量外汇。第二年，春源阿哥被上海市总工会评为先进青年工程师，在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被授予“节约黄金十万两”的证明书。之后，南京化工厂、吉林化工厂品、天津染料厂、宁波农药厂等企业也先后上马生产间氨基酚这一化工产。
  1988年，春源阿哥主持的“硫化棕技术的改进”项目获得化学工业部科研成果三等奖。两年后，他被上海市化工局授予“上海化工科技专家”称号。同年，被闵行区人大代表选为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春源阿哥先后任上海染料农药（集团）联合公司总经理、上海染料化工厂厂长、民主建国会上海闵行区主委、闵行区政协常委等职。
  退休以后，春源阿哥除用自己的专长发挥余热外，还热心编纂《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他编纂族谱的起因是三伯承祉在20世纪60年代记过启承祠冯氏族人的生卒和祖先逸事；改革开放以后，花园冯氏族人涵才叔也热心于此。受其影响，以及在我们慈城冯家人所遗传的强烈的家族观念的驱使下，春源阿哥于1999年开始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整理启承祠支谱，他编纂的原则是不论男女都编入，一年后完成了初稿。为了广泛听取族人意见，2001年9月，春源阿哥专程去天津寻找骥才叔，征询他和他的父、祖辈有关情况。这期间，堂哥将他自己收集到的族谱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族人，2006年刊印的《慈溪冯氏族谱》，其原稿便是春源阿哥的整理本，只可惜刊印出错太多，春源阿哥较为着急，他打算将自己的抄本提供给宁波图书馆，供其制作电子资料，一是便于广大读者阅读，二是避免以讹传讹。
  编好家谱后，春源阿哥在上海发起举办了“浙江慈城冯家醉花书屋丁亥年新年聚会”。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次聚会了却了我们对家乡的思念。多少年了，无论于个人，还是于故乡，我们慈城冯氏子孙真是希望，托庇荫德，世系繁衍，瓜瓞绵绵，荣族昌国。我们堂兄弟姐妹虽在上海的为多，但大家都经常会去慈城。因为我们后书房冯家是人丁兴旺的启承祠一脉，不说先辈是书香门第，父辈们虽因战争等时局动荡导致家庭经济困难，但祖父还是力所能及保障父辈接受良好的教育，其中小叔、小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我这一辈，即“源”字辈的后书房冯家子孙中，至少有15人大学本科毕业，不过好多人已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目前还在勤奋工作的有晓源[1]等3人。晓源是承祚五伯小儿子，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这些年不管其公务有多忙，每年清明总去慈城，祭奠父母，追思亲人。我辈亲戚、我们的儿辈有留洋去国外的，如春源阿哥的孙子嘉冕读完硕士后现在美国波士顿理工学院工作。尽管如此，我们后书房这一大家族人落叶归根的首选之地还是慈城黄夹岙。我的祖父在那儿，他的墓穴合葬着他和他的父母儿子三代；我的父母亲在那里，我们的伯伯在那儿，三伯的儿子延源在那儿，小叔长女邕邕在那儿，春源阿哥自选的寿坟也在那里……
  慈城是千年古县城，而我们冯氏又是千年望族，为了发扬“做事要实，为人要正”的家族传统，去年（2012年）我与嘉源阿哥发起汇编《冯氏亲友通讯录》，汇编通讯录的另一考虑是因为春源阿哥所编的支谱已有十多年，我们的孙辈大多又已成家立业，这样就像一棵根深枝繁叶茂的大树，而同根生的亲戚好多是相见不相识，有的儿孙甚至都不知我们的祖脉在宁波慈城呢！
  ⊙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
  口述者：冯有政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技术员学历：大专肄业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慈湖人家（一期）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出生的那年正遇日本人轰炸慈城，当时父亲在上海的中国国货公司工作，说是一部门负责人，能算会写，会说日语，是因父亲曾去日本经商多年。与好多慈城家庭一样，母亲在慈城，快要生我时，城里拉响空袭警报，大肚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姐姐与家人一起逃难到云湖乡的五婆湖，那里是曼生公的坟庄。坟庄有房子，还有云居庵[1]，这是冯家的家庵。据说母亲先住在云居庵，做产在坟庄，因为庵里不好生小孩。坟庄有好几间房子，住着管坟人徐家父母和他们的儿女，两个儿子叫广宁、宝岳，年纪都比我大。大的广宁前几年过世，小的宝岳还在，可能快90岁了。
  我满月后，日本人轰炸也差不多了，尚在襁褓里的我又随母亲回到慈城。不久慈城沦陷，父亲离开国货公司到犹太人开的工厂做跑街，母亲即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南市中华路，与慈城的街名一样，门牌号记不起来了那时我才5岁，还上过南市中华路模范小学幼儿园。8岁回慈城读小学。
  这一去一回，我发现前新屋冯家有了很大变化。去上海前，我们住在观察第大门大屋里，那些大屋是单独四个小院并成的大院子，像一个“田”字，不过中间的“十”是个道地，即天井；而这次回来，发现大片的房屋没了，只剩西北角的一院，就像“田”只留左上角的一个“口”。前新屋分久记、月记、宝记、吾记四房，这一角房子是月记，其余三房房屋都被1946年的一场大火烧毁。所以8岁回来时，我们就住在沿街（即现在中华路上，城隍庙以西）的一排偏屋里。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沿街位于城隍庙与观察第门楼间还有一扇进出宝记的大门，也称仪门，其门牌号为中华路24号。仪门是对开双扇门，里面有碗口粗的木门闩，门楣最上方有“圣旨”两字，下对的横匾则是“敕封”两字，观察第还有竖旗杆的墩子。我听大人讲，慈城的统宗祠与大宗祠是因二兄弟互不服气而分开两祠，原址分别为现铁路工具厂和原慈城一小（尚志小学）。1939年，因为我出生于那一年，家人记住了年份，说那年有人从福州来认祖归宗，对方拿着家谱来对，结果对不上，回去时十分失望。
  我是宝记的子孙，先祖是曼生公，而且我的印象中曼生公就是冯阿云，醉经阁的画像，好像也是曼生公。我好像从来不知冯云濠，只晓得外人称冯阿云，自己人称曼生公。近年听说，冯阿云与曼生公是兄弟俩，那家传中的一人主内，一人主外，是否就是冯阿云与曼生公之分呢？还有奇怪的是曼生公的坟庄，管坟人都认为是冯阿云，而墓碑上书写的却是“冯云濠之墓”；而且坟庄是宝记一家所有，那坟庄有大批的山田，山田栽有不少杨梅树，管坟人每年来送杨梅，回去时常回（送）些城里的糕点、日用品。
  冯家与凌家因联姻而为世交。1962年，我随凌伯伯（即凌近仁先生）去五婆湖的坟庄，那时，少年时清明上坟所见的大墓已不见，墓地变成一块乱石荒地。据说是兴修五婆湖水库时，墓的石头用于建筑水库堤坝，而墓的九拜坛银碑有的被村民用作洗衣台，有的被盗后追回。曾经有印象，曼生公坟墓边有一座侠客坟，无碑无铭文，就是不知墓里的人是否与我家有关。家传曼生公做坟时，侠客坟已在，后将其动迁一下，所以每年上坟，家人都会祭拜这座侠客坟。
  母亲识字，也会讲故事，说得最多的是冯阿云的逸事，其实关于冯阿云，老慈城人或多或少会说一些。母亲讲的版本是：
  冯阿云主要做药材生意，一次去四川的路上看到一口草结棺材，好像隐隐约约有人。因时近黄昏，冯阿云前面走，那人后面跟，相隔一段距离。冯阿云看那人蛮悲切，好像在寻求帮助似的，还看到那人的手向前指点一下，再仔细看就不见了人影。冯阿云朝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原来是个村庄，村庄里有位年轻女人在哭泣。
  冯阿云走上前去，问她为啥如此伤心。少妇答：男人欠了债，财主要让我抵债，那小孩没人养。冯阿云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就问多少钱，对方答是20个大洋。冯阿云就摸出钱对方请冯阿云留下名字，而冯阿云只说了句“算了！”，转身离开。
  过了蛮多年数之后，冯阿云又走过这一地方，看到有幢房子，交关闹热，一问知相公中状元。中状元大好事，应开正门，可这家没有开，原因是没有找到恩人而且主人宣布，要找到恩人才能开正门。冯阿云看看这房子，联想到十多年前的大洋之事，就从边门进去，老太太坐在上方，状元坐中间……老太太一眼就认出冯阿云，马上跪了下来……
  除这一传说，还有冯家腊月祭灶过二十四的传说，长江每十里建有“万丰”凉亭的传说等。母亲说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我们冯家有显赫的家史，而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有时也成了母亲的故事。
  ⊙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口述者：包于飞出生年月：1951年职业：编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的外公冯治先是慈城前新屋江房月记的长房长孙。据传，外公祖上的一脉是四兄弟，分江、淮、河、海四房。听说，冯家男人大多结过几次婚，前面的太太又大多死于产后疾病，外公的父亲和第一位夫人张氏生二子，是我的外公治先和二外公涵先，外公还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则先、和先（参见表6.1.2）。
  外婆陈韵兰是宁波镇海人，俗称“颍川陈”家的后代。外婆是太外公（外婆的父亲）陈大章的小女儿，很有个性，不肯缠小脚，还要像哥哥一样到私塾读书，因此后来90多岁时还能看琼瑶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外婆不肯随便接受父母包办婚姻，22岁还尚未出阁，按现在的说法，那时的外婆也算“剩女”了。
  太外公在上海三马路（现称汉口路）开同泰祥南北货店，与（上海）冯存仁堂同一条街。听说冯存仁堂“治先阿大”[1]先生的夫人不久前病故，因平素见其为人忠厚、外表儒雅，就有心将女儿许配于他，但又怕外婆不答应。所以媒人想了一招，让太外公佯作陪外婆去绸缎店买衣料，叫外公也去绸缎店。没想到相见之后，两情相悦，不久，外婆成了外公的第二任夫人及七个孩子的后妈，结婚时间是在1926年。
  外公、外婆是在慈城前新屋拜的堂。外婆曾提起，当时她作为新媳妇，每天光一房一房地去敬茶、请安，就要忙乎大半天。冯氏家族人多规矩多，家里虽雇有不少佣人，但族中长辈仍要求媳妇们须“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久，外公外婆因不想参与家族的“内斗”，便以孩子多为由将全家搬到了前新屋外、冯氏家族小西门西仓的厢房里，我的母亲冯琳妤就出生在那里。母亲出生后，全家又搬到了宁波布政巷，此为太外公（外婆父亲）造的新房子，我的四姨、五姨、六舅均出生在那儿。
  这时的外公已受族人委托全面掌管冯氏祖产冯存仁堂国药号，药号分设在宁波、上海两地。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作为长房长孙，外公一直跟着从（叔）祖父[1]在冯存仁堂做事，后因从祖父告退，族中长辈就安排忠厚稳重的外公接替他。成为冯存仁堂的“阿大先生”以后，外公按“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的祖训，用心打理着上海、宁波两店的药堂事务。据家人回忆，冯存仁堂常年备有丸散350多种，胶膏30多种，还有参茸桂燕、花露药酒。
  冯存仁堂的膏方、丸散特别讲究原料的产地及制作过程的火候与时间，外公遵循此道，安排二舅庆荣[1]（大舅冯庆齐因病早逝）到冯存仁堂的药材供应商嘉广生药材行工作，负责监控药材的进货渠道，以保证原材料的绝对精良。众所周知，国药原料大多是有药效的植物，而同类植物生长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其功效是大不相同的，且价格亦相差也很多，外公让儿子负责就是严把进货渠道。
  外公维护着百年药号的信誉，灵活运用祖传的经营之道，最有特点的是朔望减价，也就是农历、阳历的月初、月半，药价一律九折。货真价实、灵活经营之道让冯存仁堂不仅仅在设店地久负盛名，还远扬福建、台湾
  地区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据说那边的渔民、客货运商人等来此地将海产品出售后，往往带去冯存仁堂的丸药、胶膏，听说东南亚一带十分钟情的是冯家驴皮膏，而冯存仁堂的驴皮膏制好后不存三年是不上柜台的。1933年初冬，冯存仁堂又在上海浙江路开设分店，那时的冯存仁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外婆带领全家逃难到上海，投奔上海冯存仁堂。此时，战争的阴影笼罩宁波、上海冯存仁堂，家族中股东们人心惶惶。
  1938年，外公因患疝气动手术，结果手术后感染意外去世。外公的去世，使冯存仁堂的经营雪上加霜。一时间，家里失去顶梁柱，店堂失去掌门人。不久上海冯存仁堂劳资矛盾逐渐激化，而股东们又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个“拆家棚”[2]的阴谋正在冯家的不肖子孙间偷偷地进行。
  1940年的一天早晨，店中小伙计敲开了外婆的家门，报告店堂被抢。
  里的家当都没了。原来是股东们瞒着外婆将上海冯存仁堂“一脚踢出”[1]
  待外婆去到店堂一看，一片狼藉，除了一地的草药，值钱的药品药材、药号，
  卖掉分钱了。
  听说要不是冯存仁堂的大股东、绰号“大屁股[2]”的堂族伯婆的坚持，宁波冯存仁堂也难逃祖产被卖掉瓜分的厄运。
  1950年，宁波冯存仁堂因族里找不到合适的子孙负责，因此决定召回二舅冯光宇接任宁波冯存仁堂的“阿大先生”。不久，药堂实行公私合营，二舅作为资方代表出任经理。
  附文：
  给孔老板捡了个大便宜洪光祥
  冯存仁堂原是宁波一家大药店，来到上海后就被同业公认为上海中药店“四大户”之一。然而1940年上海冯存仁堂突然宣布关门歇业，这令同业十分惊异。冯存仁堂歇业时的存货数量极大，据说仅贵重药品麝香一种就有十斤。照现在看来这十斤麝香价值连城，即使不做生意，关门坐吃，一辈子也吃不完。这说明该店实力之雄厚。至于歇业的原因，局外人就不清楚了。如此一批数量巨大的存货，要找个大买主一次性成交，显然成了一个难题。
  就在冯存仁堂为处理这批存货操心时，有位宁波人孔老板正在筹划新开一家药材行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他急于购进数百种常用的中药材“铺底”，既要品种齐全，又要价格低廉，同样为这件事在操心。
  孔老板名叫孔金榜，在行业中并不闻名，所开的“元亨药行”规模也不算大，可他却是行业中知名人士张善章的师兄。于是经张善章的介绍，孔金榜与冯存仁接上关系。一方正要找个大买主将全部存货“一脚踢出”，另一方又要把几百种药品以低价“一锅端进”，双方一拍即合，顺利成交。
  冯存仁难题遇到这个良机，将全部库存原药连同已切好的饮片不顾血本全部卖掉。尚有一批成药因不属药材行经营范围，则另找买主。孔老板以极低价格一次购进这批急需的药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至于这批麝香，孔老板明知是便宜货，然而因资金有限，实在啃不动这块硬骨头，只好分购部分，其余都给几家大户分享了。
  孔老板不仅以低价购进这批药材，尚有些零星少数的冷背品种，几乎不计金额白送。还有些生产工具及容器，也随便估个价就带走。有了这批货撑门面，元亨药行就开张了。
  我原在宁波一家药材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后于1946年跳槽到上海进元亨药行，本可享受“客师”待遇。因我才16岁资历太浅，按当时习俗，孩子一生只学一次生意，不当两届学徒，孔老板给我一个面子，把我当“过堂弟子”（即非正式的师徒关系）对待。
  那时冯存仁堂歇业已有6年，但元亨药行的库存中尚有部分是冯存仁堂的“关店货”，卖了几年还未卖完，可见其数量之巨。尚有些生产工具及容器，如煎膏方用的紫铜锅、榨汁用的木榨汁床、精美的瓷瓶锡罐以及竹匾盆盘等等，甚至小到柜台上压方笺用的“戒尺”，每一件上都刻有“冯存仁堂”标记，这些器具在我的手中使用了好多年。如今要是能留下其中的一件，也可当成珍贵的收藏品了。
  孔老板每次同我们说起冯存仁堂，就会滔滔不绝地叙述当年的情景。在他看来这是他一生中最赚钱的一笔大生意，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
  口述者：冯静川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企业管理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市新马路61弄新大楼口述时间：2012年8月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冯光宇是上海嘉广生药行[1]的跑街，他时常去四川、广西采购药材。药材原主要供给沪甬两地冯存仁堂。上海冯存仁堂
  时称沪上四大药店之一，甬上冯存仁堂被誉为药店四大家之一，而且其信誉远及港、台及南洋地区。这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父亲记述冯存仁中药店简史时这样写的。冯存仁上海店因尖锐的劳资纠纷而关门大吉[1]，而嘉广生药号还持续了几年。
  冯家祖上经营药店颇有策略，上海冯存仁堂创办于清末，嘉广生药行也是冯家的产业，只是创办时间比冯存仁堂晚一些，专门采购药堂所需的原材料，但是独立核算。就此而言，嘉广生对外是药行，对内是药堂原料仓库。从父亲留存的《嘉广生药行同仁通讯录》中有28位跑街分析，药行颇具规模，不知宁波的冯存仁堂原料是否由其提供。同时，冯家的祖上还注重经营人才的培养，父亲是祖父治先的儿子[2]，祖父是上海冯存仁堂阿大，儿子是嘉广生药行跑街，既把好原料关，又培养儿子的经营管理能力。父亲出生在慈城，1930年到上海南市里咸瓜街上的广生药行学生意，满师前先后做营业员、二柜、川广线跑街。
  1951年，冯存仁堂宁波店因劳资矛盾而产生纠纷，冯家族人便委派父亲到宁波店，以调解矛盾，维持祖传家业的生存。那年，我们姐弟妹四人跟随父母乘火车到杭州，再坐长途汽车到宁波，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李先生，好像是冯家外吾记的账房先生，一路上父亲与李先生低声交谈，当时不知但现在回想可能是在商议解决矛盾的办法。
  到了宁波，我们暂住在和义路钱业会馆，两三天后我们住到解放南路370号。那时我才七八岁，经常去店堂，进门直奔药柜前，拉开第三格抽屉，撮一束甘草当闲食吃。
  在宁波，父亲还是做他的老本行，负责进货及店堂的供销，因为兼有调解劳资矛盾的任务，使时任经理大为不满，为此两人还打了官司。因为父亲以职工利益和国家税收为重，所以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赢得了职工的信赖，冯存仁堂呈现空前的和谐。宁波名医张沛泉时在药堂坐医，药堂职工全吃阿兆师傅的包饭，按理药堂不供应张医生的伙食，但店里职工偶尔也会邀请张医生共进午餐，这是我记忆较深的一事。
  此时的店堂已在东大路（后改称中山东路）278号设了分号，总店仍在灵桥门又新街40号（时从天后宫冷藏公司旁边的弄堂进去）。无论是总店，还是分店，店堂批发兼零售的商品有：十全大补膏、龟胶、驴皮胶、鹿角胶、虎骨胶。父亲接任后，除按传统经营方式外，店堂又推出了“代客煎药、接方送药”的经营业务。每年夏天，店堂免费供应金银花露，大凡来往市民都可随便进店饮用；旧时的小孩易患热疮，药店还备有抽脓胀肉膏免费赠予有需要的顾客。
  宁波商业界，冯存仁堂可算头块牌子，因而当时的工商联，工业代表是宁波和丰纱厂俞佐宸，商业代表便是冯存仁堂冯光宇。也许如此，抗美援朝时，据说父亲捐了一架飞机，当然是以个人还是以药堂名义捐的，我不太了解。1956年，冯存仁堂公私合营，经清产核定为16万元，是宁波市商业资金最多的一家。而父亲被组织调任宁波市国营国药公司副经理，三年后，又被调回药店，任私方经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冯存仁堂改名东风药店，父亲成为一名营业员。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没有股份、不取股息的父亲因曾任私方经理一职而成资本家被批斗。印象较深的一次批斗是在市人民大会堂，其实批斗的对象是市长葛仲昌，批斗的理由是包庇资本家。可能父亲是葛市长包庇的对象之一，陪同葛市长被批斗。尽管有这样的经历，“文革”时父亲没受多大冲击，没挂书有“不法老板”之类的文字、打了个红叉叉的大黑牌，也没像其他老板被殴打，因为父亲的人缘不错，药店职工只让父亲挂了小黑牌，但胆小的父亲还是吓得瑟瑟发抖。
  改革开放后，香港的王宽诚第一次回宁波前夕，宁波有关部门来我家找父亲，希望父亲出面做宁波太丰米粉厂洪老板的统战工作。洪先生与父亲一起接待王宽诚的回乡省亲，而这过程，父亲也很怕，怕说话不慎而影响中共统战工作。也许如此，父亲临终时说自己的一生像大海中的一只船，处于汹涌澎湃的波浪之中。
  父亲的哥哥早夭，家里族人视他为长子。五伯庆绵曾经问我，是否看过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并说我们冯家好似小说中的高家，父亲似觉新，中间的几个伯伯[1]似老二，五伯似老三背叛家庭而参加共产党。据说，五伯声明与父亲脱离兄弟关系。父亲听说，十分生气，面对调研人员责怪五伯没有兄弟情义。而五伯听了父亲的话，当即伤心地流泪了，因为时任温州皮革厂书记的五伯伯已被定为走资派而挨批。有意思的是这位旧家庭的叛逆者，说要脱离兄弟关系的弟弟，竟能送别父亲的离世，说起来真是老天的安排。
  也许因“文革”这段“脱离关系”的误会，改革开放后，兄弟俩走得更近。父亲患肺癌，五伯又来探望，回去的那天因台风停航，结果那天晚上父亲过世。弥留之际，父亲自述：自己像长跑运动员一样，跑得快一些，怕被同仁骂；跑得慢一些，又怕被打屁股，一生真是被吓煞；说完后又就母亲的晚年生活和小女儿的婚事一一作了临终安排。父亲去世时不到70岁，母亲比他小两岁，父亲让我们免除冯存仁堂所有年老职工向他的借款，请年轻职工如期还款，钱用于母亲的养老。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男人。他，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药店支部主任；同年起至1966年，为宁波市工商联会员，宁波市政协委员。父亲作为长子，有冯存仁堂的一份股子，而他转给了他的后母。祖父在慈城留有房子，父亲过世后，上海小叔委托我
  办理祖产的出卖，时为20世纪80年代初，有父亲的榜样，我按五伯的意见将卖得的2000元，平分给祖父名下的两房子孙。
  同样是前新屋冯氏，我觉得祖父名下的子孙还是较为争气的，因为祖父的堂兄弟有些是抽鸦片、拎鸟笼的纨绔子弟，按现在的说法是像有些富二代那样不务正业，而我们的家人却正气向上。
  父亲生前，我家与父亲的兄弟姐妹，嫡亲的、表堂的均联系较多。1969年，我旅行结婚去上海，父亲让我们住在姑姑家，就是包于飞母亲家。“文革”后期父亲落实政策后，他偕母亲和我的大弟一起去上海，看望他的继母（即包于飞外婆）和他在沪的亲戚。父亲去世后，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了，今年夏天，四伯伯的两个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她们在上海表姐妹的陪同下来宁波，我们一起去慈城，拜访父辈的出生之地，以慰思念。
  ⊙嘉广生药行和冯家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苏君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会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国际丽晶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出生在上海，后随爹爹（冯光宇）来宁波，后又随母亲去过慈城；父亲过世后，坟做在慈城，我去慈城的次数多几次。
  来宁波前，爹爹在（上海）嘉广生药行工作，参见《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好像还听说，上海也有冯存仁药店，后来关掉了，留下一些东西，参见《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冯存仁药店在上海锦景里，当时我的小阿娘也住在锦景里，节日里爹爹带我们看望长辈，一般一年去两趟。小时，爹爹也带我去过嘉广生药行，介辰光晓得蛮大，有各种药材，具体还有什么，当时人太小，没关注很多。但零散记忆中好像一进门前面有一排橱柜，上面放了很多罐子，有大有小，听爹爹说那是用来存放药材的，房屋的边上有一张红木圆桌，放着几把椅子，用来接待来宾并可以坐下来喝喝茶，谈谈生意。每次去时，我都觉得人挺多的。
  听长辈讲，冯家是大人家，在慈城房子交关大，像电影《家》一样的大人家。冯家亲戚有我称三公公的，名记不清，当时常在宁波冯存仁堂，三公公人长得清瘦，好像是阿爷的堂兄弟。与阿爷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和仙，我称其小公公，他家比我家先回到宁波。
  我家是1951年到宁波的，是因爹爹到宁波冯存仁堂当经理，住的南大路房子也是由冯存仁堂寻找的。冯存仁堂公私合营后，爹爹因长子长孙分到股子，爹爹好像将钱给了小阿娘。小公公一家，当时住在宁波市公安局东侧蔡家巷对面（现址中山路南面）水苍巷口，开烟杂店，卖香烟、糖果等，是前店后室的那种小店。听爹爹讲，小公公过去也在上海，后因眼疾来宁波，有四子一女，儿女都在宁波。
  小公公的母亲，我们叫其小太婆，住在慈城。我随母亲看望过小太婆。小太婆好像还有两个女儿，即小公公的阿姐，名字都带“春”字。我还听说冯家分“江、淮、河、汉”四房，当时我们是专门去看望小太婆的。
  母亲姓陈，也是慈城人，后因外公、外婆家被火烧了，一直住在上海，1951年前没来过慈城。在上海，除小阿娘也很少与其他冯家亲戚走动，只晓得冯家是大人家，房子很大，而这传说中的大，我又没具体概念。1952年还是1953年，我读初中时，随学校到慈城春游，上山看到一座大坟，可一级级往上走，有“冯阿云”墓碑，当时也不晓得冯阿云与我家有关，现在回想真是有缘。后随母亲看望小太婆，当时小太婆的家与传说中的大也联想不上。爹爹去世，与五伯（庆绵）一起去慈城，再看祖上的家，看到火烧后留下的一块空地很大，这才与儿时听说的房子很大联想到一起。
  ⊙前新屋冯九记
  口述者：冯宜平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会计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江北区三忠巷27号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慈城冯氏有前新屋、后新屋，还有冯骥才家的花园冯家。前新屋与后新屋靠得近一些，而花园冯家老早就分出去了。
  阿爸和仙，族名叫保咸，是先字辈，生于1920年，属猴。我是宜字辈，是和仙的大儿子。
  我家是慈城冯氏前新屋江房九记，族称冯九记，当年家里的小椅子背上写有“冯九记”三字。阿爷冯尔梅，其字或是号有个“九”字，冯九记是否与此有关？“尔梅”的“尔”好像是“你”字少“亻”，而坟碑上是二”，这是偷懒的写法，其墓现在慈城白龙山老墓区。[1]阿娘叫周兰芬，族人称其九太婆，她是慈溪周家人。九太婆的“九”不是阿娘的姓，而是第九房太婆的意思。[2]阿爷原葬在枫湾，那儿还有坟庄，坟庄藏有书籍，20世纪50年代初，阿爸从坟庄运来书籍卖掉。我有印象，大约1964年枫湾迁坟，阿娘拆厝子将坟迁到白龙山，当时阿娘还以“冯九记”之名做了穴寿域，位于阿爷墓的右边。
  阿爸有四兄弟七姐妹，是阿爷小儿子。阿爸4岁时，阿爷分家产，听说是阿爷的冯存仁堂股子分六股（阿爷是冯存仁堂小股东，大股东是冯×××，名字有四个字的女人，这人好像在上海），四个儿子每人一股，阿娘分两股。当时阿娘大肚子，第二年立春后生下小阿姑元春，阿娘已经有大女儿笑春。小阿姑生下没几年，阿爷去世时，阿爸才9岁，实足可能七八岁。尽管如此，阿娘还是培养儿女读了大学，阿爸从效实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后不知为什么去了香港，回来在上海瑞中棉织厂做会计；大阿姑读大学时十分激进，后去了重庆，为国民党军统干事；小阿姑读的是上海女中，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学业。
  我生在上海，从小就跟阿娘，小阿姑也与我们在上海。阿弟出生后（1942年），父母要将我过继给一位叫则先的伯伯，当时则先没儿子，家住在南京西路，而则先又不是阿娘生的儿子。阿娘不同意把我过继给他，便与父母闹矛盾，带我回到慈城，住在前新屋的大房子，后门口好像还有口水池。
  1946年，慈城的城隍庙弹药库着火。同年，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因视网膜脱落，动手术感染细菌，眼睛失明，全家于1948年迁居宁波，三弟正宜（还有一弟早夭）就是在宁波出生的。母亲是镇海方家人，方家比冯家有钱，培养儿女不是上大学，就是留学，母亲是方家的小囡，宁波女子中学毕业。父亲眼睛失明后，一大家子的生活除靠外婆家接济外，还以中山路水仓巷口（现址南大路西面，蔡家巷对面）开元益百杂店，卖毛巾、香皂、牙膏等百货为生。
  城隍庙这场大火，整个前新屋的房子烧掉了一大半，只剩冯庆三、冯宝云这一房。[1江房冯九记的房子被火烧后只能租房子住，先后住在五块桥板、竺巷东路42号、花园弄1号，这些房子都是我家亲戚的。五块桥板是五嬷嬷家，阿娘称其五大块头，五嬷嬷没有儿子，冯庆三阿哥，好像叫庆宝（宜良）过继给五嬷嬷，他曾在余姚丈亭一学校当老师，现可能也去了上海；竺巷东路42号是四嬷家，夫家姓姚，还有花园弄1号（现址5号），是另外分配的房子。
  解放前夕，我家住芝兰巷15号，我上小学时就住在宁波，大姑来我家。我小时候，大阿姑、小阿姑都抱过我。这次大阿姑来，她戴一副眼镜，我不认得她。大阿姑在我家住了两三天后，又失踪了。后听说国民党要抓她。对于大姑，家人族人都觉得很奇怪，日本人要抓她，我们以为她是抗日的；国民党要抓她，我们以为她可能是共产党。后被共产党抓捕，那国民党抓她原是烟幕弹？现在想想，像放电影一样。那是1952年，阿娘从慈城到我家，说大阿姑被共产党抓捕关押在宁波法院巷，当时称小校场（现址宁波海曙中心小学东面），我陪阿娘到小校场探监。原来大阿姑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后遣送到外地，判的是无期徒刑。听阿妹银燕讲，三年自然灾害时，大阿姑关押在宁波劳改大队（在宁波八中旁），当时的母亲在开明街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托人买了双布底布鞋，大人怕受到牵连，便由她送去，阿妹当时读初中，没与大阿姑见面，只告诉人名请管理人员转交。老实讲，国民党军统特务，人人怕牵累，我是避得很远，最好不晓得，怕嫌疑就一推六二五干净。积极上进的小阿姑因此长期受到歧视，“文革”中又被批斗。
  1956年，宁波冯存仁堂公私合营，按现在币制约20万元，每股每季度可拿10多元，当时二级工工资只有35元，阿娘有两股，阿爸有一股，一季度拿一次，自1958年开始到1965年为止。上海冯存仁堂关闭，阿娘分来很多药材。“文革”时，阿娘被抄去了40多斤的驴皮膏，上海冯存仁堂关闭是在抗日战争时，到“文革”时已过去二十多年，还有这么多驴皮膏，“文革”后这些驴皮膏折价退给钱。冯家真是大户人家，若1946年这把火不烧，真不知冯家会怎么样。
  （20世纪）70年代初，阿娘身体勿太好，我已参加工作住在厂里，休息日到慈城看望阿娘。阿娘年纪大了，她最牵挂的儿女，是没念大学的小阿姑，觉得她最吃亏。想念大阿姑时，她就悄悄地说，阿大姑到过台湾，找的对象是国民党将军，她是潜伏在衢州当教师时被捕的。阿爸的11个兄弟姐妹，阿娘亲生的有一子二女。
  1978年，大阿姑释放回到慈城，先住在花园弄，而阿娘已在1976年过世。那时，我老婆也住在那儿。一年后，大阿姑被送到洪塘保国寺边的宁波福利院，2006年过世。听说大阿姑在福利院还写过一部自传，记录了被追捕的一生，不知真情。生前，她曾对探望的人说，她的一生都在逃。
  前新屋冯家有些人抽鸦片，也有抽得败落的房支。阿爷就抽鸦片，三伯伯（冯庆三的阿爸）在我家住过，也抽鸦片，幸亏阿爸只抽香烟。阿爸生我们六兄弟一妹妹，除三弟早夭、五弟1971年因公而亡外，大弟宜治、二弟宜正、小弟宜璋和妹妹银燕都还在。现在，我儿子冯磊也结婚生了儿子，我当爷爷了，算算时间，都已过了60多年。
  ⊙我的父亲母亲
  口述者：冯犀勒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工人学历：高中肄业
  口述地点：宁波市江东现代大酒店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慈城前新屋冯家分江、淮、河、海（一记广、华、和、汉）四房，依次分久记、月记、宝记、吾记。我原是宝记保英公第四个儿子冯子贻[1]的女儿。因为吾记保奭公原配没生儿子，娶小妾生子，意想不到的是保奭公的大胡子吓疯了刚过门的新娘子，又没生儿子。这样父亲过继到了吾记，我成了保奭公的孙女（参见表6.1.3）。有意思的是，为过继哪房的儿子，吾记的婆媳竟把官司打到了省府，以家传的说法是打得“考篮塌底”，最后还是媳妇打赢了，理由是过继的是儿子而不是孙子；另一说是保英公妻子郑氏是宁波三法卿郑家的女儿，也是大户人家，两堂妯娌一合力，打赢了婆婆。前新屋冯氏因祖上做过浙江道台[1]，在慈城很有名气，旧时中华路门楼还挂过观察第匾额，婆媳官司一打名气就更大了。然而，大户人家往往名声在外，家庭内部却很封闭，家人、族人联系少，家人与外界接触也少。
  我出生在上海，先后在静安寺、南市里弄的房子住过，至1943年底我随父母从上海回到慈城，因为父亲投资的企业彻底失败，交易所也赚不到钱。回到慈城发现前新屋吾记的房子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只好住在冯家西仓（位于前新屋西侧，民主路冯骥才祖居北面，现为慈城金源旅游开发公司的专家楼）。当时家里有精神不正常的祖母，有姐、哥、弟和我，父亲很少管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忙外面的事。家里的生活，起初靠祖传的36亩公田和冯存仁药店股息，公田本是每两年轮值一次，后由族中长辈决定，赠予藕田学校作教育经费[2]，药店股份因投资实业而转让，所以家里已经是坐吃山空。而父亲的性格依旧是乐善好施，只要他人一向阿懿先生求援，父亲准会摸口袋，有钱给钱，没钱就舀家里的米缸……家里吃饭人多，经济窘迫，父亲从来不顾这些，也不顾母亲的反对。
  母亲名叫林芳，是慈城德星桥下林家的闺女。她在西城女校读完初小，因擅长做针线、编织毛衫，被二叔母接到上海生活。后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冯家做父亲的继室。进了冯家门，母亲才知大家望族到那时不过是个空架子，还负了不少的债务。在母亲嫁入冯家前后，父亲与他人合伙，先后在上海、慈城开办过橡胶鞋厂[1]、盛华手工烟厂。橡胶厂被日本人飞机炸毁损失惨重[2]，烟厂倒闭反背了不少债务……其实母亲的反对，并非表示她是小气之人，而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女、对家庭的责任，当时家里实在是入不敷出。父亲的慷慨解囊苦煞了母亲，无奈之下，母亲常从外婆家要些钱买米度日。好在西仓院中央有块园地，在西仓屋西南面（现中华路146号内）的醉花书屋，族人称后书房，北面有大院子（原来房子被烧的空地开荒为菜地），母亲带领我们在那里种菜，播豆，插瓜秧……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收获颇丰，母亲让我们送去外婆家……那时的生活虽苦，而家有父母，我们心安。
  1946年，因城隍庙的弹药爆炸殃及我家的前新屋。[1]当时，慈城已经有救火会，且在我家附近，救火队员一看阿懿先生家着火了，纷纷要冲进火场。父亲却说啥也不让，火灾祸起弹药，冲入火场不就有挨炸之虞吗？面对熊熊大火，父亲一再强调人的生命比财物重要[2]，只好眼看着房屋家产被大火烧毁。几年后初夏（慈城解放前）的一天，有人来我家，让父亲组织居民出西门迎接解放军进城，这一迎接宣告着慈城的解放。没多久，父亲失踪了，有传说是逃跑，说什么畏罪潜逃。为什么逃跑？是什么罪？我们年幼，好多事不明真相，也没人告诉我们。父亲失踪后，一切灾难就落到母亲和我们身上，我们在饥饿与害怕之中，在他人歧视的目光下过日子。母亲成了地主婆，说她是地主婆，其实那时她才32岁。父亲在时，我家的生活已经靠外婆家接济了，此时生活更艰难，我们（主要是母亲）很少去外婆家，怕连累他们。这样平时很少出门的母亲为了生活，把家里的旧衣翻出来改制成当时的款式及日用品，拿到鹅场根摆地摊；她还参加过上山开荒、下河掘泥之类的劳动，至于插秧、车水、割稻之类的农活更不用说了。由于吃得上顿不接下顿，以蔬菜瓜豆类充饥，母亲三番五次饿晕在劳动场地。有一次，西门外的农民挑着箩担来倒租，我与弟弟吓得躲进房间，母亲面对气呼呼的农民，冷静地说：田地的稻谷是藕田小学所收，与我家无关，我可以带你们到学校问个明白。随即，母亲带他们去学校，时任校长的族人躲避不敢应答，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要劈桌子拿账本，结果是学校的叶仲康等老师站出来作证——租谷用于学校的开销，农民们才离去。母亲看似坚强，其实很脆弱，好多次想了断自己以告别苦难的人生，然而她又放不下我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952年，母亲将我们托付给阿刘婆后离开慈城去上海。阿刘婆是二十多岁丧夫后来我家的，料理家务，照顾父亲的六个孩子。母亲去上海时，我12岁，弟弟6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参加工作，相继离开慈城。
  人性的势利加上划清界限的年代，在上海的冯氏亲戚没有接纳母亲，舅舅的家实在太小，没有母亲的栖身之地。幸亏好心的堂姨不怕连累，收留了她，这样母亲才能告别伤心地慈城，居留在上海。开始，母亲帮人缝制衣裳，编织毛衣；没多久，她给一户人家当出窠娘（方言，即月嫂），当年的出窠娘不像现在只要照顾母婴俩就完事了。堂姨看到母亲，既要护理母婴俩，还要照看两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加上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也差不多全要包揽，实在心疼母亲，便想方设法给母亲介绍工作。终于找到在爱地凯雨衣二厂疗养所做临时工，工作不过是烧饭、打杂，工资只有27元，好在包住宿，管一日三餐。母亲做得挺开心，可好景不长，因没有劳动局介绍信而被清理解雇。所幸母亲人缘不错，且能烧可口的菜肴，职工们以此为由纷纷替母亲求情，结果是坏事变好事，母亲在厂劳保主任努力下反而成了正式职工，母亲拿到选举证，还成了厂工会会员，母亲才真正安下心来。只可惜，工厂撤去疗养所，母亲因年龄原因无法成为技术工人，只能做靠体力的辅助工。尽管如此，母亲还利用业余时间读夜校至初中毕业，并协助厂工会做好扫盲工作。工厂与宿舍相距很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她总是步行上下班。母亲的自尊自爱、助人为乐，赢得同事们的认同，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林芳阿姨。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的旧事又被翻出来，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对母亲实行专政，母亲被迫离开车间参加所谓的“改造劳动”……然而，那个年代的母亲既不孤独，也没有挨批斗，因为她的身边总有同事护着这位林芳阿姨，一直到她1971年退休。
  两年后，小舅母病故，因表弟妹尚在上学，小舅请母亲住到他家，翌年小舅病故。之后的十五六年间，母亲一直与表弟妹同住，至兄妹俩成家立业后，她才独居于厂里分配的一阁楼间。应该说，这间阁楼小而旧，与冯家西仓无法相比，而母亲却住得很知足，很开心，弟弟有光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母亲当年的感激之情。
  我于1957年初中毕业，不能考高中而离开慈城来到上海，寄居在亲戚家读高中。在大跃进热潮中，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报名支援安徽工业建设而去了淮南。远离了母亲，我很伤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也很难过，但她从没在我面前流过泪，她的每封信总离不开“做人要有诚信”，“与人为善，与己为善”，“勤俭节约，讨饭还存三日粮，好日子要当苦日子过”这三大内容。我们三人分居三地，弟弟独留慈城，这是很伤心的事。直到改革开放，弟弟才到上海买了房子从而与母亲团圆。
  1996年，因多年的心血管病、胆石症等疾病，又因弟媳生病，母亲才肯来淮南与我的儿孙一起生活。我们共同生活的年月，她既帮做家务，又帮我养孙辈，还编织毛衣送给我的亲朋好友，似乎是大家的外婆、老阿太。在与母亲同住的日子，母女俩偶尔提到父亲，一次，母亲又说到父亲救一佃农的事。原来那年一日本人被杀，一翁姓农民被怀疑而被日本人所抓，父亲听了翁母的哭诉，想尽办法将其营救出来，从此翁姓农民一直把父亲当恩人。在母亲遭难的日子，翁家夫妻悄悄帮助母亲。母亲还提起当年参加劳动时的一些记忆，醉花书屋冯维周当时也被划为地主成分，他的二女儿资生（我叫她二姐）也要劳动，二姐总是自告奋勇与母亲搭档，两人抬物她总选在后，还悄悄地将绳索往后移，一次因没看清路面的沟渠造成骨折而成了拐子……说起当年的往事，母亲的眼眶有点湿润，其实是伤心的事儿哟，而母亲不气不恼，口气平静，语言间带有淡淡的思念。只可惜父亲失踪后，他们再也不曾相见。
  母亲最后的十多年，在上海与淮南之间多次往返，直至2009年5月，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而驾鹤西去，享年92岁。
  ⊙我们爱唱《春天的故事》
  口述者：冯有光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私营企业主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上海南鹰瑞阁宾馆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有三个哥哥（有章、有甲、有业），两个姐姐（犀昭、犀勒），按常理我能得到父母的宠爱和五个哥姐的呵护，然而我没有这个福气，因为打我记
  事起，我和我的家人就生活在他人的歧视下。
  的眼光才消失，所以我家人爱唱《春天的故事》。
  一直到改革开放，这种歧视
  我们受到歧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冯子贻失踪，不告而别；一是家里共有族田36亩，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而当时，我的大哥有章、二哥有甲、大姐犀昭已参加革命，有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参加“土改革命”工作。一家有三个子女参加革命，本应是“光荣军属”，但我家没得到此殊荣，家门上贴的是“白榜”。还有大姐犀昭的提拔、二姐夫的入党等问题，几乎都受到家庭成分和父亲逃离事件的影响。
  父亲失踪后，母亲成了地主婆，批斗、监督劳动是家常便饭，好在母亲为人厚道又无劣迹，家里又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有好心人帮助才获准去了上海。此前，14岁的三哥有业从初中肄业后去上海当了学徒。这样，家里只有二姐犀勒、阿刘婆和我。
  阿刘婆本名王翠玉，城外乍山王山村人，因夫家姓刘，人称阿刘婆，早年守寡来我家帮佣。解放后，抱养我的小娘阿姆雪梅等佣人先后离去，只有阿刘婆不愿离开。大家替阿刘婆担心，劝她离开我家，而她却说：“我出身贫下中农，怕啥？！”就这样，阿刘婆留下照顾我们，那时我才三岁多一点。
  在母亲刚去上海的日子，一家三人的生活没有经济来源，阿刘婆就让族人把自己的口粮挑到我家。然而，一个老人的口粮咋糊三人的口呢？当我们揭不开锅时，阿刘婆就让姐写信给她在上海姜贤泽药材行工作的弟弟，说她生活困难没钱买米了，让其弟寄钱帮衬。那时二姐读小学三年级，不会写信，阿婆说没关系，结果阿婆说一句，二姐写一句，写下了她的第一封信，这是一封阿刘婆向其弟弟讨钱的信，没多久，阿刘婆收到十元钱的汇款单，这样又能打发一些日子……我家曾经是这样受着阿刘婆的接济才渡过难关的。
  长到6岁（虚岁）时，我随二姐到藕田小学（后改为藕田三小）读小学，按当时规定，四年级转到慈城一小。因转学单上老师评语写得较好，加入少先队的表格上没“成分”一栏，只填家长职业，当时母亲是上海永新雨衣二厂的工人，因而我被提拔为大队干部、活动委员，升旗开会由我带头，好不风光。可惜只当了一学期，我的家庭成分便暴露了，撤职为“民”，不过阿刘婆常念叨“低头做人，认真读书”这句话，这也是她对我的要求。
  1957年，二姐去上海，我升人慈城中学。初一年级时，学校组织下乡扫盲，我和四位同学到夹田桥附近一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教农民识字，我们教得认真，农民学得也努力，我得到了锻炼，也学会了下河游泳。一星期后，回到学校受到表扬，宣读名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伤心，隐隐约约有种被歧视的感觉。一年后，下乡参加秋收，又遭到一出身好的同学冷嘲热讽，那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同学中，我最小，本来就害怕说话，被辱后更不愿说话，这并非出于自卑，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的好多人得不到人格的尊重。
  一次又一次被辱后，我回家问阿刘婆，父亲到底做过什么坏事，以致连累我们。阿刘婆却说：“慈城救火会是你父亲创办的；他扩建了藕田小学堂；解放前夕，慈城来了不少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怕他们会扰乱慈城的安定，当时有人（据说来者是地下党）来找你父亲，你父亲立即组织人员收容残兵到季家祠堂，保障了居民平安……”被阿刘婆一说，我想起了一些曾经跟随父亲的学生、乡邻，而我家落难后，这些人都躲得远远的，世人原是如此薄情……然而，世间并非全是薄情人，当阿刘婆为第二天的下锅米操心时，有人会偷偷送来一袋大米；在藕田学堂读书期间，远房资生族姐为其亲侄送饭时，总给我和二姐也各送一份……在歧视下，我感受着人间的冷与暖，而冷的刺激和暖的抚慰，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争一口气，做出样子来。
  1960年10月，不满14周岁的我与三名“黑五类”子女被分到妙山公社浦丰大队，时年实行大队制，吃大锅饭。临行前，镇领导动员会上说，你们下乡的表现好可以回城。记得第一次是掏猪粪、牛粪，尽管很臭很累，但我干得无怨无悔，我想以劳动成果来证明自己，也想早日回城（即慈城），好与阿刘婆团圆。
  有一次年中分红预支（夏季）报表一直搞不出来，而社员急于分配，队长让我协助会计算账，这一帮一算被诬告是地主阶级造黑账，我被强行拉到公社并关押起来。老实说，我实在不明白犯了啥错误要被审查，后看守人告诉说，一是成分，二是造黑账。这是哪儿的事哟？后让我写份检讨并保证决不再犯，才把我放回村。回大队后又被批斗，队长上台“批判”我说：“有光不是会计，我叫他算账，我有责任。我有责任……”多么朴实的农民，我流泪了，是委屈，是感动。结果是坏事变好事，阿光能算账，那岂不是能人吗？我反而因此事出名了。
  之后，队里筹建砖瓦厂，大队派我做会计，而且会计工作除算账外，还要负责原料的采购、产品销售的收款。在与外界接触时，我结识了毗邻余姚二六市公社的朋友。1971年，朋友让我去“二六市联办厂”工作，那是一家生产小五金的社办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雏形，而效益不是很好。我试用期半年，去后三个月，我带去大量业务，结果效益大增。在扩建厂房购买材料时，我千方百计采购到当时计划供应十分紧缺的水泥、钢材，因而被视为“能人”。我也因此收获了爱情，三年后女儿出生，我在武汉出差，回来被妻子数落了一顿，而心里却甜滋滋的，因为我当上了父亲。
  1978年，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而这一年，余姚二六市公社晶体管厂投产后，因设备老化和技术力量不足连年亏损。乡领导将我调入晶体管厂工作，我因地制宜改造生产设备，同时引进技术人员。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不但摘掉了亏损帽子，还扭亏为盈，发展成为余姚市重点企业——余姚市晶体管厂。1982年，我接任厂长一职，通过了全面企业管理，完成了商标注册，取得了电子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两年后，我花4000元购得上海飞虹路楼上楼下一套旧式房子，结束了婚后居无定所的日子。之后，我辞职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回沪后倚仗多年的经营经验在上海创办实业，以弥补父亲当年因战争创业失败的遗憾。只是当时还没开放创办私营企业的政策，我和我的朋友以三产名义挂靠承包，开创实业之路。大约一年后，政策允许，我们又合办了“昌华工艺塑料厂”，工厂职工从数十人一直增加到百余位，年产值千万元，产品是各种民用塑料制品，主要供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杭州食品厂的冷饮包装盒……我十分感恩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此政策解开了我心头的枷锁，《春天的故事》是我心中的歌。此后，我家好事连连，1990年，退休多年的母亲分到厂里的福利房，我自己也是两次买房，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女儿出国留学，在外成家立业生了外孙女，我荣升为外公……我爱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母亲生前也会唱这首歌，那是发自内心的歌。晚年的母亲很开心，其实母亲的开心是因为我们后辈争气，父亲名下的孙辈有12人，他们有
  商……有意思的是，我们一大家都爱唱《春天的故事》。
  留洋博士、硕士，有公务员、证券师、企业家、总经理，还有成功的房产开发
  ⊙冯子贻家的枪案
  口述者：陈阿兰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农民学历：初小
  口述地点：慈城启承路小店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枪案发生的时间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是打日本人时期吧，那时慈城还没沦陷，当时的孝西镇镇长是冯子贻。孝西镇有个当兵的名额，按着是两户人家的儿子，一户是下横街鞋店的儿子，一户是大西门的阿钢。后来两户人家在城隍庙里抽签，结果抽到签的是不愿当兵的鞋店家儿子，这样其父母都要哭煞了。没抽到签的阿钢就说：不用哭，我家里穷，让我去吧，但要将铜钿给我母亲。据说当时当兵有人头费，而且阿钢是明明白白对冯子贻这样说的。
  据说阿钢当兵后，打仗很勇敢，当上了长官的勤务兵，驻地象山。当他听说母亲没拿到铜钿，就给长官留了一张字条，拿了一把枪，内有三发子弹，说回家来报仇。
  那天天没亮，阿钢进家门，就问母亲拿到钱没有。母亲说，日子难过，铜钿一点也没拿到。阿钢二话没说，就到冯子贻家，推开房门，举起枪，“砰”的一枪，打死的不是冯子贻，而是冯子贻的老婆。这时的冯子贻听到枪声，已连滚带爬到慈溪县警察所报案。
  而阿钢见仇已报，离开慈城，在青林渡被警察抓住了。
  当阿钢听说打死的是冯妻，而且死者还怀有身孕，便供认不讳。这是冯子贻家枪案的有关清况，不少慈城老人都晓得，可能有些还对冯家出丧、阿钢赴刑场有记忆。至于壮丁的人头费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冯子贻是将钱给了乡长，还是保长……反正董家是没拿到钱。这桩枪案中，有三人丧命，且白白枪毙了一个抗日战士，实在可惜。
  1949年，慈城一解放，冯子贻便失踪了。有的说在上海，有的说在香港，也有传说他跳江自杀了……冯子贻后来娶了林家囡，冯子贻逃走后，这女人没少吃苦头。有一回，她跟我老头说：阿梅哥，我的生活过勿落去，上海亲戚多，是否帮帮其。我们见她实在可怜，嫁过去没过几天好日子，就通过队里的农委帮她离开了慈城。冯子贻与大老婆生的儿女稍大些，一解放都参加革命离开了慈城，吃苦的还是一对小儿女。母亲去了上海，一双儿女没有父母在身边，全靠阿刘婆照顾。
  ⊙寻找前新屋
  口述者：陈元慧出生年月：1966年职业：金融管理学历：硕士研究生
  口述地点：宁波市威斯汀大酒店口述时间：2014年7月
  我出生在位于厦门市厦门港的俗称红砖楼的旧式别墅里，那是我外公家。
  外公姓冯名德俊，在厦门酱油厂做会计。我从小跟随外公、外婆长大，直至初中才搬去妈妈自己的家。幼时，感觉外公虽然寡言，个子也不算高，但却俊朗多才，算得上现在所说的暖男，还略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外公烧得一手好饭菜，是上海菜而不是闽南菜；外公会弹奏多种乐器，喜打猎，远不是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所应有的风雅；外公还时常悄悄地收听“美国之声”，在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让我以为他有特务嫌疑；外公会说我们家其他人都不会说的宁波话，更厉害的是他居然还会英文，能冷不丁指出我初中英文学习中的错误，鹤立于邻里周遭的老伯伯。家里因为外公的成分不好，受了很多影响，所以基本上对过去避而不谈。许多关于外公的事情，也是因为我经常缠着外婆七问八问，外婆才偶尔谈起。
  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和汕头的永利洋行工作过，其间在汕头认识了外婆外公在冯家排老十，年轻时，与九外公冯九韶一起做过外轮船员，又。后因1948年永利洋行在厦门投资月明酱油厂（1957年公私合营月明酱油厂并入大同组建成厦门酱油厂），外公受洋行派遣到厦门创办酱油厂。外公自己也参点小股，这样从创办至1949年，外公既是小股东，又是职员，便在厦门安家落户解放后公私合营，外公为了不当资方人员，主动上缴他所持有的股份，留在厂里做会计，但工资被削掉很多。
  关于外公家的亲戚，我听大人们提及比较多的是上海的儿外公和杭州的小姑婆，偶尔也提到上海的七外公和八外公。我问外婆：既然我阿公（闽南地方外公的叫法）有八九个阿哥，那前面就应该还有老大到老六的阿哥才对，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外婆回答，阿公的兄弟们从老七开始是第三个老婆生的，旧时大家望族填房的儿子不受重视，自然不能过问家里之事我又问外婆：那阿公家是个大家庭咯？以前的教育认为只有旧社会的地主和资本家才有小老婆，而这次外婆说，是的，外公是宁波人，他们家那边还有个大庄园呢，只是解放前被烧了，听说那时家里还有一块大树将军的匾，而且在当地还拥有药堂什么的，所以阿公的成分不好，再不多讲。小时候对外公老家和祖居的了解也就停留在这里。
  1984年，我从厦门考入上海交大读大学。大学期间我经常到上海南昌路九外公的家里打牙祭，同时也很希望跟九外公扒一些冯家往事，可九外公缄口不言。九外公没有生育过子女，不过曾先后领寄宿几个兄弟的子女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还领养过一个男孩。大学毕业回厦门读研究生后，我跟九外公的联系也仅限于外公和其书信往来中的问候。
  研究生毕业后，我忙于自己的成家立业，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忘掉对外公身世的好奇。我跟外公外婆依然很亲，也经常去探望他们，偶尔也会记起来八卦一下外公的家世，这时候的政治气氛已经比较宽松，外公也愿意在我的追问下透露一些过去的信息，但也只是点滴。我了解到我的曾外公，也就是外公的父亲叫冯福先，冯福先的第三填房梁春梅，生有五子一女，他们就是我的七外公冯亚奋（曾用名冯庆圻、冯时牧）、八外公冯琴木（曾用名冯庆全）、九外公冯九韶、十一外公冯焕章，还有小姑婆冯碧霞。曾外公娶过三房妻子，前两房有六个儿子，
  据说只有儿子才记录排位，所以可能还有女儿若干。外公冯德俊1918年出生在慈溪（现慈城），1921年随家里搬到鄞县（现宁波），十几岁时又随家里搬迁到上海，之后外出谋生，辗转香港、汕头各地直到厦门。1949年前，外公曾回过慈城和宁波老家小住。之后，外公再也没有回去过，仅回过一次上海看望曾外婆。我想这除了当时的交通不便，还可能因为少小离家和老家逐渐疏离。
  日子在我的疑问中逝去，岁月也带走了我的母亲、外公、外婆诸亲人，我怀念长辈；年岁的增加也使我对寻根问祖更加感兴趣。我问过舅舅、阿姨，可惜他们知道的情况没有比我多多少。二姨说，小时候都被教育大人的事不要多问，大人讲话不许插嘴，所以就不知道太多大人的事。2009年我回到上海工作，增加了寻找的地理之便，随着和上海及杭州外公辈的下一代，也就是我的表舅舅辈们建立联系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对父母辈老家的了解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也多是“文革”期间出身问题对他们带来负面影响而不愿多提及。不过，他们还是提供了有关外公老家的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小姑婆的儿子陆健舅舅说，他母亲的户籍记录祖籍是慈溪县前新屋；另一个是七外公的儿子冯有恒舅舅说，其父在历次填写履历表的阐述中，其中一条提及冯福仙曾有8000股冯存仁堂股份。这是两条链接老家祖居的可以进一步明确地点的新线索。
  2014年5月，我和我先生开始了寻找外公祖居的行程。出发前，在高德地图输入“慈溪前新屋”，还真有这个地方，距离上海也就208公里。可是，当我们兴冲冲驱车来到这个慈溪前新屋，发现是在慈溪市的王梁村，跟好几个当地人打听，都说根本没有姓冯的居住在那里。我和先生也感觉那里不像有过大宅大户的地方。后来，我们把小姑婆的户籍登记给一位当地的年长者看，他马上指出我们找错地方了，因为小姑婆的出生年份是1923年，我们应该去宁波的慈城，那是慈溪县原来的古镇，1954年后行政管理划拨给了宁波，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原来隶属于余姚。还好两地只相距三十几公里，冤枉路跑得不算远，我们马上掉转方向直奔慈城。
  我们一路到慈城后，想在百度地图上找前新屋，但并没有结果。记起老话“路在嘴上”，就跟人打听呗，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黄包车车夫还是冯俞宅和古县衙门的工作人员都没人听说过。回到宾馆，我们翻看在古县衙门纪念品商店买的一本书《江南第一古县城再发现》，看到书里提到好多冯家的祠堂，我先生建议换一下搜索关键词，于是我输入“慈城冯家祠堂”，发现了有一篇作家王静写的《千年望族》，里面有提到我们的两条线索，即冯存仁堂和前新屋。原来前新屋不是一个地名，而是对宅子的称呼，前新屋在慈城的始平路上，难怪无论是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地图都找不到。这篇《千年望族》不但让我们明确知道了前新屋所在的地方，而且根据此文中的信息和我们具有的两条线索的重合度，冯存仁堂的创办者的四世孙冯云濠或冯云祥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一发现不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外公的高祖还是道光年间名震宁绍的巨商大贾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始平路，因为找到始平路就能找到前新屋了。但天公不作美，下大雨，车载我们从解放路南门进慈城，绕过古县衙景点左拐去始平路，原打算在景点买一把雨伞，可车开过头了，我们便在民主路下车，雨好像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先找一处有屋檐的地方躲雨。跑进去的那段民主路前后不到50米，也就只有一个门洞，我们没得选择，先躲进去再说。这时候只听我先生说：“快看呀，这是什么？”我抬头一看，黑门钉着一块金底黑字的牌子，“前新屋冯家——江北区文物保护点”，真是神奇哟，还没找到始平路先找到前新屋了！我们欣喜万分，赶紧拍照片，马上把这个好消息通过冯家微信群告诉长辈们，有恒舅舅说：“深深地谢谢元慧和王静，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积的德，总有善报矣。”原来计划要寻找外公祖居的任务似乎已然完成，但前提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前新屋的主人冯云濠或冯云祥的后代。
  找到前新屋，接下去就要找我们的祖根。这时候上海的有恒舅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材料，也就是七外公在“文革”时期写的自我检查报告和家庭情况汇报等旧文稿。从七外公当年写的材料分析，曾外公福先（一写福仙）原叫冯仲榖，从小过继给高祖冯星如为子。前新屋冯家高祖辈分四房[1]，高祖（冯星如）是第三房，人家称河房，曾祖辈河房（宝记）又分四房。为示上下两代四房的区别，高祖辈四房又称上四房，分别以“湖记”、“月记”、“口记”、“宝记”名之，曾祖辈河房四房称下四房。各房众子孙靠祖上遗下来的冯存仁堂股份及祠堂（公堂）田（约360亩）租谷为生。因为“文革”时写交代材料，七外公回忆材料写得很详细，曾祖父个人名下没有田，上四房公堂有170—180亩田，四房子孙每数十年轮到一次，1926年前后，也就是曾外婆梁春梅从宁波后莫家巷梁家嫁到前新屋冯家曾轮到一次。下四房约有180—190亩，其中90亩送给小学校[2]，冯家子弟可免费入学，余下的约百亩田由下四房轮收，分一年预收20—30亩，一年正收50—60亩，一年后收20—30亩，每亩实收40—50斤（因土地税差），这样三年可收大约6000斤稻谷（已缴田税），按出米率七折算，约有4200斤大米，而当时曾外公一家有老小三十余人，不足之数由自己购买。这些公堂田均由长房七外公称大伯父的癸先[1]掌握，地契租账等均在他们那里。癸先去世后，由其第三个儿子冯庆嘉掌管。冯庆嘉应与外公同辈，他们是堂兄弟。
  曾外公是个旧知识分子。1921年，书生曾外公举家搬离慈城，搬家原因，七外公没提及，但从曾外公和他的长子冯庆澜染吸鸦片等文字分析，搬离慈城有可能是想摆脱已被鸦片侵害的环境吧。曾外婆虽是文盲，而从七外公记述他的四个舅舅的经历分析，比如其二舅父梁春田，1949年前曾任宁波西郊镇镇长，再比如其三舅父梁忠源曾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员兼任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长。我外公曾说梁家也是大户人家。再看曾外婆梁春梅的照片，一席素色旗袍，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一看便知是大家闺秀。我想，曾外婆也会鼓动曾外公离开冯家前新屋。1921年，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到宁波定居。大约三年后，曾外公由亲戚介绍先后在上海储蓄银公司及宁波口（只有一个字，像是粪字）公司做文书工作，然而收入不足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此前，因吸食鸦片之需，曾外公已将祖传冯存仁堂8000股份，卖作6000元大洋，又耗费精光，实在没有钱花的窘迫下，58岁的曾外公不得不戒去鸦片烟。这前后，外公的兄弟们，最小的12岁，最大的15岁，纷纷离家到上海商店或工厂当学徒。我的外公和九外公先到船上当海员，外公后到银行谋事，而九外公至1949年一直在三北轮埠公司做长江轮船事务员。
  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后，祠堂公田轮到曾外公当承时，绝大部分由大外公冯庆澜（也就是外公同父异母的长兄）办理。土改时，大外公评议公堂地主，他的生活全靠其子冯松鹤负担，这是后话。
  1937年，为避日本人侵略的战难，曾外公再次将家搬到上海居住，抗战胜利后，因上海开支大，曾外公又带年幼的外公们回到宁波曾外婆娘家居住。1948年，曾外公一家再次到上海。曾外公的十几个儿女像羽翼丰满的鸟儿各奔东西，在老家、在宁波、在杭州、在厦门，或在海外，各自成家立业。年老的曾外公、曾外婆与七外公一家共同生活在上海，祖孙三代一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曾外公于1957年在上海建国东路安顺里79号，因患严重的脉管炎而病逝，享年84岁，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抽鸦片的旧知识分子，在荡尽祖传的财产之后，能够颐养天年。曾外公冯福先归天后，曾祖母梁春梅就轮番住在上海的几个外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杭州。最后于1977年在八外公家过世，享年87岁我的祖辈们全是孝子孝女哟，他或她没有享受大家望族的荣耀，却要承受大家望族带来的灾难，而我的外公们都能默默地承受，敬老养小。比如七外公，在1949年6月学习一个月，分配到上海直接税局做外勤工作，凭此工资负担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每月开支捉襟见肘，以申请工会补助或变卖一些物件补贴不足。
  小姑婆冯碧霞，1949年前，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参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她个子矮小，却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革”时被诬陷是假党员、地主后代也决不动摇其理想信念。她离休前是（杭州）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
  阿公尽管这样的谨言慎行，还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先后两次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外公的出身影响了我母亲、阿姨、舅舅们的事业与进步，而他们决不因此而自暴自弃，反而像漫山遍野的杜鹃开得绚丽多彩。母亲文琼生前不知写了多少次入党申请，均无结果，而她是厦门朝红小学副校长；二姨文瑶上海交大毕业，退休前任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还有小舅文驹，现任厦门松柏第二小学校长。
  这就是我家自曾外公到父辈四代人的一些往事，他们的根是慈城冯氏前新屋上四房河房宝记，冯云濠同父异母的弟弟冯云祥是我辈六世祖。如今外婆所说的冯家庄园已毁于1946年的一场火灾，不知是苍天怜惜，还是祖宗积德，这场大火居然还留下冯家庄园的一角，让从厦门远道而来的40世外孙女有个躲避风雨的屋檐。
  站在屋檐下，凝视“前新屋”三个字，我似乎明白了当年外公为什么不愿意多谈宁波故里的原因。外婆曾自言自语，外公不让回慈城，是怕引起争祖先房屋的误会。好一个祖产哟，如果当年曾外公不迁离慈城，阿公家还有自强不息的外公们吗？“富不过三代”既是前人的忠告，又是前车之鉴，依赖家庭之财，束缚的往往是自己。寻找前新屋，我接上冯家祖脉；寻找前新屋，我明白了财富其实是把双刃剑。同时，知道了慈城千年望族的古今，更鞭策自己尚需努力。也算是给我深爱的远在天堂的外公外婆和母亲一个交代。
  ⊙我家与效实中学
  口述者：冯禅曾出生年月：1950年职业：经营管理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始平路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效实中学（以下简称效实）是宁波百年名校。效实曾是慈城人倡议所办的私立学校，明年2012年，效实将迎来百年校庆，风雨一世纪，我家与效实有一段不解之缘。
  缘起于阿爷冯度先生。阿爷是慈湖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慈湖中学校庆十周年时，参与校庆的慈城乡贤倡议创办效实，成立效实学会，阿爷是学会会员。效实开学后，阿爷又是第一任教师，据校史资料记载，他教数学、化学课程。1927年春天开始，任校长。私立学校校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谋求学校发展，听长辈说，任校长的阿爷奔走于上海、宁波、慈城三地，拿着簿册募捐办学经费。
  我家与效实的第二个缘分，是我的父辈们，他们都是效实的毕业生。阿爷有五女二子，依次是冯盈、冯依、冯明、冯可、冯好、冯了、冯丁。大姑妈冯盈1932年高中毕业，她是她的弟妹们的师姐，父亲冯明与二姑妈冯依是初、高中同班同学，三姑妈冯可、四姑妈冯好低大姑妈五六届。作为效实的校友，在效实35周年校庆时，她们七姐弟合捐了50万元，用于学校建设[1]。不仅如此，大姑妈冯盈、大姑父凌松年、三姑妈冯可曾经在效实上海分校任教，五姑妈冯了也曾在效实图书馆工作。
  我家与效实的缘分之三，是三姑妈冯可，经当年效实的方老师、周老师介绍，与三姑夫蔡贤孟结秦晋之好，而且是在效实大礼堂举行的婚礼。[2]我家颇有意思，大姑妈、大姑父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这样他们既是阿爷的学生，又是阿爷的同事，而这一切全缘于效实。
  慈城始平路的中央大门是祖上传下来的家，据说阿爷在效实任校长，住在效实后门边的教工宿舍，1939年，效实在上海创办分校，阿爷又任上海分校校长[1]，因工作需要，我家可能在上海、宁波两头住，因此叔父冯丁就读于效实上海分校。其间，效实上海分校出现“一六学会”，叔父是发起人之一。[2]1942年，叔父升入中央大学外语系，1947年毕业后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上海的美国新闻处工作，只可惜没工作几年，就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留下遗腹子。婶婶3]现年92岁，现居北京，仍很健康。她也是效实校友，当年还是大名鼎鼎的校花。叔父英年早逝，但他与同学创办的一六学会，成为效实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火种。这也是我家与效实的缘分吧。
  效实上海分校后来改名为储能中学，解放后又改名为新建中学。我大姑妈育有二子二女，都在新建中学就读过。小表哥只读了初中，其他表哥、表姐都读满六年。还有一位表姐夫、一位表嫂也是新建中学毕业的。大表哥后来任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史蒂文斯学院教授，小表哥退休前是高通公司副总裁。这也算是冯家与效实的一段缘分吧。
  我家与效实的缘分，还有母亲唐觉因也是效实学子。母亲是小港人，生于1913年，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她随外公唐爱陆先生在武汉读小学。武汉“715”事变时，外公因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二七大罢工”时京汉铁路工会辩护律师、中共党员施洋的好朋友受牵连被通缉，幸亏朋友相救逃离武汉回到故乡小港，为此母亲在小港蜗居三年。20世纪30年代，母亲到效实读高中，与父亲是同班同学，而母亲比父亲年长三岁。母亲效实毕业后考上武汉大学，大学毕业后到外公创办的熨斗小学、镇海中学任教，在日军占领镇海的前一天，母亲随外公等从宁波西乡经新昌、嵊县，辗转数月从昆明去重庆。
  父亲冯明1934年从效实考入上海交大物理系，1937年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经香港转越南到昆明的一家兵工厂任工程师，1940年工厂遭日机轰炸停工，父亲来到重庆在大明炼油厂任职至抗战胜利工厂南迁。母亲于1942年抵重庆，那时母亲的三个哥哥都在重庆，她从同学处得知父亲也在重庆，可谓是老同学相见分外高兴。此后，父亲发高烧，原因不明，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母亲的三哥，也就是我们的三舅是医生，他费了很多心思也未奏效。母亲听说父亲病了，就赶到父亲的住处去照顾他，十几天后父亲竟奇迹般地退烧了……从此，我家又多了一对同学夫妻，正如当前的流行语所说：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他们携手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抗日战争胜利后，阿爷参与旅渝效实校会筹募复校基金，第二年阿爷从重庆转道杭州回到宁波，是年10月效实复校。
  因物价飞涨，失业的父母亲无力购买自重庆至上海的船票，后在亲戚的资助下才于1947年回到慈城，在慈溪中学（现慈湖中学）任教。母亲养育三个女儿，我的三个姐姐。她在昆明、重庆等地见到民众之疾苦与愚昧，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直到慈城解放，母亲也到慈溪中学任教。
  之前，阿爷因体弱多病向校董会提出辞职[1]，我家与效实之缘分暂告一段落。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退休的四姑妈冯好被选为效实上海校友会副会长，又续上了我家与效实的缘分。之后，我们的后辈又有不少成为效实的学子，其中二姐冯京的一对儿女就读效实中学，儿子从效实考入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嘉吉公司中国公司亚太地区商务总监。
  （冯都、冯京、冯浩、冯联曾、冯薇、凌绵、凌复华参与口述）
  ⊙我的祖父和父辈们
  口述者：冯琪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工人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槐树路174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是慈城始平路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冯氏之后，出生于此，满月后随母亲到上海。
  阿爷宜铭公，字辛承，一生没离开过慈城，因为祖上有钱，就投资做生意，我记忆中至少有两家店（合资），一是慈城的益和酱油店，一是杭州四大家开设的方回春药店。说是做生意，其实是阿爷不善经商，酱油店做批发，做冬季这一个季节，药店由舅公钱先生打理，解放后并给胡庆余堂，祖父根本不用操心，现成拕钞票。
  阿爷抬（娶）了四个老婆，抬一个死一个，俗称拜堂师傅。原配姓氏，我记不清了，填房是钱氏，生了大伯养生，二伯莪生，阿爸是俞氏生的，小叔慈生是四册（小老婆生的），我不晓得她是啥地方人，阿爷死后逃走了。
  大伯毕业于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法律系。毕业后做过法官，法律界人头熟，就开办了冯堪律师事务所，其实是挂牌的，自己不直接出庭，像阿爷一样。大伯是个小开，生活来源是年轻时靠祖产，老时靠儿女。大伯母是乍山严家的女儿，后来的填房姚氏，她与妯娌们不太来往，为啥？我弄勿清。大伯有五子四女。抗战前，庉（方言，意为住）慈城，抗战后，庉上海。庉慈城时（约1937年10月）曾当慈城镇长，当时的慈城一分两，好像叫孝西、孝东，可还没上任，我们开始逃难了。
  二伯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分配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工作，那时抗战还没开始，他娶陈氏为妻，是陈布雷的妹夫，因为这一层关系，他的命运也说不清楚了。
  阿爸叫隽生，1905年出生，吃过66块肉后过世。阿姆洪氏，有意思的是外婆也是后新屋老大门冯家囡，嫁到洪塘洪家，她的女儿又嫁给父亲，因此父亲叫外婆不是丈姆娘，而是叫四姑婆。慈城冯家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亲上加亲。父亲在棉纺厂当过工人，后从北四行（周作民）创办的通成公司当职员起步，提升为棉业部经理，时任上海棉业公会理事，解放初期任上海国棉联合采购处经理。我小辰光，我家在慈城西门外有一些田地，每年要回慈城来收租谷。而慈城办藕田学堂时，每年要捐一些钱，父辈觉得一收一付很麻烦。一次，藕田学堂又到上海募捐办学经费，索性将田地全部捐给了藕田学堂（大约1940年），具体事项是二伯同学姓张的三先生张罗。
  在上海，父亲还常去冯存仁的药店，我家没有那样的股份。存仁是前新屋冯家的堂名，那里有啥大事情，来叫一声阿爸就去，有时可能是做祭祀吃羹饭。
  在慈城，我们还与子孙弄的冯家有来往，那儿住的冯家人比我高一辈分，与阿爸同辈。
  叔叔慈生，留学日本，他的读书经费由大伯解决。回国后先在西北联大教书。后结婚回上海，在南京路的河南路口哈同大楼设诊所，其间还专做戒鸦片医生。戒鸦片用的土方是小叔自己搞来的，他在家里根据配方做药丸。药丸很灵光，连当时的李士群也来戒过鸦片。小叔的戒鸦片收入至少能维持家人生活。阿婶是宁波邬隘邬家的女儿。这门亲事是大阿嫂做的媒。大阿嫂就是大伯的大媳妇裘氏，是洪塘裘家的女儿，裘家与邬氏也是亲戚，大阿嫂给小叔子做了媒。我家原来没有在宁波的亲戚，小叔娶了邬氏，也算亲上加亲，多了宁波的亲戚。小叔生四个女儿，上海解放后，他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80多岁才过世。
  阿爷名下的长辈有10多人，与我同辈的人更多。从我出生起这80多年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一是做祭祀，一是结婚或做阴寿之类的大事。阿爷过世后，家里的大事由阿爸与大阿哥主持。比如做祭祀，在上海一年要为8位祖宗大人做忌日与诞日羹饭，每人一年两趟，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吃羹饭。最万关的是遇上祖先做阴寿。做阴寿要还拜，而每次还拜的总是我，亲朋好友来拜寿，来者拜几次，我就叩头几次，还要互拜，每次都叩得头昏脑涨。
  上面我说过，我是母亲满月后到上海的，最初我们住在上海杨树浦，阿爸就在家附近的厂里做工。我上的是杨树浦小学（即沪东公社），学生多为工人子弟，没读多少日子，大人发现我学会骂人了，就转学到虹口的其美小学读书，家也搬到施高脱路（今山阴路）的二伯家。二伯家在施高脱路上的兴业坊，时为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弄堂房子（据上海地名志，兴业坊建于1927年），鲁迅生前就住附近。后来我又转到慈溪的洪塘小学（今即宁波江北区洪塘中心小学）读五年级。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大伯、二伯带着孩子们逃难到慈城。那一年秋季我到尚志小学读六年级，读了到九、十月份，我就跟着他们北上逃难到武汉，见日本人攻打武汉，我们近二十人又逃往香港。一路北上南下地逃难，一家人有难同当，大伯、二伯把我和妹妹（因母亲生病，父母没有与我们同行）照顾得也很好
  ⊙父亲冯固的那些事儿
  口述者：冯艾弥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日文翻译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淮海中路南鹰宾馆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父亲原名慈生，后改冯固1913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为慈城），因为是在慈城出生，故父亲的原名“慈生”与故乡息息相关。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因而14岁时就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三年级后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1933年医学本科毕业，留校任外科学系助教，兼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同年秋天，他被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录取为研究生，东渡日本深造当时日本的外科学家青山[1教授为培养他成为全面发展的外科学人才，特地介绍他到国际著名解剖学家西成甫[2]教授主持的人体解剖学研究室攻读，故又转为西成甫教授的研究生。
  西成甫教授发现父亲的专业特长，着力培养指导，这为父亲今后从事的专业打下了理论、临床诸方面的扎实基础，可正当父亲在异国他乡施展他的才华时，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开始了。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父亲放弃了留学，毅然回国。据父亲回忆，他的这一决定受到西成甫等教授的赞赏，专门在东京饭店为他饯行。
  1937年秋天，父亲回到上海不久，应聘到上海东南医学院工作，主要讲授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参加了汤蠡舟教授等组织的中国红十字医疗队[1]担任战地医生，为在前线抗日的中国将士救死疗伤。上海沦陷后，父亲随军转战于苏、浙、赣、鄂等省，不幸患伤寒而投奔到他的老师处——广西医学院求医。第二年夏天，病愈的父亲受聘于汉中西北联合大学，任医学院解剖学系教授。
  父亲第二次回上海是1940年初春，虽然上海东南医学院再次聘用他，然父亲没去执教，而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哈同大楼（现南京东路233号）挂牌设立“冯固医师诊所”。
  这一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邬奉先，是宁波邬隘村人，1937届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毕业生。父亲自己开诊所，是他感到中国人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且在中日战争中败多胜少，与当时上海吸食鸦片烟人数众多有关。当时的父亲根据民间土方，与母亲一起从中药中提取出一味名为“莨菪”的药材，再辅以其他药材，研制成戒毒药品“抗毒龙”，用于临床戒毒，效果很好。1946年春，父亲还与亲戚冯援[2]等人一同去苏北解放区用“抗毒龙”行医治疗；同年，父亲又与他的医疗助手在上海青浦租房设立戒毒所，自己担任戒毒所所长，救治了许多鸦片烟瘾君子。
  上海解放后，父亲应聘到上海公安医院任主任医师兼内科主任，同时被聘为上海同德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后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被任命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基础部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主任兼教授。曾听父亲的学生许学铭[3回忆，1952年夏天，父亲应邀去合肥为安徽医学院（前身是上海东南医学院，现为安徽医科大学）1956级学生讲授神经解剖学。时为该院建设时期，住地与临时校区相隔十几里之远，而身为教授的父亲每天往返跋涉，不辞辛劳为学生们上课。由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也处于初创阶段，为了不耽误本职工作，父亲在安徽授课期间，采取集中突击的连续教学方式，上午上课，下午实习，晚上自己还要备课。由于没有助教来听课，许多工作都是亲力亲为，自己画图表和挂图，亲手制作标本和带教实习，不舍昼夜每次上课，除了学生，还有其他教研组的教师、助教，父亲的敬业乐教感动了师生，他们向父亲赠送了一大面锦旗，还步行数十里到车站送行，只可惜当年“依依难舍，挥泪作别”的情景没有留下照片。
  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同德、震旦和圣约翰医学院三校组建，组建后的上海第二医院，首先是重组人体解剖学教授组，同时要改变各校各自采用中、英、法不同语言的教学现状，统一使用中文教材。为此，父亲与同组的同事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并以此自编教材和实习教材。在医学院支持下，父亲设计、筹建了人体解剖学实验室，并以自创的最新方法来处置尸体和完整的离体脑标本……经过多年的努力，医学院大型人体解剖标本陈列馆开馆。该馆一直向国内外开放，深得中外人士的赞誉。改革开放后，项目得到上海市政府科研经费，父亲与他的同事还精心策划创建了解剖学大楼，时为全国医学院校中屈指可数的解剖学大型教学基地之一。
  父亲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的是医学基础学，据学生介绍，他讲课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而且还挂上自己绘制的人体解剖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上大课时，整个大礼堂都挤满了学生，连窗台上都坐着人。
  “文革”期间，父亲在学校受到冲击，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白天在学校挨批斗，受到非人的待遇，但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他对我们说，他在学校里被造反派批斗，就像德国电影《马门教授》中从来不过问政治的马门教授那样，被法西斯匪徒们用绳子捆绑后推出家门受尽侮辱……但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不会就此放弃自己的信念，所以一直非常乐观，从来没有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那时学校停课停学，家里也没有了保姆，我母亲不擅长家务，父亲就自己下厨房，亲自做饭炒菜炖汤给我们吃。杀鸡时还让我们在一旁看解剖过程，告诉我们哪里是鸡的心脏、肺、肝，肠子，胃又在哪儿等等。
  “文革”中父亲被关进“牛棚”，我曾在学校工宣队的逼迫下给远在外地的姐姐写信，要她与父亲“划清界限”，自己也被迫去了黑龙江农场务农。父亲知道后并没有责怪我的错误行为，每当我从黑龙江返沪探亲时，父亲就会单独带我去淮海路上的“红房子”或南京路上的“德大”等沪上著名的西餐厅，点了传统的罗宋汤和炸猪排等。侍者端来罗宋汤，奶白色的浓汤上面漂着厚厚一层红油，十分悦目；两面炸得色泽金黄的猪排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面对如此精制的美食，我狼吞虎咽，而父亲则微笑地在一旁看着，让我周身感受到温暖的父爱，心里内疚无比。
  “文革”结束后，父亲获得了平反，此时他已60多岁，又重新返校。十年“文革”使中国医学界后继乏人，为了中国医学的未来，他亲自制订教学计划，指导中青年教师，带领研究生，为他们的深造联系国外学校和教授，诲人不倦，兢兢业业从事着教学和医学研究，为上海、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医师和科研人才，他们相继成为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骨干力量，担当起中国医学行业的栋梁。上面说到的“解剖学大楼”就是父亲重返学校后的“杰作”之一，当然这是集体的杰作，父亲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著述方面，父亲在日本时曾编写出版《最新解剖学拉丁语名词之新改订》；1953年主编出版《正常人体解剖学》、《局部解剖学》和《人体解剖学实习》；1960年出版《人体解剖学名词手册》上、中、下三册；后来还与他人合编了《中国人体解剖学名词》、《中国人体质调查》等。
  父亲兼任上海市解剖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市软组织研究会顾问、上海市高等学校学科教授职称评审组成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先后担任过《解剖学杂志》、《中国人体质调查》常务编委，《中国人体解剖学名词》审订修改组成员等。1990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向父亲颁发荣誉证书，其内文曰：“冯固教授从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特颁此证，予以表彰。”
  1992年10月，国务院给父亲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称“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一九九二年十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父亲对自己家族其他的亲戚也总是非常关心和爱护。无论是谁提出求医看病或经济上的要求，他总是亲自解决，如有疑难病症则带他们去上海市立大医院治病求医并慷慨解囊及时给予接济帮助。据三姐回忆，1945年二伯伯（父亲的二哥）离沪出走，从此音信全无。我父亲很同情自己的二嫂，于是经常去看望她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为其支付牛奶费一直到“文革”开始。
  尽管我们家子嗣不旺，子辈四个女儿，孙辈仅两个外孙女，但父亲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对自己妻子的感情一如既往，非常尊重我母亲，甚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当时凡是上海报纸刊登母亲在工厂里的科研成果，父亲就会与我们一起等候母亲下班回家后快乐地庆贺一番。父亲对女儿们也是一视同仁，悉心培养。我们姐妹四人都曾是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大姐毕业于上海重点大学。我在“文革”中曾去黑龙江和安徽务农，回沪后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日语，自修中文，走上了科技外语翻译之路
  后来两个外孙女先后出生，父亲更是疼爱异常。他78岁时在从事医学教育40年后正式退休，与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虽然精通日语、德语等，但仍深爱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尤其喜欢唐诗宋词。一有空闲就教外孙女背诵唐诗，还经常带外孙女逛外滩、南京路和淮海路，介绍老上海的风俗人情地貌，寓教于乐。两个外孙女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秉承了冯氏家族的优良基因和家风，从小性情开朗，尊师守纪，学业优秀，长大成人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做出不俗的成绩。
  大外孙女张韵[1]在17岁时赴美留学，学业优秀。毕业后即投身华尔街，现任美国布朗资本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取得的投资成绩曾在2009年被美国《投资商业日报》以36个月投资总回报的标准评为美国最佳成长基金，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在美国投资基金界的最高排名。[2]随后，中国《第一财经日报》驻纽约记者专程采访了张韵，在专刊上向国人介绍她在美国金融界的经历以及独到的投资理念。
  小外孙女张丹菁，也就是我的女儿，高中毕业后赴澳大利亚留学，先是进入悉尼大学学习，毕业后获得全额奖学金，现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攻读现代传媒博士学位，以后也想与外祖父一样投身教育事业。
  2010年，张韵生下一子，即我家的第四代。其父母为他起名“CharlesFengLugo”（查尔斯·冯·卢戈）。姓名中间的Feng（冯）就是为了纪念外公并保留冯家姓氏，一脉永存，代代相传。
  ⊙我的引路人
  口述者：冯季衡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市虹口区恒业路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家乡慈溪（现慈城），是后新屋中央大门冯养生[1]的第四个儿子，父亲名下有五子四女。
  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二姐冯援。二姐比我年长8岁，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毕业后，我在企兴证券号工作，从工作的单位到当时的社会，我发觉国民党十分腐败。自幼接受的是做个好人的教育，而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塌糊涂，因而对现状十分不满。我与二姐平时不住在一起，但一旦碰在一起，她经常与我谈形势，谈中国前途，并引导我学习进步书刊，如《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后来，我家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三哥子敏私奔到苏北解放区，说是参加革命去了。没有组织的介绍怎么能加入革命队伍呢？再说三哥去的那年，苏北解放区正在精兵简政，所以没去多久，三哥又回到了上海。然而，三哥的革命热情仍十分高涨，说要寻找浙东三五支队……三哥的行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二姐明白三哥的热情与鲁莽，也替弟弟担忧，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暗探、特务，像三哥这样乱撞，不是很危险吗？因而二姐向组织汇报，组织同意三哥加入革命队伍，后来三哥调到江苏南京工作……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二姐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只知道她很进步，在沪江大学读书，带领同学搞学生运动。因为家里有二姐、三哥这样的进步青年，当年我家的环境似乎十分进步，但我全然不知二姐、三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他们是1942年同一年入党的，二姐在上半年，三哥在下半年。
  二姐看我一直心向正义，痛恨腐败，就介绍我入党，时为1945年6月。当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我的领导是吴学谦。入党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党组织决定开设书店，并为地下市委学委副书记吴学谦提供一个合法的职业掩护。吴学谦领导我和吴惠娟、王遇安（又名立明）等筹建书店。吴学谦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1363号的街面房子，原为立达商行，因经营不善愿将房子顶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使用权出售），经过协商，顶租了这一房子。为了避免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过户费，我们仍用立达名义，定名为立达图书服务社。吴学谦同志化名吴志庸，“立达”的资金主要是党的经费，为弥补资金不足，吴学谦要吴惠娟争取她的哥哥和姐夫（党外进步人士）吴道南、陈秉国投资，使党的地下书店合法化。接着吴学谦通过组织将地下党员孔大成、陈图南、王芳君先后调来“立达”工作，不久又充实了曹永昌、祝文霞等同志共同参加战斗。吴学谦领导我、吴惠娟、王遇安，我们三人组成“立达”党支部，由王遇安任书记，再领导孔大成等三人。
  经过筹建，1945年10月，立达图书服务社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经销各类图书和文化用品。在经销的图书中有大量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大多是苏联的翻译小说，总经销茅盾著作《霜叶红似二月花》。为解决不少贫困学生买不起进步文艺书刊的问题，专门成立了借书部，提供借阅同时为避开敌人的视线，在学校开学期间，大量经销教科书，并总经销著名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编著的《最新英语读本》，向各学校推荐。
  应该说，在吴学谦的领导下，立达经营良好。但在1948年3月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王遇安的哥哥被捕，他的侄子来书店让叔叔（王遇安）回家一次我得知这一消息，感到事关重大，一边阻止他让他不要回家，一边马上向吴学谦汇报，吴学谦立即下达了三条指示：一是王遇安撤离上海去苏北解放区；二是“立达”关闭；三是“立达”资金转移开设地下印刷所。
  我们按此执行，王遇安与地下交通员接上关系后去了苏北解放区。立达宣布停业，办理结束。这时，吴学谦要我继续负责地下印刷所的工作，并领导我和孔大成筹建印刷所。后来，我们顶租了巨鹿路305弄9号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地下印刷所定名为明夷印刷局。吴学谦任股东老板、协理，提供一个合法职业掩护，我改名冯季立并担任经理，孔大成任营业主任。印刷所的设备是组织上从其他地下印刷所调拨过来的。
  那个地下印刷所开设在天潼路顺和里内，因一名青工出了问题而暴露，必须迅速转移印刷设备。吴学谦拿出一张“让盘受盘协议书”，让孔大成以此“协议书”找中兴印刷所潘震（也是地下党员）盘接印刷设备。旧时的上海工厂关门盘让很多，我们开展一般商业上的交易受盘，不会引起敌人注意。孔大成与潘震接上关系后，商定由潘震立即将印刷机器拆卸包装，全部铅字装箱。孔大成向堂兄孔谈林借用伪工务局大卡车，请了十名筑路工人帮忙，我和孔大成、孔谈林一起到天潼路起运全部印刷设备。
  为了防备敌人跟踪，我和孔谈林坐在驾驶室内指挥驾驶员绕道而行，孔大成在大卡车后面警惕敌人“尾巴”，终于把已暴露的地下印刷所的印刷设备顺利地搬到安全地点。设备到了，而印刷所缺少流动资金，经吴学谦同意，我通过二姐冯援争取党外进步人士洪鑑新参与投资明夷印刷所。洪鑑新是宁波慈溪县洪塘（今属江北区洪塘街道）人，是我三婶的弟弟。当时二姐住在三叔隽生家。洪鑑新在证券公司工作，经济富裕，思想进步。
  他投资后，担任明夷印刷所监理，这样不仅解决了印刷所的流动资金，还利于地下企业开展活动。
  之后，党组织又调派了一些熟悉印刷技术的地下党员，明夷印刷所的党组织还是由吴学谦领导我和孔大成，孔再领导其他三人，并建立党小组。一切筹备完毕，明夷印刷局于这年9月正式挂牌对外营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为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先后排印过具名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告全市人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人员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传单，数量有几十万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明夷印刷所完成历史使命。在此一起工作的同志按调令分配到各个部门。吴学谦让我6月1日到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报到，完成了银行接管工作，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南市区财政局、上海市物价局等单位工作，至1984年离休前任上海市物价局重工业品价格处副处长，现享局级离休待遇。
  有意思的是，我入党后不久，在大同大学读书的妹妹冯子英，也由二姐介绍加入了革命队伍。现在想想真有意思，当年的我只知二姐思想很进步，想不到，她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我所知道的家事
  口述者：冯世立出生年月：1931年职业：教授级高工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市西便门广电总局住宅区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的祖父是冯养生，父亲叫冯伯准，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1931年7月出生在上海，属于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子孙，与族叔公冯度一家住一起（参见表6.1.4）。
  5岁前在外婆家长大，1937年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小学、中学）、宁波（高中）、上海完成学业。中学（高二、高三）[1]在宁波效实中学就读。效实中学是我们慈溪人办的学校，校长是冯度，是爷爷的堂兄弟，我是典型的三门（家门、校门和机关门）干部。当时上海读书风气不太好，所以父亲送我到宁波读书，据说效实毕业考交大没问题，而我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52年，大学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改名广电部、国家广电总局）设计院工作，退休前任院副总工程师。
  外婆家在裘市，旧时属慈溪县（现属宁波江北区洪塘街道），因为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我听说过外公与长辈的事儿。外公裘由辛，是旧时代文人，也是一位爱国老人。他与祖父是老乡加同学。据说，外公当过一任浙江省龙游县县长，而祖父做律师前曾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一次，去龙游视察教育工作，碰到外公，两位同窗好友就在龙游订下了儿女的秦晋之好。后外公到报馆做事，日本侵略中国后，因不愿意为汪伪政府做事而去了重庆，结果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过世，比较年轻，家人实为外公的早逝而惋惜。
  祖父广交文人墨客，后在上海挂牌做律师，但为人正直，一生清高，因而虽说做律师却没赚钱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初中文化程度就身背铺盖到上海学生意。据说父亲先在一亲戚开的金店当学徒，后当上大来银行的经理[1]，父亲有四个弟弟、四个妹妹，旧时的家庭是祖父当家，而家中经济生活全部由父亲负担。祖父不那么会赚钱，而教育倒很有办法，首先自己为人正派，其次就是培养子女读书，祖父将其儿女（除大姑妈外）送进大学。因而我的姑妈、叔叔在抗日救国时期大多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党工作，父亲都在经济上给予了他们一定支持。是二姑妈冯援影响了她的弟妹甚至整个家庭，亦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可以说二姑妈的言行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理想信念。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上学时，二姑妈要我读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
  我在学校没参加学生运动，而她总问我学习与校园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她又鼓励我申请入团，大学毕业后则动员我服从统一分配。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的不少好友有的去香港，有的去台湾，不少朋友劝父亲一起
  走。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确实处在留下与远行的十字路口，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家庭进步力量的影响下，父亲作出正确的选择，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时的我读大学一年级，就在上海解放前那个晚上，二姑妈住我家。我家位于梵皇渡路，是一幢上有阁楼，底层有花园的三层小别墅。那晚，我发觉二姑妈与父亲谈得很晚，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党员。
  20世纪50年代，父亲任总经理的私营大来银行按党和政府的政策，停业关闭。大来银行停业后，父亲曾在公私合营的四明银行当经理，后又进京学习，改造思想。在北京学习后，他服从分配去安徽省人民银行当了一名科长。当年父亲已人到中年，安徽省条件艰苦，怎能与上海相比？但这是父亲自愿选择的，放弃了上海十分富裕的生活从一个资本家到一个国家干部，父亲是铁了心地想改造自己，这既有自己的觉悟，而这一过程也离不开二姑妈的影响。无论是选择留在上海，还是选择去安徽工作，二姑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安徽期间，父亲利用过去在工商界的关系，吸引了部分上海、香港实业家的投资，为支援安徽省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
  父亲娶了两个妻子，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妹与父亲一起生活在安徽，后父亲因身体有恙退休回上海。这期间，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安徽，父亲与二姑妈的手足之情从没淡过，尤其是父亲晚年因病经济颇为困难，二姑妈一直接济着父亲。
  当年在家，我年纪小，家里（亲属）的事知道的不多，但无论是祖上，还是我辈，我们家人大多是重才华、轻财富，我不知这与我们的家族血统是否有关。慈溪（现慈城）冯氏是大族，历来有一定名望，也许如此，我曾带着儿女去慈城，今年还想把孙辈也带去，看看我们的家乡。
  ⊙后新屋新大门逸事
  口述者：冯子昂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芷江中路258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家世居浙东慈溪县城（今慈城）后新屋新大门，与藕田畈冯家、雷家巷老冯家同是启承祠沛斋公的子孙。原我家大门有门联“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20世纪80年代末，我多次出差到武汉，发现那里的冯姓人家也贴有“大树将军”门联。慈城冯氏是辅佐东汉皇帝刘秀的大将军冯异的后裔。那么是否全国冯氏都贴着同一副门联呢？除了门联，我家大门原还有醒目的“父子登科”门楣。
  新大门第一位“登科”的举人是我的六世祖冯本怀，在世时遇到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本怀公于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当时才27岁，官任内阁中书，这是七品文职京官。本怀公一生做了三件事：建抱珠山房，太平军撤退后修城隍庙，晚年在雷家巷再建冯宅。
  本怀公在新大门后建抱珠山房。《慈溪县志》记载：其（本怀公）抱珠山房藏书与醉经阁、寄月楼相埒，与尹元炜著《溪上遗闻集录》及《诗辑》两书，并参与订修，居恒手不释卷，暇则饮酒赋诗而已。有《抱珠山房诗存》、《明鲁监国诸臣咏》与尹元炜一起刻印的《溪上遗闻集录》与《溪上诗辑》留存于世。
  前几年，媒体报道“发现”抱珠山房的消息。为此我专门问了母亲、姑妈等长辈，现将她们有关抱珠山房的回答归纳如下：
  一是抱珠山房不是新大门的后进楼房。“发现”抱珠山房的报道，认定后新屋新大门的后进房屋为抱珠山房藏书楼，还配发了照片，据说还有纪录片。这与我家记忆的大不相同，母亲与三姑妈凤娟、四姑妈吟娟、五姑妈婷云不约而同地指出，本怀公的抱珠山房不是新大门后进正房，而是北面抱珠山麓独立的一小楼；这小楼早被大火烧成了“火烧滩”，是媒体指认后进北面、抱珠山麓的那片空地。1948年，母亲怀上小妹来家乡坐月子，我跟随母亲从上海回到慈城。在那片火烧滩上，我见到果树、菜地、鸡舍和柴间。所谓抱珠山，就是新大门北面马头墙里面的这个高墩，一人多高，上面是我家的柴间与鸡舍。那时，一辈子在上海冯存仁堂打工的祖父庆瑞公，因药店倒闭回乡。他在那片火烧滩上植树、嫁接、种菜、种花、养鸡、整理柴间，监督我识字写字，还无休止地“九制淡竹盐”。“淡竹盐”，是把盐放进竹筒、敦实、封口，放进火缸里煨。之后取出，敲掉成炭的“竹壳”、粉碎“盐钢条”，如此周而复始九次。“淡竹盐”的咸味要比食盐清淡许多。祖父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家人喝一杯他用温水冲泡的淡竹盐，说能“清洗肠胃”、清火。
  二是抱珠山房藏书的影响。抱珠山房藏书除本怀公自读外，还影响了新大门的儿孙。本怀公儿子全壎公、本修公儿子全墉公都读过抱珠山房的藏书，1864年他俩双双中举。之后的1882年，读过抱珠山房藏书的保清公（全墉公子）又中举。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新大门又出了三位举人，抱珠山房功不可没。
  三是抱珠山房主人晚年离开新大门。本怀公和全壎公“父子登科”，造就了新大门第一对“父子登科”，很是荣耀。可好景不长，本怀公的孙子们，即全壎公的六个儿子，大部分染上鸦片毒瘾。本怀公在雷家巷另建房屋，带了他的孙辈去那里生活，人称雷家巷“老冯家”。
  四是抱珠山房曾被转卖。本怀公与全壎公先后撒手人寰，而鸦片毒瘾却死缠住本怀公的后人不放；雷家巷“老冯家”继续败落。无可奈何，为了生计，只得卖家产，其中就有本怀公的抱珠山房藏书楼。那么谁是买主？据前新屋冯全璜（号迓甫，1889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的小女儿冯莲云（1919年出生，辈分高，我叫她“太婆”）对我讲，其父做过上海冯存仁堂掌门人，买进抱珠山房纯粹是为族人做好事。
  五是刻本曾多次被翻印。本怀公与尹元炜公等刻印的那些著作，也曾深受慈溪乡人喜爱。之后，新大门子孙翻印祖上留下的木刻版本，最后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的三姑妈冯凤娟（1918年出生，仍健在）很健谈，她说，她10岁上小学，大约读小学三年级时，其父冯庆瑞（我的祖父）曾在藕田畈老藕田学堂翻印刻本。她的记忆是抱珠山房刻本木板比她的手掌“一虎口”大些，长方形，像如今32开的书本那样大，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字，一块一块地印，纸张摊满一地，老人说：“很有趣。”
  六是刻板送西泠印社保存。抱珠山房易主后，本怀公的族曾孙庆瑞公，把大部分藏书搬到后进楼上的空房间，抱珠山房还存有一大堆刻印木板。总不能把这些东西长期存放在前新屋人的房子里吧，庆瑞公与冯庆恒（以下再讲其人）遗孀郑氏商议对策。当得知本怀公刻本的共同作者尹元炜后代在杭州西泠印社工作时，就委托他（而不是委托其他人），以本怀公已故嫡曾孙庆恒公的名义，把刻印木板送到杭州的西泠印社。
  七是抱珠山房已化为灰烬。1946年初春的某夜，抱珠山房起火。我家房客、同窗54届卢忠麟和他的母亲（“卢家婆”）住在我家后进楼上，目睹了这场火灾寄宿在慈湖中学的46届学生王伟臣，在慈湖北岸看到了火势。幸亏抱珠山房是新大门最北面的独立建筑，与正屋没有走廊相连，不过火势还是引燃了后进房子西边弄堂的腰门。如果后进引燃，后果不堪设想，不仅新大门保不住，还可能危及中央大门与老大门。已经是慈中考棚中学生的四姑妈（阿吟）与五姑妈（阿婷）急中生智，把浸透水的被褥扑向腰门，才阻止了这场火势的蔓延。如今新大门西边腰门还留有当年被火烧焦的痕迹。年逾九旬高龄的姑妈们忆及这场火灾，仍激动不已。另外，五姑妈多次说道：“西泠印社里有太公刻本的共同作者。”我明白五姑妈说的是尹元炜的后人在西泠印社工作。
  本怀公晚年移居雷家巷，还有两件事留在了新大门。一是搬不走的抱珠山房和大量的藏书、刻本木板。刻本的去向，上面已经交代清楚了。抱珠山房的一些藏书，后被哄抢时，祖父曾捋着长长的白须哭求：“留些纸张给我孙子写写字……”然而书籍很快破撕成片，包零食，消失得无影无踪。听说，五姑妈婷云带到上海的几套线装书也在“文化大革命”时成了“扫四旧”对象。抱珠山房烧了，藏书没有了，只有刻本可能还在杭州西泠印社。二是沛斋公画像。沛斋公是慈城冯氏启承祠支系祖先，是本怀公的祖父。不知道为什么，本怀公把沛斋公画像也留在新大门，这成了后来我家逢年过节祭祀的辉煌。祖父总是把沛斋公的画像挂起来，捋着白须向我们啧啧称道。雷家巷、藕田坂的冯氏亲戚曾来我家祭拜共同的祖先。
  新大门子孙继续繁衍。全墉公及其兄长全坤公把他们的孩子以过继等形式向外拓展，方向是藕田畈当我出世时，新大门只留全墉公孙子庆恒公的遗孀郑彩章大阿娘和全坤公的孙子庆瑞公两家了。
  1853年起，太平军占领慈城长达10年。慈城民问称太平天国起义为“长毛造反”。《慈溪县志》记载，清道观于“同治元年（1862）毁于粤寇”[1]，捣毁清道观是太平军撤退前对慈城公共设施最大的一次破坏。从史料记载看，科举出仕的冯家举人们有大到向朝廷捐饷，小至捐资设义渡等义举。本怀公于同治九年（1870）募捐修建被太平军毁坏的城隍庙。[2]全墉公与子保清公是新大门的第二对“父子登科”，“登科”后，全镛公选择集资重建被太平军毁尽的清道观[3]，时为光绪十三年（1887）。这是清道观自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重建。重建后的清道观既是道教圣地，更是慈城名胜景区，时为慈城（也包括周围县治）小学生远足、中学生野餐野营的地方。重修后的清道观由族人冯翊廷公直接管理，他是我的慈中初中同窗、邻居冯祖延的太公。差不多同时，全坤公的儿子保燮公也与他人集资三千余缗重修大成殿明伦堂。[4]
  不幸的是保清公中举两年后死于肺病。全墉公忍着丧子之痛，继续指挥重建清道观。那时慈城的乡贤聚集在后新屋新大门建言献策，新大门俨然成了重建清道观的“指挥所”。可能是太专注于清道观重建，全镛公忽视了对宁波漆店的管理。在清道观重建临近完工的时候，一天，漆店“阿大”（总经理）携款逃之夭夭，而这家颇具规模的漆店，正是后新屋新大门全墉公与全坤公两大家子人的生活来源，那是1890年前的事。
  全墉公、全坤公两家，后代有13人，是11女、2男。这11个女儿虽然识字不多，甚至有一字不识的，但有“父子登科”、修清道观、修明伦堂等的金字招牌，还有慈城冯氏的家族影响，她们大多嫁到慈城或周边的大户之家。而且这些姑婆们勤勤恳恳，相夫教子，她们的儿孙大多非常优秀。大姑婆嫁到慈城袁家，有两位姑婆嫁到洪塘，小姑婆（我的十一姑婆）嫁给时家边，后去上海生活，他们的长子时逢春、季子时际春，曾捐资慈中的“四九楼”；还有两位姑婆嫁到慈城钱家；最远的是嫁到骆驼桥盛家的姑婆，成了新中国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的夫人。除此姻亲，祖父与盛丕华曾经一起在上海冯存仁堂学生意。
  按现在的说法，庆恒公、庆瑞公是继全墉公、全坤公之后的新大门掌门人。
  庆恒公是保清公的儿子，因全墉公长子保承公无后，庆恒公过继给保承公。庆瑞公是保燮公的儿子，幼时曾过继到雷家巷（这是名义上的过继），成了本怀公（信房）的曾孙。
  新大门衰败后，年幼的庆瑞公到上海冯存仁堂当学徒。他还是在药店里认字学习的，后来帮助写中药处方，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过，新大门还是把跛足的庆恒公培养成慈湖书院执教国文的先生。不幸的是庆恒公患上肺痨，1919年咳血不止，命悬一线。为挽救生命，从半浦郑家抬来郑彩章，给庆恒公“冲喜”。
  同年初夏的一天，躺在床上的庆恒公不时听到哭泣声，问“房里阿姆”（保姆）：“谁在哭泣？为啥哭泣？”按主人吩咐，保姆没有说出真相。傍晚，奄奄一息的庆恒公又听到家人的哭泣声，便呵斥房里阿姆：“谁在哭？！”吓得慌了神的保姆脱口而出：“有甫死了！”
  冯有甫，庆恒公独子，是年12岁，患猩红热暴毙。病入膏肓的庆恒公听到儿子夭折，第二天也睁着眼睛断了气，时年38岁。新大门两天亡故两人，父子同办丧事。“父子登科”的大喜与“父子同丧”的大悲，是新大门两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庆恒公父子同丧，全墉公长房又断了香火按过继风俗，五服内的族人都可过继给庆恒公遗孀郑彩章以续香火，有意思的是郑彩章偏偏相中庆瑞公的儿子——我的父亲冯有楣那年父亲才3岁。父亲是祖父与继室杨润芳生育的儿子，祖父与原配已育有儿子有彬，祖母杨氏嫁入新大门后，先生了两个女儿，听完要将头胎男婴过继给郑彩章，祖母说啥也不愿意，但最后还是拗不过祖父。
  曾经过继到雷家巷的祖父，1884年出生于新大门西侧藕田畈冯氏乐房。祖父的生父是保燮公，出生于新大门，后来出继到藕田畈乐房；出生于藕田畈乐房的保燮公子、我的祖父又从藕田畈出继回到新大门，因此彩章大阿娘打趣地称祖父是“回汤豆腐干”。父亲过继给郑彩章，我叫亲祖母、父亲的生母杨润芳为“小阿娘”，反而叫父亲的继母郑彩章为“大阿娘”。过继一事也发生在1919年，离庆恒公父子同丧的日子过去还不到三个月
  这里，我特别要说说大阿娘郑彩章。大阿娘是因冲喜嫁到冯家的，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新大门破产后，又断了她的生活来源。她的名下只有五婆湖（我家喜欢叫“五步路”）3亩田和新大门西面的楼房。她只好依靠出租房屋来维持日常开销，后进楼上出租给卢家婆，轩子间出租给秦家阿太（我初中同窗董季川的外婆）。郑彩章洁身自好，终生未再嫁。她的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女，都与她十分亲近。女儿彩葑是她先夫庆恒公与原配的女儿，儿子有楣，即我的祖父与其妻杨润芳的儿子，是过继来的。大阿娘郑彩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她做的两件事至今让家人传颂，使我也终生难忘。一是上面说到委托祖父，以亡夫庆恒公之名向杭州西泠印社赠送抱珠山房的木制刻印板，替本怀公保全了一批珍贵文物；一是支持女儿彩葑退婚。1909年，庆恒公将6岁的女儿彩葑许配给他的好友慈城周家的儿子周郎。彩葑姑娘长大后发现，父亲在酒席上将她许配的竟是个浪荡公子。无可奈何的彩葑姑娘只得向继母哭诉。出于义愤，郑彩章竟聘请律师上法庭打官司让女儿退婚。消息传出，遭到冯氏族人的强烈反对。郑彩章挺身而出支持女儿，与族人论辩……经过多次交锋，彩葑姑娘终于解除了这门封建婚约，时为1926年3月。彩葑姑娘解除婚约后，到上海嫁给张伯方君，组成美满家庭。我叫她“张家姆妈”，张家姆妈家也是我1957年高中毕业后到上海钢铁厂工作之余的可靠可亲的歇脚地之一。1971年，享年81岁的大阿娘郑彩章逝世，父亲亲自书写墓联：“受尽封建苦，荫得子孙贤。”
  最后，补充全墉公的新大门逸事。1894年，60岁的全墉公晚年得子。这个尾巴儿子要比他的两个侄子庆恒公和庆瑞公小整整10年。为了保证幺儿的幸福，年老的全墉公又把儿子过继给老大门经济富裕的族人。这位幼子叫冯立先，有二子一女，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冯立先曾招来许多麻烦，自然影响其儿女。其中一子冯庆祺早年去了香港，女儿冯荷香几经磨难来上海，住在我家后面，每年冬天公布“爱心捐款”名单，总能见到她的名字。1966年，冯立先过世后，他的子女都曾回过后新屋老大门，送父亲最后一程。
  ⊙后新屋老大门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祖延出生年月：1937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凤凰新村12幢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在慈城始平路的后新屋老大门长大的。我这一辈之上的四世祖，我记得的有如下数人：
  高祖辈：冯诩廷（有二子）
  曾祖辈：冯敏楷（有一子：学潮）；冯敏桢
  祖父辈：冯学潮
  父辈：冯晋福（有一子：宝延，字子畏）
  冯晋鋆（有三子：康延、德延、祖延）
  高祖诩廷公是举人[1]。据祭文所载，捐得道员晋三级三世。我们冯氏宗支繁衍，谱牒久不修辑，诩廷公就本支辑为宗谱，体例谨严。
  光绪十三年（1887），他与族人冯全墉集资重修了烧毁的清道观文昌殿。悬有“斯文在兹”额匾的清道观文昌殿，几乎屡修屡毁，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又烧毁了由冯家汝霖、汝震、汝霆三兄弟重建于道光九年（1829）的文昌殿。
  不知是阿爷学潮公，还是曾祖父敏楷公，他们其中一人是启承祠末代族长，管理着冯家的公共产业，包括地产、屋产，其中一处公共地产就是清道观。这样的传说，给人的印象好像清道观是冯家的一样，我猜这可能跟慈城冯氏多次捐款修建有关，光绪《慈溪县志》对此有明确记载。
  伯父晋福在南京慈城老乡北门阮家开的宝兴银楼做账房，可惜伯父英年早逝。父亲早年在上海的元昌顺绸缎布店（位于南京路）当伙计，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以后，回到慈城。父亲喜搓麻将，爱听京戏，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经常背我到清道观去，那儿有戏台，他去听戏，我去玩耍。这是将近80年前的事，玩什么、看什么都记不清了，而清道观精美的雕刻艺术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说起雕刻艺术，当然还有我家居住的后新屋老大门，全部透雕，大幅蔓卷花间是戏曲人物。可能那房屋太华丽了，日本人侵略慈城时作为公馆专供日本军官居住，好像还设过日本军人的卫生所。
  说来也怪，这冯家房子好像专为军人建造似的，单说这老大门就驻过太平军（太平天国时）、日本军（抗日战争时）、和平军（解放战争时），每次当作军人的公馆，都与房屋的主人外出做生意有关，也与冯家的名气有关。在我印象中，老大门的两整幢及厢房、明轩的几十间房子，只住了我家和堂兄两家几个人。至于冯家的名气，自冯阿云捐助军饷后，原本南省名家的名气更大了，冯家儿女的婚嫁联姻对象也都是名门大户，我的母亲家就是慈溪袁家，是袁枚[1]后代。这样的强强联姻，使冯家的人脉更旺，以我的两个亲属为例，一个是母亲的大弟袁瑞蹈，即我的大舅；一个是母亲的外甥女婿赵启正，即我的表妹夫。
  大舅袁瑞蹈在上海读大学期间（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家人的安全，他改名郑森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曾到后新屋躲避过敌人的追捕。新中国成立时，他任上海市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和新闻处处长，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后调北京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表妹夫赵启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现是中央新闻办主任。
  名气介大，又有钞票捐建公共建筑，那我家祖上应该挺有钱的。有意思的是，快解放时，阿堂伯（名叫冯庆堂，其祖是上海开钱庄的）拿来一张票据来赎老大门的房子，原来祖上早将房子抵给族人，这样我们只得再向阿堂伯租房住……
  ⊙祖居、祖坟与家谱
  口述者：冯有康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海曙区假山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出生于慈城雷家巷15号，现在门牌改为雷家巷6号。读小学在藕田学堂，（读）初中在柳山庙沿的慈城中学，（读）高中在慈湖中学。上小学时，因生日小读书还差几月，住在慈城的（堂）三阿伯（名宜寅，字庆亮，参见表6.1.6）陪我讲情面入的学。1965年[1]，我考入浙农大农机系后离开慈城。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宁波到农业局工作。后来农业局在洪塘镇创办农机厂，急需技术人员，因洪塘离慈城的家近一些，我就服从需要到宁波第一农机厂工作，11年后又调到慈城的宁波粮机厂先后任技术科科长、经营副厂长，直到2001年企业转制。
  我是十几岁离开慈城的，毕业后又想回到慈城，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呢？因为我是家里的小儿子，父亲早逝，而慈城还有母亲和祖居，我总想离母亲、离祖居近一些。我说的祖居，也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听姑妈讲，它曾经被称为冯家新屋。
  被称作冯家新屋，是因为雷家弄原本就有冯家的房子，而阿爷的阿哥，即保晋公发起并与阿爷保恒公建的新房子。新房子的北墙砌在冯家老屋的映墙上，也就是老屋的照壁，这样与冯家老屋连成一体。目前，冯家老屋还剩雷家巷7号东西朝向的一排房子和道地，现住五服之内有朋堂兄的儿女。造新屋能砌老屋的映墙，可见新屋的主人与老屋的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后来我在编修《慈城冯氏启承祠支谱贞房支谱》时发现，原来阿爷的阿爷本仁公与有朋阿爷的阿爷本怀公是两兄弟，原来是五服之内的同族嫡亲，即都是紫园公之子孙。听姑妈讲，阿爷兄弟俩是宣统元年（家谱也是这样记载的）发起造新房子的，当时大阿爷在上海可口铁号工作，而阿爷在上海一钱庄做跑街，兄弟俩省吃俭用，一年积蓄了6000元大洋，年底回慈城，兄弟俩协商后买了一桑园，陆续建造了一幢五间两弄高平屋，东西厢房各六间，大门开在南面沈家弄，北后门即在雷家弄。其实6000元是不够建这么多房子的，所以这幢房子的内装修不太统一，连屋柱也是拼接的。尽管如此，这些祖屋是阿爷们的心血，也是慈城冯家屋的一部分。头道大门进来是园地，园地里种的有石榴、桃树、梨树、梅树和橘树。二道大门进来是个大道地，两边是与屋檐差不多高的隔墙。隔墙中间是上圆下方的门洞，走进门洞各是长方形的小园地，小园地里种的有樱桃树、杏子树，这些果树使家里入一年四季有水果吃。还有那屋檐墙角的花卉样的壁画虽不如前后新屋的画梁雕柱精致，但五彩图案和整个院子的合理布局足见阿爷们当年设计房屋时的用心。
  一百多年了，冯家新屋早已成了老房子，而这幢祖屋却成了启承祠贞房紫园公子孙寻根祭祖联系的大本营。20世纪80年代中期，客居台湾的庆吾三阿伯（名宜浩，参见表6.1.6）回祖地，就住那儿。六十多年前，在上海绸缎店做伙计的三阿伯被老板指派别妻离子（女）去台湾工作，“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家后，三阿伯让我陪去朱春岙扫祖墓。他以为父母在里头，儿子在外头，四十多年的乡愁此时可以倾吐，不料祖坟被平，无限的乡愁一时无处诉说，三阿伯十分伤心，幸亏还有祖屋在——雷家巷冯家屋慰藉了漂泊在海外的三阿伯，回去四五年后，他就过世了。
  祖坟、祖屋和祠堂是连接故乡与游子的纽带。庆吾三阿伯的寻根之行触动了我，我常问自己，我从哪儿来，可能我还知道些，那我的儿辈、我的孙辈呢，他们会知道吗？父辈留给我们一本内容简略的家谱，放在长房长孙上海有祥哥处，我是否能继承父志，续编这本家谱呢？新世纪初，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他们十分赞同我的想法。在重庆的有桢堂兄来信说：“我们冯家兄弟姐妹现居全国各地，平时又较少联系，早日把家谱修订出来，很有必要。”目前启承祠贞房还有八房兄弟一房姐妹，我请各房指定一人负责收集各房的有关情况，消息传开没多久，就收到各房寄来的个人信息。
  有祥哥也送来阿爷留下来的启承祠贞房谱（抄本），我一看是一本草纸一样的破簿子，没有封面，没有抄写日期，扉页抄写的支行排行十六字，“启承之大，天云本全，保宜有子”，另还有四字，原不知是什么，现在据查得知是“世德广裕”。我就可以通知各房的兄弟姐妹。
  从2005年开始续编，根据各房提供的资料，根据原谱，经考证、补充、归纳后，以“上承列祖列宗，下继问世晚辈”为宗旨，采用直线一脉为主、不论男女、按代列出的方式完成了继谱。2006年完成后，我将家谱寄给同辈人，人手一册。在湖南的表阿姐婉苓来信说：“家谱慰藉了我的思乡之情。”原来婉苓的母亲，即姑妈，早年嫁到孙家，她子女多又因工作分散于各地。婉苓表姐还说，原先连外公的名字都不知道，现在居然还知道了那么多的祖辈。的确，家谱编好后，亲戚间的联系更多了，我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现居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省市，这几年他们常在清明节来慈城祭祖寻根，因为家谱增加通讯地址，他们回来大多住在雷家弄的祖居。
  ⊙离开慈城往事
  口述者：冯进新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宝山区（云西）三花现代城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母亲姓俞，名娇麟，是慈城竺支山门俞家的女儿，现址在慈城新弄内，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作公馆的那些房子。母亲是五姐妹二兄弟，她的大姐娇仁，我们叫大嬷，嫁到颜家桥冯家[1]，是冯孙眉之妻；她的二姐希增又名俞襄，我们叫二嬷，嫁给布政房冯定[2]为妻。
  当时的外公好逸嗜赌，一家仅靠外婆做女红维持生计，家境贫困，母亲未成年便与她的三姐娇凤离家在上海一手帕厂做工。17岁那年，外公私自作主将母亲许给父亲冯有箴。父亲比母亲大8岁，说是慈城大户人家，属后新屋冯家，家有五间头大屋一幢，位于慈城北门外桃园脚下（原址现为民主路北水文队家属工厂），还有一只大金手镯（后知是包金的）。
  祖父宜彭[3]属于启承祠藕田畈冯家，个子不高，微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人称小老板，又没有固定职业，因能写一手好字，经常帮人抄写对联、挽联等，偶尔也做红白喜事司仪，平时喜话讲讲，麻将搓搓，有抽鸦片之恶习。藕田贩冯家到祖父一辈已败落，但还死要面子，父母结婚场面很大，也十分铺张，结果是婚后负债累累。
  父亲能拉一手京胡，也是京剧票友，每逢节日盛世，父亲经常参与应星耀先生组织的吹拉弹唱，我家曾有这些吹拉弹唱场面的纪念照片，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同时销毁的还有祖先留下来的红顶帽珠一枚。
  我族冯家创业是从冯映斋创办冯存仁堂开始的，较为鼎盛的是映斋公第四代，比如季房云濠、云祥兄弟捐资办学、疏治慈湖、捐银筹饷等，以致我族有“江淮河汉”、“乾坤”、“经纶昆仑”十房之说。父亲晚年回慈城，写下几张关于冯氏家族的记忆，其中有“始平望族，慈水名家”，“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凌云绵世泽，大树振家声”，“大树家声远，凌云世泽长”的对联诗句。我族作为慈城冯氏惠宗祠（承志堂）支族，下又分设观德祠（恒裕堂）与启承祠（存仁堂），我家作为十房之一脉，至映斋公七世孙开始败落，败落之因是鸦片。有道是饱暖思淫欲，而冯家人温饱寻刺激，对于鸦片，从好奇到为了派头，导致上瘾后不可收拾。
  根据冯家祠堂族规，族里子孙轮流受益公租，因我家到父亲是四代单丁，所以每隔三年就能享受一次，而兄弟多的人家则要六年，甚至九年才能轮值。照理这些租银可享用一年半载，饭总有得吃，但被鸦片一折腾，我家是年年先吃后空，不断变卖家产。所以母亲嫁到冯家后，所谓藕田畈冯家已是千疮百孔了，但依旧不改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家里有肉庄、布庄和南货庄三本红折，这红折是先取实物后回钞，一般是平时随便拿，记账年终结算。每到年关，祖父总是借故外出，当举债人上门，听说先生外出（旧时男主人不在家）讨债人只好怏怏而归。更有意思的是，每当中午，祖母总让娘姨（佣人）烧大镬水，原来是烧水能使烟囱冒烟，似乎告诉邻居冯家在烧中饭，谁知我家烧的是水，连粥都谈不上。当时慈城穷人也有一日吃两餐的，我家的情景真有点像小说里的情节。实在是无米下锅之时，只好悄悄差人从后门出去用家传的翡翠或者木香等名贵中药换些钱粮，以补无米之炊。这样，度日如年般过了一些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无奈只得把祖传的房子卖了，还清债务后所剩无几，我家只得租住在白药房房子里。
  1936年，祖父过世后，母亲当家，她回绝了赊销的三本红折，辞退了所有娘姨和看山人，并把山上的所有树木砍伐卖掉以补家里的收入。然而这些举措违反了族规，遭到族人的谴责，说是大逆不道，然而母亲根本不理这一套，我行我素。毕竟这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再说父亲是单丁，别人也无可奈何，而且时代已进入民国中期。
  这是母亲讲的我家离开慈城的故事。母亲常说，无事不胆大，有事不胆小。日本人侵占慈城前夕，父亲在县政府当文书。日本人侵占慈城后，也曾规劝父亲到县府上班。母亲考虑到父亲若继续上班，肯定会被认作汉奸，若不上班一家没收入不说，日本人还会上门找麻烦，于是全家悄然逃离慈城，到上海投亲靠友。从此慈城冯氏藕田畈一脉从慈城消失。
  （冯新平参与口述）
  二、统宗祠与绩高堂
  统宗祠族祖道行（20世）分军、民、匠三支，其中军支礼二十祖（22世）创绩高堂，后分褒德堂、树德堂、仲德堂三房；民支按道一民支行（谱记尹一房）祭于观音堂（后裔以观音堂冯称）；匠支谦一名仕期（20世）生三子分匠支宗一房、宗二房、宗三房。至清同治年间，统宗祠族分为军支尹四房、尹六房、尹八房，民支盛一房、尹一房、尹三房和匠支宗一房、宗二房、宗三房。其中尹一房即为冯京第（29世）支脉，参见表6.2.2。
  本节口述者是尹六房、民支、匠支宗二房、宗三房的后裔。前述，统宗祠（福聚支）的近当代影响是政治、经济及文化三方面兼而有之，其中政治上以尹六房树德堂、仲德堂的政坛百年人物较为典型，如《我是冯家的媳妇》、《我家与上海银楼的一些往事》；经济上则是匠支宗二房、宗三房众子姓的一些全国性贡献，如《我家是冯挺五之后》、《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而文化学术是统宗祠众子姓的特色，也是本节的主要记述内容，如《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外公和他的伏跗室》、《继承祖辈的家风》、《父亲冯定的一生》等，这些口述稿展示了宁波近当代文化名人的风采，如冯君木和其儿子冯都良、冯宾符以及族侄冯定；伏跗室曾是冯贞群的私人藏书楼，本节还收录了《冯老与伏跗室》、《对冯老及伏跗室的一些记忆》两篇，通过讲述冯贞群晚年的一些逸事，展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情怀。
  本节口述稿的叙述地点、叙述人物出生地或祖地，传统地名为西高址楼、观音堂（今在）、槐花树门头（今在）、布政房（今在）、柳山庙、雷家巷（崇美堂今在）云山前与尚志路（今在）、觉民路（今在）、魁字门头（今在）、冯宅（今在）与朝北门头。西高址楼原为褒德堂支子姓居住地，开展田野调查时，褒德堂后裔冯光军（39世）提供清代圣照片，是嘉庆元年（1796）嘉庆皇帝赐给其祖冯锡逵（32世）父亲冯宇范（33世）为“登仕佐郎”的圣旨，参见《祖父及祖父的家》与表6.2.1。柳山庙为匠支宗二房聚居地；匠支宗三房的崇美堂创设于雷家巷底，而其部分子姓却迁往城外云山前，参见《阿爷小像与影响》。《冯俞宅与我家》一文描绘了太阳路底的冯宅及其冯家三代人的生活，遗憾的是无法将其七代世系列入编制的9张世系表中，只得将其家单列，附于文中，供进一步考证。冯宅是目前慈城保护利用的一个景区，也是笔者一直关注的。与冯宅第七世孙冯有孚、冯惠娟（宗世不详）通讯数次，冯有孚在主述《冯俞宅与我家》的基础上，凭儿时的记忆画冯俞宅墙门外平面图一幅；兄妹俩一致表示，其家祖辈口传冯宅为高岭公（以祖葬墓地名传说），其官拜布政使，参见表6.2.10等。因统宗祠没有清代宗谱，此说无法与史料对应，冯宅至今仍令人迷惑不解。朝北门头是尹八房晚清举人冯一梅在慈城的家，冯一梅游学在外，其中一站是浙南衢州，参见《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与冯宅留下的遗憾一样，冯一梅世系尚待考证。
  ⊙祖父及祖父的家
  口述者：冯光军出生年月：1932年2月职业：公务员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口述时间：2013年4月
  我原名叫东桥，是祖父冯鸿寿（小名冯心田）[1]的长孙。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致“一·二八”事变爆发。母亲怀着我从上海宝山路逃难到了浙江宁波镇海贵驷的外婆家，我出生在镇海贵驷，之后就长住在外婆家。为了家人的生命安全，当时的父亲冯里安也陪祖父、祖母逃到了宁波慈城的西高楼址避难。[2]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祖父家位于慈城南门的西高楼址，门前是个大广场，对面就是火车站和永耀电力公司的洋房办公室，火车站旁边（现是东面）的山坡上有座“清道观”，传说道观很灵验，香火很旺。我家正大门前的右边竖有一座三米多高的节孝牌坊，1956年刮特大台风时倒坍。有些是叔叔结婚时，我去慈城时留下来的印象。还有一次，祖父领我去慈城冯家大祠堂吃饭，祖父慈爱地把自己碗里的一只三鲜肉丸夹到我的碗里，我津津有味吃肉丸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仿佛鲜味还留在舌尖，难以忘怀。
  1943年，我11周岁时，祖父去世。祖父的丧事由二叔父一手料理，二叔父还特地叫婶婶的弟弟到贵驷接我去慈城参加祖父的葬礼，见祖父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我听说祖父在家中院子的墙角晒太阳，面目狰狞凶狠的日本骑兵步步紧逼，年迈的祖父因惊吓过度，高血压发作而不幸离世。
  祖父是一位慈祥和蔼的坐堂中医，不过是否自己开有药店，我不太清楚，在父辈们整理祖父的遗物时，我看到了祖父的一大包医书。遗憾的是，至今我不知道这包珍贵的医书的下落。
  因旧时户籍要将户主名字贴在每家的门牌上，当时已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已经能认很多汉字了，我记得老家的门牌上清楚地写着祖父的名字——冯心田。
  解放前后，父亲一直在山东省济南市工作，祖父的房子则由继母（我的母亲已去世）和小弟东流及二叔的岳父居住着。1961年，因邻居失火殃及我家，从家中被烧毁的栋梁上突然掉下了一只木盒子，只见盒子内有一个叠放整齐的黄色绸缎状东西。绸缎状东西朝盒子面上的部分保存完好，而盒子下面的部分已经霉烂。家人打开一看，是一长段黄色绸布，只见黄色绸布上面写满了字，左边的字是满文，右边的字是中文。可惜因年代久远，左面部分的黄绸布已蛀破，家人不识满文，加上绸布残破，无法辨认；而右面部分的汉字则清晰可见，开头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原来这是一份皇帝授予诰命的圣旨，应该是清朝时期嘉庆皇帝赐给先祖冯锡[1]的父亲冯宇范为“登仕佐郎”的一份圣旨。在圣旨中嘉庆皇帝还表彰先祖冯锡逵的母亲童氏教子有方。圣旨的立旨时间是距今200多年的清朝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
  嘉庆皇帝圣旨的内容大致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设官分职，昭丽使之无遗锡类施仁，喜蒙恩于伊始，尔冯宇范乃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冯锡逵之父，东心醇朴，饬行端方，教诲怀式榖之勤政事本，诒谋之善，兹以覃恩貤封尔为登仕佐郎，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锡之敕命，於戏，一命得以逮亲，遂应膺购典庶政期于称职，焉迟休光，制曰，登皇路以驰驱，忠原本孝；入庭闱而侍奉，严必兼口。尔童氏乃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冯锡逵之母，性本和桑，饬矜口于口内；教惟勤慎，纡章服于庭前，兹以覃恩貤封尔为九品孺人，於戏，所亲口优渥之恩，勉口懋绩，有子效靖共之谊，宜播芳徽，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口口口。
  我想：祖宗大人将皇帝的圣旨高置于家中的栋梁之上，是否意寓镇屋之宝、家世昌盛呢？之前，小弟东流一直珍藏着这一难得的宝物，小弟去世后，我请在中国银行湖南分行工作的侄儿冯昊保管着。
  儿时的记忆虽零零星星、点点滴滴，我却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我所知道的心田先生
  口述者：王吟惠出生年月：1931年11月职业：营销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慈城镇国庆花园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出生在慈城，与心田（冯鸿寿）先生是邻居，又是亲戚，不过他年长我一辈。
  小时候，我家是西高址楼4号，心田先生家是西高址楼3号。[1]西高楼址曾是慈城一地名，以慈城的直街[2为参照，街的西面有西高楼址，觉民南路现保黎医院前面有东高楼址。东西高楼址是否以牌楼而名呢？我没做过考证。但西高楼址有一牌楼，好像是座节孝坊[3]。西高楼址3号在牌楼的东南面，3号与4号之间有条窄窄的小路，我家在心田先生家的西面。我家房屋小，心田先生家房屋大，前后两进，少说也有500平方米，前面还有一广场，慈城人称道地，即晒谷场。只可惜1961年，心田先生家被隔壁火灾殃及，成了火烧滩，后新建了冷冻厂。
  心田先生长得稍胖，个矮，面孔圆圆，蓄一把白胡须，是慈城小有名气的中医师。[1]中药搭脉处方，他还在直街骢马桥下开了药店，听大人说好像是仁德堂（谐音）。因为药店门口有小河，当时我人小，没去过药店，路过发现店面，比我家办的万盛和造坊小一半。
  心田先生为人和善，对我们小辈更是慈祥。我与小伙伴经常进出心田先生的院子，他家全是古老家具。进出他家，或在路上碰到心田先生，他总问我：你阿爸在吗？阿姆在家里做啥？边问还边摸摸我的头。因为他是长辈，我只是笑眯眯。
  慈城沦陷后，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有8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六。有一年，比我大12岁的阿哥吟湖与心田先生的小女儿味安谈恋爱，这是老式的自由恋爱。慈城冯家是冯半城，而王家也是大户人家，应该说是门当户对。心田先生不中意女儿恋爱的对象，是因为王家比冯家衰败得更落魄些，还是因为阿哥当时没有工作，我不清楚。其实我家与冯家的长辈都不同意，阿哥属羊，味安嫂属狗，狗咬羊，生肖相冲，因而阿姆也是竭力反对。后阿哥去上海工作，味安嫂不顾她父亲的反对，也去了上海，住在其姐姐石门路的家。大约1942年初，阿哥请了二伯做证婚人，在上海办了几桌喜酒。有意思的是，我阿爸在儿子结婚的头一天从上海回到宁波，没有参加儿子的婚礼，据说心田先生也没参加婚礼，这可见双方家长对这门亲事的态度了。
  祖母去世那一年，阿哥与嫂嫂是否举办了婚礼，现在记不清了，反正已经确立了关系。阿哥与嫂嫂向心田先生报了丧，心田先生就以长孙亲家的身份来我家，吊唁祖母，向老人家叩头。现已证明，当时双方大人反对错了，阿哥与嫂嫂真情相爱，白头到头，享年均过米寿之岁。而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是因为当年很敬佩心田先生的儒雅风范。不是吗？尽管丈人不那么中意毛脚女婿，但作为父亲的心田先生还是尊重女儿的选择，而且对长辈、对亲家也尽到了礼数。
  ⊙父亲和铁路广告
  口述者：冯东都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纺织设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天津南开区大通公寓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们兄弟四个，哥哥东瀛与东阁出生在慈城，我和弟弟东明出生在天津。随父亲来天津之后，我们兄弟常去慈城爷爷家。
  爷爷冯鸿寿，行医，人称心田先生。爷爷家在西高楼址[1]，大门进去是道地，前是厅堂，边是厢房，后有灶间，后门外有后院。大门外是条很窄的街，跨街便出南门。小时候觉得爷爷家的房子挺大，是楼房，厅堂还供着祖先的官帽，这点我印象特别深。
  爷爷有儿女6个，儿子由长及幼依次是里安、萱安、瑞安、禄安。听大人说，嬷嬷嫁给一个姓施的大佬，不知是跑街先生，还是经理，反正很有钱。父亲在家里叫萱安，去上海学生意后，改名为冯萍。嬷嬷嫁了大佬，父亲去上海投奔嬷嬷。父母结婚时，可能人多房子少，先住在乌沈巷一号。听母亲讲，爷爷为人和善，而对子女挺严格，小姑、小叔觉得祖父太严厉，从小跑到上海找嬷嬷去。听母亲讲，年老的爷爷拄着拐杖，看厨房的食橱，边看边嚷嚷：这菜你们赶紧吃，不然坏了。爷爷特别节俭，这点我家老大像爷爷，可能从小跟爷爷生活有关。只可惜，1943年冬天，爷爷在道地晒太阳，被日本人骑兵一吓，中风[2]而亡。
  那年，我还没出生，住在贵驷外婆家的堂哥东桥、大哥东瀛有点印象。
  学徒出师后，父亲在上海信谊药厂工作。后来因药厂拟在天津设立办事处，父亲于1945年来了天津。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和推销信谊药厂的药品，从父亲留下的一些老照片（如赴北京参加商业庙会），可以了解父亲所做的事情……不料，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办事处撤销时，按理父亲可以回上海，可父亲却辞职留在天津，同时创办了”联合广告社”，专做铁路广告。这样，父亲把哥哥也带到天津，大伯儿子冯东林曾在天津读书，星期天带我们玩呢。
  虽然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我还记得父亲的联合广告社在天津铁路局所属的线路上开发了“旅行良友“的广告业务，其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旅行书箱。在每节车厢内均放置一个书箱，内有国内外的杂志，用蓝色书夹包装，书夹内外贴有平面广告。旅客在乘车时可通过借阅获得广告信息。
  二是桌上的转台。在旅客车厢的桌子上放置玻璃转台，一面是列车时刻表，一面是广告。两面是玻璃，从上面插入，然后用金属插件封口。
  三是车厢门内墙上的广告牌。在车门上方悬挂彩色丝网印刷的平面广告。材质是厚草板，类似现在的纤维板。
  四是茶杯盖纸广告。用圆形纸印刷单色广告，纸中间有十字开口套在杯盖上，然后送到旅客手中，起到宣传作用。
  上述都是父亲所做的列车广告实物，我们虽几次搬家，但觉得父亲当年的创意比较前卫，所以不舍得扔掉。
  此外，父亲还在天津东车站放置户外大型墙壁广告。当时天津东站前面有大型广场，候车室两边各有一块实墙面，与车站协议用于广告宣传，使这个天津对外的窗口充满了活力。
  我从网上下载了天津东站的老照片，所书的广告位就是当年父亲放置户外大型墙壁广告的位置。这两块广告墙可把我家害苦了，因这两块广告墙资产，父亲被评为资本家。尽管如此，父亲做铁路广告，可能是中国铁路广告史上较早的一段实践。这也是我们子女十分钦佩父亲的重要一点。
  （冯东明参与口述）
  ⊙父亲的教诲
  口述者：冯锡谨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教师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宁波白衣巷口述时间：2014年5月
  我出生于上海，亦一直住在上海。大约10岁时，我从上海回慈城看到阿爸和笙的生母。当时听阿娘讲，阿爸10多岁离开慈城到上海学生意[1，从小很苦，后在上海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
  从小，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早晨匆匆出门，傍晚匆匆回来，工作十分认真。上海沦陷时，榨油厂关闭，父亲失业，与朋友合办宽紧带厂，阿爸只会算账，不会经营，没啥钞票赚。阿爸有个阿弟，我叫阿叔，先在慈城，后也来到上海，阿叔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碰面叫嘉华阿哥、兰英阿姐。
  阿爸是小房过继到三房的，慈城有“长子过伯，幼子过叔”的风俗，所以阿爸是小房长子就过继到三房。阿爸养我们儿女八个，长子早夭，次子成为我的大哥。阿哥在扬州汽车公司工作，阿弟是自学成才，曾在上海一设计院工作，后弟媳支援西北建设去陕西宝鸡，阿弟随之进入自己参与设计的化学玻璃厂，现在宝鸡。阿爸养育那么多孩子，这在当年很不容易，他常对我们说一句话：“我苦苦难难给你们读书，以后你们自道自撑，自力更生。”我们兄弟姐妹就凭这句话，每人都是自道自撑，事业、生活平淡而充实。
  1949年上海解放，阿爸仍没有工作，家里开支又大。哥哥、姐姐先后参加工作，自道自撑去了，我高中毕业还没工作，就向宁波市新政府部门写了求职信，不久收到回信，答复我回宁波可以安排工作。这样，阿爸、我和小妹仨人回到慈城。
  回来不久，我被分配到宁波穆家巷小学，后被调到海曙中心小学，从穆家巷小学登上教坛，从海曙中心小学退休，我当了一辈子教师。当时的我家，阿哥在扬州工作，阿弟在上海读书，跟外婆住在上海舅舅家；三个阿姐先后出嫁，只有我有工作，待嫁。我想有工作就好好做，总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便将阿爸、阿妹从慈城接到宁波，尽女儿、姐姐之责。做教师也有优势，我向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家长租下他们家的多余房子。这是在异乡的第二次安家，而在这里一住又几乎是一辈子。
  观音堂是我家祖传的房子，我家和兰言、兰吉他们一家各一半，而兰言、兰吉与我家是啥关系，我也没过问。挺生叔住在对面的小房子，观音堂还有谁，阿爸没说，我都不知道。据说，在慈城，冯家是冯半城，阿爸也没讲冯家、观音堂冯之类的家族逸事，我也没关注过这些，只想一心做好我的工作，当好教师。“文化大革命”时，有通知观音堂房子要征租，反正也没人住，我们姐妹也不在乎，征租就征租吧。多少年，我们牢记的还是阿爸这句话，我们是自道自撑，自力更生。
  ⊙我是冯家的媳妇
  口述者：姚婉宜出生年月：1913年职业：家务学历：初识
  口述地点：江苏昆山人民南路97号口述时间：2011年5月
  我17岁嫁到冯家，是在太阳殿路33号，称槐花树门头冯家，后门走出是金刚井弄，对面是布政房，往北走是完节坊。这把椅子那时就已经在了，一共有四把旧藤椅，两把坏脱送掉了，两把带到了昆山。
  我结婚是在1929年，原定在四月二十一（农历），正好遇到孙中山落葬[1]，婚期只好提前到四月十七。那天冯家抬两房媳妇，是两兄弟同一天拜堂，即二哥与二嫂，我和丈夫开叔。二哥当时在宁波四明银行工作，二嫂韩淑宜是宁波人，家住宁波宝兴当弄；开叔在宁波保慎钱庄做事，我是庄桥姚家人，姨丈做的媒，所以好日酒[2]办在宁波。因为中午办酒，姨丈怕来不及，头天夜里（即提前一天）从庄桥乘火车到宁波，在江北岸开了旅馆（旅馆名不记得了），父母亲及众亲眷一同出来，第二天花轿到旅馆接新娘到办酒饭店（饭店名不记得了）。花轿早已把我抬到饭店了，而宁波人的规矩是下午两点才上轿，故一直不见二嫂的花轿到，而我要等二嫂的花轿到了方可落轿，一起拜堂。紧催慢催，二嫂的花轿12点多才到，二嫂娘家的外地客人及宁波客人同来。说是四月里，其实已经是夏天，结婚那天很热，花轿里还要摆一只火熜，芸香烧得“喷喷香”，真是“轰轰响”。头戴鹤帽，外罩戴头袱[1]，天介热，急得姨丈在落轿杠时，直喊“先拕火熜”。拜堂后各人进房间。下午另乘轿子到火车站，从宁波回慈城家中再办晚上的仪式。慈城的结婚，男方花轿头夜已来，花轿蛮大，装饰高大，一般需8个人抬轿，往往抬到偏僻人少处，轿夫先将轿子拆卸掉一些部件，以减轻重量，临近男方家时再按原样装好。
  第二天一早，在送娘子（堕民嫂）陪同下向长辈敬盖碗茶，给平辈和小辈泻糖茶。当时陪同的好像没啥讲究，只要讲得清冯家亲属关系就行，我是手拎一把镴茶壶，送娘子手端茶盘，先后到长辈、亲戚（包括住在附近的远堂亲戚）和近邻泻茶，当时桂珠姑（即外五房的冯一敏）太婆、太叔婆都在，接连敬茶三天。
  我嫁到冯家时，太婆[2]还在，已经七十多岁。开叔是六兄弟，还有一姐姐，其中老四早夭。太婆、公婆、还未结婚的大哥、大姐和两小叔子住在前进房子，我家与二嫂家住在后进。前进是五楼五底，西面是君木叔公家，右面是阿拉家，太婆住楼下，公婆住楼上。后进也是冯家的房子，只是租给了人家，房客后在上海开钱庄，一家搬去上海。我家小孩多，就将三楼三底的楼下倒租过来，中间堂前安装了落地玻璃门，我们叫洋窗。
  之后，冯家抬了三房媳妇。大嫂蔡觉予是镇海三官堂人，在宁波办的新式结婚，没戴红头袱，就像现在的旅行结婚；五嫂胡湘伊是余姚人，她乘火车到慈城，新郎（五叔）借保黎医院医生出诊的两顶轿子，在太湖路上的工商会办酒，下午娘家人回去后，再接新娘到槐花树门头的家中；六嫂陈端好是半浦人，因战时危机，日本人入侵，婚事十分简单，借普迪二校作结婚场所。我在娘家的小名是幼娟，妯娌们的小名依次是依心、阿三、阿秀，六嫂不知道，嫁到冯家后，都良叔给我改名为婉宜，我们妯娌都有文雅的名字。
  太婆待我们孙媳妇很客气；婆婆爱唠叨。太婆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不拜菩萨，又不念佛；婆婆是吃素念佛到处拜菩萨。1930年冬天，小脚太婆到大门外看望，被六弟不小心撞倒，摔断了腿，从此不能再起立。冯家有请安问候的规矩，每天早晚要向太婆、公婆请安。那天，二嫂请安回来说，太婆拉肚子。我听说就去前进看望太婆。太婆还说，不要紧，千钿难买六月拉，就是有点肚子痛。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各自回房。睡到下半夜，婆婆从小门过来叫我们快起床，原来太婆半夜开始就上吐下泻……虽说如此，一家人没想到请医生，也不知道流行时疫病，等到第二天夜里，太婆就过世了。平时，我看公公待太婆不那么亲热，但太婆过世后，公公很伤心，既请和尚又请尼姑，连续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经，我们每天半夜两点上净茶，早晨上饭之后的一日三餐，据说这样祭祀母亲是很少的。做七时由六个尼姑念《金刚经》，平时每天念《弥陀经》，而且家里还专
  完节坊，是慈城一个标志性的地名，也是一处古县城景点。诰封三代，连荫二子，在江南一邑的慈城，不时传颂着冯岳的喜事。冯岳官至尚书，诰封三代，门请厨工烧饭，当然其他的家务还是由妯娌一起做。
  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服侍太婆、服侍公婆，引线（针线）生活[1]样样会做，做衣裳，做鞋子，开叔的长衫、棉袍，后来不穿这种衣服，又全部改成儿女穿的衣裳。婆婆要做式样考究的衣服时，就雇安甫（与我差不多年纪）小裁缝来做，而睡衫、裤、棉裤之类不那么要求样式的，她让我们媳妇做。婆婆还说：“你们庄桥人会做衣裳，阿拉洪塘人勿会做。”其实我做娘子[2]时，也只会缝纰头[3]，只是嫁到冯家后开始学做衣裳，是和二嫂一起学的。进门不久，婆婆让我和二嫂给她做几件洋布衫，二嫂比我大三年，那次二嫂裁衣，等裁好摊开一看，尺寸弄错了。幸亏还有布料，我们怕婆婆责怪，悄悄收起裁错的衣片，又裁了一件新的做好。
  我生育儿女六个（在慈城就有四个，其中老四1941年逃难时出生在上海），有时忙勿过来，十月里做棉袄的辰光，嫁到费家市费家的阿姐常常步行20多里路，约有三个钟头，来帮我做引线生活。春结毛线冬做衣，数十年，公婆、我们和孩子三代人身上穿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夜作，先让孩子睡在摇篮里，自己是一边用手做生活，一边还要用脚拐摇篮，等做到十一点钟再将孩子抱上床。我到昆山来时，还将慈城的藤盘、绕线板都带来了，绕线板还是红木镶象牙的当年，除了做衣裳，还要补袜子，因是洋纱袜子很会破，几乎是洗一水要补一次，实在不能补了，就贴袜底，用硬纸板剪成鞋底形状，将破袜底中间剪开，插入鞋底纸，两边翻上面来，再用新布一针针缝上去。有时，衣裳穿得褪色了，买来染粉自己染色，五嫂回娘家时常从余姚买来颜料粉。我们五妯娌间很和睦。
  冯家是大户人家，除了公公名下的儿女外，光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内五房与外五房之分，我家、君木叔公，还有宁波一藏书家都属内五房，君木叔公一家住上海。上面提到的，现还住在太阳殿路的桂芝姑属外五房，前几年我们去慈城时碰到过。我们冯家属统宗祠，后来祠堂改为学堂，名称为尚志小学。统宗祠是大祠堂，一代一代子孙越来越多，陆续搬离分出去，下面又有了小祠堂，如绩高堂[1]。绩高堂在布政房旁边，我们又属于绩高堂。绩高堂族长是毛头太公，他年纪不算大，但辈分最高，吃饭时一人一桌，族人有“毛头太公吃独桌”之说。我们的神主牌不在绩高堂，而在完节坊魁字门头，那是太太公允骏公的房子。魁字门头在太湖路上，门牌是32号[2]，不知现在是否已经改了，我生道容就是在那儿，平时我们进出都走太湖路，这是完节坊后门。从大门进完节坊，能看到两顶轿子，因年代久远已很破旧，像风凉轿，据说也是皇帝赐的，因为上代是读书人。完节坊内房子蛮奇怪，大门走进，一边是冯家，一边是周家，不知是冯家把房子卖给了周家，还是与周家有什么关系。我们当媳妇的又不好问。此外，公公还有远房的堂弟，公公叫仁宝，他叫仁元，仁元是这本书[3]主人舜华的父亲，舜华的哥哥伯华认公公为寄拜[4]阿爸。幼时已经寄拜，没看见寄拜仪式，可能这是我嫁到冯家之前的事。后来，我晓得公公婆婆会差人给伯华，即寄拜儿子送年夜饭，其中一碗鱼、一碗肉、一碗汤团和一碗糯米饭是一定要的，其他没定规，一直送到寄拜儿子长到16岁。每年大年初一，一早伯华三兄弟就来我家拜年，公公婆婆会给压岁钿。正月十五那天，三兄弟会来拜糖饼，也就是拜过祖宗神像后，分给他们糖饼（也称吉饼）。当年听说过树德堂，是否是槐花树门头神堂呢？不能确定。慈城冯家的寄拜、过继蛮讲究规矩的，一般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寄拜给弟弟（叔叔）家。因为有寄拜的关系，所以虽说是远房，但两家走得较近。
  婆婆是洪塘人，她是五姐妹，父母早亡，由叔父洪念祖抚养长大，并择婿出嫁。婆婆的姐姐们分别嫁到慈城的桂家、徐家、孙家，均属富裕人家，而她嫁的冯家，相对较穷。据说姐姐们陪嫁的是真皮箱，而她的是纸面皮箱，俗称假皮箱，这使婆婆心里一直“勿是介”（慈城方言，意为不乐意）。婆婆的四姐，我叫四姨，嫁给半浦孙衡甫[1]做填房，我叫孙衡甫为姨丈，四姨与我蛮要好，90岁时还是在昆山做的生（过寿）。她没孩子，对外甥、外甥囡及孙辈都很关爱。
  1940年逃难去上海，婆婆带着我们四妯娌（大嫂已跟大哥昌伯从慈城参加了新四军）、我的两个孩儿（当时大女儿留在姚家）、15岁的外甥（我阿姐的儿子），还有安甫一起与四姨乘四明公司的小货轮到上海。在煤业公司谋生的公公只租了公司的一间后厢房，而我们一下子去那么多人，最后由四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安甫租了煤业公司的一间房子，以做裁缝而在上海落脚。不幸的是我们安顿下来不到两个月，婆婆却离我们而去。因是战争动乱年代，丧事办得较为简单，第二年都良叔写了《冯母洪孺人家传》一文，书法家书写以示纪念。之后，六弟与五弟两夫妻先后参加了革命。六弟新婚不久，因为战争物价飞涨，六嫂谋到教书一职，可公公却认为女人不能出去工作，迫使六嫂也去了苏北。
  老四1941年出生在上海，开叔时常失业，生活负担重，两个大的小孩要读书，1942年，我和二嫂带孩子们回到慈城。大叔冯钢参加新四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人民银行苏州分行行长等，开叔调到昆山银行工作，1952年才从慈城迁居昆山。解放后扫文盲，居委会让人教语文、教算术，我总算能看报了。如今耳聋听不到声音，还能看电视，比如看英国王子结婚蛮有意思，想起太婆、婆婆。我们都是冯家媳妇，我是最长寿的，也是最幸福了。
  ⊙我家和槐花树门头
  口述者：冯士能出生年月：1938年8月职业：新闻工作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临平路89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慈城的完节坊，成长在太阳殿路33号，现址是太阳殿路44号。慈城人称槐花树门头冯家。
  我所知道的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君木先生、孟颛先生和我家的祖父辈们。孟颛先生辈分比君木先生低一辈，他的祖父是二房，君木先生的父亲是五房，我的高祖父是三房，他们是亲兄弟。四房的曾祖辈没有儿子，我家祖父的小弟过继到四房，我称小公公（参见表6.2.4）。
  小公公的名字，刚听娘说叫仁甲，我看到过他。新中国成立前，小公公守护宝善堂，孤身一人，食宿都在宝善堂。1948年的一天，他喝老酒后抽烟，又糊里糊涂睡着了，结果烟头点燃了蚊帐而发生火警，所以曾经有一次宝善堂的火警是小公公闯的祸，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火灾。
  我的阿爷是三兄弟。阿爷的大弟劬勤住在太湖路，在大桥头北面（现已拆光），具体门牌忘了，家人称魁字门头[1]，与完节坊相通。无论是太湖路的房子，还是太阳殿路的房子，其产权大多是祖上的公共房子[1]，由孟颛公负责管理，因孟颛公长住在宁波，便委托大公公照料。我家祖孙三代人丁兴旺，都住在槐花树门头，一直住到离开慈城。
  太阳殿路44号的老墙门，于慈城、于我们冯家有一种纪念意义。这个由前后两进正屋、偏屋轩子间构成的江南民居，因曾经居住过多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而被载入史册。我说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如君木先生和他的长子都良先生，君木先生和他的学生沙孟海先生，还有君木先生和他的族侄冯定，这些人物不仅仅是慈城名人、宁波名人，还是中国名人。
  我家租的是后进，族人称后堂，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前进的五上五下称前堂。阿爷有六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阿爷、阿娘与儿孙们同居一堂，后来伯叔纷纷离家谋生。我的大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伯母也跟随而去，当年后进楼下的西间堆放大伯用过的家具；二伯出门去了宁波；差不多同时，五叔也参加了革命；据说大伯有一次回慈城，新婚不久的小叔夫妻俩也跟着去了苏北，不幸的是没去几年，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小叔在苏北部队得了膨胀病（血吸虫病），后回上海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为不治之症，只能再回到慈城，不久去世。
  大约在1946与1947年间，父亲受阿爷之命去苏北益林，现在是盐城市阜宁县益林乡“探亲”。据母亲回忆，当年大伯曾劝父亲留下来一起干，而我父亲却因家里有五个儿女（当时我的小妹还没出生）拖累而回上海。回来后，父亲悄悄与母亲说：北边[1]苦是苦，人倒蛮开心，是“穷开心”。母亲解释“穷开心”的意思，一是穷，生活艰苦，另外昆山土话中“穷”含“很”之意。父亲虽没留在苏北，但他在思想与行动上是支持大伯他们革命的。
  当年的大伯在苏北根据地搞后勤工作，经常把苏北棉花之类的农副产品运到上海卖掉，将卖得的钱换钢材、药品运回苏北，就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角色。因而他来上海时，一会儿穿西装，一会儿穿长衫，有时打扮得像大老板，有时打扮得像劳动者，而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他了，所以《申报》刊登过一则新闻有大伯的名字[2]，说“匪首冯昌伯潜入上海”之类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大伯采购的不少物资，如钢材、医药等全是当局禁品，有几次在吴淞口被查获，父亲听说大伯的物资被扣，就四处找人疏通关系。当年，都良阿爷也在上海，其与沙孟海、沙文汉两兄弟关系很好，沙文汉是地下党，而沙孟海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可能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帮助大伯的。
  都良阿爷说过，慈城冯氏分两大脉络，有的崇儒，是读书人，比较清苦；还有一些冯家是做生意的，开药店，开钱庄，比较有钱。我的祖辈、父辈既不是做学问的，也不是开店办厂的，是职员，为人“打工”的。我小时候，家里生活过得清苦，这是因为我父亲经常失业，而失业缘起是父亲有参加新四军的兄弟，老板一旦晓得父亲的苏北背景就不敢再雇用。
  在慈城，儿时的我们常盼信客[3]来。信客来，就是父亲带钱来了，家里有了钱，就能吃到荤腥了。后来我听母亲说，旧时的宁波，带鱼是不上桌请客的，而慈城人反之，不仅能上台面，还视其为吉利，因为带鱼的“带”字寓意带钞票。多吉利的带鱼哟，带鱼对慈城人来说是“讨口彩”的吉祥鱼。
  在慈城，我家因父亲经常失业，自然少了生活来源，这就苦了母亲。
  慈城冯氏有“败落乡绅不走样”的说法，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绲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双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自母亲曾经的辛苦
  在慈城，童年生活虽然紧绷绷的，但很快乐。冯家孩子多，那时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十几个，父辈兄弟敬老爱幼，互相融洽；下代兄弟姐妹也和睦相处，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乘风凉，猜谜语，哼儿歌。我母亲记性特别好，说起慈城民谚民谣一箩筐一箩筐的去年，我写了一篇《诱人的慈城民谣》，后刊登在《海上宁波人》杂志上，文中的谚语、童谣大多是听母亲说的。母亲没上过学，是父亲教她识的字，我读初小，她也拿我的国文课本去学，有时我读不出、写不出，反而是她教我母亲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据传，我家祖上（太太公辈）在东北营口投资开药店，好像是咸春堂，按股子分红，但到了祖父辈已没什么钱，只属“工薪阶层”上面我说过，祖父有六个儿子，而且是差不多年纪娶的媳妇年老的母亲还常说，冯家规矩重，做媳妇难。从早晨替公婆揩灯罩、擦水烟管开始，母亲和妯娌们每天承担一大堆家务，大伯母、婶婶等参加革命后，母亲几乎成了众家媳妇，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而世间总是多做事情多出错，也多招怪，可母亲从不怨天尤人，依旧乐呵呵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这样，母亲以她朴素的语言，勤劳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我很感激家乡慈城、家乡宁波，因为我是慈城冯氏子孙槐花树门头的家，因族人过世的过世，离开的离开，除了20世纪70年代都良阿爷回乡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房子有的空关，有的出租，1976年将年久失修的房屋卖了。可我们还总是惦念慈城，惦念老家，2006年母亲94岁那年，我们兄妹陪她重游故乡
  这之前，因工作关系我去过宁波几次。1995年，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到宁波，在与宁波宣传部门交流如何办好党报时，向市领导承诺《解放日报》重点报道宁波的意向。[1]当时我提出这个设想，不光是因为上海与宁波地域相邻，血缘相近，经济相连，文化相融，也是我情感使然，因为我是来自宁波的游子，是来自慈城的游子。
  ⊙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
  口述者：沙茂世出生年月：1923年10月职业：研究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口述时间：2013年1月
  冯君木太先生离世时，我才8岁，先父沙孟海早年又外出工作，而我自小学五年级（年仅11岁）到大学毕业，一直住校就读。1942年，从宁波沦陷区历时近六个月，途经六个省到达重庆后，才与先父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这短暂的日子，几乎没有直接了解他与君木太先生之间的逸事。然而从先父遗留下来的日记和他的有关笔墨所记中了解到，他与其恩师，他与慈城冯氏的族人交情不浅。
  先父有五兄弟，原来的名字分别是：文瀚、文浩（灏）、文沅、文溶、文濬，是祖父为他们取的名，而且在乡下（邻里）亲戚之间都是如此称呼。后除先父到宁波第四师范读书时仍用沙文瀚外（以后也不再使用），四个叔叔外出读书时均不再使用祖父取的名字。如二叔1920年在效实中学读书时的名字是“文求”；两年后，三叔入甲种商业学校时用“文舒”；四叔于1921年入第四师范附小及第四中学时用的是“文威”；五叔入上虞春晖中学时用的是“季同”。那么，叔叔们用的这些名字是谁取的？大约在何时？为什么改名？一直无处可查，也是大家关心的疑问。
  20世纪90年代，我在四叔史永（即文溶）家闲谈时，才知是君木太先生于1915年为他们取的名那大约是先父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二年级时（师范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君木太先生发现先父的才气，特别喜欢他，遂为他和他的兄弟们分别更名为文若、文求、文舒、文威、文度，并定他们的字为孟海、仲已、叔起、重叔、季同。
  关于先父的字，先父在1920年的《僧孚日记》中就明确指出，他的号沙邨、兰沙、決明、石荒等，均是君木太先生先后所定，先父还因此分别刻有印章。据记载，君木太先生还为先父当时所喜欢的两个学生谢镇涛（字彦沖中）和屠洵规（字孟昭）分别更名为：谢道用（字冲尹）、屠果（字武仲）。甚至将先父的族叔沙松寿，也就是留学比利时的油画家沙耆的父亲，更名为沙孝肩（字仔甫）。1923年，君木太先生在沪就任宁波旅沪钱业公会主办的修能学社社长后，修能学社学生的名字亦很古雅，都是入社后，求君木先生为之更定的。[1由此可见，父辈五兄弟更名及字的出处虽无文字可查，但有了四叔的口述和史料记载的对照，多年的疑问也就解答了。
  先祖父过世早，先父上有祖母，下有四个弟弟，家庭经济相当拮据。1920年，先父在君木太先生寓所进修后，得到太先生在文学诗词诸方面的指教。为了帮先父自立，太先生还想方设法介绍他去太先生寓所附近的屠家做家庭教师，从而得到一份不影响进修的经济报酬。后来，太先生还曾介绍先父去银行工作，但因远离太先生寓所，先父又不忍弃诗书之业，而没去银行谋职。次年10月，屠氏携子去上海，迫于生计，先父不得不随同去沪。别离恩师的心情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真是情意绵绵。君木太先生为先父去上海特赋诗两首相赠，而且亲笔书写成手卷，以便先父携带在身边随时展读砥砺。惜此手卷在“十年动乱”中遗失，曾令先父伤心不已。
  1923年，君木太先生赴沪就任宁波旅沪钱业公会主办的修能学社社长，先父又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了。其间，先父时常遵嘱去学社代课，还跟随太先生与沪上名人吴昌硕[2]、况蕙风[3]、朱疆邨[4]等交游。他们茗坐清言，常达深夜，先父侍坐旁听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观摩吴昌硕先生的挥毫。这使先父的胸襟更开阔，眼界更远大。从此，他的创作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同时，他的篆刻创作还得到昌硕先生的指点圈评和题词鼓励，使之能深入堂奥，更是受益匪浅。
  1927年底，先父因替共产党人冯定（君木太先生的侄子）、李求实转递信件，沾上赤化嫌疑，被商务印书馆解聘之后，一时在上海难找工作。君木太先生颇为着急，及时转托同乡、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屺怀[1先生，经其介绍谋得浙江省府秘书处第二科科员之职，这使才在“四一二”事变后已迁居上海的（先父）七八口家人得以勉强度日。
  冯贞胥先生是君木太先生的长子，我并未见过他，平时在家中谈到时，都叫他都良先生。1917年，先父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书时就与同学冯昌世（即冯定，字稚望）、君木太先生的外甥葛夷谷[2]，和在效实中学读书的他，四人志趣相投，交往频繁。1919年的暑假，他发起组织了以研讨诗文的心得、观摩彼此诗文创作为宗旨的“越风社”；1920年暑假，他又在效实中学内组织举办文史讲习班，请太先生以及陈屺怀、张于相[3]、陈彦及（训恩、布雷）[4等前辈教授、指导时，先父均积极参加，自然从中受益。后来先父入太先生寓所进修，住在宁波宝兴当弄时，先父与他朝夕相处，更是情同手足。
  当先父去上海工作时，他已在沪的《商报》工作，后在《申报》馆工作，相距不远，交往甚密。先父离开上海之后，虽然两人分处两地，而书信往来却十分频繁。孤岛上海时期，他不愿为敌伪做事，毅然辞职离开报馆。他不是共产党员，而他却表现出如此的浩然正气，他与进步人士抑或地下党员相交相知，甚至相帮，他上海的家成为地下党员约晤联系的场所，因而先父对这个60余年来的挚友非常尊敬、钦佩。抗战胜利后，凡先父出差去上海，就必定拜访他，且是放弃宽敞的旅馆而挤宿在冯家，促膝长谈，可见两人相知之深。
  君木太先生还有一侄子叫贞群，是宁波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伏跗室就位于宁波孝闻街，当年君木太先生的寓所就在宝兴当弄的弄口。伏跗室有藏书10万余卷，碑刻拓本400余件。先父寄宿恩师家进修时，常去伏跗室翻阅极为珍贵的藏书和碑帖，在那儿还认识了在他家执教的著名书法家钱太希（罕）先生，由此得到钱先生的指教，是先父书法的又一良师。日后，贞群先生收藏到新的藏书或碑帖，常与先父互通书信研讨，使先父获得不少有关书法碑帖、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知识。
  1926年，冯定在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部工作时，先父尚在修能学校任教，鉴于两人上述的双重关系。有一天，冯定向先父建议加入中国共产党，且愿做他的介绍人。先父考虑再三，认为虽有共同的志向，而几个弟弟已入党，倘若自己再选择此，一旦出了问题，全军覆没，整个上有老人下有子女的大家庭生活怎么办？先父认为还是自己留在党外做工作为好。冯定觉得有理，遂不再坚持。
  一年后，先父亦到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部工作，成了冯定的同事。不久，冯定受命去武汉工作，而在商务印书馆内宣称是因患肺结核回老家休养。临行前，冯定告诉了先父实情，并委托转递信件。为了安全起见，先父建议寄给冯定的信，用冯定的字，即“冯稚望”，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四一二”事变后，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求实也来上海工作，也委托先父转递信件。这样，当时全国各地寄给李求实的信件较多，有些是寄给冯定的。但有人把“冯稚望”误写成“冯雅望”，从而引起怀疑。商务印书馆怕惹火烧身，就发生了上述的辞退先父一事。
  冯宾符（贞用）原名感孙，是君木太先生的次子。先父因与其工作各处两地，来往不多相对而言，他在上海工作，因之与我的叔叔们联系较多，后由三叔文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天，他陪一朋友去南京拜访先父，两人寒暄之后，他说想借一辆车陪朋友游览一下南京的名胜古迹，先父就将国民政府配备的上下班乘坐的吉普车借给他们。其实，宾符此行并非游览南京，而是借有国民政府出入证的吉普车进入中共设在南京的办事处“梅园新村”，去请示营救被捕人士的有关事宜。
  俞叔平[1]是奥地利回来的学生。朱家骅[2]是老资格的留德学生，是中德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国民党政府中的红人。所以一般德、奥留学的学生，回国后就投奔在朱家骅门下。先父是朱家骅的秘书，因而与他们熟悉。抗战胜利后，俞叔平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1948年的一天，先父因编纂《武岭蒋氏宗谱》一事出差去上海，冯宾符要求先父介绍结识俞叔平。介绍他俩时，先父不仅介绍冯宾符是恩师的儿子、自己的学生，还着重介绍了是陈布雷先生的外甥这层关系，俞叔平因此看重冯宾符。一次，上海地下党邀请在沪文化界人士在锦江饭店举行了一次会议，闻风前来准备动手的特务们看到局长俞叔平端坐在主席台上，面面相觑，不得不黯然撤退。原来，结识俞叔平，邀请俞叔平参会，全是冯宾符使用的妙计。
  其实先父由于恩师君木太先生的关系，已结识不少慈溪籍人士，除布雷先生及洪塘洪左湖先生外，较著名的还有周信芳先生。周先生1927年在上海已是很有名望的京剧艺术大师，艺名“麒麟童”，“麒”派艺术已是家喻户晓。是年9月，经君木太先生介绍，先父曾为周信芳先生刻一名印和一方闲章“地上麒麟”[3]。太先生曾亲自戏书七言打油诗一首催促：地上麒麟周信芳，请君赶快刻图章；
  邮书雪片来催逼，莫使池鱼共及殃。
  “地上麒麟”四字系出自苏堪（即郑孝胥[1]）先生赠周信芳先生的一首诗中。
  上述先父与恩师一家的逸事，全是我听说或看先父的日记、遗存的零杂资料中所知。其中所反映的师生情，还有沙家与冯家的关系实令我感慨不已。
  ⊙继承祖辈的家风
  口述者：冯昭微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羊坊店路6号院口述时间：2013年11月
  我是慈城槐花树门头冯君木先生的孙女。祖父殁于1931年，我是1935年才出生的。年轻时老一辈忙于工作，我们忙于学业，对祖父了解甚少。直到退休，有时间了，通过阅读纪念文章、资料对祖父的学识和为人才有了肤浅的了解。
  我惊叹在交通、信息传递都大不如今的年代，祖父怎能结交这么多各地的文化名人，又怎会有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聘请他担任中国文学教授呢？
  祖父一生不入仕途，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以教书，以在教学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为乐，曾自题楹联：“葆爱后生若珠玉，抛遗世法等唾洟。”1905年，陈布雷在慈溪县中求学时，祖父授国文，很赏识他的作文，评论“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又指出“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并嘱咐陈课毕可至冯家讲论。从此，陈常在课余假日进出君木先生槐花树门头的家。君木先生寿辰时，陈还写了一篇《荆紫园序》以贺，荆紫园即冯宅庭园，现址慈城太阳殿路44号。族侄稚望（即冯定，我辈称其季定叔）、学生沙孟海[1]（我辈称其沙家伯伯），家境不好，祖父看到他俩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不但资助他们完成学业，还特别关爱他们的成长。记得1973年，我和大哥冯彬去北京大学看望季定叔时，他忆起自己在学生时代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抓捕入狱，由祖父托时任浙江省政府常委的陈屺怀[2]先生找关系疏通。事后“上级”追查说是重犯，要严办时，季定叔已出狱。
  祖父在指导学生学习时，强调的是“主要在立品，有人品然后有文品”[3]。他的教育特点，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鼓励学生自学、独立思考，再由老师指点、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他布置沙孟海和我父亲都良阅览《复堂日记》，并嘱他俩试作注释，以广泛了解四部要籍；他对沙孟海学习书法，强调其要多看各名家的碑帖，不能止于临摹，要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风格，又为他推荐了况蕙风、钱罕[4]、吴昌硕等名师。祖父总是广泛汲取别人的专长，我父亲学文分别得到多位老师的授业，祖父只自教诗词文学。尽管那时全国风靡桐城古文，而他和少数学者则喜爱魏晋体，崇尚江都，但祖父不排斥桐城派，这在旧时代是难得好风气。当时诗风也有两派，他并没因学问上的分歧而影响朋友间的交情。处处可见祖父的雅量、风度和品格。
  五四运动时，祖父正在宁波第四师范和效实中学任教，他痛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助推两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同时为效实学生自助会的周刊题写刊名，又用笔名“金口”为刊物撰写文章，有语体评论、小说与剧本。其中一篇的主题是鼓励爱国志士诛锄权奸，由自助会印成传单分寄至全国各大都市的学联会及其他爱国团体。
  “四一二事变”后，祖父看到沙孟海的几个弟弟投身革命，弄得全家不得安居，就找其四弟史永细谈，劝其要顾念老亲，及时罢休。当得知史永革命志向坚决，肃然动容，转为支持、勉励，并在日记中对史永“特笔嘉许”，由此可见祖父尊重年轻人及他们的志向。
  祖母俞氏亦工诗词，与祖父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由于祖父长期在外地任教，两人经常互寄诗词以诉想念之情。祖母还在家设私塾，招收十几名女学生。不幸，父亲11岁时，祖母因患腹瘤在宁波手术后感染去世。祖父整理了祖母的诗词遗稿，编了《妇学斋遗稿》，并题：“君词胜于诗作，又绝少，故不忍割薙，诗则删存十之四五，都写定为一卷，以付儿子贞胥藏之。壬子正月冯幵记。”[1]请吴昌硕先生题写书名。
  我在《回风堂诗文集》的诗卷中发现祖父多篇怀念祖母的诗文，还有一些怀念亲属的，如族兄汲蒙、从祖兄弟莲青等等。祖父还善于以诗文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还撰有《病中蓄秋虫十许头》等诗，其中《忆犬诗》提及的小狗名有“刚毅”、“来富”、“阿黄”、“黄耳”、“吉利”……也极有趣。
  祖父的深情厚渲博得朋友的敬重和学生的爱戴。祖父与陈（屺怀）先生是有四十年交情的挚友，祖父去世后，比他年长一岁的屺怀先生连赋悼念诗词十七首，并出一卷专刊《悲回风。吴昌硕先生去世前三天还画兰赠予祖父，他与况蕙风先生留下遗嘱让祖父撰写墓志铭；祖父病重临危，沙家伯伯（时任中央大学秘书）从南京请假赶到上海，沙家伯伯的日记写下师生诀别的情景：
  师见余至，泪下失声，余亦不觉泫然。顷之，又回头视余，又挥泪。如是者三次，余不得已退至椅后，盖胸中有千万言欲吐出，竟不能抒泄一声，人间伤心事宁有逾此者？[1]
  祖父临终前，他的学生守在庭院达数百人，不忍离去。沙家伯伯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写道：
  自冬涉夏，寝疾数月，朋曹候视，趾错于庭，或通宵留侍，未忍违去。比其殇也，皆挥涕失声，哀不自胜，设位会哭，动数百人。自非赅行备德，内修于己，夫孰能感孚俦类若是其至者乎！先生去世后，每年生日忌日学生们两次集会公祭聚餐，并商议整理、出版《回风堂诗文集》诸问题。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童年的识字、诵习诗词、诵读《书经》及《论语》都由祖母亲自教授，祖母的去世，让父亲悲痛不能自拔，性格变得沉默寡欢。祖父心中不安，怜惜地开导他喝些绍兴酒和广交朋友来改变心情，这样“喝绍兴酒”成了父亲一生的嗜好。受祖父的影响，父亲也不入仕途。父亲先任（上海）《商报》编辑，后任总编辑；“他一向不愿意与闻行政方面的事，他以一介书生，周旋于邪正杂处稠人嚣市之间”，很不适应。1923年曾写七绝一首：“非无贻玖投琼意，终被风吹雨打回。颠倒裳衣空复尔，从知入世要奇才。”看到父亲的诗，祖父也赋“男儿入世凭心力，要与艰难战一回。脆骨媚肤徒娖娖，饥寒能忍是奇才”[2]诗一首，予以教导与鼓励。之后，父亲到上海申报馆工作。
  抗战期间，日本人接管《申报》，还要编撰《上海租界史》等，为保全民族气节，父亲毅然辞职，以给业余爱好者上门讲授古文学为生。当年我和姐姐因交不起学费不得已休学一年，直到抗战胜利。这前后，父亲又悄悄支持我大哥冯彬去苏北解放区，成为新四军的一员。父亲虽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由于好友中不少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工作者，受他们的影响，对共产党寄予期待。据陈修良先生回忆，1934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我父亲就被视为“可信赖”的对象。那时位于上海拉都路拉都坊的家，经常成为地下工作者聚会商讨工作的地点。
  抗战胜利，父亲重返申报馆。之后他受上海地下党的“旨意”，为迎接解放后接管《申报》馆办《解放日报》而组织《申报》馆的有关人士与地下党人在我家会晤商谈，这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后来还是走漏了风声，幸而上海很快解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解放后，父亲虽任上海新闻图书馆副馆长，而他极少过问行政事务，事务均由办公室主任承办，然而对做学问的业务，父亲却极其认真。他先后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常为了一个典故、一个“考证”、一个“断句”而翻阅大量书籍、资料。父亲所校释的书，全是大部头著作，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周绍良[1]先生介绍，《全唐文》也是父亲负责校订的，有二十多人参与。由于当时出版古籍只具出版社之名，不具校订者之名，也无额外报酬，对此无名又无利的事，从未听父亲有过“怨言”，在父亲看来，这是“我的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001年5月底，出版界的栾贵明先生曾为出版《全唐文新编》来访，对我们说：“我看过多种《全唐文》校订的版本，包括台湾的，都良先生的水平无疑高出一个档次。”由此可见父亲治学的严谨。而父亲的为人，《世界知识》社前社长兼总编辑郑森禹先生所撰的《忆冯都良同志》中有评价：
  冯都良同志最高贵的品德是正直清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有高度正义感。根据他日常言行，他的人生哲学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勤、俭、廉、诚、和。勤是勤学勤事；俭是俭朴，不尚奢侈；廉是廉洁，不取不义之财；诚是诚实，以诚待人；和是和善谦让，不争名利。[1]
  祖父去世时，叔父冯宾符[2]才17岁，他的年龄比父亲小13岁，我们侄辈用慈城话称他为“奥松”。有意思的是，他常以“奥松”为笔名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奥松出生19个月时，能认四五十个汉字，还有一些字口不能言，以手指之……对此，祖父以“错易颠倒历试弗爽，亦可谓小时了了矣”诗句记之，可见祖父对奥松的欢心。
  奥松13岁在上海澄衷中学求学时，因讨论抗日救国（皇姑屯事件后）、反对校方压制民主而被开除，不得不到（宁波）效实中学继续学业，五年高中毕业后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部任校对员，其间受到主编胡愈之[3]先生的指导与引导，奥松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34年，奥松追随胡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从“了解、研究、写、论”系列过程中，积累知识，逐步培养、历练自己的分析能力，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4]
  抗战期间，奥松没有随《世界知识》社离开上海，而是留守孤岛上海。那时的他广泛联系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赵朴初[5]、许广平[6]、雷洁琼[7]等成立秘密的“星期二聚餐会”，讨论时局，还参与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的翻译，整理编辑了20卷本《鲁迅全集》。其间，他曾任教于上海麦伦中学、储能中学，在学校安排的每周周会上向全校师生作时政报告。奥松注步意书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而对探索真理的学生则用个别交谈、推荐进。籍等方式，以引导他们走向光明抗战胜利后，奥松先后主持了党领导的上海《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的工作，也参与了商谈创办《解放日报》事宜。1949年，上海先解放苏州河以南地区，党把主编临时报纸的紧急任务交给了奥松，奥松等进驻申报馆，连夜赶印了《上海人民》报，时为上海市民竞相争阅的一份欢庆解放和宣传党的政策的报纸，几天后《解放日报》正式出版。
  1950年，《世界知识》社迁至北京，奥松先后任副社长兼秘书长、总编辑和社长兼总编辑。与父亲一样，奥松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凭借着锲而不舍的刻苦自学精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现任《世界知识》副总编辑姚东桥认为他是“我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拓荒者，也是我国现代杂志编辑的先驱”[1]。
  虽然父亲与奥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他们的关系比同胞兄弟还要亲。记得我们小时候喜欢“翻”父亲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因为那个抽屉里存放有奥松、奥婶的结婚喜帖，是由父亲以“冯贞胥”名义发出邀请的，印制得很漂亮、很精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我家和奥松家总是住得比较近，往来始终密切，大多是奥松到我家，他们兄弟俩边慢慢饮黄酒，边聊。奥松嗜烟，他的“烟瘾”缘于他的不停写作。在我家，奥松多次向大家宣布：我已戒烟了。侄辈们追问：戒烟？多久了？奥松的回答是已有几个小时。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没隔多久，奥松就会讨香烟抽。奥松与冯彬年龄只差十五岁，因从事的同是新闻职业，又同喜欢抽烟，叔侄俩常是一面吞云吐雾一面海阔天空地神侃。
  不幸，奥松确诊患病，先是北京误诊，后在上海才确诊是直肠癌。1963年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又在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回京恢复工作。三年后，奥松又住进北京医院，父亲并没有去看望过他，但心里总惦记着。母亲等人了解父亲的心思，大家轮流去医院，回来就向父亲汇报详情。一次，别人去看奥松，父亲随同前往，却坐在医院对面的东单公园里等，他受不了医院里那种压抑的气氛，怕见到被癌症折磨的奥松，怕自己情绪失控。父亲对奥松的离去似乎早有准备，但真的得知奥松去世，他在家还是坐立不安、悲痛难忍。父亲没有参加奥松的遗体告别，母亲等家人参加并一直护送奥松的遗体到八宝山火化场。记得我曾读过父亲那天的日记，读得我眼泪禁不住汹涌而出。
  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没有“表白”，只有细心观察才能领悟。母亲徐黎如[1曾求学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因结婚辍学。母亲知书达理，贤惠善良，由于对父亲照顾体贴，形成父亲生活上对母亲的依赖。进入老年后，父亲每天会为母亲分好三餐的药片，并督促其服用；亲自去北京最新鲜的面包店为母亲买面包，母亲于1952年胃切除80％，要吃富有营养又易消化的主食，有时须排一小时队才购得，需要极大的耐心。父亲的情绪也常随我母亲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母亲60岁生日那年，子女们委托大哥主办母亲的寿庆，他在颐和园十七孔桥附近的万寿山饭店包了一套房间，两间卧室一间大厅，父母亲和外婆、二姨妈由两个年轻人陪同住了两晚。祝寿的亲戚24人在万寿山饭店聚餐，非常热闹。事后父亲感慨地说：“你母亲一生辛劳，只有这几天才得以摆脱家务，难得清闲休息，最惬意。”
  1970年，父母亲回到慈城居住，每当他俩的结婚纪念日，父亲会在日记中记叙。如1971年12月3日的日记：
  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五十年前与黎姥结婚之日，西俗所谓金婚纪念也。忆十年前此日感弟曾发兴号召容舒、意可在中山公园设宴，一家团聚尽欢。今又十年矣，感弟若在当如何兴高采烈，今则已矣，伤哉。[1]
  1976年12月6日的日记：
  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五十五年前余与黎姥结婚之日也，弹指光阴如同梦寐，颠沛一生，奄其尽矣。
  父母在慈城一住就是六年，父亲虽然很喜欢他的出生地及童年生活过的慈城，那儿环境安静，生活上有老阿伯的儿子舒仲[2]等亲戚照顾、陪伴。但毕竟儿女都不在身边，二老还是有寂寞感。每当我们去慈城看望，父亲总会伫立在二楼窗口向弄口张望；而临近离开，他就会伤感地计算日子。
  暂居慈城的日子，父亲每天阅读英文原版小说与英文杂志，或重读古诗、古史、古典文学作品。1974年2月，父亲到慈城医院测量血压为102—200，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披览英文书刊每日原在五小时以上，此虽属消遣性质，而查阅辞典颇费脑筋，正同学生读书一般，于“休息”意义上似大有妨，故以后拟予限制，每日不超过三小时。
  那时的父亲还能全文背诵毛泽东的“老五篇”[3]，一方面在于赞同这些哲学观点，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在夜间失眠时也常以背诵古诗和老五篇来消磨失眠时光；父亲还默写了老五篇之《实践论》一文，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内侄女。
  在同辈诸（堂、表）兄弟姐妹中，大家习惯称呼我的兄长为大哥，大家参加工作后，改称他参加革命后改用的姓名冯彬。1945年5月，大哥通过堂兄冯昌伯从“苏区”到“白区”采购药品、军需物资的‘乌篷船’到苏北解放区去，那时他才16岁，个子还没枪杆子高，行军时人家背枪是“挎”的，他只能“横端”，否则枪托会碰到地面。
  那时经常有急行军，因吃的是粗粮，最痛苦的是解不了大便，又怕赶不上队伍。有几次，冯彬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夜间行军，他从二层楼高的高处坠落，腿部骨折，不得不由战友背着行军；又一次下乡，被“还乡团”包围，幸而突围成功；最幸运的一次，是他被临时抽调去执行“文书”任务，而原战斗队的战友们正是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全部牺牲。此后的冯彬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从新四军政治部到襄阳的湖北子弟兵报社；从广州中南军区战士报社调到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国际部、新华社参编部要闻组等，并获得高级编辑职称。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下雪，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是五点多骑车出门，到办公室，先扫地擦桌再打开水泡杯浓茶，后收集各国通讯社的新闻，接着摘编，写成数千字的内参要闻，这是当年专供中央高级领导阅读的“大参考”。1984年，年过半百的他被派往意大利任首席记者，他的专长是英文，后又脱产学过法语，抵达意大利后，冯彬又突击学习意大利文，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并出色完成了工作。身为老资历新闻工作者，他从不“摆谱”，不以老资格自居。2005年，他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连说：“很惭愧，很惭愧……我到新四军时已是1945年7月，而8月日本就投降了。”
  每当他获得荣誉或称号，他总说“惭愧”。退休前，单位曾为他申报“特殊津贴”，被他的“算了”谢绝。他曾和新华社同事合译出版了《克林顿》一书，离休后又伏案翻译了曾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长篇小说《蒂波的一家》，2001年，中国翻译家协会因“冯彬同志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成绩卓著，特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我们也是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才发现了这一张证书。前几年，家乡政协要编《江北之骄——名人录》，让他填表，他又是以一句“算了”谢绝……冯彬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优良品德，继承了冯家的家风，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
  口述者：冯昭奎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研究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宁波宾馆口述时间：2014年2月
  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是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内的一个院子。当时我的大伯伯都良一家也住在那条胡同，离我家不远，两家来来往往，宛如一家人。
  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曾是外交部宿舍，是由四个院落组成的大杂院，先后住过几十户外交部的司局级干部。我家位于最里面的院子，是个两层小楼，我家住一层楼。二层楼有一个阳台，据说这院的原主人是梅兰芳，早先（20世纪20年代）梅大师在这里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又在二楼的阳台练过嗓子。
  乔冠华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前曾住在小楼的二层。我家搬进去时，二楼住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刚搬走。与小楼最近的一套平房，房客先后是黄华大使与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老师。当年的我，总觉得我家的邻居“很不简单”。孟用潜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曾任刘少奇主席的秘书；何老师参加革命比孟晚了十年，也在张闻天手下工作过，当时的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调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成为邻居何老师的“部下”。
  我家进门是个不小的门厅，里面有四间房，父亲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客厅兼招待客人的“宴会厅”，平时吃饭的房间和我们姐弟几人住的小房间；后面是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令我感到晦暗。
  书房朝阳，总是充满阳光，暖意浓浓。靠窗是父亲的那张大书桌，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文件，其中有每天叠加的新华社
  《参考资料》，分上午版、下午版，好像有时还有中午版，两三种版本的厚度都不逊于杂志。我读高中乃至进大学，每个周末回家，总喜欢进父亲的书房转悠，翻翻这看看那，尤其感兴趣的是那摞《参考资料》，而父亲却不想让我看，总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
  书桌的后面是几个大书柜，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图书”占了相当大的空间。当时的出版社除出版《世界知识》等三种国际问题杂志外，还出版有关国际问题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供党政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图书”，这些图书的扉页印有“本书供部级以上干部阅读”或“本书供局级以上干部阅读”的文字。我有时忍不住“偷读”这些书，不经意间“享受”了“局级”乃至“部级”以上干部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点诚惶诚恐。
  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即便是听报告或开会做记录，也保持着工整的字迹。记得读过他做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笔记，我不知这笔记是否是他聆听毛泽东主席讲话的记录，觉得毛主席讲话好生动啊。不过，等到该文公开出版，才发现笔记的内容与出版物有差异。
  父亲的书房没什么摆设。墙上仅挂着一块匾额，内容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诗，那是鲁迅先生为父亲题写的。茶几上有支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小室温计，那是父亲访苏归来带回的。
  紧连书房的客厅经常宾客满座，而进父亲书房的人却不多，常见的有两位，一位是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的姚臻叔叔，一位是我的堂兄冯彬。姚叔叔曾是父亲加入地下党后的单线领导之一，时主管国际宣传，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又是“独此一家”的权威性国际问题出版社。姚叔叔来我家，虽有叙旧，更多的是与父亲谈工作。记得1958年春，姚叔叔来得较频繁，好像是因为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不久，《世界知识》第12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此文后被《人民日报》转载，才知姚叔叔与父亲忙于讲话辑录稿的整理、发表。冯彬当时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经常向父亲讨教，父亲也乐意跟他聊。叔侄俩都爱抽烟，他俩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靠在一旁的我常常听得入神，全然不在乎满屋的烟雾。
  不管父亲在不在家，我家常有客人，周末的客厅像“宴会厅”，而每到月底，母亲况密文就会对父亲说“钱用完了”，“清苦几天”，待到工资到手，又照旧宴请宾客，乐此不疲。可悲的是父母亲的热情好客竟被造反派批判是“大吃大喝”，当然这是后话。“主雅客来勤”，父亲常常在客厅高谈他的国际形势见解，而母亲总是张罗着用好酒好菜招待来客，赵朴初伯伯的“每忆高谈惊四筵”的诗句就是指当年我家客厅的情景。有一次，清华大学请父亲作国际形势报告，我和同学们排队进入清华大礼堂，迟到的学生只能在后面站着听，或者在阶梯教室听拉线广播。坐在球顶建筑物礼堂的我，就有一种幸运感，这样吸引全校师生的报告，我却可以在家里经常听到。
  我家的客人除亲戚外，来得较多的是父亲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事，其中几位老同事是抗战胜利后与父亲在上海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共用一张旧写字台各司其职的人，他们是编辑、出版、发行《世界知识》的骨干人物。
  另外一拨客人是民进的同志与朋友。父亲与赵朴初、雷洁琼早在1943年就是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讨论时局的“星期二聚餐会”成员。三年后，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前后，父亲与大伯（冯都良）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的住处接待或掩护沙文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冯定、孙冶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活动。
  那时，我家在上海文安坊5号（现襄阳南路附近）三楼，二楼住的孙冶芳一家（当时我不知道我家是掩护孙），每天出门前，母亲总千叮万嘱我们在外面不要乱讲话，就怕父亲出意外，然而父亲还是出事了。大约我4岁的一天，日本宪兵闯入我家，我被杀气腾腾的场面吓得躲开，后从姐姐、哥哥的讲述中才知，是日本宪兵队侦查父亲工作的大用出版社，因抓不到进步作家楼适夷[1]，就抓捕了父亲。父亲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不肯说出楼的去向，后由周建人（鲁迅的弟弟）及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对此，楼适夷后吟《忆仲足》一诗：
  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
  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做了多年民主党派的工作，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秘书长、民进北京市主任。赵朴初、雷洁琼、徐伯昕、杨东莼等民进会员，都是父亲的老朋友，赵伯伯被称为父亲的“铁哥们”，雷阿姨被称为父亲的“铁姐们”。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父亲千方百计地将心直口快、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雷阿姨“保”了下来。
  可在“文化大革命”，身患癌症的父亲亦难逃一劫。尤其是1966年，肠癌并发肝癌的父亲已卧床不起，此刻的书房成了他的“病房”，来抄家的造反派在父亲的病床两头贴了“坦白交代，抗拒从严！”，“打倒某某某”，“打倒刘邓司令部在新闻战线的黑干将”等标语。等造反派走出家门，气愤的姐姐好提撕下一张标语，而父亲却让姐姐重新贴上。当时院子里还有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主要内容一是要交代与“修正主义分子”冯定的关系，一是批判父亲的“大吃大喝”……而父亲让我们要正确对待毛主席发动的群众运动。可当造反派诬蔑《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之时，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一字一句抗议：“说《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想想也是，父亲从1933年开始他的写作[1]，第二年，追随胡愈之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世界知识》的宗旨是为苦闷、彷徨的中国青年开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由此，父亲从作者、编辑到总编，为《世界知识》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而如今《世界知识》却被诬蔑为“卖国杂志”，父亲真的很伤心，很痛心。
  由于心痛，由于病痛，往日被孙辈昵称为胖爷爷的父亲那宽厚、乐观的笑容不见了，书房的病床上只有叹息，只有呻吟……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晚，我从外面回家，父亲看到我，眼睛顿时一亮，说：“阿平，你给我拉一段《魂断蓝桥》[2听听。”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自发现肠癌到上海做手术后，已有四年，住过好几次院，虽说健康状况一次比一次差，但父亲从没有直接表达过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依恋。这次又将去住院，再次离开家，离开书房，父亲想借助这一乐曲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而《魂断蓝桥》时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如果被大院的造反派听到，将又是一场灾难。然而，我们已不顾这些，为了父亲的心愿，一旁护理的母亲拿出一条厚窗帘，把它挂了起来；好提出门去院子看外面的动静；我拿出积满灰尘的小提琴，拂去浮尘，擦松香，调准弦音……当旋律从我的手指和弓弦之间滑出而回荡在父亲的书房之时，我的心灵如醉酒般地颤动起来，表达出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离别之情，我们彼此是那么的依恋，那么的不舍，又是那么的无可奈何。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们仨泪流满面，只见父亲闭上了眼睛，脸上有了瞬间的安宁。我喜欢音乐，父亲曾经多次给我音乐会的票子；父亲和大伯常听我拉的《茉莉花》。现在想想也是欣慰，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在父亲最后的书房，我的喜好给病痛与心痛的父亲带去瞬间安宁。
  1966年的夏天，我工作的七机部二院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将抽调力量去贵州，我是其中一员。当时的领导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三线’一天不建设好，他就睡不着觉”，为了让毛主席能睡好觉，我们一批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坚决响应号召参加“三线”建设。我去北京医院与病重不起的父亲道别，说我要去参加“三线”建设，挺远的，在贵州遵义。父亲平静地说，“年轻人么，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
  与父亲告别后，我随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军来到贵阳，在远离北京3000多公里的“064”指挥部，设计隐身山洞的半导体车间。其间，因惦记父亲的病情与同事谈起，一同事告诉我一好消息——上海一教授发明了治疗肝癌的新药。可还没来得及写信联系，这年11月30日，父亲带着双重的痛苦——病痛与心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书房，离开了伴随三十多的《世界知识》。当3000多公里之外的我接到“父病危”电报之时，竟还想着去上海替父亲买新药呢。到上海听一亲戚说出“您不用去”四个字，我才明白，那天与父亲在北京医院相见竟成我们父子的永别，“年轻人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是父亲对我的最后遗嘱。
  从上海回到北京，父亲的遗体已火化。时是“文革”，父亲被批，而外交部的一些领导，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些同事还是“悄悄地”与父亲告别。13年后的初春，外交部为冯宾符、吴景崧、梁纯夫三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黄华、胡愈之夫妇、乔石夫妇、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孙冶方夫妇、宦鄉、于光远、冯定夫妇、孙起孟、萨空了、冯亦代、刘贯一、徐伯昕、陈翰伯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全体同志近300人出席了追悼会，1979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消息。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停刊被诬蔑的《世界知识》同年复刊，与读者再见面。还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如今的我子承父业，从工程师转行为日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员。
  我觉得我的转行与父亲的DNA有密切关系，我家在无量大人胡同的父亲的书房是我学生时代的“第二课堂”，我从中感受真理之美，感受写作之趣。我觉得我的转行不仅是父亲职业的传承，而且是父亲意志的传承。我学的是俄语，大学毕业参加军垦农场劳动时，我从父亲当年自学英语受到启发，悄悄自学英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外语被视为崇洋媚外，我就搞到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每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从英文反推中文意思（因为中文语录天天读，大都记得住），记了很多英文词汇。回想当年自学英语的环境，真是不可思议，但我常以父亲自学英语、翻译《西行漫记》的那种精神自勉自励。正是父亲的榜样，1978年人事部组织的科技人员英语水平考试，我获得笔试67分、口试5﹣的成绩。那时考70分的科技人员可以不参加培训就可出国，我的笔试成绩虽差三分，但由于口试接近最高分，也被列入免于培训之列，于1979年选送到日本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为此我又自学了日语。
  如果说自学外语是以父亲为榜样，那么喜欢写作也与父亲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从日本回国后，我将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写成科普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其中《软件的崛起》一文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并与我约谈，希望我去国家科委工作，当时我已达到了可读懂俄文、英文、日文的专业技术文章的水平，又有半导体和电子学的专业基础，而且最向往的工作就是能够安安静静地做些资料翻译工作，正好国家专利局招人，我便到专利局接待大厅填了应聘的表格，等了一个多月不见回音。世间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一次《世界知识》的作者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何倩，他建议我调到日本所，说到日本所也可以做喜欢的资料工作，于是我写信给日本所人事处，想不到一周后就有了回音，又过了一周就搞定了调动手续。此后，国家专利局也发来商调函，表示“热烈欢迎”，但为时已晚矣。
  回想起来，真是有缘，由于父亲奉献了大半生精力的《世界知识》的“牵线”作用，我成了老邻居何方老师的部下。这一调动被同事戏称为“变身”，而我说是“半路出家”。人到中年的我，专门从事日本研究，我克服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不足等困难，靠着勤能补拙、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和行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众所周知，转行到陌生的领域，总得找一条进入此领域的路径，我利用我所学专业和原工作的特点，将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作为第一个选题，撰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的报告，发表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第二年就被评选为社科院“优秀报告”。去日本考察后，又撰写了“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的考察报告，被中央有关部门选作“县团级文件”发往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我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写下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日本经济的活力》、《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改革》等。其中《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分类出版了《中日
  流通业比较研究》、《日本的零售业》、《中日流通业比较》、《AComparisonBetweenDistributioninChinaandJapan》四本专著，之后又出版了《走向技术立国之路》、《日本经济》等，迄今我已有12本个人著作。
  在对日本的研究过程中，我自然而然想到了中日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日关系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路，来研究中日关系这一课题，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先后出版了《对话：北京与东京》、《日本：战略的贫困》、《中日关系报告》等书和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内部报告，这些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我退休后，被邀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日研究所所长（其实只是挂个名），2004年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我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个重要会议，要我回京后马上向一位领导同志“报到”。我回北京后不久，就接到这位领导同志的电话，通知我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并让我告知其车牌号。我说，我是退休的普通研究人员，没有专车，只好乘出租车。对方说：“那我们就派人在中南海门口接你吧。”待到开会那天，我来到中南海门口，说明来意，警卫很快放行，我没等人来接，“趁机”在这个“最安静的公园”散了步。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胡主席还没有到，先进入会场的人打算到会场门口迎接，却不料胡主席身穿夹克，脚穿布鞋，走路很轻，已经进入会场。他绕椭圆形会议桌转了半圈，与发言者一一握手，然后在会议主持人旁边落座。我看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没想到在第一位发言者讲完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吧。”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的发言时间多出一倍。
  因为写写写，我和我的文章引起了关注，既受到批评和指责又得到肯定和赞扬，其实我只是个书虫，只想努力说一些实话，为人做事都很呆板。1990年前后，院里要我当副所长，我拒绝了，但仍然被以一种“没得商量”的方式接到任命，我硬着头皮当了一届就主动辞职。2011年，因为在公共汽车站偶遇其他所的老朋友，告诉我院里正在评选学部委员，我就填了一份表格，出乎意料地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反正从工程师改行做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此后遇到的种种事情，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也可以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我的祖父是旧时代的士大夫，父亲是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我是他们的儿孙，继承了他们的基因，秉承了他们的性格。有意思的是，年过古稀的我至今仍以研究、写作国际问题为乐，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除了有时在书房里听听音乐，没有什么嗜好，每天就坐在书房里，不是看与研，就是思与写，这一切正是缘于父亲对我的启蒙、培养、熏陶。
  （冯昭珏、冯昭逢参与口述）
  ⊙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
  口述者：冯一敏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会计学历：中专肄业
  口述地点：慈城太阳殿路42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这里（太阳殿路）旧称槐花树门头冯。原来沿太阳殿路有个大道地，栽种不少木本、草本类植物，是慈城几处冯家花园的其中一处。花园是否栽植槐花树而得名槐花树门头冯呢？族人没有传说，我也没有考证。只知道隔壁墙门（西面，现址44号）是君木先生的教书处，他的学生有陈布雷、沙孟海、冯定等，冯定还是我们族里人。据说冯定先生被国民党追捕时，君木先生就让他躲藏于44号南面、冯家花园池塘北面的那口孝子井弄堂内，当时这弄堂也属冯家，外面有堵砖墙。阿娘阿爸等长辈们讲一段往事像讲故事一样，不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讲的事。
  我还记得我家的一副对联：
  清神照水明纤蔼，
  高论排阊动夕风。
  上面还书“友青从兄雅属”几个字，落款是冯幵，即君木先生。友青是阿爷的名，从兄的称呼应是他们的祖辈为兄弟。这副对联贴在堂前，我五六岁大，阿爸就教我认对联上的字，认识后，每晚上楼睡觉，阿爸（他出门在宁波谋事，一般每月回家一次）总让我读一遍，好像还讲诗的意思，对联中间是一幅山水画，看上去黄兮兮、旧奈奈，也是阿爷朋友送的。
  旧时，我族要挂一幅画像，画有18人像，人像边是他们的名字，并列的女人像是他们的妻子，从上而下有五代。最上面是天梅公（所有祖先名只是听大人说的记忆）与仪初公兄弟，各有一室妻子；依次是守全公，原配、继室二任妻子；依承公，原配、继室两任妻子；灵云公，原配、继室、续室三任妻子；最后是微宾公，原配、继室、续室三任妻子，微宾公的坟在清道观后山。这幅祖宗像由树德堂各房轮值，轮到哪房，祖宗像就由哪家保存，下面的子孙就去哪家祭拜。
  阿爷有三个儿子，依次为崇甲（仁镜）、崇颖（仁聪）、崇焕（仁麟）；而阿爷自己也是三兄弟，二阿爷早逝，三阿爷也有三个儿子，即使这两家轮，也需好几年呢！阿爸排行第三，一般长子长孙轮值居多，所以从我记事起，我家也没挂过这幅巨像。我家挂的是另一张太公像，上书润之公，那是我的曾祖父。
  据传树德堂自灵云公开始从商，主要从事运输——赶驳头船（慈溪方言，意为撑船），这船一直能撑到上海。之后，微宾公做药业生意，没做出多大名气。名气不大，业务不错，单阿爷一直为全寿斋阿大，是没股份的职业经理人。阿爷60岁那年，据说院子里搭绢篷办酒席庆祝大寿，而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没有看到这热闹场面，不过在做阿爷七十阴寿时，父辈们将十年前朋友送的对联、画轴一一悬挂，我看到有钱罕送的对联等。
  1933年，二阿伯的先生杨先生的儿子结婚，阿爷吃好日酒，酒席上有河鳗等大菜，河鳗有助气之药效，再说是野生河鳗，患气管炎经常气喘的阿爷因河鳗的助气药效，当夜气喘而亡。
  阿爷过世后，阿娘将家分为四股，她的晚年由三个儿子轮养。那时二阿伯仁聪在宁波后马路开办九华堂，大阿伯仁镜入股慈城二成斋，而阿爸曾在九华堂当过阿大，时间不长，以当职员为生。阿娘基本住我家，大姐、二姐出嫁后，我随阿娘睡，阿娘识点字，她肚里的故事、谚语不少，常是出门观天色，决定带不带伞，什么早雷不过昼，什么月晕风，而“白露白米米，秋分稻头齐”之类的农谚更多。长大后，我爱好农时谚语、吟诗撰句，不能不说是受父亲让我背诗、阿娘谚语的影响。
  儿时六月乘风凉，阿娘、阿姆总用草扇边掸蚊子，边说古道今，其中是让我们猜谜语，如“大早之年不肯晴，黄梅细雨满天星。若要天公晴，满天扯乌云”，这谜语印象最深，谜底是露水。
  俗话说，一娘生九子，离娘十条心，父辈三兄弟的性格完全不同，其儿孙更不同。“文革”抄家归还财物时，镇上将一幅冯叔吉祖像给了我，每年伏天我将其晾霉。一年晾霉后，觉得自己是女儿，祖宗的东西还是儿子来保管为妥，就对堂哥伯生说，这是祖宗像，明代太公。他一看是蛀虫烂沫的东西，说：“烧烧脱好了，他们不是都烧掉了嘛！”我一听此言就明白了，就收起了祖宗像。
  1992年春天，冯骥才来慈城寻根，有人陪他来这里，我让他看这幅祖宗像。他一看很喜欢，他说出钱。我说不要钱，你喜欢就由你保管……几天后，我和女儿健慧在钱先生陪同下到冯骥才下榻的金龙饭店（现富邦大酒店）将这幅祖宗像送给冯骥才，实在是想祖宗像有个更好的归宿，不论是前后新屋冯家，还是布政房冯家，因为我们都是大树将军的后代。
  阿爷名下孙女多，孙子少。大阿伯的独子是残智，有婚配没拜堂而折，我有阿弟，未成年而夭，只有二阿伯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上虞。这样走的走，亡的亡，槐花树门头这一弄内，现在姓冯的差不多只剩我了。
  ⊙槐花树门头与九华堂
  口述者：冯尚荣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工人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白衣巷53号口述时间：2013年4月
  我慈城的家在太阳殿路43号（原址大门是太阳殿路33号），旧称槐花树门头。打我记事起，门口有三株槐花树，槐花树门头冯[1肯定由此得名。我家南面是太阳殿路，20世纪60年代有大门，前四扇大门，后两扇大门，前后大门相隔2米，平时大门不开，也就是家里遇红白喜事才开大门。进大门近10米正前方，有一株向东横卧的槐花树，横卧的长度与大门一样宽，直径约50厘米，枝干却直立向上，树枝茂盛，而卧地的那些树干有点空心，可看出那岁月的苍老。在这株老槐树根部南面，还有株小槐花树，那株树干细得多了，像是老槐树的子孙，不过这一横一直，一老一小，现在回想起来蛮有意思，印象很深。大门的东面是一扇小门，这才是我们70年代前进出的通道。离小门东首约5米处（即现在从太阳殿路通往我家的弄道）又有一株大槐花树，其直径比横卧的那株还要粗十多厘米，好像被劈去一半。70年代初，三树同时被毁。
  大槐花树的东首是三间屋基地，屋基地墙后是约3米见方的小天井，然后是三间朝南的房子，加一间向东的偏屋，那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小时候的家。屋后有条弄堂，这弄堂现在还在，进去约4米的北面是四房的大门。大约往北一间多点屋面，
  有三间平屋。这屋西边外面是两道大门。两道大门是石墙门，所谓石墙门，就是用4块大石头做的门框，我小时候是有大门的。与它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是一堵地基，约15米长，基石是一米宽、三四米长的条石，家人弄不明白，朝北是平面光滑的，而朝南那面却是毛坯，地基上面便是瓦砾，这一大块空地我们用来种蔬菜。应该说，地基还在，地基的西北角有一口井，旁边还有洗衣用的近2米长的石槽。三株槐树被毁时间，约在70年代初，在地基上面砌建了平屋。过两道大门近12米是现在我家的外大门，往西七八米处又有一个墙门，穿过这个墙门，有五米宽的道地，前进为二楼五间，屋跨度有10米多，中间是个大堂前，我家阿太、阿爷的灵堂就设在那儿。堂前前后各6扇门，堂前右手前后各两扇门开着通往后进，也可通向我家后门的通道，后进是三间两层楼，这些房子现在都还在。
  我小时居住的那些房子，祖父辈于1962年卖掉，搬到现在的墙门，是太公（婆）分给阿爷的房子。这之前，太公给阿爷辈三兄弟分家，按“兴”、“立”、“成”三房而立分书。当时太太婆（高祖母）还健在，从分书上能看出老一辈考虑得很周到，分书写得很详细，以避免以后产生矛盾。现存我家的大藤篮上书“松立”字样，而一些小器皿上书写的是“立”字，应该是分家前后的财产。
  阿爷辈是三兄弟（参见6.2.4），我家是二房。早年，阿爷与他人合股在宁波创办了九华堂药店。因经营不理想，他人逐年退出，阿爷把家产都投入了九华堂，经多年努力，才把借债还清。药店就在后马路（现为人民路），车站路旁边。印象中，隔壁有同大酱油店、肉店等。我外公在那儿开森泰祥，是租来的两层楼房，有两间门面，做切面、烤麸生意，南首隔壁是阿爷的九华堂，也是两层楼房两间门面，楼上住人并做仓库，有阳台可以晒药。印象中店堂后面有个竹笆园和一棵粗约20厘米的梧桐树。九华堂公私合营后，阿爷在存济堂工作，存济堂在中马路，临街一面是两扇黑大门。阿爷一直工作到退休，当年阿爷的退休工资有四十多元。解放前，阿爸曾在阿爷店拜凌松堂为师，后因生意一般，阿爸经亲戚朋友介绍到上海药店打工，公私合营后进了雷允堂药店工作，因业务熟悉，退休后一直留用。1996年才正式退休回家。
  另据我所知，我家从曾祖父开始搞药业，分书中提到，祖上在上海一药店有股份，但到父辈以后再也没人从事这一行。
  ⊙父亲冯定的一生
  口述者：冯宋彻出生年月：1947年职业：博导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天外天烤鸭店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去过宁波，没去过慈城，但我是北京宁波经济促进会会员，促进会中有些是慈城人。曾经听父亲谈起，现在看他写的自传，我们知道，父亲的十一世祖叫冯叔吉，为明朝湖广布政使。布政公有两个弟弟，后代子孙繁衍，父亲所写与这份世系考（表6.2.5）基本相吻。
  父亲是布政公正支这一脉，据说布政公的孙辈中有个次牧公，好文能诗，祖上口传了他的“雪地飞金让穷人拾金换米”，“满清政府征聘他出仕而没去，遗嘱用明朝服装入殓”的逸事。布政公的子侄辈，多在明朝晚期做官，因而慈城的家中曾藏有不少明代祖先遗像，没有一幅穿清朝服饰的祖先遗像，每年春节都要悬挂。父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出生，自幼听到的忠孝故事、祖上（家族）的反清思想，深深地烙在父亲幼小的心灵，父亲青年时期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激情即源于此，同时伴随的是“荣祖耀宗”与“显亲扬名”等观念。
  爷爷是两兄弟，布政房冯到爷爷这辈已彻底败落。听父亲讲，从次牧公开始，冯家开始衰微，家里是用借条糊窗。我们的高祖父已靠手工讨活，曾祖父金福做厨子还当漆匠，祖父慎余是漆匠[1]，因此，乡邻称幼时的父亲为“漆匠阿慎的儿子”。
  父亲是爷爷的幼子，取名为远龙，其他儿子依次叫寿龙、友龙、文龙，还有四个女儿。由于父亲的价值观，他与我们只说起过爷爷、大伯与大妈。大伯与大妈，即父亲的大哥与大姐。大伯比父亲年长五岁，也是漆匠，打父亲记事起，家里的生活就是靠爷爷、大伯的劳动所得来维持。长到十多岁，大伯就病了，得的是肺炎，父亲看着大伯生病无治、奄奄一息直至离开人间。没多久，爷爷也因生肺病离开了人间。大妈嫁给开小铺的陈寅兰，早年守寡。大约从1925年起，大妈和她的儿子在上海开小百货铺子为生。十年后，父亲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租住在大妈家的空阁楼，那儿是父亲与外界联系的通讯联络地址。新中国成立后，大妈的小铺关歇，父亲介绍大妈的长子，外甥陈长生到华东一公司工作；大妈的幼子陈翼生，在工人合作社做事，加入共产党。我们在上海期间，大妈还抱过我们，他们姐弟俩感情颇好。1953年，我家随父亲工作调动从上海搬到北京定居，我们很少与大妈家来往。
  从父亲所记的资料所知，父亲家在布政房内，只有一间老房子，是前后宅穿堂旁边的一间房子。大伯去世的同一年，三伯文龙也死于肺病。不久，二伯友龙离开慈城去僻陋的嵊县一个小首饰店做学徒。出师后，二伯由族人保荐去苏州一较大的银楼当匠师，那时爷爷已生病，不能劳动，二伯的工作所得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家里经济虽较为窘迫，但爷爷还是将父亲送入慈溪政婉小学。正是爷爷送父亲读书之举，使二伯误认为爷爷对长、次子的严厉与对幼子的偏爱，因而导致兄弟不和。其实，二伯是不知爷爷“荣祖耀宗”的内心祈盼，作为望门之后的爷爷很希望儿子们能通过创业和读书来改变家里的困境，而且二伯不知祖父的用心良苦，看不到他的弟弟、我们的父亲过人的才识。父亲很会读书，族叔君木公[2]知道了这一情况，在他小学毕业前，写信给爷爷，希望能让父亲继续升学，而且建议父亲读师范，费用较少，当时的初入学费约四十元，以后每年包括膳宿在内也不过三四十元。据父亲回忆，后来爷爷只付入学一笔费用，每年只负担十元钱，其余的二十元由君木公和君木公的一远房侄子负担，只是不知这位族人是谁。爷爷经过几天盘算，采纳了君木公的建议，可没等父亲小学毕业（1916年春天），爷爷就去世了。这年秋天，父亲按爷爷的遗愿，考入宁波市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深造。不幸的是两年后的冬天，父亲患肺病吐血。肺病似乎缠绕着我家上辈族人，爷爷、大伯、三伯先后丧命于肺病，君木公说啥也不愿看到他的族侄再被此病所吞噬，立刻筹资大洋数百元，送父亲进医院治疗……因病，因休学，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开始用“昌世”之名。我不知是谁给父亲取的名。
  1921年夏天师范毕业后，由祖母做主，父亲与俞襄结婚。同年秋天，父亲考入刚成立的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在会计部任传票记账员。父亲就把妻子接到宁波。父亲离开慈城前后，家里因二伯所赚的钱，将已直卖[1]的祖传的五六亩祀田赎回来了。二妈，即父亲的二姐嫁给一个农民，生了一个女儿后自杀了，而且后来二妈家人也都死了。三妈，父亲的三姐嫁给一个姓曹的厨工，有一个儿子，名叫曹瑞春，新中国成立后由冯定介绍在上海一所小学教书。四妈，父亲的小姐姐嫁到浙江衢山（今属浙江舟山市岱山县），丈夫是那儿一个中药铺的司账。前面说过，二伯与父亲不和，父亲离开慈城独立生活后，便由祖母做主分了家。分家三四年后，祖母也离开了人间。当时这家是怎么分的，从没听父亲讲过，也没有文字记录。只有二伯“于1930年前后，回到慈城摆小摊，开小铺，赎回老宅的5间房子[2]。经常承值远祖的祭祀。抗战时参加了一贯道，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要其劳动改造……”等传记。可能因二伯的这些情况，父亲几乎不提二伯的名，因而我们完全不知道二伯和他儿女等的情况，不知在老家是否还有二伯的后代。祖父母的早逝，大伯和三伯的夭折，还有二妈的自杀，使父亲痛恨当时的社会。
  父亲结婚时，原配妻子俞襄才十五岁。父亲给她安排了教育计划，最初下班后教俞襄读书，让她写字，练习算数，后又鼓励她报考宁波女子师范，结果名落孙山又去补考，并请君木公写信说情，才录在备取生的最后一名，勉强录取。可世间的事往往好事多磨，在录取可读书之时，交易所破产，父亲又随着君木公到上海修能学校教书。父亲年轻时，因家庭遭遇，视事颇为愤青，这样与创办修能学校的慈城乡贤秦润卿产生隔膜，这事令君木公十分生气，父亲知趣便辞职不干。君木公真是有恩于我家，他生气归生气，再次介绍父亲做徐荷君[1]先生的私人秘书。徐先生是君木公的弟子，又是君木公的亲家。
  1924年冬，父亲随徐先生来北京。那时段祺瑞执政，因徐先生世交李思浩[2]任财政总长，徐先生就任财政部主任秘书。作为秘书的私人秘书，父亲住在北京的“宁波试馆”，由徐先生支付月薪五十元，与财政部并无联系。而徐先生却要父亲每天去财政部秘书室坐班两三个小时，替徐先生抄写一些资料。因别无他事，父亲被人取笑为“小秘”，这令父亲很恼火，就以消极的态度对付财政部的差事，这期间大量阅读《向导》、《语丝》等新杂志，稍有空闲就去北大旁听。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震动全国，民众反帝情绪高涨，父亲直奔北大，报名参加救国会，加入学生爱国运动行列，不久再次辞职返沪，并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和函授部教员，不久加入共产党，时商务印书馆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是陈云。[3]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一年，父亲在宁波被捕，幸亏当时并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又是君木公保释出狱，父亲只被看押一个多星期。从读书开始，君木公多次帮助父亲。因君木先生爱惜青年才俊，每每对父亲倾力相助，父亲对君木先生敬仰，这对族叔侄，变成亲叔侄一样的关系。父亲与君木公的儿子都良叔、宾符叔也很亲，真如堂兄弟。父亲用过“冯季定”这一笔名，参加革命时的名字即“冯定”由此而来，因此都良叔、宾符叔的儿女都叫父亲为季定叔。
  经君木公的保释，父亲在慈城槐树门壁弄里躲藏一段时间后，又去了上海，没多久与陈伯达、应修人等人同船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因王明路线的影响，于1930年回国，以“贝叶”等笔名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活书店出版了《青年应当怎样修养》，以后再版多次，是当时较畅销的读物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专著，而父亲由此声名鹊起。父亲的这部书在当时的上海影响有多大呢？王元化[1先生在《认识冯定》一文中谈道：“我觉得贝叶的文章分析翔实，说理透彻，特别有一种平易近人的风格当时我就受到他的一定的影响，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因为影响较大，那时父亲已是广大进步青年敬慕的理论家，后在父亲百年纪念时，有学者称父亲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巨人。[1]
  从父亲的自传记述，他有四次婚姻，其中第二、三次婚史短暂，没后代。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与原配失去联系，他们有两个女儿。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姐弟在上海相认，现在大姐冯惠在合肥，小姐冯钧在杭州。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读小学，一次随父亲去杭州，二姐带她的孩子到花港宾馆，父亲对我说，你当舅舅的要让外甥，我们兄弟还说我们不要当舅舅，当然这是后话。1938年10月前，父亲在中共上海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党刊《真理》的编辑，遇到对革命富有热情的饶友瑚。饶友瑚是饶国模[2]的侄女，父亲与年轻的饶友瑚在上海结婚。[3]后来父亲去皖南新四军军部，饶友瑚因病先后在上海、重庆治病，与父亲通了一年信，终因吐血不治而亡。
  1940年7月初，黄桥决战的前奏郭村战役（后改编拍成电影《东进序曲》）期间，陈毅同志从江南过江来到苏北的郭村，与管文蔚等商订作战方案，其中一项就是写信给泰州的李明扬做李的统战工作。信由担任机要秘书的袁方同志用毛笔誊录，陈毅同志交给袁方这封信稿时，看她这么小，恐怕认不准信中的字和引用的一些典故，就指着坐在旁边的父亲，对袁方说，“你要是有看不清或看不懂的字句就问他好了”。时任江南澄武锡区军政委员会副书记的父亲是奉陈毅之命去上海路过此地，想不到竟在这里当了袁方的问字之师，这是父亲与母亲的初次相识，其实母亲在上海女子大学读书时已读过父亲的作品，通过文章已认识了父亲。袁方后与父亲结成秦晋之好，陈毅无意中做了月下老人。
  黄桥决战后，苏北大部分地区解放。1940年11月，刚刚组建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在苏北盐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陈毅代总指挥任校长和政委，时任皖南军部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长的父亲任副校长，负责日常工作。为了加强抗大五分校的工作，1940年11月30日又任命赖传珠兼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1]皖南事变后，军部重新确定五分校的领导班子，校长兼政委仍是陈毅军长，父亲与洪学智[2]为副校长。抗大五分校培养了大量军政干部，后改称华中抗大总分校。父亲在四师、二师地区从事政治工作后，还在华中局党校工作过，直到1944年9月，再回淮北做宣传部长工作。这期间，父亲在新四军《抗敌》杂志、《拂晓报》发表了数十篇文章。1939年4月，父亲以“贝叶”署名的《陈毅将军访问记》在上海《译报周刊》2卷第1、2期上发表，产生了较大反响，其中对抗日民主人士罗稷南3]有影响。之后的罗稷南曾手提着一部无线电台从上海过镇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在苏北主管宣传工作的父亲，并在苏北生活了几个月。
  再说母亲自与父亲相遇后，先后在抗大四分校及江淮大学学习并工作，再次碰到父亲是在1944年夏天，那时母亲在《拂晓报》社做编辑和记者。父亲时任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拂晓报》社长，每天要审阅《拂晓报》大样，而母亲经常要送样稿请示父亲。四年前有陈毅军长的牵线，现有两人的频频接触，这年秋冬季，父亲与母亲结婚，邓子恢[4主持了婚礼，他还向父母赠送了一条从延安带来的军民大生产时自产的粗毛毯，以贺父母的新婚之喜。近七十年了，我家还珍藏着这条毛毯。据说，婚礼摆了两桌酒席，一桌是军部干部，一桌是工作人员。那天，邓子恢的夫人陈兰[1]叮嘱年轻的母亲要照顾好父亲的身体。母亲牢记了陈兰大姐的话，与父亲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春天，父亲因胃病复发送往大连治疗，在胃切除一半后休养期间，父亲撰写了普及哲学的短文，每篇前冠以《平凡的真理》在《大连日报》连载，第二年由光华书店出版《平凡的真理》一书。《平凡的真理》是父亲的代表作，把辩证唯物论哲学与青年的思想、学习、工作等实际结合起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流传，此书那时被誉为进步青年最为喜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读物。
  这之前的1949年5月，父亲受命动员
  了一批青年学生南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的第二天进入上海。之后，父亲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之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1955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首批中国科学院233名学部委员[2]名单，父亲榜上有名。这年秋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父亲修订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此后再版11次，发行50余万册。一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第二部作品《共产主义人生观》。同年，父亲还被选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连任四届，是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1月，由毛泽东提名，父亲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授、校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等。“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成为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受到迫害。而父亲时常说：“逆境总是有的，人生就是进击。”这句话，支撑我们一家度过艰难的“文革”十年，“人生就是进击”成了我们兄弟仨的座右铭。1977年9月，北京市委同意北京大学党委关于解放冯定并恢复其组织生活的决定。一年后，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为北京大学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冬的一天，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谱曲者王久鸣来找父亲，讲到一段与父亲有关的这首歌曲的遭遇。那是开国大典之后，上海市委召开宣传会议，布置如何隆重接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友好国家代表团——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上海的有关事项。会议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源主持，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作主讲，当讲到接待的注意事项时，父亲强调：“现有两首歌不能唱，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其曲子是美国的流行曲，一首是《你是灯塔》（即《跟着共产党走》），抄袭了苏联追悼歌的乐曲。”据说，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团一位人员说，《你是灯塔》的乐曲开头像苏联的一首哀乐。当时的父亲只在会上讲了一下，想不到，这个作曲家就蒙受不白之冤。年近八旬的父亲听了王久鸣先生的诉说后，他一再说那次轻听人言，搞错了，很对不起，并由母亲代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发表在1980年1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澄清了王久鸣的冤屈。之后，王久鸣在他的回忆录和自传里写道：
  （我）对这封信十分满意，如获至宝……十年浩劫，冯老遭罪不轻，饱经风雨沧桑，所以，能体会到被诬者的心情，我也必须体会冯老今天的风范和他的一片心意。[1]
  不幸的是五年后，父亲因脑软化医治无效，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走完他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一生。父亲对我们孩子的态度是慈祥而不失原则，身教重于言传，他生前至少有五个笔名，他将影响最大的两个笔名“贝叶”和“宋彻”用来取哥哥和我的名字。一年后，家乡党报刊登了《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纪念冯定同志逝世一周年》一文[2]；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定文集》（上、下卷），这既是父亲一生的理论建树，也是爷爷所祈盼的“荣祖耀宗”成果。
  ⊙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
  口述者：冯贝叶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研究员学历：研究生
  口述地点：北京天外天烤鸭店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冯定作为党的宣传干部，自然熟知并了解毛泽东，但他没有去过延安，与毛泽东没有直接来往。而以父亲的职位，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更谈不上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也就有了之后的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
  1952年1月，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揭发出的资本家“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问题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国家财产被盗和干部受腐蚀等问题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至非解决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于是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三反”和“五反”两个斗争就会合在一起了。这一年，中国仍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当中，那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应当还有所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父亲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此很感兴趣。
  他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认为：只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而没有看到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还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是片面的，在实践中立即消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错误的、有害的。父亲所在的华东局由于实际领导运动，显然也看到了如再不解决这一问题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父亲把学习体会写成文章后，华东局一方面在内部组织人对这文章进行推敲和修改，另一方面向毛泽东报送了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
  据母亲回忆，华东局组织修改父亲的文章时，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提出了几处修改的观点，而父亲不同意修改意见，但这年3月24日《解放日报》[1]发表时仍按张春桥的观点作了修改。父亲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据说毛泽东称赞了父亲的文章，同时批评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2]据此，陆定一同志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在检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在检讨报告上还为《学习》杂志代写了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父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在预印的小样上亲笔做了多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修改是文章的题目[4]。同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此文。父母亲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与《学习》杂志上的文章进行对照发现，《学习》杂志修改的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修改的那几处，也就是发表的这篇文章与父亲原文观点基本相符，这是颇具戏剧性的情况。而当时的父母就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父亲的文章。现在这已为于光远同志在其回忆文章中证实。
  这年下半年，父亲从上海华东局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一分院第一副院长。
  4年后，父亲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年，父亲两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是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父亲在日记中记载：
  二月三日，雾霭，阴沉。早起。上午出席小组会，之后回家午餐，想好好地睡一下，但仍没有睡好。下午出席大会；之后至怀仁堂赴宴。宴前，先晤了陈云同志，他还记得1926年间在宝山路和我开过支部干事会的事；不久毛主席等来了，和宾客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看我一下，问我现在哪里工作；刘少奇同志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同志说他读过我的文章；都使我铭感不忘！宴会直至十一时余才散；回院就寝，已很晚了。
  午后二时，去西苑大旅社等候开重要会议；三时余，接通知去怀仁堂；四时余，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等十来人出来，与科学工作者们合摄一像；我被预先告知站在毛主席背后左侧，他就坐前和我及其二三人握了手。
  这是父亲在科学院讨论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会议期间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记录。
  这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马列学院一分院，据自传：当时，父亲有几个去向，一是任第二届赴越南整党顾问团团长，一是去郑州任新成立的郑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外中共中央编译局也希望父亲去他们那工作。但由于情况多变，父亲的工作一直没定而没有上任。直到第二年1月22日，父亲接到中宣部张际春[1]的紧急电话，电话告诉父亲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北京大学教授马列主义。据说，去北大当教授是毛泽东的提议，而且让父亲什么职务都不要挂，只当一名教授，旨在加强党对北大学术方面的马列主义领导，由此父亲成了北大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教授。[2]一星期后，父亲到北大报到。尽管没有实职，父亲却经常参加校党委书记的碰头会，后再由校党委书记提名，父亲任校党委副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北大党委被撤销为止。
  父亲去北大时，冯友兰[1]先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父亲住在燕南园，这是北大最好的教授宿舍区，十余幢松墙环绕的独门独院的西式小洋房，居住着全校多位一、二级教授，多是学界泰斗，吴文藻与冰心夫妇，还有雷洁琼、马寅初等，可以说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知名学者都在此住过。北大的燕南园后被称为精神圣地。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清华园迁到燕南园57号的。父亲的家是55号。55号与57号小洋房从地理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小洋房的主人，两位冯教授因时代的特殊背景也有着某种“对立”的关系。不是吗？毛泽东提名调父亲到北京大学。毛泽东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争鸣，冯友兰可以讲唯心主义，冯定讲唯物主义，同冯友兰唱对台戏。而那时的北大校园似乎有一种具有调侃意味的说法：学唯物主义找冯定，学唯心主义找冯友兰，学帝王将相找翦伯赞。时至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2]
  其实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文化部、文联等文艺界，继文艺界被点名批判之后，这股批判风又扫向了理论界，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哪还有出路可言呢？一年后，父亲遭到了点名批判。首次批判文章的题目是“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3]。众所周知，《红旗》杂志是党中央办的理论刊物，此文一登也就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对父亲开展了时间长达几个月的批判。之后，北大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对冯定同志著作的批评。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毛主席对冯定著作的批评。[1]
  周培源怎么会知道毛泽东批评父亲著作的一席话呢？这年8月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参会科学家后，约于光远、周培源谈话时，毛泽东对周培源说：“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2]从此以后，对父亲的批判也就升级了……当时曾有人劝父亲：“做个检讨算了。”但父亲却不肯屈服，还说：“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3]
  不做检讨英雄，就只能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更有意思的是，原本唱对台戏的两位冯教授，对台戏没唱成却双双被推上批判台，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后又被关在同一牛棚。有一次，冯友兰问父亲：“过去不是一直说‘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么现在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关到这里来了？对此我不能理解。”你猜，父亲怎么说？他说：“就像现在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也不能理解。”[4]燕园没摆成的擂台却在牛棚“如愿”了，不过那是两人私设的擂台舌战，还是被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哲学系学生听到而公布于众的。
  回顾历史，1963—1964年的“这场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的批判，是受到毛泽东肯定和支持的，也是他‘反修防修的一个重大步骤。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野心家、阴谋家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根据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录，批判父亲是由康生首先决定的，并向毛泽东送了不少材料”[5]。现根据“文革”后发表的文献来看，这些批判，毛泽东事前并不清楚，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曾多次对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林彪讲话稿做过批示、修改。一月后，此稿印发到县团级。其中第10页的“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画去了“冯定”的名字，并批道“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1]。这一批示在当年是绝密的，自然不能保佑父亲免于“文革”的灾难。就在如今，不是父亲的亲朋好友，也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些。
  当年，自父亲被公开点名批判之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家人心里的委屈和难受更是难以言表，但一家人还祈盼父亲的问题总会被解决。然而，这仅仅是愿望，而且是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伊始，父亲被扣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批斗加剧……1975年，父亲因患胆结石病危，北大党委才宣布父亲解放。可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及“批邓”运动，这一“解放”决定遂又作废……又折腾了一年，至1977年父亲才获新生。
  自被公开点名批判以来的十余年间，父亲长期处于被批斗、隔离审查、与世隔绝的状态，身心受到摧残，父亲晚年的脑软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如今，父亲、母亲俱已去世，再回首“文革”历史，连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不能免于这场灾难，而且全国亿万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还有些是家破人亡，对照此，我父母的遭遇，似乎算不得什么了，毕竟父母双双度过了严寒。在严寒，族叔公儿子冯彬曾来我家看望父母，不仅带一些可口的食品，且与父亲道故论道，还在精神上安慰父亲，父亲曾说：“与冯彬的交谈是我活下去的支持力。”
  ⊙外公、外婆和我家
  口述者：程珉出生年月：1954年职业：新闻工作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杭州省立同德医院13层口述时间：2013年5月
  外婆叫俞襄，人称俞香外婆，慈城俞家的女儿。他们姐弟中，外婆排行老二。我的外公是冯定。在我家，称外公为公公。
  外婆生于1906年，不识字，结婚时才15岁，公公是19岁，第二年生了我大姨冯蕙。据外婆讲，俞家与冯家的两个父亲赌博，外婆的父亲输给公公的父亲，这样便将外婆抵给冯家的儿子做童养媳妇。当时的公公在宁波工作，婚后，公公帮助外婆识字，还考入宁波女中，与陈修良是同学。[1]后来，外公到上海工作，外婆也随去上海。1926年，生下母亲。就在这年底，黄埔军校在武汉招女生班，外婆在外公的竭力鼓动下，成为黄埔武汉女生班的一名学员。[2]外婆虽是大家闺秀，胆子蛮大，敢钻坟地，会骑马，也会打双枪，从小我们都很怕她。大革命失败，外婆回到上海，公公早年参加了地下党，而外婆只协助公公做些类似送情报的事，说到底只能算个交通员，而且外婆并不知道公公是地下党。这前后公公被捕，也没暴露身份，是他的老师、老乡等营救公公出狱。随后，公公去苏联，外婆随行，好像陈修良也是同一批去的，当时去苏联的地下党不少是假扮夫妻，如应修人与曾婆婆（曾岚）。公公与外婆本来就是夫妻，所以他们于1930年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拉娇。拉娇是“无线电”俄语读音的音译。
  在公公、外婆去苏联之前，母亲和大姨被送回慈城，她们住在现在的布政房我的曾祖母家。母亲一直说，大姨长得很漂亮，可惜五岁时患骨结核，小腿被锯掉了，大姨成了残疾人，母亲长得不如大姨漂亮。母亲有个同岁的表妹瑞娣，是公公的姐姐、我们叫四姑婆的女儿。据说曾祖母喜欢外孙女，不太喜欢孙女——我的母亲。曾祖母因眼疾视力差，姑婆们常与曾祖母开玩笑，把年幼的母亲抱给曾祖母，说是瑞娣，结果曾祖母一看不是瑞娣，而是孙女，就扔了出去。这事一直让母亲耿耿于怀，常说她的命是四姑给捡回来的。四姑婆和瑞娣表姨对母亲很好。
  1930年，公公、外婆回国到上海，还在襁褓中的拉娇不能带回国，只好托养在莫斯科一家保育院。新中国成立后，据说公公、外婆分别通过大使馆去找过拉娇，但没有结果，这是后话。回到上海后，公公与外婆的感情出现问题而离异，公公从慈城接回母亲与大姨，交给外婆。我们从小跟随外婆长大，从没听外婆说起与公公分手的原因，也没听说她对公公的抱怨。倒是听姨婆偶尔讲起公公，其中一次是“文革”串联到上海去四姨婆家，说当年外婆家的亲戚有点恨公公，说是公公抛弃了外婆。
  外婆与公公分开后，自然没有了公公的消息。后来是公公朋友林先生一直照顾外婆母女三人的生活。1932年，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去北京（时称北平），在同乡张雪门[1]帮助下，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当保育员。慈幼院远离城区，母亲和大姨住在城中的宁波会馆，母亲先后在虎桥坊小学和贝满女中完成基础教育，又去日本香根的一所大学留学。回京后，母亲与海外同学一起参加了北平读书会，此为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6年，母亲给读书会的朋友杨洁（杨是地下党）当伴娘时遇到父亲程钱孙，两人一见钟情。父亲是湖南人，其祖父是张之洞的幕僚，也算名门大家之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在北京田粮署工作。听外婆讲，父母结婚是坐飞机旅行，到上海结婚……平津战役胜利后，父亲曾设想去台湾或香港，而当时交通十分紧张，以父亲的身份不能坐飞机，有身孕的母亲坐船到了上海后不愿再坐船南下，因而一家就留在了上海。
  上海解放后，报纸上刊登了公公的名字，时为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大姨与母亲就找公公——她们的父亲去。据说公公见到女儿后先问外婆。当时，四姑婆的大女儿也在上海，后听其讲，公公在上海解放之前，已悄悄到上海找四姑婆。是否找过女儿，大姨和母亲都没问，因而我也没有答案。
  50年代，外婆在上海公安局托儿所任所长。大姨和母亲先在上海广播电台工作，父亲在上海文管会工作。打有记忆起，只知父母很忙，根本不管我们四姐弟，我与弟弟全托在宋庆龄幼儿园，星期天由母亲的朋友接回她们家。后因姨夫1951年底支援芜湖电台工作，随后又调至安徽省台，大姨一家搬迁到合肥。第二年底，母亲调到杭州的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们才与外婆分居两个城市。
  可没隔多久，1959年，父亲被扣上坏分子帽子并去建德劳改。父亲为人诚实，谈吐优雅，还能唱京戏，颇得外婆喜欢，听说父亲出事，外婆辞去托儿所的工作，拿一笔退休金从上海来杭州照顾我们兄弟仨。当时我家在省文物委附近，当时沙孟海先生住在龙游路，相隔没多少路，外婆和沙老的夫人常常一起生煤炉，又一起参加居民活动。1961年初夏，电台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都生癞痢头，我也被传染了。当时，母亲已在杭州天堂小学给我报好名，也就是秋天要上学读书了。可癞痢头老医不好，外婆就带我和小朋友去上海治疗。那次治病在哪家医院我都没印象了，有印象的是回杭州之前，外婆带我看望住在上海的曾婆婆，曾婆婆是外婆留苏的同学，她们又曾经在伍豪（即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外婆在上海，曾婆婆也来过我家。其娘（婆婆）是应修人的母亲。只是那年我才七岁，人太小，一切都没记忆，只记得曾婆婆家是石库门房子，进门是家，是厢房那种家，老太太（应修人母亲）正好坐在马桶上。从上海回杭州没多久我就读书了，因剃了光头戴了顶帽子，大热天戴帽常被同学掀帽，这印象太深了，所以对年份的记忆也很深。
  因受父亲的影响，母亲从播音岗位调到电台文艺组。一次，文艺部去北京交换节目，母亲顺便看望公公。据母亲回来说，那天晚上公公带她参加了一次部级干部的聚会。母亲在上海时已认识了陈毅，在电台工作的母亲陪当市长的陈毅跳过交谊舞，但母亲没对陈毅讲自己是冯定的女儿。那次在北京又碰到陈毅，母亲还碰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好像沙文汉对公公说：“您在浙江还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不知道。”当时的干部都很注意这方面修养，公公是个学者，他更加注意。但母亲回来后，被借调到省外办交际处。这是谁帮的忙呢？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从母亲处境的变化来看，肯定是高层领导打过招呼。但我肯定这与公公无关，否则母亲绝不会调离她喜爱的播音岗位，当时的广播新闻播音员是很吃香的，就如现在的央视播音员。
  母亲在省外办交际处工作，有时陈毅陪外宾来杭州，看到母亲就开玩笑说母亲是他的干女儿。我家有好多照片，是陈毅与母亲的合影。不知是1962年还是1963年，公公一家到杭州疗养，母亲带我们去见公公和袁芳婆婆，还有三个舅舅。见公公一家也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只是与公公一起吃饭，吃的馒头雪白雪白，特馋口水，恨不得一口气吞几个呢。这次回家，母亲对我说，早几年母亲带我们去公公家时，我们与舅舅们一起吵闹，外公对一舅舅说：“侬是舅舅，他是外甥，侬要让他。”这样的好景持续到1964年，我家因公公被批判又开始倒霉，到“文革”时更惨，所有照片，有外婆、公公人像的全部烧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姐姐率先去黑龙江插队，二哥去宁夏插队，我也去黑龙江插队，所幸大哥考入化工技校免遭插队之苦……我家最不幸的是外婆，她见隔壁的沙孟海夫妇戴高帽子游街，而外调人员像要踏破我家门槛似的涌来，选择在9月18日那天上吊自尽了，那是1968年的“九一八”。外婆没有留下只言片字的遗嘱，然而9月18日是中华民族的国难日，这位老革命似乎用生命抗诉着“文革”的灾难……
  由于“文革”的灾难，我们与公公家的联系中断了近十年。70年代初，在宁夏插队的二哥程琰成为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带来公公的消息。大约1974、1975年，我从大兴安岭探亲回家在北京中转，就到北大燕南园看望公公。当时的公公已被边缘化，三个舅舅远离公公，大舅在河南，二舅在西北，三舅在云南。我偶尔探望公公，我看到公公不是坐在地上一人摆围棋，就是读《红南作战史》。棋谱是一块很旧很大的布，只能摊在地上下围棋。《红南作战史》是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当时的书很少，这部小说写得很烂，可实在没书可读，因而公公不知读了多少遍。公公的围棋下得不错，据说陈毅下围棋的兴趣，或多或少受公公的影响。那些年我与公公接触较多，公公还教会了我打桥牌。一次，公公陪我们去颐和园玩，出门前，公公换了一件旧衣衫，戴了一顶帽子，从北大后门走出。公公的家在北大燕南园，对面是周培源的家，旁边是梁思成的家，快80岁的老人还这样打扮，怕人家看到“反动学术权威”的狼狈。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诗句“破帽遮颜过闹市”，冯家人很看重脸面，公公如此，母亲也是如此。那次我和公公还一起爬上了万寿山。
  （程琥参与并补充本文口述）
  ⊙布政房和中华大药房
  口述者：冯为初出生年月：1937年12月职业：经营管理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在慈城的家在布政房，堂弟冯为帆也住在布政房，属于统宗祠。我们的一脉称复古堂冯[1，过去我家用的碗、盘、碟和家具甚至扇子都标有“复古堂冯”的标记，记忆很深。我想住在布政房的冯氏子孙，有可能属“复古堂冯”，因而同辈人以堂兄弟相称。
  布政房前厅房上挂有一块“留余堂[2]”大匾，约六米长，一米高，“留余堂”三字烫金，小时候我们在大厅玩抬头就能看到。布政房大门在左面，进门东院一处高大建筑是积高堂，没人住，好像放着祖宗神主牌位，我们把这房子和周边都称为积高堂[3]，看来我们还属积高堂，然而我们不知这三堂是哪个太公所建而命名的，只知我们住在那儿，是布政公嫡传。因为没有家谱等详细的史料，根据父亲生前列过的一张他的四代世系图，我与为帆回忆一下，布政房复古堂冯大约世系如下：
  我们的高祖有五子，北大冯定为长子之后，我们是三子其章公之后。据传曾祖冯其章有三子，长子夭折（好像是上京赶考出门便杳无音信了），冯其章偏爱次子，三子即祖父孚真（1881—1949）十六岁时只身离开慈城去上海，在一英国人开的药厂当学徒。学徒三年间，祖父起早摸黑，边干边学，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些化学知识，比如冲印照片的试剂配方，出师后是厂里的药剂师，月薪10银圆。当年祖父还不到20岁，听说北京药厂的药剂师月薪30元，便跳槽到北京的药厂。
  在北京，祖父加入宁波同乡会，并认识了做皮货生意的同乡戴先生。异乡见同乡，一生二熟，戴先生向祖父介绍对象，是戴先生妻妹潘小姐。祖父找了对象回慈城结婚后在北京安家。婚后，祖父勤奋工作，祖母勤俭持家，日子过得安稳、富足。一次，与同乡闲谈得知，离北京400里的张家口，与内蒙古交界，交通闭塞，只有中药与郎中，没有西药，但相对荒凉。祖父一听觉得这似乎是个商机，决定闯荡张家口，他变卖了家产，倾其所有积蓄，购买西药，雇了三辆骡子车，只身一人再次创业走张家口。听祖父说，他这一走，足足走了半个月，是一路的翻山越岭。
  到了张家口，首先面临的是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还有吃的是小米、土豆、窝窝头，而天气比北京更冷，这些对已成家立业且在北京过上安逸生活的祖父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水土不服。好在祖父安排好家人，他将祖母送回慈城老家，且自己有吃苦的心理准备，他一边适应张家口人的生活习惯，一边拓展当地的人脉，终于找到药业同行。在一个叫王建中的帮助下，祖父的“中
  华大药房”开张营业，时为1907年。《张家口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药传入张家口，浙江人氏冯孚真在张家口武成街（现市第一制鞋厂产品展销门市部）首创了第一家西药房——中华大药房协办药店。[1]如今，我们读到这行文字很自豪，可这行字的背后有多少辛酸呢？因生活习惯的差异，一直以褐色中药治病的张家口人怎么会认同祖父的白色小药片呢？而且祖父只配备了一些红药水、璜胺、APC等低档药，既没有宣传又没有推销，这就导致了有店没买卖。新开张的中华大药房功亏一篑，加上西药的保质期年限，首闯张家口，祖父数年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
  身在异乡的祖父身无分文，有家难回，王先生看出他的窘迫，既解囊相帮，又好心劝慰，倘若打道回府还相帮盘缠……然而，祖父决意不回，他寻找着这个陌生城市的商机，终于意外地发现张家口人十分讲究画像，人人喜爱找人画像，而画师的画技又不那么高明。祖父想起自己搞过业余摄影，又跟英国人学过感光、显影、定影的化学配方，就灵机一动，不妨开家照相馆试试。还是在王先生等人的帮助下，祖父自制照相机，用玻璃做感光底板，屋内采用自然光，自己冲洗照片……照相馆开起来，以照相替代画像，很快一炮打响。
  应该说，摄影在清末民初也算“高科技”。“高科技”被张家口人接受后，祖父又有钱了。而有了钱的祖父不是自己花，而是再投资中华大药房。他去北京采购西药，吸取前一次失败的教训，采购了一些高效的进口药，分片剂、针剂，聘请有文化的当地人当营业员，并向他们传授了药理知识……中华大药房再次开张，西药很快被接受，再加上时代的进步、信息的流通，使人们对西药有了更多了解，中华大药房销售红火，红火得药业同行纷纷效仿经营西药。当一些中药铺准备改营西药与祖父商量或求教时，祖父本着“有钱大家一起赚”的传统思想，不仅有求必应，而且还从西药的药理出发，替他们出谋划策，分析中、西药的利弊后，还提出了“中西药兼营”的良策。同时，祖父在中华大药房推出批发西药业务，与他人批发不同的是，他的批发不管数量多少，而且批出去的可退可换，这一招降低了同行小药铺投资转营的风险，却影响了药房的利润，而祖父从不计较这些，因而祖父在张家口、内蒙古一带有“中华大药房老掌柜、医术高明、德高望重”的美誉。
  有一天，药房开门发现门口有个冻僵的男孩，面黄肌瘦，祖父让伙计把他扶进来，先是给他喝了热水，吃点东西，然后问其是什么地方人，来这里干什么。一问才知名叫王万春（我叫他王伯伯），家在河北怀安县柴沟堡，因是孤儿，一路乞讨来到张家口。祖父问他是否愿意留下做杂工。为感激祖父的收留之恩，王伯伯做事勤奋，获店堂同事的好评。后来，祖父把王伯伯送到夜校读书，有了文化的王伯伯独立站柜台，能把事情打理得有条不紊，于是祖父托人送王伯伯到日本去学习西医。王伯伯留学三年后回来，在中华大药房挂牌行医，成为张家口地区的第一位西医师，而楼上看病，楼下取药，中华大药房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无论生意如何，对有钱顾客，药店定将出售的药品怎么吃、药效如何、治哪些病一一解说清楚；而对穷人求药，药店不但分文不取，有时倒贴路费或饭钱，因为“治病救人”是祖父创办中华大药店的第一信条，而“以德赚钱”是我们冯家的经营之道，也是我们慈城的文化传统。
  中华大药房再次开张成功后，约1914年，祖父从慈城接祖母和姑姑（我们叫她倩兮姑姑）来张家口。第二年夏天，父亲九孙出生，当年祖父家在张家口堡子里（堡在北方话中有“城的意思）东门大街一合院内，现院子还在，已成古迹。倩兮姑姑在张家口刘家大门女子小学堂念书，是马车接送上学，后嫁到上海李家，生了四子一女。记得1988年，我和爱人马兰香去上海看望倩兮姑姑，姑姑和兰香（张家口人）用张家口方言对话，虽不十分流利，但也别有一番情趣，姑姑时年84岁，身体硬朗，还可以自己烧饭。
  从曾祖开始，复古堂冯以“唯善以为宝”一语取名，也就是曾祖是“唯”字辈，祖父叫善贤，即“善”字辈，父亲叫以荪，也是这道理。父亲娶尹家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母亲尹梦兰，是慈城厚地畈人。1937年，祖父回慈城，在布政房安度晚年，祖母烧香念佛。回来前，祖父把“中华大药房”30％的股权赠送给王伯伯（即祖父收养的孤儿王万春），并全权委托他经营，以后王伯伯到慈城看望过祖父，当然也是报告药店的经营状况，我还向他敬过老酒，不过这是后话。
  因日军侵华到江南，全家逃难到余姚罗江乡下，暂住在祖母的姐姐戴家婆婆家，上面说到戴家公公就是祖父母的月老。这年12月，我出生在罗江，所以我的小名叫育芦，听祖辈说，罗江曾叫芦江。出生不久，全家回到布政房。两年后的秋天，二弟为裕出生在城外的石铺大霖山，所以二弟小名育霖；大妹、二妹都生在布政房；三弟为样，1949年生于保黎医院，因慈城解放而平安，所以三弟小名育安；四弟生于1955年，时为新中国建设时期，所以叫育中。我是在布政房出生的，作为长孙的我跟随祖父母，了解祖父有一些行医的朋友，如保黎医院的陈最夫先生，中医魏长春先生；祖父还要张罗复古堂冯的祭祀[1]专门带我去统宗祠拜过祖宗；他还送我到尚志学堂读书，那时尚志学堂的校长是小公公（即冯景曾），小公公有个堂兄弟称九公公，曾任孝东镇镇长，慈城一解放就悄悄到上海溧阳路小学当教师，不料1955年被告发，幸亏镇反运动接近尾声才无大碍，据说小公公在安徽阜阳女儿家安度晚年。尚志学堂一起读书的还有一个同学叫冯以鑫，是五公公冯寿哉的幼子，小名阿毛，他年龄比我大一岁，辈分高我一辈，我叫其阿毛阿叔，吵架时叫其阿毛大头，后来他去了上海，我也随父母去了张家口，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尚志学堂虽是冯家祠堂学校，除了冯家子孙，还有其他姓的孩子。我五外公的儿子阿升舅舅也是我同学，他姓尹，后也是教师，曾任中城小学教导主任，不过这也是近三十年前的事。
  父亲一生勤奋、谦和，因学的是会计，后一直在上海一家私人钱庄做职员。1949年，祖父去世。两年后父亲失业，去张家口谋生，在中华大药房当会计，协助王伯伯打理药房的工作，月薪400斤小米。母亲因在慈城没生活来源，也拖家带口投奔张家口的父亲。母亲是慈城人，贤惠能干，来张家口似“闯关东”，就把我留在上海的外婆家，说：“一旦全军覆没，冯家好留下一个种。”母亲也在中华大药房当会计，弟妹都继续读书。
  1956年，中华大药房公私合营后，父亲作为药房资方代表，任副经理。父母亲都是张家口市民建会员，母亲除做药房会计工作外，还兼任省民建妇委会副主任，市民建妇委会主任，张家口市妇联副主任第三至第七届人大代表。我们兄妹六个分别在教育、医疗、经济、邮电、金融等行业工作并有所建树，其中有教授、高级会计师、工程师、经济师，职务上有董事长、校长、部门经理。我的长子冯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五一医院精神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大校军衔。次子冯军于改革开放后创办民办风电专科学校，学校有800余名学生，作为学校董事长连任三届张家口市政协委员。女儿冯晓媛是宣化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任公司技术科科长。
  我们是慈城布政房之后，从祖父只身闯荡上海，转而北上闯荡张家口创办中华大药房，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这一百年，国家经历诸多的变化，我们慈城冯氏也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唯一不变的是祖父经商做人的信念。
  （冯为帆参与口述）
  ⊙我家是冯挺五之后
  口述者：冯潮出生年月：1957年职业：工人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新马路59号口述时间：2013年10月
  父亲叫冯惠德，1930年生于慈城火神弄冯家大屋，后搬到王家弄，觉民路上曾是慈城中学的大房子也住过。父亲16岁时离开慈城到镇海一棉布店学生意。听阿爸讲，慈城冯家从上代传下来有两个规矩，一是子孙不能做官，一是成年后必须出门学生意。
  父亲是五兄弟二姐妹，他是老五，今年89岁的四伯冯清鹤和77岁的阿姑还在世，其余的父辈人都去世了。早年听父亲说过，我家属统宗祠，与冯骥才不是同一个祠堂的。我家祖坟在汶溪，我小时好像去过。
  祖父叫冯永福，还有叫永祥的小阿爷，祖父也有五六兄弟。
  曾祖父叫冯积孙，听父亲讲，此名取积德有子孙之意；曾祖的兄弟叫冯和亭，两人谁大我弄不清，冯和亭的名字也有说法，小时候父亲讲过，现在记不起了。
  高祖叫冯挺五，好像取自“听我说话”之意，所以可能是“听”、“吾”两字，是胡庆余堂第一代经理。他有二子，其中冯积孙就是父亲的祖父，所以父亲称冯听吾为太公。听父亲讲过，冯挺五的父亲叫冯云野，“云”字与“冯云濠”中的“云”是同一个，天上云的“云”，野战部队的“野”。冯云野与冯云濠分属不同祠堂，是同一辈分的。
  父亲学生意出来后再没回过慈城，直到晚年，大约10多年前（父亲还能走时），我陪他、四伯伯还有阿姑一起去慈城。我们先到火神弄，后到觉民路那边。觉民路父亲也住过，那边房子很大，原来父亲住的地方（阿爷留下的张家园那边）着火，就搬到觉民路住，那是大伯的家。他家老板做得很大，好像是钱庄大老板，家里还有小包车，阿爸的大哥（即大伯）过继给钱庄大老板，过继后大伯就到上海读书，可还没毕业就生病去世了。这钱庄大老板应该没有后代，听说坟墓做在裘市，不知道具体叫啥名字。
  我的二伯伯冯喜平在重庆，他有二子一女；三伯伯冯寿德在上海，原在山东银行驻上海办事处工作，1949年后留在上海。我听说觉民路那边的亲戚不是做药材生意，就是开钱庄的。我家还有不少亲戚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以后再也不走动了。
  关于冯挺五与胡庆余堂的事我不太晓得，听上代传下来只晓得冯挺五是父亲太公，是我辈的高祖。
  ⊙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
  口述者：冯元恺出生年月：1936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政府大院口述时间：2014年5月
  我出生后的慈城冯家已过了数十代，我家属于世庆堂[1]，我家器具、祭器的箱子上标有“世庆堂”三字。高祖景轩为始平房，生三个儿子，我家是第三房，称始平勇房，另有两房分别为始平智房、始平仁房。1949年前，我家有一本折叠式的宣纸本，好像是家谱抄写本，当时我10岁左右，识文断字能看懂本子所记的“慈城冯家原居河南，东汉年间为避战乱，遂迁慈城；后面是几世开始到近代的谱系；还记载了祖先一故事，大约明代一祖先，具体哪世我记不清了，家里不幸晚上失火，其一女穿衣很少，为保贞洁，拒绝施救，结果葬身于火海[1]……我对这一故事印象很深。
  我说的钱银三代人，是曾祖辈以大太公彦博为代表，祖辈寿康、筱康和父辈兰荪、兰皋等人（参见本文附表《统宗祠匠支宗二房世庆堂冯始平房世系表》）。我曾祖绍唐公有二儿二女，长子是我祖父，曾祖年届四十去世，祖父等还未成年，就由曾祖的大哥，我们称大太公彦博接济提携去上海钱庄学生意。
  彦博公，族亲尊称为吕卜先生，清同治年间去上海，在上海钱庄界很有业绩，至少做到钱庄阿大，至于具体做什么、字号是什么、是否是冯莲汀[2]，我说不清楚，不知堂哥等人是否了解，可能还需从史料考证。大太公还有曾孙瑞韵在慈城，德韵在南昌。前几年，在南昌碰到堂兄，说起大太公很发达，可惜抽鸦片，不仅自己抽，还让儿孙抽，原想以此控制儿孙，岂知毁了儿孙一生，还毁掉自己创下的家业。大太公只有独子山舟，长孙来顺，这对父子均有抽鸦片恶习，大太公过世，山舟没多大本事，只能回到慈城，以变卖祖产为生，当然这是后话。
  大太公很关照我的祖父兄弟俩，从辈分上算，祖父是大太公的亲侄子。祖父从学徒开始勤奋工作，先后做到钱庄当首（经理），又担任过九江招商局买办。1920—1930年间办过工厂，其中长丰纱厂，雇工近百人，开办了几年不清楚，那时的民族资本经营艰难，恐怕不会很长，小时候我看到过客堂楼上橱柜里藏有长丰纱厂信签账本。后又在广东人投资的鸿赉钱庄[3]任经理。祖父的这段经历，偶尔听他说起过，比如鸿胜钱庄放账给荣家，年底祖父去纱厂管理处结账，在管理处就坐着一大堆像祖父一样要钱的人，可见经营之艰难。而不管有多难，祖父还是很深入了解客户的状况，祖父经常从后门进入客户的企业或店家，和厨师聊天，看客户吃的是什么，以了解客户真实的经济状态。这样做在当时会很掉穿长衫老板的架子，但祖父觉得为便于决策，他必须这样以了解钱庄放债对象的实际情况。由于谋事诚恳、甘于吃苦，祖父的钱庄经理做得颇为成功。祖父自家经济逐渐富足，还帮助弟妹成家立业。寿康、筱康两兄弟事业有成，赚得钱后，花5000元银圆买下孙夹岙山地修葺了祖坟，规格考究，并栽下500株杨梅树，由山脚直达百步阶半山腰。之后又先后买了慈城玉皇阁、上海七浦路的两处房屋。
  上海沦陷前，祖父独资开办了“润利银号”，这是一家股票、公债等证券交易的中介机构，地点在汉口路九江路之间的证券大楼。我的姑父，还有山舟次子兰言等都在润利银号谋事，至1945年关闭。我去过“润利银号”。当时的证券大楼一楼大厅为交易场所，祖父的润利银号设在二楼，职员一起吃饭，蛮大圆台正好一桌，现在算算有
  十余人。
  我家蛮有意思，我的祖辈当年投靠大太公发迹，祖父从事钱庄，祖叔父筱康，是四明银行霞飞支行行长。大太公的儿子山舟因抽鸦片业无建树，回到慈城，其长子来顺也染上抽鸦片恶习，幸亏家里没多少钱，次子、季子兰言、兰吉又来上海投靠我的祖辈，而且兰言一直跟在祖父身边谋事。雇用亲属是中华文化的特点，而亲属间的互相关照是冯氏家传，也是慈城风俗。前几年，我听堂兄说起，冯家的家教也蛮细致，比如祖父对做钱庄的亲属有交代，大凡出差回家，不能先回自己房间，而是先要向派活的经理（这经理可能是叔伯）汇报，也就是首先办好公事，才能想到自己。当时在上海钱庄（或银号）的大多是自己人，大家又可能居住在一起，祖父就特别提出这一点，其实就是当代的先公后私理念。
  祖父住在上海七浦路232弄豫顺里，是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房子原主人李寿山。祖父买下这房子，家里正堂悬挂“溪水草堂”匾额，是祖父的亲家公魏友模书写的，下面是刻在木条上的魏体对联——秦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当时的上海繁华而喧嚣，祖父是满脑子生意经的纯商人，厅堂如此装饰并非祖父附庸风雅，而是崇敬文人，是祖父文化追求的体现。
  祖父有三子一女，他的长子兰荪娶慈城魏友模的女儿。魏友模是慈城书法家魏友棐的哥哥，我们称其魏家公公。据说，堂哥元彬出生时，当外公的魏家公公写了好多名字，让祖父选，祖父替他的长孙选了元彬。以后，魏家公公又为我们、堂兄元鼎等人取了名。次子兰馥（又名蕙风）娶时任鸿祥钱庄经理的钱瀛观长女为妻，我的母亲也是慈城钱家人，是钱罕堂哥的女儿。
  因父亲过世早，祖父母特别关心三房，即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当时，祖父雇用保姆六七人，三房有两个佣人。尽管如此，祖母、母亲每天纳鞋底、做布鞋，后来我听说除了自己穿，还专门给钱庄职员。钱庄职员有的家眷不在上海，而当时的皮鞋是奢侈品，钱庄职员尤其是跑街，全靠奔脚头，那鞋子破损程度可想而知，而师母给他们送鞋子表示亲情的关怀，自然拉近彼此的距离。祖父有表姐嫁给孙衡甫。1940年，祖父带我和堂兄到愚园路孙府参加孙衡甫的七十大寿，那真是宾客如云。祖父称孙衡甫为孙老总，一直关系密切。祖父曾由孙衡甫派往汉口四明银行及九江四明银行监管事务，但祖父希望自己经营，故转入钱庄业。叔祖父一生都在四明银行工作。
  当时一段时间，钱庄、银号经营十分艰难，祖父的钱庄也不例外，兰言等人只能在七浦路摆地摊，以增加收入。
  大约1945年，在上海钱银界打拼了二十多年的祖父离开喧嚣的上海，回慈城过他的“溪水草堂”生活。我们兄弟俩随祖父来到慈城，直到1947年，我再去上海钱业中学读书。在慈城，我跟随祖父参加祠堂祭祀活动，印象中有人来通知祖父，祖父与族人都熟悉，没有竹签之类的凭证，能分到漆盘装的糕与馒头等。后来，有人介绍弟弟元恩到冯氏开办的藕田小学读书。
  在慈城，我们还碰到大太公媳妇小婆婆，祖母称她山舟嫂。小婆婆住在观音堂，与兰言的儿女一起住，虽是小脚，经常带堂弟元璋、堂妹瑞娣来我家，我印象很深。元璋、瑞娣叫祖父、祖母喊叔公、叔婆很亲切，过去长辈特别关照儿孙，凡遇到一定要称呼，这是起码的礼节，祖父祖母也是这样关照我们的。1947年春天，祖父、祖母去了一趟上海，祖母托小婆婆来照顾我们。当时我们学英文，小婆婆听到我们读字母O、P、Q时，开玩笑地问：你们读的屙、屁、尿，这是啥东西？
  这年秋天，我到上海读初中，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云南昆明工作，虽如此，祖父母在世时，我每年都到慈城探亲。正是每年的慈城探亲，使我对慈城有了更多记忆，比如一次月亮门头杨家伯伯宴请冯都良先生，我被邀参加，听都良先生赞扬杨家姆妈的美貌，果然如颜如玉。这样斯文的话语在“文革”时期难得听到。
  岁月不饶人，如今我的长辈一一故去，我也成了长辈。我仍有印象的是，我家过路间曾放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的全是祖先的生日、忌日，这块木牌现在也毁了，到现在我仍弄不清我辈是统宗祠哪一世的。
  （冯元恩参与口述）
  ⊙阿爷小像与影响
  口述者：冯津出生年月：1948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新马路61弄新大楼口述时间：2011年7月
  阿爷（祖父）小像，是一幅碳素铅笔画的素描肖像，是他去南通伯父家时，专请街邻一画像人画的。带回家后，他配了一个相框，并在画像的上下左右写了字。
  画像上文：勾章冯氏
  始祖汉散大夫
  传至唐助三忠安公谱牒
  以下备载冯氏慈溪半城
  画像右文：匠支谦一宗三房支分云山前
  画像左文：始祖君锡公敏三惠广君锡房
  画像下文：我家严旅商紫琅四拾余载。余生于清光绪二拾甲午年（1894）春旺月头八日（即农历正月初八），旅商崇川二拾八九年，娶妻叶氏，生二子一女。长子旅商南通地，次子改农在祖地。长媳徐氏、次媳朱氏各生三子，徐氏有二女。孙儿、孙女在中小二学求学。紫琅崇川是南通古郡。余今庚六拾有四，名炳发，字秉衡。人无永久，故留小像存在。寿终七拾余。予寿域在云山石眠床，我父墓西首便是。
  公元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小春日吉立自题。
  从上述文字可见，阿爷对我们冯家十分自豪。他对这幅画像也十分满意，常夸这画像人是如何如何的画技高明，慈城的画像人没介高水平。同样的口气，是阿爷称颂慈城冯氏时才有，说我们冯氏是如何族大人多，号称冯半城，那口气、那神态是一脸得意。其实，我们家在慈城西门外十里的三七市镇云山前自然村，旧属慈溪县。一般说慈城镇里的是城里厢人，住城外的是乡下人，而阿爷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祠堂——崇美堂在城里雷家巷，哪有城内城外之分。
  听阿爷说我幼时随他进城祭祖，去过崇美堂，也去过统宗祠。阿爷常常告诉我说祠堂做戏时，第一排座位是给斯文会会员的，斯文会是读书人。又说每逢扫墓拜祖散胙领麻糍胙肉时，斯文会的人是领双份的。当年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阿爷说的斯文会，但是“读书人能坐第一排又是领双份的”却记住了。这是阿爷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其实还不仅仅是记忆，而且还影响着我的人生。
  据阿爷小像的自题小传所记，我的太公、阿爷和伯父均在南通经过商。阿爷十几岁时，离家去南通南货店学生意。他十七岁时就掌握了制作糕点的整套工艺流程，能独立把桌做糕点了。有道是“替人打工不如替己打工”，民国二十余年，阿爷将祖产抵押乡邻筹钱投资开工场，孰料工场开业不久，日本人入侵中国，兵荒马乱的时局，哪有国人的安居乐业呢？阿爷歇业回家了。
  传统所称四民，是指士、农、工、商，阿爷称不上读书人，而是会做工的小商人，那时的人呀觉得做生意的比打工的有面子，那就叫他为生意人且是没有赚到钱的商人吧。然而因为他在外面见过世面，还识字断文，回家后，阿爷到二六市的乡公所干些送信跑腿的杂务……想不到这一干，竟成了我家的小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的唯成分论，从小学完毕一直到就业，就得填写表格交代祖宗三代姑姨表亲，表格还专设一栏“说清楚”。我就每次老老实实地在档案表格“说清楚”一栏中填写上祖父曾在二六市伪乡公所做过事（正确的定义是中华民国的乡公所，可那时认为不是共产党的乡政府就是伪的）。我家成分是下中农，而阿爷的杂干却影响了我的招工、当兵、入党。我曾经遐想阿爷是雇农、贫农，或是乞丐穷光蛋更好，当然这一想法阿爷是不知道的。俗话说，小孩怕剃头，老年怕看牛。而他在50年代末，在农村初级农业合作社看过牛，看牛车盘管水，做些老年人干得动的活挣工分。再年老些，60年代初吧，放牛管水的农活干不动了，他自学做药酒再走村过户地去卖掉。干这种事，在当时的农村要被认作是资本主义尾巴挨批斗的，不知是因为阿爷年老的缘故或是数量很小，阿爷没被批斗，我觉得非常侥幸。
  阿爷留给我的印象还有做寿域的事。在阿爷自题小像的当年，他手持罗盘上云山找了一块寿坟地，缓缓的平坡，坐西北朝东南，当地叫石眠床，他很满意。做寿坟时，他亲自督促着把坟基一直挖到石夹层，确认下层没有古墓沉降。他说做坟不能拦在别的墓前面，否则后代不得高荣；但也不准位于后面，否则会断子绝孙的。虽然他不是书法大家，但是他认认真真地自题了墓碑——冯炳发先生之墓。做寿坟时，刻墓碑的石匠师傅不知何故，将阿爷题的“冯”字，那下面的四点连成了一横。阿爷十分生气，说是把马的四脚绑牢了，马跑不了，跑不快了……阿爷平常不太生气的，但做寿域刻碑的事却惹得他不高兴了很久。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用一个“穷”字就可以概括。阿爷放牛时，我帮他，祖孙俩在一起，他从不怨“穷”诉“苦”，而是炫耀我们冯氏曾经的辉煌，说他在南通做生意的事，说他的画像，还问我是否记得儿时祭祖的事，我回答记得。上面我说过儿时祭祖的事影响了我的人生。我读的是慈城妙山小学，初中是慈湖中学。那正是“大跃进”与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人祸，差不多人人都饿肚皮。所以读小学时，中午我和我的小伙伴坐在书桌上吃着早晨从公社食堂打来的冷粥，说最好的理想就是吃饱这样的淡粥。读初中时我们这一届共有四班学生，至少有200多名农村学生，可是因为吃不饱饭，学生面黄肌瘦，体弱到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晚上无精力遗尿揭不开被子。学生坚持不了读书，经两年流生后到初中毕业时农村学生只剩下13个人。我也一样，周末回家我对母亲说：学校吃不饱饭，我也不想去读书了。母亲只说了句：读书是你自己的事，读不读随你。说完去田头做生活。我犹豫不决，想起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斯文会的人是拿双份的。再没多想下去，就挑起准备好的装有糙米、番薯、马铃薯、咸菜的担子，这是要在学校吃一星期的，沿着碎的石板路朝彭山塔方向进慈城大西门向学校的普二男生宿舍一步一步地移动……就这样，我坚持到1967年高中毕业。其实也算不得正式毕业，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学生都得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和面向基层。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是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的。我的面向是回乡当农民，一干就是十年。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时为村小学民办老师的我看到《浙江日报》刊登的这则消息，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似乎又响起来了，于是我向二六市乡负责教育的干部要求报名参加高考。这位负责人说，你已经结婚了，不能参加高考。因为当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就拿着《浙江日报》据理力争说，按规定老三届学生是可以参加高考的，报上是这么说的。1977年考后，我填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唯一志愿。当时，没有填报志愿指导，也不知应填报哪些院校，只知交大这个校名，因为我的小姨毕业于上海交大，结果名落孙山。1978年再考，我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农机系，毕业后当上了农机干部。十多年后，二女一儿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儿子圆了我的梦，他考上了交大，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又考入美国德州读博士，现在美国联合公司，是热交换领域的科学家。一个女儿是宁波大学的讲师……我觉得我和我的孩子有这样的学历，与阿爷对我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阿爷逝世于1969年，七旬有五，阿爷好像算准了自己的寿辰，正如文记。阿爷生前自题在小像上的文字，为便于我们认族寻祖。半个世纪后，我以此小像和简易的家谱撰写了《慈溪冯氏云山支系考》一文。撰文期间，重读小像上的文字，会时常想起阿爷当年的喜悦与自豪。
  ⊙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
  口述者：冯鄂棣出生年月：1931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莘庄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是冯受之的长孙。根据1925年阿爷自撰的墓志铭记载，高祖生二子，我的阿爷是高祖和甫公长子履安公的第二子，曾祖履安公有二子二女。因和甫公第二子楚才公无子，阿爷又继出为嗣。这样说来，我明白了我家过去每年祭祖为什么总挂两幅太公像。
  阿爷六个月大时，生父过世，由生母养大。15岁，出门去上海厚康钱庄[1]学生意。之后的近四十年，阿爷打拼于上海风起云涌的钱业界，先后执掌宝大钱庄[1]与鸿祥钱庄[2]。1910年前后，因橡皮股票风潮[3]，又因辛亥革命风暴，沪市震恐，叶家投资的一些钱庄倒闭[4]，阿爷执掌的宝大钱庄，也是叶家投资的，面临巨大危险，阿爷在他舅父葛辛木的帮助下，渡过难关。1916年出任鸿祥钱庄经理，历时十余载，认真做人，谨慎做事，在上海钱业界颇具名望，被同仁赞为“声名卓卓称其实”5。
  我出生时，阿爷刚过世[6]不久。我的名字是他生前定好的，我是“雍”字辈，族名雍赉，小名鄂棣，这里的鄂不是湖北的意思，而是和睦之意。我长大后，从父辈、亲戚们的谈吐中，了解了祖父的为人与作风，正如祖父的自我评价：生平道直，不避怨嫌，不报睚眦，宁人负我，我不负人。[7]这些是祖父为我们儿孙留下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胜过黄金白银。
  祖父执掌钱庄那么多年，按现代的说法，我父辈是富二代，然而父辈们并没有挥霍祖辈的财富，而是发挥祖辈创立的优势，在传承基础上，做大做强，将盈余的资金投入各行各业，发展民族经济。阿伯作舟、阿爹迈群将祖父遗下的鸿祥钱庄打理得井井有条（上海沦陷时暂歇七年），其实当时经营钱庄很困难，时局动荡不安，银行不断新设，还有国外银行在上海落户，而阿伯、阿爹以祖父遗志为目标，以祖父的家训为做人做事原则，使鸿祥钱庄以巨额资产率先进入公私合营。其间，他们与同仁合伙创办过聚德、永祥钱庄，阿爹还在创设于清末的福康钱庄任过襄理。据钱庄史料和表哥张瞻明回忆，曾祖履安公名下孙辈，至少五人载入上海钱庄史，除阿伯、阿爹外，我家还有六阿伯幼成、七阿伯以圭、姑父沈亮夫。[1]同时，父辈们除经营好钱庄外，还涉及其他领域的创业，如投资成德五金号，此五金号由志鸿伯伯任经理，又开过永大参号、镀锌铁线厂、飞腾纽扣厂等，详细内容我记不全了。
  阿伯、阿爹和姑父还在江湾南园地（现在复旦大学所在位置）创办现代农场，后因上海沦陷而中断项目实施。这一切，说明阿爷的儿女们没有坐享其成，而是继续创业。
  阿爷除创业还做善事，在慈城办过一个养育堂[2]，帮助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乡亲和亲朋好友。大约我十岁那年，阿爹带我去上海四明公所，那儿堆放着不少空棺材，我被吓得慌煞。阿爹告诉我，阿爷参与四明公所的创办，这些空棺材是施予无力安葬的在上海的宁波人等。有道是富不过三代，而我们这一代没有陷入家族财富怪圈，其中虽有时代的因素，但与家教关系也很大。
  自幼，就觉得长辈很严格。阿爷过世了，他的像挂在小客堂，那是阿爷的书房，每次走过好像是被他的眼睛盯住了似的。七浦路478号是阿爷自建、阿伯监工的石库门大宅，约有1500平方米，阿爷名下的儿孙同住大宅门内。当年每天吃饭的至少有四桌人，管家、佣人一桌，另三桌是祖孙三代人，另加投奔来我家的亲戚，每顿吃饭上桌均按辈分入座，我们兄弟姐妹不能上正桌；吃好饭，要给还在吃的长者、平辈人说“慢用”才能离桌；穿衣是“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过年长辈才给我们做套新衣裳。还有待人，别说对亲戚要长幼有序，就是对佣人，父母也让我们尊敬他们。张再三是我家老管家，我们都尊称他为老伯伯，桂花是小弟蕃棣奶妈的女儿，一直到出嫁才离开我家。阿娘房里有两个佣人，而阿娘饮食起居还是由二房媳妇侍奉，比如早晨起床穿衣，一日三餐的递饭送汤等。儿孙们十分孝顺她，从没见小辈与她红过脸，阿娘无疾而终。我们儿辈幼时由奶妈照看，而家规是我们孩子不能直接使唤奶妈和佣人；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倘若有困难，与父母说，再由父母请奶妈或佣人做。我家的交通工具经历黄包车（人力车）、三轮车、汽车的变迁，我们读小学时是黄包车（或三轮车）接送。午饭在学校食堂吃，中学后自己走路上学，中午也在学校食堂吃，两点一线，不能闲逛，进出家门都要禀报母亲知晓。大学寄宿，星期六放假必须回家，不能耽搁。父亲从不给零用钱，我们从不进游乐场所，好像没有学“坏”的条件，只有学校集体活动时，父母才给些钱……家教如此严格，我们兄弟姐妹无法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
  抗日战争时，我家隔壁是四号仓库，谢晋元[1]十九路军部队驻守在那儿。阿伯买来一卡车英雄牌绒线，动员家里的女眷都织毛衣，送到四号仓库支援抗日。上海沦陷时，日本兵在浙江路桥（旧称老垃圾桥）上设岗亭，过桥的中国人都要向日本兵鞠躬。我的章启品舅舅过桥时偏不肯向日本兵鞠躬，惹得日本兵向他开枪打在肚皮上，所幸章舅舅肚皮脂肪多，子弹从肚皮侧面穿出，没伤五脏而免于一死。经历这两件事，我年龄虽小，但印象特别深，似乎从小立下了振兴国家的志向。
  阿爹任福康钱庄襄理时，也是一心想复兴民族工业，而他读的是私塾，没系统学过工业制造。那时我读高中，刚学了一些化学知识，阿爹就让我当他的拉丝厂顾问，让我做镀锌铅丝。我被“逼”得试用硫酸锌放入木槽，槽壁两侧放正负两极，将铁丝从中拉过，可我不知化学配方，突发奇想用老太太梳头的刨花水倒入里面做催化剂，总算将锌镀上。如此土法出品的铅丝居然也会有人买。阿爹投资成德五金号，我不知此镀锌铅丝与成德五金号是否有关。阿爹还办飞腾纽扣厂，用进口硬果专做西装纽扣，主要工序是切片、钻孔成型、染色与抛光。好像染色成功了，但不够亮，阿爹动脑筋将竹筷子截成一小段一小段，浸透石蜡和纽扣放人搅拌机内一起滚，这样燥光后，纽扣色泽光亮……可后因日本人侵犯新加坡，原料供应中断了，工厂关门。这些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此时阿爹致力于培养我成为机械工程师。
  我读的是上海中华理科中学，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全是富家子弟，我的同桌是蜜蜂牌绒线老板的儿子，而我前桌的两个同学身份不明，后知道是中共地下党。1949年前，有一次，教历史的何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去浙江大学旅游，其实是一次地下党外围的组织活动。在浙大，我读到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思想触动很大，我深感出身不好，想考大学选专业要脱离父母的关照，选择了大同大学土木系，没想到两位弟妹也跟读这一专业。
  读大学第一年，阿姐吟棣去香港转美国结婚，阿姐未婚夫是同乡烟画大王冯荪眉长子懿民。懿民读大学阿伯支持过，考取了公费留学生，阿爹也支持过，后懿民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有了工作，从美国来信向阿姐求婚。阿爹让我与他一起送阿姐去香港，再陪她同去美国，她结婚我留学。此时朝鲜战争刚打响，我放弃留学名额，将阿姐留在香港，独自回沪。回沪后，又逢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并人同济大学，不久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学时，我曾读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书，毕业分配填写志愿表，我写下“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几个字。当时我还问女朋友：“我去西北，你去吗？”、“去，我们结婚。”结果我们新婚三天后坐上西行的列车，这一西行，我俩相伴了超过一个甲子。当年，同行的有二十五位同学，目的地是“新西兰”，这不是国名，而是西部的兰州与新疆。火车一开动，站台上的家长与车上的同学，大家都哭，稍后，车上的我们齐唱《共青团员之歌》，斗志昂扬，奔赴大西北，如此一行，我和老伴在那儿干了42年。
  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分到西北的大学生，我穿的是上海服装，兰州人把我当成土财主，国家给的工资又高，令人眼红。我将我的工资全数寄回上海，因为家里资产都上交公私合营，阿爹工资也少，家中弟妹也正在上学，我的工资正好贴补家用。妻子将其工资一半供养岳母，另一半我们过日子。虽然西北生活相当艰苦，但我们过得十分快乐。我们的职称从实习生、技术员、工程师至高级工程师，我的行政职务升到处长、总工程师等，我们参与铁路天兰线、兰新线、成渝线、阳安线、兰宁线，以及大秦、兰州西北地区各厂专用线、煤矿专用线，甚至飞机场、地区住宅等建设。记得我参与沙漠铁路建设，此是世界难题，别说修路，就是筑路用的工具、材料都无法运输，也就无法开工。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我们利用美丽渠的冻泥块在沙漠铺砌出一条“冻沙泥路”，然后洒一层水，借低温天气冻成一条“冻路”，让沙漠里开上第一辆汽车，闯开沙漠修铁路的大门。这些情景，后刊登在1955年的《人民画报》。[1]在毛泽东的“尽快修好兰新线”的号召下，我和妻子进疆八年。新疆工地无水，靠汽车拉水过日子，每天限量供水，看着茫茫大戈壁，与歌中所唱的一模一样……在那儿我曾听到闷雷似的巨响，巨响过后刮来一阵大风，没多久广播传来氢弹爆炸成功的公告。[1]
  在铁路建设上，我参加了好几项全国首创工程，现在回想，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刊登在《人民画报》上的沙漠铁路，开世界之先河，我是主管工程师；安阳线上的汉江桥，大跨度斜腿钢构薄壁箱型钢拱桥，是中国第一座，世界第十座，其中六座在施工中坍塌，汉江桥与葛洲坝工程并列国家级金奖，桥梁工程权威茅以升为汉江桥写过文章，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有我参与万吨级重载铁路大秦线的建设，其中秦皇岛车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能在竣工后马上通过时速100公里列车的车站，此工程获国家银质奖。我参加隧道施工时，深感工人受粉尘危害，导致矽肺病，我亦有轻矽肺病，便研究“隧道施工通风防尘”项目，于1987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评为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这前后，我多次被评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过去常说荣归集体，从家族层面而言，我的这些成绩不说光宗耀祖，至少没辱家门。
  1949年后，阿伯任上海市工商联委员。几年后因看上海杂技团警险表演致心脏病发作意外死亡。阿爷有两个儿子，孙辈有六个男孩，我们不分堂兄弟，彼此以年龄长幼称哥弟，阿伯长子炯棣，我称二弟，移居美国纽约，赤手空拳从做小生意起家，成为美国FTI公司总裁，而他不离国内所学的理工科专业，当听说我修大秦线施工隧道遇到山体漏水难题时，不远万里拎了一桶防水水泥来工地推广；后又研究了光缆断裂定位仪器赠予沈阳铁路局试用，据说这设备时值三十万元，可惜二弟英年早逝，我专撰悼词，浓缩成对联“振家业行路千里，兴科技鞠躬尽瘁”刻于墓碑，以志永远怀念。
  三弟纯棣出生时正逢逃难的年月。那年冬天逃到乡下，途中奶妈将襁褓中的三弟暂放在石磨上，染了气喘病，不能吸花粉、油烟，抗不住天气变化，每星期至少发作一两次，常喘得脸发紫，睡床直摇晃，病得痛不欲生，遍求名医都无效。三弟勉强读到高中辍学，虽身患如此的病痛，三弟仍自学成才，为枫林中学（现改南洋模范中学）物理教师、校办厂厂长。
  当我们兄妹远走高飞离开上海，三弟担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
  四弟福棣于1987年受国家委派出任中国一斯里兰卡高级法院综合工程专家组组长，由于专家组业绩突出，为国家赢得了信誉，获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亲笔签署的荣誉证书。1989年5月回国，受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陈慕华副委员长接见。退休前，他是合肥市建设局副局长，1992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1]
  五弟蕃棣成长在动乱年代，中专学历，但他钻研电视机专业知识，曾是上海无线电四厂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下海改行创办涂料厂，成为我家第三代的私营企业主，现移居加拿大。
  阿爷孙辈中最小的是阿伯次子、六弟凯棣。六弟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现移居美国，从事移动机器人研究，现在美国，有发明，已成功申请专利超过百项，受到美国政府的表彰。
  阿爷孙辈巾帼不让须眉，阿姐吟棣嫁居美国，不甘心闲居家中，开办手工织毛衣店，织品销售给好莱坞明星，为其儿子、媳妇业进好莱坞奠定了基础。大妹友棣同济大学公路系毕业后，先后在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城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建筑设计院等工作，为高级建筑师，设计院设计所副所长，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二妹吉棣是阿伯长女，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曾是西安制药厂工程师，后随妹夫移居美国。小妹逸棣是阿伯小囡，从标准件厂工人到技校校长，移居美国后又创办洗衣公司还有阿爷侄子后代也不逊色，七阿爸以圭次子雍明是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的高级工程师，专门从事机电研究，主持完成了D32—59电机基本标准的编制，参与编写《实用电机工程手册》等著作5本。[1]冯受之的孙辈们是赤手空拳做事业，我认为，我们这辈人事业有成，这里面既有阿爷的基因，又有父辈的影子，更主要的是我们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
  如今阿爷的儿孙们从上海走向海内外，从事的领域有工业、交通、文化，更多的是科技、环保等新兴领域。有意思的是，阿爷第三、四两代中就是没有从事金融业的，是否是儿孙想到先祖冯受之做得太出色，他们无法超越呢，还是新兴领域更有诱惑呢？
  经济全球化后，阿爷的曾孙越跑越远，回家相聚时，像联合国似的，语言、国籍，包括几个外国女婿、媳妇，互相交流要请翻译。为此我设想为和甫公名下子孙续编一本家谱，以免日后忘记祖脉。我家原有家谱，小时也看到过，绸布封面，上有柳公权书法。
  我十岁前，逢年过节，或祖先诞辰、忌日，上海亲戚都来七浦路老宅谢年祭祖，两张八仙桌，上面放了很多副碗筷，长辈说，祖先也来团聚。阿娘在上海过世后，子女们也陆续离开了上海，像当年祖先们离开慈城那样。
  慈城尚志路50号是阿爷出生地，原称颜家桥冯家，至今我只回去过四趟。一岁左右回过慈城，大门内坐在高凳上拍了一张照片，我仍保留着；19岁那年，送姐姐去香港前夕，父母专程陪我和阿姐去慈城住了一夜，告诉我们别忘祖根，学成后快回来，那时的我有回到故乡的激动；2010年5月，恰逢海外弟妹聚上海，大家商量后一致赴慈城寻根，承蒙慈城镇翁坚军宴请我们，使我备感乡情的温馨。今年清明前夕寻祖上坟，四返慈城，听墓园管理人员说，有人在找我们冯家人，这好像是祖上冥冥中的指引，有缘。
  我家保留着号有“冯”字的大碗，是只蓝边粗碗，不是罕有之物，但因号上“冯”字，我一直舍不得处理。现在听说慈城冯氏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冯”字顶在头上似乎有点沉重。我们作为冯受之后代，是慈城冯家的一支脉，从阿爷到我的儿孙辈，还是传承了祖先遗风，为慈城争光。
  ⊙从这两张照片说起
  口述者：冯秀华出生年月：1925年职业：居委会干部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上海呼玛三村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的出生地是慈城尚志路，小关圣殿附近，老早称假面子弄[1]，现在通往大北门外那条路[2]，路名记不清了，不过前几年去时房子还在。后来，我家搬到荷花池头[3]，不知那儿的房子还在不在。
  21岁时，由孙侄尚福陪我到上海，住在天潼路裕庆里11号阿江哥家。讲起来我还是从阿江哥家出嫁的，嫁给余孚章，他是宁波镇海蟹浦人。
  在上海成家立业的宁波人大多是清明回老家，给父母、阿公、阿婆，还有公公娘娘（即祖父、祖母）上坟。这张照片是我从慈城出来第二年（1947）清明回慈城时拍的，是慈城清道观百步阶前，是阿江哥儿子冯立拍的。照片上的小顽（方言，小孩之意）是阿江哥第三子圣葆，现在美国；旁边是我小阿哥崇芳，当时在上海一棉布店工作。阿拉冯家以商业为主，在上海、广东、福建等全国各地。我辈的九代祖是兵部尚书，传说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兵部尚书不出兵，被杀头，从此冯家人不做官。
  兵部尚书传到我的祖辈阿爷生六个儿子，六子分六房。是否有女儿，我不太清楚。
  大房大伯，不晓得名字；二房是冯立家，其父亲崇江（1897—1974）是二嬷的小儿子，我喊其阿江哥；三房思安（1865—1945）；四房从小没听人说过，连四嬷也没人喊；五房的儿子就是镛声（不详一1947）；阿爸炳生（1873—1937）最小，是六房。阿爸六岁时，公公就过世了，阿爸是大伯、大嬷抚养长大的，以后成家立业也由大伯张罗。父亲在胡庆余堂工作，母亲叫陈巧凤，亲戚都喊其六嬷。阿爸，1937年过世，大伯的儿子阿郎仍常来看望我母亲。
  在慈城，我家没田没屋，买米吃庉（方言，意为住）租房。我有四兄弟，大哥崇塘过继给三房，在跑鞋批发店工作；二哥崇莹（1913—1990）到南京棉店学生意，后做经理；三哥崇金没离开过老家，没固定职业；小哥崇芳（1919—2006）在上海。二嬷家的阿江嫂人真好，住在其家客气不说，我出嫁后，生四个孩子，她总像长辈一样每次来催生与满月，小人衣裳、长面、蹄髈等，连我女儿生小孩，她也是礼到。我来上海没工作，阿江哥的二媳妇曾是市妇联组织负责人，替我着想，两次介绍我到中苏友好大厦做展览的讲解员。走出家门，练大了我的胆子，后来我就做里弄居委会工作。
  三阿伯先是一棉布店阿大，后在天津路自开吉祥批发行，没儿子，我大阿哥过继给他当儿子，三嬷比较厉害，而三阿伯又听老婆的，再说大阿哥死得早，三阿伯与阿爸也不是最好，其1945年过世，享寿81岁。过世那年，我刚来上海，又因两家有过继关系，记忆特别深。
  五阿伯我没有看见过，看到过五嬷，她住在柳山庙沿大墙门[1]内，右边的平屋，虽说平屋，两边各一明轩间，介多房子。五嬷有一子二女，儿子镛声在上海做粮食字号[2]，有一女一子，家里很有钞票，用慈城人的讲法是老板人家。我家伙计人家，兄弟亲家关系一般，尽管如此，我出阁结婚，镛声老婆还是专送来二千元礼金。慈城大房子到底是五阿伯造的还是其子镛声造的，我不太清楚，我晓得五阿伯大屋正厅后面的二楼洋房曾经做过保黎医院分部，我女儿慈霞还是那儿出生的。[3]五阿伯两个女儿，一个早殁，一个叫阿兰，租住黄门第房子，丈夫姓叶，是金夹岙人，生一女一子。
  阿兰姐与我母亲年纪差不多，五嬷在世时，多尽女儿之孝道。
  1940年左右，我十五六岁，五嬷过世，丧事是在柳山庙大屋办的，是前厅后堂，好像还有堂名。[1]其间，我没看到镛声。后来，去上海后两年，我听说镛声生食道癌去世[2]，理应他是我堂阿哥，而我没去祭拜。
  在慈城，我看到过一本家谱，是布封面的。我家每年从大年夜开始悬挂祖宗像，其中有兵部尚书与夫人，一直挂到正月十五落灯夜，才收藏入像棺材一样的像箱。五嬷在时，是我家、五嬷和住顾家池头的尚福三家轮值，因为大房、二房、三房都在上海呀。这么说来，尚福是四房后代？谁也没说起过，反正尚福喊我姑婆，住在慈城顾家池头；是尚福陪我到上海，快70年了，慈城的照片一直藏在身边。
  ⊙我家与上海银楼的一些往事
  口述者：冯立出生年月：1927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徐家汇路制造局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生在慈城叫五马桥头的地方，出门就要过座小桥（称围家环河）。我家在桥的西南面。
  我们是四兄弟三姐妹[3]，我排老三，上有一阿哥，一阿姐。七八岁时离开老家慈城到上海读小学，父亲崇江在上海工作。
  听父亲讲，他十四五岁到老凤祥银楼学生意，后进杨庆和银楼[4]工作。杨庆和银楼的老板是慈城人，叫冯清庵。冯清庵与我家是远房亲戚关系，具体啥关系我说不清楚，其辈分比父亲小一辈，对父亲蛮看重。父亲进后没几年就做银楼工场把桌（领班）。后来，父亲自己开宝震银楼，虽说同样是银楼，其实是门面做买卖内部做加工的小作坊，主要为杨庆和银楼加工产品，店设在提篮桥下海庙附近。父亲还托冯清庵让阿哥圣洙（1921—1942）学生意，阿哥在五马路广东路的源康银楼店学生意。
  当时的父亲打算让阿哥学到本事后，一外一内合伙开店。可是阿哥做了一件事，打乱了父亲的一切计划。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阿哥发现银楼老板有卖银子给日本人的行为，就向有关部门揭发了违法行为。后来怎么处理银楼老板，我不知道。只知源康银楼要辞退大哥，介绍人觉得很没面子，父亲也是屈从于各种舆论，以身体欠安为由让阿哥回了家。按理阿哥做得对，是正义行为，也许如此，阿哥很想不通，但他不敢吭声。因为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十分严厉，我们都很惧怕他。有次他看到我写的字，就训斥道：写字怎么像描花！写字要像做人一样，一笔一画要写得规规矩矩。我被这样一训斥，以后写字再也不敢乱涂一气。正是父亲教我们做人要规规矩矩，阿哥觉得很委屈，每天沉默无语……不久后的一天，阿哥离家出走，那年阿哥才18岁。
  阿哥不见了，父亲、母亲很着急。当时的父亲好像很自责，觉得自己管教儿女太严了，对我们稍有放松……一天又一天，直到第二年秋天，总算有了阿哥的音讯。原来阿哥参加了新四军，大概因为他有文化，又积极能干，晋升为连级指导员。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阿哥被俘，当时家里收到阿哥的来信，是他的一张小漫画，画一个人坐在小矮凳上，写了12号。可没多少日子，又没有了阿哥的消息，我们家人很想念他，父母亲更加想念他们的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在《申报》登了寻人启事（1947—1948），有个叫季音的记者看到此广告，在《新华日报》发表了《答复寻人启事——记冯立平英雄事迹》一文。当时，家人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因为《新华日报》在南京，而我们在上海，不知谁给我家寄了这张报
  纸，我们才知改名为冯立平的阿哥惨死在上饶集中营。[1]
  1949年后，我家成为烈属，父亲是上海闸北区人大代表，区法院人民陪审员。阿哥生前对我们弟妹都很好，他离家时，我才十几岁，当年，他在银楼学生意，平时不回家，而逢年过节回家时，总给我们带来小零食、小玩具。为纪念阿哥，阿姐与我的名字分别改为冯平、冯立。
  其实阿哥的正义行动是受姐夫王祺庆的影响。姐夫是1937年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老革命，后因身体原因一直住在我家，在难民收容所工作。受姐夫的影响，大弟圣葆（1934一）在上海育才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1949年后，进入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由于自己的身份，再说是烈士弟弟，入学后当上班长。孰料，大弟发表了“革命干部可以经济上适当享受，不可享受政治高官职位”等言论而被打成学生右派。幸亏，他自己参加地下工作，可能有烈属招牌，仅凭自己的才能，圣葆大学毕业时留在北京《世界知识》杂志社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有幸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全国改革开放座谈会，聘为改革办顾问，后来去美国，现定居美国加州。
  再说我在澄衷中学读书后，仍由冯清庵介绍到上海老凤祥银楼当学徒，父亲对我们儿女的要求是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这也是家里的传统。后由于时局对黄金的控制，银楼解散。失业的我到树群夜校[1]继续学业，1946年我在夜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中共沪南区委工作，上海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奉调去上海市纺织局工作，一直到离休。
  我家祖辈有五六个兄弟，我家好像是二房。祖父我没看见过，也不知叫什么，父亲是三兄弟，大伯我没看见过，二伯叫守一，读过书，有学问，但做事好高骛远，似乎行行不落档，又没结婚成家，曾在老家以念经为生。父亲看二伯这样蛮辛苦，便接他来上海，与我们一起生活，年老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又服侍他十多年，直至1949年前后终老。父母亲养二伯的一切，我们儿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影响着我的人生。
  父亲对兄长如此，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更怀涌泉相报之心。上面说的冯清庵，其辈分虽小，但逢年过节，父亲总率我们去南市蓬莱路的冯清庵家拜岁贺年，几乎是年年去的。冯清庵曾是上海银楼同业公会主席，时为社会名士，看到我们一家也十分热情，总叫父亲为奥松，是慈城人的叫法吧。冯清庵与我们是同辈，而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他说话很幽默。我印象中，还有一冯家人在宁波路开绸缎庄，父亲也很尊重他，听长辈说过，冯清庵与慈城沐家是亲家，与秦家也是亲戚，具体是啥关系，当时我也没追问。
  （冯志仁参与口述）
  ⊙伯华叔与舜华叔兄弟俩
  口述者：冯敏出生年月：1952年职业：《昆山日报》退休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江苏昆山人民南路97号口述时间：2013年2月
  伯华[1]、舜华[2]、圣发[3三兄弟是我的远堂叔叔，老家在慈城柳山庙前东高楼子。他们的父亲冯可钧（仁元）与我的祖父冯勉勤（仁宝）是堂兄弟，同属统宗祠绩高堂，因为伯华叔年幼时寄拜给祖父母，所以虽是远堂房，走得还是很勤的，与我父辈关系也亲近。有关情景及慈城的寄拜规矩，我的百岁母亲已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再赘述。
  仁元公的家境，据西蕾婶[4]的回忆文章记述，伯华“父亲在上海的一个货栈里做采购员，他常到河南许昌、安徽蚌埠等地收购烟、鸡蛋等物品，以微薄的工资养活全家老少三代六口人，母亲则一面操持家务、服侍老人，一面靠编织帮工挣钱补贴家用。当时战争频繁，世道混乱，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充满着借钱、典当、赊欠、饥饿、寒冷、贫困”。“十三岁的伯华先被送到上海当了印刷工人，第二年，瘦弱的舜华也被送到宁波九华堂当了学徒。”、“圣发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几年后，三人不约而同地分别先后在上海和浙东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路”。[1]
  他们参加革命后，很少回慈城，两家少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伯华叔、舜华叔两家定居在北京。当时我大伯（冯昌伯）也定居北京，而且与舜华叔同在建工部工作，彼此来往较多。“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激烈的冲击，天各一方，一度失去了联系。“文革”后，我们仅从报刊中偶然得到一些伯华叔、舜华叔的消息，如在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
  直至1984年8月，我小哥哥因主持浙江省与日本静冈县建筑研修生合作项目，为取得中建总公司总经理致日本建设相的亲笔信札，带着我父亲的亲笔信进京。因无寓所地址，找到了伯华叔在化工部的办公室，受到热忱欢迎，稍息即同去他位于木樨地22号楼寓所，与叔婶交谈良久。次日又去百万庄建委大院甲七号楼拜访舜华叔、子珍婶[2]。有了地址和电话号码，从此两家恢复了联系，事后，伯华叔马上写信给父亲，详细介绍了家庭成员后，谈及“文革”经历时有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幸家破而人未亡”。
  1984年10月[3]，在当时的昆山县委有关人员陪同下，伯华叔和西蕾婶携水果篮特地来探望我的父母亲。当时，我家住在昆山朝阳西村3号楼。相隔30多年的重逢，大家都十分激动，虽说是远房堂兄弟，因为有寄拜的一层关系，彼此十分亲切。母亲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有这样的记忆：拥抱很久，才落座。瞬息，半个小时过去。因县委有活动安排，经陪同人员多次提醒，匆匆告辞。第二天黎明，他们即离昆赴沪转乘飞机去成都。
  伯华叔婶衣着朴素，待人谦和；伯华叔时任化工部副部长，虽身居高位，却没丝毫架子，一声一个三哥，一声一个三嫂，仿佛彼此又回到当年的慈城。几天后，父亲写信给伯华叔，询其“去蓉后谅已返京，对他十二日与伉俪俩来舍访问表达由衷的铭感。彼此均入暮龄，邀请异日有机会莅昆再次相聚”[1]。
  1987年初夏[2]的一天傍晚，昆山房屋住宅开发公司一陆姓同志前来告诉，舜华叔将从苏州专程来昆拜访父母亲。父亲当日写下了“阔别半世纪，承他热情，能在残暮之年，重见一面，私自殊感激动”的日记，可见父亲当时的心情。
  两天后的上午10时许，舜华叔秘书董大平、苏州物资局刘同志及那位陆同志来我家，说舜华叔已从苏州来到昆山，派轿车前来接父亲、母亲前去会晤。父亲深感盛情难却，急匆匆前往舜华叔下榻的宾馆相聚。父亲又记下：“阔别五十余年，一旦重逢，相互聊古，毫无拘束，其欢乐之情，概可想见。”长辈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一起乘车往县第一招待所赴宴。席间，舜华叔快人快语、声音洪亮，性格豪爽，感染了在场的人员，父亲的日记记录了当年的情景：“宴会中频频碰杯敬酒，又有一番乐趣，散席前由东道主为我们合影留念。餐毕，轿车送我们回家。舜华午休一下，准备赴沪，拟三天后回京。舜华待人热情和蔼，谈笑风生。他虽任高职却无官气，平易近人，在今日欢叙中，不禁令人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之后，父亲又追记了：“昨天会晤舜华后，因印象过深，今日犹围绕在脑海，相信今生永不遗忘。”[1“自十六日与舜华话别瞬有半月，是日盛他热情款待，特别是久别重逢，当我残暮之年能相互会见，隆情厚意，令人难以忘怀，特致函问候并表示谢意。”[2]
  这前后，舜华叔数度去杭州，小哥接待他，陪同他访问老战友，一起收集其弟马豪的生平资料。1993年清明节，舜华叔、子珍婶专程回宁波老家扫墓。不料，三年后，舜华叔离我们而去。想必，舜华叔在天堂碰到父亲，一定会拥抱，交谈童年的往事……1997年1月，为在慈湖烈士陵园建马豪烈士墓地，子珍婶派遣其子皖民并嘱我小哥哥协助予以落实，在省、市民政部门部署下得到顺利实施。1997年4月，中建总公司编辑了《纪念冯舜华文集》一书，以纪念舜华叔逝世一周年。
  ⊙外公和他的伏跗室
  口述者：陈伯龙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粮丰街41弄口述时间：2012年12月
  我是鄞县走马塘陈家之后，高祖陈星权公以贩卖红洋花布出身，曾在上海开设陈星记洋布字号，专门搞批发，当时上海的“四大祥”洋布店都从我家的陈星记采购。因而我的上代高祖父从走马塘迁居到江东卖席桥，时称卖席桥陈家，是江东的望族之一。
  外公慈城的家是在完节坊，听说冯尚书是他们的上代，冯君木是外公堂房叔叔，他们分五房。外公的阿爷叫溪桥，我叫曾太外公，在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查私盐。当年的典史职位相当于现在的股长，曾太外公其实是股长下面的工作人员，是个连“官”都算不上称作“吏”的公差，他没中过科举，有三个儿子。倒是再上代的梦香太公中过举人，我听昭适舅舅讲过，梦香太公还叫一梅，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梅花特别清香。外公的父亲，我称太外公是小儿子，上面的两个哥哥一早夭一早卒，只有太外公生了儿子，就过继给他的大伯启瑞，旧时称兼祧，按现在说法是享受两家的继承权。
  太外公是贡生，贡生是旧时比较优秀秀才的称呼。他27岁时去杭州考乡试不中，回家的途中又偶感风寒，一病不起而逝，那年外公才8岁。
  外婆陈梅云（1884—1974），是迎凤桥陈家的大家闺秀，他们育有一子二女，舅舅昭适，母亲舒宜和阿姨柔宜。不幸的是母亲与舅舅先后于1948年、1949年病逝，民间视“年幼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为人生三大悲剧，而外公经历了年幼丧父、中老年丧子之痛，因而他晚年自号“孤独老人”，就出自《孟子》中自幼丧父日“孤”，老而失子曰“独”之意。所幸还有小阿姨冯绰（1907—2004）活到97岁，而且她待外公、外婆十分孝顺。
  我是家里的长子，解放后住在平桥头宝奎巷，现月湖公园附近。宁波人有“小时外婆家”的说法，外公、外婆特别疼爱我。我经常去伏跗室，外婆总拿花花色色给我吃，而外公总问读什么书。每学期结束，外公要看我的成绩报告单。解放前有一次，我与外公随便说了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外公马上吟诵，“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诵了几句，他又问我：“七月七日长生殿，李、杨希望世世代代为夫妻，你知道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此怎么评论的吗？”我答不上来，他又背诵袁枚的诗：“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我拿来《随园诗话》一看，外公吟得一字不差。做客外婆家，外公常常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用文学熏陶我，使我受益匪浅。1956年我以调干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学期回来，外婆问我在南京生活习惯吗，外公问我用哪些工具书，读的通典、通志采用的又是哪种版本。
  大约在1960年，我向外公借阅王士祯的《渔洋诗话》一书，外公让我自己上楼去拿，而且他告诉我在哪间房子的第几只书箱的第几层。外公对我随便说的一本书的位置熟悉到如此程度，足见他对书之爱。因为爱，外公几乎是嗜书如命，常用明末清初宁波藏书家万斯同的藏书格言——“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共饘粥”来告诫我们糟蹋书比吃其肉还痛。
  我借《渔洋诗话》后，第二次去外婆家，前脚刚迈进，就听到外公的声音——“书看好没？”之后见面自然催讨，决不因是“外孙皇帝”借阅，就不还算了。接着又借《吴梅村诗集》等，我所藏的《经籍纂诂》与《诗韵合璧》是外公送给我的，这是他收藏的复本，也是不那么珍贵的“小书”，当然对我来说很珍贵。我想“只收藏不外借”才有伏跗室的十万卷藏书，外公才能成为浙东著名藏书家吧。
  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南下到宁波来望外公，作为相交多年的书友，郑先生希望外公能将伏跗室的260箱藏书捐献给国家图书馆，中央政府将嘉奖20万元。外公表示“书是我一生之心血，而且其中是浙东文献为多，待我百年之后再说吧”，婉言谢绝了郑先生的建议。
  我们后代了解外公的一些藏书逸事，比如他收藏的清代人史荣[1]用毕生精力汇注《李长吉诗注》的故事。据说，稿本经岁月的轮转而转到甬籍收藏家王斗瞻（奎）的书橱。王家的藏书始于道光年间，后因家境衰败，外公从王家子孙那儿用高价买下这套稿本。可取书时发现诗稿的其中第二本被老鼠蟑螂咬得支离破碎，他没有异议书的价格，只是悄悄地用纸包好诗集的书纸碎屑，拿回家，用糨糊将碎屑一点点粘合，细细辨认后，再将黏合的纸片一一成句成篇，日复一日，花去多少天时间，碎屑的书纸黏合成为一本诗书，一本十可读八九的诗书，如此的从老鼠口下夺书，才收藏完整一套。《李长吉诗注》是今天天一阁所藏的绝版之宝。
  外公收藏古本始于清末科举制度取消以后，当时一些以科举取士的书香人家将攻读的四书五经论斤当废物称卖，嗜书的外公每天奔旧书摊淘宝，先后收藏了董沛六一山房等浙东藏书家的珍品版本。
  为藏书而修书，外公家里雇了名叫严春舫的修书师傅，有时严师傅一人忙不过来，外公还要雇其他修书师傅打短工，单支付工资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好像外公最初的收藏资金来源于慈城祖传的房屋租金，而收藏是个无底洞，因而外婆生活十分节俭。1960年放暑假去外婆家，那天正好是处暑（8月23日），外婆对我说，外公身体不爽快，吃东西没味道（好久没吃过好东西），让我陪外公到馆子吃一顿，而外婆自己是舍不得去的。这年外公患的高血压症已相当严重，几乎不写作，不太出门。结果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带上并盆篮[1]，外公说是吃剩可结回[2]，祖孙俩来到东门口南台桥[3]的宁波饭店。
  在饭店，我们点了拖黄鱼、鹅肉、白斩鸡和虾子黄鱼羹等五个佳肴。宁波饭店一服务员是我同学，看到外公很客气，又送我们一盆拖黄鱼，我们将没吃完的和这盆拖黄鱼全部装进并盆篮带回家。坐三轮车回家，路过县前的东海照相馆，外公似有预感地说：马上要毕业分配，不知会分配到啥地方，到照相馆拍照留个纪念，这样就有了这张我与外公单独的合影。
  外公、外婆特别疼爱我，除了我是长外孙，还因我爱读书。我有不少表兄弟姐妹，其中孔豫、孔衡、太同、仲同、叔同、季同六人是外公的孙子、孙女，外公过世时，他们全在外地，小阿姨家在上海，谁来管理伏跗室的那么多书卷呢？外婆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也不识字，而且晚年因青光眼而双目失明。伏跗室的后人们考虑再三，便作出捐献之决定，如今伏跗室的藏书能够收藏在宁波天一阁，占全阁的三分之一，外公也可含笑九泉。因为民国时期，外公也曾致力于天一阁的保护，曾编纂了《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被毛翼虎先生评赞为外公一生的四大功德[1]之“保护天一阁之功”。
  慈城冯氏的确是大家望族，外公有两位族亲很厉害，一是冯昌伯，一是冯定。冯昌伯我见过，新中国成立初年，冯昌伯全副武装，身佩驳壳枪，后面跟着警卫员，来看过外公。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冯定我没见过。1951年，三表姐叔同结婚前，外公写信给上海的冯定，请他做证婚人，冯定没同意，是因三表姐夫是宁波源康老板的长子屠家篯，1944年浙大机电通讯系毕业，在上海工作。冯定不给时为资产阶级的媳妇当证婚人，当年他的立场很坚定，不过，改革开放后三表姐夫曾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1953年，大表弟冯孔豫分配到北京广播事业局后，去找冯定，冯定热情接待，以后冯定夫人还替大表弟介绍对象，是当时北大东方语言系朝鲜语专业的学生，现在是我的表弟媳沈圣英。他们的儿子则辰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曾到美国读博士，现从国外回来工作。
  驹光如驶，光阴荏苒，今年是外公逝世50周年，也是“伏跗室”献书50周年。外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今年逾耄耋的长外孙，也已垂垂老矣，今趁王静女士造访之际，聊作如上的纪念。
  ⊙对冯老及伏跗室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刘昌华出生年月：1924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初识
  口述地点：宁波市孝闻街171弄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冯老是很受人尊敬的人，是正直的老人，我对他印象很好，很深。
  离休前，在我任（宁波市）统战部长期间，我与他交往较多，当时（20世纪50年代初期）冯老是市政协委员，市人民政府文物委员会委员，为人好，和蔼可亲。当时的统战部机关在天然舞台旁边一小洋房内，是原葆真医院被没收的房子。冯老因开会来机关，顺便来看我，一次到了午餐时间，我请他吃顿饭，第二次来机关他就送给我两本书。记忆中，冯老给我送过两次书，好像是马列主义著作，是当时的版本。
  之后，省委书记（具体是谁，我记不清）来宁波看望老人，我陪同他到冯老家里。老人非常高兴，坐在椅子上，已站不起来，由冯妈妈（冯老的夫人）和女儿陪伴。书记指着我，对冯老说：“您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离开伏跗室时，书记就对我说，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好老人。而冯老从没有要求什么照顾。
  这以后，我去冯老家多次，那时的经济不那么好。我第一次看望冯老时，他送我到大门口，连连作揖，表示谢谢，说这么忙去看他之类的话。说话时，老人的嘴唇是颤抖的。
  冯老不爱多讲话，很善于思考，但一开口所说的话绝对是言简意赅。
  后来，冯老不太会走路，生活也不能自理，由女儿照顾，冯老的女儿非常孝敬，连冯老大小便都由女儿来帮助，我从没看到过这样孝敬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感动。
  冯老的儿子，叫昭适吧，较早过世，我碰到过他的女儿，两个孙子孔豫、孔衡。
  冯老过世后，冯妈妈对我说，将书和房子捐献给国家，住的地方保留。以后，我们搞了捐书仪式，由陈铁山副市长主持[1，政府奖励给冯家一部分钱，具体多少我记不清，钱有这么厚厚一叠。之后，出席捐书仪式的女儿提出看望市委书记葛仲昌，我陪她去书记那儿，她的女儿说这钱不能要，便将钱退回来，留下证书。
  冯老去世后，我再没有去冯家，冯家的情况也不太知道。到了十年动乱，是非颠倒，我也靠边站，听说上海有人来调查，说什么冯家献书是否为了名利，在上海的女儿也受到了牵连。我总感觉我们对不起冯老先生，也对不起冯家的子孙。在我与冯老接触，与冯家人接触中，我认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对宁波的历史文化有很大贡献。
  ⊙冯老与伏跗室
  口述者：袁元龙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学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孝闻街171弄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与刘部长一样，与冯老也是因工作有接触。
  冯老的孙子孔衡是我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同事，我当年的老领导郑峰是宁波市文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管会办公室主任，主任由副市长兼任。郑峰经常让我代他参加文管会有关会议，开会的地点常在冯家，也就是伏跗室的厢房。因此在1955年到冯老去世前，我至少与冯老有过四五次接触。冯老长得白白胖胖，留有胡须，说话耿直，脾气很大，说话的声音洪亮，边说其胡须边随之抖动。开会时，老先生们谈到干部的外行做法，话语是直来直去，如朱酂卿会以“牛吃桂花不知滋味”之类的话，来形容文物干部素质不高，而当时的干部还是很努力、很亲民，十分尊重知识、尊重文人。当时的我还是小字辈，我的老师马涯民、杨菊庭等先生与冯老交往甚好，他们与冯老都是省文史馆馆员。那么多次去伏跗室，我没看过那儿的藏书，当然我也没提出看书的要求，一般冯老不轻易展示其藏书。当时，听说冯老所藏的宋版本《琬琰集》[1]为海内珍品，价值连城。
  冯老跟冯君木先生读书。君木先生被称为“浙东四才子”之一，他们的亲戚关系，具体的亲疏，我不清楚，只知冯老十分佩服他的师长君木先生，而且伏跗室之名也是君木先生取的。据说，他老师看学生足不出户，每天待在家里，如此的“伏处乡里不求显，而致力于学”，便取王延寿的《鲁灵光赋》篇中的“狡兔跧伏于柎（跗）”之句而名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部内部有通知，要有关部门对当地的藏书家了如指掌，不能让其藏书随便流通、失散。于是宁波的文化部门就派人到宁波的藏书楼去蹲点，派到伏跗室的是朱小岚、骆兆平两人，派到朱酂卿家的是徐烈。冯老过世后，其家属将藏书捐献出来，这是大势所趋，毕竟能将珍贵的著作都保存下来，否则“文革”扫“四旧”时扫去统统烧掉，而现在送到天一阁总归能安然无恙。
  “文革”期间，书虽没遭殃，人却遭劫。那年，阳历8月正是宁波当夏六月最热天，造反派让冯夫人身披虎纹毛毯坐在堂前被“展览”，连续展览了一个多月，就连冯家的保暖杯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象征，一同展览，当时的冯夫人眼睛几近失明，一不小心将报纸弄掉在地上，又是一大罪行。现在想想都心寒。
  ⊙冯俞宅与我家
  口述者：冯有孚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福建福州市台江区新兴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生于“冯宅”，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与少年，那是我最难忘的地方。
  从记事起，我就常听祖母、母亲说，我的祖宗曾官拜布政使，我是布政使的第七代子孙。我家的房子原来很大，后来卖给了俞家（即现在的“俞宅”），就剩下今天的“冯宅”。
  冯俞宅位于慈城太阳殿路，我小时候称“倒墙缺”内，因入口处东西两侧各有一堵矮墙而得名。墙内有一大块空地，印象中这一大片空地被牌楼隔成大小两块，进入倒墙缺即是一块较小空地，中间是条石板路，路两侧是草地，再进则是小天井，紧靠小天井的则是牌楼。牌楼左右两侧的墙紧靠“东”、“西”两侧房屋的北墙基连成一条直线。牌楼形状与影视中所见的牌楼相似，牌檐前后覆盖有防雨瓦，牌楼上方朝北悬挂一块横匾，上书“布政使第”，也就是从冯宅、俞宅外出能看到“布政使第”这四字。因年代久远，匾上的漆字已斑驳褪色。
  进入牌楼，即是一块较大空地，南北各有一个大天井，两个大天井形状相同，大小相同，两块大天井之间为地势稍空的空地，中间也是一条石板路，石板路两侧为草地。“俞宅”门前是大天井，东为“冯俞宅”园地（现为工厂地址），西为“冯宅”边门。“冯宅”本有一大门，1946年夏被台风吹倒，过道也随之被毁，只剩第二道大门南边的大天井西为李宅，李宅原为祖母兄弟的房子，我五六岁时遭火灾烧毁，也成了一片瓦砾堆，解放后盖起了一座洋楼，东边为一片瓦砾堆，南边即为牌楼。牌楼内、外两条石板路形成一条轴线。
  “俞宅”大门前有两三级石阶，石阶两边各有一个大石狮，狮口含有石球。儿时，我常骑在石狮身上玩。“俞宅”大门前和“倒墙缺”一大片空地是我儿时和小伙伴玩的乐园，而现在这一切都看不到了。
  俞宅头道大门坐北朝南，中间是四扇窗门硬山式门楼，东西两侧是高外墙。大门的中间两扇正门紧闭，遇婚丧喜事才开，平时进出的是两边小门进入头道大门楼是一狭窄的小天井，南北距离一米多一点，青色大石板铺成的平台，平台上东西两边是门房，我还记得西（左）边门房住有一位老人，负责开关俞宅大门平台的西面有三间房屋，中间是大厅，两边各一厢房都没住人。门房与三间房屋连在一起，平台下即是东西通道，通道北是俞宅的内高墙，这堵高墙将宅第与外面隔成了两个世界，即使站在平台往北眺望，也是高墙遮住了里面的一切，现在介绍说这是小姐楼，那我也理解了这堵高墙的意义。
  内高墙的西端开了扇门，入门有个大天井，有庭院深深的感觉。我小时候胆子小，不敢再往里面走，所以俞宅什么结构我没印象，但俞宅内仍有条石板路，由南往北通往完节坊，即现在冯岳的彩绘台门。因为冯岳与我家布政使第的太公，他们同属统宗祠祖。
  这就是冯俞宅给我的记忆，我怕说不清楚，绘了两份平面图，以示冯俞宅的周边环境。
  我的祖父叫冯本样，去世早，我没见过祖父生二子一女，长子瑞棠是我的父亲，次子耀庭是我的叔父，女儿兰芬是我的姑母。到了我辈，男丁只有我一人，我似乎成了祖母和全家人的掌上明珠。
  抗日战争前夕，祖母去世，那时我七岁，所以祖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我是布政使的第七代子孙，我家房子原来很大。还有记忆的是每年的祭灶到元宵的过年，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每年祭灶母亲会买来很多的灶糖灶饼，那时吃的花样很少。祭灶大多都在晚上，最后还要爆黄豆，说这样可以爆瞎老鼠眼睛。一切仪式完毕时已近深夜，我和妹妹还要一起分灶糖灶饼、黄豆，一一装入各自的铁罐内，等日后慢慢享用。
  之后，母亲张罗送年，大多在祭灶与岁末之间，送年的供品很多，除了鸡、鹅、鱼、肉外，还有年糕等，所有的供品放在大大小小的木制盘子中，足足摆满两张八仙桌。送年前几天，我家还做年糕，从浸泡米到磨成米浆，都由母亲自己动手，到做年糕那天会请人到家里来帮忙，做年糕工人能做各种形状的年糕，如宝塔、如意、元宝，这些都是送年的供品，所以每年做年糕都在临近送年时。送完年后，母亲把年糕切片晾年糕干，或浸泡在水缸里，可吃半年之久。母亲把送年当一件大事，拜神须男子履行，因父亲、叔父都在上海，一般不回来，而我是拜神的唯一男子，除了自家拜祭外，还要替婶母家拜祭。祭拜时，母亲等女人站得远远的。送年祭神后，母亲会利用煮鸡、肉的汁水烧一大锅年糕汤，左右邻居各分送一大碗。
  春节的印象有挂祖宗像、拜年和跑马灯。每年的春节，我家都要在大厅中间悬挂祖宗画像，每天早晨还要点香供奉茶水，元宵后才收起画像。有一年特别寒冷，一支香点完后，杯中的茶水结成了冰块。春节对我们小孩来说，意味着可收很多压岁钱。春节，我随母亲到她娘家亲戚家外，我和妹妹还去保黎医院附近的太婆、姑姑家拜年。拜年，那时对长辈行跪拜礼，然后长辈将红包塞到我们手中。大约正月初五以后，会来一批人，有的扮成大头和尚，有的扮成骑马，也有的拿着喇叭，在我家的天井舞一番，或在大厅吹一番，母亲常送一些钱或吃的东西，如年糕给他们。
  母亲信佛，家中设有佛堂，每天都要跪拜。她对祖先也是十分虔诚，我家有一块木牌，上记七代祖先的生、卒日期，每逢这些日子，母亲都要祭祀，几乎月月有一到两次的祭祀。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就可以经常得到加餐。每年的扫墓又是一件大事，母亲是小脚，虽然缠后放了，但还是比正常的要小，脚背有点拱起，所以不能走远路，她只带我们扫祖母的墓。祖先的墓地有姜官岭的，因路远是由世发（读音）师傅挑着祭品代扫墓，世发师傅是祖母一辈传下来的，对我家很熟悉，又很忠心，我随世发师傅扫过一两次墓。我记得有一祖墓较大，设有两三拜台，一般墓碑是竖直的，而我家这太公的墓碑是横卧的，猜想这可能是布政使的墓。我只扫过两处墓，抗日战争以后，可能世发师傅去世了，别人也不知道姜官岭的墓地在哪里了，我家再也没人去扫那大墓。
  “七七”事变后，我才读小学，慈城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记得有一次日机投弹后，有许多人被炸死，房屋被炸毁，听大人看完回来说，被炸的地方，有的断肢挂在树上，有的肉贴在墙上，惨不忍睹。为了躲避空袭，有些人家在八仙桌上盖上棉被，作为躲避日机轰炸之用。我家有个谷仓，原用来存放稻谷和谷壳。我家的习惯不是直接买米吃，而是每年一次性买来稻谷，存放在谷仓，要吃时才请人来家里加工大米，一年要加工多次，把谷壳存放在谷仓里。母亲就利用谷仓做了个防空洞，警报一响，我们就躲进里面。有一次，学校上课时，响起空袭警报，老师让学生躲在课桌底下。我怕课桌不保险，一个人偷偷溜到操场，操场
  边有堵墙，当飞机从东边飞过来时，我躲到墙的西面；飞机从西边来，我就躲在墙的东边。后又觉得也不保险，我溜出校门，拼命地跑回家。在路上，遇到一个国民党的士兵，正卧在墙脚边，他拼命地向我招手，要我快快到墙边卧倒，我看他手势刚卧倒，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停留过的路边的房子里，顿时炸出滚滚浓烟。从此，我一听空袭警报，就吓得脸色灰白，母亲见状，决定逃难，这是我家第一次逃难。
  逃难到毛家岙，是出小东门外北，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那是我家远房亲戚。后空袭少点，我们回家。1939年，慈城沦陷的前几天，飞机又轮番大轰炸，且有传说，日本鬼子从宁波方向过来，于是全城大逃难，我家随着第二次逃难，我还记得那天傍晚满街都是逃难的人，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手提箱子包袱，有的往东，有的往西，一片大乱。我家又逃到毛家岙。第二天，听说日本鬼子进村，我和妹妹慌不择路，朝山上跑，没过多久，我从山上远远看到有四五个鬼子进村，没多久，就听到村子里的鸡飞犬叫声。一星期后，从城里又传来消息，城中被大抢三天，大户人家差不多都遭殃了。母亲待不住了，冒死也要回家，我和妹妹跟着回转，刚到围着铁丝网的城门口（因抗战开始慈城的城墙大多已拆掉），进口处站着几个日本鬼子，我看到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双手上举，手上托着砖头，又看到有人进城向日本鬼子鞠躬，我们也学着做，进了城。
  没进家门，看大门已洞开，知道我家被抢，紧跟母亲急急跑进屋，一看，是一片狼藉，环视四周，知道全被翻箱倒柜，好的东西都被抢去了。据说抢劫的都是地痞流氓，他们首先抢的是粮食，其次是贵重的财物，我家的大米被抢劫一空，还抢走了几个大箱子，他们把好的东西都装在箱子里抬走了，为此母亲哭了几天。慈城沦陷后，我重读二年级。抗战八年，慈城沦陷了近六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正好进慈湖中学读初中。两年后由舅舅介绍到上海裘天宝银楼做练习生。1950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大，1951年随军南下福建，第二年我所在的25军73师开赴朝鲜抗美援朝，我因风湿性关节炎较严重，转业到福州市工作，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带职到上海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后至1992年退休，先后在福州市政府、仓山区政府工作，曾任区统计局局长。我在福建成家立业，有三子一女，长子冯震在福建的一电厂工作；次子冯卫民，成都科技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现在福建省电力局主管科技（生产）部门工作；三子冯爱民，山东大学毕业后，在建筑企业从事监理；女儿冯雅君，现在台湾工作。
  妹妹冯惠娟也是早年离开慈城，现居慈溪市浒山，倒是外甥女梅培红一直与母亲同住。父亲是个温和善良的旧式读书人，精通四书五经，书卷气浓，不善与人打交道，倒是母亲谙熟外圆内方的为人处世之道，深受家人和邻居的尊敬。
  冯宅历经数百年，母亲把一个摇摇欲坠、家道中落的封建大家庭，上上下下的人与事打理得有序有理，并保住祖传数百年的大宅子，今天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慈城旅游的一个景点。我对冯宅、对慈城有着深厚的感情，身体允许的话，我每年都要回一趟慈城，看看家乡的变化。我一直听祖母、母亲说，我是布政使第七代孙，但从未提起“冯宅”后门太湖路对面、金刚井弄的布政房的任何事情。现在慈城介绍的冯叔吉布政使与我祖上的布政使应是不同朝代的人，说明我家的布政使第是另一位布政使所建，不知史料是否有载，我期待有进一步发现。
  ⊙外公外婆和冯宅
  口述者：梅培红出生年月：1963年5月职业：心理咨询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天一广场口述时间：2014年10月
  外婆姓张，名如玉，学名张邃，后改张秀娣。他们是四兄妹，外婆是家里的小囡。外婆的父亲，应是我的曾外公一直是开药店（铺）的，家境殷实。可惜外婆还未成年，3岁丧母，8岁丧父，好在曾外公临终立下“13亩良田专门供小囡生活、读书、办嫁妆”的遗嘱，因而年幼成孤的外婆物质上没有受苦，衣食无忧，还到慈城的东城女校读书，兄长还替外婆雇了女佣，以专伺外婆的生活起居，直至出嫁。出嫁时，兄长根据曾外公的遗愿，又将13亩良田换成嫁妆，所以是十里红妆到冯家，十分风光。
  外公冯瑞棠有一弟一妹，他们是布政使第冯宅的六世孙。据外婆的口述，冯宅上代有高陵墩、休休亭、姜官岭、太公、公公、外公，高陵墩、休休亭、姜官岭是祖宗墓葬地，后以此简称祖宗。冯宅就是高陵墩祖宗建造的，母亲还记得幼时与外婆一起上坟的情景，那儿的地名称高陵墩，祖坟气势不小，有五拜台。风风雨雨几百年，到了外公这一辈已家道中落。外公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李双林一堂兄李寿山，曾祖母托其介绍外公到上海学生意，那时外公才12岁。外公出门后在上海钱庄、水产公司等处做账房一职，为不失介绍人寿山舅舅的面子，外公工作十分勤奋，几乎不顾家里的事，也不大回慈城，只委托信客带回生活费和上海食品。外公是旧时代的读书人，温和善良，文质彬彬，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绰号“素火腿”。后来失业回到慈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仍由外婆操心。这样外婆嫁到冯家也不轻松，她虽是冯家的长媳，传统上的夫妻，丈夫听母亲的多，而且冯家的儿子大多是孝子，外公极其孝敬他的母亲（即外婆的婆婆，我的曾祖母）；又因冯家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妯娌是曾祖母的娘家人，曾祖母自然偏袒小媳；再讲小姑又是曾祖母的遗腹囡，自然深得曾祖母的宠爱，这样婆媳关系、妯娌关系、姑嫂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好在外婆的成长经历使她养成自律的习惯，遇事总会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特别是自己有童年失怙之痛，因而更理解婆婆对小姑的爱，这样外婆的懂事明理赢得曾祖母的器重。随着小姑出嫁，曾祖母去世，妯娌一家去了上海，冯家的大家庭结构一下子变了，时为1936年。
  当时的冯宅有11底11楼的正屋，厢房、厅屋，还有十多间平屋，外婆不得不担起管理冯家宅院的重任。祖上的家业不能卖，不愿让其损毁于自己的眼皮底下，要对得起列祖列宗，这是外婆坚守冯宅的观念。然而坚守冯宅十分艰难，时局动荡的年代，伪保长隔三岔五要来收费，稍有不愿之意，便以派宪兵队入驻等来威胁，而当时的外公、外婆有一儿一女，外公虽在上海工作，但收入不高，外婆不得不出卖金银首饰、皮袍绸缎之类的嫁妆，以换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或维护冯宅之需，用外婆的口头禅说，是败落门庭不走样。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冯宅的面子总要撑，外婆还雇了小娘阿姆，无论多么困难，外婆都没动过卖房的念头，要把祖传的家业完整无损地传到下一代，是绝对不能败在自己手里的，一定要保护好。然而，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说保护谈何容易，卖完嫁妆后，外婆实在没办法，卖了一只冯家祖上留下来的德国时钟，外公过年回家发现后很不开心，这让外婆感到好委屈。因为外公长期出门在外，可能不了解外婆坚守冯家的辛苦，除了冯家宅院，外婆还要操心历代祖宗的祭祀，还有各处祖坟的保护与维修。
  听母亲讲，现代的冯宅住过国民党的军人，也住过解放军等，也许是受解放军的影响，舅舅后来参军成为解放军，这是后话坚守冯宅真的十分艰难，树大招风，屋大招人。在动乱的旧时代，冯宅曾被政府看中借作他用，并勒令三天内搬清，不到三天，就来人按需改装房屋，用外婆的话说是鸡飞狗跳一团糟，外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哪儿去找自家的安身处，不光是一家人，还有一大家子存放的家具，有些是妯娌的，有些是小姑的，还有些是亲友寄放的，他们都已迁居上海。外婆通告他们来处理，而他们的回话是请外婆做主处理。面对众亲友的信任，外婆是先管他家，再管自己……外公遇到此事，束手无策。而外婆还担心，怕这一借用会失去祖传的家业，就以众多家具没处存放为由，恳求当局暂留偏屋几间，这是外婆无奈之下保全冯宅的计策……这样，外公外婆被迫伤心地搬离冯宅。事后，外婆常去有关部门询问、交涉，以待时机讨回祖传的冯宅。由于外婆的努力，不到一年，外公外婆又搬回了老家。
  冯宅是数百年的老屋，不能让房屋自然损毁。1949年后，外婆下决心将部分房屋出租，一般有人住的房子损毁慢些，同时可以房养房，以保全百年老宅。由于冯宅是连片结构，他姓人的人住再次打破冯宅的宁静，年老的外婆再次面临房东与房客、房客与房客间的关系……为坚守冯宅，外婆不得不深思每一细节，以避免邻里问的种种矛盾，比如公用的堂前、公用的道地怎么用，怎么保持冯宅的干净与安全，还有每户人家早出晚进等等事项，外婆与房客间一一关照，一一商量而定……总之，为冯宅外婆没轻松过，尤其是冯宅的多次变动，对外婆来讲是何等的劳心劳神，还落下心脏病……母亲经常嘀咕外婆，没操心过儿女的工作与婚嫁，一生只管了冯家房子，仿佛冯家房子重于儿女。
  直到1960年初，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外公家只留自己住的冯宅内小部分。外公不抵触，不埋怨，而是坦然接受祖宗留下来的一大批房屋归属国家所有，由房管所接管的事实。外婆倒是还能想通，暗暗庆幸自己可减少些辛苦，终于卸下了背负数十年的房子包袱。因为补漏、修葺、出租管理那些事，实在太耗神耗力耗资了。我的父亲梅杰十分佩服外公，一直在我们跟前说外公思想开明，有审时度势的肚量。据说当年私房进租，有不少人情绪低落，有的甚至抵触。倒是后来我们姐妹离开慈城的这桩事，让外公、外婆何等不舍，特别是外公十分伤心我和妹妹均出生于慈城保黎医院。我家在慈溪县（今为慈溪市）浒山，我的父母工作亦在那儿。我11个月大时又被抱回慈城，由外公、外婆抚养，妹妹6个月大时因故也抱回慈城，这样年老的外公外婆就成了我们姐妹的“保姆”，我们也就在冯宅成长。外公、外婆没亲自带过母亲、舅舅，而对我们姐妹却是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大。幼年的好多事我不曾有记忆，而外婆和我一起上幼儿园的事，我一直难忘。因为外公外婆的宠爱，所以当6岁上慈城幼儿园时，我说啥都不肯去，外婆说通老师，与我一起上了十天幼儿园，坐在我的座位后面，成为当时一大奇闻，以致升中、大班还有人提起。这就是宠爱我的外婆。母亲曾经说过一件事，那是我出生的第一年冬天，外婆为洗我的尿布，于严冬跌落冰封的河水中，幸亏及时发现，外婆才幸免于难。我感恩上苍，使我仍有那么疼爱我的外婆。
  外公也极其爱我们，称我们为大宝、小宝，送我们上学，接我们回家，直到老师提出，外公才放弃这样的接送。记得刚上学时，学拼音，我被难住了，回家哭闹说不想上学了。外婆不懂拼音，外公亦不懂拼音，但外公向懂拼音的邻居请教，还做拼音学习纸片，以哄我消除学拼音畏难情绪。外公的这一招果然有效，赖学了一天，我又乖巧地去了学校，外公做的拼音纸片还成了我和同学游戏的玩物。我们住的房间到厨房有一段路，没有路灯，晚上黑咕隆咚吓人，夏天又有蛇，吓得我们不敢独去房间，每天晚上，外公手拿油灯走在前头，一手拉我，我一手拉妹妹，妹妹一手拉外婆，外婆一手拿油灯断后，差不多每晚，我们都是这样排成直队手拉手去房间的，外公一路走，一路还蹬脚，重重地蹬脚，安慰我们别怕，蛇被外公吓跑。一天又一天，春去春又回，我们度过欢乐的童年。
  我11岁时，母亲将我带回浒山，这让外公外婆十分难过，外公更是食宿无常，饭不思茶不喝，写各种诗文，以排解内心的思孙之情……隔壁邻居秦家阿太看着心疼，开玩笑认外公为干儿子，烧好饭请外公一起吃。外公也没食欲。而我在浒山也同样水土不服，想着念着外公外婆，每学期考试一结束，等不到拿成绩报告单，也等不到母亲把事情忙完，就迫不及待跟着熟人来慈城，与外公外婆团聚。三年后，因浒山有三算（珠算、笔算、口算）教育，而慈城没有，母亲怕妹妹没学三算影响初中学习，又想带妹妹走。这下，外公是整天地流泪，外婆突然间亦没有话语了……父亲见状，觉得很无奈，为安慰老人，决定我来慈城，妹妹去浒山。这下，我乐坏了，觉得自己回家了，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冯宅——我的家。
  当时母亲带我去慈溪的起因是我患近视眼，外婆家当时没装电灯。为什么没装电灯呢？我要说的是外公外婆的为人处事。
  外公不问家里大小事，但关心时政，每天必做的一事，就在堂前门口听广播，平时大多是静静地看书，十分喜爱历史，常给我们讲故事，我的很多做人道理，也是受外公故事的影响，如《驴子、老子、小子》故事。外公讲的有许多故事，其道理当时我年幼并不懂，长大了才慢慢懂得故事所寓的道理。外公曾说你们长大后不要被人捏在手里，之后，我常想一只手可以捏一个人，那最大的手有多少大，最小的人又是多少小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长大才明白，外公所说是做人要有主见，有独立人格。童年时，外公与我们一起吟词作诗，唱戏讲故事，开发我们的智力与情商。外公曾任新民区小组长，做些抄抄黑板报、写写标语之类的事，还要发一个组里每家每年的票证。分票证时，外公从不允许我们同去，怕弄错。十余年的业余小组长工作从没出过错，谁家有困难他也乐意相帮。外公从不与人争论，他有句口头禅：“你前门讨债乱如麻，我后门踱出看梅花。”记得一大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去的东西，后来有两个处理政策，一是自愿签字送给国家所有，一是不签字可以去领回。外公选择了签字送给国家。
  外婆的性格与外公不太相同，一切都按部就班，按自己的习惯生活，不接受电灯是外婆按自己节奏生活的一例，当然也是外婆不想麻烦他人。外婆不太关心政治，只过自己的日子，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要凭良心做人做事，就像自鸣钟，一切按节奏报点，而动作慢悠悠。她常讲《狼来了》的故事，要我们老老实实做人。外婆信佛，会背诵好几部经书，偶尔也会拿出经书悄悄看，但时为“破四旧”，不可公开看，我出于好奇凑热闹，外婆不许我碰经书，说佛书很神圣。不过偶尔会教我几句，讲讲经书里的道理，至今影响着我。外婆疼爱我们，也疼爱远在福州的孙子孙女，每年外婆切好年糕，晾好菜蕻干，还有三北豆酥糖等零食，带到舅舅家。后听表弟们讲，儿时的他们很盼祖母寄去的包裹解馋。平时生活中，外婆讨厌灰尘之类的脏物，床头收拾得十分干净，睡前脱下的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每天睡前要掸我们身上的灰尘。她要求我们上学要端正，放学回家也要端正，不让我们在野外乱跑，而我们实在想去外面玩。这样外公总在冯宅的大门口替我们站岗放哨，我们玩够了回家，没顾及鞋子上的泥土，后被仔细的外婆发现，招来一顿骂是小事，日后的玩耍更难，就这么被严厉地看管中。我们很少在外婆面前跳橡皮筋，按外婆的说法，“跳橡皮筋，疯起屙缸”，以外婆传统的思维，小姑娘要文静矜持些，不能像乱头婆、骚疯婆那样，我们只被允许参加走走棋子之类的课外活动。老实说，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在外婆家的冯宅长大，否则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谁给我们讲故事，而没有故事的童年，必定是个苍白的童年。
  可能是外婆读过书的缘故，她佩服孔夫子，因而不太关心政治的她居然反感当年的批林批孔，但她从不声张而是悄悄地嘀咕。舅舅讲到冯宅的遭遇，遭过日本人的抢劫，伪军的欺压，外婆既害怕又坚强，以她的说法是一手拿香，一手捏枪，就这样历尽辛苦，靠随机应变保全冯宅到慈城解放。
  可以这样讲，没有外婆这一辈子对冯宅的坚守，就没有今天原汁原味的冯宅；没有外公当年在我的心灵播下读书有为的种子，就没有我送年幼独子去万里之外留学的决心。
  ⊙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
  口述者：刘国庆出生年月：1957年职业：民间文艺家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瑞安瑞吉大酒店口述时间：2013年2月
  衢州中药堂天福堂，是由宁波慈溪冯家，王家，还有一家不知姓什么，三家人合资创办的。[1我们衢州商帮主要有徽商、甬帮这两大商帮，衢州有宁绍会馆、徽州会馆，最著名的是宁绍帮，集中了宁波与绍兴的商人，这里面就有慈溪冯家的痕迹。中药堂天福堂，创办于乾隆年间，药堂在整个浙东南都非常有名，运用的中药材非常地道，有些是虎骨木瓜酒、佛兰芝洋参酒等。当时都是十分有名的，都是选用上好的野生中药材，如鹿茸等。而且这家中药店在店规管理上都十分有序，休现出宁波（慈城）药商管理的一种模式。每一任经理，宁波人称“阿大”是吗？天福堂都会悬挂他们的照片。进来的学徒除了干活外，还要背诵中医中药的启蒙读物……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据说其中一条堂规，凡钱、冯、王三姓后裔，无论何人途经衢州，在天福堂内停留，店中提供一宿两餐，对银钱分文不能支取。
  慈溪著名学者、举人出身的冯一梅也曾在衢州、龙游等地活动过。不知他家在这家店有股份还是什么，反正他在天福堂活动过。
  冯一梅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学者，光绪二年举人。早年侨居杭州，入诂经精舍，从俞曲园学，被浙江巡抚杨昌濬聘为浙江官书局总校。后主讲于衢州正谊书院、西安（衢县）鹿鸣书院、龙游凤梧书院。在衢州正谊书院、龙游凤梧书院当过山长。这些是晚清时期衢州、龙游著名的书院，聘请的都是一些饱学之士。我也曾经看到过他写的书法册页，是典型的馆阁体。他在书院倡学，讲学不立门户，以实践为归，喜研究老庄、医学、算术。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弟子。他还参与了《龙游县志》的编纂工作，应该说，冯一梅不仅在我们衢州留下了痕迹，而且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冯一梅著述丰富，有《述古堂诗集》10卷、《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述古堂经说》30卷、《老子校勘记》二卷等。还曾经编过几部医学著作，如《内经校勘记》等。民间传说他很勤勉，而且对医学有一定的研究。时至1942年，天福堂四周的建筑都被炸毁时，唯一没有被炸毁的就是这座天福堂，当地老百姓说，那天福堂是积了功德，做了好事。
  三、大宗祠与大街支
  前述，宋宣和元年（1119）前，冯世良（11世）长、幼二子分称下宅与上宅。后冯隆祖（16世）设立大宗祠，其尊祖冯允询（12世）被尊为大宗祠大街支始祖。
  比较惠宗祠、统宗祠、大宗祠创立时间，应是大宗祠最早，而今存世的慈城冯氏谱牒也是大宗祠最少，至今尚未发现一部家谱。由此，大宗祠大街支历代名人世系均无考，如明代正德九年进士冯泾，其事迹载入明史，其居冯通判房地名一直流传至今，而因其世系不详，无法编入大宗祠4支世系表，参见本章的《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一文。
  本节附录4支世系表，除6.3.1表根据祭簿和口述者编制较为完整外，其余3支因以口述者内容整理，所例仅是近当代人物，此为本节与上两节的区别之一；时至近代，大宗祠众子姓在慈城似乎没有相对集中的地块，本节口述稿叙述的地点、叙述人物的出生地或祖地，传统地名为颜家桥头、三块桥板、顺水弄、三河口（米店弄）四处。以今古县衙为参照，颜家桥头在县衙东南近完节坊，三块桥板在县衙南民主路东，顺水弄在县衙东北近慈湖，三河口即是中华路与民权路相交处，西南角的一片旧宅即为米店弄冯家。除此外，大宗祠众子姓像星星那般散住在慈城内外。
  大宗祠众子姓于慈城影响最大的是三块桥板冯芝汀（38世）、颜家桥头冯恭春（40世）。民国年间，任上海新民银行的冯芝汀劝募在上海的宁波帮资助慈城保黎医院筹建事迹载入史册，其至今仍被传颂；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创办学校任教的冯恭春省吃俭用收藏香烟牌子而闻名全国，幸亏找到了他们的儿孙，采访到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当代，大宗祠出了个女科学家冯亦璞，她是全国脑缺血药理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她研制的丁苯酞在“十一五”期间是全国研制一类新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参见《我家行医人》。其余口述者叙述的人物虽不如冯芝汀、冯恭春、冯亦璞的影响力大，但他或她的故事与其他众子姓犹如慈城冯氏家族的绵绵群山。
  《我家和我的合唱队》中的冯永祺退休后组建公园老年合唱队，竟唱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头版头条；还有《父亲和他的十个儿女》中的冯氏儿女们，像燕子一样今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但他们每年春天总要携带儿孙飞回来，相聚在慈城，他们祭拜父母、祖辈等先人，再看曾经烙下童年欢笑与伤心的祖屋，看望故乡的发展与变化。
  ⊙烟画与慈城的冯氏父子
  根据《宁波晚报》（2010年7月25日）缩写
  烟画，国外称这种附设在香烟盒内的小画片为CigaretteCards，即香烟卡片，原是保护纸烟附衬在烟盒内的小硬片。约在1880年，也就是在美国第二十任总统选举的前一年，美国烟商霍尔将这种空白小硬片印刷成题为“总统候选人与女演员”的画，画片跟着香烟传播，成为流动广告。之后，烟画随香烟流入中国，这种被北方人称作洋片，被上海人称作香烟牌子的烟画，吸引了宁波慈城一小男孩。这男孩便是慈城冯氏第40世，大宗祠颜桥头冯家恭春，字孙眉（参见表6.3.1）。
  旧时的慈城，慈城完节坊西，颜桥头附近有爿烟杂小店，冯家大人常抱小孙眉去小店买小糖之类的零食。店老板见小孙眉长得可爱，便拿起烟画之类的花纸片逗他玩，常常是小孙眉一见五颜六色的花纸，扔了小糖来抓花纸。小孙眉抓的花纸就被称作烟画，
  长到蒙读年龄，小孙眉更是有事没事就往烟杂店跑，因为店老板会给他几张烟画，而烟画上有先生教的唐诗。如果说，烟画曾是小孙眉的玩具，那么此时的烟画却诱惑着他成为他的藏品。为了集烟画，有时候，小孙眉索性坐在小店等候人们来买烟，而一等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他替长辈跑腿买烟，而一跑不知来来回回要跑多少路；有时候，他见抽烟人的烟盒空了，他呆呆地伫立一旁，等待着扔掉烟盒，他好捡里面的那张画片。小孙眉的零花钱除了买烟画，从不买其他喜爱的东西……就这么的痴情，小孙眉积攒着一枚又一枚烟画。冯父见儿子如此沉溺于小画片，严肃地说：“你可以集卷烟画片，但决不能吸烟。”小孙眉真怕父亲反对他集烟画，拼命地点头。想不到，这点头承诺不仅让冯孙眉一生不曾抽一口烟，竟然还点出了一个“烟画大王”来。
  1918年，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的冯孙眉已收藏了数千枚烟画。两年后，他带着烟画离开家乡去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异地他乡的上海，冯孙眉先后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第五小学、第七小学和储能中学等学校任教。此后，冯孙眉娶媳妇成家，生儿育女成为父亲，无论谋生多艰辛，养家多辛劳，他始终没有放弃烟画收集，最多收藏了6万多枚，800多套烟画，其中有慈禧收藏过的孔雀牌香烟全套《清代商女》等珍贵烟画。
  1930年，华品烟草公司随金箭牌卷烟赠送了72＋1《至圣先师孔门师弟像》烟画。据当时的广告，全套烟画，可向烟草公司换取重二两的足赤金香烟盒，或手镯一副，或全钢洋车一辆，或六灯落地收音机一台。因设置了巨额奖品，这套烟画之《孔子》一式只发行了三张，但冯孙眉费尽千辛万苦，收到一张，才集齐这套烟画。之后，有商贾、藏家愿出千金收购这套烟画，而他始终不为所动。
  因为一生的心血倾注于方寸之际，因为把烟画作为启蒙学生的教具，因为自办了“万〓楼[1]”免费对外开放，1936年11月18日的《时事新报》以“画片大王”为栏，以“冯孙眉君的访问”为题，报道了冯孙眉和他的收藏故事。报道称冯孙眉“画片大王”，与当时邮票家周今觉、古泉家张叔驯是鼎足上海滩乃至全国的画片、邮票和古泉三王。
  两年后的6月，时誉南冯北仉[2]的烟画收藏家冯孙眉被《上海宁波公报》聘为该报《卷烟画片》专刊主编。《卷烟画片》为周刊，自创刊后刊出近两百期，作为主编的冯孙眉组稿、撰稿，推动了上海烟画收藏与烟画文化研究。时因国难当头，冯孙眉还发挥烟画独特的文化功能，与宁波同乡秦润卿、沙孟海、虞洽卿等先后举办了“筹款济难古今柬帖暨冯孙眉氏〓展览会”等不同主题的藏品展览，展览所得收入用于购买棉衣与粮食，这些衣物通过宁波旅沪同乡会救助灾民难民。
  1950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冯孙眉又与上海的收藏家举办“大观文物集藏展”。之后，又将收藏的部分珍贵烟画捐献给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市图书馆等5家单位……尽管如此，小小的烟画仍躲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战火。“文革”以后，年近古稀的老人怕一家老少被烟画这种“封、资、修”毒草牵连，等夜深人静时悄悄率一家人自觉地采取了“革命”行动，将数万枚烟画撕成碎片，藏于杭州篮内覆盖好报纸，于翌日一早佯装买菜将烟画碎片倒进垃圾筒，这样，几十年的心血只留下了三千余枚的儿童烟画。原以为，这样的一撕一倒可以自救，不料却因失去心爱的烟画而加重了病情……
  冯孙眉有六个儿女，长子留美，次子是大学老师，幼子冯懿有出生在上海，1946年因战后经济萧条，他随母亲回到老家慈城，那年他刚读完小学，一年后再到上海就业。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冯懿有玩过烟画，也通过烟画吟诵了唐诗，看读了“岳传”之类的历史故事，不过接触的大多是父亲不要的那些重复烟画。真正发现烟画的价值是他参加工作以后。
  1956年，冯懿有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当年的教学参考书不多，冯懿有说服父亲把他收藏的烟画作为他的辅助教本，特别是各类知识性烟画，如兵器、交通工具和各种动植物……烟画的教学利用，冯懿有似乎更理解父亲那“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烟画收藏。虽然那些小硬片既不是古董文物，又不如金银财宝富有价值，但或异域风情或民间风俗的图文并茂的烟画是多好的一部微型百科全书，我何不学父亲也搞收藏呢？他的这一想法在他送别父亲的那年付诸了行动。改革开放后，冯懿有要扛起父亲“画片大王”的旗帜，立志要把撕毁的烟画再收回来。
  1994年，冯懿有和他的同行去北京参加亚运会的体育主题展。等布好展览的一天，主办方邀请他们十点半集中去全聚德吃北京烤鸭。那天上午，冯懿有去逛刘家窑古玩市场，一逛二逛看到一摊有一盒2000多枚烟画，他眼睛一亮，蹲在地上，一枚又一枚一一鉴别，等讨价还价成交后，早已过了吃北京烤鸭的时间。作为海上宁波人，冯懿有特别留心收藏家乡宁波卷烟厂的烟画。故乡慈城以慈孝而闻名，冯孙眉曾经收藏了有关二十四孝的烟画，但“孝子贤孙”错当封建主义而被批判，家藏的二十四孝烟画首先被撕毁。之后，冯懿有一心搜集二十四孝图，历时十余年，已收藏了15套近500枚不同卷烟品牌的二十四孝图。有“故宫藏画”、“明清扇面”、“龙凤玉器”、“古陶瓷瓶”等百个主题，每题百枚，全套万枚，俗称百图卡，是一套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内新生代的烟画，冯懿有当然不会放弃1994年杭州卷烟厂百图卡的收藏。2006年，冯懿有花了近三个月的退休工资收藏了1953年出品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主题的“开国纪念”烟画。就这样，三十多年来，冯懿有缺什么补什么，至今已收藏了两万余枚的数百套烟画。其中有1900年英国烟草公司出品的展现1900年前最早的乒乓球烟画，这枚烟画深受中国体育博物馆的青睐，欲出重金购买，但想起父亲的遗愿，冯懿有还是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请求。
  令冯懿有欣慰的是，1999年，他收藏的体育烟画走出国门，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体育五千年”展上展出，为我国申办奥运会尽了一分力量。一年后，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第七届奥林匹克邮展”，主办方破例邀请冯懿有的体育烟画与体育邮票一起展出，从而实现了其父亲冯孙眉用烟画宣传中华文化的遗愿。
  退休后，冯懿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收集、研究和利用烟画上，先后主编了《老广告》、《古典文学小说》、《京剧艺术·脸谱》等五部著作，其中《老香烟牌子》和《中国老360行》刊印两版发行近万册。2002年，他自筹万元在不宽敞的虹口区武进路家里创办了“冯氏烟画收藏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他和老伴既当管理员，又当讲解员，历时五年多，成为上海颇有影响的个人收藏馆。如今，年过七旬的冯懿有的最大心愿，就是哪一天带着烟画到宁波，到老家慈城向父老乡亲汇报他和他的父亲两代人收集了近一个世纪的收藏成果。
  ⊙父亲和他的十个儿女
  口述者：冯吟逊出生年月：1935年1月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浙江省余姚市舜南新村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慈城的家在尚志路与太湖路的转弯处，后门是尚志路59号（现为尚志路1号）。尚志路由东向西还有58号、57号，58号是东顺哥[1]家，57号是昌田堂伯家，可能就是这本祭簿所记的孟、仲、季三房吧。原来这三扇门对面，贞节牌坊西侧有个小祠堂，阿拉称太史第[2]。太史第是大宗祠的小支，过去家里的一些器具背面书有“世显堂”三字，不知世显堂是太史第，还是大宗祠的堂名。我们支系冯氏亦称大桥头冯。
  祖父叫冯昧琴，我不知祖父的字与号，祭簿上的“爕卿”是否就指昧琴公，还是指另一人，因为我听长辈说祖父是过继到太史第的。
  父亲叫冯茂棠（族名肃范）。他八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留下四儿五女，全靠祖母冯胡氏串长锭和三姑妈做裁缝为生。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就离开慈城去镇江学做珠宝生意，后由姑婆（即祖父的姐姐嫁到慈城徐家，她是乐卿、文卿的母亲，这两兄弟在上海很发达）介绍替上海裘良奎老板代收房租，后裘老板在一交易所（即现代证券公司）做经纪人，父亲在其名下做代理人，由此渐渐地改变了家里的困境。
  姐慧珍4岁时，随母亲去上海，一家住在城隍庙小西门乐神里，我就出生在那里。淞沪战争打响后，一家逃难回到慈城，父母将家里的一套柳桉家具带回放到尚志路的祖居客厅。其后再去上海，父亲通过姑夫周奎林向上海电话局顶下英租界愚园路894号花园洋房，这是一幢两门面、前后间的三层楼别墅，中间是楼梯，前有一大院子。可能是做证券生意赚钱快。自我记事起，就知家里是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自己姐妹弟弟九个，还有卓武堂哥（字恭强），为四奥松的大儿子，都住在一、二楼，三楼住的是父母两家的亲戚，什么堂奥松、表姨妈，还是我们叫姨、伯、叔的亲朋好友，都是慈城人，来来去去，有长住几年的，也有短栖几月的。因为人多，家里最多时有保姆四五人，其中一位是车夫。父亲是先买黄包车，再换三轮车的。
  尚志路与太湖路的房子不知是从哪代太公传下来的，传到了祖父这辈已全部典出。父亲赚钱后，首先将典出的尚志路房子赎回，了却了祖母、姑婆的心愿，后祖母做主将房子一分为二，分给两个儿子[1，即父亲和四奥松裕棠。四奥松原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职，因染上大烟而失职回乡。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尽兄长之职，抚养由祖母遗托的卓武哥至其工作外，还负担着四奥松一家的生活。
  母亲陆凤仙是慈城张陆村人，外公没有经济来源，两个舅舅还未成家立业，父母接舅舅、舅妈来上海，又专给外婆一笔钱让其置田，后置田不成就修缮了外婆家的房子。还有五姑母家遭火灾后，就暂住在我家；四姑母因没有儿女，曾有好几年一直住在我家的二楼。
  尽管父亲有钱帮助亲戚好友，但他自己还是相当勤俭。母亲喜搓麻将而父亲却不搓。父亲将一半的花园改为田园，种上豌豆、玉米、南瓜、葡萄之类的蔬果，并挖了口小池，蓄水以供浇灌田园的植物。父亲念书不多，却注重培养儿女读书，姐姐、堂哥读高中，父亲还专门为他们请了英语家教。平时或星期天，父亲在家不是写字（他喜好书法）就是莳弄田园。那是我家较为兴旺的年份，由此在慈城的祖母晚年过得较舒坦，差不多每天早晨，要讨一辆黄包车，拎一篮头去市心口兜一圈，看似买菜其实是空篮去空篮回。祖母曾说，早晨黄包车没生意，我乘着兜一圈，一是灵灵市面，二是帮助人
  约在1947—1948年之间，父亲因交易所倒闭而失业。无奈之下，父亲将花园一半顶给做煤炭生意的商人，收来一根金条（俗称大黄鱼，我算开了眼界）。父亲以此作资本在自家弄堂口开了信诚煤炭行，“饭店面前摆粥摊”，以从事柴、炭、煤、煤球的买卖。独资做生意，雇聘表娘舅等一起经营，父亲几乎长住金华采购栗柴、松柴、青炭等货源。1949年我初中毕业后也从上海煤炭交易所采购煤与煤球……当时，一家老小全靠小小薄利的煤炭行买卖为生，家里虽还雇一保姆，但日子已过得紧巴，三轮车早于1946年卖掉。时至上海解放，另一表娘舅方永伦在军服厂代加工解放军军服，将我介绍到那儿做临时工，以贴补家用，一家人还是其乐融融。
  可在1950年初，（农历己丑）腊月二十出头，父亲进了一批货，资金调勿转，母亲向亲戚借钱无果，一气一急，预产期临近的母亲动了胎气，结果腊月二十九难产导致血崩而亡。邻居们高高兴兴迎新年，而我家却上演了人生最惨的三大悲剧，外婆是白发送黑发，父亲是中年丧偶，我们姐妹、弟弟九个是年幼失母，最小的妹妹才三岁，原本快乐的大家庭霎时跌入母亡家破的惨境。当时，徐家表伯等亲戚送来2000元，拟厚葬生育了十六个儿女的母亲，父亲也想如此以表达风雨同舟二十余载的夫妻之情……然而，比我年长六年的大姐却提出火葬母亲。如今年逾八秩的大姐一说这事，都会伤心和眼红，而当时实在是弟妹太多，除了吃了红字的煤炭行外，几乎没有生财之路，于是大姐说服父亲——介多弟妹，你养好儿女，母亲才能安心。
  父亲接受大姐的建议，省下一些丧葬费用于继续经营煤炭行，同时大姐弃学，于1951年12月考入中国人民银行，我早已去慈溪县云山区中心小学当教师，每月向家里寄约四分之一的工资。
  20世纪50年代工商业实施公私合营时，父亲离开了伤心的信诚煤炭行，到勤奋服装社当会计。其实父亲没专门读过会计，但他自学大姐读立信会计学校的课本……尽管这样，所有收入仍是难抵十人的吃、穿、用和读书所需。在亲戚的劝说下，父亲终于狠下心，送走四岁的小妹，可当听说离开父亲、兄姐的小妹在陌生人家里不吃不喝时，大姐还是接回了小妹。大姐参加工作后，自然到了婚嫁的年龄，可谈了四五个对象均被男方认为负担太重而告吹。大姐30岁才结婚，姐夫是丧偶的南下干部，一过门就成了两个女儿的母亲。好在大姐视她们为己出，肚不痛情却亲，母女关系很好。俗话说，长子代父，而我家却长女代母。父亲的十个儿女（堂哥从十岁起一直与我们住在一起，至工作娶妻才自立），三个大学毕业，两个中专毕业，两个高中毕业，两个高中肄业（只读到高二就参加工作），一个小学毕业。其中小弟卓祥（字恭和，1945—）母亲去世时才六岁，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分配在西安兵工部205研究所，退休前职称为研究员兼博士生导师，据说《浙江名人录》里有他的介绍。小妹玲芬（1948—）时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小学毕业就跟四妹支边去了新疆阿克苏，后在那儿出嫁，但我们还是将她和妹夫设法调到了余姚林场，了却父亲多年的心愿。
  父亲的会计工作一直做到70多岁，父亲的孙辈有15人，有10人大学毕业，还有一个是留学美国的硕士生，孙辈们不少在金融、税务和外资企业工作。我家从贫到富，由富到衰，最后自衰到兴的转变，既是百年风雨中国的见证，也离不开父亲和大姐的无私奉献，也许如此，妹夫们称赞大姐是“姐母”。
  ⊙与我家有关的一些冯氏记忆
  口述者：冯和珍出生年月：1935年7月职业：教师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高塘路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家住在骢马桥下8号（20世纪70年代的地名是解放路256号，因拆建新楼现毁），大门在日新路尚书第。从小听长辈说，日新路尚书第是冯家，这几年为弄清这到底是冯家尚书第还是谁家尚书第，我专门去问过钱鸿瑞老师。钱老师比我大许多岁，她从小住在那儿。钱老师说，钱罕先生家的房子原是冯家的，她看到过尚书第大门对面还有影墙，大门上方挂有尚书第匾额；她小时看到每年正月初一、二日，钱家住的堂前仍旧给冯家挂祖宗像，尚书第大门外的东西两旁冯家子孙都来叩头拜祖宗，冯家的红白喜事也在这堂前做。末了，钱老师补充说是当初冯家出卖尚书第时与买家钱家订立的协议。听钱老师一说，我也想起，我家二阿嫂结婚时，花轿就是从日新路尚书第大门抬进来的，过钱家中厅，转弯进入我家堂后两扇门到我家正厅的。
  从房屋的建筑结构而言，我家确实与钱老师家连一起。我家堂后有扇双栓门，开门出去是弄堂，我们夏天在那儿乘风凉。而弄堂连着钱家房子，可能是建造时的统一设计，连片结构，所以冯家房子虽卖掉了但仍无法完全分割。比如我家房间的后房间有扇门，从门缝隙看出去就是钱罕夫人居住的房间；还有我家后房的窗户对着钱家的道地等。冯尚书第遭遇过火灾，第一个大厅被火毁灭已变成瓦砾，冯家也是在着火后将大部分房屋卖给钱家的。我家所在8号是原冯尚书第的偏屋，听母亲讲这是尚书第的外书房，从以下迹象来看，似乎也颇为吻合：我家大门面朝慈城主大街，宾客来访出入方便，与内宅无扰，这与旧时大家风范十分相符；整体建筑独立成院，一个方正的道地，两边是回廊，主体房屋是东西两个厢房、一个明堂；直到70年代，我家大门进来的西边回廊还保存着马厩、厕所等建筑。那么冯尚书第的主人是谁，说是冯岳公[1]。冯岳公属统宗祠，我家属大宗祠。大宗祠的人怎么会住统宗祠的祖房呢？我的女儿问其舅舅后才知，我家住的这房子也是祖上买的，因家谱祭簿都没了，否则也许会有记载。
  我的阿爷叫铭勋，只有我父亲俊甫[1]一个儿子。父亲11岁时，阿爷过世，阿娘靠做纸蚊香难以维持生计，就将祖传的大房子出租，自己在学前埠头租小房子培养父亲。父亲成年后，由蕙棠公介绍到宁波冯存仁堂做账房先生。
  我家兄弟姐妹七个，两个姐姐因出天花夭折，养大成人的有四子一女。我们兄弟是肃字辈，依次为祖清、祖良、祖荣和祖涛，大哥教书，二哥通过介绍先在药材行工作，解放后去天津，后在天津中药研究所，三哥是原位于妙山的宁波良种场会计，四弟是技术工人。侄子是“恭”字辈。
  上面说过我家属于大宗祠，他们是惠宗祠，这里的他们是指冯存仁堂的那些冯家人。当年，我家的器具上书有“始平世显堂”，阿哥买的箩，写了“世显堂、冯祖”，还有一管长尺背面所记的是“始平冯记”。我的印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每年冬至，大宗祠要祭祖，我家三哥是家里唯一的代表去祭拜吃饭，时为梅棠公[2]主持祠堂的祭祀等事务。虽说梅棠公掌管大宗祠，是否是族长，我不太清楚。
  我上学在尚志小学，三年级时因校舍不够，迁到大宗祠去读书，那时祠堂大堂的两面厢房设两个教室，而大堂内叠放着几口寿（棺）材，冬至祭祀聚餐就在大堂外的天井。
  梅棠公与蕙棠公可能是兄弟。梅棠公有两个儿子，我们称呼他们鸿甫松（方言音为松，意为叔叔）与禄甫松，与父亲的名相连，我家祖父与梅棠公是近支，其实梅棠公的年纪只比我阿哥大几岁。梅棠公还做什么我
  也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小时候去他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家里用简易机器搓麻绳，搓麻绳是卖钱还是自用，我不太清楚。梅棠公住在观音堂以北的房子里，房子现在已改造。只是父亲过世后，我也不太去慈城，他们的后代现状我不太知道。
  ⊙关于三块桥板冯氏
  口述者：冯永长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慈城三块桥板3号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我出生在这里，民间称三块桥板，东洋人扔炸弹时跟阿爷、阿娘逃难到上海。上小学三年级时，弟妹出生，上海家小人多，住房挤，我又跟阿爷、奥姑[1]回到慈城。1949年考入宁波中学读初中三年级，之后除了假期偶尔回家，直到退休回家，其间几乎没长住过。
  三块桥板冯氏属于大宗祠，小辰光我随阿爷去过，拕（方言：意为拿）过馒头。这可能是大宗祠的一支脉，据传三块桥板冯氏一脉的创始人是竺田公（竺田是谐音），是我阿爷的阿爷。可惜家谱与家传的一些线装书都在“文革”时烧掉了，也不知竺田公的其人其事。听上辈口传，竺田公出门在北京做生意，做着珠宝生意，还做宫廷王族贵妃的生意……做生意发了财，就在这里造了房子，原来从三块桥板到疗养院南面的房子、田园一大批都属我家，后来让“长毛”（慈城民间对太平天国军的俗称）烧了一部分，疗养院南面有一块没人管的火烧摊（后新造了疗养院的南院）就是当时留下来的。现在住的这些房子是太公修造的，建于1882年。这后院是大房的，我们现在坐的是客堂间，后面的是小客堂间，是新搭建的，曾放有留声机、红木琴架。当年我随阿娘住在前院。常跑到后院听音乐，看姑姑拉提琴，前后两院，共190多平方米，是我们三兄弟的。二房和三房的房子在3号门的左侧，既与我们的房子相通，又是单独的院落，只是如今陆续转卖掉了，留下的几间是海南晋臣兄的。1882年，我家有三件大喜事，一件是造房子，另一件是添丁，添丁的是我阿爷和三阿爷的儿子芝汀，也就是三块桥板冯家的叔叔与侄子同年出生。
  我家，我是大哥，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永乐，小弟永余。
  父辈是四兄弟四姐妹，兄弟依次为子楣（父亲）、子英、子栓（双胞胎，其中一个夭折）。
  祖辈的四房四个堂兄弟，依次为味琴（大房）、绮琴（二房）、樵琴（三房）、诗琴（四房）。
  再往上推，祖上的名字就不太清楚了，比如竺田公四个儿子的名字。只知他的大房没儿子，我的太公的第四房有两个儿子，这样长子味琴公[1]过继给大房太公当儿子，我叫其大阿爷；二阿爷绮琴公在慈城守家；三阿爷樵琴[2]，人称樵琴公，出门在外，不知具体做什么，只知1882年喜添儿子，取名芝汀。为什么会记住冯芝汀[3的名，因为他与慈城乡贤共同创办了保黎医院，长辈们以此为荣，一直传说，也就有了印象；阿爷诗琴，与朋友合伙在上海开大有余榨油厂，生意不错……因我的家人、我的族人大都在上海工作，所以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堂兄弟姐妹大都在上海，并从上海走向全国各地。我从宁波中学考入山东工业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112厂，1958年底调到西安的172厂，1995年1月退休回慈城。
  我的同辈堂兄弟中，晋臣[1]兄为我国科学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2000年，晋臣兄回慈城探亲，带来一些亮晶晶的颗粒物，让我们放入花盆的花草根部。介绍说，这是他的科研成果，专利项目。
  我们的下一辈颇有业绩，晋臣的儿子耶鲁大学博士后毕业并在美国进行科学研究；我的四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其中三儿子是西飞电脑专家，在当地颇有名气。
  ⊙参加革命前后的一些事儿
  口述者：冯皓出生年月：1920年1月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专口述地点：上海长阳路1400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上海的怀德里，现在那地方叫什么，不清楚。族名是肃昭，也叫叔钊，小名叫教儿，家里长辈都这么叫我。
  父亲叫冯芝汀，族名忠敷，在上海民新银行[2]工作，母亲是慈溪凌家的女儿。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父亲工作的银行受到冲击，全家搬回老家，回到慈城的三块桥板。人称三块桥板冯家，是慈城大族，称大宗祠。曾见祠堂主栋梁上面写有“樵琴”名字，那是祖父名字，上面还写了什么当时看勿清，现在更记不得，有记忆的是家里遗存“肃静”、“回避”等牌子，说是祖父做过常山县太爷[1]。曾祖父，即太公叫冯厚斋，这是从阿哥写的簿子里知道的。我看到过太公的画像，三块桥板房子据说也是太公建造的，客厅称厚德堂。厚德堂上的神龛放置祖先神主牌，祖宗过世后都要放上去。我还听说太公自己很节约，也老精明，每年农民来缴租，箩筐担子放在一边，太公拿旱烟管将箩底敲几下，这样箩底稻谷彻底倒光，往往是敲一敲能多收半箩筐谷子。小辰光，家里蛮有趣，过年家里大厅要挂太公、祖父像，像上还有太夫人的像。家里还有传说，孙中山到宁波时，父亲参与接待，有人讲起冯太夫人九秩大寿，孙中山为其写了一幅“五代同堂——贺冯太夫人九秩生日”。
  可在我3岁那年（1924年前后，笔者注），父亲得了时疫病在宁波去世。父亲与时为保黎医院院长的吴莲艇是好朋友，保黎医院有块铜牌上有父亲的名字，是记录父亲赠送“X”光机。“X”光机是父亲通过哈同的秘书姬觉弥[2]从国外买来的，不知现在是否还在。所以父亲的疾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无药可救的。三个月后，母亲也得病去世了，我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幸亏，外婆特别关爱我，一些表兄弟还开玩笑说，侬是外孙皇帝。实际上，外婆是爱我没爹没娘的苦孩子，她常对我说“你要长志气”等话来鼓励我。
  在外婆家，与凌近仁奥松谈得来。父亲是四兄弟，他是老三，他的哥哥老大、老二的名字，我记不起了。这两位伯伯，现在说来是官二代，是公子哥，还在家里养过马。父亲的弟弟叫冯子衡，我叫其四叔叔，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冯叔瑾，小的叫冯叔瑜比我大一岁。尽管是这么大的家庭，而我还是个孤儿，与现在一样。读书时，倘若有父母与老师打打招呼，可能会多受点关爱，我的个性有点倔强，个子长得矮小，这样在学校常受人欺侮，有时被打留下伤痕，但我既不告状也不诉苦。一次，体育老师的儿子又欺侮我，我再也按捺不住拿起一把锉刀捅了他……教师的儿子本来就碰不得，更何况动了工具，说是让警察来处理……我实在忍无可忍，卷起衣袖，露出紫血斑斑的手臂，多日的苦头一吐为快，但还是被老师体罚并记大过处理。
  可能这事让外婆觉得我大了难管教，她送我回到上海的阿哥处。
  在上海，我们住在张家花园，是两上两下的小洋房。大哥从澄衷中学毕业后，拜父亲的同乡好友秦润卿为师进了福源钱庄，二哥钱业中学毕业后也在交通银行工作。我就读钱业小学二年级时，他来校补习有关金融、钱业知识，这样兄弟俩成了同学。我记性很好，当年读的《孝经》现在还背得出。我有两个姐姐，小阿姐15岁时生肺结核去世。“七七”事变以后，我随大姐坐宁波同乡会为宁波人提供的难民船[1]回慈城，在船上由“红十字会”的社会工作者给我们指定一空间，我们蹲在船上，舱外是炮火连天，原来那天正遇“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的激战。
  回慈城后，我进慈湖中学读书，成了三九届学生。其实，我只读了两个学期，日本人也轰炸慈城，三次轰炸，校舍被炸，学校迁到郊外。此时，县政府招考抗日救护工作队，条件之一是年满18周岁。我去报名，招考者看我个子矮小，说我不到招考年龄。我说了出生年月，并回答了他们的一些提问，结果被录取了。我没有父母，孤身一人，这样就参加了慈溪县抗日救护工作队。
  工作队在城外的赵家祠堂接受训练，训练分内外课堂，内课堂学习政治方面课程，外课堂是军事训练，还有掩护、急救等内容。工作队有40多人，队长俞冠柏，军事训练有个教官，每天跑步，生活很有规律。我将家里的电线、灯泡等杂七杂八的电器零件拿出来，与缪文杰等人一起拉电线、装电灯……可能是我的无私行动，队长让我担任医务器材管理工作，所谓医务器材，其实只是碘酒、酒精、绷带、阿司匹林之类的用品。我一面接受训练，一面做保管、服务工作，持续了几个月，后因工作队改组而结束。
  那时，学校停课，我没事可做，而日本飞机轰炸慈城时，弹片炸起石头砸碎了我家房子屋顶的瓦片，我就上楼看屋顶被砸得如何，因此看到了父母的遗物，其中有一些旧照片和一本簿子。照片是两张没有我的全家福，还有一张是母亲怀抱小阿姐；簿子上写有“叔君5000元，叔援5000元，叔钊5000元”等，后问阿姐才知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教育经费，父亲曾有送我们出国留学的打算，可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在楼上，我还专门寻找了孙中山题写的那幅字，找了三四个书画箱，没有结果。
  离开了抗日工作队，我又来上海。回慈城时炮火连天，我们惊魂未定，回来时我们坐的轮船碰到日本人放的水雷，幸亏威力不大，只炸毁了船的引擎，是有惊无险。那次来沪，阿姐让我陪同徐家公公（慈城老乡），茫茫大海上的三天，一叶小舟，而且船上物资有限，价格十分昂贵，最为揪心的是大家不知要抛锚多少日子，多数乘客是焦虑不安，而我在工作队学过救护知识，又有阿姐让我带的粽子，我与徐家公公还算安心。
  不过，到了上海却没有心思再安心读书。我在慈淑林楼中华职业图书馆碰到救护队缪文杰同志。原来抗日救护工作队也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他来上海是要参加新四军。碰到救护队同志自然很高兴，先谈生意，后谈政治，最后两人商量一道寻找地下党领导人许德良（他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那时，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地下党被76号[1]枪杀事件，而且76号也找过许，党组织决定让许撤退到后方去。大约是1941年春末夏初，我们（还有一批大学生）就在许的带领下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我改名为冯皓，而许则假借敌伪时期县太爷的身份。
  到苏北解放区，我原想进抗大学习，因为抗大五分校校长是同乡同族的冯定同志（后来没碰面，他的爱人袁芳是我的领导，是处长，介辰光人与人之间不套近乎）。我们住在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是农民的家。我未被分配到军事队，同去的上海大同大学的学生吴琳被分配去了农村。去农村做动员农民起来抗日工作，女学生好像很为难。而我听说我是去机关做刻蜡纸之类的工作，就找组织部唐棣华部长，唐是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师长爱人。唐部长把我们的介绍信换了一下，这样，我由老同志带去了盐城阜宁的鼎新乡与六吉乡（后两乡合并为鼎吉乡）。
  在乡里，我与农民打成一片，在党的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取得反扫荡胜利，第五次反扫荡转移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之一是发展农民入党，我自己也提出入党申请。后组织考验我，把我调入“新安旅行团”，就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团部工作，是抗日、生活教育儿童团体，担任总务秘书，主要编造整个团（一百多人）的预、决算。这期间，我由团长张拓等人介绍加入共产党。之后，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带两个新安旅行团团员（一女一男）回上海。其实当时我才二十几岁，我曾想留下来参加第一线战斗，向张拓提出了留下的口头要求，被告知组织已经决定，我就回了上海。临行前，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一是掩护好自己，掩护好同志；二是努力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工作。
  去苏北时，我与家人不辞而别。现在突然回来，大哥也没责怪，不过，他说给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去生活。我就随二哥生活，他出本钱让我摆过摊，后又给我四两金子让我做股票，幸好没大亏空，我还给了他。后来，阿哥又介绍我去奉贤中学教书。
  奉贤中学在上海奉贤南桥，校舍隔壁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因为组织要求保护自己，所以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对学生说了两句话：一是知识是自己的，多劳多得；二是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我自己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跑步，锻炼身体，夜自修与同学们在一起。一天，日本长官来奉贤，要求组织各界人士欢迎，我极不愿意参与，就与校长说，毕业班要迎考，功课紧张，不要分心。校长答应，学生不去，我也就不用去。又一次，宪兵队队长来查学生的日记，其中一学生写道：“环境不好。”这日本人会说中文，问我：“环境不好，指的是什么？”我急中生智，说，这位同学家人生病，经济贫困。这样搪塞一下，总算不了了之。
  在奉贤的日子，我觉得很无聊，面对日本人的专横我却不能战斗，所以一年后，我回到上海，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进修，我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时至抗战胜利，我接上了时断时续的组织关系，而且与他人悄悄成立党小组。当时，我自订一份《时代日报》，就写稿向此报投稿。那是一份由苏商创办的报纸，领导人是姜椿芳[1]，因为要投稿就送稿到报社，有时帮助编辑校对，回家已到半夜。这是当局限令戒严的宵禁时辰，因而常被巡警扣留在（上海警察局）成都分局关禁闭至次日东方发晓，但这些没有吓倒我。1946年夏天，经姜椿芳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主办的《联合晚报》筹备工作，此后担任政法记者。创刊不到一年，《联报》被查封，我受党派遣到华东模范中学接替作家袁鹰上课。学校受上海学联领导，我们创办了学生新闻通讯社，并创办星期刊《学生新闻》，并通过学团联发到100多所大中学校，颇具时代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又回解放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子弟兵团政治部，助编军政杂志《前锋》，此为战士读物。上海解放后，我以军管委联络员身份与他人一起接管上海市旧政府新闻处，后任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广播科副科长，受命改造私营广播电台，筹建联合广播电台，那时在冯定夫人袁芳领导下开展工作。1954年后，调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九办公室（即文艺办公室），由副市长周而复直接领导，因而其秘书陈邦本所撰的《周而复传》中，还有我冯皓的名字。
  参加革命以后，我很少想家，家庭观念也十分淡薄，碰到同乡不认亲，对祖宗的事更不关心。我听说二伯伯的孙子冯秉友[1]是电台合唱团的一员，而且他在文艺系统工作很出色，但我们彼此没联系过。我们年幼丧父，而父亲留给我们的是非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分，这对一家人总有影响。每次革命运动，我们都或多或少被敲一下，就像当年曾祖父用旱烟管敲箩筐，啥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哲学家说得很深刻。值得欣慰的是，在敲或被敲的年代，全家人都很努力，我们的儿辈都很出色，其中二阿哥的儿子冯鞠初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了一届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儿子叫冯鸣初，现在东方航空公司上班，女儿退休后照顾我的生活。
  参加革命以后，有时为了隐藏，我不得不悄悄回慈城，说是探望阿姐，其实是避难。慈城的三块桥板很像我的避风港，而阿姐对我的来去无踪决不责怪，也不盘问，反而给予了默默的关爱，比如一篮粽子，一幢年糕，一袋菜干，诸如此类的家乡土产。如今去医院，看到那儿的女医生、护士，我时常想起父亲那本簿子，如果父亲也写上“赛樱5000元”，那么受了教育的阿姐早就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抑或护士。
  ⊙冯家人的气度
  口述者：陈俊烈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企业退休干部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宁波汪弄小区口述时间：2012年9月
  1944年，我出生在慈城白药房，母亲叫冯赛樱，是三块桥板冯芝汀的大女儿。母亲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她十多岁时，外公得时疫病去世，不久，外婆又去世，这样没爹没娘的五人相依为命，当然有族人和外婆家人的帮助，听说当时的小舅还很小。
  外公虽逝，而他的影响却是永恒的，尤其是募捐五千大洋为保黎医院购买X光机一事，常听母亲说起。我还见过家里所藏的一具奖杯，碗口那么大，约是热水瓶的三分之一那么高，上刻“慈溪保黎医院X光机募捐惠存”。很可惜，当时家里穷，大约在]958—1960年间，母亲将奖杯卖给了银行。当年卖掉的还有一块银盾，镶托红木框的银盾，上面有图、有字，具体是什么图案，上面写了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外公去世后，他的遗物基本留在慈城的我家里，舅舅们在上海，他们从来不过问老家的东西，任由母亲处置。当然母亲也是迫于生计才变卖这些，还有两大木箱字画均毁于“文革”。
  此前的土改，在上海的四外公（冯子衡）因病无法来宁波，寄来土地证等委托母亲办理手续。不料，这一委托使母亲落了个“代理地主”的成分，冤啊！但母亲不申辩，不抱怨，经常到居民区接受训话，然后上街扫地，她从容地接受由“代理地主”所带来的羞辱……当时的我很气愤，我家没有土地，就因为替四外公办了一下手续而背黑锅。不说黑锅让全家老小蒙羞，更可怕的是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前途，如提干、入党等，单入党就连续申请十多年都没法如愿。大约1954年，土改复审时，查实四外公始终以教书为业才摘掉“地主”帽子，而我们已背了多年黑锅，而且这“黑”一时还洗不清
  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反攻大陆，中印边境问题，全国处于战备状态。在部队服役的我收到家书，我惊奇地读到母亲的教训——“有事不胆小，无事不胆大”。她运用这一古训，让我安心不思家，也坚定了我保卫国家的决心和信心。这次破天荒地看到了母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记忆深处，让我终生难忘。
  改革开放以后，四外公儿子到慈城寻祖访亲，当时的我心里直嘀咕，都是你爹惹的祸，影响了我家，影响了我十多年的政治前途。而母亲忘了她所受的罪，不仅不责怪，连当年的事都只字不提。
  我的舅舅们，也是胸怀坦荡，他们是真正的男人；而母亲虽是女性，但她的一生从勿生气，能包容一切，宁可自己吃亏，难道是大人家出来的是大肚量？！有意思的是，母亲寿至90多岁，现已去世的两个舅舅也均活到80多岁，小舅舅现在上海，已是94岁高龄了，看来气量与寿岁也有关呢。
  ⊙我家的家教
  口述者：冯佩秋出生年月：1925年9月职业：家务学历：小学肄业
  口述地点：上海大统路938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阿爷叫味琴，与诗琴公是三块桥板第四房的子孙，后过继到大房。阿爷成了族里的族长，旧时族人清明上坟去，总送鹅头颈给阿爷吃，说是尊敬族长。在我印象中，阿爷好像是垦业银行的行长[1]，似乎是三块桥板冯家最出挑的人物。当时，我们住在上海张家花园福字里1号，家里规矩老严（方言：意为严格），比如与阿爷一起吃饭，大人没有动筷，小孩是不能先动筷的，否则是不敬长辈；若是小孩先动筷，阿爷就叫佣人把小孩抱下去，这顿饭就不能再回桌上吃了。
  去慈城时，我看到家里的大门进口有“登科”匾额，大人说族里曾有人中举[2]。我们住在后堂，当中央挂着书画，正中是幅画了“两只老虎”的画，两边有一副对联，上书“此生无病方为福，凡事遇缘便是喜”，两旁墙壁上也挂有画，左边是“牡丹”、“菊花”，右边是“三匹马”和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画[3]，内容至今还记得，“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等，厅堂布置得富丽而不落俗套，代表着当时冯家望族的气派。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懂得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和做人的道理。
  阿爷66岁那年银行倒闭，他到北京找友人帮忙，送客时摔了一跤，得了哑口中风，从此一病不起，撒手归天。那年我才10岁（虚岁）。
  阿爷生一子一女，儿子就是我父亲，3岁时生脑膜炎落下残疾，因为订的摇篮亲，母亲是钱家的大小姐，书法家钱罕的侄女，我们叫钱罕四外公。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我们兄妹四人都很健康。当时，我们都回慈城，在尚志小学读书。阿爷去世后，家里像倒了顶梁柱，父亲没有工作，因此阿哥叔琛去田胡村教书，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我现在的姐夫。慈城沦陷，23岁的阿哥去了诸暨工作，从此杳无音信，这是我珍藏的阿哥的照片，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
  阿爷、父亲相继去世，阿哥出门工作没消息，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姐妹仨。为了生活，我们帮人家绣鞋头花、包香烟，以赚钱贴补母亲持家的开销。我13岁那年得伤寒，小学都没毕业，21岁我出嫁来到上海，生育六个子女，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知书达理，孝敬父母，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这和冯家从小对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我家和我的合唱队
  口述者：冯永祺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工商管理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上海赤峰路404弄口述时间：2014年5月
  我出生在慈城，满月后随母亲到上海。当时，父亲在上海工作。
  父亲原名维新，后觉得此名有点辛亥革命政治色彩，改名为味辛，读音一样，写法与意思大不相同。我家是慈城大宗祠冯氏子孙，这份简谱是过继祖父抄录留下来的。我祖父、我祖母早亡，父亲有个妹妹，兄妹俩由他们的娘舅抚养。据说奥姑送给慈城人，而父亲十五六岁到松江一酱油店学生意。满师后，在松江阿姑那儿工作。
  祖母有一姐妹嫁到颜家桥冯家，这家有一子叫冯以圭，时任上海鸿祥钱庄副经理。祖母虽过世早，而她的外甥以圭，我喊以圭阿叔，蛮考虑父亲，将父亲从松江叫到上海，并介绍到天津路鸿祥钱庄做跑街先生。从前跑街先生蛮吃香，一天三顿饭，跑街先生不到是不开饭的。
  父亲到鸿祥钱庄时，钱庄由受之先生掌舵。父亲工作勤快，为人诚实，与同事齐心协力，被提升为襄理。而且当时的鸿祥钱庄生意兴隆，每年年底分花红，我家分了不少钞票，父亲用这些钱接连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修葺祖宗三代的坟墓，全部改建为大坟；第二件事，是先买后建慈城民生路108号的新房子大屋，我家原先住顺水弄；第三件事，是嫁女儿，也就是阿姐癸芬与姐夫郑冠祜结婚。姐夫是半浦郑家人，在天津垦业银行工作，想不到阿姐20岁时结婚，23岁时姐夫去世就守了寡，抱着女儿回到上海，当然这是后话。
  父母办好这三件大事，尤其是造好新屋后还帮助外婆为舅舅娶亲结婚。母亲是白米湾陈家的女儿，只有一个弟弟。父亲钱庄跑街发迹前后，慈城的家由外婆掌管，而外婆又十分溺爱舅舅，害得舅舅啥事干不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用的全是父母的钱。那时，我们上海家里，有四个奶妈，一个烧饭师傅，还有一辆黄包车和车夫，父亲会赚钱，但家里开销也大。
  我八岁时，因父亲生病，全家回到慈城。回到慈城后的父亲曾到清道观休养，然而好山好水挽留不住父亲的生命。第二年，父亲抛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撒手归天了，当时大姐已出嫁，母亲没工作，父亲的过世让我家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母亲无奈只好将两个妹妹送到上海孤儿院；我十一岁住入娘舅家；阿弟远离上海到南通一西药店学生意。
  那时，父亲的莲塘[1]堂叔因其独子没结婚夭折无后，便与母亲商量让我们四兄弟中过继一个。后确定我过继给莲塘祖父。过继没有书面文本，只是莲塘祖父请亲朋好友聚一起吃了顿饭，算是作个见证。莲塘祖父与四五个人合资开办兴业木行，木行除股份老板外，有两个客师（即师傅），三个徒弟。莲塘祖父是木行合伙人，在行里分管财务兼会计。过继后，我就到兴业木行学生意，说是学生意，实是跟随莲塘祖父干活，只可惜不到三年，木行散伙关门大吉，我转到华生木行。莲塘祖父有美玉2]、霞玉两个女儿，他过世时，美玉俩阿姑将莲塘祖父家的家具器皿全给了我，如顶蓬篮、考篮等，均号“始平莲记”等文字。
  再说弟弟在南通药店满师后，也回到上海，进入慈城人刁进文开的明昌木行工作，弟弟工作勤快，人也聪明，不久被派往福建收购木材。这一工作经历为弟弟以后出任上海德裕祥葡萄厂厂长、贵阳橡胶厂厂长打下扎实基础。
  我们兄弟先后工作，家里逐渐走出困境，后来母亲、大哥、大姐和小妹四家同住在巨鹿路367号，原是上海福幼医院高镜郎儿科专家房子，四户大家庭同住一墙门，分灶吃饭，生活共同照顾，经济相对独立。母亲年老后，还常念叨父亲与受之先生的关系，总说受之先生有恩于我家。父亲生前常与受之先生的两个儿子，还有冯以圭、冯志鸿等一起聚会，他们既是同乡、同事，又有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我记得鸿祥钱庄歇业，冯志鸿创办华通五金号，大哥永礽拜担任经理的志鸿为先生。还有冯志鸿太太金秀之的老家就在慈城下横街开山货店，与我家相近。我想不到，我在虹口区石油煤炭公司工作时，竟与冯志鸿女儿玲玉工作的人民银行第三储蓄所，在四川路上的同一幢楼里，当时我是公司业务科科长，她是储蓄所所长。更巧的是我下放到长兴岛劳动，她也在那儿劳动。
  从华生木行到退休前的机关行政工作（虹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我的工作平平淡淡，而我一直喜爱唱歌。退休后的1992年，我在鲁迅公园组织老年合唱队。当时办合唱队的宗旨是老有所乐、自愿（这里的愿，我们用谐音，是自愿参加之意）自乐、与众同乐、寓教于乐。因是发起创办人，大家又选我当队长。我不负众望，视合唱队为第二生命，起早摸黑，全身心投入，选歌、教唱、排练……使合唱队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公园合唱队之一，队员有两百多人。1997年，日本爱知县访问团来上海，观看老年合唱队的表演，《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老年合唱队的照片[1]，还有香港《大公报》[2]《澳门日报》3]、《新民明报·美国版》[4]等先后刊登了鲁迅公园老年合唱队的消息。这期间，冯玲玉来鲁迅公园锻炼身体，我们偶然相遇，我邀请她加入我们老年合唱队，玲玉入了合唱队，后是我的得力助手。还有合唱队名誉队长、区团支部书记也姓冯，叫冯久伦。一时队员开玩笑说是冯氏歌队，有趣吗？我们的慈城冯氏，有父辈的同事关系，有我辈邻里兼师兄妹关系，如今又多一层合唱队的队友关系。到今年，合唱队成立24年，我当了15年队长，后因体力不支，第二次申请退休。据报道，当时全国只有三个公园有歌队，即上海鲁迅公园、北京石景山公园、广州白云山公园。
  少小离家老大回，前几年身体允许，我们年年回慈城扫墓，这张是我们全家扫墓时在师古亭前的合影。前几年，我在霞玉阿姑家碰到回上海省亲的兴发[1]阿叔，他现居台湾，当年在慈城兴发阿叔是教炼，是队附警员。
  ⊙信客封的我家祖辈生活
  口述者：冯思真出生年月：1964年职业：文化产业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上海唐韵茶坊口述时间：2014年4月
  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从慈城扫墓回来，晚上，我儿子在电脑上输入“慈城冯家”进行搜索，跳出来宁波郑挥先生的博客。打开发现有我家祖辈的一些信息。我是从宁波郑挥先生的信客封了解我家祖上一些情况的。
  原来我家是大户人家。我的曾祖辈是永甫、闲甫兄弟俩。曾祖父永甫有两个儿子，长子梅卿，次子干卿。梅卿即我的祖伯父，是曾祖父书信中的枬儿，祖伯父已于1916年离开慈城来上海，在福源钱庄谋事。干卿即我的祖父，是书信中的棠儿，祖父1918年9月毕业。之前，曾祖父在信中对祖伯父说：“汝弟年已十六为望觅业实为当今之急。”由此推断，祖父约生于1902年。祖父也是两个儿子，长子承贻、次子炳贻。
  我是承贻（1926—1976）的幼子。叔叔炳贻因我二舅公林祖庭无子，过继作嗣子而改名为林炳贻，其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毕业后，后居泰国，其儿女现均在美国。父亲上海银行专科学校毕业后，曾在福源钱庄工作，1952年支援西北建设去陕西，先后在洛川、延安等地工作，当时有不少上海钱业界同人均去那边工作。
  我姐思一、哥思强和我都是在延安出生的。姐出生不久，被带回上海跟随祖父母长大，我们兄弟俩随父母在延安。每年春节前，父亲带我们回上海，与祖父母一起过年。祖父长得清瘦，戴一副眼镜，勿大与我们说话，即使说话，语声也轻轻的。我们说的是普通话，而且是北方普通话，祖父听勿懂，又弄勿清，往往要绕一绕，绕清了，也就不出声。有时，祖父用上海话对我们讲，而我们又不会说上海话，又是弄勿清，这样又要绕一绕。第一趟来上海时，有亲戚来，长辈让我叫奥松，我听不懂奥松是什么，后来才知原来就是叔叔。即使这样，祖父也从不与我们开玩笑，给我们的是老夫子那样的印象。
  1969年，祖父去世，父亲因关牛棚没回上海奔丧。关牛棚结束三年后，父亲就将祖父送回慈城，安葬在慈湖龙藤山区，好像与祖伯父安葬在一起。
  父亲是在陕西认识母亲的，母亲虞文瑛，镇江人，做临柜工作。母亲家亦有人吃金融饭，我的大舅舅也在银行工作。父亲最后的工作单位是延安人民银行，我家住在银行宿舍。而我们被托养在五保户老妪家，星期日才回家。父亲不做临柜，他一会儿在银行，一会儿到牛棚，一会儿在家里，每年年底的专区人民银行总结报告都由他起草，这段时间他不用关牛棚和下乡，由于各种原因父亲一直只担任股长……1970年，母亲去世。父亲有高血压，六年后突发心肌梗死去世。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被接到上海，我们姐弟仨就由祖母抚养。
  祖母林琢之，1907年出生，也是慈城人。祖母的祖父林韶斋是秦润卿之表叔，早年介绍秦到上海钱庄工作[1]。秦润卿一直牢记表亲林家的这一滴水之恩，成名后尤其关照林家子孙。林韶斋儿子林少斋，也是我曾外祖父，有二子一女，长子林瑞庭，即曾祖书信中提到借“珠皮袍子、缎靴”的林瑞庭，不知当时冯林两家是否已定亲。而从1922年伯祖父写给祖父的书信“贞甫先生阿侄做媒事，据说年龄不合”等内容分析，祖父与祖母可能当时还未定亲。我甚至想，冯林两家联姻很有可能是曾祖信中的秦师（即秦润卿）做的媒，祖伯父拜秦润卿为师，又在秦先生执掌的福源钱庄谋事，而从曾祖书信中提及的“秦太师母古稀寿辰送寿屏（寿对）”、“秦宅进屋的礼担”等往事分析，我家曾祖亦是十分感激秦先生对祖伯父的栽培之恩，冯秦两家关系颇好，加上祖母，冯、秦、林三家是亲上加亲。1949年前，祖母一直在垦业银行工作，也是秦先生对林家的关照。
  1976年后，我们与祖母一起生活。当时，祖母很少谈及家事，尤其是冯家的上面林家与秦家的关系也是大伯伯林心传（林瑞庭长子）近年才告诉我的。当我看到郑挥先生的信客封所记载的冯家往事，我曾搜索与祖父母一起的记忆。在上海祖父家看到一只冯存仁堂药瓶，倒梯形样式；还有与祖母来往的亲戚中，有一位我叫方家嬷，她的丈夫姓方，与我们家很是亲近，但不知她与祖父母是什么亲戚，我们也常到她家玩，现在分析，可能方家嬷的丈夫与曾祖书信中提及的“方家太亲母”是同一家，那到底是冯家女嫁到方家，还是方家女嫁到冯家呢？我弄不清。还弄不清的是，我们择业时，祖母说啥也不让我们学金融。
  1989年，祖母提出让父亲叶落归根，与慈城母亲合葬，于是我到延安烈士陵园迁父亲的坟墓。在延安碰到父亲的老同事，
  当时这位叔辈编辑《延安金融》一刊，对父亲由衷敬佩，还说每年延安专区人民银行向上级报告之类的行文，出自父亲之笔。现在想想可能是银行同事到家里找父亲写报告有关，只可惜当年我太小，而父亲去世得又很突然。1995年祖母去世，与祖父合葬于慈湖龙藤山区。如今，我每年回慈城一趟，扫墓，看望安息在那儿的父辈、祖父辈们。
  慈湖龙藤山区不是慈城的公墓地，朝西南的山坡零星有一些墓穴，有林家曾祖公林少斋墓；祖伯父与祖父墓地紧挨着，左边是父母亲，左右两旁有冯蕙生、冯雪香、冯宝庆三穴冯姓墓地。其中右边的冯雪香墓，立碑人是其子方君瑞于1975年5月，同穴另一墓碑雕刻了“先父方君瑞主怀安息，生于1915年4月，亡于1976年5月”，没具立碑人，此是母子合葬。曾祖父的书信中多次提及“怀安会款”以及“怀安会三舅母”、“怀安款舅母”等，那墓碑上的“主怀安”有可能与“怀安会”是同一事，那三舅母与冯雪香系同一人。这么说来是冯家女嫁到方家，而以曾祖父向大伯祖“三舅母”与“方家太亲母”之称呼推断，曾祖母可能是方家女儿，否则称冯雪香应是姑母而不是舅母。一般民间称呼，儿辈大多称父亲的姐妹为姑妈或姑姑，姑妈的丈夫多称姑夫，如今称舅母，应是舅舅的妻子。由此分析，如果冯雪香是曾祖的姐妹，嫁给曾祖妻弟才称舅母，那是婚俗中的还亲。由此，不难理解三舅曾祖婆与祖辈同葬一个山区。
  我分析冯蕙生极有可能与曾祖书信中的惠生是同一人，他应是曾叔祖闲甫的儿子。前年上坟，偶遇冯蕙生家人前来上坟，有两女一男，都在六十岁左右，讲冯蕙生是他们的娘舅，他们母亲在上海家中，可惜当时没问他们的联系方式，现在难以再联系。因为曾祖书信中没提及宝庆之名，我不知冯宝庆墓中人与我家是否有关系。
  祖母在世时，与祖伯父家还有来往。近些年我都到慈城上坟，没看见其后人来扫墓，不知他们现在何处。祖伯父墓碑上书1972年，落款男是伯贻、倡贻两个名字，女下面石头被风化，字看不清。伯贻、倡贻与父亲之名承贻相连，我找到父亲的一枚“冯肃章”图章，正好与伯贻的肃范、倡贻的肃祥相对应。
  从郑挥先生收藏的曾祖父书信看，祖伯父当时已经结婚，信中的鞠荪与雇奶妈正是祖伯父的长女，真是太有意思了，若没有这些书信的文字记载，我根本无法想象我家祖辈、父辈的生活和他们的立业。
  1916年，曾祖父已患病卧床，但他还颇具雅兴，啜茗看戏，读小说看报纸，真是大家族的精致生活。再看看当年祖辈的用品，如真欧绸面秋被、拷香云纱夏裤、珠皮袍子、椭圆式铜边摆镜、华美香水，这些东西在一百年前够奢侈的吧，还有曾祖父抽不停的雪茄烟，婴儿鞠荪喂的洋奶，这些食品在一百前不仅奢侈，更是稀罕。从书信所载的内容分析，一百年前的我家有三大生活来源：一是投资红利收入，如衍泽行，一是西乡租谷，还有是祖伯父钱庄薪水收入。即使收入颇丰，但祖辈生活还是奢而不腐，较有说服力的有两点：一是曾祖父给祖伯父寄了一批旧衣衫（裤），可作夜睡之用；一是曾祖父让祖伯父“挖打些”（每斤约三分）买莱阳梨，当收梨发现不太好时，曾祖父马上写信告诉大伯祖生梨不划算，以后不要买。这两事说明祖辈们还是很节俭的。
  1916年，祖伯父离开家乡独闯大上海，在福源钱庄谋事。其间，祖伯父工作勤奋，力求上进，白天工作晚上夜读，学习英语，曾祖父既高兴又担心，不时寄鸡蛋、麂肉、黑芝麻糕等乡土特产，以示关怀；又不断书信鼓励祖伯父要以工作为重，甚至连曾祖母百日祭祀都劝祖伯父不用回家，而当听说祖伯父身体不适时，却写信劝祖伯父回慈城调养，这不同的两劝既体现冯家的父子深情，又是曾祖父的教子之道。
  病榻上的曾祖父学而不止，不时地让祖伯父寄报纸，如买《亚洲日报》，以供消遣。据张介人先生收藏的双块桥板冯梅卿藏品一览表分析，早在1915年，曾祖父家已订《英语周刊》，这些均影响着祖父的成长。祖父是家里的幼子，且在富裕环境中长大，容易养成骄、娇二气，而祖父却刻苦学习，富有责任意识，不说毕业得到笔、墨奖励，就在1918年8月慈城遭受严重干早之时，祖父写给祖伯父的信有“乡民曾来城求雨，湖白适要浪花，愿天公早沛甘霖得以人心稍可安定”，这一言在今天读来都很感人，而那时祖父才十六七岁，足见祖父的智慧和才干。
  这就是我从信客封，对祖辈的了解。据家传，祖父后来也离开慈城到福源钱庄工作，一直工作到公私合营才停止工作。
  ⊙我家行医人
  口述者：冯明之出生年月：1936年职业：工程技术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虹口区恒业路115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慈城白米湾的外婆家，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们是姐弟妹四人。父亲在外工作，先宁波后上海，我们跟母亲住在张尚书房，1949年底1950年初，全家迁居上海，因而我是在慈湖中学、澄衷中学、虹口中学读完初中、高中的。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即第一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一年后，去当时的苏联莫斯科包曼工业大学攻读热能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被授予机械工程师称号，获硕士学位。[1]
  我说的我家行医人，他们是父亲（1902—1993）、二姐、父亲的徒弟袁伦次和二姐的儿子。
  我家在慈城既没房子，也没地，这是从小明白的事。父亲名绍蘧，另一名兆渠，是慈溪冯氏“肃”字辈，是大宗祠的后代，这是伦次告诉我们的。而我的名字并非按祠堂排行。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上海，以后大多的年份在外地工作，即使回上海工作，也只是每星期看望父亲一趟，与他独处的时间不多，尽管如此，父亲影响着我们。父亲的为人处事与众不同，他尊重知识爱学习，对新知识与新技术几乎是学到老，在九秩之高龄，眼睛又是1800度的高度近视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他每天还从半导体收音机获取信息与新知识。
  父亲早年毕业于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像父亲这辈人有这学历很了不起，因为这一高学历，父亲才能有帮助我们姐弟选择大学专业的谋略、智慧。当年（1955年），父亲对我报考大学院系的建议是精密仪器制造这一方向，我留苏学的燃气轮机专业就是受父亲的思想影响。
  父亲16岁时，拜当时的慈城名医胡炳藻为师学习中医，后拜宁波名中医范文甫为师。时至20世纪20年代，他独自闯荡上海，在法租界辣斐德路金神父路天一堂（今复兴路瑞金二路）悬壶济世，不久被聘为上海国医学会的设计委员，与沪上名医夏应堂[1]、丁仲英[2]、陆士谔[3]、范禾安[4]、蒋文芳[5交往，又撰文刊发，以弘扬中华文化，其中编著的《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在《中医杂志》连载，杂志主编戴达夫的编者按有“冯子绍蘧，学贯中西，术精卢扁……”因引起较大反响，193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大通图片社发行。此书流传甚广，范文甫认定此书为课徒读本，发给学生人手一册，此书后被编入《近代中医珍本集》[6]。同年，集父亲行医体会的《冯绍蘧临床秘典》一书被陆士谔编入《基本医书集成》，由世界书局印行出版，时为同类书中的畅销书籍，多次再版，其中所载方术部分至今还被后学致用[7]，可见其应用价值。
  父亲初到上海时，人生地不熟，曾经短期在万竹小学当英文教师，后在五和织造厂（慈城人开办）做技师。后来一直行医，时至抗日战争爆发，在天一堂药店坐堂。就在这时，有一宁波同乡王老板（时新，1949年去香港，与父亲同年。王公馆在建国西路618号，现在为波兰领事馆），其母病入膏肓，问诊于父亲。结果是父亲的几个处方将顽疾治愈。这位同乡老板为感谢父亲救母之恩，聘父亲为其家保健医生，还给赠钱物之谢。而父亲只答应前者，常去王家，为其家长幼搭脉处方。王老板搞远洋运输，听说父亲是学工业机械的，抗战后的1948年创办元昌铜厂，请父亲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还送给他一些股份。父亲虽没有要工厂的股份，但总算在上海有了固定的职业，还保荐他的侄子冯能简到上海学生意。[1]第二年我们全家也迁居上海。
  无论是行医，还是做其他什么，父亲为人做事都很地道，但又不迁腐。儿时最深的印象是每晚父亲与我们一起看书学习，他还让我们每天写一帖大字。我与二姐二毛，就是冯亦璞，是虹口中学的学生，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就读的专业是父亲替她选择的。父亲行中医，他替二毛选的药学专业，是搞药理研究。父亲当时的意向是让女儿研究他开的中药到底有什么作用。
  1958年二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后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据二姐说，“文化大革命”中，她学过中医，做过两年见习中医师，专给病人搭脉开方呢，感受到病人被病痛折磨之苦。改革开放以后，二姐先后去美国和加拿大各进修一年，回国后，她以一个课题负责人的身份申请到了国家科委1035工程重大项目基金，研究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新药——丁苯酞（商品名为恩必普）。当时，我国脑中风的死亡率占有较高的比例，是继恶性肿瘤后的第二位杀手，死亡率和致残率很高。脑卒中的防治已成为医药卫生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二姐在这一大背景下，设想了左旋芹菜甲素（天然）治疗“脑中风”，原来这个左旋芹菜甲素是治疗癫痫的。这是十分大胆的设想，行得通吗？必须用实验加以证明，于是二姐从创立脑缺血模型开始，在药效学和药理作用机制方面，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从整体动物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对丁苯酞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它具有多种药效作用。如能改善缺血区脑血流，改善脑能量代谢，缩小梗死面积，减轻脑水肿，抗血栓和抗血小板聚集等，并阐明了其作用机制，以得出“丁苯酞是一个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靶点）的有脑保护并伴有改善脑血流作用的药物”的结论。科研不是异想天开，科研是异想天开后的证明，是一个异想天开后的否定之否定的严谨过程。二姐在实验室里具体怎么做，隔行如隔山，我说不明白，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经历过关斩将，1993年，丁苯酞获得国家专利，6年后转让给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二姐和她率领的课题组成员获得奖励。之后，她继续研究，1997年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金，成功研制了左旋丁苯酞，主要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也就是可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等，申请专利成功后，再次转让给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当时二姐也由此成了脑缺血药理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2009年，丁苯酞原料及其软胶囊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研制出数个一类新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丁苯酞名列前茅。在科研和临床试验的基础上，丁苯酞已产业化和成功上市，现估计年销售额已达十亿。二姐对国家做出了贡献。
  二姐虽是搞药理研究的，但也属于生命科学，从广义上讲她是我家行医的“第二代”，第三代是我的外甥，即二姐的次子，当过五年医生，只可惜迫于工作压力，改行了。不过，我家行医有接班人，那就是父亲的徒弟伦次。伦次姓袁（慈城大桥头袁家），是慈城三块桥板冯家的外孙。
  五六十年代，我到苏联留学，二姐在北京搞她的药理研究。父亲虽没有“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婿”的传统思想，他曾经想传给女儿，我的妹妹，但父亲觉得妹妹对行医兴趣不大，碰巧他的老乡朋友子蕃[1]带外孙伦次来找父亲，说外孙对中医有兴趣。
  那是1966年底的事，“文革”刚刚开始，子蕃先生看到年纪轻轻的外孙不读书，整日荡来荡去，便让父亲带他。这样，时年16岁的伦次真的拜师学中医。说是拜师学医，不过是父亲指点他所学的《中医石皮弄中医学堂》课本，每星期上门请教两三趟，现在我从伦次的微博看到父亲对伦次说的话，“一个人学医可以一辈子不成为名医，但是一定要成为明医！因为名医未必明，明医未必名。”、“学字费纸，学医费人！千古不易之理。”从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话语中可以看到这对年龄相差48岁的师徒还真投缘。还有“个人的医学知识与经验是几代人的积累，对个人来说也决无速成之路径，医无止境；一定要认真学，而且必须有久长之心！我所见半途而废，或半途改行的中医专科毕业生多矣……学医不但要有天赋，而且要有许多机遇，医运；今后多拜几个明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尽快提高自己的学识；多实践，多临床，多积累总结；纸上谈兵是要害人的！”其实，这一话语既有师父当年的教诲，又有徒弟的行医体会。看来父亲当年收徒是很有远见的，因为伦次继承的不仅仅是父亲的藏书、医术，更多的是慈城冯氏行医的传统——做个明医。这一点，我家的行医人都做到了。
  ⊙我家的亲戚与长辈的告诫
  口述者：冯冠伯出生年月：1937年8月职业：工人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察院巷5号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我出生在慈城民权路米店弄。父亲福标早先在上海银楼工作，因日本人浸略中国而回到老家，后到慈溪县地籍整理处工作。地籍整理处相当于现在的土管部门，位于太湖路俭德坊2弄。解放后，父亲被视作伪职人员而失业，因有11个儿女，为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父亲不得不卖掉米店弄祖传的房子。我家属于大宗祠，卖掉的房子只是偏屋，冯家大屋族人称正屋，是现在从水文队房子到北门村那一大片，清代时被“长毛”造反火烧变成火烧滩，这一火烧滩一度是冯家人种植果蔬的园地，后园区被征用植树，火烧滩地下掏出了不少铜钿呢。
  冯家大屋正门在三民路，据传我们的上代是做官的，三民路大门外还有一座牌坊，牌坊名记不起了，20世纪60年代被拆毁。儿时的春节，都要挂祖宗像，今年轮到谁家，谁家做祭祀，挂祖宗像，费用是祖上留下来的祠堂田田租。印象中我到布政房冯家吃过，是金刚井弄靠近太湖路口的冯家，操办人我叫大阿爸，其中有锦标、永标[1]等；五马桥头冯家也去吃过，那不是花园冯家，而是中华路与民主路交叉的西南面那些房子里，旧时那儿有条河，过进门的小桥，好像称韩家边冯家，其女儿叫冯纫兰，曾任普迪小学教师；还有小关圣殿冯家或称三河口冯家，他们家有钧标、铭标、铸标三兄弟，其父亲是大宗祠族长。[2]这些人家都是我家五服之内的亲戚，大人领我们到那些亲戚家去吃饭。大宗祠好像不在祠堂做祭祀，而是各家轮流做。相比较，锦标大伯家较为气派，有沙发、吊灯，门口还有两只石狮子。不过吃的菜肴各家差不多，老早称“十大碗”，八人一桌，不论人多人少，顶多是添羹不添菜。不过，每次出门前，大人总关照，吃要有吃相，不能慌气相馋唠。
  读完小学五年级，1952年我去上海学生意。临行前，母亲再三告诫道：要听主人家话，做事要勤力，手脚要干净，有时看到钞票，千万别贪小，否则手脚勿干净，做人不诚实被回头，做回汤豆腐干，回家连做看牛小顽都没人要；还有什么吃饭一粒油汆黄豆要过三口饭，第一口舔盐花，第二口咬半粒，第三口再吃半粒……这些告诫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现在看看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虽然做人做事大都平平淡淡，但全家人大多比较安逸，很少为钱财计较。比如，“文革”时，我家被抄去《柳公权字帖》、《康熙字典》等书籍，后来说是落实政策可以归还。可去办理手续的那天，一办理工作人员要我出具证明，要明确谁抄的家、具体日期等。说实话，抄家时我在上海工作，只是父亲交代被抄的东西，而实在说不出是谁抄的家，要出具证明，一时让我找谁去呢？不就是几本书吗？不要啦。办理人一听说“不要啦”，立即给我一张“自愿放弃”的证书，我不知这张证书藏到哪儿了。事后，向阿哥谈及此事，阿哥也说这几本书也发不了什么大财。
  ⊙祖辈、父辈与我
  口述者：冯实章出生年月：1934年6月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镇海区镇达路口述时间：2012年9月
  阿爷叫冯舆卿，阿娘的姓名不详，阿爷、阿娘我们叫公公、娘娘。旧时，小人不好问长辈的名字与事情，所以公公有几个兄弟，包括亲兄弟、堂兄弟，我弄不清楚，其中有一户是冯冠柏的父亲与父亲是堂兄弟。只晓得公公在族人中年纪最大，辈分最高，人称其“三河口”冯家或“小关圣殿”冯家，1950年土改时，公公被划成公堂地主成分，他可能是大宗祠最后一任族长。此前的族人做祭祀，我有些印象，大宗祠子孙还在慈城的冯家人轮流做的。[1]关于祠宗，近年我去过江西婺源江村等地旅游，我觉得慈城冯家祠堂都不如那儿江家祠堂大。
  三河口是慈城民间所称一地名，在小关圣殿南面，现址位于民权路与中华路交叉的西南面，当时这两路的西南边都是小河，三河口冯家因此而得名。
  据说，公公曾是跑街先生，他在上海郊区替他人收租，上海沦陷后失业回家。公公蓄有白长须，喜好酒水，一天一顿酒，是雷打不动要喝的，沉默寡言的他很少谈自己的往事。一次在我家吃饭时，公公谈到上海跑街时在船上喝酒的情景，当时我还小，不太在意公公的所说，现在看来有些可惜。公公、娘娘住在自己的家，每年正月我们到公公家拜岁，印象中我从没拿过压岁钿。公公家几乎没有很值钱的东西，只有娘娘睡的大床还好看，但比现在所谓的千工床差得多啦。大约我十岁那年，娘娘的床顶出现一条大蛇，蛇头露在床沿外，很吓人，娘娘请人用扫帚畚斗将其赶走。
  公公有三个儿子，伯父钧标、父亲铭标、叔父铸标都在抗战期间先后失业回家。伯父原在上海药店学生意，后随药店到广西百色，失业时从百色回到慈城，住在公公家的左右厢房，没工作，去北门外的慈湖钓钓鱼，生活费由四个女儿负担。叔父也是如此，失业回来再没工作过。父亲曾在上海与他人合股开木行，我家现存的一套红木家具，是木行倒闭时带回宁波的，父亲回家不久就去世了，时间为1946年。父亲去世时，公公还在，那时我家最困难，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父亲下葬用的草革棺材，解放后，我家经济稍有改善才在大庙附近新做了穴殡坟；一是年老的娘娘对母亲说，长期没吃大饼油条，你是否能买一副给我吃吃，母亲二话没说，买了一副大饼油条，我看娘娘吃得很满足。
  我家租住在慈城台棋弄，与外婆同住。外公早逝，外婆信佛，靠做灯笼卖掉为生，人称其灯笼婆婆。父亲过世后，公公、娘娘每年轮流在三个儿子家吃饭，叔叔家最困难，只到大伯和我家吃。公公、娘娘年老行动不便时，由儿孙送饭到家。有时我们（与小伙伴一起）会去公公家的墙门玩，有时我还与娘娘一起玩接龙，人家祖辈家有零食，而我的公公、娘娘从来没有。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当然是大家庭，经济不那么富裕，但父辈和孙辈的儿女都很孝顺，兄弟姐妹也比较和睦，父亲过世早，母亲对公公、娘娘也孝顺，连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母亲与娘娘也处理得蛮好。公公、娘娘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去世，享年80多岁。公公留下慈城镇中华路105号（此为原门牌号，现址不清）祖产房屋几间，经孙辈的兄弟姐妹协商，一致决定由叔叔小儿子文才堂弟继承。
  哥哥冯一亭（曾用名句章）比我大6岁，慈湖中学毕业后到上海马达皮带厂学生意，此后一直在该厂从事财会工作。我读小学时，因日本人入侵，先后在念慈小学（位于慈湖北边，普济寺旁边）、东城小学、北城小学（被日军炸弹炸毁）、尚志小学、普迪小学等五所小学读完小学。当时留下两个记忆：一个是在念慈小学刚上学，当警报拉响时，高年级学生拉着我们低年级学生往山上跑；另一个是家里一直有堕民嫂走动，过年时来拜年送来黄豆粉做的饺子糖，说是元宝，我家回给她一些年糕。堕民嫂叫啥，我记不清了，叫我小东家，给我剃过头。堕民嫂很会说话，常常说得母亲团团转。
  说是小东家，其实我家里很穷。1947年，我小学毕业后，没钱读初中，就做小行贩，但我不甘心，买卖之余到当时的抹云楼图书馆读书看报……当时，母亲曾托人让我去上海学生意，可东托西托都没有结果。解放后，哥哥写信劝我继续读书，第二年我考入慈湖中学，可没读几天，因年龄大、个子高，觉得难为情，又弃学成了社会青年。不久，慈城的“三大运动”[1]开始，我参加村里的“三大运动”，还被评上积极分子。土改前的慈城分称孝东镇、孝西镇，后改称慈城镇，我所在的东六村有一次召开群众大会，被选上人民大组长，当时人民大组长即村长职务。我好像以“人民大组长”身份出席了第一次慈城镇人民代表会议。后来人民银行招考干部，我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分配到观城区人民银行办事处搞农村金融工作，并筹建人民银行鸣鹤区营业所，当时的人民银行鸣鹤区营业所设在松浦乡（现为慈溪市掌起镇），后搬到鸣鹤乡。195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全国大办钢铁，我调到慈溪县委钢铁办公室工作……1960年春天，由慈溪县委组织部报送到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班（学历为大学本科）学习，想不到这一学会近十年，直到1969年才分配到上虞县委宣传部，后调回设在慈城的宁波市委党校工作，1980年因地、市党校合并再次离开慈城，14年后退休。
  从我家祖辈、父辈和我辈经历，我对家庭的印象不深，我信仰共产主义，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因为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迎接国民党军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慈城来说，当时国民党军队一般当兵的只穿着短裤，绑腿带，而军官穿呢制服，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同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大不一样，人民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和睦相处，影响着我的信仰。
  ⊙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
  口述者：冯懿范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本科
  口述地点：上海浦东锦绣锦安东路567弄口述时间：2013年3月
  1953年夏天，我离开慈城来到上海，屈指算来，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
  我出生于慈城，印象中家的门牌号是民主路38号，旧称“西街”的“三块桥板”，距玉皇阁200米，家门前好像有条小河，现已填埋。
  我先后在普迪、尚志小学读初小一、二年级，当时的尚志小学设在统宗祠内。后因藕田小学从小北门迁址到西经堂弄，而且藕田小学免费招收冯姓子弟，我便转学到藕田小学，于1952年毕业，同年考入慈湖中学。
  慈城冯家时称冯半城，到我祖父辈早已渐趋衰败，除了免费上祠堂学校，似乎风光不再。祖父冯永才[1]（1895—1954）一生碌碌无为，几乎没有正当职业。父亲恭寿（1919—1985，字祖福）步祖父后尘，亦无所事事，染上赌博陋习。尽管如此，父亲却喜爱画画，与当时的普迪小学校长应星耀、画家凌近仁交往较多，互为挚友，而且父亲的中国画造诣颇深，尤其擅长画虎，不过他系自学成才，既没拜师，也无名家指点，因此未能成名，他的虎画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宁波七塔寺受香客激赏，多幅被日本香客购买带去东瀛。
  读初一时，由于家中变故，我不得不随家母来上海谋生。初到大上海，人生地不熟，我只得先进私营小五金厂当学徒，第二年续读初中，再上高中。1966年，上海工学院（现改为上海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毕生从事机械制造技术工作，曾任上海新久菱电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一职。1988年，《引进呋喃树脂自硬砂造型工艺及其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应用》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撰写的《冷硬树脂工艺中的砂铁比》、《脲醛呋喃树脂中糠醇含量的间接测定法》、《冷硬树脂砂无再生设备的旧砂回用工艺》等学术论文先后在1992年、1993年、1994年出版的《铸造》杂志上发表。其实这些都不足挂齿，而我说出来，也算是游子向故乡作一个汇报。
  一个甲子60年，我的儿子冯赟亦已到了不惑之年。他1995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一直从事财务管理、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现任上海市爱建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一个甲子60年，我亦成古稀老人，我的父辈大多离开了我们，长寿者也已互不联系，杳无音信。也许如此，我很少回慈城。2011年春，我曾从上海到慈城一日游，那已是稚子不识故乡人，我亦不认故乡路了。
  一个甲子60年，不时有故乡的情景所记所忆，其中同姓的小学同窗好友——有为，其弟叫有若，其妹叫有节，他（她）又是校友，只是有为全家于我离开慈城之前，迁居新加坡而失去联系。20多年，在《铸造》杂志的铸造专业权威人士的名单中，竟有“冯有为”之名，不知是同名同姓，还是同窗好友早已海归，虽说思念无限，却无从寻找，不知他在哪，他的弟妹可好？唉，我离开家乡一个甲子60年啦。
  四、慈城冯氏的记忆
  因联系到的慈城冯氏三个祠堂各支慈城冯氏后裔参差不齐，且一些冯氏后裔族支不明确或无考，尤其是迁离慈城的慈城冯氏，大多不知是哪个祠堂、哪支子姓，即使了解祠堂也分不清祖先。鉴于此，设《慈城冯氏的记忆》一节。
  本节由“迁徙”、“新家园”、“冯家往事”三个层面构成。在“迁徙”中，采用了一份历10年经6次调查所编的《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以及慈城冯氏苏冯支冯根生（39世）的口述稿，因为同样缺乏家谱等史料，苏冯村冯氏子姓仍无法明确其祠支。从前述有关迁徙者的口述稿分析，慈城冯氏迁离县城到周边村落定居主要是两个时期。一是明末清初，慈城冯氏参与浙东士子的抗清复明活动给家族带来灾难，如《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一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如《从慈城迁徙镇海骆驼田胡村》。这是两篇明确表示迁徙原因的口述稿，与不明确迁徙年代的口述稿，如《从慈城迁徙三七市石堰》等归编一类，旨在类推分析这些子姓迁徙的原因与年代。《从余姚迁徙而来》一篇，口述者明确自己是统宗祠匠支子孙，只是不确定世系，因为叙述主题是从余姚回迁到慈城，在慈城冯氏迁徙史中具有代表性，因而编入本节。家谱记载，慈城冯氏不少子姓具有飘逸之性情，有些迁徙主题的口述稿也具有这方面的内容，颇具传奇色彩。
  慈城城外的东江沿自然村、皋拜桥自然村、杨陈村、龚冯村是慈城冯氏迁徙的新家园。从口述稿分析，那儿的慈城冯氏后裔有的回族，如《皋拜桥冯和我家》、《东江沿冯家》，有的则不回族，如《冯家村的来历》、《龚冯村上下冯》（三篇），还有如《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等口述稿，不同口述者的叙述展示了慈城冯氏的家族文化。
  “冯家往事”以叙述子姓逸事为主，是冯氏家族和众子姓的百年故事，如《父亲过继到太湖路的冯家》、《我家和三姑父》、《我的教师之家》等。这些口述者中，有的不知自家的族、支与世系，如《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我家住县前黄门第》；有的是非冯氏子姓叙述慈城冯氏的逸闻，如《冯伯准和大来银行》、《我所知道的冯恒大》等，尤其是《走大家三代人》、《我家管冯家坟庄》两篇，一篇与醉经阁书案有关，一篇是冯阿云墓被盗前后的逸事，与冯阿云后裔的口述稿相辅相成，对于民间众说纷纭的“冯阿云”大有解疑释惑之价值。
  ⊙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①
  一、苏冯村概况②：
  （一）地理位置：位于宁波北10公里，费市西1公里；慈城镇东南10公里。
  （二）村简史：光绪《慈溪县志》载，德门乡旧六都上二图，有苏冯、余家门头、倒河塘等地名；约1947年，称灵阳乡八村。1955年成立低级社；1956年属鞍山乡第四高级社；1958年公社化时属东风公社费市管理区；1961年为费市公社苏冯大队；1983年12月建立费市乡苏冯村委会。原由申明亭、东房、徐家桥3个自然村组成。后徐家桥衰败，民房拆除，1982年并入东房。明末有慈城冯姓迁此，后又有苏姓继为义子，因名苏冯（参见表四《慈城冯氏的宁波家园》）。
  （三）申明亭：为苏冯村村委会驻地，有后桥头、西苏桥小地名。村以申明亭得名。1993年统计，173户，478人，聚落呈块状。亭建于明洪武六年（1373），正德四年（1509）县令倪璋重建。明天启《慈溪县志》载：“凡刑宪，足为世戒者，书其实于版，悬诸壁以申恶之义。”今亭废，仅存部分石柱与过路亭。四周改建民房。
  （四）东房：位于宁波北9.9公里，费市西0.6公里。1993年统计，32户，101人，聚落呈块状。附近村落以申明亭为中心，因村在亭东首，故称东房。
  调查对象③：冯尚善、冯富生、冯吉才、冯涵才、洪小毛、冯根生、冯潮、沈兴甫、陈玲娣、李银生、谢友德、冯三牛、冯伟民等。
  二、调查日期：
  2003年5月、12月；2013年5月16日、9月8日、9月14日、11月20日
  三、调查地点：慈城、苏冯、杭州；杭州、苏冯、宁波、杭州
  四、调查简表：
  五、支谱世系
  根据田野调查简表所列，可以推断出如下两点：
  第一，苏冯村冯氏是慈城冯氏的一脉；始迁祖不明，但有可能属于统宗祠，其子孙按忠安公行次排行。
  第二，苏冯村冯氏设大祠堂，分房，又可能分立小祠堂，近百年的代表人物至少有冯菊洲、冯占祥、冯根生，具体世系见表。
  ⊙学生意和故乡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根生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企业家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述时间：2013年5月
  我出生在杭州吴山脚下，是家里的老二，哥哥根发比我大三岁，弟弟根余比我小四岁，我们有个妹妹。我家是从阿爷开始离开慈溪老家（现称庄桥苏冯村）到杭州来的。阿爷云生我没看到过，阿爷是否有兄弟我也没听到过，可能因阿爷过世早，父亲与堂兄弟也失去了联系。听阿娘讲，阿爷到杭州来是到胡庆余堂学生意，满师后就成了第一批药工。阿娘姓张，也是宁波人。父亲芝芳14岁时就在杭州一小药店学生意，18岁才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当药工。父亲有一个姐姐梅英，一个妹妹小翠，父亲出生前，有个哥哥，长得漂亮讨人喜爱，可三岁去世，令阿娘很伤心，阿娘好几年没生儿子，当父亲出生时便取女孩之名，民间认为女孩易养。父亲是哪年进药堂的我不太清楚，药堂现存一张摄于1940年店员合影的老照片，父亲也在其中。
  母亲余阿宝（1904—1989）是庄桥费家市人。日本人侵略杭州，母亲带我们兄妹去过老家一趟，好像是1945年初夏，父亲没去。我们是乘火车回老家，有亲戚到庄桥火车站来接，我和弟妹是由亲戚挑担到费家市不到的余倒河塘村（余倒为地名的谐名，今属庄桥街道朱家村），那是母亲的亲戚家，叫什么今想不起。因学生意后一直没去过老家，前些年路过宁波，有意识地去寻找，好像没当年的影子了。
  从老家回杭州没几年，父亲身体有恙，接连做了胡庆余堂的三年病客。病客没工资，当时阿娘还在，还有外婆也住我家，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全靠母亲、阿娘、外婆仨替人家缝缝洗洗，因而我还在高银巷小学读书时，就听大人在商议让我去胡庆余堂学生意。旧时，学生意的年龄大多在14岁左右，太大超过15岁，人的个性已养成就难教了；13岁以下太小，生活难自理。而且胡庆余堂又是一年只收一学徒，要求人品好、会做事，并由董事会决定招收谁。1948年我小学毕业，年龄正好。按理这年学徒名额是轮不到我的。胡庆余堂有15个股东，这一年有五六个董事的亲戚都想进胡庆余堂，还有100多位职工中的一些子弟，显然是摆不平。因为摆不平，有董事提出这次能否照顾家境困难的老职工子女。第二年的1月3日是每年一次的胡庆余堂的吃桌头酒。这酒交关重要，收到请柬的可继续工作，没收到请柬的就回家失业，所以这桌酒饭对药工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所以药工称其“杀头酒”。桌头酒上还宣布招收学徒的姓名。
  我要进胡庆余堂学生意，母亲量尺寸给我做了件新长衫。当时家里实在太困难，小时过年还能穿新衣，上学后很少穿新衣裳，这次母亲还依着我的脚做了双新布鞋。
  我从小跟阿娘困，18日夜，年近八旬的阿娘没困熟，我学生意要三年不能回家，让她很伤心。第二天是1月19日，这是进胡庆余堂拜师学艺的日子，每年的这天我不会忘记。我记得，这天天没亮透，阿娘起床专门替我烧一碗鸡蛋面，这是平时吃不到的早饭……出门前，父亲坐在上横头，看母亲默默帮我穿好长衫，这是我第一次穿长衫。长衫像道袍一样又长又大，下摆沿口足足缝进半尺还是快拖到脚面，尽管如此，穿上新长衫的我，人好像长高了许多。
  从家里到胡庆余堂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祖母是小脚，我不让祖母送。我从小跟祖母困，她不舍得，一定要送，还拉着我的手，走得很慢，低声地说：根生，家里实在太穷，稍微有点钱，也得让你读完初中。但家里经济不允许。我家是穷，但要穷得有志气。祖母还告诫：你出山了（方言，即成事后）要多做善事，千万不能做缺德事情。当学徒交关苦，你要咬紧牙关，再苦也要坚持下去，不能做回汤豆腐干（即被辞退回家）。到了店堂门口，祖母还是拉着我，不肯松手，泪汪汪地还在叮嘱：做事有头有尾不要半途而废，师傅叫啥就做啥……我抬头是高高的封火墙，往门洞看又看不清什么，其实这里我不知来过多少次，给父亲送衣或送雨伞，因好奇与小伙伴一起张望过，或者路过。而此时此刻面对庭院深深的胡庆余堂，面对紧拉着我手的阿娘，还有悄悄跟在我们身后的母亲，真有些不知所措……我看到轻声叮咛的祖母眼眶里的泪花，是一阵心酸，眼睛似也湿了，但我忍住，拼命地点头，对阿娘说，我进去了。也就在我接过母亲递过的小包袱那一刻，阿娘提高了嗓音，还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不管做什么，都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阿娘路上说的话对我以后的做人做事影响很大，特别是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从学生意开始工作了60多年，基本以此为准，而且人家请我做报告，在香港大学讲学时，我都讲到阿娘的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告慰阿娘，她的话我都做到了，无论是当学徒，还是做董事长。今年我年逾八旬，以前我是做一天工作就是一个样子，凡要职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不准职工做的，自己千万不能去做。这话讲讲很轻松，但做起来实在太难。
  阿娘、母亲送我到胡庆余堂的大门口，与她们分别后，有人领我到师傅那儿。我被人引领到上面所说老照片店员合影的那间悬挂着“耕心草堂”匾额的堂屋。堂屋已是香烛高燃，烟气缭绕，在药师菩萨画像下，并排坐着两个人，一位是胡庆余堂的第四位经理俞绣章，他也是宁波人，一位是头发花白的师傅韩秉楠。经他人的指导，我在一块江南常见的旧毛毡上行跪拜礼。这一拜，年幼的我与年老的药堂好像是要从此相依为命，以至“文革”期间，我在胡庆余堂当保卫科长，大约是1966年夏天，造反派提出砸胡庆余堂，我每天值班到半夜才敢睡，当时厂里也有两派，老师傅对胡庆余堂有感情，我们一起保护胡庆余堂，但还是被烧了四只石狮子。后造反派又说我幕后指使而被撤销保卫科长，去做装卸工。虽说如此，胡庆余堂保下来了，十多年前，国家文物局局长视察胡庆余堂，说保护得真好，这是后话。再说拜师，行跪拜礼后，我成为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因为此后胡庆余堂再不招收徒弟。
  三拜九叩之后，师傅扶起我，将一旁的各“房”房头一一作了介绍。中药店的后厅各部门，如原料的大料房、细料房，加工的刀房、磨房等统称房，房头是各房的负责人，相当于班组长。师傅是个部门经理，有七个学徒，我最小。此刻的气氛开始轻松起来，师傅出了一些类似胡庆余堂的堂宝是什么等问我，这些问题，我曾听父亲说过，便以听说的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驴皮膏、全鹿丸，还有香炉、药书、金铲银锅等回答。看我答得不错，其中一个高个师傅说带我见识见识这些宝贝，而坐在高堂的俞经理却一摆手，说了声“慢”，立起身，走过我身边，走出耕心草堂，穿过天井，在前店后厅的分隔处，手指墙壁的“戒欺”匾额说，这才是我们胡庆余堂最最重要的宝贝。俞经理让我细细看看，他的声音不高，却有磁性似的回响。
  胡庆余堂规矩极严，学徒见到自己的师傅要叫师傅，见到其他长者也要恭敬站立，尊称其“客师”。学徒一律住在店堂，生意忙时所有员工也要住在店内，我的师兄因结婚请不出婚假，只好由其妹怀抱公鸡代拜堂。住店内的员工不准夜不归宿，不准留“西发”（指分头、背头等发型），不准穿皮鞋，不准穿长衫以外的服装，而且长衫不能有口袋等。刚去时，我对长衫没口袋不习惯也不明白，那多不方便，后来渐渐明白店里有很贵重的药材，一不小心落到口袋，怕误会而有二损，一损人自尊，一损店堂利益。
  其实说规矩严，还不如说学徒苦。我去时正是腊月，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每天5点之前必须起床。起床头一件事是扫地，必须把店堂两进院落两层楼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打扫一遍，扫完地是拭柜台、擦桌子；还有百眼橱上那一排排青花瓷瓶、多棱锡罐全要小心擦拭，直至能照人眉目为止；除做杂事，还要认记药名，要在一堆花草中辨识不同的药材，略知其药效，而这一切都是在非营业时间做的。按规矩，开门营业时，学徒退出店堂撤到后边。撤到后边不是赋闲，而是跟着师兄做“小炒”。小炒是药店的行话，是对顾客配方中的某一种药做洗、切、炒、煅等加工，这是药店学徒的基本功。我进胡庆余堂时，前边站柜台的有30多人，而后边做小炒的只有师兄和我两人，而每天接的方少时几百，多时上千，药方大多有小炒，每天有多劳累，现在都不敢想。送走最后一位顾客，胡庆余堂关门打烊。但旧时的药店有一规定，虽打烊关门，但只要有人上门必须开门待客。胡庆余堂的药，药真货实，因而半夜顾客较多，而店堂的规矩是学徒先开门，师傅开药方，再由学徒炒小炒。因而半夜接方铃声一响，我要立刻翻身起床，摸黑下楼，跨院开门。最麻烦的是白天听师傅讲了鬼故事，半夜黑灯瞎火的，我是被吓煞。我生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长也是在近胡庆余堂的吴山，想不到13米高的围墙内是如此的高深莫测。然而，正是这高深莫测的胡庆余堂学徒经历让我领略了中华国药的文化，也为我从事国药半个多世纪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年的5月3日，杭州解放。之前的杭州是人心很慌，胡庆余堂怕发生意外，与左邻右舍的店家一样关门落锁，这样高墙内的店员们不知高墙外的世面。到4日早晨，老俞经理觉得总关门不是办法，就让我去领领世面。我悄悄拉开后门，看街上没有行人，沿着墙脚想看个明白，不料转过街角，差一点与穿黄衣的军人撞头。不过这一探消息，我这个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又成了迎接解放军的第一人。以后故事可多了。
  我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过上了幸福生活。十多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回慈溪老家替阿爷做坟，这是中
  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当时父亲还拍了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可现在找不到了。1972年，父亲过世。之后，我国迎来改革开放，我们国药业也迎来发展的春天。在时代的浪潮中，我牢记阿娘“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教训和国药业的文化传统，把“国药”做成“国宝”而被誉为“江南药王”，中国青春宝嫁接百年胡庆余堂而名震海内外。
  “国药根生”那是一友人替我刻的一枚闲章。人啊，很有意思，越年长越念旧，前几年，我专门到慈城去寻过根呢，受到江北区委书记、慈城镇委书记的接待。这就是那年在冯宅前拍的照片。我的根生在宁波，听说家乡来人，为我们老冯家写家史，尽管我对老家的记忆是零碎的，但我不管下大雨，还是来公司，说说学生意与老家的往事。
  ⊙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
  口述者：冯兴坤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会计学历：初小
  口述地点：庄市街道清河小区58号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是长子，族名叫贤民，下有三个弟弟，依次是兴荣（贤国）、兴忠（贤刚）、兴强（贤强）。
  我父亲人称阿富，排行第三，四兄弟依次是贤卿、宏卿、富卿、裕卿。
  阿爷叫顺来，族名我记不清了。我们都出生在庄市汉塘市冯家，简称冯家村，到了我这辈约有40户冯姓人家。据我了解和记忆，现住本村的不多，只有19户，而在舟山的贤、友两辈的庄市汉塘市冯家有9户，在镇海城内的贤、友辈有7户，宁波显、贤辈有2户，在嘉善的显辈有1户，在北京的显辈有1户，在西安也有1户，上海有多少不详。据说太公辈分有三房，三房太公，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没儿子，而二房太公有六个儿子，自己太公向堂太公要他的儿子过继，结果堂太公将第六个儿子过继给太公，过继十分顺利，说是顺顺利利叫来，顺来就成了阿爷的名。
  冯家村有本家谱，说是最小太太婆不识字，看孙子吵着要吃糖，便将家谱兑了糖。我们有冯家公堂，堂名为余庆堂，最后的一任族长叫冯之慎，原造在村中央。现村落拆毁了，而余庆堂还在，孤零零的三大间。每年由轮值的族人负责祭祀祖先，我们一般各家各自祭奉，而在清明前一天集中在公堂祭祖。印象中，有祀田收入费用，正月上灯日，公堂要挂祖宗像，集中祭拜，至20世纪50年代初，后来祖宗像烧了，而祠堂却保留下来。前几年，冯家人出资修缮了公堂，我让儿子请书法家重新书写了余庆堂堂名，因为冯家公堂似乎是我们唯一的见证。
  公堂原放有祖先的牌位，从始祖直到父辈，如今牌位没了，世系行次的十二字，上面四字我忘了，下面的八字是：
  德明文显贤友富忠
  我是庄市汉塘市冯氏的第十代孙。从太公到阿爷，再由阿爷到阿爸
  口口而传，我们是慈溪（慈城）冯氏之后，说慈城的太公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书，后因抗清要被杀头。太公的儿子怕满门抄斩，就从慈城逃到这里（庄市），这里还有一些传下来的故事。
  汉塘市这一地方，南北方向一条河，中间有一座石桥，桥东首东南角有孔、盛二姓，桥西首有何、朱、许三姓。三百多年前的一年除夕日，汉塘市来了一个年轻人，坐在桥上至傍晚还没走，等大家吃过年夜饭，放鞭炮过年，这人还没离开，有人将村里来陌生人的事告诉了孔姓大户，孔家为员外家。原来年轻人逃难而来，因花尽了身上的银子，无处可去。孔员外看年轻人生相和善，谈吐不俗，暗想家里正好缺个管家，不妨试用一下，就请年轻人留宿孔家。结果是，孔员外不但请年轻人当了管家，还将独女许与年轻人，此人成了孔家的乘龙快婿。一天，女婿酒后失言，称父亲是抗清兵部尚书，说是兄弟仨人逃亡在外，结果失散，不知两个弟弟现在什么地方。岳父孔员外一听，又喜又惊，喜的是女婿竟是忠烈之后，而且是慈城冯家人；惊的是万一暴露身世，将是满门抄斩之罪。他便另请管家，以读书取仕为重之名，在石桥首西南角的空地上为女儿建造房子。这期间还有一个冯京变马凉的故事，说是隐姓埋名的冯京改名为马凉，不过这一传说不是阿爷说的，是村里其他人在说，不知说的是否是我的太太公。孔员外给的大房子造起来后，偏偏没生儿子，村里的盛家闻讯拜托孔员外做红娘，将老大姑娘许给太太公做二房，陪嫁也是几间房子。这样冯家开始在汉塘市落了根基，而二房冯盛氏未生育，后来朱家把女儿许给太太公做三房，娶过来没几年就生了三个儿子，此后称大房、二房、三房。等过了风声，世事太平，祖太公的子孙到慈城认祖，可在慈城各冯氏祠堂问来问去，都没冯京之名，当时的家谱已经让太太婆兑了糖，更没有了认祖的依据。想想也是，抗清复明是要灭九族的，冯氏族谱谁敢记冯京之名呢？
  但我们的族人还是每年到慈城去扫墓，按规定三年一次小奠，逢五逢十年为大奠。大奠要请四个和尚，四个吹行同行，雇三只船从汉塘市水路到慈城南门外凉亭里，再生火烧饭。我们乡下人都睡船上，或凉亭里，上海人住清道观里。天没亮起床吃饭后，要进南城门到西门，出西城门有一座护龙寺，从寺旁上山找到一处横碑墓，字是空壳字，此碑一半被草、叶、泥埋没，一半看不清。我们去扫墓的队伍开头有一对大灯笼，上书冯都堂字号，如果南城门还没有开门，见到冯都堂大灯笼，马上会开门。
  这样扫墓的情景我没有经历过。听阿爸讲以后，在13岁那年，我跟拉纤人，沿着纤道去慈城扫过一次墓，当时22岁的堂兄挑一担供品一起去的。之后又扫过三次墓，最后一次是我25岁那年。改革开放后，我虽年逾八旬，还按记忆的路线去扫墓，才知祖墓没有了，我问当地人护龙寺旁的老坟怎么没有了，一人说，是义冢地，这地方改种小竹了。虽说如此，但我们是慈城冯氏之后是不变的，近年从报上见到有冯骥才发起慈城冯氏研究之事，由族长（84岁）、族叔（62岁）、族侄（57岁）等托我再来找一次，以圆寻根归祖之夙愿。
  ⊙皋拜桥冯和我家
  口述者：冯诗年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镇杨陈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终身从教，祖居皋拜桥冯家（现为慈城镇洪陈村），皋拜桥冯家为慈城大宗祠[1]冯家一脉。
  关于皋拜桥，有这么一个传说：南宋年间，朝廷腐败，忠臣岳飞父子被害，牛皋为了给岳飞父子报仇，辞别妻儿，马不停蹄地赶路，到京城（杭州）去杀秦桧。他刚赶了五六十里，看见前面有座新桥，问及路人，说还没有桥名。牛皋为了求神保佑，跪倒拜了三拜，拜好后又骑马赶路了。后来，老百姓为了纪念牛皋，就把这座桥取名为皋拜桥，并在桥脚旁修了一座庙，庙内供有牛皋石像。这个传说，说明皋拜桥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至于我们这支冯姓何时从慈城迁来，则已无从查考。皋拜桥东距慈城七八里，西离古句章遗址二三里，都有官路相通，故应不属荒僻之地。
  皋拜桥冯家在当地自成一族，建有祖堂，供祀列祖列宗神祇。家族的最后一个“族长”冯智彪，不幸刚于上月病逝。曾经与族长闲聊过族内逸事。
  与我们皋拜桥冯家这一支亲缘较近的有放光明桥冯家（现为慈城镇双顶山村冯家自然村）、东江沿冯家[2]；离慈城较远的还有穿山柴桥那边一支。这几支冯姓同拥有一个支祠，地址在慈城东门，这个祠堂早先曾为“正始小学”，现为慈城三小校址。遗憾的是这个支祠的名称，我听过但却忘了。支祠出过好多进士、高官，其中最大的好像是兵部尚书。
  皋拜桥冯家原有家谱为冯智彪所藏，“文革”时自行销毁。解放前族内有族田好几十亩，每年祭祖轮值，元宵、清明、中秋等特定节日的祭祀仪式、族人聚餐的规格等在家谱上都记得一清二楚。
  家谱内定有辈分序次排列，可惜我也记不清了。族长与祖父同辈，为“智”字辈，父亲为“仁”字辈，我为“爱”字辈。[1
  小时候跟父亲只去过一次祠堂，是现在的慈城中心小学那个位置。时值秋祭，跪拜列祖列宗之后，按各户男丁领来糖饼，其他祭祖细节全无记忆。
  后据智彪族长讲述，曾祖父和庭府君，字庆云，终身为医，名闻遐迩，尤其是行医于杭州、上海，颇有名气。此时，我家殷实，在皋拜桥东堍建有“家凉亭”一座，三开间，供有三个菩萨，菩萨的名字又是听过就忘记了。凉亭以曾祖的字而命名为“庆云亭”，曾祖父率家离乡后曾托当地先贤照看香火。凉亭现已不存，拆毁于20世纪70年代。嗣后，曾祖父、祖父在上海奔波，父辈也就在上海谋生了，这也符合我国近代史中农村资本向城市转移的历史时期。1937年“八一三”事变，我家逃难回乡，后因家父有病而在现在的家久居下来。
  先祖父从商，应属“宁波帮”的一员，在我大姑母的“生平事略”中记有我祖父“经营药材业，有良誉于千里”，其他详情不得而知。
  父亲共有同母兄弟姐妹四人。先父族名仁康，字聚安，小时在皋拜桥与叔父、姑母一起授业于家塾，文字上也颇有功底。
  皋拜桥冯家的祖堂于1957年春被拆毁，堂内供祀的神祇牌位各户自行处理。当时因年幼，我不了解祖上的情况，父亲患重病，我写信询问上海的叔父。后从叔父回信中了解玄祖起的祖先名讳，并以此为据，我收拢了一应牌位，又做了一方新的，将名字合写在上面，转供于张陆许多桥庵，旧的就只得自行焚毁了。
  我父亲生前有一只文书箱，儿时的我从不关注。“文化大革命”伊始，横扫“四旧”时，我名曰自动清扫，实乃自毁祖传遗物。当时我翻得文书箱内有一本家族系谱，如老式账簿状，内记着前代列祖列宗及本支房族的后衍，封面题名为“慎终追远”。当时横扫风紧，为防被怀疑有复辟之嫌，我全无惋惜之情，将家谱付之一炬。如今想来，可惜至极。
  叔父族名仁健，字聚奎，解放前后为上海久永和药行经理。
  大姑母杏芬嫁到鄞西梁山伯庙虞家，姑丈虞兆兴[1]在宁波帮中也颇有名气。小姑母莲芬，下嫁于洋墅徐家，也是当地大姓望族，有一子一女。
  父亲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弟弟各一，是我的小姑母和小叔父。小姑母兰芬从上海粮食系统退休，现在上海养老。小叔父仁兴在北京，年近八旬，十分关心冯氏家族。
  我的族名叫“爱观”，字诗年；我弟弟族名叫“爱庭”，字椿年（冯春年），从慈城镇工业公司退休。我还有一个姐姐曼倩，一个妹妹曼俐。
  ⊙东江沿冯家
  口述者：冯兴昌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务农学历：高小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镇慈城人家小区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出生在慈城东江沿[1]后头屋，我的父亲、祖父等有好几代，具体哪一代不清楚，据说“长毛”造反那时已经住在那儿了。当我记事，就知东江沿与应家河塘相近，后同属于慈城镇后洋村。东江沿村庄附近还有瓦窑沿、浆果浦、车水畔、成家亩等地名，不知为什么这么叫。1980年左右曾挖掉了一个大坟滩，里面有很多排列整齐的各种泥陶碗、盆、罐等，估计是个土窖。再早30多年，我在后头屋西北面的泽地里也挖到了七个罐子等，还遭来江西人来村里识宝呢。
  东江沿是个小村庄，十五六户人家，曾经全是冯家人，而且都有亲戚关系，比如嘉发是仲雷的叔叔，他俩是一家，我与祖昌是两兄弟，他们叫我们大昌、小昌，我还有明昌弟，是冰峰的父亲。我们十多户人家按家居的方位分东、西、中三房，我家是西房。村庄西面，小洪家河的北面有穴柏树坟，那儿有几株高大的柏树，可能是第一代迁到东江沿的祖先。村中央有厅堂前，后堂前，俗称祖堂，曾经放着各家的神主牌，有时七月放馅火，和尚在那儿念经，各家的红白喜事都在那儿操办。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仓库，神主牌也散失了。厅堂没有门，也没有堂名，不是我们的祠堂，我们的祠堂是城里的统宗祠，而我们几辈人都没按照统宗祠的行次取名字。
  我8岁上学，是在前洋庙（后改前洋小学）上的学。10岁那年放清明假，阿姆说阿爸没空，让我跟隔壁伯伯一起去祠堂好了，中午有顿好吃的，还好拕两只吉饼。后来我随伯伯一起去了上岙六角凉亭对面的小山头，上祖坟，又拕来两只吉饼。过去农村孩子没什么吃的，撒满芝麻的吉饼算是好东西了。统宗祠另一祭祖日是冬至，那天去祠堂，仍旧可吃一顿饭，拕的是两只馒头。
  每年去统宗祠的除了东江沿冯家人，还有皋拜桥冯和双顶山村的放光明桥，现称冯家[1]，那两村的冯姓人没有东江沿冯家人多，还有穿山柴桥那边的冯家人。每年回族的城里人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男孩，是慈城城里的男孩，八仙桌还够不到，跪在长凳上由母亲手把手喂饭吃。一般祠堂要办10桌，每桌8人，有时到的人不多，一桌坐6—7人，而族长是一人坐一桌，吃不完可以倒回家的。每桌下饭有10大碗，严格按祭簿所记而烧，据说每桌每碗鹅肉多少分量要一一过秤装盆。据说，祖宗曾去穿山，也有说是穿山人，可能后代在慈城做官或发家，有钱了，把祠堂造在慈城，原来穿山、柴桥的冯家后裔来慈城祠堂祭祖，因而常听“穿山人扯淡，番薯干当饭”的谚语，祭祖的10大碗中有一碗生番薯刨丝，也有纪念意义。有时穿山人到慈城来祭祖，会带来几大袋金柑分给族人吃。
  我去统宗祠连续吃了3年，以后再没吃过。据说是日本人侵占慈城后，祖上留下的祠堂田只够解田亩税，所剩租谷无法开销。我去的那3年，族长人称毛头，胡须雪白，家在南门火车站附近的下家庄，其儿子阿海百官是给地主家做长年的。
  东江沿冯家人大都种田务农，父亲福贵除种田外，还和奥松福宝（又叫鸿祥）和另两个城里人合股在下横街鹅黄干开鹅行。奥松原在慈城大街开立源洋布店做伙计，东洋人打来，布店门关，他又回来种田。
  在慈城下横街开牛行、猪行、鸡鹅鸭行的差不多都是我们东江沿冯家人，牛行由冯槐庭[2]独人经营，他的生意一直做到上海，不料会遇到江洋轮沉船[3]灾难，其儿子冯仁兴还在，住在前洋时家。槐庭是中房的一户，中房还有叫训根的，也是种田的，现住在洪塘。我们西房的冯廷高[4]务农，还开猪行，其阿侄嘉茂现住慈湖人家。这里坐的全是西房，嘉发的父亲秋林在市心口冷水湾（今慈城信用社位置）开万和酒店，有四间门面那么大，主要经营酒烟百杂。父亲的鹅行生意很兴隆，三北人经常赶着鹅群翻过长溪岭来卖鹅，还有从余姚马渚来卖鹅的，而买家有的从高桥来，还有的从鄞江桥来，十日两市，虽然慈城周边有二六市、三七市，但那市日没有专门的牛猪行。当年的下横街逢四、八市日真热闹，远道而来的卖主为赶早，往往头一日就来慈城，歇一夜第二天做生意，这样牲畜的啼叫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于白墙黑瓦间。父亲的生意做得也不少。父亲还有自己的孵坊，远在余姚、上虞的人来买小鸡、小鸭、小鹅。一次，父亲孵了3000羽小鸭，去镇海骆驼桥卖，那儿用的是抗币，一大群鸭子换来一大沓花纸。日本人投降后打内战，父亲怕这些抗币会惹祸上身，悄悄地将其烧掉，不料新中国成立后，抗币可兑现，害得父亲直后悔。还有后悔的是我家原有一只画箱，“文革”破“四旧”，家人被这只像小棺材的箱子吓煞，里面全是画像，其中有两幅祖像，正月初一到初五挂出正堂，还有一幅老头伯钓鱼图，不知是谁画的，小昌将画塞在屋檐椽子下，忖忖有些怕，结果沉入护屋河里的树根旁，等风头缓和些，从水中捞出，一箱画纸变成一堆纸糊。祖父，我没看见过，其也是种田的，不知是哪代留下的这些东西，也不知是啥年代，更不知其价值。藏画的木箱也被小昌改成风箱，用于生大灶炉起风。
  我家有四五十亩土地，农田基本由长年打理，农忙时再请短工，家人待长年、短工不错，他们和家人一起吃饭。父亲辛辛苦苦经营鹅行，收入不如种田多，但他喜欢做。我家还有慈城同德昌的股份，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让其退股，父亲没有退，结果钱打了水漂。可能家里有点小钱，父亲任甲长。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乡长买田起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奔上奔落”，当甲长的父亲有收田租税的任务，如果农民付不出，须由父亲代付。父亲乐意做这好事。可谓是好心有好报，土改时我家只评了大佃农成分，没怎么吃苦。
  我家有钱，但住房不如东房的楼房。据祖母讲，东房的祖父是跛脚，做裁缝，做到杭州的一户做官人家，其主人也是跛脚。东房的祖父深知跛脚穿长衫之不方便，走路要撩起一角。结果，东房的祖父做的长衫不用撩角，让主人称心如意。主人就长期雇用东房的祖父。其后在杭州发了洋财的东房祖父回转东江沿建了楼房，此乃东江沿最气派的房屋。只是2005年下半年建慈城新城时，东江沿全村被征用，我们大都搬到慈湖人家。100多年前，统宗祠改为尚志小学；100多年后，东江沿小村旁建成新慈城中学。
  10岁时第一次去统宗祠后，几次进出这一祠，留给我的记忆是，祠上方有三块竖匾，自右到左，第一块书的是“清史翰林”，第二块是“探花”两字，第三块记不起；大门两边，东首直书“东洲为族”四字，西首也是四字，只可惜没记清是什么字。我还有记忆的是我家和东江沿人的农具大多写有“始平”，曾经看奥松在新买的箩筐上写下“始平”两字。我们一直以为“始平”代表着我们的冯姓。
  过去，我们东江沿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而父辈们蛮重视让孩子学手艺以安身立命。以我家为例，父亲让我们三兄弟，我学木匠，小昌学泥水匠，明昌学厨师。而我们后代有人接受高等教育，我家有一人为中科院宁波研究所工程师，有音乐教师，还有在上海徐汇区工作的公务员，我的孙辈有两个博士生在读，三个研究生，还有两个研究生在读，大学生更不用说了。东江沿人出过各级干部，如校长，还有局长，永德的侄子沛福就在宁波粮食局当局长。
  （冯祖昌、冯嘉发、冯永德、冯仲雷、冯冰峰等参与口述）
  ⊙我家从余姚迁徙而来
  口述者：冯鸿烈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肄业
  口述地点：慈城光华路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的曾祖父冯守珍，世居河姆渡黄耆弄，那儿旧属慈溪，现属余姚市。据家谱记载，曾祖父一脉于明朝年问从慈城迁居而去，是慈城冯氏统宗祠匠支子孙。
  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曾祖的长子名嘉龄，有一个儿子叫厚德。厚德公于20世纪50年代偕妻、子、女赴临安谋生，从此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曾祖的季子名爱人，没有生育，继子厚发亦偕妻、子、女去上海谋生，失去联系而没有音讯。曾祖的次子生益[1]，就是我的祖父。
  祖父（1865—1913），经媒之言与钱氏（1872—1948）结婚，新婚不久，祖父东渡日本经商，而钱氏在家乡生下一个女儿孟如，后孟如姑母嫁到祝家渡袁家。祖父在日本经商较为成功，将赚得利润的一部分寄回家。祖母钱氏用祖父寄的钱在当时的慈溪县城，今慈城购房置业，不久举家迁居慈城，也就是我现在所居的光华路。我家就是这样从余姚迁徙而来。
  再说祖父在日本期间，一边带钱回家，一边娶日本姑娘平田繁子为妻，而且在日本神户结婚，生下儿子光雄[1]。光雄（1905—1963）就是我的父亲。
  祖父等儿子光雄长到5岁时回国。祖父回国后并没在家乡定居，而是在上海创业，来回于上海与日本之间。据祖母回忆，祖父在上海创业的项目是与好友合伙在上海创办大中华火柴厂（公司），时为清朝末年，祖父受海外文化影响，旨在实业救国，此公司后合并到刘鸿生的火柴厂，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股票发行。不幸的是祖父的理想没实现，却被病魔击倒了，也就是祖父创业不到三年，便离开了人间。祖母将祖父运回慈城，葬于城山渡里罗湾庙旁，漂泊了数年的祖父终于叶落归根了。
  祖父病逝后，日本的祖母送9岁的父亲回国。这样，父亲在大祖母钱氏抚养下成长，父亲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怀揣医学学士文凭的父亲，先在上海吕班路开设国光诊所，后入股陈润水先生的统源银行成为一名银行职员。由于当时金融业的竞争，统源银行倒闭歇业，父亲又先后自创棉布字号、贸易公司、水电公司等，然而由于时局不稳定等，父亲命运不济，创业不如祖父那么成功……尽管如此，30岁的而立之年，父亲去日本把他的生母接到上海，又接我去上海时，我正好中城小学毕业。而弟弟鸿甫跟着祖母在慈城。
  我们两兄弟很不幸，年幼（五岁时）丧母，幸好有祖母呵护。我去上海升学，又有日本祖母呵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与少年。只是父亲后来娶了继母，相对而言，继母对我们关怀不多……实在是年幼无知，成年后回想往事，我深感母爱与亲情的可贵。不幸的是20世纪中期，因战争时局动荡，我祖母、弟弟先后离开人间，父亲也因种种不快，患了肺病……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上海区级卫生院当医生，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一位人民医师，可是父亲命运不济，肺病带走了不到天命之年的父亲，让我成了一个孤儿。
  我虽然有当年祖母所置的慈城的家，但由于历次运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使我有家不能回，而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幸亏我们冯氏家族的基因中有一种抗体——那就是不卑不亢，我没有被命运击倒。阳光总在风雨后，改革开放以后，我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平反了，只是祖母所置的慈城的家，东起光华路21号西至张家园，共计房屋十余间[1]，只剩现居的几间，其余的都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祖母等亲人离我们远去那样……
  不管怎样，我们统宗祠匠支子孙自明朝年间从慈城迁居而去，自我祖父这辈又迁回慈城了。
  ⊙从慈城迁徙镇海骆驼田胡村
  口述者：冯雪尧出生年月：1948年12月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槐树路109号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我的老家在慈城什么地方已无从知晓，只知道我家在慈城有祖宗祠堂，每当祭祖日，我的祖父母都要准备好祭祀礼品去慈城祠堂祭祖。据考证，我辈是慈城冯氏第41世孙。祖上官至太守，这很明确地刻在祖坟的墓碑上，而且祖坟很大，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被拆毁。
  洪秀全农民起义时期，我家的高祖为避乱世遭劫，几经周折后才到镇海骆驼田胡村定居，还在那儿建起七间两弄高平房四幢，占地有半亩多。高祖生三个儿子，即我的曾祖辈仁阳、祖阳和富阳三兄弟。我的曾祖仁阳是私塾的教书先生，我辈未曾谋面。
  祖父美城（1892—1971）生于晚清，在杭州德昌钱庄供职，曾任钱庄襄理，20世纪50年代初，钱庄倒闭，祖父回到老家田胡村，生活由子女赡养。祖父能书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5岁时，他就手把手教我等在黄草纸上练写毛笔字，而我们子孙不才，无一能练就像他的书法。除练字，祖父常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也灌输一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如“至高圣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宰相福”之类的言语以激励孙辈发奋读书、磨砺成才，以及崇尚师教、尊重知识等。
  祖母冯盛氏（1900—1966），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祖父、祖母生养父辈四子二女。旧时，儿女们的穿着都出自母亲的一针一线，作为六个儿女的母亲，祖母的辛苦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孙辈心目中的祖母心地善良，当年我家并不富裕，而她不时接济弱者、穷人，因而我对祖父、祖母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难以消逝的怀念。
  在祖父、祖母的教诲下，我的父辈都是早年出门自食其力，他或她在上海学生意，或出嫁定居在上海。春去春又回，他们近的在上海工作，远的如父亲恭茂于1950年末支援内地建设，先后在陕西西安、广东茂名、甘肃兰州等地工作，退休前的最后一站为甘肃省第一建筑公司，任会计。然而无论走得多远，他们都没忘记老家田胡村，还有我们是慈城冯氏后裔。这不，大伯父恭寿从上海闸北区公私合营四新布店退休后，仍回老家养老。
  1966年，我从慈湖中学高中毕业，正遇上中华民族的劫难——“文化大革命”，由于认识上的差别，不愿参与造反之类的活动，便当了逍遥派。1968年初应征参军入伍，先后在上海警备区嵊泗列岛的小洋山当兵，在宁波防水材料厂、宁波建材工业公司、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等单位工作。虽离开了家乡，但无论工作有多忙，每年都到汶溪扫墓，以不忘祖先。
  最近听说田胡村被镇海工业区规划覆盖，村庄将整体迁移，那村里的冯家子孙将彻底搬离已经定居五六世的村庄。这之前，村里的冯家人读书、参军或经商，离开的较多，如与我同辈的永良族兄从骆驼中学考入浙江大学，后留校成为浙大教授，现应退休居杭州。
  ⊙从慈城迁徙三七市石堰
  口述者：冯中杰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本科
  口述地点：宁波恒春街146弄口述时间：2013年8月
  父亲冯诚龙（又名云乔），母亲董毓娣，是出门到上海的宁波人。
  父亲曾在上海开过宝珍银楼，宝珍还是我大姐的名字，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对父亲的银楼名称不会忘记。大姐今年90岁高龄，现居住在宁波骆驼桥，听她说起她童年时在上海，我家雇佣保姆，生活富裕。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战火中，银楼倒闭，全家回到三七市堰头董家，那是我外婆的家。
  不久，父亲独身去上海，做了银饰品掮客，从银楼拿了货到嘉兴地区的市镇推销，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父亲在上海重新站稳脚跟后把家眷接回了上海。1935年我在上海出生。父亲做掮客赚了些钱，又积累了人脉，便在嘉兴市区开办了“新华银饰作坊”。哥忠浩、姐宝钏和宝玉都成了手艺人。宝钏的镀金和宝玉的焊制金细链、银细链，是嘉兴银作坊的一只鼎（方言，即技术最精湛），来料加工多，她们两个常常要加班开夜工。作坊生意兴隆，父亲另带两个学徒。每年春蚕上市时忙不过来，作坊还雇两三个银匠师傅做短工，家境又宽裕起来。
  那时我在嘉兴上小学。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父亲的墓做在老家，离堰头、石堰两地较近的一小山头上，墓碑刻的是父亲的族名“冯成龙”，父亲是“诚”字辈的，我们是”忠”字辈，由于母亲不识字，结果碑上的“诚”误刻为“成”。父亲病故后，作坊由母亲操持，生意自然不如父亲在世时那般，加上办丧事、移灵柩花费甚大，家境因而陷入困顿。
  我小学毕业那年，嘉兴解放。之后，政府下令银楼歇业，我家的银作坊也随之关门。为节省开支，母亲又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而我留在嘉兴边摆摊边上夜中读书。后有老师帮助我由夜中转入日中（即现省重点中学嘉兴中学），又介绍我到职工夜小教书，每周两夜，月薪8元，而当时的嘉兴中学膳食费是每月6元，这样我的读书、我的生计都有了着落。1952年，初中毕业的我听从班主任劝说报考了有助学金的湖州师范，三年师范毕业后被推荐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三年后，学院改为杭州大学，我成为杭大第一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我们先后得到宋词学家夏承焘、先秦文学教授王驾吾、戏曲名家徐步奎和钱南扬等的教诲，如今的红学家蔡仪江教授那时是我们的助教。也就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我学到为人师的本领和操守。1959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宁波五中（即百年名校效实中学），执鞭教书数十年。我和妻子李美玉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丹青，是效实中学校医，小女儿玮青，现任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副院长。
  再说母亲带弟弟回到三七市堰头老家。其实我们的老家在三七市石堰，幼时听母亲说，我家是祖辈（好像是祖父的祖父）从慈城迁徙到石堰的。祖父在石堰教过书，我家在那里有幢祖居，只是祖父去世早，我父亲是遗腹子，也就不甚了解家史。堰头与石堰相距不远。石堰在山岙里，去市镇不如堰头方便，所以母亲与弟弟一直住在堰头董家。常听母亲提起叶家桥，那儿是否有冯家亲戚，我没有记忆。我只记得，我曾去董家的“后新屋”吃过喜酒，是叫冯可本的亲戚结婚，当时我不过十来岁，而新郎与新娘拿我寻开心，跟在我的屁股后连连叫我“忠宝（那是我的原名）叔公”。
  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又将石堰的祖居卖了，这似乎与石堰也断了线，更不用说与慈城冯家的联系，但我们兄弟却牢记两点：一是我们石堰冯家是从慈城迁徙而来的，一是父亲排行“诚”字辈，我们是“忠”字辈。前几年去三七市上坟时，弟弟忠良专门陪我去了趟石堰，顺便看了看祖屋，可惜祖屋已换了主人，原主人——家父冯诚龙亦已过世68年了。
  ⊙冯家村的来历
  口述者：冯玉燕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余姚河姆渡镇河姆渡村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的父亲名叫冯恭花，生前在上海杨树浦第一丝织厂工作，颇通古今之事，会讲故事。
  小时候，父亲从上海回家探亲，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故事有很多很多，记忆最深的是父亲讲的“冯家村的来历”。冯家村在河姆渡镇，我家就在河姆渡冯家村。
  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慈城冯家有一位年轻的太公喜欢春天放风筝。有一次，太公跟随空中的风筝边走边沿途看风景，不知不觉过了城山渡，来到河姆进岙的孙家村。太公看到孙家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犹如仙境，便贪玩忘了回家的时间。当太公愁眉苦脸坐在路边的大樟树底下被孙家太公看见。孙家太公心地善良，问明情况后，就挽留冯家太公住下，还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使冯家太公心存感激。
  再说孙家太公见冯家太公英俊潇洒、知书达礼，暗想将女儿许配给他，便邀请他多住几天，一面派人去慈城告诉冯家太公的家人。结果冯、孙两家结下秦晋之好。
  数年后，慈城冯太公的父亲要在孙家村的山上选一处坟地，何处是风水宝地呢？冯家请来的风水先生选中了一块俗称“珠凤山梧沙鳖”的宝地，说这里的风水好，地下会冒一股热气，如果把打水（俗语，即受精）的18只鸡蛋放入土中，18天就能孵出小鸡来。孙家太公生怕好风水被冯家占去，就让女儿试试风水先生的话是否灵验。孙家女儿其实是冯家媳妇，她巴不得冯家风水好，下代人丁兴旺，但又不好说，只得暗中将鸡蛋煮熟后埋入土中，结果18天后，鸡蛋发臭了。孙家太公想，风水先生的话一点也不灵，就答应亲家公，将“珠凤山梧沙鳖”给冯家做了坟庄。
  这样冯太公的父亲去世后安葬在孙家村门前的珠凤山。不知是何原因，此后的冯家人丁兴旺、科举盈门，而孙家却是名落孙山。孙家太公越想越气，回想风水先生的话，叫来女儿，才知是女儿倒外墙、朝外货，是女儿破坏了孙家的风水。孙家太公立下规矩，以后凡生女孩，统统用脚桶水溺死。不料，立下此规矩后，孙家三代生女儿，衰败得更快。没几年冯家人远远超过了孙家人，近300户人家，有的甚至迁移到河姆自然村定居，于是孙家村变为了冯家村。
  为纪念祖先，冯家人在村口建造了冯家祠堂，祠堂旁还有一株树龄500多年的大樟树。每年正月初一，凡姓冯族人，不管住在冯家村的，还是住在河姆渡的，每家每户的男人都要到祠堂祭祀祖先，可免费吃一顿饭，还可以分到几只馒头、吉饼，费用由族长太公出。纪念的祖先除放风筝的始迁太公外，还有慈城大祠堂的太太公，这一风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后来冯家祠堂倒塌，村民集资在冯家祠堂旧址上重新建了个祠堂，因有孙家、徐家等，改名为众姓祠堂，祠堂在村口。
  ⊙龚冯村上下冯之一
  口述者：冯延康出生年月：1933年职业：务农学历：高小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下冯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们龚冯村的冯家分上冯、下冯[1]，我们下冯到上冯祠堂回族，而不去慈城冯家祠堂回族。听说过布政房，是冯家的。
  旧时的下冯按房屋位置分里明堂、外明堂。里明堂有我家和父亲均甫的堂兄家；外明堂是纪堂、经堂两兄弟。我不知道是从哪一代太公开始居住在这里的。后山上农田里原有太公的两穴坟墓。坟墓累大大（方言，即很大），两边有碑碣，还有条状石凳，碑上的名字为冯近慎，是我的哪代太公也不明确，算一算至少有五六代。现在下冯有七八户冯姓人家，此外还有韩姓等村民。
  父亲叫冯均甫，有我们兄弟三人，我、延昌、延章。阿爷叫冯子卿，原来种田，后在东北营口市的咸春堂[1]工作。因我家的上代太公有咸春堂的股份，阿爷就去药店工作。父亲没亲兄弟，原在慈城城庄洋布店工作，后失业回家，不会种田就带我们兄弟去东北投靠阿爷。去东北那年，我才8岁，在那儿还读了两年书，12岁时，阿爷去世后我们回转来，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做农民到现在。
  父亲的堂兄弟恩甫一家在上海，旧时买卖柴油，至少算个小老板。下冯人家少，上冯人家多，还有祠堂。
  ⊙龚冯村上下冯之二
  口述者：冯廷莪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务农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口述时间：2013年3月
  父亲永涛（1907—1938）在上海正泰木行工作，31岁时生肺病吐血过世。那年阿哥8岁，我4岁，小妹还是“抱手”。
  奥松叫永涵，13岁到上海学生意，就留在了上海。他有二子三女，其中一子在扬州，其余都在上海，过几天，他的儿女们驾五辆车来上坟。
  祖父名福绥，是两兄弟；曾祖父名不知道。过去有家谱，是父亲手里编的，编到我这一代为止，可惜被抄家了。祖宗的名字、我们与慈城冯家的关系都说不清了。据说，与慈城冯家有关，但没回族，也没有去交流沟通过。
  我有两个儿子，国宁、海宁，前几年修葺冯家祠堂，筹款不够，由开厂的儿子全包。
  ⊙龚冯村上下冯之三
  口述者：冯炳菊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务农学历：小学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镇龚冯村立本堂口述时间：2013年3月
  听母亲说，冯氏祖宗是知县老爷，过去这祠堂外面有映墙，还有旗杆石。去年修祠堂的师傅讲，看柱梁上的雕花是明朝所建，九柱落地的规格非一般人家的祠堂。“立本堂”这块匾额是依样新做的，印象中祠堂右面还悬挂一块匾，上面的字有的说是“探花”，有的说不是，吃不准就让其空着。
  我的父亲叫福春，伯伯有福详、福章、福庆；祖父墓碑上的名字是冯近涌，他是两兄弟；曾祖父，名不详。阿哥炳发是“本”字辈，父亲是“福”字辈，他（冯廷莪）比我低一辈，是“德”字辈。上冯分天、地、仁、禄四房。天房搬到三勤的网滩，天房出过一名烈士叫冯孝贵，他的儿子叫本发，现居慈城；地房有他（即冯廷莪）家，据阿哥讲，地房做老板的多，有开洋行和钱庄的；仁房分上仁、下仁，上仁的德芳一家现居慈城，现在的龚冯下冯村是下仁血脉。
  我家是禄房，小时常听母亲念叨，我家祖上曾在福建开木行。现在是辈分最大、最穷的。1951年，阿哥去上海学生意，投靠顺贵公。当时顺贵公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小业主，与阿哥是五服之内的亲戚。很可惜家谱烧掉了，这些都说不明白了。前几年，两位河南人来这里回族，拿来的明朝家谱，差一百多年，对不上。阿哥现在80岁，他看到过“载生、载范”太公的祖坟，是哪一辈的也说不清楚。
  曾经我们新买的农具等号（号为方言，意为做记号，书写等）“始平”两字，是仿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而号的。
  （冯炳发参与口述）
  ⊙中央大门冯家屋印象
  口述者：翁汶英出生年月：1921年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宁波紫鹃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出生在宁波中山公园附近，5岁时搬到慈城后新屋中央大门冯家。冯家莪生是我姨父，当时他们到上海去了，空着的书房就借给我家住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那儿一住就住了10年。
  印象中的冯家正屋坐北朝南，偏房东、西相面对，而且是东西对称，东边是冯度家，姨父家在西边。头门进来走过一段石板路是二门。头门有屋檐。户档，头门与二门不是笔直相对，而是转个弯。二门的屋檐比头门宽些，有石鼓与户档，门柱上贴有“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的对联。二门边上有间小屋，冯家人称砻谷间，放有风箱、脱稻谷壳等工具，据说这间是专门用于碾谷的，但很少使用。
  进了二门，再转弯是第三道门，进门便是沙泥道地。沙泥道地其实是小花园，不过人家的花园是泥土，冯家在泥土上铺了一层沙土，沙土上是一层草皮，中间是一条石板小路，紧挨小路的是两行麦冬草，道地中央一边栽种了一株石榴树，一边栽种了一株枇杷树。石榴树树枝弯弯，我的手可攀到树枝，当年小妹两三岁时，还在树上拍了张照片。相对石榴树，枇杷树长得高，枝丫差不多仲出围墙，每年枇杷树开花结果，可蜡黄的枇杷没人摘吃，成了鸟儿的美食。
  沙泥道地西边的书房是我的家，这书房是冯家子弟幼时的读书处。我家搬去时，三间书房里几乎没有家具，也没有书册，只有一张很大很大的长条桌，比现在常见的写字台还要大些，是否是画桌，我不知道。
  书房门口有两个花坛，各植了一株牡丹花。牡丹花有一米多高，我猜冯家其他地方没有种植牡丹花。因为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常有人来看花，有的还要采一朵花去。花坛后面又是下半面是实木、上半面是花格子的木门，三间书房既可独立进出，又有内门和正屋相通。
  沙泥道地的石板小路直通冯家正屋的大门。这道门比头门、二门做得简单，正屋三间两弄，坐北朝南，住着姨父的哥哥一家。有扇侧门通向书房，正屋与书房的格局正好一横一竖，两者均是独立的院子。
  姨父的大侄子伯准是在中央大门结的婚。结婚是喜事，每逢这种时候，冯家请来裁缝师傅，为家中老小做新衣。我记得母亲顺便请师傅为我们做了一身新衣裳。宁波有“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的谚语，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平时很少有这样做新衣服的。
  伯准哥结婚穿的是长袍、马褂，新娘穿的是新式礼服，头披洁白的婚纱，一直披到双肩。
  中央大门冯家屋有砖雕，图案为传统花样。有人说后新屋有彩画《红楼梦》的图案，我没此印象。
  ⊙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
  口述者：张瞻明出生年月：1922年职业：会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莘庄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有不少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缘于与冯家的联姻。慈城通判冯家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祖母张冯氏是通判冯家的女儿，也就是《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中提到的冯辅臣姐姐，辅臣舅公是父亲的嫡亲舅舅，我与冯丽芬是表兄妹关系，丽芬喊我祖母为姑婆，我喊辅臣为舅公。祖母的父亲冯理堂，上代是明朝做官的。[1]
  我童年时在通判房生活过，那儿是有三进的大院子，门口有两只石马鼓，我们当马骑，石马两边是马房；门对面有棋杆，还有石牌楼。
  打记事起，太外公理堂已去世，太外婆还在，住在东边正房子里，舅公一家住在东明轩，我住在西明轩。舅公在嘉兴天德药店做阿大。天德药店与温州“五味和”[2也是祖传的百年老店，当时蛮有名气，冯家有股份，父亲张福彭从学徒变成老板。
  通判房冯是父亲的外婆家，我母亲郑杏凤的外婆家就是鸿祥钱庄[3]冯受之[4]家，也就是我的外婆郑冯氏是受之先生姐姐，我是受之先生嫡亲外孙，我喊他舅公。
  外公郑松筠是秀才，为慈城半浦茶栈郑家儿子，生育三子一女。我母亲十四岁那年，外公外婆先后过世，遗留他们的四个儿女，后来这四个儿女的生活由郑、冯两家共同扶养，冯家娘舅——舅公负担大外甥丙亮、小外甥丙望，郑家四外公——外公松筠的哥哥负担我母亲、二外甥丙遂。
  听母亲说，我的三个舅舅自幼在鸿祥钱庄学生意、当练习生，小舅舅娶媳妇，还是舅公做主；小舅母是受之舅公女婿沈亮夫的侄女，大舅母是秦润卿先生的嫡亲外甥女，舅公一直管到母亲与舅舅们成家立业。20世纪20年代，郑家拟与舅舅合股去新加坡开眼镜店。舅公晓得这一音讯后，出洋三千元以借的名义给大舅丙亮，但不用大舅写借条。后来，三个舅舅各分到一千元，各自创业，其中新加坡的大星眼镜公司至今还在，而且有一定声誉。而受之舅公对此事从没声张，我的表弟鄂棣等人还是听我说起，才知七十多年前他们的祖父所做这件好事。
  舅公对其他亲戚也很关照。冯常理是舅公堂兄长子，堂舅公我没见过，也不知他的名，但知常理娘舅一家三代均住在七浦路舅公家，常理过世后，舅公和他的两个儿子——大舅舅作舟、小舅舅迈群，照顾常理嬷嬷和其女儿爱娣表妹，直至嬷嬷过世，其女出嫁。舅公堂幺子幼成一直在鸿祥钱庄工作，1946年，鸿祥钱庄恢复营业后，幼成堂舅舅协助大舅舅，任鸿祥钱庄襄理[1]。
  我晓得舅公分过两次家[2]。第一次分家，舅公请冯维新主持。当时冯维新住在民生路108号，这趟分家后，传说小奥姨有5万洋钿，这5万是啥概念，当时的一元洋钿可换300个铜板，而一个铜板可买一只大饼。第二次分家，舅公已过世，舅婆请冯鸿甫[1]舅公主持，这次分家后，二舅舅搬离七浦路。
  舅公过世后，大舅舅、二舅舅子承父业，继续办好钱庄外，计划在江湾南园地（现在复旦大学校址）创办现代农场，大约1933年，大舅舅带我坐强生汽车去那儿，我看到一大片的土地，至少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不料，日本人侵略中国，上海沦陷，舅舅们的理想成为泡影。
  舅公还有鸿甫堂弟，舅公也同
  冯显扬送给外孙的股票凭证（1956年）
  样关照鸿甫舅公大儿子锡庆，二儿子锡成住河南南路，其子现均在中科院工作，很有出息。
  受之舅公家是慈城统宗祠冯家，通判房是大宗祠冯家，这两个外婆家是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我还有一些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1933年，我初小毕业从慈城来上海读高小，住在北山西路冯和笙的家里，那是我姑妈家，即我父亲的姐姐。
  我姑妈嫁到观音堂冯家。观音堂冯家外有一门楼，进去是条小弄堂。姑丈冯和笙[2]，在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约1925年，姑丈与父亲合资在昆明开设恒丰百货公司，公司有十多职员，下设恒祥门市部，恒丰是百货批发，恒祥是百货零售，父亲是经理，姑丈是合股老板，一直开到公私合营。我还去过姑丈在上海华山路开过宽紧带厂，招牌记不起，也有十多工人。
  姑丈好像是两兄弟[3]，他弟弟叫挺生。姑丈五十多岁从上海去宁波，生三子五女，第四个女儿锡瑾现住宁波白衣巷，小女锡玫现在西安，儿子锡琛在陕西宝鸡。
  观音堂冯家虽说也是统宗祠，好像与舅公家早就分支了。我还有前新屋冯家亲戚，那是父亲堂妹张金楣嫁给前新屋庙后池旁的冯庆和[1]，庆和是上海老九章绸庄司务课职员，他们有两个儿子，长子冯振兴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次子冯振耀是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地下党，他是南京路上被枪杀的梁顺达事件中没有牺牲的一位。抗战胜利后，振耀表弟曾将一包东西放到我家，当时我不知啥东西，上海解放后才知是一批传单，那时，振耀表弟参与接管上海公安局，不久调到南京公安局。振兴有堂兄振明，原是元方洋行职员，后来元方洋行老板开设公和针织厂，振明到此厂供应课工作。是否是这层亲戚关系，父亲还为我和姐姐各买了一份公和棉织厂股票。
  我还有一个郑家阿姨郑慧侬也是嫁到前新屋冯家[2]，她的子女名字我记不清，但有入伍参军的。张家阿姑与郑家阿姨虽都嫁入前新屋冯家，但她们只是同族不同房。慈城冯家实在太大了，我的同亲不回族的亲戚便可见一斑，比如二舅郑丙遂的丈人冯显扬，冯显扬只有三个女儿，曾买过（上海）招商局股票（公私合营改为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后股份转给外孙郑延源，我还收藏了表兄弟这张股票。冯显扬也是慈城冯家。
  ⊙父亲过继到太湖路的冯家
  口述者：冯为良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会计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镇海蛟川街道云龙福利院216室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生于1932年11月，有一弟一妹。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出生在慈湖太湖路，现在一部分房子已拆，一部分房子还保留着。
  父亲名叫冯顺荪（1903—1986，字辅卿），在慈城简师读完初中一年级，出门去上海学生意，拜同乡秦润卿为师。满师后由先生介绍在上海大有余机器榨油厂从事物料供应，现称供销。
  阿爷冯掌明，是清朝光绪年间浙江省第163名举人[1]，我看到过藏于柜子里的朝报和红缨帽头。听父亲说，阿爷中举后，曾去钱庄做事，父亲没明确是在上海还是在天津，约去了一两年，不太习惯做这项工作，结果又回了慈城，以读书会友为乐。
  其实阿爷不是我的亲阿爷。据说，是我的堂伯，即阿爷的儿子来荪（谐音）夭折，而阿爷有个嫡弟叫冯掌衡（约1870—1939），比阿爷小四五岁，原配妻子姓俞，我称他俩为小阿爷、小阿娘，他们没有儿女。小阿爷出门去天津钱庄做过，回来带了小老婆，过去讲究明媒正娶，冯家人尤其讲究，因此对她没好感，一直称其婆，像慈城人对邻居的称呼。他们亦无儿女。这样两兄弟只有来荪一子，而来荪夭折，冯氏这脉[2]没了继承的后代。按族规，父亲过继给冯掌明当儿子，想不到过继两三年后，阿爷就去世了。只是不知是啥辰光。
  我没见过阿爷，只是根据听说而言。而小阿爷我见过，印象中他为人和气，专做好事[3]。小阿爷在慈城与他的二三弟子一起操办一些人家的婚丧喜事，他做总管，他的徒弟开了家贳器店，以出租汽油灯、搭绢篷等为业。而家里放了不少铜板，凡乞丐上门，总让佣人给一个或两个，但必须是陌生面孔；另外，在冬季采集大量的腊梅花，以此浸油，这是家里祖传的火烫药，小阿爷浸了好多甏，凡邻居来讨，是讨多少，他让佣人给多少，从不吝。我读小学二年级，六七岁时，小阿爷去世，时年70岁，当时大人要张罗做70大寿之类可来不及了，他生的口疗疮很恶，这一印象较深。
  据说小阿爷的父亲，是我太公，在杭州开南货店，赚了钱造了太湖路[4]的房子。太公的父亲也在杭州开南货店，而这房子到底是太公，还是太太公造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太湖路的房子朝东，面向马岙岭，中间是城墙，也就是从桥板走500多步路是城墙。太湖路冯氏的房子有一千多平方米，我只晓得我家常开小门，即太路湖11号（老门牌）那扇小门，12号大门只在家遇婚丧大事时才开。
  从东往里走进去是小道地，放有三只七石缸。道地右拐是灶间，灶间有20多平方米，有一只累大大（方言，意为很大）的介厨（方言，即菜柜，是上层放小菜，下层放碗、盘等餐具的那种落地式菜柜），有一只放粉筒、果筒的长橱，另外还有一口大灶，一只风炉，灶炉并列而放，大灶与封炉都烧柴，大灶是三眼，有烟囱与烟道，而封炉只有两眼，没烟囱，一般家里吃饭人少就烧风炉。吃饭也在灶间，所以灶间很大。
  从灶间左拐是走路间，又叫新房间，专藏阿爷的书箱，有十多只箱子，内藏天文地理类的藏书，十分丰富，书箱约齐腰高，也就是比老旧樟木箱高两三公分，80公分宽，门是直插的，里面是隔层，三四格不等，其中的两三只书箱我小辰光经常去翻看，内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不知为什么没有唐诗宋词。有的书是同名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是纸张色白的明版书，有的是字大易脱墨的清版书，这类书用手指重重一擦，手指就“墨里擦黑”，还有一些是更老的古版书。而家人不知阿爷留下来这些古书的价值，我也是。大约在1954年，我就干了一件傻事，将《墨谱》[1]好像是比明清还早的古版《墨谱》卖掉了。当时的我在北京工作，这部书是假期回慈城时带到北京的。一天，我想买李商隐诗全集、苏东坡词全集，亦是古版，因积蓄不够，就将《墨谱》卖掉，卖得400元钱。灶间右拐是道地。走路间的西面是一小间，比灶间小一半，是我小辰光的写字间，没什么家具，朝南有扇窗，窗外是株天竹树，还有小花坛，种的是四季花卉，另放了只青果缸，所盛的水专用于写字。在慈城，大人是天天叫我写大字。从记事起，我是一直跟保姆睡，好像是母亲的随嫁保姆，那时她已四十多岁，我一直到10岁才与保姆分开睡。我们睡的床很大，是那种千工床，有踏床，好放马桶，里面还有被轿板，好放吃场（方言，即零食），是宁波传统的泥金彩漆工艺制作的那种床，里里外外是戏剧花样的雕刻，床板是藤棚。旁边有间谷仓间，我家又没有土地，为什么有谷仓间？原来我们兄妹出生后的年代，一是有战争，二是家里吃饭人多，所以每年割早、晚稻时，大人就将全年要吃的谷买好放在那儿。谷仓间屋身很高，比灶间还大，不好住人。
  父亲原来的家是在新弄，他们是九兄妹，父亲是老大，下有六个弟弟、两个妹妹。新弄冯家与太湖路冯家是五服之亲，堂兄的老大（父亲）过继给没有儿子的族人，这是旧时冯家的常事。因为父亲这么一过继，我对新弄的冯家亲戚反而不太了解，连嫡亲奥松、奥姑的情况所知也很少。不过，太湖路冯氏、新弄冯氏同出布政房冯氏，均属统宗祠。
  母亲姓王，名瑞娣。我长到11岁，母亲带我们去父亲工作的上海，从此我跟父母长住上海，直到去北京读书。我们族里出了一位著名人物，那就是我的堂叔公冯昌世，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冯定，新中国成立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我去找他，堂叔公让我读书深造，我就考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燃料工业部干部学堂学习，毕业后在石油管理总局计划财务科工作，不料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下乡劳动时又生肺病吐血而回到慈城。上面说到，谷仓间不好住人，岂料“文革”期间，我却被迫住在谷仓间，真是不堪回首。
  ⊙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
  口述者：冯丽芬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宁波翠柏西巷36号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通判房冯家之后，家住慈城启承路2号（即小北门附近），原有110间老房子，房子虽破旧，但从大门看进去三进两天井，很有气派。人称皇道大门，据说是皇帝赐封的，可惜现早就拆除了。
  阿爷，名辅臣，无兄弟，阿娘早亡，娶双顶村岑氏作填房，谁知没多久，留下三儿两女也离世了。
  父亲伯桢，生于1899年。他和他的弟妹由太婆和小阿娘抚养长大，祖上有温州“五味和”12股中的3股，一家人以此和农田等祖产为生。父亲是老大，生前是上海五和织造厂职员，母亲是慈城王同知房的后代。
  听母亲讲，她嫁过来时，冯家比较富裕，家里雇有佣人，有专门的轿夫，还有专门抱小孩的小娘阿姆。阿爷、阿娘过世早，冯家由太婆当家。太婆很能干，也严厉，大小事情都由太婆做主说了算。大凡太婆说好的，下辈才能做。我（上面）有个阿哥，是长房曾长孙，太婆特别欢喜。这一欢喜就让母亲为难了，因为一有闪失，太婆就要拿母亲试问。可偏偏小娘阿姆不懂事，一次小西门外大宝山有人枪毙，一转眼小娘阿姆就抱着阿哥看热闹去了，母亲不知道，太婆更不晓得了。回来时，阿哥还学着犯人出场时“大大都”的音乐唱，母亲一听赶紧堵儿子的嘴，生怕太婆追问：怎么好让小人看去介杀气腾腾的场面？
  母亲很怕太婆是因为结婚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母亲嫁到冯家后，父亲出门去上海工作，母亲在家里没事，又加上生病痨发（方言，意为发烧），一时糊涂没请示太婆就让轿夫送回了娘家。因病没好就住了两天，不料出门的父亲回来了，这令母亲十分惊喜。原来是太婆书信一封，让信客带信告诉父亲母亲回娘家的事。太婆不动声色，让孙子回来，这是太婆当家的水平。这事没有一句闲话，却让母亲明白了冯家的规矩，此后母亲再也不擅自做主，也曾以此事为例告诉我们姐妹做人的道理，为人女、为人媳的道理。
  不过太婆管得紧、管得严好，通判房冯家人都很规矩，很和睦，也很懂得互帮互敬；不像有的慈城冯家因抽鸦片，家产被抽光不说，家也被抽得四分五裂。而我家的大奥松毕业于中国工业大学，后在新加坡开大明眼镜公司，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接他的班，一个是留美博士，现是新加坡的泌尿科医生；小奥松婚后早逝，没有儿女，小奥婶孤寡一人，晚年由我的弟、妹及表姐妹们（十一人）共同照顾。说起小奥松，我想起了他结婚时的情景。那年，我大约五六岁，家里的两个天井搭起了绢篷，木板将石板地铺得像街沿一样平，从大门朝里看，汽油灯点得锃锃亮，大门口挂四只血红的宫灯，二道门又是四只。租来新花轿，据说还没人用过，头一日就抬来放在堂沿间，孩子们好玩，就坐进坐出……只可惜，他结婚没几年，没留下根苗就走了。我的两个奥姑都在上海，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做过一针织厂厂长，她们的儿女大多是高等院校毕业，不是教师，就是工程师。
  我家弟妹四人，因求学先后离开慈城。作为长女，我替父母（弟妹还末立业他们就过世了）把弟妹培养到大学毕业。我的儿女没时势无法读大学，但他们力求上进，读了在职大学。最令人欣慰的是祖父一脉的通判房冯家之后，虽不如过去住在一个大门内，但相互联络从没间断过，无论是住宁波的、住外地，还是海外的，无论是我的上辈（如今全过世了），我的同辈的堂、表兄弟姐妹，还是我的儿、孙辈。大家相聚碰面，常常要说到老家慈城，偶尔说到冯氏，好像有种莫名的大家望族的自豪感。
  我弟弟的女儿雪蓉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讲师，她每次回来，总要来看望我，而且堂的、表的亲戚总要相聚一次，至于平时电话联络更不用说了。如果先辈们地下有知的话，我的太婆，我的父亲、母亲肯定会为我们高兴。
  ⊙我家住县前黄门第
  口述者：冯子裘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教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苏州大学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家原在慈城中华路52号（现在门牌76号），那个地方过去叫县前黄门第。里面有大片房子，大门为对开双扇门，二门为四扇门，房子是两层五间两弄加厢房，正房前面是大天井。中华路边原有座牌坊，印象中上面已倒塌，仅留四根柱子。县政府前还有一座牌坊，日本人侵略慈城前，我看着它被拆毁了。虽然一直住在县前黄门第，但这不是我家自己的房子，而是父亲的堂兄冯斯仓[1]（我称堂伯父）的房子。
  父亲叫冯箴年，在上海一家商店当职员。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姐姐，嫁到慈城的尹家，生了五子一女，在我出生时已过世。可能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缘故，父亲与堂兄走得较近，其中一个堂兄就是冯斯仓。
  堂伯父住在上海。我只知道堂伯父家很有钱，没有听父母讲起堂伯父是做钱庄生意的。他是寅泰钱庄的老板，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大约在1945年，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母亲带
  我去上海七浦路恒吉坊的堂伯父家。那次去，他好像身体不适，休息在家。而堂伯父家留给我的印象是家里很大很阔气，全套锃亮的红木家具，家里还雇了两个保姆。堂伯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早逝；二儿子叫冯子玖，我们碰过面，早年在重庆开私人诊所，后因火灾致残回到上海；小儿子冯子祥，在上海百货公司工作，没碰过面也没啥联系。
  1949年我在慈湖读初中。慈城解放那一天，早上我们照常去上学，但到八九点钟形势开始紧张，国民党青年军已逃得无影无踪，还听到零星的枪炮声，也就是解放军快要打过来了。那时学校为了安全，把我们集中在普济寺里不让出去，慈城路上静悄悄的，谁也不敢在路上走。而我的母亲从家里跑到学校来找我，她担心我有什么意外。母亲看我们学生集中在一起，就放心回去了。这一情景我一生难忘。大约10点左右，好像有一人骑着大马绕慈湖奔跑，高呼“慈城解放了”。于是我们离开了普济寺，学校也不上课了，让大家回家，免得家中父母担心。我回家以后，出于好奇，又直奔汽车站（即现在南门火车站），看到很多解放军扛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快速向宁波进发。
  儿时，曾经跟随父亲去乡下扫墓，是八九户人家一同去。每年的清明节前，由一家负责召集扫墓祭祖，扫好墓园便在墓地的农民家里吃一顿饭，同时按辈分分鹅肉，这一切都由召集的那一家置办。每年秋收以后，我家还可收到墓地农民送来的稻谷。
  我有两个哥哥，他们都在上海的工厂做工。我在慈湖中学初中毕业后，到宁波中学读高中，后考入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安时改为西北工业大学）读大学，毕业时留校任教。1988年调到苏州大学，两个女儿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工作。
  我最后一次去县前黄门第是今年清明节，给父母扫墓。有时挺想念童年的那个家。
  ⊙我所知道的冯恒大
  口述者：孙友谊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洪塘街道逸嘉新园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父亲孙鼎初（1906—1951），14岁时从奉化肖镇来慈城的鸿昌南货店学生意，满师后留在店里工作。
  旧时慈城南货店多，竞争激烈，而南货店的消费者又是城里的大户人家，前新屋冯家是鸿昌南货店的重要客户，按现在的说法是“VIP”客户。为开展业务，父亲便经常去冯家，除了买卖，还帮做其他事务。冯家的一主妇，人称大屁股，对父亲特有好感，视父亲像寄拜儿子那般，我们叫她外婆。冯家其他成员，如外婆侄子冯子贻与我家也有往来。父亲称冯子贻为“阿懿老板”，母亲则称其为“阿懿哥”。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继而上海“八一三事变”，使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市场百业凋敝惨淡，此时冯恒大部分股东提出了退股，时任经理也表示难以为继，冯恒大面临倒闭的危险局面。前新屋冯家作为冯恒大的股东之一，因战乱，在外投资损失惨重，大伤元气，已没有财力来收购退出的冯恒大股份。由于冯恒大供应的商品，如酱油、老酒、糟烧（酒）、高粱烧（酒）、麦烧（酒）、绿豆烧（酒）、酒糟、米醋、豆豉、腐乳、花生油、菜油、麻油、花生酱、辣酱、酱瓜、酱萝卜、酱大头菜、香干、千层、油豆腐等等，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冯恒大又拥有那么好的场地、设备和技术，冯家不主张倒闭，于是决定聘请新经理，把祖上的家业冯恒大支撑下去。
  经大屁股外婆的竭力推荐，征得当时孝西镇镇长冯子贻、孝东镇镇长——我的寄拜爹陈福元的赞同，父亲于1938年接任冯恒大经理。
  父亲担任了冯恒大经理，我家搬到冯恒大旁边的邬沈巷，这样小辰光我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店场去玩，对冯恒大记忆较深。
  冯恒大是慈城百年老字号，坐落在东西走向的下横街西闸桥以西，即现在民生路的北面。
  冯恒大是前店后坊的布局，沿街约有20米长的白色黛瓦围墙，围墙偏东下方开个石库门，门右侧的墙壁上，从屋檐到墙基，竖直写着乌黑醒目的三个正楷大字“冯恒大”和四个小字“招帖即扯”；门左边十余米长的墙壁上，从右向左写着上碰屋檐、下着墙基的被形容为顶天立地的“官酱园”三个大字。其实冯恒大全称是“冯恒大酱园”。
  石库门前有两格台阶。对开双扇大门用坚实的木材制成，门面下部三分之二包了一层铁皮，油漆成黑色；上部是橙色底漆，饰有银色星点，右门镌刻着“恒其德”三个字，左门上镌刻“大有年”三个字，落款是慈城著名书法家钱罕。
  进了石库门，便是顾客避风躲雨的门亭，穿过门亭是天井。天井约300平方米那么大，中间的一块空场地是留给顾客停放担子用的；这块空地还是过年、闹元宵时节，表演跑马灯、跑车子灯和演大头和尚的场地。天井的南边和东边是陈列有序的酱缸，有三四十只，酱缸上口扣了锥形竹编的缸盖。天并的北面是一排高平屋，靠最西边踏上石阶便是通往店后作坊的大通道，通道的右边是设有“7”字形高大木制柜台的店堂。在大通道入口处，抬头就看到用金箔贴制“官酱园”三个大字的豪华型招牌。
  店堂内的设置是：中央设有平台，平台上设有账桌，紧靠账桌的是钱柜，钱柜顶上设有与柜中的钱币箱相连通的元宝状木斗，店员在营业中收取来的钱币都向着木斗投入。账桌前沿陈列的三只酱油缸，销售冯恒大酱油，从左到右分别为座油、对油、丁油。酱油是冯恒大的当家产品，也是旧时慈城人的送礼佳品，旧时过年去上海，拎上冯恒大酱油与慈城年糕则是大礼。抽油为上品，有精装的瓶装产品，用火漆封口，贴上套色有图有文的麒麟牌商标招头纸。抗战胜利后，招头纸改为金龙牌。这是因重新注册商标，结果麒麟牌已被注册而改变。酱油以豆豉含量分等，座油豆豉含量低于抽油，丁油豆豉含量最低，而对油则是一半座油与一半丁油的调和，相当于现在市场上的调和油。店堂里还备有刀伤药物和止泻的冬至萝卜，免费供应所需顾客；冯恒大的店堂还接受顾客物品寄存，免费保管，从来没听到过遗失或差错。若遇乞丐临门，店柜一律施舍给予。
  账桌的后面有八仙桌、靠背
  椅、困椅以及用炭火加热的茶水炉，这里供顾客休息或洽谈业务之用。此隔壁是供有财神菩萨的客厅，这也是经理接待大客户的地方，其南墙上方供奉财神爷，财神爷下方的立轴上是一个草楷“鵞”字，我曾问过长辈是什么意思，长辈告诉我：“鵞”与“和”谐音，做生意就是要和气，和气生财嘛。“鵞”字的两旁是对联，上联写的是什么，我记不清，下联是“甏里香浮竹叶青”。
  一般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由专人负责打开钱柜门锁，取出箱内的钱币，倒在客厅的大圆桌上，由预先坐等在桌旁的账房先生、经理或副理及几个职工等并账，若客厅有客人，一般也一起并账，从来不设警戒。
  店堂的北面有一特别宽大的天井，天井上一排排酱缸有一百五六十只，用于晒酱。大天井的周边都是平屋，靠西南的平屋里设有四部酱油榨机，西边是用饴糖制作酱色的工场，东南部分向南扩展占地甚广，为制作豆豉的蒸制和发酵工场，篾匠、木匠、箍桶匠的工场和工人宿舍设置在北边平屋内，东边一排高平屋，为盐、豆、麦粉、粮食的大仓库。
  大天井的西北角，为水作工场，专门生产香干和腐乳。与大天井一墙之隔的西边设大厨房、工人餐厅、腐乳仓库和职工宿舍。
  职工伙食全部由冯恒大供应，倘若职工亲友来访也可免费就餐。经理、高级职员与职工同桌吃饭，不搞分食制。平时一般开五六桌，有40人左右就餐，忙时开八桌。
  冯恒大的酒作坊设在石库门对面的栈房内，即民生路的南面。横贯慈城的主河道把南面的栈房划分成南北两面。古时候货物运输主要靠水路航运，这河道方便了冯恒大的原料和产品进出。为连接南北两岸，架设有两座木桥。一座就设在店的对面，在桥的南堍有东、西两个埠头，北岸在桥的东边，也建有埠头，供装卸货物之用。另一座木桥架设在西边，两座桥相隔30米左右，这座桥作为备桥，在该桥的北堍设有埠头，制酒的糯米、糯谷、高粱、大麦等，都在这里上河，送入与桥南端相连的原料仓库和砻谷场。
  慈城以西和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冯恒大的产品销售范围，因此，冯恒大在大隐、裘市和鄞县的凤岙均设分店。运载商品全靠自备的一条百官船和一条乌舢船，两船除要运送产品和原料外，还要运输竹、木、柴、草，甚至到大隐去运输制酒用的优质溪水，两船有时会调度不过来。
  栈房内的布局是：河的北岸为燃料（砻糠）仓库、建筑材料仓库和补甏工场。河的南岸自东向西为酒曲发酵房、制酒发酵和榨酒工场、炉灶间、黄酒灌装工场、工人宿舍、磨粉工场、黄酒成品仓库、粮食仓库和砻谷工场。酒埕、酒缸和作为燃料的柴爿都堆放在露天。冯恒大老酒称为竹叶青，不要同竹叶青烧酒对号，冯恒大竹叶青老酒其实是在生酒消毒杀菌后灌入酒埕前，每坛酒埕预先放入了一束竹叶，竹叶五或六片，用线扎成束，灌好后用埕头泥封口，合上紫红色埕头印即成。
  在栈房的南边，是一块面积相当于栈房用地五倍的冯家园地，属于前新屋冯家，由于冯恒大堆放场地不够使用，其主人冯子贻就无偿让冯恒大堆放酒埕、酒缸、柴爿等。
  据说，这冯家园地曾是冯家的宅基，在园地的南半部尚残存着砌石十分考究的两个池塘，一个呈圆形，另一个呈长方形，还有一口方形的大井。在园地的四边，都是瓦砾成堆，看来这里从前建过豪宅。而且这块园地与北面的栈房不存在分界迹象，只用低矮瓦爿墙分隔，而栈房的河岸全用条石精工砌成。这些都显示了园地与栈房是同属一个富裕人家。这个富裕人家就是冯子贻的祖上。
  另外，在园地内有几座殡坟，其中有一座新坟的墓碑阴刻了“冯门盛氏之墓”，落款时间是1938年，这就是冯子贻家枪案中被枪杀的冯子贻前妻的坟墓，其出殡的场面我还有印象。
  应当说，前新屋冯家虽没有股份，但冯子贻和他们的账房李老先生常来冯恒大，关注着冯恒大的经营状况。尤其是40年代中后期，冯子贻从上海回到慈城，与父亲走得更近。我小学毕业时，冯子贻带着他的次子有甲和我，坐着小汽车去报考宁波的效实中学。此时，冯恒大的最大股份是冯久潮[1]，据说冯久潮与冯子贻同属惠宗祠启承祠，因而冯恒大聘其为监理。
  ⊙我家和三姑父
  口述者：冯祖衿出生年月：1942年职业：经营管理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上海曲阳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的父亲有三位姐姐，三位姑夫差异极大。
  大姑父老实巴交，是一辈子背负青天的农民；二姑父在我出生之前已去了天国当差；三姑父姓冯，也是慈城冯氏族人，他是统宗祠崇字辈，与我家启承祠已相隔甚远。对这位姑父，我内心是非常纠结的，直至今日自己也临近行将就木之年，是非人心我尚不能明心见性。
  三姑父老家在五马桥西头，沿河，如今河道已被填平。宅居犹在，已是瓦破墙凸，似风烛残年的老人，印痕岁月的沧桑。现为他人居住。
  他少失怙恃，十二三岁离家赴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凭自己的勤奋和执着，学得一手精湛的技艺，坐稳杨庆和银楼的内场阿大（把作）位置。他在上海成家立业，拥有天潼路一幢石库门居宅。上下三层，也许原是两层，顶层是后加的。三姑父有四子三女，长子冯圣洙（后改为立平）皖南事变惨遭国民党杀害时，最小的儿子圣琦尚未出生。三姑父和他的子女们长居上海，他除清明扫墓，回慈城不多，家乡对他们来说或许是陌生的，然三姑父又十分留恋家乡的土产，比如菜蕻干、笋脯花生，这样母亲每年总为三姑父家晾晒菜蕻干、烤晒笋脯花生之类的土产。三姑父还特别欢喜吃咸光饼，我们去上海总捎一两百只咸光饼，这是三姑父最欢迎的礼物。有资料记述，戚继光抗倭，他的士兵人人随身携带咸光饼作干粮，由此咸光饼名闻慈城民间，以寄托爱国情怀。想必此对三姑父，不会如此风雅，更可能是他的口癖嗜好。
  长期以来，五马桥老宅是姑父一亲友袁家姆嬷居住，姆嬷先夫可能是位中医，因为在她房中悬挂着好多“妙手回春”之类的匾额，猜想是病人所赠。新中国成立后，我家收入骤减。三姑父、三姑妈打算接祖母（即姑父丈母）去上海他们家，因祖母年事已高，不想远离老家。适逢袁家姆嬷打算住到妙音精舍去。三姑父便要父母推掉三河口的租屋，入住五马桥老宅。我们一直住至1954年祖母逝世。这一年，我家发生惊变，父亲被捕，生活来源完全断绝，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靠变卖家产度日。而三姑夫却将老宅捐献给政府，我们被扫地出门。迫于生存，母亲弃儿抛女，只身来上海谋寻生计。
  1957年，我和姐初中毕业，来上海报考高中。姑父不愿接纳我姐（后姐被二姑妈儿子接走），而接纳了我。后来，我才明白，接纳我，是三姑父认为为冯家留下我这根苗，以延续香火。于是我暂住在三姑父家。三姑父赡养着他的二兄，一个失去谋生能力男人，另一亭子间居住着三姑夫堂房兄弟的遗孀。三姑夫平时从不拜佛烧香，但每逢其父母生日、忌日和自己生日都吃一天素斋，从不疏漏，也是他孝心的明证。
  三年高中求学期间，我住三姑父家。姑父、姑妈待我不错。那时的母亲住工厂宿舍，常来探望，并向他表示感谢，偶尔说几句承蒙姑父照顾之类的常情话。而三姑夫却板起脸，冷冷回道：“照顾？这是剥削！”气得母亲进退两难，三姑妈埋怨，他也不回嘴，当若无其事样。三姑妈只得向母亲和稀泥。
  尽管姑父脾性乖戾，有时简直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是他品行端正，烟酒不沾，赌嫖无缘，绝没有绯闻，有口皆碑。他对人苛峻，对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甚至更甚。他的三个儿子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同他的严厉不无关系，可谓歪打正着。
  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姑父也温情可亲，愈到晚年愈加明显。我参加工作之后，也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三姑父说起我母亲来上海时曾经借过他70元钱，至今还没有还他。我是敏感的，决心母“债”子还。累积了两个月工资准备还债。去他家前，我先去邮局汇付支内职工的补助金，不料回来发觉自己的钱竟被人偷了。我只得如实告诉失约的原因，他竟是诡黠一笑：“还有利息呢。”三姑妈在一旁说：“你姑父是随便说说的，你还当真。倒让贼子占了便宜。”
  “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在杨庆和是把作，挨不上资本家身份。但他对作坊内职工管教是很严的，因此，时过境不迁，还有人耿耿于怀，记恨在心。趁揪斗之风盛行，那些人找到他的工作单位揭发批斗。造反派勒令他回家抄写毛主席语录，错一字罚写五遍。这样，他的欠债越积越多，像高利贷利滚利，再也偿还不完。
  夏天夜晚，他趿着拖鞋，纵身跳进苏州河中，停靠在码头的船工听说是资本家跳河，也不捞救，任他在水中挣扎，喝了好多污黑浊水，眼看再不救就要没命了，才把他拖上岸来。
  我闻讯前去探望，他躺坐在椅子上说：“你不来，你妈也不来。亲眷，亲眷就是要经常走动，愈走愈亲，不往来还叫啥亲眷！来了不要马上就走，吃顿便饭。吃顿饭是吃不穷的。”
  我听着听着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真不知道往昔的三姑父和眼前的姑父哪个才是真的。
  姑父看似刻薄，不近人情，其实内养厚重、朴实。他是扛着旧的道德、礼教被时代的潮流推着往前走的一代，他同大多数的那代人一样，不是觉悟者，更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只是身不由己，习惯性地顺着先人铸就的人生轨道前行。冯家千年来以慈孝为根本，伦理道德被重重的宗法缚绑，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面前，千年恒定的观念不断地遭受冲击、洗刷，人格难免错位、变异，一个人的一生有几重面目出现似乎并不奇怪。时至今日，回头审究过去，我感到困惑，觉得今日并非全对，过去亦非全非。
  曾经给校友刊物写过一篇杂感，其中有一段写道：“……人各有自己的历史，但含辛茹苦哺儿育女是人的本能。他们操劳一生，如今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传递着儿女孙辈们的哀思。清明是时间概念最为模糊的日子，过去和现在交融，逝者和生者对话，不知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一代又一代，维系着家族的情感。”而今，三姑父、三姑母也安葬在慈城的黄夹岙，与先父、先母为邻，愿他们在天之灵经常往来，“愈走愈亲”。
  ⊙母亲又生了个女儿
  口述者：冯翠堤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护士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江西宜昌市中心医院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在慈城的家，是慈城民生路124号，那是祖父开办的天生德药店。祖父去世后，药店由父亲经营，大约是抗日战争期间，药店效益不好而关闭。父亲去上海叶天德药店当药工。
  父亲叫保康，有人称其保康先生，也有称其阿康哥。旧时的女人是进不了祠堂的，而我在启承祠创办的藕田小学读书，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家乡记忆。藕田小学原只招收祠堂的冯姓子弟免费上学，后来校董冯志贻提出学校要实行如奖学金那样的制度，考第一名学费全免，考第二名半免，考第三名免书本费。我是统宗祠的冯家女儿，不仅能入学藕田小学，而且每学期的成绩不是考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也享受到了祠堂的奖学金。
  父辈是四兄弟，父亲是长子，妹妹早夭。父母生我们姐妹弟九个，因为头四胎全是女孩，让母亲颇为自卑。大姐在我还未出世时就去世了，二姐现在杭州，我是老四。我的出生很不幸，据说二奥婶生第一胎就是儿子，比我大个把月，妯由娌俩孕期闹了意见，因而我落地时，母亲一气之下给了接生婆一块钱，叫其把我丢到郊外去，后被祖母得知，就劝母亲既然生下就算了就养着，母亲听从祖母的话，她们的婆媳关系很好，没丢掉我，我的小命总算保了下来。可母亲盼儿心切，看我总不那么顺眼，一不称心如意就发火，一发火不是骂便是打，甚至把我的头往板壁撞，有时还会用缝衣针刺我的手指头。邻居的任何一告状，她都不分青红皂白认为是我的不对而做我的规矩。我看母亲待他人也和气，即使对两个姐姐也不如对我那么凶狠，难道真像民间所说，我们母女俩是冤家吗？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气十分寒冷，也不知什么原因母亲又发火，这次没有打而是将我往家的后门拖，说要淹死我。我家的后门是小河，我害怕极了，拼命抱住柴间的一根细木柱，加上姐姐也帮我，才逃过了一次“鬼门关”。
  过了几年，母亲又怀孕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妹妹没有我幸运了，母亲下了狠心，把她的第五个女儿丢掉了，屈指算来这位妹妹也有七十多岁，不知她是否还在人间。妹妹一丢掉，我明白了母亲对我的狠是因为我是女孩。旧时的女人，不能进祠堂，没有继承权，而冯家人似乎又特别在乎生儿子。生第六胎时，母亲如愿了。这一年我家喜气冲天，弟弟满月时办了15桌酒席。
  之后，母亲又生了一女二子，这样民生路的家，我家是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还有奥松家的儿女们，父辈们在外工作，家里全是孩子。应当说，我们还比较懂事，姐弟妹很少吵闹，但难免产生矛盾，每遇矛盾母亲从不对三个儿子发火，更不用说动手了，而我们姐妹或多或少挨过她的打，我被她打骂最多，读书后好了些。虽说如此，我从不记恨母亲，因为还是母亲的乳汁喂养我长大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大，随着知识增加，渐渐地我明白了母亲对我的言行只不过是典型的重男轻女恶习。
  1955年，我从宁波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湖北武昌的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当年的月薪是28.96元，我每月要从邮局汇给母亲15元，涨工资又增加了5元，哪怕出嫁自己有了儿女，我也至少每月要寄给母亲10元钱，以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退休后，我几次回过慈城，在弟妹们的陪同下到墓地看望祖母、父亲、母亲，无论怎么样，他们是我的亲人，而我是慈城冯家的女儿。当然这也是我对他们、对冯家的记忆。
  ⊙我的教师之家
  口述者：冯庵卿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教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日新路86号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统宗祠子孙，为什么这么肯定呢？有两个记忆十分清晰，一是儿时去统宗祠祭过祖，拕过吉饼；一是上小学前，长辈带我去布政房找过时任尚志小学校长的族人冯景增，请他说情上普迪学校。祖父名叫廷梅，在慈城下横街开天生德药店，我们家就住在下横街（现为民生路）。
  祖父母有四个儿子。长子保康，也就是我的大伯，继承了他的药店。父亲保庸，在上海油脂店工作。三子保梓与四子保楚，也是我的两个奥松，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重庆，他俩都是职员。
  我出生时，祖父已过世。他生前为其孙子取名，长孙为家骅、次孙为家驹。伯母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而我的母亲都生儿子，不幸的是母亲接连三胎儿子都早夭。1934年，母亲与伯母同怀身孕，结果我早一月出生成了冯家的长孙。旧社会生得多活得少，父母生育儿女9个，留下的只有我与弟弟晋卿。
  我从普迪学校毕业后上了慈溪简师，只读了两年，因家境困难未毕业就到小学当老师，1950年1月起，在洋墅小学等校任教。六年后去余姚，先后在陆埠区校、沿江乡校、沿江中学、二六市中学等，任过教师、教导、校长等，1984年才调回家乡的半浦中学（现为修人学校）。我和夫人戴亚棣一生以教书为业，我的儿孙辈也大多是以教书为业。
  我有二儿二女，长子志敏现是宁波大学副校长，他曾于2007年度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儿媳是宁波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孙子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次子志捷夫妇都是医生，儿子是宁波市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儿媳是第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孙女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读书，还去英国留学半年；大女儿在幼儿园当教师，女婿原是慈城中城小学的副校长，现为江北区宗瑞青少年宫主任，他们的儿子、媳妇都是教师；小女儿、女婿是工人，他们的小女儿浙江大学毕业后，在杭州一所中学做教师。再说我1991年退休后，又被宁波电视大学江北分校（慈城成人学校）返聘任教，又发挥了十年余热，这样我在小学、中学（中专）教坛耕耘了五十年，实现了“终身”干教育事业的愿望。
  我家三代人有九位教师，是祖孙三代的教师之家，而我和夫人则是教师之家的根源。
  ⊙走大家三代人
  口述者：周文宝出生年月：1964年职业：民营企业家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慈城太阳殿路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家至少有三代人做古董收购、买卖，做这行生意进出的大多是大人家，或者破落大人家。我家做得有名气的是阿娘与阿姆，还有小奥松。
  阿娘姓宋，是慈溪三北人，但人们不知她的姓，只知其叫南山嫂。现在问老慈城，可能大多晓得南山嫂，她是我心中“穿珠宝、奔大家”的长辈，我家发迹自她开始。阿爷过世早，留下三个儿子，阿娘可谓是单枪匹马，专门与慈城冯家、钱家那些大家太太、姨太太打交道，将她们的珠宝买进卖出来赚钱。我说的发迹就是阿娘不仅养大儿子，还赚钱在直街买了三间店面房子，让做镴匠的儿子，也就是我阿爸开了一家镴店。不料，这房子着火，阿娘又买了三间店面房，现在我还在享阿娘的福。
  阿娘走大家，自然少不了冯家，据我所知，阿娘进出走冯家大多是布政房与前后新屋冯家，不知做过多少笔买卖。其中买卖醉经阁藏书[1吃了生活。据我所知，冯家子孙要卖书，找到阿娘，因为南山嫂赫赫有名。问题出在阿娘将书转手卖掉后，有人告到县府，县府将阿娘抓去，后查实买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阿娘放出来，这里的乡贤也想将这些藏书买回来，结果是不了了之但阿娘坐了好几个月牢，还好书有落底。
  做古董生意不同于古董收藏，阿拉往往是一头买进，一头马上卖出，很少留物，因而记不住到底有多少货色，但据说阿娘有一箱珠宝遗产，不少出自冯家。阿爸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我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我家是阿姆跟着阿娘做古董生意。
  新中国成立后，这行称收破烂。我十多岁开始跟着母亲买旧货，与母亲一起曾经看到一锭墨，上书“臣方维田贡制”，墨的两面，一是耕织图，一是御制书，是布政房冯家子孙卖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一朋友让我去太湖路冯家，我看到一只有一筷高，直径7.5公分的瓷瓶，是只双套瓶，外面镂刻花，内瓶是红楼梦图案，内瓶旋转，透过镂花能看见里面的红楼梦图案，冯家人讨价5000元，而那时的5000元是天文数字，二级工工资是35元，我咋拿得出那么多钱，如果有钱，年轻的我也敢买，现在想起直后悔。
  旧时，慈城有位叶姓收藏家，据说是冯家外甥，他收藏的“袁世凯居仁堂”的花瓶，也是“价值连城”。不过冯家这些人大多搬离了慈城城区。
  ⊙我家管冯家坟庄
  口述者：徐宝岳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务农学历：文盲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五湖村楼家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家祖籍是余姚陆埠，是阿爷这辈开始迁居到这里的，至少有一百年了。阿爷一人先来这里斫柴，后托人专门给冯家管这个冯阿云坟庄，原来是别人管的。阿爷在这里过世，阿哥三岁时，阿爸阿姆将其从陆埠挑到这里，他比我大10多岁，现在好满百岁。
  眼前的这座山有后山前山之分，阿拉称葛藤棚地方因有冯阿云坟，人称冯阿云山。我家替冯家管坟，冯家给六七亩吃饭田，这座山还有一百多亩山地也是冯家的；这里附近有云居庵，是冯家的家庵，里面的三间房子是冯家人上坟时的休息室，而山脚的房屋俗称坟庄也是冯家的，我就出生在那里，一家人也住在那里。
  冯阿云坟庄简称九拜十明堂六块围屏，也就是从山脚的铁门进去（现拆毁）为第一明堂，也就是花厅，那儿栽种了十二种花木，每月开一种花，也叫十二月花厅；往里走是月亮池；沿山而上是九个拜台，九个拜台有九个空间，即九明堂。下面几格的拜台为圆拜台，上面第八格、第九格为方拜台，第九格拜台也就是墓厅。墓厅最外层是一块横卧长方形墓碑，传说上面是“冯阿云之墓”几个字。我不识字，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墓碑从外往内是拜台，拜台两边是六块围屏，这些围屏是用银子磨出来的，精光滴滑，是状元送的，阿拉称其状元碑。
  管坟，平时是打扫墓园，花厅每天都要扫，其余是隔几天扫一次，若长青草也要拔掉，所以墓园坟山很清爽，两边的路、花厅、九个拜台几乎没什么落叶。每年清明，冯家子孙要来上坟，来的人数每年不等，多时二十多个，少时也有十多个。年长的坐轿子来，两三顶轿子：后生（方言，即年轻人）翻石子岭来，往往先在云居庵歇歇脚，再上山；有时上坟还要搭绢篷，冯家人祭拜先祖，我们要送茶、挑上坟担，一早先从冯家挑来，上好坟还要挑回去。
  冯家位于城隍庙旁边的前新屋，是二层楼，有24间的走马楼，全部是大屋，屋后还有口庙后池。挑到冯家，他们还在堂前做羹饭，然后是族人吃羹饭，我们被邀一起吃，羹饭至少有五六桌，吃饭的人比上坟的人多得多。我们（有时哥哥）吃过昼饭回来，回时冯家还送我们麻糍作回礼。记忆中每年来上坟的少不了冯庆三和阿三先生。
  冯家的山地种的松树、杨梅树，还有一些当柴火的树木，这些山地也是包给我家管理，每年付给冯家一些钞票，若钞票付不出，以柴代钱。冯家每年烧的柴都是我们兄弟俩挑去，每次挑柴到冯家，人是黄汗直淋，主人就让佣人倒水给我们洗脸，往往还请吃饭。按理我家是穷人，而冯家是富家大户，但他们没看轻阿拉。
  可能是冯阿云的名气太大，阿爸死后（1936年），坟庄就不太平，头次与往常一样扫墓园，发现被剥尸[1]，阿拉马上进城报告主人。结果冯家派来四人与我们一起管坟，吃、住一礼拜，太太平平，见没事就回去了。而这四人一走，当天夜里又被剥尸；有一回被阿哥吓走，可第二次再去吓时，结果阿哥被戳了十三刀，阿嫂被戳了两刀，受伤的还有客人，是楼家人抬他们去保黎医院治疗的，冯家人替我家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这次我出门走人家，在外宿一宵，回转发现家人受伤。
  我二十岁结婚，因有些嫁妆被抢犯知晓，怕再受伤害，所以先搬离了坟庄。墓地安葬了三人，冯阿云和其大小老婆……土匪或抢犯是越剥越有劲，后几次竟架起机关枪，点着汽油灯，用工具堵住了我家房门，明目张胆地剥。阿哥实在吓煞，也于1947年搬离坟庄，不到两年，慈城就解放了。而此前，冯家人因吃鸦片，也离开了慈城，来上坟的人也越来越少。
  慈城解放后，我家花了7000斤稻谷向冯家人买了坟庄的房子，坟庄的山地全部没收归集体所有；破除迷信以后，再没见冯家人来上坟。一次，我们兄弟俩偶尔替冯家人说了一句，马上被指责为地主的孝子贤孙，谁还敢说呢？后来建造五婆湖水库，这座坟被彻底拆掉……
  ⊙父亲的先生冯受之
  口述者：钱忆芬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家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华路146号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是慈城钱家之后，祖上与冯家有来往。少年时，听父亲钱瀛官（1891—1960）讲，祖父无业，一家大小全靠祖传的广州敬修堂、海宁万源药行股息为生，加上祖父生性老实，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于16岁出门到上海学生意，碰到冯受之先生（不详一1938），他知我家有药行的股份，就让父亲卖掉这些股份，再由他帮助投资。父亲真的听从他的建议，投资海宁的蚕茧买卖，由此我家开始发了。两年后，父亲回慈城娶了我母亲。当时，祖父已经过世，长子代父，将赚得的钱替姑姑办了嫁妆，姑姑嫁到慈城前新屋冯家。
  之后，父亲转入受之先生当阿大的上海鸿祥钱庄，拜受之先生为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钱庄解体才回家养老。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大多数人的理解是徒弟尊师为父，父亲也确实如此。过去学徒拜师大多尊称先生，而我总听父亲称“阿拉先生，阿拉先生”，那种亲切不亚于儿
  子称呼父亲。至于，逢年过节的礼拜更是少不了。受之先生家住在上海北山西路，父亲常去，只是当时我太小，不知具体的细节。更令父亲感动的是，受之先生教徒如子，除上述替父亲出点子搞投资外，还在业务上精心栽培父亲的商德，并拟将阿大的位置传给父亲。当年天津路上长鑫里全是钱庄，从阿大到员工以宁波人、慈溪人为多，比如“鸿”字号的姐妹钱庄有鸿胜，还有鸿×[1]，我一时想不起。
  大约30年代，父亲接替受之先生当上鸿祥钱庄的阿大[2。这辰光，我家更加发达，父亲在现河南北路景兴里顶下一幢两上两下的新居。尚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是姐姐蕙芬的出嫁结婚，一是父亲开始买古董养心。
  印象中，姐姐的婚事办得很有排场，嫁妆全从宁波置办，单嫁妆棉被就有48条。姐夫是“鸿”字号钱庄阿大冯寿康[3]的儿子冯蕙风。冯寿康也是慈城人，他家住在玉皇阁，而且两家的好日是回慈城办的婚礼。那年，母亲正好怀了弟弟，母亲是挺（慈城方言，音读碟）着肚子操办女儿的婚事。至于古董嘛，“文化大革命”时全被抄了。爱说慈城老话的母亲生前常说：“钱财本是一场空，人情才是长流水。”
  而父亲生前常说的话是先生比父亲还好。现在回想这话，确实是受之先生有恩于我们钱家。祖父撒手离世时，钱家几乎是度日如年，日子难过；自拜了受之为师后，父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还成了鸿庄钱庄的阿大，这点父亲是很幸运的。受之先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冯作舟1]小儿子叫冯迈群（谐音）。冯作舟经常来我家，所以你一说此名，我晓得，其称父亲为瀛官哥，父亲怎么叫他，我忘了。受之先生的两个儿子，在家里都讴（方言，称呼之意）小名，具体叫啥，我忘了。作舟先生的年龄比父亲小，长得比较胖。相对而言，迈群先生来我家较少，长得怎么样，我没印象。
  旧时，钱庄职员有从孤儿院领养小孩的风气，父亲与作舟兄弟俩共领养了两个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成长、成才。我是1949年出嫁的。淞沪战争打响后，钱庄生意清淡，后又歇业。[2]最有比较的是母亲只替我办了24条嫁被，比姐姐少了一半，而我不计较，因为战争家里没有收入，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供养月品（谐音）上学读书，可惜他不太要读书，作舟兄弟俩的养子最会读书。当年领养的孤儿寄宿在学校，只是星期天回到养父母的家中。作舟兄弟俩的养子会读书，渐渐成了他们女儿的家教。以后考上了公费留美学生，成了一名留学生，这可以说是作舟兄弟俩教育有方。
  成了冯家媳妇的我虽住在上海，除了节日很少回娘家。1960年，父亲去世，我见到作舟先生来我家，其跪拜过父亲的灵位后，说了句瀛官哥的丧事怎么不通知他。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反右运动”，让我们有家产的人都诚惶诚恐。母亲不想让更多的人伤心，没有通知许多诸亲好友，想不到，作舟先生还是闻讯而来叩拜，可见他与父亲的兄弟情之深。在作舟先生离开我家的那一刻，母亲看着他的背影，说他瘦脱[1]了。这我才想起，作舟先生曾经那大块头的身影。
  最近几年的每年清明，我到慈城北门外黄夹岙公墓上蕙芬阿姐的坟，路过山腰大凉亭，就知道到了作舟先生的坟头，想必这也是受之先生的儿女们让父亲叶落归根的吧。
  ⊙冯伯准和大来银行
  口述者：严锡霖出生年月：1929年职业：行政管理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临沂路181弄口述时间：2011年7月
  上海万国储蓄会，即现在的延安东路7号有一家大来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大来银行）。这是一家私营银行，宁波奉化人竺梅先创办于1930年，时在宁波路同和古里营业。抗日战争结束后，冯伯准任这家银行总经理，迁到延安东路，时称中正东路。当时的董事长是孙鹤皋，也是奉化人，而伯准是慈城后新屋冯家人。
  我是慈城乍山严家人，我有两个姑妈，小姑妈是伯准的母亲，大姑妈嫁给慈城黄山村的王志湘（谐音）。王志湘在上海开一家金子行，外甥伯准就在姨夫的金子行学生意。应该说，伯准蛮灵巧，做金子买卖发了财，还在其家的中央大门买了房子，增加了祖产。其后离开金子行去日本留学，留学回来继续做生意，后来应聘到大来银行当总经理。我呢？因与伯准是表兄弟关系就到大来银行学生意，练习生、助理员，一直做到银行关闭。
  伯准上任后，利用亲戚、乡情等人脉，聘请了当时的两个重要人物，即陈布雷与秦润卿。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与伯准有亲戚关系；秦润卿时为上海市银钱业公会负责人，还是上海市参议员[2]，与冯是同乡。当时伯准请秦任董事时，还留下这样一段佳话，当然这是秦与冯开的玩笑：“伯准，现在慈城里银行董事长只有我秦润卿（1943年，秦辞去上海垦业银行总经理一职，仍任董事长），银行总经理只有你冯伯准，你请我做董事，一定做。”我想秦先生的话，是指当时慈城人做银钱业生意的不少，你做银行我要支持的意思。另外大来的董事还有金润庠，时为民丰造纸厂（嘉兴）总经理，竺培农（竺梅先的儿子）为副总经理，又是大来银行业务经理。
  大来银行的主要客户有两家，一是金润庠的民丰造纸厂，一是杭州的华丰造纸厂。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民丰造纸厂，是1927年嘉兴禾丰造纸厂改名的，1935年研制出“船牌”卷烟纸。翌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卷烟纸制造专利权，是我国最早的卷烟纸生产企业之一。杭州华丰造纸厂创建于哪一年，我记不清了，这厂于1947年也开始生产卷烟纸。这两家造纸厂在当时的江南，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力都很大，有这两家大企业作后盾，因而大来银行业务很好。
  此外，伯准为人真诚、性格豪爽，人缘好朋友多，朋友带朋友等，这样能使我们这家私营银行在与洋行、钱庄等数百家金融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次，竺培风陪其表哥蒋纬国到大来银行看望竺培农（培风是蒋介石的外甥，培风、培农是堂兄弟），行里中层职工明白这一层关系，纷纷议论，陈布雷是大来的董事，现在蒋二公子来访，大来背景太靠硬。这件事自然惊动了全行（包括公司）200多名职工。作为总经理的伯准自然觉得很光彩。此外，伯准开拓业务也有闯劲，在他和董事一班人的努力下，大来银行在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占了一席之地的。除了延安东路上的总行外，大来银行还在静安寺庙附近设有沪西分行，在南京新街口设有南京分行，还有一家201股票交易所。此外，大来银行还投资开设大通公司，冯伯准任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具体事务由总经理王绥之（绍兴人）打理。大通公司下设四家独立核算的实体，一是申雍无线电厂，二是美士服装公司，三是大通纱布号，还有一家青青养蜂场。不愧是喝过洋墨水，颇具现代管理理念，伯准创办的这四家实业，经营领域涉及电子、轻纺工业，又有一家农业企业，加上自身从事金融行业，似乎是东面不亮西面亮，银行、公司总可以赚钱。
  由于银行发展良好，伯准曾经打算去台湾开设分行，结果只创办了一家公司，后台湾公司开张不久也歇业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伯准的好友戴董事（大来银行董事）替他买好了机票，而他没有离开上海。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与他的妹妹冯（子）援有关，冯援原是中共地下党，她向伯准宣传党的政策。共产党需要人才，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要大发展，伯准留了下来。
  说起冯援，我还得说一说伯准的叔叔冯莪生。冯莪生，字冯攸，人聪颖很会读书，是同文书院[1]的高才生，与周佛海是同学。另外，冯莪生娶的第一任妻子是陈布雷的妹妹，因此汪伪时期，冯莪生曾被重用，1940年6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2]，后又任上海物品统管局局长[3]。当时的物品统管局设在上海马当路，时被上海人改称为“冯富路”。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了历史，不过莪生的这一选择曾经帮助了家人，比如慈城沦陷时，慈城好多大房子被日本人占领，同在始平路的后新屋老大门进驻了日本军人，而中央大门因挂了“冯攸宅”的牌子而免遭其害。有意思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门的主人换了一块牌子，改为“冯度宅”，冯度是莪生同族兄弟，那时的冯度从重庆回到宁波，连任效实中学校长并恢复了学校的教育。而莪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离开上海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过家。常言道：“人各有志。”莪生的侄女冯（子）援却是上海的地下党，她劝住兄长留在上海，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大来银行歇业关闭，作为银行职员的我自然就失业了。之后再就业并转岗从事教育工作，1989年退休。因为是表兄弟关系，我们没有中断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冯准靠拢中国共产党，表现积极，被金融部门推荐任上海四明银行经理，后又推荐到北京脱产学习一年。回来重新分配到安徽省人民银行，专门负责信贷工作，因为他有不少海内外的朋友，向他们宣传政策，鼓励投资安徽建设，为银行事业和建设新中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肝炎提前退休回到上海。
  ⊙我们夫妻俩参与家乡三校设计
  口述者：冯崇元出生年月1936年职业：建筑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四明中路577弄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的出生地是慈城西庙弄偏屋，我家属于统宗祠，幼时跟随冯德林伯去祠堂所办的尚志小学祭过祖。父亲冯崧甫（1899—1974），又名冯柏云，长期在族人冯祖麟开办的宁波葆元参行做会计。祖父叫冯厚生，祖父、祖母，我们姐弟没见过，父亲幼时他们就过世了。父亲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没见过父亲的哥哥，也不知他叫什么，只知大伯育有一儿二女，儿子叫崇魁，我也从没见过；两个女儿都见过。父亲的大姐梅仙，嫁王同知房王家；二姐嫁姜家后亡；小姐嫁严家，早年守寡，后随严家人去上海。据说是西庙弄爷爷，也就是祖父的弟弟在广东做药材生意，后开店很会赚钱，一直接济我家，直到父亲自立。西庙弄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只知他有个儿子叫冯崧椿和两个女儿。冯崧椿是宁波东新瑞药行[1]的大股东，也就是父亲的堂兄，我的堂伯。堂伯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儿子们的名字，分别是长命富贵福禄寿。在慈城，冯家也是大族，似乎随便说个姓，就与冯家有联姻，比如应昌期先生姑姑嫁的就是小东门冯俞宅冯庆堂家的。不过，这是我后来参与家乡三校设计时，听应昌世先生说起才知冯家这些绕来绕去的关系。
  1957年，我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后离开慈城。1962年起，一直在四川成都建设部西南建筑设计院工作，1979年一家人调回宁波，历任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因母亲孤身一人在老家，才被同意调到宁波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当年调动非常难，历时五年。
  1988年，应昌期先生回慈城拟投资重建中城小学，新建倡棋幼儿园和慈湖中学。当时我与应先生不熟，是校友李浩然带我去华侨饭店会见先生小弟应昌世先生。应先生首先重建中城小学，在当时设计的四个方案中，应先生选中我的一个，时任宁波市市长的耿典华让我举笔，并对我说：“一定要搞好，这是应氏一家第一次捐资，一定要达到一流水平，这也是应先生的要求，搞不好要打屁股。”就此拉开了参与母校建设的序幕。
  重建中城小学时，我的爱人邹梅英时任宁波设计院院长。因此，我们夫妻俩，我设计倡棋幼儿园，因为幼儿园与小学是连成一体的校园内建筑，夫人设计慈湖中学。刚好设计完成整体构图，夫人又先后调任宁波大学设计院院长、宁波规划局总规划师，这一调动使慈中的设计剩余工作由我接替完工。这样我们夫妻俩参与了慈城当代最有影响的倡棋幼儿园、中城小学、慈湖中学三所学校的设计工作。后来慈湖中学、中城小学获得浙江省优秀设计一等奖，而中城小学还获建设部优秀建筑二等奖（村镇建设类，因校址在慈城镇故属乡镇类）。中城小学还成为国家教委为编制中小学优秀设计范例图例。这本图例由西安建筑大学张宗尧教授编著，在此后张教授编著的中小学建筑设计教材中都选编我们俩设计的慈城三所校园的图例。慈城三所校园体现了应昌期先生心系故乡、回报桑梓的乡情，而我作为慈中学子、慈城的游子，为此借应先生的财力也为家乡、为母校尽了一些绵薄之力。
  此外，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崇基（后改名重坚），他大约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就去了上海学生意。抗日战争胜利后，哥哥随其老板陈龙泉去香港谋生，并在那儿落户生根，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哥哥见证了香港的发展与变迁。哥与嫂子余慧文育有一女一儿，如今侄女翠华在美国学社会学毕业，现居留在那儿，也有一女一子；侄子刚华美国大学毕业后回香港就业，从事平面设计，香港回归的纪念邮票，张国荣、梅艳芳香消玉殒后的纪念邮票等是侄子设计的作品。
  ⊙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
  口述者：冯守南出生年月：1920年职业：民营企业家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天津市立达公寓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叫冯树梁，母亲叫陈艺，小名称大梅。打懂事起知道，冯陈两家约于清末民国初离开慈城到上海谋生，当时有许多宁波人去上海。我说的冯陈两家有外祖母、父母、舅父和姨母五人，外祖母陈舒氏很能干，是她带着她的儿女——陈氏三姐弟去上海。刚到上海时，十余岁的舅父汉泉、姨母月梅在先施公司打工。
  父亲从不提起在慈城做什么行业，到上海后他独自开了一家小型的制作私人用的包车店，木头包车时为上海富裕阶层的交通工具，父亲的包车店生意还挺好。小时常听父亲说，我们家在慈城是大族，提起冯家人人都知道，还说祖上是做大官的。包车店的楼上有父亲从家乡带来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书箱，木质的书箱，面板镂刻的是人物与花草图案，内装有不少的线装书，我还读过《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启蒙教育书；父亲还从家乡带来祖宗像，我家过年吃年夜饭时还要挂这些画像。画像中的人物是穿官服的，是否就是父亲所说做官的祖宗，当时我也没问。在上海，父亲有个弟弟，我称奥松。冯家是父亲先去上海，奥松后去。奥松在上海一家制铁厂做工，与奥松一起的还有几位年老的慈城人，我叫他们舅公，不知哪家的舅公。奥松工作的工厂在虹口那边，父亲还带我去那边奥婶家吃过饭。由于工作行业不同，住得又远，父亲与奥松他们平时来往不多。
  民国十六年（1927），舅父回慈城结婚。冯陈两家都回老家吃好日酒。婚礼是在外祖母的哥哥（我也称舅公）家操办的。这位舅公是建筑承包商，慈城的许多店铺、住房由他包工建造，故家境较富裕，与外祖母关系极好。
  自慈城回上海，舅父、姨母兄妹俩凭着在先施公司打工学得的制衣、销售知识，开始自制衬衣，最初厂名为“永新内衣厂”，成衣商标是“555”牌店，，销售给当时上海的三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南京路较大的百货商。由于产品质量较好，舅父的家庭工厂逐渐扩大在舅父的工厂不断扩大之时，父亲的包车店，由于他不懂酒精、丙酮等化学品的性能，两次开业，两次着火成灾，把包车店的资产烧得精光，包括父亲从家乡带来的所有财物。眼看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母亲便劝慰父亲，自己别搞了，不如与舅父一起搞服装业。父亲听从母亲的建议，加盟舅父的衬衣厂，承担厂里的总务与采购工作，从此冯陈两家合伙创业，时为民国十九年。当时的工厂设在马霍路（现黄陂路）跑马场对面的“德德”里，租了较宽敞的两大间住房，熟练缝纫工近三十名，管吃、管睡，一日三餐包吃，工场白天放缝纫机，晚上打地铺，效率很高，每人每天能做10—12件衬衫。冯陈两家人既是管理经营人员，也是工人。父亲负责招学徒、选购设备及各种设备配件；母亲裁剪，协助舅父选购原料；姨母几乎包办衬衣锁眼，舅母、外祖母协助她，但还跟不上缝纫工的速度，舅父又增添一台锁眼机，姨母一天十多个小时黏在机器上；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负责经营，资金运作，产品销售。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缝纫工大多自备缝纫机，她们缝纫技术娴熟，稍不满意，往往会提起自己的车龙头（即缝纫机）而另择服装工厂。面对这一现状，不少服装加工厂以招收学徒而增加各自的新生力量，传统学徒一般是第一年打杂，第二年才上机学手艺。我们永新内衣厂也招收学徒，不过舅父略胜一筹，他将学徒称作练习生。练习生不用打杂、抱小孩，学习三个月后，直接上机工作，只是合同时间分练习期三年、帮师三年，这是舅父的高明，不仅留住了技术工人，而且帮师三年的工资也要比正式工人低20％，工资成本抵去补足“555”衬衣的原料成本。产品质量好、业务信用好，品种齐全，有连领、平领、翻领，冯陈两家合伙经营的永新内衣厂销路日益拓宽，除上海市场外，还通过湖南、福建、四川一些省设在上海的商栈销往长沙、福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同时，舅父与人合资在四马路新开新丰门市部，专卖衬衣。
  产品销路不断拓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们的工厂三番五次搬家，有几年是在白尔部路（现重庆中路）的泰和里租了32、33号两幢房子，是一至三层的石库门，时在上海唱滑稽戏的张笑笑、鲍乐乐、丁怪怪也住那里，我们是邻居。这期间，姨父在回家路上中流弹而亡，姨母结婚才一年没孩子，但她坚持不改嫁，一心一意帮助舅父打理工厂。那时的舅父从杭州买来十三两纺做原料，请来宁波师傅涂上桐油，做中式雨衣。雨衣时为中产阶级的时尚品，国人没有制作，上海市场上只有日本人生产的橡胶风雨衣，由于掺入七八成的再生胶，这种产品价廉物差，掉皮不耐穿。舅父涂桐油雨衣的创意来自当时的油布伞，又是永新内衣厂附属产品。舅父的工厂之所以能持续平稳发展，还得益于金融界同乡的帮助，当时慈城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秦润卿，一个是王福源，他俩经营的福源钱庄是我们工厂的后台老板。然而，任何的创新都是要冒风险的，一年夏天贮存桐油的雨衣仓库失火，幸亏库存不多，损失不大。那是1932年的事，这年舅父喜得贵子，舅父有二子二女，长子比我小一轮，是他结婚六年后的头胎男孩，陈家人别提有多开心。有道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也正是这一年，新丰门市部合伙人席卷营业巨款逃走，让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还有一些从老家来的亲戚任职管理中层从中挖工厂的墙脚，幸亏为人忠厚的父亲尽责尽力，一切为工厂利益考虑，才避免了灭顶之危机……然而，由于火灾，由于被骗，由于试制风雨衣的操劳，舅父得肺结核吐血。我说过舅父是工厂的支柱，舅舅一病，冯陈两家乱了阵脚还是外祖母清醒，当年她率陈氏三姐弟来上海，如今工厂碰到困难，她提出了紧缩开支，共渡难关的策略。工厂由父母亲、姨母打理，照常运转。舅舅的病需疗养、营养，母亲让我中断学业，每天陪舅父到复兴公园晒太阳。我记得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家西餐馆，那是我们吃早餐、喝上午茶的场所。舅父喝牛奶，吃面包、英国麦片等，我也跟着享受。下午回家后，舅父睡觉，我参与工厂工作。有意思的是，上午舅父的同行朋友也常来西餐馆喝茶，他们一起交流行业信息，切磋管理经验，十多岁的我听着他们的生意经，为我以后管理工厂生产奠定了基础。
  一天的上午茶，舅父得到位于南京路四川路口的维罗公司专卖英国雨衣的信息。这种雨衣两层开丝米中间衬一层白布涂层橡胶，款式漂亮，单价20、30元大洋。舅父闻讯，与母亲到维罗公司看雨衣，舅父说买一件做样衣，母亲让舅父穿一下后，说不用回来后，母亲用60支纱双股全棉做出第一件风雨衣[1，后来改用腊丝卡其做面料，推出产品，一举成功，当时雨衣商标为“ADK”，中文名称爱地凯。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大地牌风雨衣。
  随着“ADK”产品的试制成功，舅父身体经过两年多的调养也康复了。工厂改名为永新雨衣染织厂，又搬到南市中华路1244号，舅父还在蓬莱路口开了一个门市部，专卖厂里出品的男女式夹克。我们生产的“ADK”风雨衣既没有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又具透气等特点，这种风雨衣晴天能挡风，雨天能挡雨，颇受上海中产阶
  级的青睐，这样工厂又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也到中华职业中学报名商科继续学业。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那时，父母住在重庆中路一带，舅舅一家、姨母住在新环路延益地，我与姨母住在一起。卢沟桥事变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冯陈两家靠变卖货物为生，我和叫潘小泉的练习生索性住到中华路门市部，因职业中学华丰同学想到延安去，于是我偷了家里最好的机器，名称为一百另三种缝纫机卖掉，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才知去延安的人太多，只好在罗曼（即李维汉的化名）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学习。不到一年，我患了疥疮，有道是：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起，腰里绕三圈，屁股扎大营。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传染病，同时又闹红眼病，指导员对我讲，你是工业世家出身，以后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发给我们三元钱作路费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时，舅父的厂子已很有规模，又在成都路、沧州书坊大楼下新建了厂房，楼顶上还立了“ADK总管理处”的金色浮雕大字。舅舅即安排我在此任经理职务，但我有自己的创业理想，不愿在上海坐享前辈们的创业成果，因此向舅舅等提出，到桂林开办ADK西南经销部，进一步扩大市场。结果证明，我提出的策略是对的，在桂林，我们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因1944年日寇进攻桂林，我们被迫将经销部迁至成都。在成都，我们的销售状况依然很好，这也为我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创业基金，后因多年辗转外地，思念家中亲人，我于1947年又回到上海。回沪后，我继续在ADK任业务经理，直到上海解放，这期间，我要自己创业的念头，始终没有改变。
  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军需后勤部向上海雨衣业采购单面橡胶军
  用雨衣10万件，期限为两个月。以“ADK”为首的六家雨衣厂共同承制，当时的我负责监督各雨衣厂生产进度及按期分批至“ADK”打包、装箱、运赴天津，送交汤元明同志。汤同志有商业批发工作经历，因而在驻天津负责接收雨衣期间，偶尔发现天津最繁华的“滨江道”对门的“天宝金店”店面出让告示，打电话给我，愿投资帮我在天津创办雨衣厂。
  这个电话不仅了却了我的心愿，还延续冯陈两家异乡创业史。上面所说的永新内衣厂和“ADK”雨衣，那是外祖母、舅父、父母亲、姨母冯陈两家人在上海创业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曾有个心愿，拟在华北津京地区创办类似舅父生产“ADK”雨衣的工厂，因此一接到汤同志的电话，我北上进津实地看了天宝金店，并以布作价，用600匹布（约合1亿金圆券）价格盘下此店，后在舅父帮助下，经数月筹划，1950年，我与他人合资创办的东南雨衣服装制造厂在海河畔开张，主营“红羽牌”男女式防雨衣外，又制作了数千件时被天津人称为“皮猴”的美军款式夹克，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引起天津人的关注。后来，东南厂公私合营，我被任命为“东南雨衣厂塑料厂”副厂长，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工作，这一任命预告着我们冯家第二、三代在异乡天津的新创业。父母还在上海，当时母亲仍任ADK分厂厂长，专门做雨衣，父亲负责分厂的后勤总务工作。我有一姐瑞英一妹瑞华，弟弟志勇、志英、志伟、志明四个，他们都在上海工作或念书。
  创业于天津，如果说50年代的东南厂是序幕的话，那么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1982年，办完退休手续的我回到第二故乡——上海，那里有我们冯陈两家人的创业记忆；那里有我的亲人，虽然外祖母、父母已故去，然舅父、姨母还在；那儿有我曾经的同事、创业的伙伴，也正是这一回，我看到风雨后的彩虹——勃勃生机的民营企业。
  有首歌唱道，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天津创业也是如此。上海之行，仿佛激活了我的创业细胞，而创业细胞的裂变却在两年后天津市工商联召集的工商界最年轻十人座谈会。这次会议，我聆听了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四化建设的讲话，想起陕北公学指导员所说的“党需要你发展工业经济”那席话，就在津塘小东庄着手创办天津市东南雨衣服装厂，工厂生产、经营“四羽毛”牌风雨衣、夹克衫、防寒服，工厂创办前15年，营业额达5亿元，上缴利税近亿元，是国家二级企业，四羽毛产品享誉津城遍销华北、东北、西北的“三北地区”。在天津街头曾有十人中四人穿“四羽毛”服装的景观。1988年，李鹏总理视察我们工厂，后李总理又穿着“四羽毛”夹克衫在夏利汽车厂试车。在1993年天津市50家著名商标评比中，我厂的“四羽毛”得到消费者投票33.4万票，列居第十位。鉴于我为乡镇企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天津市委于20世纪末奖励我三万元，我将奖金如数分给东南厂职工；同时，河东区奖给我们父子（次子学棣）俩东丽开发区土地23亩。
  新世纪初，我已将企业传给学棣经营管理，他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我有二子三女，长女学珉与学棣跟我一起创业于四羽毛公司，长子学原是塑料工程师，二女学瑾在塑料公司工作，幼女学英在大学教书。这以后的创业，是冯家下一代的事。而从上海的永新内衣厂到天津的东南雨衣服装厂历时70多年，记载着冯陈两家人异乡创业的历史，我们的根在宁波慈城，虽然那儿我只去过两次，一是舅父结婚，一是淞沪事变回乡避难。如今我虽然年逾九旬，但听说杭州湾大桥开通，我真想去看看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慈城。
  ⊙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
  口述者：冯心言出生年月：1929年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海淀区黄庄海淀南路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老家在宁波江北区慈镇城光华路13号。祖父冯春源[1]，年轻时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过棉布店。祖母经常说在上海如何如何。祖父有二儿三女儿，叔叔早逝，父亲冯彦如[1]（1894—1962，字敦五）长期在上海一家交易所工作。母亲姓袁，家庭妇女，祝家渡人。大姑妈的丈夫很早便去世了，二姑妈冯君慧的丈夫钱吟棣，是慈城书法家钱罕先生的弟弟；三姑妈冯湘纹的丈夫姓杨，名嘉恒。她们三姐妹都长期住在慈城。
  因父亲出门在上海，我从小和祖父母、母亲同住在慈城，家里的大事由祖父做主。6岁时我要上小学了，祖父与二姑父商量，请太希先生做我的“开笔先生”。既然请了开笔先生，就得行拜师礼。一天早上，姑妈们在太希先生家的堂厅里摆好供桌，桌上摆烛台和香炉，点好两支蜡烛和三炷香，先请先生坐上方，我在供桌前面的拜凳上向太希先生拜了三拜，然后恭立在先生身旁，先生为我起了学名“心言”。这个名字我使用至今。我出生时祖母为我起的乳名“兰生”（因为那年祖母种的兰花结了兰生），变成家乡小名了。拜师那天，太希先生授了第一课——怎样写毛笔字。他说了不少话，而我只记得两点：笔要握直，笔要握紧，不要被人从背后拔出笔。后来我明白，先生所说的“背后拔笔”，源于王羲之在其儿子背后拔笔的故事。
  我开始上中城小学。第一天，我把课本拿回来，祖父看我的课本，他翻到“小狗叫，小猫跳，小孩子，哈哈笑”的课文，瞄了一眼，翻转课本，默默离去。放寒假时，祖父给我请了私塾老师，教我学《论语》、《孟子》……从此以后，我在寒暑假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可以漫无边际地玩了。以后日机轰炸慈城，我随家人逃难到祝家渡外婆家。等局势稍稍平稳后，回到慈城。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二姑夫和太希先生商量，请太希先生教孙过庭《书谱》。祖父十分强调写字，常对我说，如果写不好字，长大后即使要到商店做伙计，也不会有人要的。在祖父的影响下，我读书学习很用功。
  我在启迪小学[2毕业后，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人在北门外桃园张慧圣老师家学习老子、庄子著作和古诗词。当时，慈城沦陷，慈湖中学分散在郊区办学，大批家住城内的学生无学可上。冯子衡[1]先生在城内校士馆（现在太湖路上）创办了“子衡学社”，讲授初中课文，我们都去那里学习。
  同学们曾问冯子衡先生：为什么要称“子衡学社”而不称“慈湖中学”？冯先生说：慈湖中学现在还在郊区办学，他不是慈湖中学的领导。现在用他自己的名字办学社，是私人办学，可以躲开日本人的注意。目的只是为了让住在县城里的小学毕业生有个学习的地方。
  子衡学社开办不久，日本人就找上门来，要在学社里开设日语课，并指派一个日本军人当日语教员。冯先生只好把他安排在大厅后面放风琴的小房间给他备课和休息。
  这位日本教员性格内向，整天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天热时他坐在房门口乘凉。同学们认为学习日语就会当“亡国奴”，大家都不学日语。这位日本教员也不勉强。时间长了，他很想和我们聊天。大家发现这个日本人中国话讲得不错，而且熟悉不少中国诗文。女同学警惕性很高，对这个不速之客都是躲得远远的。男同学有时会和他聊天，对他懂得中国诗文有些好奇。同学们老是给他出难题，考问他唐诗和宋词。如我们问他“月落乌啼霜满天”，下一句是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下一句是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下一句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对不少诗文都能正确回答。如果他答不出来，我们就振臂高呼：“中国胜利了！”他听了此话，立即考问我们日语，我们肯定答不上来，可他没有说“日本胜利了”。这个日本教员在子衡学社期间没有与师生们翻过脸。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日本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子衡学社准备在慈城大街小巷张贴宣传标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同学们围着乒乓台把彩纸裁成长条，子衡先生要我用毛笔书写。我就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庆祝中华民国胜利光复”……这时，有两个身着呢子军服、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很缓慢地一步一步从大门口走进来。日本刚投降，日军还未撤出，他们仍然在大街小巷活动，只是不再明目张胆地去找“花姑娘”。当时慈城也有一群二十多岁的军用的身穿浅蓝色英丹士林旗袍的“花姑娘”，住在玉皇阁对面大院兵营里，嘻嘻哈哈，春风得意，招摇过市。这两个军官站在乒乓台前，和同学们一起，看我写标语。同学们早就看到了，只是嘀咕了一下，大家都没理睬，我继续写标语。我越写越激动，刚写完一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觉得这句还不够，就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还觉得不过瘾，接着写下了“日本鬼子必须从慈溪滚出去”……我越写越激动，又写了一幅“日本鬼子必须现在立即滚出去！”这时子衡先生走过来，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腰，轻声地说了句：你稍微写得缓和些。我明白冯先生的提醒，继续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内容。标语写完了，大家分头上街去张贴，两个日本军官也离开了，他俩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贴完标语，似乎也就宣布了子衡学社的解散。慈湖中学很快在普济寺复校，胡绳系校长来接收子衡学社。同学们都进了慈湖中学，在那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峥嵘岁月。1946年夏天我在慈中毕业，同年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后来担任49届班长和学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49年在效实中学高中毕业，此时宁波刚解放。
  在慈湖中学和效实中学的回忆很多，与此书的冯氏研究无关，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有点联系，那就是我和李世雄、冯善刚、时根卿三位同学的“桃园四结义”。我们四人是小学、初中同学，当然也包括“子衡学社”那一段特殊的学习时光。冯善刚同学也是慈城冯氏之后，他的姐姐冯筱素，好像也是慈中同学。
  我在效实中学毕业后，因父亲失业回到慈城，家中经济困难，没有路费去考大学，在祝家渡附近的桕村小学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目的是为了积攒路费，争取第二年再考。当时教员的报酬，先是稻谷，后折成钱。我将得到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第二年即1950年，向母亲要了路费到上海去考大学。不久。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东医科大学都寄来了入学通知。父亲和祖父的意见，让我读同济大学，说北京太冷太远，没有亲戚；同济大学在上海，还有亲戚。
  我考的是同济大学电机系，共录取42名，按考分排名，我的排名是第十三名。当时各大报纸公布录取名单，现在都能查到。看来效实中学的教学质量真是不错，我荒废一年，还能考上这三个重点高校。我经慈城农会证明，申请了甲等助学金，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全免。1954年，我在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这是一个军事工业部门，出于保密需要，我几乎与所有的亲戚、同学中断了联系。与父亲的通信，用的是信箱号，父亲也不知道我的具体工作。
  在我读大学期间，慈城家里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父母亲在街道生产组的关心下，编过竹壳暖瓶的壳子，两只手常被竹丝刺破流血。父亲还在县机关做过抄写工作。以后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定时给父母亲寄去我一半的工资；结婚后按全家人口平均数给家里寄钱，从未间断，直到为父母送终。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问心无愧。所以家乡邻里称我是孝子。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国防的需要，以后国务院把第二机械工业部划分为几个独立部门，我转到新成立的兵器工业部工作。以后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现为国家发改委）工作，担任处长和高级经济师。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到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会议和调研，只是很少回慈城老家。在这数十年中，慈城发生过什么事，包括清道观怎么没有了，家门口的小河怎么没有了，慈城“破四旧、立四新”和“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我都一概不知。到2002年，我参加慈中百年校庆，才与各位校友联系上。对冯子衡先生以后的情况，更是不知道了，只是时常会想起他。如果他还健在，已经是百岁以上的老人了。
  ⊙我的两个冯家阿爷
  口述者：杨亦佩出生年月：1954年职业：企业管理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慈城中华路14号（月亮门头）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在这里生，也在这里长，从慈湖中学初中毕业后在慈城工作。说起慈城冯氏，阿拉杨家与冯家有姻亲关系，且这关系像一张网，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父亲叫杨洁予（1915—1983），字庆曾，曾在上海四明银行工作，工作前在修能学校[1]读书。听说修能学校首任校长是槐花树门头冯君木先生，其子都良先生直接教授过父亲，这是杨、冯两家的师生关系；另外祖母的姐姐嫁给半浦孙衡甫为妻，槐花树门头一房媳妇冯洪氏的姐姐为孙衡甫继室，这层姻亲关系，按辈分我称都良先生为阿爷。
  旧时的慈城，冯、杨、尹、俞、钱等人家是联姻的望族圈，可谓门当户对。另外一层姻亲关系是阿娘的姐姐嫁到玉皇阁冯家，这样阿娘与冯寿康俩人为表姐弟。父亲是阿娘独生子，过去人迷信，说是独子难养，过继一下成长得顺当，这样，阿娘就让父亲认了有四个儿子的寿康公为寄拜阿爸，我自然就有了两个冯家阿爷。还有一层姻亲关系，那就是母亲也姓冯，她是顺水弄冯家（现址为民生路）的女儿，属于大宗祠。
  小辰光，我常去玉皇阁阿爷家，那时的阿爷已大门不出，总是坐在藤椅上，据说是患高血压中风以后。阿爷与冯家阿娘住在一起，家有一中年保姆。每年的正月初一，祖母、父亲带我们（还有哥哥、姐姐）去玉皇阁，向阿爷、阿娘拜岁，我们跪拜行大礼，拜完后阿爷依次给我们每人一个压岁红包，每包两元钱，这是大钱，当时的大米才1角4分1厘一斤，中午还在阿爷家吃中饭，菜肴也比阿拉家里好。阿爷阿娘俩人按他们的孙子称呼叫祖母为杨家婆婆。平时，我们没大人带也常去玉皇阁玩，因为阿爷家大，道地也大，和小伙伴玩“老鹰抓小鸡”、“官兵捉强盗”之类的游戏场地大。而阿爷、阿娘很喜欢我们去，常问些家里的情况。应该说，我们两家一直走得比较热络。
  旧时的慈城，一些有名望的人家，其客堂布置颇具古风，上横头的长桌、八仙桌、太师椅，上横头的墙面中间是画，两侧是对联，其画其书展示各家主人的喜好，有的人家客堂两侧各放一对圈椅和茶几，而家具材质不是红木，就是花梨。我家父母身体有恙，病休在家工资打折扣，因而家境有些窘迫，然客堂的摆设还是较为传统。而玉皇阁阿爷家，不知是年老才搬到慈城的，还是生病的缘故，家里摆设比较简单，是客堂兼卧室的那种。从西边进门，门边有张方桌，上面挂张画，寿星捧一只寿桃，还有只梅花鹿，是一幅传统画，象征福禄寿吧。北墙有扇窗，窗边是张铜床，靠东墙的一张床，是民间俗称馄饨担的那种床，没有豪华气派。听大人讲，阿爷曾经是钱庄阿大，家境富裕，但从家里的摆设感觉不到这些，后来我发现了做工考究的眠床，是骨木镶嵌那种，却搁在大房间没使用。尽管如此，阿爷家花花色色的吃场（方言，即零食），比如苹果、香蕉、花色奶糖、水果糖，这些现在看来已不罕见的食品，过去一般人家是拿不出的，而阿爷家四时食品还是较为充裕的，香糕、绿豆糕之类的糕点几乎不断。
  从我记事的年份起，阿爷家还同住孙子，后他们从外地来探望住些日子，我们父子俩陪同他们走友访亲。70年代初期，曾陪同兰荪大阿爸、元恺哥探望过都良阿爷，还在那儿一起吃过饭。
  都良阿爷住在槐花树门头冯家祖屋，在慈城镇太阳殿路中端的北侧小弄内一小院，是两进坐北朝南的建筑，分前厅、后进。前厅为五开间，重檐硬山顶；后进为三间一弄，重檐硬山顶，为民国初期风格。
  都良阿爷住在前厅楼上西首第二间，与阿娘同住，据说是因北京疏散人口而迁往祖居慈城，具体事务由堂侄冯舒仲[1]（小名阿毛）操办，这张照片是当时阿爷与阿毛伯在慈湖的留影。阿爷的客堂还兼做书房，是传统摆设。正上方的板壁挂一幅国画，画面是山水，几块石头、几片兰叶，像园林的假山间钻出几片绿叶的那种，清闲而幽香。两边是对联，我好像轻声吟过，只是时间太久，忘了。阿爷给我的印象是满腹经纶，是个谈吐儒雅的读书人。一次，父亲邀请阿爷来我家吃饭，看见母亲就说，这是阿拉冯家美玉。母亲向他行大礼，坐在上横头的他，在对襟上衣的下右手口袋摸出一个红包，说是给见面礼。那天，我家像过年一样隆重，母亲拿出平时不用的餐具，烧了她最拿手的红烧狮子头、咸菜大黄鱼及我父亲拿手的东坡肉，文火炖了一天一夜。阿爷一点也没有师长的架子，与父亲一起老酒嘬嘬，谈古论今……他幽默风趣的话语，我们兄妹听得像上课一样。此后，我每次随父亲去阿爷家，第一眼看到他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听收音机。与去访者交流，大多是他在谈天说地，而且幽默的言论夹带一些古诗，是随口而出的那种，当时的我听也听不懂诗文，因而一句也没记住。我听都良阿爷说，阿毛伯的大哥冯伯昌（参见表6.2.4）参加革命，还是他鼓动去的，现在有关新四军的回忆文章中还能找到他的名字。
  两位冯家阿爷都是从都市回小城的慈城人，但他们的风格不同，这让我开了眼界，他们谈吐的侧重不同，一个重经济，一个重人文，但他们同样格外关心着时事政治……寿康阿爷年纪大些，长有尺把长的白须，像老神仙似的慈眉善目，身上散发着仙气。而都良阿爷蓄八字短须，像老先生般的和蔼可亲，身上洋溢着书风，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脑子里。
  ⊙姐姐意可
  口述者：冯昭微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太舟坞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姐意可离开我们已有30年，我们始终怀念她。她比我大1岁，1950年从上海务本女中参加军干校，被分配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学习并入党。6年后，被授予中尉军衔的她，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即北京301医院小儿内科工作。
  意可工作认真负责，做事从不张扬，有个患肾病综合征住院的病孩家庭经济困难，拖欠住院费100多元，意可悄悄地代付了；有个病孩家境十分困难，意可怕他出院后不坚持服药而无法康复，买了药品和营养品送到其家探望。一次，一婴儿因浓痰堵塞而窒息，她明知患儿的母亲患有梅毒，却毫不犹豫用口吸出浓痰，挽救了婴儿的生命；她还多次挽袖献血……由此，未婚的她却早早地成了病孩口中的“妈妈”意可又多次被立功受奖，而她的立功受奖，我们家人全然不知，只是在当年街道组织的“报喜队”敲锣打鼓地给军属送来“立功喜报”时，我们才知道意可所做的好人好事。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刊登过她的事迹[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她的采访录音，而一切都是别人看到或听到后告诉家人，我们才知道的。她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等。
  意可一心扑在工作上，于1961年才结婚，婚后两次流产，致体质更弱，10年后，在医院同事们的关怀下，保胎成功，顺产一女儿。而在孕期，她的丈夫随机关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父母亲因北京疏散人口去了浙江慈城，我又在陕西宝鸡工作，在家里，意可无人照顾；在医院，姐姐丝毫没有因自己是高龄孕妇而影响工作，有时因门诊病人多，拖班而错过门诊部到食堂的班车（正遇医院食堂改建，临时食堂远离），她不得不步行去食堂，由于经常劳累，心急如焚的奔波造成孕末期耻骨联合分裂，步履艰难，疼痛剧烈，她不得不靠注射封闭针而坚守岗位。其间，医院收到一封与她有关的感谢信，信是一个病孩的父亲写来的，大意是他的孩子病了好久，到处求医未得根治，那天带孩子来301医院，排到他的孩子看病时快到下班时间了，而看病的是挺着大肚子的冯医生，这位父亲的心凉了一截。不料医生耐心询问、检查，先是提了儿个别的医生也问过的老问题，随后又提了一个从前医生没问过的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检查，终于查出了原因，服药后孩子的病得到了根治
  作为医生，意可就是如此的敬业；作为医生，意可还乐于帮助亲人、朋友，甚至邻居。我们的一堂弟媳33岁怀孕，因患心脏病，一些妇产科医生主张流产，而堂弟媳却很想要孩子，便找到意可。她理解堂弟媳的心愿，在301医院支持下，住入该院，后经心内科、妇产科医生会诊，并在医生、护士和病人的共同努力下，堂弟媳顺利生下6斤4两的儿子，圆了做母亲的梦。1972年，她回慈城探望父母亲。一天一家人围坐着吃晚饭时，一邻居急匆匆跑来，说是她家的一上海老年客人生病住院，现不省人事，因担心出意外，特来请“北京医生”去看看。意可一听，二话没说就放下碗筷，随这位邻居去了医院。原来，当地医院为给老太开胃以降血糖处方。意可了解、问诊、看了老人的病情，确诊这是低血糖引发的昏迷，若不及时处理将危及生命。根据这一诊断抢救治疗，病人终于恢复了知觉。考虑到病人的高龄，意可又在医院守护一夜。老人的子女闻讯从外地赶回慈城，特地上门向“北京医生”致谢。
  4年后的唐山地震期间，我们的姨妈在健康普查时查出得了肺癌，住进了肿瘤医院。此时，姨妈年过七旬，表姐弟找意可商量是否手术。她看了片子后，建议手术。为了安慰老人，手术前后，意可多次从城西到城东探望姨妈……后来，姨妈一直活到95岁才去世。
  多年来，意可侧重于小儿心血管疾病的诊治，这一诊治借助X光造
  影来诊断疾病，这样往往要长时间接触X射线。众所周知，过量的X射
  线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而意可又似乎特别敏感X射线，身体瘦弱的她自觉做了X光造影后，疲乏没胃口，而她却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初，意可右乳被诊断为单纯癌，并动根治手术。手术后，她仍坚持上班，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才在家半休，或全休。而病休期间，她还不忘为年轻儿科医护人员开办英语班，亲自讲课培训……5年后，意可被诊断为左肺上叶小细胞未分化癌。
  作为医生，她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而她没有流露悲伤，以坚持学习来安慰他人和解除自己的痛苦。在意可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她阅读外文期刊，写下论文《治疗肿瘤的国内外新进展》；她收听英语广播，又为一研究生修改了翻译稿；她还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医疗笔记，如化疗所用药名、剂量，辅助治疗状况，血象化验结果，化疗反应，自我体征感觉等各种症状，一直记到去世前一周因不能握笔为止，临终前又立下捐赠“医疗笔记”和“遗体供解剖”的遗嘱，为癌症化疗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临床报告和研究标本。
  意可病情恶化时，母亲还健在，我的外甥女挺挺才11岁。为减轻母亲与女儿的痛苦，意可不让母亲去医院探望，又故意疏远幼女……她克制自己的感情，甚至不让姐夫陪护……这就是我的姐姐，慈城冯家的一个女儿；一个处处替他人着想的女医生，北京301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冯意可。
  意可生前从不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她的住房系姐夫单位分配的单元房中的一室，十几年来三代同堂，而且远离301医院。1982年夏天，医院分给她一套单元房，她表示可先解决更困难的同事。两个月后，意可向组织提出生前唯一的要求是“丧事从简”。然而总医院却破格成立了以院长、政委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四百多名医院医务人员和亲友向“为我院儿科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的意可告别。
  “为我院儿科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是301医院当年治丧委员会讣告中做出的评价，也是对意可年仅48岁的短暂一生的评价。
  ⊙表兄冯彬
  口述者：徐清夷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工程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华雅花园口述时间：2013年4月
  表兄冯彬，我一直叫他“容舒哥”。他是我大姑妈的儿子，正好比我大十岁。他离家投身革命时，我还只有6岁，那时对他的印象不深，只是偶尔听大人说他去乡下了。这前后，我随祖母住在上海的古拔新村二姑妈家，很少去大姑妈家，然而记忆中有这样一幕：二姑父病危期间，我暂到拉都坊的大姑妈家，一天看到彬兄骑着自行车拎了只藤箱回家，好像是刚从殡仪馆回来，我才知道二姑父去世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他是到苏北革命老区参加了新四军。从此，彬兄成为少年的我崇敬的偶像，我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但上海解放许久，仍一直没有彬兄的音讯，大家都忧心忡忡。大姑妈更是心焦如焚，那时我住在大姑妈家，不止一次听她说：“外面的解放军个个像容舒，真希望能在马路上意外地遇到他。”
  有一天，我在三姑妈家，听到三姑妈与大姑妈通电话，高兴地重复着“听说容舒有消息了……”，大家自然欣喜万分。
  得知彬兄要回家探亲了，我们都望眼欲穿。那天我则兴奋得不时到后门外张望，彬兄是怎么走进家门的，我没记忆了，只记得他到家以后，大姑父（都良）和大姑妈觉得他身穿军装太显眼，让他换上特地买来的新夹克，并再三叮嘱他不要把手枪带在身上，于是彬兄把手枪藏到楼上的大橱里。而当时的我多么希望彬兄能神气地穿着军装佩着枪，又多么想倾听他讲述他的战斗故事啊，可他一直没有答应，仅满足了为我签名的请求。在我自制的小纪念册上签了“冯彬”、“冯容舒”、“冯昭遂”三个名字，我十分开心，还向他人展示我的那本小本子。
  一次，彬兄到广州出差，路过上海回家，他背了一个网兜兜，里面有好几个菠萝。又有一次彬兄回部队时，大姑妈让他带去一床新花棉被，他来信中说：“这床大被子几乎可盖一个班的人。”从彬兄来信的“湖北子弟兵社”信封，我知道他的部队在湖北襄樊。过了几年，大姑妈全家迁居北京，我也进了学校寄宿，是从与微之（彬兄的亲妹妹）姐的信中了解到彬兄的情况，如他调到北京解放军报社，是解放军大尉……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到北京探亲时才再见到彬兄，那时他已调到新华社工作。
  与彬兄有较多的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时大姑父、大姑妈从老家慈城回北京住在他家，而我每次出差或探亲去北京，都去那儿。一次还带了孩子同去，而且一住就是十天，本来他家的住房就很挤，因我们的暂住，彬兄让小儿睡到被柜上，而他的女儿正复习迎接高考，然而彬兄和他的一家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毫无嫌弃之意。现在回想当时的热闹，甚至闹哄哄，实感内疚，让我至今耿耿于怀，当然更使我倍感温暖，这表亲有多亲哟。
  在我们表亲的大家庭中，要算彬兄资格最老，而他从不倚老卖老，没有半点干部“派头”。我在他家，总看到他天蒙蒙亮就骑自行车去上班，严寒酷暑都是如此。听说他每天到办公室后立即打开水、拖地板，接着就开始工作，始终如一。家务虽由夫人琴嫂包干，但接待客人泡茶倒水等琐事常由他亲自动手，即使对晚辈也以礼相待。在他家时，他总与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交谈，他知识渊博，加上工作性质，所见所闻显然是我望尘莫及的。而他从不夸夸其谈，总以谦恭、平等的口吻与我交流。每当谈及一些社会上违背民意的事情，他又是叹息不已，甚至会情绪激动地破口大骂，而对底层老百姓的困苦，则是深表同情。一次，家里装修房子，因为没有缓冲的场地，民工按工程需要不得不搬移家具，彬兄看到觉得过意不去，结算工资时额外加了100元津贴给每个民工，这在薪水才数百元的年代可是不菲的钱，令民工们很激动。
  大姑父等长辈去世后，彬兄更是承上启下，用诚挚的情感将诸多表兄妹凝聚在一起，成为大家庭新的“核心人物”，他家似乎成了我们分散在海内外的表兄妹们的“驿站”，让大家感到无比亲切。1987年，我哥尹秋首次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专程到北京拜望阔别近40年的姑妈们。那时两位姑妈年事已高，大姑妈已卧床不起。彬兄为迎接尹秋，让大家有个舒适的环境团聚，精心安排聚餐，还叫上北京附近的亲戚，使尹秋在有限的逗留时间内能与在京、在石家庄的长辈、同辈姨表亲戚欢聚叙旧。
  这些年，我几次到北京办理赴加拿大探亲的签证，常住到他家，气喘吁吁的彬兄还亲自筹办诸多表亲们的团聚活动。2004年9月，我再去北京，彬兄又宴请我们到淮阳饭店进餐，而那时，患病的彬兄已被气喘折腾得寝食不宁，而且外出已离不开轮椅代步，但他让亲人推着轮椅前往……想不到，这竟成我与当年给我签名的彬兄的最后一次欢聚，两年后这位可敬的兄弟永远离开了我们。
  ⊙小时外婆家
  口述者：冯琪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工人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槐树路174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出生在慈城，长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大多住在上海。其间，去过几趟老家，印象最深的是在外婆家。我外婆也是冯家人，她嫁到洪塘的洪家，左湖先生是她的丈夫。
  我11岁时，母亲生病，我去外婆家，在那儿的洪塘小学读五年级，洪塘小学是洪家和陈家共同创办的学堂。
  外婆家人很多，有大舅母，有三舅母，有五六个表兄弟姐妹，还有佣人。外婆家的规矩多，较有印象的是每天末班火车开过，就要关大门，此前晚上7点左右孩子们必须归笼（方言，意指回家）上床睡觉。每天，外婆睡在外间门边的眠床，我们睡在里间，回家睡觉要经过她睡的床，外婆就数我们的脚步声，等一个个到齐了，她才睡着。遇到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来外婆家时，冬天，外婆让我睡到她的脚后头，夏天睡到她房间的另一张床上。当时的农村没电灯（除客堂有盏电池灯），都点火油灯。晚饭吃落，夏天在大门外的道地玩（乘凉）个把小时，就得回家，否则大门关好，庭院深深，叫不应，也没人会来开门，这是外婆定的规矩。我说外婆家规矩多，就是作息时间，几时开窗、几时关门是雷打不动的（不变），特别是夏天几点开窗通气，傍晚几点关拢，说蚊虫要飞进。
  宁波人常说，小时外婆家，大了丈母家。主要是外婆不太管我们，人小，有年龄相近的玩伴，玩得来，多开心。外婆识字，但认得的不多，性子耐，从不发火发威，很多时候是她轻轻一说，或者看我们一眼，我们谁也不敢吭声，倒是三舅母，心直口快，一看勿顺眼就骂，她是我的寄拜娘，母亲托她管牢我，我只好随其骂，不过不怕她，宁波人不是有外甥皇帝的说法吗？有一次到洪塘过暑假回上海，当年去上海是先坐火车到宁波，再坐轮船去上海。那年夏天放假，一面要动身去车站坐火车，一面我还在马路河汰人（在家旁的小河里游泳玩水），急得三舅姆叫个不停。
  当年，农村常有瞎子唱新闻，大人要听，可我不太要听。现在想起来还蛮有趣。还有就是外婆家的零食多，有饼干、印糕、香糕。饼干是上海带来的，印糕每年做一次，各色花样，不过这些我不太要吃，常拿去喂野狗，不过是悄悄地，否则要被三舅母骂煞。顶好吃的是猪油印糕，用猪油芝麻做的，油蜜蜜，香喷喷，这东西现在吃不到了。
  小时在外婆家，我还吃过难忘的西瓜，那味道真难忘，蜜甜透沙。当年，洪家与陈家在洪塘荪湖办了荪湖公墓（即现荪湖水库），管墓人种的西瓜，第二年用来做种，养得九成熟，他请陈家、洪家人吃种瓜，我也跟去。管墓人的家在荪湖岭下，翻过荪湖岭通往汶溪，他叫我们将瓜子吐在罇或盆里，我们乖乖的，谁也不敢乱吐瓜子。说起荪湖岭，还让我想起一泉水，在管墓人家附近，好像是根据县志的记载找到了泉眼，再砌成调羹形状的池泉，外公取名为勺泉。长大后，我曾去寻找过，找不到，可能做路做没了。
  我有过弟弟，大阿弟3岁夭折，小阿弟6岁夭折，还有一个妹妹叫冯子婷，现在杭州。三兄弟只剩我一个，又得二伯宠爱，从小很顽皮。我敢与大嫂赌气，大嫂的年纪与我婶母差不多，赌气的事让二伯知道，被他打了一顿，我以不吃饭“反抗”，二伯没法只好带我到外面上馆子吃饭。可这样的坏脾气在外婆家一次也没发过，这不能不说，是外婆的规矩对我产生了影响。
  ⊙父亲、母亲都姓冯
  口述者：冯冰峰出生年月：1973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城小学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的父亲明昌、母亲宏春，都姓冯，是慈城东江沿人。
  1970年，父亲25岁。爷爷路上碰到外婆，爷爷请她做媒给儿子找个对象。那还是“文革”后期，唯成分论，外婆热心找了几户有大姑娘的人家，可一听男方是大佃富农成分，都不愿意而回绝了。一次，外婆与邻居婆婆闲聊说起：“这么好的人家，可惜自己女儿还小，刚满十八。”不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邻居婆婆觉得这两人蛮相配，就找到爷爷来说媒。而母亲不同意，当年母亲家的成分也是大佃富农，从小受到贫下中农的儿女歧视，觉得再嫁到同样成分的人家，那这生这世永远没出头日子了，而外公觉得爷爷奶奶人好，女儿嫁过去不会吃亏，就极力撮合。就在这年底，东江沿的西房与中房的冯姓同族人，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拜堂结婚了。
  外公叫冯宝根，住在东江沿的大村庄，有两个弟弟训根与训定。曾外公冯金水，据说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党员，因他有三个儿子，曾外公买了很多土地，且家中又有雇工，儿子娶媳妇后也没分家，结果在土改时评了地主成分，外公被评为富农。
  爷爷福贵也是三兄弟，曾祖父早亡，同年爷爷的哥哥壮年也过世了，爷爷与其弟福宝一起在慈城经营最大的鹅行，爷爷还有孵坊。兄弟俩将赚得的钱买土地。这样，爷爷既要种田，又要做生意，忙不过来，家里雇有长工专门做田头生活，农忙时还雇短工。日本人侵占慈城后，威逼慈城商人缴纳莫明其妙的钞票。慈城商人既害怕，又不愿用血汗钱“孝敬”东洋鬼子，纷纷脱掉长衫换上伙计的衣衫，这恼怒了日本军人，以为老板“不干活的”，就出了“进出城摸手心”这一招，凡手心柔软的人都要抓。一次，爷爷从慈城回家，日本哨兵摸手检查，爷爷农民出身且没间断过干农活，因而手心布满了老茧。家人很痛恨日本鬼子，那次爷爷庆幸因老茧而逃过一劫。
  抗战时期，东江沿小洪家的洪其友，参加了四明山三五支队游击队员，不幸被日本人抓捕。当时爷爷是甲长，小洪家归属爷爷的一甲，爷爷闻讯后，与乡长冯秋林一起去县政府将其保释出狱。我曾听洪其友说“其命是爷爷与秋林给的”一话，洪其友孤身一人，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前两年在宁波光荣院过世。
  我从来没看到爷爷吃过牛肉。儿时的我问他：牛肉好吃，你为啥不吃？爷爷说，他年轻时也喜欢吃牛肉，只是发生杀牛事件后，才不吃的。原来，东江沿有一冯家人开牛行，一次，爷爷帮这人牵牛进屠场，不料牛走到屠场门口再也不愿走，而且是双腿跪地，两眼泪汪汪看着爷爷。爷爷惊呆了，猜想是牛闻到血腥味而求生。爷爷心善，出钱把这头牛买下来，养着让其耕地做农活。后来那头牛年老耕不动地了，爷爷也没杀它，而是任其自然老死。当年的农家吃的少，有个长工说想吃这牛肉，也被爷爷拒绝。在他监督下，长工在我家的地里挖了个深坑，把牛埋起来，爷爷还给老牛做了堂佛事以度其超生。
  解放前，爷爷家因城里有鹅行，村里又有五十余亩土地，生活过得不错，家外围高墙，还有护屋河。据奶奶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家里常遭抢劫，其中六次遭遇“和平军”与守城警察抢劫，还有邻村地痞流氓也常常光顾，吓得爷爷和家人是东躲西藏，家里还做一些藏人的草垛，值钱的东西先后被抢。奶奶也是老实人，为避免砸、烧、杀，她还烧点心招待抢犯。当时的家里虽说被抢了不少财物，但爷爷还会帮助缴不起税的人无偿代缴，因而他在村里人缘非常好。1949年，爷爷家被评为大佃农，第二年就被摘改为富农。
  外公比爷爷小十多岁，因两人同根同村，都是慈城统宗祠的子孙，外公了解爷爷心地善良、做事宽宏大量的人品。外公有五个儿女，母亲是他的独女，出于对独女的偏爱，自然要让女儿嫁户好人家。外公家的箩筐、水桶一侧上书“宝根”，另一侧上书“始平”。年幼的我知道“宝根”是外公的名，以为“始平”也是人名，可想来想去外公家没人叫始平，就问外公为什么。外公的回答好像跟祖宗有关，我也没追问，长大后知道在慈城城隍庙附近有一条路称始平路，终于弄明白慈城冯家出自“始平”，难怪外公家的碗底还刻“始平”两字。
  外公与爷爷两家结亲，算是亲上加亲。母亲好强，能吃苦耐劳，很勤俭，像外婆。父亲是三兄弟四姐妹，行排第六的父亲不善言辞，遇事是非分明，而对时事政策特别敏锐。改革开放后，父亲率先洗脚上岸，在慈城解放路冷水湾口开面馆，夫唱妇随，父母经营面馆三十余年，父母所卖的熏鱼面、大肠面随冷水湾这一地名远播慈城周边乡村，与张氏、王氏、拉面面馆被慈城街坊人俗称为“慈城四大面馆”。
  相差七岁的父母很和睦，家人都说是一好姻缘。据我所知，东江沿冯家同姓结姻缘的至少有四对，现在年龄80多的一对，60多的两对，50多的一对，好像都很圆满。
  附录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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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图、表名称及其章节、页面索引
  表一：忠贞公编排次行第（字）与世系对照表（1.1）（第29）
  表二：慈城诸姓氏土地丘数统计表（1937年）（1.1）（第30页）
  表三：慈城冯氏城区宅地分布表（1937年）（1.1）（第30页）
  表四：慈城冯氏的宁波家园（1.1）（第33页）
  表五：与慈城冯氏有关的现存家谱一览表（2.1）（第60页）
  表六：慈城冯氏旧谱一览表（2.1）（第62页）
  表七：慈城冯氏各支排行对照表（2.1）（第64页）
  表八：慈城冯氏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世系分族支分房表（2.1）（第66页）
  表九：部分慈城冯氏分支、迁徙世系表（2.1）（第69页）
  表十：慈城冯氏参与家乡教育一览表（2.2）（第82页）
  表十一：选入课本的冯骥才作品（2.2）（第84页）
  表十二：慈城冯氏著述、刻印、点校、收藏图书目录表（2.2）（第86页）
  表十三：著书立说的慈城冯氏祠、支世系对照表（2.2）（第91页）
  表十四：慈城冯氏与藏书楼汇编表（2.2）（第92页）
  表十五：唐、宋、元三代慈城地区各姓家族与进士统计表（2.3）（第96页）
  表十六：明清时期慈城地区各姓家族与进士统计表（2.3）（第96页）
  表十七：慈城冯氏科举、世系汇编表（2.3）（第97页）
  表十八：明代慈城地区举人总数与冯氏举人统计表（2.3）（第105页）
  表十九：清代慈城地区举人总数与冯氏举人统计表（2.3）（第105页）
  表二十：唐宋时期慈城冯氏科举、官职汇编表（2.4）（第109页）
  表二十一：明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2.4）（第112页）
  表二十二：慈城地区明代出任尚书、御史、布政使等官职汇编表（2.4）（第113页）表二十三：明代敕谕福聚冯氏名、支（房）对照一览表（2.4）（第114页）
  表二十四：被荫官职的慈城冯氏姓名、祠（支、房）、世系对照表（2.4）（第115页）表二十五：清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2.4）（第122页）
  表二十六：明清两代慈城冯氏官职分析表（2.4）（第123页）
  表二十七：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2.4）（第135页）
  表二十八：慈城冯氏投资商行一览表（2.4）（第137页）
  表二十九：慈城冯氏部分祠、堂与其代表人物一览表（3.1）（第152页）
  表三十：1937年慈城冯氏土地分类丘数表（3.1）（第154页）
  表三十一：慈城冯氏家居（读书处）等遗迹一览表（3.3）（第167页）
  表三十二：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子孙联姻姓氏统计（3.3）（第172页）
  表三十三：统宗祠福聚支匠支宗二房联姻姓氏编录（3.3）（第172页）
  表三十四：慈城冯氏撰、题、书金石一览表（3.3）（第182页）
  表三十五：慈城冯氏的慈风孝行事迹表（3.4）（第196页）
  表三十六：慈城冯氏节孝坊一览表（3.4）（第202页）
  表三十七：慈城冯氏参与家乡建设史纪（3.4）（第202页）
  表三十八：慈城冯氏善举表（3.4）（第204页）
  表三十九：慈城冯氏参与保黎医院管理简况（3.4）（第205页）
  表四十：保黎医院冯氏会员族支考（3.4）（第206页）
  表四十一：慈城冯氏保黎医院经募费用比对表（3.4）（第207页）
  表四十二：慈城冯氏近代烈士一览表（4.1）（第217页）
  表四十三：旌表慈城冯氏功德牌坊一览表（4.1）（第222页）
  表四十四：慈城冯氏建筑遗珍一览表（4.1）（第223页）
  表四十五：慈城冯氏参与修建祠庙庵堂一览表（4.1）（第224页）
  表四十六：慈城冯氏参与社会组织一览表（4.1）（第228页）
  表四十七：刊人母校校刊的慈城冯氏人与事（4.1）（第230页）
  表四十八：刊入《江北之骄》（或江北志书）的慈城冯氏人与事（4.1）（第231页）表四十九：刊入《江北骄子》姓氏统计表（4.1）（第233页）
  表五十：刊入宁波志书（报刊）的慈城冯氏人与事（4.2）（第247页）
  表五十一：冯存仁堂刊著宣传资料一览表（4.2）（第248页）
  表五十二：刊入直辖市（省）志书（媒体）的慈城冯氏人与事（4.2）（第248页）表五十三：第六章口述对象居住地统计表（4.3）（第252页）
  表五十四：近当代刊入国家级媒体等的慈城冯氏人与事（4.3）（第253页）
  表五十五：《浙江旅津同乡录（1919年）》中的冯姓名录（4.3）（第263页）
  表五十六：从院校到科研、经济领域的部分慈城冯氏（4.3）（第272页）
  表五十七：冯宾符著、译、编作品一览表（4.3）（第279页）
  表五十八：刊入浙江藏书史的慈城冯氏（4.3）（第280页）
  表五十九：刊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慈城冯氏（4.3）（第287页）
  表六十：冯梦云创、编上海小报一览表（4.3）（第288页）
  表六十一：冯骥才文学、理论著述目录与版本（含外文版）对照表（4.4）（第290页）表六十二：冯骥才文学作品集分类表（4.4）（第302页）
  表六十三：冯骥才获奖作品一览表（4.4）（第303页）
  表六十四：冯骥才历年书画展一览表（4.4）（第309页）
  表六十五：冯骥才书画集（含图册）出版时间对照表（4.4）（第310页）
  表六十六：冯骥才历年文化讲座（含演讲、讲话）一览表（4.4）（第316页）
  表六十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慈城冯氏（4.3）（第324页）表六十八：发表有关冯骥才文章期刊的地域分布表（4.4）（第324页）
  表六十九：慈城冯氏支族传世对照表（5.1）（第340页）
  表七十：第六章口述者受启蒙教化一览表（5.2）（第345页）
  表七十一：表七十中启蒙教化者分析表（5.2）（第346页）
  表6.1.1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花园后书房世系表（第473页）
  表6.1.2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前新屋江房世系表（第480页）
  表6.1.3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前新屋世系表（第483页）
  表6.1.4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世系表（第487页）
  表6.15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后新屋新大门世系表（第492页）
  表6.1.6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顺房雷家巷世系表（第495页）表6.1.7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乐房藕田畈世系表（第499页）
  表6.2.1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褒德堂西高址楼世系表（第621页）
  表6.2.2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世系表（第628页）
  表6.2.3统宗祠福聚军支××堂完节坊世系表（第644页）
  表6.2.4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第648页）
  表6.2.5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布政房世系表（第656页）表6.2.6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世庆堂柳山庙世系表（第661页）
  表6.2.7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崇美堂云山前尚志路世系表（第672页）
  表6.2.8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仲德堂觉民路世系表（第682页）
  表6.2.9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一房世系表（第685页）
  表6.2.10统宗祠福聚支冯宅世系表（第692页）
  表6.3.1大宗祠大街支世显堂颜家桥头世系表（第736页）
  表6.3.2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世系表（第740页）
  表6.3.3大宗祠大街支世显堂顺水弄世系表（第743页）
  表6.3.4大宗祠大街支××堂双块桥板世系表（第745页）
  表6.4.1慈城冯氏苏冯支部分世系表（第753页）
  附录四：
  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1]冯骥才是“文革”后第一位拿稿酬的作家，见《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88页 [1]冯骥才初中三年级时，师从严六符（1908—1993，浙江宁波庄桥人，学名仁统），学习山水画基本功，后投身于京城画师惠孝同（1902—1979，北京人，原名惠均，号拓湖）门下，20世纪60年代初，又跟随溥佐（1918—2001，满族，北京人，全名爱新觉罗·溥佐）、张其翼（1915—1968，祖籍福建闽侯，字君振，号鸿飞楼主，满族人）等先生学画过花鸟；1962年2月1日，在《天津日报》上发表《碧云寺石桥》，见《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41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68、269、392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68、269、392页 [1]张先生：张逸民，南通柴油机厂厂长，见李建树《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4页 [1]题款诗：浓浓淡淡意，深深浅浅情，远远近近事，尽在此幅中。庚午秋忙里闲时作是图。见李建树《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5页 [2]山水画《苏州梦》，见《宁波侨乡报》1992年5月1日 [1]五幅作品，其中三幅是《又过万重山》、《冰河倒挂》、《老夫老妻》，见李建树《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7页 [1]一说是支持宁波重要历史文化古迹“贺秘监祠”修复，见陈强峰《土厚根深人远情长——忆冯骥才慈城寻根》，《慈城冯氏研究》2006卷，第42页 [2]《天一阁观画记》，《宁波日报》，1997年1月1日，第7版冯骥才将义卖所得捐给宁波，图为媒体报道影印件（1992年） [1]据《晋诰恭人节孝冯母传》文载，冯德文（1742—1769），号天纯，慈城冯氏33世孙，客游粤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因瘴癔殁于外，旅榇归（冯茂椿纂，道光十五年版《冯氏惠宗祠支谱》）（因时隔久远，家传误于家谱的记载，特作注解） [2]据《晋诰恭人节孝冯母传》载《冯氏惠宗祠支谱》（冯茂椿纂，道光十五年版） [3]同[2] [4]寄月楼：冯汝霖，字听颿，少孤，居县城五马桥。以朴勤世其家，好读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官郎中。所居寄月楼，藏书数万卷，校雠精核（童银舫，《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宁波慈城冯氏研究》2006年卷） [5]循陔书屋：冯汝霆的藏书楼为循陔书屋。冯汝霆，字廷雨，号耳堂，汝霖弟，由廪生例授同知，著有《循陔书屋吟稿》二卷。《四明清诗略》引谢鞠堂序云：“先生家初富盛，寄月楼藏书数万轴，寝馈其中，所交游皆四方名士，以是文誉日起。屡试不得志。益肆力于诗古文词，而诗尤酷，所作清微淡远，不假雕饰，与《长庆集》为近。”（童银舫，《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宁波慈城冯氏研究》2006年卷） [1]冯可镛（1828—1887，另一说1827—1886），原名可钺，字佐君，号舸月，汝霆次子，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举人；冯可鋑（1825—1890），族名可礽，号荷舲，汝霆长子，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举人（冯春源，启承祠支谱《慈溪冯氏族谱续编》，2000年抄本；光绪《慈溪县志》卷21） [2]冯可镐（1821—1867），字号有诗舸、可珍、宝儒、显臣，恭房汝霖公幼子（冯春源，启承祠支谱《慈溪冯氏族谱续编》，2000年抄本） 后书房子姓以醉花书屋而聚（2007年） [1]冯维周（1879—1967），名昌桢，字贞官，启承祠八世孙，支行宜（冯春源，启承祠支谱《慈溪冯氏族谱续编》，2000年抄本）；1946年，慈溪孝中镇召开镇代会，与钱太希、冯柏生等作为公民代表列席会议（《孝中镇镇代会临时会议纪录》，《慈溪报》，1946年9月29日） [2]后书房冯氏汇编的《冯氏亲友通讯录》之评语 [1]冯晓源（1956—），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医学教育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放射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放射学杂志》副总编，《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责任主编。主编《现代医学影像学进展》、《影像诊断手册·神经系统分册》、《医学影像学试题与题解——医学教学参考丛书》等多本专著，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颁发的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等奖项（百度百科） [1]云居庵：咸丰三年邑人冯云祥改建，同治元年毁于粤寇，七年尼厚道建（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一，第四十五页） [1]阿大：旧称商店经理，见朱彰年等《阿拉宁波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7页 [1]从（叔）祖父：此有可能为前新屋外吾记冯全璜（1889—不详），字迓甫，冯五楼小儿子，见冯春源《慈溪冯氏族谱续编》（启承祠支谱），2000年抄本 [1]冯庆荣，见《父亲和冯存仁堂》一文 [2]上海方言，意为捣乱、毁灭 [1]详见附文《给孔老板捡了个便宜》 [2]大屁股：淮房（月记）长子冯庸先（1888一？）原配妻子，姓名不详，是冯家有影响的人物，认了不少寄拜儿子，其中之一是曾任冯恒大经理的孙鼎初。慈城沦陷以前住在慈城，后因屡遭敌机空袭而去上海，一直住在那儿（据其亲属、孙友谊等口述） [1]嘉广生药行：清道光三十年（1850），浙江嘉兴广生药行迁到上海里咸瓜街，开设嘉广生药材行；1937年是上海药材七大行之首（《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69页） [1]关闭大吉：时间一说是1940年，而1941年10月19日的《申报》还刊登冯存仁药堂广告，故可能是1941年前后 [2]参见包于飞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1]这里的伯伯，其实是叔叔，这是因上海方言称叔为伯，这里实是父亲的弟弟 [1]据此口述，笔者在冯春源的《慈溪冯氏族谱》（抄本）查到冯尔梅一名，又在慈城白龙山老墓区找到冯二梅的坟墓，综合多人口述与《启承祠贞房季房前新屋四房系世表》，汇编成《前新屋江房记先（保）字辈及子孙姓名表》 [2]据口述者表妹洪放口述，其外婆以夫家的“冯九记”行名 [1]据考是贞房季房淮房，与口述者是堂房兄弟，即冯全琪次子继出的一脉 [1]冯子贻（1909—不详），号庆懿，1937—1939年任慈溪孝西镇镇长，1939年底去上海，1944年底回乡，根据《慈溪报》记载，1946年，任孝中镇镇代会主席，代表有冯立先、冯锦标、冯祐等21人，列席公民代表有钱太希、冯维周、冯柏生等（《孝中镇镇代会临时会议纪录》，《慈溪报》，1946年9月29日）；与族长冯祖麟等21入发起了任士刚先生追悼会（《慈溪报》，1946年7月10日）；与旅沪乡贤秦润卿观摩了中城学校毕业典礼，参加了慈溪县社教协会第四次常务会（《慈溪报》，1946年7月11日）；次年，冯子贻还主持了县政府修葺“骢马桥工程”募收款项的验资工作（《慈溪报》，1947年2月7日） [1]口述者所说的道台，可能是口述者的高祖“全”字辈的冯本堂（1831—1863，字芾村），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与伯父、父亲筹防助饷，捐银二十万两，赐冯本棠以军功加四品衔并赏花翎，参见正文清代的赐封一节，按清朝官职，道台为正四品；为据《劫官未成》消息：“慈邑故绅冯观察之如夫人于去年逝世，其灵柩厝在北郊外普济寺之竹园前……”（《甬报》1899年4月8日），这里的故绅可能是冯本堂，家人称芾村公，参见附录四 [2]据《慈筹募学田运动冯俞两姓继响应》载：慈溪自县府发动五万亩学田运动以来，城区冯氏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启承祠等新老斯文会会长冯祖麟发起，愿将全部会产二千余亩田扩充教育基金，以资提倡。（《上海宁波公报》1945年12月26日）参见附录四 [1]上海橡胶鞋厂：1.是年（1931），上海工商橡胶厂在白利南路530开设，资本15万元，职工290人，炼胶机4台，日产胶鞋二三十万双，“八一三”事变后，工厂响应内迁桂林，当日军进犯桂林又再行搬迁，于1945年抵达重庆，与利华橡胶厂合并（《上海橡胶工业志》之大事记）；2.甬商李祖荫、冯子诒、朱继良等鉴于橡胶制造之需要，舶来品之充斥，乃集合资本，创设国货橡胶厂，专事制造套鞋、热水袋等，以供社会之需求。厂址在白利南路五百三十号，营业所设五马路西广福里十四号，定名中国工商橡胶厂，聘请边文卿君为经理，化学专家阮口施君。闻已筹备完全，开工制造，出品优美，坚固驾乎舶来品之上，已开始营业。在此努力提倡国货之际，该厂应时而生，实国货界之一好消息也。（《国货橡胶事业新发展》，《申报》1932年9月25日） [2]橡胶鞋厂被炸：1.敌机三度肆轰闸北（《申报》1937年10月6日）；2.沪西周家桥白利南路，今晨九时三十分许，有敌机十二飞往，投弹十余枚，首当其冲者，系申新第一厂、民生纱厂……（《申报》1937年10月27日） [1]有关这场火灾的报道：本城昨晨（8日），发生空前火警，兹探情形药暑如下（略）。 警察局弹药库爆炸，慈城大火延烧半夜，城隍庙及前新屋尽付一炬，波及县看守所，囚犯越狱十名在逃未获（《时事公报》1946年6月9日） [2]慈溪警察局因火药爆炸而发生大火，施救不易，延烧半夜，毁屋百余间，可谓慈城战后空前巨灾——未伤一人，真是不幸之大幸（短评《慈城大火及其他》，《时事公报》1946年6月10日） [1]四房，即江、淮、河、海（汉）四房，参见表6.1.2、表6.1.3等 [2]小学校：清末，启承祠创办藕田学校，参见表十 [1]长房：前新屋河房长子冯癸先，族称房长，有冯庆辅、冯庆余、冯庆嘉、冯庆和四子，参见表6.1.3 [1]门墙献金，效实中学三十五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宁波日报》1946年10月25日） [2]慈溪冯度启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一日，三女可与蔡生览孟由周嘉后、方余甫二君介绍，假座宁波效实中学大礼堂举行结婚典礼，承张申之先生证婚，并蒙诸亲友厚赐隆仪惠临新礼，招待诸多简慢，特此申谢。参见附录四 [1]效实上海分校：效实中学百年大事年表记，1938年，在上海租界内设立分校，8月上海分校奉浙江省教育厅指令核准备案；上海分校教职工名录记，校长冯度（《百年回眸·宁波效实中学建校百年史料名录集》，第33页，第119页） [2]一六学会：1939年，由董善登、陈雅芳、方之拯、董学陶、张处让、冯丁等人为首的进步青年组织，以联络感情为由，开展爱国救亡活动，规模与影响逐步扩大，其成员几达全校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百年回眸·宁波效实中学建校百年史料名录集》，第86页） [3]据口述者的婶婶王缦兮（冯度的小媳妇）口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曾随冯丁到宁波效实中学的冯家做客，与公婆（冯度夫妇）一起生活几天，冯度先生不太管儿女们的事，妈妈十分善良，是传统的严父慈母。当时冯家吃的饭是食堂给做的，吃的是家常菜，冯先生爱喝点老酒，其中一个下酒菜是炒沙蟹，那时夏天宁波人的小菜（根据电话采访记录加注） [1]据《校长冯威博辞职校董会一致挽留》载：校长冯威博除报告校务、经费收支外，并以体弱多病，提出辞职，各校董佥于冯校长主持校务垂二十年，苦心擘画，成绩斐然，一致挽留，惟为顾全冯校长休养体力计，请教务主任蔡箴五负责（《时事公报》1948年7月2日） [1]青山：全名青山彻藏，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原东京帝国大医科大学校长青山胤通博士的养子，曾在该校设立了第一外科学教研室并主导其教学及科研工作 [2]西成甫：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与藤田恒太郎等著有《人体显微解剖图说》 [1]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战时救护委员会，后改为救护总队，救护工作全面展开（据《中国红十字会大事年表》） [2]冯援，中共地下党员，详见冯季衡的《我的引路人》一文 [3]许学铭：1932年出生，安徽医学院1956届毕业生，其后调到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任外科副主任医师，1992年退休 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39世孙、冯固珍藏的《冯雪卿家传》（1990年） [1]张韵，1970年出生，2002年加入布朗资本投资公司管理团队。之前，先后在爱普塞隆投资管理公司、坦普顿环球投资顾问公司、花旗证券等任职，曾担任巴尔的摩市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主席等 [2]《专访美国布朗资本投资公司张韵：如何选择成长股》（《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4日）（百度百科） [1]冯养生：又名冯堪，启承祠贞房支祖孟房之后，宁波法政学校毕业，在上海为律师（宁波同乡会的《甬江初集》，第206页），参见表6.1.4 [1]冯世立等送给郊实校庆35年的个人礼物，出资修路费。《宁波日报》1946年10月25日。参见附录四 [1]参见《冯伯准和大来银行》和表二十七 [1]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修，卷四十一 [2]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修，卷十四，第11页 [3]参见《慈城冯氏参与修建祠庙庵堂的一览表》（表四十五） [4]参见《慈城冯氏参与家乡教育史料汇总表》（表十） [1]据《慈溪县志》、现存家谱等资料考证，冯诩廷无功名，本口述中举人一说有疑，待进一步考证 [1]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代表作品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等 [1]1965年为“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有高考的年份 [1]颜家桥冯家，参见表6.1.1 [2]布政房冯定，参见表6.2.5 [3]冯宜，参见表6.3.7 [1]详见表6.2.1 [2]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冯里安，西高楼址1号，楼房4间等 [1]据表6.2.1，恤行锡逵，任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为口述者烈祖 [1]详见冯东都口述的《父亲和铁路广告》 [2]直街：《慈溪县志》记载为大街，现名解放路 [3]节孝坊：据《慈溪县志》卷三记载，骢马桥南，国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冯鹤年妻钱氏立；又据冯谱记载，此坊于1956年秋天被龙卷风吹倒 [1]1920年10月4日《时事公报》所刊的《组织中医研究会》：慈溪自保黎医院开办以来，求诊于中医者十去八九，中医士冯心田、冯少眉等四君，有鉴于斯，欲根本解决，非组织中医研究学会以互相切磋不可，业于9月12日成立 [1]西高楼址：又称西高楼子、西高址楼。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冯里安（冯心田长子），西高楼子1号，楼房4间等 [2]实为高血压，慈城民间多称高血压为中风 [1]1905年前后在义隆药行学生意，称慈溪观音堂人，见《上海药业崇善会·学业汇记》（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279-2-17） [1]据记载：1929年5月26日至6月1日，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灵榇从北京碧云寺奉安于南京中山陵，国民党做出了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停止一切宴会娱乐七日之类的要求。是年农历四月二十一，阳历为5月29日[2]好日酒：方言，即婚宴 [1]戴头袱：旧时宁波女子出嫁时头上戴的红布。袱，音为篷 [2]太婆：曾祖母。这里口述者借用了孩子对曾祖母的称呼 [1]生活：方言，指工作 [2]娘子：方言，指未出嫁的女孩 [3]纰头：也称贴纰，方言，衣服边缘往里折叠的部分，纰音为皮 [1]据《冯氏福聚宗谱》，绩高堂之名在“彬行”出现（明天启版本，同治丙寅处重订） [2]据《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清册》（1953年）：太湖路32号户名冯劬]存，成分职员，实住2人 [3]这本书：《冯舜华纪念文集》，中建总公司编于1997年4月，后由其子冯皖民看望口述者时赠送 [4]寄拜：一般指为了期望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孩子拜一个多福多寿的人为干爹；慈城冯氏的寄拜大多是寄拜给本家族内的兄弟，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可寄拜给弟弟家，也可寄拜给连襟（即孩子的姨丈） [1]孙衡甫（1875—1944）：又名遵法，慈城半浦人。光绪年间，在上海久源钱庄做学徒，后在信裕、恒隆、恒来、益昌等钱庄参股。1907年，投资创办上海泰来面粉厂。次年，投资四明银行。1910年后，历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主任、经理。1931年起，历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保险公司董事长，并投资上海浙江银行、统原银行、明华银行、苏州信孚银行、苏州电气厂、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穿山轮船公司、上海童涵春国药号、长江煤矿公司、上海宁益银团等，兼任股董等职，还投资上海市房地产业，建造1200幢里弄房屋（现延安西路与巨鹿路间的四明村）；热心公益，捐资建造半浦小学，修建慈城至半浦的道路，宁波灵桥建设出资5000元大洋，占总造价的一半 [1]完节坊魁字门头，是太太公（即允骏公）的房子，后来大公公（冯康年之父劬勤）就住那边，儿子士能也出生在完节坊（据姚婉珍口述） [1]公共房子：完节坊1号、太阳殿路地址的数间房屋户名一栏为“共有”，办理手续代理人一栏为“冯孟颛”、“冯勉勤”（宁波档案馆，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 [1]北边：时为中共领导的地区之代称 [2]冯昌伯为总站长，受“华中货物管理局局长”兼“苏北银行”匪方后勤部魁口口指挥，近匪则于去年十月间，潜来上海亲自部署。（《共匪庞大补给机构破获沪甬青岛抄获物资百亿匪方震惊扣押华中干部追究责任》，《申报》，1947年11月6日） [3]信客：人言为信，信的原本意思是言语真实，这里是指专门为他人送信、传物的人 [1]陈国庆，《解放日报》将把宁波列为重点报道城市，《宁波日报》1995年10月21日第一版 [1] 《沙孟海全集》日记卷2第656页有40余名之多（朱关田，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2]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浙江安吉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 [3] 况蕙风（1859—1926），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人称况古，况古人，室名兰云梦楼，西庐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3] 况蕙风（1859—1926），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人称况古，况古人，室名兰云梦楼，西庐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1]陈屺怀（1872—1943），名训正，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今属宁波余姚）人；早年参与组织“石关算社”、“剡社”以及在上海参与创立“通社”；清末先后出任宁波教育会首届副会长、浙江省咨议局议员，1910年加入同盟会，系早期同盟会成员；宁波光复，参与组织宁波市军政府，主管财政；之后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浙江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国民政府参事等多职；曾主办《生活杂志》、《商报》，著述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天婴室丛稿》、《晚山人集》、《天婴诗辑》、《论语时训》、《甬谚名谓考》、《伣言》等八种，并修纂《定海县志》、《掖县志》、《鄞县通志》等 [2]葛夷谷（1862—1949），原名夷甫，一名旸，字夷谷，号夷之，浙江慈溪人，居鄞县，善书法，为民国时宁波名家 [3]张于相（1880一1950），名原炜，号悦庭、葑里老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1907年后历任鄞县教育会副会长，市政府文书课长，是浙江省议会第二、三届议员；抗战爆发后，避日隐居甬上，著有《葑里剩稿》四卷54篇，沙孟海题写书名，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4]陈彦及（1890—1948），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今属宁波余姚）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同年任上海《天铎报》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7年加入国民党后，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时事新报》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 [1]俞叔平（1909—1978），浙江诸暨人；1938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个警察博士生。回国后先后任重庆中央警官学校教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室主任（时朱家骅为组织部长），国立重庆大学训导长兼商学院教授，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任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刑法 [2]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人，1908年6月，赴上海考取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白克（今凤阳）路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为自费生，先随纳少华博士习德文，二年级后，跟德人学史地、动植物、理化等课程；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还先后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和考试院副院长、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务；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关系的重要人物 [3]《沙孟海全集》篆刻卷第132、133页 [1]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1935年下台。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1]参见《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 [2]同[1] [3]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4]钱罕（1882—1950），原名保爽，字太希，一字吟棠，浙江慈溪（现慈城）人，近代书法家，书尚汉晋南北朝，出手挥洒，变化多姿；泛览群经诸子，钻研文字声韵之学 [1]《回风堂诗文集》后附《妇学斋遗稿》 38世孙女冯昭微（中）和嫂子薛琴珍（左）、表妹徐清夷合影（2013年） [1]《沙孟海全集》日记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2]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1]周绍良（1917—2005），安徽建德（今东至）人，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 [1]有根据手稿打印的文件，其他不详 [2]参见附录六《冯氏姓名（字、号）、生卒年限、族（支、世系）对照索引》 [3]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绍兴上虞丰惠镇人，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革命学者。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 [4]姚东桥：《拓荒者、耕耘者和先驱》，见《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页 [5]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6]许广平（1898—1968），女，广州人。1917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 [7]雷洁琼（1905—2011），女，广东台山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1]《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3页 [1]徐黎如（1904—1989），冯君木学生徐韬的长女 [1]日记中的弟、容舒和可意，分别为冯都良的弟弟冯宾符、儿子冯彬和女儿冯可意，参见表6.2.4《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 [2]参见表6.2.4《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 [3]老五篇：指毛泽东的五篇短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和《实践论》 [1]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中共党员。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代理主编，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新华日报》编委，《时代日报》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编委 [1]据统计，1933—1937年，冯宾符先后用“仲足”、“宾符”、“奥松”、“艾纳”等笔名，在《东方杂志》、《申报》、《永生》、《半月》、《文化战线》、《国民周报》等发表100多篇时事政论（据《冯宾符年谱》） [2]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 [1]据冯彦珽的《槐鹊记异》载：门前槐树百数十年物也，相传为翔宇公所手植，大二三十围，高四五六丈（《孝溪旧闻一卷书同文草一卷》，天一阁藏本） [1]此说与《冯君墓碣铭》一致，[冯幵：《回风堂文卷四》，第二页] [2]参见表6.2.4与表6.2.5 [1]直卖：旧时的一种买卖方式，是名义上的出卖，类似无限期的抵当，仍可赎回 [2]据《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清册》（1953年）：金刚经路，户名冯友龙，成分职员 [1]徐荷君，又名徐曼略、徐韬，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文，后师从于“四明四才子”之一、著名学者冯君木，清光绪三十年中举人。徐的女儿徐黎如嫁给冯君木的长子冯都良为妻 [2]李思浩（1882—1968年），字赞侯，慈溪沿江乡（今属浙江余姚）人。早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后考中举人。曾在清政府盐政、税务机构任职。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盐务署科长、厅长，次年为国家税务筹备处委员。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次年为代理财长，6月兼中国银行总裁。1919年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1919年徐树锋创边业银行于北京，李任总经理。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名列安福系祸首之一，被通缉。1924年段祺瑞复出，再任财长兼盐务署督办。1925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3]1926年在中国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前夕，冯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据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页 [1]王元化（1920—2008），湖北江陵人，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谢翔宝、黄少卿整理，《认识冯定》，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页 位于慈城金刚井弄的布政房台门（2014年） [1]陈昊苏，《磨难不可能颠覆真理》，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68页 [2]饶国模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妹妹；饶友瑚（1918—1939）系饶国梁与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的女儿 [3]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于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后来饶友瑚不幸因肺病于1939年病逝于红岩，现葬于红岩公墓（何建明，《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重庆出版集团2011年6月出版） [1]《赖传珠日记》1940年11月30日所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 [2]洪学智（1913.02—2006.11），安徽金寨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为“六星上将”（百度百科） [3]罗稷南（1898—1977），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翻译家。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01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三军28师师部秘书，19路军总指挥部秘书，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百度百科）[4]邓子恢（1896—1972），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百度百科） [1]陈兰（1913—2005），福建闽西龙岩人。1929年，朱毛红四军入闽西之后，陈兰和丈夫谢正金都投入革命，时任保长的谢正金，实为中共地下交通员。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红军刚走，便被敌人杀害。陈兰继承丈夫遗志，成为了一位女交通员。翌年夏天，经游击队战士、叔公陈新梅介绍，参加了邓子恢领导的游击队。陈兰精明勇敢，募集粮食，收集情报，工作出色，引起了邓子恢的注意，两人相识相知相爱一生（百度百科） [2]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百度百科） 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冯定（1950年） [1]朱励思，《我的外公隐藏在灯塔背后的故事》（《北京青年报》，2011年7月22日） [2]《宁波日报》，1984年10月25日 [1]《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解放日报》，1952年3月24日） [2]详见于光远同志回忆录（《百年潮》2000年第10期）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144—148页；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0页 [4]详见冯贝叶、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百年潮》2000年第6期），或见《毛泽东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1]张际春（1900—1968），字晓岚，湖南宜章人，早年结业于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后参加井冈山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西南局组织部长兼纪检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等职 [2]谢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一创者》，《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1页 [1]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2]陈薇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37页 [3]《红旗》杂志，第十七、十八期合刊，1964年9月23日 [1]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2]“文革”后，有些人的回忆中都提到毛泽东讲话中有这句话 [3]宗璞：《霞落燕园》，《中国作家》1986年第四期 [4]张义德：《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34—135页 [5]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37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57页 [1]陈修良（1907—1998），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1977年摘帽后，又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等职。据此，口述者所说的“宁波女中”，应是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为宁波二中的前身。据宁波二中校史，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女师学生参与罢课，同年九月，学校当局开除以陈修良为首的学运领袖，还包括方守娣、冯俞香等 [2]黄埔武汉女生班：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便在武汉筹建了一个500多人的政治训练班，后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址设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现武昌区解放路中段，彭刘杨路交叉口附近）。1927年初，分校开始在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招收学员，并决定开始招收女学员，经严格的审查，录取183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南湖学兵团并入女生队总数为213人）。这些女学员中有在校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少数已婚者，还有的已经当了妈妈，有的还缠过足。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这些学员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三月后，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反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员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学员队除极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习外，大部分都被分到叶挺和张发奎的部队，也有不少人回到家乡，有的从事地下工作。（袁文良《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女学员》） [1]张雪门（1891—1973），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与我国的另一位著名学前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有“南陈北张”之称，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其子张香山（1914—2009），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外交部顾问，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谱记：孝九五，邑诸生，晚号句章，长隐居于天益山，又称青莲洞主人，著有《天益山志》、《翠沉阁诗文集》、《复古堂诗文集》 [2]志记留余堂，冯叔吉居所（即口述者所称布政公），是冯叔吉五十归里所名 [3]谱记积高堂：军支礼二十公另置地分建积高堂，积高堂始祖彬二十二 [1]张家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家口市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7月第1版，第735页 [1]冯孚真、冯掌衡、冯绪声刊登的《冯潄六房敦公后裔德宝览》（《慈溪日报》1938年8月10日） [1]世庆堂：正厅后栋梁额——世庆堂，冯祖宪：慈溪冯氏（匠支）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参见表二和表6.2.6 [1]此说与县志记冯象临孝行相似。据考冯象临为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参见《慈城冯氏的慈风孝行事迹表》（表三十五），由此推断本文口述者（冯景轩之后）为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参见表6.2.6 [2]冯莲汀：沪南之有钱业公所，肇基光绪癸未年（1883），前董冯君莲汀。君以老成练达之材，久客沪上……引《1906年重建沪南钱业公所落成记略》，《上海钱庄史料》，第34页 [3]鸿赉钱庄：经理冯寿康等，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 [1]厚康钱庄：1888年，上海钱业北市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33页 [1]宝大钱庄：1906年开设，1911年歇业，上海钱业北市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95—96页 [2]鸿祥钱庄：1916年，敦和土行股东郑培之和鸿泰股东郭子彬投资；1927年，钱庄资金30万两，其中郭子彬、郭濬之各四股，郑培之二股，秦润卿、冯受之各一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108、336页 [3]橡皮股票风潮：1908年，某西人在上海创设橡皮股票公司，中外商人争相购买；1910年7月，回国一去不返，股票一落千丈，钱庄乃受影响，演成极大的风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74—75页 [4]辛亥革命时钱业恐慌：1911年，辛亥革命后，银根之紧为从来所未有，虽各家备银发付，悉有应接不暇之势。叶家的升大、衍庆等钱庄纷纷倒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88—90页 [5]抹云：祝冯君受之五十寿，《钱业月报》1928年第八卷第六号，第14、15页 [6]参见表6.2.7 [7]冯受之墓志铭，1925年石碑，宁波市江北区文保所馆藏， [1]冯幼成等，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 [2]养育堂，参见《慈城冯氏善举表》（表三十八） [1]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抗日将领，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授陆军少将（据百度百科） [1]《越过沙漠的尖兵》，《人民画报》1955年9月号，第16页 [1]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第一颗氢弹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 [1]上海市普陀区建筑工程学会编：《1982—2010历程》2010年3月，第57页 [1]何君主编：《中国工程师大辞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1页 [1]假面子弄，现改为民权路 [2]即为民权路 [3]荷花池头，现址日新路，凌宅对面 [1]柳山庙沿大墙门：现址慈城镇觉民路28号，1937年版图上业主姓名冯纶书；土改时被评为不法地主，没收楼房8间，平房27.5间，现留房屋一幢，其余房子拆改为觉民学校 [2]粮食字号：上海协大亨号；上海社会局组字第二六二号委任令：委任冯镛声等四人为整理委员，接受整理上海市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上海档案馆，档案号0131-6-333，1945年11月）；上海市杂粮业同业公会改组成立大会纪录：当选理事21人，冯镛声166票当选（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407-1-9，1946年4月） [3]保黎医院分部，此说与贝善星（冯镛声内侄）口述一致 [1]堂名，冯仲德堂，据了解1939年版图业主姓名所示 [2]上海市杂粮业同业公会第一届理监会第三次联席纪录：理事冯镛声于1949年8月12日病故（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407-1-9，1947年） [3]四兄妹三姐妹，参见表6.2.9 [4]杨庆和银楼（发记）：位于河南路154号，开设五十余载（上海档案馆，档案号0131-4-3014，1946年） [1]我和冯立平两人合抬一大筐厨房用品，分量着实不轻。冯立平是个被俘新四军干部，他看我年纪轻，就把担子的重量往他一边移，几天下来，他的双肩红肿，我少吃了不少苦头（这位好同志后来在集中营被杀害）（季音：《从上饶集中营越狱：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死里逃生经历》，人民网2012年2月13日） [1]树群夜校，即树群义务夜中学，原址为威海路590弄张园大客堂（《新闻晚报》，2010年7月1日） [1]冯伯华（1919—1993），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民政局局长，南京永利宁厂党委书记、厂长，化学工业部氮肥局副局长，化工设计院院长、技术司副司长，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院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百度百科） [2]冯舜华（1921—1996），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台县委宣传部部长、苏中区委调研室组长、华中工委宣传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蚌埠市委副书记，建筑工程部直属公司处长，建筑工程部基建局、设计局副局长，国家建委施工局副局长，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副总局长，中国房屋开展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董事长、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干部（百度百科） [3]冯圣发（1923—1947），参加革命后改为马豪，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1946年12月任连指导员。1947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二师四团二营四连参加孟良崮战役，在围歼敌七十四师战斗中光荣牺牲。孟良崮战役结束后，部队在进行评功中，联系到马豪战时、平时的一贯表现，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有创造性，追认他为“纵队模范指导员”（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二卷） [4]张西蕾（1922—），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成员张太雷（1898—1927）的幼女，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与冯伯华结婚。曾任华中抗大总分校教导员，解放后任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百度百科） [1]张西蕾：《兄弟情深——悼舜华》，《冯舜华纪念文集》第243页 [2]汪子珍（1918—2010），安徽省舒城县城关镇人。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7月至1948年底，历任中共苏北东台县、台北县区委书记、县组织部、宣传部正、副部长。1948年至1953年9月，任中共蚌埠市工厂部党委书记、市委工业部长。1955年9月，任建工部北京工业设计院副院长。1971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设计局处长、副局长。1982年离休（百度百科） [3]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是1984年10月12日 [1]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为1984年10月19日[2]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为1987年5月14日 冯伯华（左一）、冯舜华（左三）兄弟回慈城探亲和父亲合影（1960年） [1]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记载为1987年5月17日 [2]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记载为1987年5月31日 [1]史荣（1736—1795），字汉桓，一字雪汀，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擅花卉，尤精小学，擅诗文，工擘窠书及篆刻。著有《广印人传》、《陶轩寓目》、《鄞县志》、《竹东集》 [1]并盆篮：盛食物的竹篮，分若干格，可重叠，上有环，做工考究，多漆成朱红色，民间也称“重篮”，这里的“重”音读“撞” [2]结回，方言，意为打包拿回家 [3]南台桥：宁波旧时一地名，其“台”音似以“退”，现址在天一广场银泰百货北门附近 冯贞群与外孙陈伯龙合影（1960年） [1]冯孟颛作为宁波先贤、久负盛名的浙东藏书家，一生品行和功德是令人敬佩和怀念的。就我所知，冯老一生有“藏书之功、保护天一阁之功、整理地方文献之功和献书之功”。毛翼虎：《伏跗室藏书目录》序，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页 [1]浙东著名的藏书家伏跗室主人冯孟颛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其长孙冯孔豫代表家属将“伏跗室”全部藏书260箱近十万卷捐献给政府。为嘉奖冯氏家属藏书、赠献之功绩，市人民委员会还发给奖状一张，奖金一万元。（《宁波大众》，1962年7月28日） [1]《琬琰集》，即宋江刻本杜大圭的《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全书共存107卷16册，有清代泰兴大藏书家季沧苇（振宜）藏书印，可称镇库之宝。伏跗室所藏另有元刻本《春秋属辞》、郭茂倩《乐府集》和明刻本《刘随州诗集》等都是不可多见的善本，还有不少名人手稿，如谢全山眉批《鲒埼亭集》、姚梅伯的《姚复庄诗文稿》、史荣的《李长吉诗集》稿本，以及慈溪张麟淑的《李杜韩白四家七古》等不可多得的珍本（饶国庆、袁慧、袁良植：《伏跗室藏书目录》，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38页） [1]衢州天福堂药店，由宁波籍钱、冯、王三姓商人创办。他们先在广州开设“敬修堂”药店，由于清代交通不便，宁波至广州往返十分艰难，所以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筹集资金合股在衢州新桥开设天福堂药店，作为宁波和广州的中转点。（《浙江省医药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47页） [1]〓，为冯孙眉自创字，音读烟，其中“扌”表示“捲”，“垔”表示“烟”，“口”表示烟盒的长方形，是“卷烟画片”的缩写。 [2]北仉，时指北京烟画收藏家仉即吾。 [1]查冯懿有口述和提供的《二梅堂冯》历代祖先祭簿，此处“东顺哥”即为其父冯恭春（1898—1978），字肃熙，号孙眉，为民国时期卷烟画片大王 [2]冯太史宅：颜家桥东（现址即为口述者尚志路1号），翰林院侍读冯有径所居（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四，第34页） [1]前文述有四子，与这里的二子不同，是因其两个伯父比祖母死得早，且口述者没见过 [1]冯尚书宅：骢马桥南，毁于火后乃徙居于颜家桥，尚书名岳（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四，第33页） [1]冯俊甫：有的因音书写俊夫，如1951年5月11日《宁波时报》刊登的《向冯存仁堂悔过》，其悔过人冯俊夫“本人因思想落后，认识不清，在1950年，将本店全体职工要求调整不合理底薪通知书一纸拍成照相二张，现已遗失。承蒙众职工宽大不究。特此登报悔过”；又如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中的冯俊夫：解放桥下（骢马桥）房屋6间，实住人口7人 [2]冯梅棠：据胡国铣（1939年出生，职业中医）口述，冯梅棠开米厂，有儿子，还有女儿；后做旧绒线翻新。又据1947年3月28日《慈溪报》刊登的《冯梅棠紧要启事》：悉本人前所经营之协和碾米厂于民国三十四年7月间被河头市人张文甫依恃伪军宋部势力强行霸占更名鸿昌，继续营业，当时本人屈于淫威，无处声诉，现天日重见光，是项产权决即设法收回，近闻张文甫有将该厂盘出，以为逃避之计，兹依法诉究外，用特郑重声明，嗣后该厂一切生财无论何人不得受盘，以免牵累，此启 [1]奥姑，对姑姑的称呼，即爸爸的妹妹 [1]1921年4月2日《申报》记载：1921年初，沪上棉业各巨商组建中国棉业银行，推总商会副会长、福源钱庄经理秦润卿为银行办事董事，聘请时为大兴业银行任营业部主任冯味琴任行长 [2]慈溪保黎医会十周年会刊（1920刊，张介人收藏）：樵琴，字绍勤，1913—1915年连续三年为保黎医院的29位董事之一 [3]1921年3月26日《申报》记载：冯芝汀任华孚副经理，信用颇著，被任民新银行经理。民新银行组建于1920年9月，董事长为李云甫，副经理是冯雨松，为宁波石碶冯氏子弟，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文学士。冯雨松为文学家苏青的父亲。石碶冯氏于明永乐年间从慈溪（即慈城）迁居而至 [1]冯晋臣，1939年12月出生于慈城，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先后在国防科委、南京林业大学、琼州大学工作或任教，曾被评为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他研制的“合成高分子类吸水树脂”被称作冯氏根灌剂。2001年3月，应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约请，冯晋臣千里迢迢奔赴地处戈壁沙漠的甘肃酒泉卫星基地，要绿化指挥中心入口处1平方公里（1500亩）土地，冯教授采用其根灌节水专利技术，使植树存活率超过了90％，而此前该地植树存活率不到10％。因此，《中国科协200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刊登了介绍冯晋臣的“根灌”技术与“冯氏根灌剂”的文章 [2]1921年3月26日《申报》载：民新银行于去年九月间组织成立后，即自行建筑三层楼洋房于河南路一八三号，经营数月，于本月初始告落成。昨日为该行开幕之期，本埠绅商各界到行参观者颇众，昨日各户存款，亦甚踊跃，计活期存款银二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两，洋四十五万五千元，定期存款银二十五万七千五百两，洋三十七万六千一百元，该行经理冯芝汀前任华孚副经理，信用颇著，副经理冯松雨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文学士，办事认真，尤精稽核，该行将来营业之发达，可预卜也。 [1]冯绍勤，号樵琴，任常山训导（《慈溪县志》）。《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是基层官员编制之一，级别约从七品。其职能为辅佐地方知府，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2]姬觉弥（1885-1964），本名潘小孬，江苏省徐州府睢宁县人，幼时好学，在家乡私塾为旁听生。后前往上海谋生，考取犹太地产商哈同洋行的收租员，由于勤奋、机敏、相貌英俊，得到哈同夫妇的赏识，任爱俪园总管、哈同洋行经理、仓圣明智大学校长；任总管后改名（百度百科） [1]是年，宁波同乡会出资租用了4艘轮船，行驶沪甬之间专供遣送申请回籍者，由同乡会出钱购票（《宁波旅沪同乡会百年纪》第84页） [1]76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代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奉日军令设置于上海市的特工总部，坐落于上海静安区极司非而路76号 [1]姜椿芳（1912-1987），笔名林陵、什云、蔡云等，江苏常州人，翻译家、教育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1941年与塔斯社协商后以苏商名义在上海沦陷区创办《时代周刊》并任主编。1945年又创办《时代日报》并任总编辑与时代出版社社长 [1]冯秉友（1931—1989），浙江慈溪人，1956年调入上海广播乐团任合唱队员，1960年转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文艺部音乐组编辑、主任编辑，参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世界歌星大会串歌曲选》的编辑出版，先后为上海音像公司编辑录制了《西山红叶》、《世界名曲联奏》、《午餐音乐》等多盒磁带，先后获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五讲四美”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是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志》1999年11月第1版） [1]1921年，上海棉业界的巨商筹建棉业银行，由时任兴业银业营业部主任的冯味琴为行长（《申报》1921年4月2日） [2]冯樵琴，参见表6.3.1 [3]朱柏庐（1617—1688）：名用纯，字致一，江苏昆山人，《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1]冯莲塘：冯芝汀募冯莲塘2元（《甬同乡会募捐》，《申报》1918年8月18日） [2]梅玉：参见本章《我的两个冯家阿爷》和表6.3.3 [1]《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月8日头版头条：同祝福，祖国好 [2]《大公报》1999年1月30日：上海老人天天唱 [3]《澳门日报》1999年2月8日：公园里的老人合唱队 [4]《新民明报·美国版》2000年8月28日：标题不详 [1]兴发：又名冯振声，云汉乡国民兵队警卫班自七月三十成立以来，队附冯振声为保护地主安全起见，每夜率班长庄时雨与队士，分组向各保巡察……（《云汉警卫班队士巡夜遇匪徒》，《慈溪报》1946年8月2日） [1]光绪九年（1883）春，任职于上海程氏钱庄的林韶斋介绍表兄秦九龄（秦润卿父亲）到宁波招商局做账房（会计）；1886年春，林韶斋又荐保秦九龄到上海新康洋行任会计；光绪十七年（1891）冬，时任上海协源钱庄督理的林韶斋“既荐且保”介绍秦润卿到协源钱庄学生意（孙善根，《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4、15、17页） [1]冯明之：回国后在一机部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工作，研制、首创燃用重油双层多孔壁式的母型燃烧室。1970年支援三线建设去四川绵竹东方汽轮机厂筹建产品试验室，建立了燃料喷油嘴试验台和燃烧室试验台。后调南京汽轮电机厂历任研究所主任、副所长、所长。与人合著过《工业节能技术》（《江北骄子》） [1]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创立于1911年，校址在宁波江北泗洲塘，1934年8月改名为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战期间迁至临海大田。1946年4月迁回宁波。1949年5月宁波解放，由宁波军管会文教部接管。1950年3月迁回杭州，与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杭州市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合并为浙江工业干部学校（百度百科） [1]夏应堂（1871—1936），祖籍江苏江都，生于上海。早年学医于许菊泉，后设诊行医，为当时名医之一，有“北丁南夏”之称（沪北丁甘仁，沪南夏应堂）（百度百科） [2]丁仲英（1886—1978），近代医家，字元彦，系近代名医丁甘仁之子。与陈存仁合著《康健论》，颇有影响（百度百科） [3]陆士谔（1878—1944），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生于千年古镇珠溪镇（今朱家角）。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亦号云间龙、沁梅子等。早年跟随名医唐纯斋学医，后来在沪行医，一边行医一边写小说，一生创作了百余部小说，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他的作品“皆不称”（百度百科） [4]范禾安（1899—1973），浙江宁波人。师从其父范文虎，专长内科。1962年被聘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百度百科） [5]蒋文芳（1898—1961），字馥如，江湾人。民国九年（1920）开始行医，在江湾镇蒋致和堂中药店内开业，专治中医内科，医术高，医德好。曾任上海市国医公会第四届执行委员兼秘书主任、神州医学会理事、中国医学院教务长等职。办过《长寿报》、《医药杂志》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任新成区政协委员和中医协会主任，为上海中医学院筹建人之一（百度百科） [6]《近代中医珍本集》：陆拯编著，12本系列丛书，浙江科技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4年再版，该丛书被学者论述具有划代系统研究；所选书稿上乘，书稿均为近代名医代表著作，学术价值高，特色浓厚，实用性强；版本选择优良和各科特色浓厚等特点（百度百科） [7]李乐园在《慢性前列腺炎与前列腺肥大的治疗》所用主方通窍宜隧汤出自《冯绍蓬临床秘典》（《济南医学》，1983年第一期） [1]15岁时，由奥松（绍蘧）介绍我到上海协丰棉布庄（老板姓朱）学生意，其间我去元昌铜厂看过奥松。当时奥松家还在慈城。学生意的棉布庄在黄浦区陈家马桥黄金大戏院附近，元昌铜厂在周家咀路，相距较远，奥松叫我在厂里吃饭。当时厂里的饭与店堂一样，是专门挑来的包饭，就像现在三轮车送的那种快餐（本文口述者的堂兄冯能简在慈城东镇桥街19号口述） [1]参见表6.3.2《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世系表》 [1]据同族冯吟逊口述，冯永标在上海开懋（茂）昌五金号，搞批发生意 [2]参见冯实章口述的《祖辈、父辈和我辈》一文 [1]参见冯冠伯的《我家的亲戚与长辈的告诫》一文 [1]三大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简称三大运动 [1]冯永才，住址：民主路38号、中华路19号，分别各有5间来屋；成分：自由职业（宁波档案馆，《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1953年） [1]据冯诗年儿时所去的祠堂记忆和其祖孙三代的排行考证，皋拜桥冯家应为统宗祠一脉 [2]参见本章冯兴昌《东江沿冯家》一文 [1]参见表七《慈城冯氏各支排行对照表》等 [1]“创办中国最早制造樟脑和酒精厂——‘美龙香料药品厂’”（《风流人物数宁波》，《宁波日报》2003年10月18日第5版）；“近代民族工业宁波帮屡创第一和最大的实业，其中就有虞兆兴”（《群星璀璨、光耀金球》，《宁波日报》2004年8月1日第9版） [1]东江沿村，位于官山河的西岸，现在新慈城中学东北方向400米 [1]据冯谱，统宗祠军支第十七世祖起葬于双顶山；据双顶山冯家毛小玉（1921出生）口述：她从里山嫁到这里，村里除她家外，还有几户堂兄弟家，都以种田为生。新中国成立前，小叔子德仙任保长，丈夫瑞甫任甲长 [2]1947年4月2日的《慈溪报》刊有“冯槐庭”启事，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3]1948年12月3日，上海招商局“江洋轮”满载着4000余名旅客离开了十六铺码头，开往宁波。乘客多为在上海做生意的宁波人，大多是冬至前回家祭祖……而航行到上海川沙白龙港水域，船尾爆炸，酿成3400多人葬身大海的惨案 [4]1946年7月6日的《慈溪报》刊有“冯廷高”启事，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1]冯生益：1911年，保黎医院缴纳会费人员之一（见《保黎医院十周年纪念册》） [1]冯光雄启事：鄙人旅沪日久，对于慈溪亲友向无银钱出入，嗣后家族中不论任何人如有同亲友中他人告贷及抵押、典卖等情形，概以鄙人亲自签字盖章为凭，否则一概无效，特此登报声明（《时事公报》1943年10月7日） [1]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冯鸿烈，张家园，房二宗，一宗20间，合1.508亩，一宗12间，合1.796亩，耕地（菜园）1亩，1957年改为晒场 [1]龚冯村上、下冯：西屿乡三图西南距城（慈城县治）十一里（《慈溪县志》卷三，第十六页）；《民国慈溪县新志稿》有同名的记载；现龚冯为慈城镇行政村，设上冯、下冯自然村 [1]咸春堂：始创于清朝咸丰元年（1851）春天，是营口市最早的药店之一。曾经分为“西咸春堂”（又称咸春堂老药店），遗址位于现宝和堂药店隔路东北处；“中咸春堂”，遗址位于现市第十四中学东侧；“东咸春堂”，遗址位于现红光理发厅处（百度百科） [1]应天府通判，参见《明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一） [2]温州“五味和”，参见本章《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 [3]鸿祥钱庄，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 [4]冯受之，参见《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美堂冯云山前尚志路世系表》（表6.2.7） [1]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2]参见本章《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 [1]为冯受之堂弟，参见《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崇美堂冯云山前尚志路世系表》（表6.2.7）；1933年的《上海宁波日报》刊有《同乡会电慈县长，请维持冯鸿甫典权》一文，参见附录四 [2]冯和笙：1905年前后在义隆药行学生意，称慈溪观音堂人，见《上海药业崇善会·学业汇记》（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279-2-17）；参见《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世系表》（表6.2.2） [3]据冯和笙谱记，为三兄弟，参见《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世系表》（表6.2.2）中的第39世 [1]冯庆和：参见《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前新屋世系表》中（6.1.3）的河房 [2]郑慧侬：参见《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前新屋世系表》中（6.1.3）的淮房 [1]冯善长，号掌明，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冯惟一的从子。冯惟一，号贯予，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副榜进士，参见《慈城冯氏科举、世系汇编表》（表十七） [2]据《冯潄六房敦公后裔德宝览》的《掌衡、绪声、孚真同启》一文，太湖路冯氏与新弄冯氏，同属统宗祠，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3]体仁堂捐款鸣谢，冯荷卿捐大洋十元，发起人：冯掌衡等，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4]太湖路，旧称东河街；另对“太湖路24号建筑群”的实地考察：房屋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由前楼、后楼及中间分隔的砖雕门组成；前后楼房各五间两弄，均面阔26.5米，进深12.2米；硬山式五马头墙，穿斗、抬梁混合架构，设月梁前廊。前后楼之间设有一高大砖雕台门，门楼面阔4米，高6.4米，正面采用砖墙式，上有“迎薰受祜”篆书砖刻门额，下款“辛亥岁（1791）十一月以斋冯全修题”。冯为良口述的“造”应为“修葺”更为确切 [1]《墨谱》：（宋）李孝美撰，又名《墨苑》、《墨谱法式》，三卷。上卷有采松、造窑、发火、取烟、和制、入灰、出灰、磨试八图，每图有解说。中卷记叙著名制墨者16家的程式，并有所制墨之图。下卷介绍制墨方法，凡20条 [1]冯斯仓：1926年投资并任寅泰钱庄经理，寅泰钱庄于1935年歇业（《上海钱庄史料》第202页） [1]冯久潮，是慈城雷家巷冯氏，与冯子贻同属惠宗祠启承祠，时为上海成丰棉织厂老板，家住上海四维村 [1]醉经阁书案，参见附录四《旧报纸刊登的慈城冯氏消息汇编》 [1]剥尸：方言，意即盗墓 [1]鸿字号的钱庄：民国初期（1912—1926），上海钱庄分南北两市，北市的鸿祥、鸿胜、鸿赉、鸿利其投资人差不多，被称连号庄，其中鸿赉钱庄的督理及经理为冯寿康 [2]据《1938年庄钱投资人表》：是年，鸿祥改名为鸿祥裕记，资本是42万伪法币，投资人郑培之公祀三股，秦润卿、冯受之公祀各一股半，郑辅庭、郭亮甫、郭文钟、郑秉权各一股。督理及经理人为钱瀛官 [3]冯寿康，鸿赉钱庄，具体参见本章冯元恺的《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 [1]据1949年上海市钱商业公会会务负责人调查表，冯作舟是年52岁，为鸿祥裕记理事，学历大学；另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资料显示，冯作舟为地主成分，在慈城约有90间大小不等的房屋（分楼房与平房），合5.7亩地，分别在尚志路、日新路、石柱弄、民权路 [2]据《1938—1945年钱庄新开和歇业一览表》显示：鸿祥钱庄于1939年歇业；1946—1948年间，恢复营业，1950年参加公私合营（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所藏顺康钱庄档案） [1]上海方言，意为消瘦了 [2]孙善根：《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1]同文书院：1900年5月，日本人创办于南京，1901年4月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 [2]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8月第1版 [3]1943年，上海特别市市长派任其为该区第一区公署经济处处长，此前历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驻横滨总领事、中央储备银行东京办事处处长等职（《冯攸继任》，《申报》1943年12月17日）；又讯：……伪上海物品配给处处长冯攸，附逆有据，经高检院以汉奸嫌疑人提起公诉（《张廷经、冯攸被提起公诉》，《申报》1947年6月8日） [1]东新瑞药行：据慈中校友冯筱素来信介绍：其父亲冯庆堂和叔父冯馥堂都曾是宁波东新瑞药行职工，父亲为会计，叔父做采购工作。东新瑞药行的大股东是冯崧椿，药行比较赚钱时，冯崧椿在西庙弄造起了三进楼房，购买了高档家具，其中有“千工床”之类的家具，一时传为老慈城的美谈。冯崧椿养育了七个儿子、四个女儿。永长、永命、永富、永贵、永福（老六夭折）、永寿等六子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只可惜到抗日战争时，因时局的动荡不安，东新瑞药行倒闭，父辈累遭失业之痛苦，我初中毕业就读了锦堂师范而从事教育工作 [1]据《上海通志》第十七卷载，“ADK”为上海驰名产品。据上海百年老字号服饰，企业名称：永新雨衣染织厂（原名汇丰制帽厂）。创办时间：1927年。创始人：陈汉泉。开办地点：土山湾（现裕德路205号）。品牌寓意：大地牌风雨衣，原名ADK雨衣，为AsiaDressKing缩写，意为亚洲服装大王。经营特色：自织、自染、自浆、自制、自销。产品特点：新颖、明丽、柔软、轻便、透气、舒适、时尚。1.1934年永新雨衣厂试用腊丝卡其面料制作风雨衣一举成功，即消除了进口货的橡胶异味和不透气的特点，又具备了“晴天挡风，雨天挡雨”的双重功效。2.民国二十三年，国内首创棉织物风雨衣。3.1953年，ADK雨衣改用大地牌商标。4.1956年产品大量出口苏联 [1]据《宁波同乡会募捐消息》：宁波同乡会建筑新会所募款二十万元，昨又在一品香宴会募捐员，并于今日下午在事务所开募捐员全体大会，事务所已设备会场各事。昨日又由周言璋君募到会康号五元，冯春源、谢振甫二君各二元……（《申报》1918年8月17日，索引号153—787） [1]据《同乡会征求会消息》：宁波同乡会征求会成立宴会后，各队均向同乡征求入会，其中宁怀队入会的队员有冯彦如、冯绍洲等（《申报》1920年4月18日，索引号163—883） [2]启迪小学：即普迪学校，1915年由慈城乡贤秦润卿等创办 [1]冯子衡（1919—不详）：三块桥板三房冯樵琴四子，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一生以教书为业（据亲属口述） [1]修能学校：应是修能学社，由秦润卿于1925年春在上海钱学会馆创建，首任社长为冯君木，聘陈布雷、钱太希、沙孟海等名人执教 [1]冯舒仲（1909—1989），先后在宁波四明银行、上海乒乓球厂等单位任职，参见表6.2.4 [1]《一切造福于病人》（《人民日报》1958年6月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