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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中，“败落乡绅不走样”是慈城冯氏子姓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有的采访对象还说，这是他们的长辈常念叨的话。其实“败落乡绅不走样”是上联，下联是“新发财主讨饭相”，上下两联同说，是慈城乃至宁波等地的俚语。
  “乡绅”一词，《警世通言·桂员外穷途忏悔》载有：“施还年幼，岳丈支公虽则乡绅，是个厚德长者。”意指类似西方的心地善良、举止优雅的绅士。“败落乡绅不走样”中的“乡绅”泛指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操守的人士。从中不难看出，慈城冯氏众子姓强调的“败落乡绅不走样”，其基本含意是，无论贫困或富裕，还是要读些书，坚守道德底线的。
  常念叨“败落乡绅不走样”，是慈城冯氏长辈对众子姓启蒙教化的方式之一。这里用教化而不是教育，是因教化比教育更注重教育的结果，说白了就是教化具有教育感化之意。
  上面提到的未成年男孩随其父辈或祖辈参与祠堂的“饮水思源”祭祀活动，是旧时慈城冯氏祠堂族规的启蒙教化之一。由此，引出慈城冯氏有关启蒙教化的思考。
  族规教训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短短八字道出孩提时的养成会影响人一生的行为处事。正是这一道理，使慈城冯氏十分重视众子姓的教化，统宗祠在明代时立下《宗训凡八段》。其中第一、二段，强调众子姓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与礼仪要义，“宗中如有不孝于宗，不弟于长，干名犯义等行者，严加惩责”，“礼让乃是立身之本”。清代同治朝，统宗祠匠支宗二房再修支谱，立下《统宗祠议规》，其中对众子姓的道德规范，重申“子孙倘有不遵宗规，犯法乱纪以及刑伤过犯并充衙役者公同斥逐，不准入祠”，另增设了有关道德规范与礼仪要义的条文，其中有“凡六十岁以上者，准其同衣冠子姓一体与胙，不必拘定人数”，“子姓有发科甲及入泮并赴任者，报单报入宗祠报房向管账处领赏，其钱公账开发”，“子孙为宗中出力办公者，公同叙议功劳载入堂簿”，“祭祀派族中分尊长，如未婚者不准至读祝鸣赞”，“祠堂内公物毋许私拿，”这些议规包括尊老、重人才和众子姓公共意识及责任心的培养，具有时代特点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儒家学说的忠孝节义，是缺少公共意识的普世价值观，而统宗祠议规中“为宗中出力办公者，公同叙议”与“公物毋许私拿”等条文，可以说是慈城冯氏早在清代中期就向众子姓倡导了一种公共意识；还有“未婚者不准至读祝鸣赞”，这些看似侵犯个人隐私的条款，在当时则是较为重要的导向。从慈城冯氏谱载世系分析，慈城冯氏不少男子有离家游历之雅兴，出家或未婚者颇多，为此有的家长怕留不住子孙的心，居然尝试以鸦片留子之策，结果是家破人毁，参见本章有关“败由枭，成由业与行行出状元”的思考。针对家族这一劫难，这一条款的文化意义是向众子姓提出了个体于家庭、于社会的天然责任——繁衍后代。
  为加强对子姓的教化，每次祭祖，有献酒、迎牲、读祝词等仪式程序，除感恩祖先给予生命、庇护全族人畜平安等外，还有受到伦理孝悌等的教化。而祠堂环境布置得庄严肃穆，参与者要跪拜整肃、昭穆秩然等，严肃环境，严格程序，规范着众子姓的言行，这样继而复始的参与，自然能产生从心灵到行动的教化作用。
  家庭教化
  除上述明文规定的族规外，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慈城冯氏还有家庭教化环节，如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39世孙女冯佩秋（1925—）谈到她的家庭教育时说：
  家里规矩老严，比如与阿爷（冯味琴）一起吃饭，大人没有动筷，小孩是不能先动筷的，否则是不敬长辈；若是小孩先动筷，阿爷就叫佣人把小孩抱下去，这顿饭就不能再回桌上吃了..
  我们（冯佩秋）住在后堂，当中央挂着书画，正中是幅画了“两只老虎”的画，两边有一副对联，上书“此生无病方为福，凡事遇缘便是喜”，两旁墙壁上也挂有画，左边是“牡丹”、“菊花”，右边是“三匹马”和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画，内容至今还记得，“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等，厅堂布置得富丽而不落俗套，代表着当时冯家望族的气派。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懂得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和做人的道理。（参见第六章《我家的家教》）
  冯佩秋成年的言行处事就是幼年时受家人和环境的双重影响而形成的。一个人自来到人间，依偎父母之怀，吃喝拉撒睡，几乎不出家门，自然受着家人，尤其是父母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有三：一是谋生道路，二是思想品性，三是生活习惯。关于谋生道路，古人云：“弓人之子常为弓。”当代虽然没有这样的限制，但很多还是跳不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规律。譬如生在农民之家，务农则是顺水推舟、毫无疑义的，想变锄头为书香，有点困难；真想变，那就努力，努力，再努力吧。至于思想品性，大到认识、评价的一切事物，小到喜恶的某一物件，一个人耳濡目染了家人的言行，自然就顺着家人的思路走了。而且这个思路或多或少会成为他一生取舍的指南，生活习惯亦是如此。由此分析，家庭教化不仅仅影响着每一个人以后的行为处事，而且还是对每一个人的启蒙教化。启蒙者恰恰是孩子们的家长，关于这一点，《第六章口述者受启蒙教化一览表》（表七十）足以说明，慈城冯氏念叨的“败落乡绅不走样”或多或少也揭示了一个人受家庭影响的道理。
  根据表七十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身教影响大于言传；一是慈城冯氏启蒙教化中影响最大是父母，其次是祖父母，并且相对而言，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参见《表七十中启蒙教化者分析表》（表七十一）。
  女性影响
  “女人乖乖上不了屋，月亮猛猛晒不了谷”，是慈城贬低女性的俚语之一，而《田野调查》却发现挽救慈城冯氏走出困境的正是“上不了屋”的女人。1940年前后，上海的冯存仁堂倒闭，是一个至今不知姓氏、被人称为大屁股的女人当机立断派冯光宇到宁波加强冯存仁堂的经营管理，才逃过祖产被卖掉瓜分的厄运，参见第六章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正是如此，慈城冯氏子姓颇为尊重如表三十五所示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拯救濒临破败的家，有的给年幼的儿女们温暖的怀抱，有的给年老的翁姑们以宽厚的肩膀，还有一些母亲以自身的博学与品性影响儿女，前述的冯都良生母对他的影响，便是一例。近当代，也是母亲的教化启蒙了一代又一代慈城冯氏子姓。
  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冯士能母亲姚婉宜）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钱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滚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白母亲曾经的辛苦。（参见第六章《我家和槐花树门头》）
  这位母亲无声的身教给儿子留下深刻记忆，也影响一家父辈的兄弟敬老爱幼，儿辈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
  罗曼·罗兰说过“一个贤惠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女人的母爱是源于自然赋予的责任而产生的慈爱，因而具有不求回报、不求索取的无私与博大。在民间有慈母严父之说，这让每个女人拥有了同一称呼，那就是“慈母”。慈城冯氏的慈母言传身教，影响着她们的儿女们。
  读完小学五年级，1952年我（冯冠伯）去上海学生意。临行前，母亲再三告诫道：要听主人家话，做事要勤力，手脚要干净，有时看到钞票，千万别贪小，否则手脚勿干净，做人不诚实被回头，做回汤豆腐干，回家连做看牛小顽都没人要；还有什么吃饭一粒油汆黄豆要过三口饭，第一口舔盐花，第二咬半粒，第三口再吃半粒⋯⋯这些告诫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参见第六章《我家的亲戚与长辈的告诫》）
  “二十年媳妇，二十年婆（即祖母），再过二十年做太婆（即曾祖母）。”这句俚语道出女人一生的多重身份。当代学者提出宁波帮研究观点，宁波的家族制度内存在着一种“阿娘”（即祖母）文化，阿娘文化是“母系社会”的遗风。[1]阿娘文化是母亲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母亲文化的延续。
  慈城冯氏的阿娘文化影响亦较大，子姓印象深刻，仅第六章口述者中有统宗祠冯鸿烈、启承祠冯宜平，还有分不清属于哪一祠堂的冯心言，强调祖辈对他们的启蒙教化。如今他们自己做了祖父或外祖父，而对当年祖辈的呵护与教化仍记忆犹新。
  我们（冯鸿烈）两兄弟很不幸，年幼（五岁时）丧母，幸好有祖母的呵护。我去上海升学，又有日本祖母呵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与少年。（参见第六章《我家从余姚迁徙而来》）
  我（冯宜平）生在上海，从小就跟阿娘，小阿姑也与我们在上海。阿弟出生后（1942年），父母要将我过继给一位叫则先的伯伯，则先没儿子，家住在南京西路，不是阿娘生的儿子。阿娘不同意把我过继给他，便与父母闹矛盾，带我回到慈城，住在前新屋的大房子。（参见第六章《前新屋冯九记》）
  阿娘识点字，她肚里的故事、谚语不少，常是出门观天色，决定带不带伞，什么早雷不过昼，什么月晕风，而“白露白米米，秋分稻头齐”之类的农谚更多。长大后，我（冯一敏）爱好农时谚语，吟诗撰句不能不说是受父亲让我背诗、阿娘谚语的影响。
  儿时六月乘风凉，阿娘、阿姆总用草扇边掸蚊子，边说古道今，其中是让我们猜谜语，如“大旱之年不肯晴，黄梅细雨满天星。若要天公晴，满天扯乌云”，这谜语印象最深，谜底是露水。（参见第六章《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
  清末民国初，慈城冯氏因谋生而离开慈城，一般很多家庭的孩子跟随祖辈留在慈城，因而慈城冯氏的阿娘文化还包括阿爷（即祖父），如《表七十中启蒙教化者分析表》（表七十一）统计，祖父、祖母相差不大就是例证。
  因父亲出门在上海，我（冯心言）从小和祖父母、母亲同住在慈城，家里的大事由祖父做主。6岁时我要上小学了，祖父与二姑父商量，请太希（钱罕）先生做我的“开笔先生”。既然请了开笔先生，就得行拜师礼。一天早上，姑妈们在太希先生家的堂厅里摆好供桌，桌上摆烛台和香炉，点好两支蜡烛和三炷香，先请先生坐上方，我在供桌前面的拜凳上向太希先生拜了三拜，然后恭立在先生身旁，先生为我起了学名“心言”。这个名字我使用至今。我出生时祖母为我起的乳名“兰生”（因为那年祖母种的兰花结了兰生），变成家乡小名了⋯⋯
  我开始上中城小学。第一天，我把课本拿回来，祖父看我的课本，他翻到“小狗叫，小猫跳，小孩子，哈哈笑”的课文，瞄了一眼，翻转课本，默默离去。放寒假时，祖父给我请了私塾老师，教我学《论语》、《孟子》⋯⋯从此以后，我在寒暑假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可以漫无边际地玩了⋯⋯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二姑夫和太希先生商量，请太希先生教孙过庭《书谱》。祖父十分强调写字，常对我说，如果写不好字，长大后即使要到商店做伙计，也不会有人要的。在祖父的影响下，我读书学习很用功。（参见第六章《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
  慈城还有“小时外婆家，大时丈姆家，老时姐妹家”的俚语，与阿娘文化对应的还有外婆文化。从前述的慈城冯氏联姻可见，冯氏众子姓有的外婆家也是冯家，外孙去外婆家被姨妈们打趣是“回汤豆腐干”。当然大多是非冯家的大家望族，如后新屋中央大门冯琪外婆是洪塘洪家，其外婆的规矩让外孙受用一生。
  外婆家的规矩多，较有印象的是每天末班火车开过，就要关大门，此前晚上7点左右孩子们必须归笼（方言，意指回家）上床睡觉。每天，外婆睡在外间门边的眠床，我们睡在里间，回家睡觉要经过她睡的床，外婆就数我们的脚步声，等一个个到齐了，她才睡着⋯⋯当时的农村没电灯（除客堂有盏电池灯），都点火油灯。晚饭吃落，夏天在大门外的道地玩（乘凉）个把小时，就得回家，否则大门关好，庭院深深，叫不应，也没人会来开门，这是外婆定的规矩⋯⋯
  外婆识字，认得的不多，性子耐，从不发火发威，很多时候是她轻轻一说，或者看我们一眼，我们谁也不敢吭声⋯⋯三兄弟只剩我一个，又得二伯宠爱，从小很顽皮。我敢与大嫂赌气，大嫂的年纪与我婶母差不多，赌气的事让二伯知道，被他打了一顿，我以不吃饭“反抗”，二伯没法只好带我到外面上馆子吃饭。可这样的坏脾气在外婆家一次也没发过，这不能不说，是外婆的规矩对我产生了影响。（参见第六章《小时外婆家》）
  出生于1963年的梅培红自11月大就在慈城冯宅的外婆家长大，外公外婆的故事给了快乐的童年，正如她自诩：“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在外婆家的冯宅长大，否则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谁给我们讲故事，而没有故事的童年，必定是个苍白的童年。”她还说：“没有外婆这一辈子对冯宅的坚守，就是没有今天原汁原味的冯宅⋯⋯”参见第六章的《外公外婆和冯宅》。
  综上所述，无论是阿娘文化，还是外婆文化，均是母亲文化的构成部分，就慈城冯氏启蒙教化而言，可统称为女性影响。
  由常念叨“败落乡绅不走样”到祠堂族规，从祠堂族规到家庭教化，而家庭的教化责任又落到母亲、祖母、外祖母等女性的肩上，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告诉众子姓，无论贫困还是富贵，都得坚守道德底线，以保持慈城冯氏何时何地都“不走样”，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1]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