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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三所示，至1937年，慈城冯氏在孝中镇（即县治所在地，现慈城镇城区）居地近100处，其中8处是慈城冯氏的祠或堂，具体名称是冯统宗祠、冯惠宗祠、冯启承祠和冯绩高堂、冯世泽堂、冯世显堂、冯存善堂、冯崇美堂和冯辅本堂。前文论述，慈城冯氏族分六支，其中金川支在居地金川乡设金川家庙；另五支在县治设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尔后惠宗祠分设启承祠，绩高堂是统宗祠支祠。根据口述史、相关史料记载，惠宗祠西桥支还创设过观德祠等，由慈城冯氏不断创设分祠的现象分析推断，慈城冯氏人众族旺，创设分祠有利于众子姓的族规教化，此为其一；其二，慈城冯氏代有达人，子姓齐心协力，有创设祠堂的能力和实力，此能力与实力至今仍从其祠堂文化显现。
  祠堂与堂号
  祠堂是宗族制度专门用于祭祀祖先的建筑，这一建筑不同年代有宗庙、祠庙等称呼。学者认为：明代以前，官民祭祀的区别在于，官可于居室立庙，民不得立庙，只能在家正寝（主要居屋）之北设龛。[1]而慈城冯氏因是官爵世袭家族，故在隋唐前已建造家庙，金川家庙是南迁后的冯氏宗祠。
  前述，家族庞大、人丁兴旺的慈城冯氏具有族支分合的文化特色，笔者认为，表二十九所示的祠堂、堂号是慈城冯氏家族庞大、人丁兴旺的文化记忆。在田野调查开展过程中，慈城冯氏后裔纷纷提到祖传的“吵架分祠”轶闻，不知是否出自“冯御史归里，在福聚桥殴辱，两相交讼”的史记，但慈城冯氏后裔表达的并非吵架结怨，而是众子姓互不服气而奋发图强的志向，以当代价值观分析，是竞争意识。笔者认为，这种竞争意识促使慈城冯氏保持着勇于进取的激情，而族支分合、祠堂创设频繁就是其外在表现。
  前述，慈城冯氏在县治族分五支，其中一支居住地设的祖堂，名曰观音堂。行五世后约于1250年，创设大宗祠。大宗祠创设后，不知何故，慈城冯氏的大街、西桥、大桥、檡树四支合为代嘉支，合祭于大宗祠。约传十一世后，代嘉支又分为四支，恢复原称，这是慈城冯氏族支分合的文化现象。
  福聚支的一小宗于天顺年间在布政房东侧建绩高堂。明万历三年（1575），福聚支始建统宗祠。统宗祠建造前的130年，统宗祠福聚军支（尹八房）24世孙冯时熙（字养晦，号酌）在旧宅设祭。也就是1574年，统宗祠支祖冯顺孙名下的尹四房、尹八房和尹六房（包括祭于绩高堂的众子孙）等福聚支众子姓合祭，谱载：福聚支自为一宗。冯叔吉动议在直街（今尚志路）创建统宗祠，这样统宗祠福聚支众子姓有宽敞、固定的祭祀共同祖先的场地，以达到齐心协力联一宗为一家的目的。这是慈城冯氏族支分合的又一例子。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上许多望族曾经显赫一时，尔后有的灰飞烟灭，有的了无痕迹。刘禹锡的名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民间将此现象说得形象而深刻，曰“富不过三代”。《田野调查》发现，慈城冯氏却绕过“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而族支分合的家族文化正是其能绕过怪圈的原因之一。因为分与合的变化刺激着慈城冯氏众子姓勇于进取，继而促进宗族制度的不断完善。
  祭祖与族产
  宗族制度包括祭祖制度、族产制度和族谱族规制度。祭祖制度由建造祠堂、祭祀宗族先祖两个环节构成，祭祖的直接功能是实现后人与祖先间的交流。以祠祭为例，祠堂是平台，祭祀是仪式，借助祠堂平台，以一定仪式实现子姓与祖先的交流。明代以后，祭祖的主要场所为祠堂。慈城冯氏的家庙（宗祠）、族祠、支祠和祖堂，一级套着一级，宗族祭祖制度（形制）严密，子姓祭祀祖先从祖堂到小祠，再到宗祠，级级高升。表二十九中冯统宗祠、冯惠宗祠分别为福聚支、西桥支的族支宗祠；冯启承祠与冯绩高堂分别为惠宗祠与统宗祠的分支祠，即西桥支与福聚支的小宗祠，小宗祠下又分褒德堂、怀德堂、仲德堂，此乃一家几户的祖堂。冯存善堂、冯崇美堂虽没祠称，实是大街支、福聚支的小宗祠或祖堂的堂号。无论是族支宗祠、支祠，还是祖堂，慈城冯氏大多冠以堂号，如统宗祠的世庆堂，大宗祠的世显堂，祖堂如统宗祠福聚民支（尹一房）的观音堂、统宗祠福聚民支宗三房的崇美堂等。遗憾的是家谱不齐全，无法全面概述慈城冯氏的祠堂与堂号，根据史料和口述史推断，编制《慈城冯氏部分祠、堂与其代表人物一览表》（表二十九），此表也亟待进一步完善。
  慈城冯氏的宗祠、族支宗祠、支祠和祖堂四级的祭祖制度，不仅能实现后人与祖先的交流，更能达到在精神上凝聚宗族力量的目的。第二章提到合族斯文会祭是慈城冯氏的祭祖制度之一，为保证每年的斯文会祭，慈城冯氏累计购置二千余亩斯文会会产（1945年数据）。斯文会会产是慈城冯氏族产。慈城冯氏的族产主要是族田，俗称公堂田，此外还有族宅，如表三中的序84，其土地编号1388上注冯辅本堂，此为福聚支匠支宗二房的义庄，义庄土地分宅基地、田地两种。对该义庄，1899年的宁波《甬报》有如下的报道：
  （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慈邑尊曹渔溪大令至柳山庙前福聚义庄相传为故绅冯祖宪创捐，义田二百亩，义仓谷一万石，近因上宪催办社仓甚紧，曹大令亲诣查勘仓储田亩，顺道即至华家巷大有仓看阅基址，即当兴工建造仓屋矣。[1]
  表二所示，慈城冯氏有宅地、田地共计657丘。据统计1937年慈城冯氏祀地有116丘，约占总数的18％，参见《1937年慈城冯氏土地分类丘数表》（表三十）。
  1937年手绘慈城地图上明确标注了宅祀地、田祀地，如大庙畈（今慈湖北）田地有三丘为慈城冯氏祀田族产，分别标有冯景泰祀、冯姓祀产、冯左泉祀。据家谱考冯左泉（1543—1574，名冯少占，字汝易）是统宗祠福聚军支复古堂（尹六房）26世孙，自明代到1937年，冯左泉祀田应是先祖遗留的族产。
  《慈溪冯氏支谱》记载：统宗祠有族产祀田99丘[2]，来源分别是先祖遗留、祠自主提留、有力者捐设。其中先祖遗留，如冯岱显祀、冯提领祀等；祠自主提留，有冯统宗祀等11丘；而有力者捐设，谱记“冯统宗祠军支尹四房大成房春潮助田，下列十三丘契号”。
  有关祠自主提留，其中一条统宗祠议规提倡，即向祠进主者每位捐钱十千文，慈城冯氏众子姓将年庚名氏载入簿，男捐钱一百文，女捐钱八十文等，这些项目是增加祠堂积累的来源。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河房38世孙冯亚奋（1913—2006，字庆坼，曾名时权）曾于20世纪60年代书写一份有关前新屋冯家的回忆材料，前新屋各房（江、淮、河、汉四房）众子孙靠祖上遗下来的冯存仁堂股份及祠堂（公堂）田（约360亩）租谷为生。上四房公堂有170—180亩田，四房子孙每数十年轮到一次；河房四子四房称下四房，有180—190亩公堂田，其中90亩送给小学校[1]冯家子弟可免费入学，余下的约百亩田由下四房轮收，分一年预收20—30亩，一年正收50—60亩，一年为后收20—30亩，每亩实收40—50斤（因土地税差），这样三年可收大约600斤稻谷（已缴田税），按出米率七折算，约有4200斤大米。冯亚奋十分明确，其祖个人没有田产，全是公堂田，由子孙轮收。由此可见，慈城冯氏较为重视族产的祠堂公共性，而且强调祠堂的公共积累。正是如此，才能保障宗族的日常活动，发挥宗族职能。学者认为族产有五种用途：一是提供祭祀经费；二是赈济抚恤贫困族人；三是资助族中子弟就学、参加科举考试或奖励考试及第；四是建立善庄，即为贫困不能殡葬的族人提供公共墓地；五是提供宗族其他活动的费用。[2]而慈城冯氏的族产除上述五种用途外，还用于家族之外的公共之用，如冯辅本堂，光绪《慈溪县志》记载：
  县东南隅，清光绪二年（1876）冯祖宪捐银三万一千五百七十
  两，置田一千一亩，建义庄一所赡养族人，又于义庄左建义仓一所置田二百亩收租储仓备通邑荒歉济赈之用。[3]
  此外，冯辅本堂义庄还每年付给慈溪西渡（现改为洪塘街道西洪村）渡夫食谷二百斤。[4]
  上述将二千余亩斯文会会产扩充教育基金，这里的扩充其实是改变了族产的用途，即原斯文会祭祀活动经费改用于教育经费。1945年，慈城冯氏的祠堂学校已招收他姓学子入学，参见第六章《母亲又生个女儿》。族产用于一邑公众事业，族产助教，这是慈城冯氏族产制度的特色，也是慈城冯氏的文化特色之一。
  族谱与族规
  族谱是宗族制度的内容之一，是为适应宗法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族谱也是中国历史的三个构架（另两个是地志、国史）之一。魏晋、南朝盛行官修谱牒，以作为评定人品、拔擢人才的依据。以后的家族私修族谱，记载先祖世系、业绩、宗支分脉关系，以免昭穆辈分不清，或因族人的迁徙、无后入嗣、收养等原因而导致宗族的血缘关系产生混乱。因此，各地宗族尤重谱牒，数十年必再修，至明清宗族拥有族谱，并通过族谱维系宗族已经成为普遍现象。[1]表五、表六，是慈城冯氏历代所修谱牒概况。
  学者认为族谱的作用主要有：一是追溯渊源，辨析世系；二是记录先祖业绩，表彰族人中的忠臣、义士、烈士、孝子、节女、烈女等；三是记载族籍；四是记载族产；五是记载宗祠、祖墓所在等。今存的慈城冯氏家谱基本符合学者观点，有的慈城冯氏家谱特别注重先祖业绩，表彰族人中的忠臣、义士、烈士、孝子、节女、烈女等，如《福聚冯氏宗谱》，分元、亨、利、贞四册十卷，载录有关先祖业绩的内容有六、七、八、十等四卷，其中卷六特传记载了60人（闺懿11人）事迹；卷七记载的是荣籍，也是先祖业绩以皇帝敕封文本的再现；卷八的征文（志、状、碑、表、传、赞、文、诔）记叙26位先人的逸事。如此大篇幅载录历代先人出类拔萃的事迹，除展示家族的荣耀外，还具有发挥先祖先贤的示范榜样作用。由于族谱族规制度是宗族制度之一，因而诸如《福聚冯氏宗谱》谋篇布局，特别具有规范宗族运行与族人行为的功能，笔者认为这是慈城冯氏的又一文化特色。
  慈城冯氏族大人旺，忠安公编排96字行次，基本确保了世家望族的世系不乱。族大人旺，如何来凝子孙之心，聚家族之力，慈城冯氏在谱牒中，注重先祖先贤业绩的显现与宣扬，既符合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本真，又具倡导家风、教化子孙的功能。如果说族规是以条文来规范族人的行为举止，那么先祖榜样则是从精神层面影响众子孙的行为举止，具有家族精神领袖具象的作用。宗族制度中，祠堂与族谱仅仅是外在维系族人的载体，而祠堂的祭祖、族谱的族规则是内在维系族人的精神。一个近代宗族就是一个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1]笔者认为，宗族是一个人来到世上除了启蒙教育外，最先接触的社会平台，因而宗族教化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慈城冯氏弘扬先祖业绩，按当代价值观分析，即以榜样力量感染人，是精神领袖的具象化，从而起到精神层面引导、激励、影响族人的教化作用。
  至于族规的教训，慈城冯氏与其他望族类同，如《福聚冯氏宗谱》宗训八段，对族人待人处事行为一一作了规定，如族人职业决不可行贱业如开妓馆、赌场等，如玷辱将宗法责惩亦除名出族的处理；统宗祠议规有33条，对祭祖、祀田、祭产、科甲入泮奖赏与不遵宗规刑处罚等一一作了规定。根据慈城冯氏口述，慈城冯氏家风俨然，注重名节，这是母范妇仪的传统文化内容之一。母范妇仪又是慈城冯氏的文化特色之一，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从金川世家到南省名家，慈城冯氏历久不衰、世系不乱，成为千年望族冯半城，上述族支分合、族产助教、族祖榜样等家族文化皆是影响的因素。

[1]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45页 [1] 溪上述闻，《甬报》1899年12月16日 [2] 99丘：按统宗祠祀田粮米额数统计，见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90—96页 [1] 清末，启承祠创办藕田学校，参见表十 [2]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57页 [3]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4第27页 [4]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5第45页 [1]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31页 [1]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