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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南迁后，慈城冯氏首居金川乡，后大部分迁居县治。天启《慈溪县志》对此有“金川世家”的记载。岁月悠悠，慈城冯氏在浙东海边一邑，既休养生息，又奋发有为，形成人众族旺、多业并重、户诵诗书、注重乡誉的望族文化。
  一、人众族旺 族规教化
  根据表三所示，至1937年，慈城冯氏在孝中镇（即县治所在地，现慈城镇城区）居地近100处，其中8处是慈城冯氏的祠或堂，具体名称是冯统宗祠、冯惠宗祠、冯启承祠和冯绩高堂、冯世泽堂、冯世显堂、冯存善堂、冯崇美堂和冯辅本堂。前文论述，慈城冯氏族分六支，其中金川支在居地金川乡设金川家庙；另五支在县治设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尔后惠宗祠分设启承祠，绩高堂是统宗祠支祠。根据口述史、相关史料记载，惠宗祠西桥支还创设过观德祠等，由慈城冯氏不断创设分祠的现象分析推断，慈城冯氏人众族旺，创设分祠有利于众子姓的族规教化，此为其一；其二，慈城冯氏代有达人，子姓齐心协力，有创设祠堂的能力和实力，此能力与实力至今仍从其祠堂文化显现。
  祠堂与堂号
  祠堂是宗族制度专门用于祭祀祖先的建筑，这一建筑不同年代有宗庙、祠庙等称呼。学者认为：明代以前，官民祭祀的区别在于，官可于居室立庙，民不得立庙，只能在家正寝（主要居屋）之北设龛。[1]而慈城冯氏因是官爵世袭家族，故在隋唐前已建造家庙，金川家庙是南迁后的冯氏宗祠。
  前述，家族庞大、人丁兴旺的慈城冯氏具有族支分合的文化特色，笔者认为，表二十九所示的祠堂、堂号是慈城冯氏家族庞大、人丁兴旺的文化记忆。在田野调查开展过程中，慈城冯氏后裔纷纷提到祖传的“吵架分祠”轶闻，不知是否出自“冯御史归里，在福聚桥殴辱，两相交讼”的史记，但慈城冯氏后裔表达的并非吵架结怨，而是众子姓互不服气而奋发图强的志向，以当代价值观分析，是竞争意识。笔者认为，这种竞争意识促使慈城冯氏保持着勇于进取的激情，而族支分合、祠堂创设频繁就是其外在表现。
  前述，慈城冯氏在县治族分五支，其中一支居住地设的祖堂，名曰观音堂。行五世后约于1250年，创设大宗祠。大宗祠创设后，不知何故，慈城冯氏的大街、西桥、大桥、檡树四支合为代嘉支，合祭于大宗祠。约传十一世后，代嘉支又分为四支，恢复原称，这是慈城冯氏族支分合的文化现象。
  福聚支的一小宗于天顺年间在布政房东侧建绩高堂。明万历三年（1575），福聚支始建统宗祠。统宗祠建造前的130年，统宗祠福聚军支（尹八房）24世孙冯时熙（字养晦，号酌）在旧宅设祭。也就是1574年，统宗祠支祖冯顺孙名下的尹四房、尹八房和尹六房（包括祭于绩高堂的众子孙）等福聚支众子姓合祭，谱载：福聚支自为一宗。冯叔吉动议在直街（今尚志路）创建统宗祠，这样统宗祠福聚支众子姓有宽敞、固定的祭祀共同祖先的场地，以达到齐心协力联一宗为一家的目的。这是慈城冯氏族支分合的又一例子。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上许多望族曾经显赫一时，尔后有的灰飞烟灭，有的了无痕迹。刘禹锡的名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民间将此现象说得形象而深刻，曰“富不过三代”。《田野调查》发现，慈城冯氏却绕过“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而族支分合的家族文化正是其能绕过怪圈的原因之一。因为分与合的变化刺激着慈城冯氏众子姓勇于进取，继而促进宗族制度的不断完善。
  祭祖与族产
  宗族制度包括祭祖制度、族产制度和族谱族规制度。祭祖制度由建造祠堂、祭祀宗族先祖两个环节构成，祭祖的直接功能是实现后人与祖先间的交流。以祠祭为例，祠堂是平台，祭祀是仪式，借助祠堂平台，以一定仪式实现子姓与祖先的交流。明代以后，祭祖的主要场所为祠堂。慈城冯氏的家庙（宗祠）、族祠、支祠和祖堂，一级套着一级，宗族祭祖制度（形制）严密，子姓祭祀祖先从祖堂到小祠，再到宗祠，级级高升。表二十九中冯统宗祠、冯惠宗祠分别为福聚支、西桥支的族支宗祠；冯启承祠与冯绩高堂分别为惠宗祠与统宗祠的分支祠，即西桥支与福聚支的小宗祠，小宗祠下又分褒德堂、怀德堂、仲德堂，此乃一家几户的祖堂。冯存善堂、冯崇美堂虽没祠称，实是大街支、福聚支的小宗祠或祖堂的堂号。无论是族支宗祠、支祠，还是祖堂，慈城冯氏大多冠以堂号，如统宗祠的世庆堂，大宗祠的世显堂，祖堂如统宗祠福聚民支（尹一房）的观音堂、统宗祠福聚民支宗三房的崇美堂等。遗憾的是家谱不齐全，无法全面概述慈城冯氏的祠堂与堂号，根据史料和口述史推断，编制《慈城冯氏部分祠、堂与其代表人物一览表》（表二十九），此表也亟待进一步完善。
  慈城冯氏的宗祠、族支宗祠、支祠和祖堂四级的祭祖制度，不仅能实现后人与祖先的交流，更能达到在精神上凝聚宗族力量的目的。第二章提到合族斯文会祭是慈城冯氏的祭祖制度之一，为保证每年的斯文会祭，慈城冯氏累计购置二千余亩斯文会会产（1945年数据）。斯文会会产是慈城冯氏族产。慈城冯氏的族产主要是族田，俗称公堂田，此外还有族宅，如表三中的序84，其土地编号1388上注冯辅本堂，此为福聚支匠支宗二房的义庄，义庄土地分宅基地、田地两种。对该义庄，1899年的宁波《甬报》有如下的报道：
  （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慈邑尊曹渔溪大令至柳山庙前福聚义庄相传为故绅冯祖宪创捐，义田二百亩，义仓谷一万石，近因上宪催办社仓甚紧，曹大令亲诣查勘仓储田亩，顺道即至华家巷大有仓看阅基址，即当兴工建造仓屋矣。[1]
  表二所示，慈城冯氏有宅地、田地共计657丘。据统计1937年慈城冯氏祀地有116丘，约占总数的18％，参见《1937年慈城冯氏土地分类丘数表》（表三十）。
  1937年手绘慈城地图上明确标注了宅祀地、田祀地，如大庙畈（今慈湖北）田地有三丘为慈城冯氏祀田族产，分别标有冯景泰祀、冯姓祀产、冯左泉祀。据家谱考冯左泉（1543—1574，名冯少占，字汝易）是统宗祠福聚军支复古堂（尹六房）26世孙，自明代到1937年，冯左泉祀田应是先祖遗留的族产。
  《慈溪冯氏支谱》记载：统宗祠有族产祀田99丘[2]，来源分别是先祖遗留、祠自主提留、有力者捐设。其中先祖遗留，如冯岱显祀、冯提领祀等；祠自主提留，有冯统宗祀等11丘；而有力者捐设，谱记“冯统宗祠军支尹四房大成房春潮助田，下列十三丘契号”。
  有关祠自主提留，其中一条统宗祠议规提倡，即向祠进主者每位捐钱十千文，慈城冯氏众子姓将年庚名氏载入簿，男捐钱一百文，女捐钱八十文等，这些项目是增加祠堂积累的来源。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河房38世孙冯亚奋（1913—2006，字庆坼，曾名时权）曾于20世纪60年代书写一份有关前新屋冯家的回忆材料，前新屋各房（江、淮、河、汉四房）众子孙靠祖上遗下来的冯存仁堂股份及祠堂（公堂）田（约360亩）租谷为生。上四房公堂有170—180亩田，四房子孙每数十年轮到一次；河房四子四房称下四房，有180—190亩公堂田，其中90亩送给小学校[1]冯家子弟可免费入学，余下的约百亩田由下四房轮收，分一年预收20—30亩，一年正收50—60亩，一年为后收20—30亩，每亩实收40—50斤（因土地税差），这样三年可收大约600斤稻谷（已缴田税），按出米率七折算，约有4200斤大米。冯亚奋十分明确，其祖个人没有田产，全是公堂田，由子孙轮收。由此可见，慈城冯氏较为重视族产的祠堂公共性，而且强调祠堂的公共积累。正是如此，才能保障宗族的日常活动，发挥宗族职能。学者认为族产有五种用途：一是提供祭祀经费；二是赈济抚恤贫困族人；三是资助族中子弟就学、参加科举考试或奖励考试及第；四是建立善庄，即为贫困不能殡葬的族人提供公共墓地；五是提供宗族其他活动的费用。[2]而慈城冯氏的族产除上述五种用途外，还用于家族之外的公共之用，如冯辅本堂，光绪《慈溪县志》记载：
  县东南隅，清光绪二年（1876）冯祖宪捐银三万一千五百七十
  两，置田一千一亩，建义庄一所赡养族人，又于义庄左建义仓一所置田二百亩收租储仓备通邑荒歉济赈之用。[3]
  此外，冯辅本堂义庄还每年付给慈溪西渡（现改为洪塘街道西洪村）渡夫食谷二百斤。[4]
  上述将二千余亩斯文会会产扩充教育基金，这里的扩充其实是改变了族产的用途，即原斯文会祭祀活动经费改用于教育经费。1945年，慈城冯氏的祠堂学校已招收他姓学子入学，参见第六章《母亲又生个女儿》。族产用于一邑公众事业，族产助教，这是慈城冯氏族产制度的特色，也是慈城冯氏的文化特色之一。
  族谱与族规
  族谱是宗族制度的内容之一，是为适应宗法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族谱也是中国历史的三个构架（另两个是地志、国史）之一。魏晋、南朝盛行官修谱牒，以作为评定人品、拔擢人才的依据。以后的家族私修族谱，记载先祖世系、业绩、宗支分脉关系，以免昭穆辈分不清，或因族人的迁徙、无后入嗣、收养等原因而导致宗族的血缘关系产生混乱。因此，各地宗族尤重谱牒，数十年必再修，至明清宗族拥有族谱，并通过族谱维系宗族已经成为普遍现象。[1]表五、表六，是慈城冯氏历代所修谱牒概况。
  学者认为族谱的作用主要有：一是追溯渊源，辨析世系；二是记录先祖业绩，表彰族人中的忠臣、义士、烈士、孝子、节女、烈女等；三是记载族籍；四是记载族产；五是记载宗祠、祖墓所在等。今存的慈城冯氏家谱基本符合学者观点，有的慈城冯氏家谱特别注重先祖业绩，表彰族人中的忠臣、义士、烈士、孝子、节女、烈女等，如《福聚冯氏宗谱》，分元、亨、利、贞四册十卷，载录有关先祖业绩的内容有六、七、八、十等四卷，其中卷六特传记载了60人（闺懿11人）事迹；卷七记载的是荣籍，也是先祖业绩以皇帝敕封文本的再现；卷八的征文（志、状、碑、表、传、赞、文、诔）记叙26位先人的逸事。如此大篇幅载录历代先人出类拔萃的事迹，除展示家族的荣耀外，还具有发挥先祖先贤的示范榜样作用。由于族谱族规制度是宗族制度之一，因而诸如《福聚冯氏宗谱》谋篇布局，特别具有规范宗族运行与族人行为的功能，笔者认为这是慈城冯氏的又一文化特色。
  慈城冯氏族大人旺，忠安公编排96字行次，基本确保了世家望族的世系不乱。族大人旺，如何来凝子孙之心，聚家族之力，慈城冯氏在谱牒中，注重先祖先贤业绩的显现与宣扬，既符合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本真，又具倡导家风、教化子孙的功能。如果说族规是以条文来规范族人的行为举止，那么先祖榜样则是从精神层面影响众子孙的行为举止，具有家族精神领袖具象的作用。宗族制度中，祠堂与族谱仅仅是外在维系族人的载体，而祠堂的祭祖、族谱的族规则是内在维系族人的精神。一个近代宗族就是一个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1]笔者认为，宗族是一个人来到世上除了启蒙教育外，最先接触的社会平台，因而宗族教化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慈城冯氏弘扬先祖业绩，按当代价值观分析，即以榜样力量感染人，是精神领袖的具象化，从而起到精神层面引导、激励、影响族人的教化作用。
  至于族规的教训，慈城冯氏与其他望族类同，如《福聚冯氏宗谱》宗训八段，对族人待人处事行为一一作了规定，如族人职业决不可行贱业如开妓馆、赌场等，如玷辱将宗法责惩亦除名出族的处理；统宗祠议规有33条，对祭祖、祀田、祭产、科甲入泮奖赏与不遵宗规刑处罚等一一作了规定。根据慈城冯氏口述，慈城冯氏家风俨然，注重名节，这是母范妇仪的传统文化内容之一。母范妇仪又是慈城冯氏的文化特色之一，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从金川世家到南省名家，慈城冯氏历久不衰、世系不乱，成为千年望族冯半城，上述族支分合、族产助教、族祖榜样等家族文化皆是影响的因素。
  二、多业并重 和衷共济
  一般情况下，慈城冯氏若家有数子，子姓接受启蒙后，就让其中部分子弟读书入仕途，另让其余子弟务农或者经商，一家子大多是亦文亦官亦农亦商，多业并重，和衷共济。
  农商并重
  我国古代是重农轻商，前述慈城具有农商并重的经济环境。在农商并重的经济环境中，慈城冯氏早在宋代就已经营致富，被赞为“药肆万金饶”；元末明初，慈城冯氏有一支脉迁居鄞县城厢后，又以冯家库而闻名；晚清的宁波码头大小店户，多行（慈溪）冯姓本钱；（慈溪）冯姓各省有生意..由此可见，慈城冯氏不但不轻商反而重商，而且经商规模颇大并有一定影响。
  近代，慈城冯氏的东江沿支、苏冯支和云山前支是农商并重的代表。东江沿支大多是种田务农，一些冯氏子姓既种田，又合伙合股在县治的下横街鹅黄干开牛行、猪行等，有的子姓种田、开鹅行，还投资慈城同德昌经商。明末迁徙到慈城东南苏冯村（今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定居。苏冯村，距宁波市区10公里，苏冯村冯氏大多以务农为主，清中叶始，慈城冯氏苏冯支子姓陆续离乡到杭州、上海、天津学生意，成为宁波帮成员，其中有冯根生、冯占祥、冯菊洲等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企业家和相关行业的代表人物。云山前支于清康熙末年迁居慈城西门外十里的三七市镇云山前自然村，后有子孙去江苏南通学生意并自立门户独自经营，因抗日战争的灾难又回家乡务农，参见第六章的《阿爷小像与影响》。
  从一些口述史料类比分析，慈城冯氏的农商并举与近代宁波帮农商并举的轨迹类似，大多情形是务农安居，同时以“田家有子皆读书”的文化传统让其弟子接受教育，之后又鼓励弟子（一般年龄为十四五岁）出门学生意，学徒满师后如果天时地利人和允许在异地谋生，便在异乡就业；难以谋生就再回乡务农（一般这种情况很少，除因战争等时局动荡外）；在异乡立稳脚跟后，再成家创业；倘若创业成功，一边带家人定居异乡，一边用创业收获在家乡置地买房屋，至晚年或告老回乡或落叶归根。苏冯村的冯云生离乡去杭州便是如此。冯云生独闯杭州，后在那儿成家立业，一家三代皆为杭州胡庆余堂药工，最后由儿子送回苏冯而魂归故里，参见第六章的《学生意和故乡的一些记忆》。
  大宗祠大街支世显堂后裔多人在口述中提到冯久潮，其中40世孙女冯吟逊口述，冯久潮是其父亲冯茂堂（1902—1981，族名肃范）好朋友，其在上海开办纺织厂，好像是润丰棉织厂，产品是内衣汗衫，上印金鱼图案，注册商标金鱼牌。1937年手绘慈城地图62.18-124分图编号2832宅地上标“冯久潮”名字，另外62.18-122分图编号2460-1有一丘上标冯久潮田地，有意思的是这丘田地同标“颜××公”四字，四字上画一条红线，这是否表示冯久潮从颜家转买的呢？《田野调查》因没找到冯久潮后代，故其人其事亟待进一步考证。
  据表三十所示，慈城冯氏在一镇两乡，即孝中镇、护中乡、东巽乡有田地149丘，其中表中的二丘与家谱所列的统宗祠祀产田坐落方位一致。有意思的是，家谱所列祀产除方位外，还列每丘田地租谷数量，以及佃人姓名及待遇。比如坐落宝云庄，一丘土名为赵家三亩，租谷一千觔与鸡酒饭两餐，家谱收藏者、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38世孙女冯一敏解释，一千觔是佃农缴给冯家的田租，而鸡酒饭两餐是冯家招待佃农的标准。如此明确的规定，既预防地主与佃户产生矛盾纠纷，也预防族人间的矛盾纠纷，因祀田往往由族人轮流当年，没有固定的地主。据说租谷数量已考虑灾害天气等因素。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佃户徐宝岳讲到冯家，连称冯家人待人客气，他每次送柴进城到冯家，冯家常留其吃中饭。徐宝岳一家三代看管冯云祥坟庄，冯家给徐家提供居所，另供徐家六七亩吃饭田。20世纪30年代起，冯云祥坟墓曾多次遭土匪剥尸，一次徐宝岳哥嫂被戳伤，慈城冯家负责其医药费等，参见第六章的《我家管冯家坟庄》。出生于慈城湖心村[1]的冯君其口述时讲到了曾听乡邻谈到“冯家为柴主管”一说。何为柴主管？原来是慈城冯氏的佃户到县城卖柴，如果卖不完的话，不管数量多少、柴质燥湿，均可挑到冯家，全由冯家出钱买下，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沿袭成俗，冯家成了其佃户的柴主管。有道是，一滴水能见太阳的光辉，上述两例是慈城冯氏与其佃户和睦关系之体现。
  冯恒大是慈城百年老字号，也是慈城冯氏投资创办的经营实业。店堂挂有草楷“鵞”字条幅，据说“鵞”，慈城方言与“和”谐音，旨在表达买卖双方的和气相待，参见第六章《我所知道的冯恒大》。
  和气相待是慈城冯氏做人之道，现又成为冯恒大的生意经，从中可见慈城冯氏的农商并举，体现的是家族追求的和衷共济之道。
  药商为本
  《田野调查》中，一些口述者谈到慈城冯氏经商行业，提出金融与药业是两大行业。据表二十八统计，在近代，慈城冯氏投资（或经营）行业依次是药业（含参燕）23家，占总数的57.5％；金融业（银楼）11家，占总数的27.5％；饮食业6家，占总数的15％。这一组数据说明药业的确是慈城冯氏经商的一大行业。
  有研究表明，慈城望族的药店开到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烟台、包头、赤峰、承德、沈阳、营口、大连、长春、太原、大同、西安、武汉、长沙、南京、福州、台北、香港、杭州和宁波等地，共有45家药铺（店）。[2]慈城冯氏的各省皆行商[3]，据第六章口述史统计，慈城冯氏参与药店经营或投资的城市有宁波、杭州、衢州、温州、上海、武汉、营口、张家口、广州等。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布政房）36世孙冯孚真（1881一1949，字善贤）房在宁波药行街开设“冯万丰”药号，是浙东最大的药材批发商号[1]。无论在宁波，还是张家口，异乡创业均需适应地理、人文的过程，慈城冯氏不畏艰难，努力奋发，终获成功。努力奋发是其取得望族地位和维持其望族地位的个性121。
  慈城冯氏启承祠子孙间曾流传“一只钉靴”、“扎草马祭祖”的传说。故事讲的就是冯映斋如何不畏艰难与奋发创业。原来出门做生意的冯家人肩上总要背一只钉靴，这只钉靴用来与家里或者放在店铺的那一只作配对。旧时的钉靴即如今的雨鞋，百步没轻担，背一双太重也浪费，一只钉靴的传说源于其祖的这一做法。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祭灶习俗，且慈城人用纸马祭灶，而冯家祭灶却晚一天，原因是出门做生意的男人还没回来，家里没祭灶的供品，只好等待，可等了一天，仍没回来，家里没有钱买纸马，只好自扎草马当祭品。
  这些故事产生于清代，清初是慈城冯氏生存的低谷时期，因族人参与抗清复明行动，给家族带来灾难，因而慈城冯氏有的家长不再允许其子从政做官，有的家长带着儿女逃离慈城的家园。据表九统计，现居洪塘横峰堰、乍山东冯村、南冯村、集士港冯家村、庄市汉塘市冯家众子姓的先祖均是逃避灾难迁徙而去。尽管如此，慈城冯氏依旧能奋发图强，经几世的努力，至康熙、乾隆年间，科举出仕人数渐增。然而慈城冯氏有的家庭仍然元气不振，惠宗祠西桥支冯映斋是其中的一家。康熙中期（1700年后），冯映斋去清道观求签问卜，希望能找到振兴家业的契机，结果正月初一求了支下下签，这让冯映斋十分失望。幸亏详梦者[3]察言观色，信口开河：先生不妨去四川发财。为改变命运，冯映斋启程去四川，在那儿的药店当茶房，冯映斋听说红花“小年”，就将积蓄全部买了红花。想不到第二年红花歉收，量少价高，这让冯映斋意外发财，他便回乡创办冯存仁堂。这是口口相传的冯映斋创办冯存仁堂的故事。之后，冯映斋的子孙依靠冯存仁堂这份祖业而成为名震朝廷的巨商大贾，子孙中最有声望的是云濠、云祥兄弟。
  前述“捐银二十万两”助饷轶闻也得益于创办冯存药堂的成功。清咸丰初期，时任刑部直隶郎中冯本棠拜见时任浙江巡抚的老师王有龄时，巧遇曾任慈溪县长的段光清。段光清与冯本棠谈及让慈城冯氏捐饷等事宜，冯本棠答曰：“家中之事我原不知，归家必请家父写信于抚军。”
  做官的儿子谈及家事均要请示经商的父亲。尔后，父丧，子伤心欲绝，翌年冯本棠追随而去。无论儿子官当得再大，家里的事还是由父亲做主，这是宗族制度中家长绝对权力的体现。经商的冯云祥尊治学的冯云濠为长，做官的儿子尊经商的父亲等，乃是慈城冯氏官商并举、和衷共济的又一典范。
  冯映斋名下众子姓集祖辈买卖的经验，遵循“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的祖训，做大做强冯存仁药堂，在慈城又办起制膏厂，在宁波新设“冯万丰”药号，时为宁波最大的一家药商铺，还在上海开了两家冯存仁药店。如今慈城始平路南北的前后新屋即为兄弟俩的家产，前新屋、后新屋之间的路以冯氏郡名“始平”命名[1]，以纪念慈城冯家南省名家的根在始平。有意思的是，前后新屋冯氏因投资经商而成为宁波大富，但祖传一只草马、一只纸马祭灶的习俗却一直沿袭不变，以示子孙不忘昔日的苦难。
  从宋代“药肆万金饶”至清末的冯存仁堂，连绵千年的慈城冯氏以药为本，薪火传承，为千年望族的长盛不衰打下扎实的经济基础。纵观历史，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是传统文化影响。自古士大夫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操行，慈城冯氏继承发展这一文化传统，为良医亦成明医，参见第六章《我家行医人》；不为良医，即为良商。其实“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为儒生的追求，是儒家学说的实践，儒家文化用当代的价值观诠释便是中庸相和。二是家族文运发达。慈城冯氏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而药业经营需要较高的文化基础，而且慈城冯氏又具备因文化素质而产生广泛的人力资源。其三是药业回报丰厚。慈城冯氏借着官场的人脉资本，用其平和谦顺、诚信经营之道，来获取广大的买卖市场，又以济人为务的人文关怀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使“药肆万金饶”长盛不衰。
  上述官商并举、药商为本，实是慈城冯氏和衷共济的文化传统。
  多业并重：慈城民间称冯阿云为清代的沈万三，慈城的红顶商人，其实这是夸张的说法，冯阿云的名气远不如沈万三那么大；所谓红顶商人更不如胡雪岩。虽然冯阿云，曾经也像沈万三、胡雪岩那样为时政所瞩目——京城御史奏伊家资二千万，皇上特旨着输数百万[1]，然而冯阿云的命运和结局均比沈万三、胡雪岩圆满，因为民间所称的冯阿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至少是亦文亦商的兄弟俩。
  前述，冯云濠中举第三年，利用醉经阁的藏书，与王梓材一起整理刊印了《宋元学案》，全书一百卷。从此醉经阁刻本便名闻学术界，加上冯云濠、冯云祥等捐银助饷轶闻，冯云濠便成为慈城冯氏清代亦官亦商亦文、多业并重的代表人物之一。
  慈城冯氏的深院大宅大多是历代经科举之路步入政坛的人物的住宅，如金家井巷的布政房、完节坊里的尚书第、太阳殿路的布政使第、始平路的观察第，一闻其名便知是官宦之家。而慈城冯氏的前新屋其实是经商的成果，因此亦官亦商或者亦文亦官亦商的多业并重是慈城冯氏成为南省名家的特性之一。
  柳山庙原有一大片慈城冯氏宅院，这些宅院的主人之一便是冯祖宪。冯祖宪是钱庄老板，也是文人，他与友人合编《英话注解》，其主持编纂的《慈溪冯氏支谱》成为当下珍贵的地方文献；而且冯祖宪的耕馀楼有黄宗羲《南雷文定》刻本前集11卷、后集4卷、三集3卷、四集4卷、世谱1卷、附录1卷，凡8册，收藏的《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等古籍，成为天一阁的珍藏。冯祖宪是继冯云濠之后，又一位慈城冯氏亦商亦文的代表人物。虽然两人相比较，前者有兄弟俩的和衷共济，而没有史料表明冯祖宪有弟兄的和衷共济，而他却能借朋友之力来完成自己的宏愿。这也是慈城冯氏的文化特性之一。
  近代，慈城冯氏亦商亦文、多业并重的代表人物要数冯梦云。早年的冯梦云打工、写作并供养失去父母的弟妹；后靠着努力拼搏，声名鹊起，开始步入亦文亦商的佳境，后兄弟携手并肩办报，开印刷所、茶室，成为上海滩的冯大少爷，见前第二章第四节。这些皆是千年望族、南省名家的慈城冯氏在治学、为官和经商诸方面的成就，而亦文亦官亦商的多业并举、和衷共济，是其家族的文化特色。
  三、户诵诗书 继美簪缨
  据第六章《阿爷小像与影响》记述：统宗祠做戏时，第一排座位专供斯文会会员，因为斯文会会员是读书人。每逢扫墓拜祖领麻糍胙肉时，斯文会会员可以领双份。如果用马斯洛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慈城冯氏的族规与做法满足了一个人五大需求中的生理需求、尊重需求，从而又会激发众子姓的自我实现需求。而自我实现需求也是马斯洛五大需求中的最高级需求。南迁后的慈城冯氏无论是金川世家，还是南省名家，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是其家族的文化特性之一。如何实现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呢？慈城冯氏是通过文化追求、文化长链和文化平台来实现的。
  文化追求
  耕读并重，平安度日，这是许多家族的文化追求。“以读书求功名”是慈城冯氏的书香传家之道，也是众子姓的文化追求。弘治年间，惠宗祠西桥支24世孙冯炼（1461—1505，字尚成，号西坡）自西乐驿官归里时，构筑谦光堂居屋，自署“一园水竹为新主，万卷诗书是旧盟”楹联，就是其中一例。
  然而，“以读书求功名”并非慈城冯氏子孙的唯一追求，如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26世孙冯世仁，取斯文为号，博学鸿儒，于嘉靖万历年间，两举学宾而不赴，族人称之高风可仰。[1]无独有偶，冯世仁族孙冯元仲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由检讨汪文烈疏于朝廷征聘博士入郡，而冯元仲也选择隐居不赴。据载，冯元仲在城东汤山劈山筑屋，在那儿著刻了《天益山志》、《奕旦评》、《山林经济籍》、《天益山堂遗集》等，其中《奕旦评》是我国早期围棋理论著作。他还上山采草药，时常头戴箬笠，露胸坦怀，乐善好施，被乡邻尊称为先生。显然，重实学轻功名、淡泊名利，与上述官商并举有所不同，淡泊名利是慈城冯氏的文化现象，谱记有“高隐之风”，如今慈城冯氏后裔不少自诩有大树将军的风范，这便是慈城冯氏的不同文化追求。
  由于慈城冯氏的不同文化追求，因而留存于世的一些家谱也与众不同。道光十四年（1834），惠宗祠西桥支34世孙冯椿茂（字春木，号成村、瘦梅）因病不能与族弟冯云濠一起参加乡试，在家休养时萌发修谱以继沛斋公（1752—1822，名天玑，字雨若）之志的想法。有意思的是，冯椿茂对沛斋公积卷盈箱的史料孜孜考订后，编校成《冯氏惠宗祠支谱》，卷末还辑录慈邑秦明经玉（字初，号石芬）的《五会言》、《肖引》、《情急了》、《泥滑滑》、《不如归去》、《提壶卢》诗。《冯氏惠宗祠支谱》不循谱牒的编纂格式，所刊内容既不列世系图也不刊族产多少，而是载录旧谱中有关族籍渊源、祖先业绩等的内容，如《冯氏宗谱旧叙》、《慈溪县重修节孝祠记》、《内阁侍书太师忠安冯公墓志铭》、《诰封林太宜人墓志铭》、《晋诰恭人节孝冯母传》，显然这样编纂不合编修谱牒的常规。《冯氏惠宗祠支谱》不同于众多谱牒，然而这卷不同于众谱的《冯氏惠宗祠支谱》却是慈城冯氏文化追求的显现，这是将家族渊源、家族文化与编纂心情融为一体的谱牒。卷末有“提壶卢，聊自娱”，因为养病，冯椿茂以抄编谱牒为乐，却又向往族人的乡试，选《情急了》一诗，是否是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不知是因为这“情急了”的向往，十年后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冯椿茂获得贡生的功名。今所见的有关冯椿茂的史料均无明确记载他的生卒年限，不过从留存于世的《交红馆吟钞》一书倒能读出这位冯氏子孙的文化追求来。
  《慈溪县志》、《四明谈助》等地方文献记载了自宋代至明末的慈城冯氏家居（读书处）等遗迹，如杨简取名的知乐亭，是宋代冯恭叔的读书处；筑于慈湖畔的北湖草堂，是惠宗祠西桥支观德祠恒裕堂25世孙冯光浙（字邦镇，号北湖）建于嘉靖年间的书房..参见《慈城冯氏家居（读书处）等遗迹一览表》（表三十一），不难看出慈城冯氏的文化追求。
  清末取消了科举制度，显然“以读书求功名”的路断了，然而慈城冯氏的文化追求不曾断裂，“后书房”的醉花书屋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后书房由惠宗祠启承祠元房一支脉34世孙冯云湘（1765—1812，号南洲，字兰江）建造，云湘的儿子汝霖、汝霆喜读书，爱藏书，他们的书房是宁波藏书文化史中的寄月楼与循陔书屋，参见表十四；云湘孙子冯可礽、冯可镛兄弟登科。惠宗祠启承祠元房的冯氏子孙因时代变迁与政局动荡，自然无法以读书求功名，然而冯氏子孙不曾忘记“读书”两字，约过了一百年冯汝霆玄孙冯骥才再续祖脉，并以著书立说而闻名海内外；再说云湘名下众子姓在祖传的寄月楼与循陔书屋基础上又设醉花书屋，当代众子姓以醉花书屋而聚，参见第六章《后书房、醉花书屋》，想必这是慈城冯氏的文化追求。前述的书香传家亦是慈城冯氏文化追求的一个方面。
  文化长链
  学者认为，私学、家训、官学、科举、联姻、社交..是环环相扣的慈城望族文化长链。[1]慈城冯氏尤其注重这些文化长链的衔接与巩固。
  私学，是望族文化链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其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一环节是望族文化链的基础，一些慈城冯氏子姓在私学的熏染下，年幼时便显现出相当的才华，如统宗祠福聚军支尹四房22世孙冯民（1388—1463，字天民，号惜阴）自幼就工古文辞，更长于诗；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25世孙冯璇（1480—1553，字天衡，号松崖）七岁能书，且工于诗[2]。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此说是指人在孩提时就已养成了行为习惯，因而私学的启蒙往往会影响每个家族每个子孙的心灵，以至有许多子弟成年后回忆童年启蒙受教的美好时光，无不感慨万千。冯都良有文记述：“犹忆一夕贞胥先母寝，时夜阑人定，母倚床栏背诵离骚，月光自牖隙漏入，映照床壁间皎然，贞胥微闻书声，张目视母，心恍惚若有所感，即沉沉熟睡矣。”
  慈城冯氏视教育为振兴、发展家族的基础之一，女性的教育也是慈城冯氏文化长链中独特的一环。前述冯君木创办东城女学堂，是一例。同时，慈城冯氏较重视女儿的教育，使她们普遍具有相当的才干和突出的见识，这是因为治国本自家齐始，理家犹如治国，需要才干，这种才干不仅在处事、理家方面，也包括女性道德要求和文学艺术；其二是教育多从母训来，一般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要靠母亲完成。因而慈城冯氏从私学诸方面注重培养自家的女儿，又通过联姻等途径选择“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德女性来连接家族的文化长链，参见第六章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中国宗族制度下，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宗祧继承的行为，具有等级婚姻、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特征。就这三个特征而言，慈城冯氏的联姻以等级婚姻居多，注重婚嫁对方的门第。通过与大家望族的联姻来建立与外族的广泛联系，并通过家庭制度完善宗族组织，从而巩固家族地位，如冯叔吉儿女与孙辈的联姻就是如此。这位正二品高官有三子两女，其中长子冯若吕，娶妻尹氏，继叶氏，侧室杨氏，生有两子两女；次子冯若舒与季子冯若陶（1572—1592，字甄甫，号遂昌）均娶慈城陈氏的女儿为妻，生有三子两女；长女嫁到秦家，是庠生秦洵妻子；次女嫁到张家，是万历进士、工部尚书张九德（字成仲，号曙海）妻子。明万历八年（1580），叔吉父冯燮（1499—1580，字光茂、号健斋）去世，作为长子的冯叔吉丁忧告假回家，“吾二十登朝，五十归里，天佚我多矣”[1]。从此他离开官场，在慈城布政房或隐居汶溪以学养士为乐，教习子孙。张九德是冯叔吉教习时学生，冯、张联姻，学生成为女婿。张家是慈城大族，明清两代考中14位进士，虽没法考证冯、张两家联姻与张九德升级的先后，然而布政使女儿嫁尚书为妻，这门亲事实系门当户对。尔后叔吉侄曾孙女，即叔吉侄孙冯元飚次女再嫁入张门，夫是张九德孙子张鸿遵。祖孙二代人的联姻，使慈城冯氏与张家两家关系更加密切。据谱载，冯叔吉有孙辈九人，五男四女，其中一孙女嫁到杨家，为状元杨守勤儿子杨一瑜妻子。杨守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乡试中五经魁的经元，七年后，满腹经纶的杨守勤力挫群英，在会试中考了第一，在廷试中又夺得第一。明代近三百年的科举史，连中三元的有黄观、商辂二人，第三人便是杨守勤。为褒奖杨守勤在丁酉乡试夺得经元、甲辰会试夺得会元、殿试夺得状元的佳绩，慈城的县衙丽泽桥上特建三元坊加以表彰。冯、杨两家的联姻，冯布政使孙女成为杨状元儿子的夫人，这不仅门当户对，更是慈城冯氏沾了状元的名气。前述慈城冯氏有65名进士，103名举人，如果将此比喻为连绵不绝、群峦竞立的家族科举高原的话，那么没有状元就像高原群峰缺少一座耸立的孤峰，这对慈城冯氏来说，是个遗憾。而冯家孙女嫁入杨家，成为状元的媳妇，慈城冯氏真的是沾上了状元之光。如今借分析慈城冯氏联姻之机，再看慈城冯氏的科举高原，没有状元对慈城冯氏来说也许是个遗憾，然而遗憾的残缺往往成为另一圆满的动力。
  上述冯叔吉儿孙的婚嫁是否存在这种原动力呢？慈城冯氏家谱中没有记载。而冯叔吉儿孙的婚嫁是慈城冯氏等级婚姻的典范，慈城冯氏力求通过儿女的婚嫁来建筑家族的山峰是显而易见的，表三十二、三十三分别是部分慈城冯氏的联姻姓氏统计数据。慈城（慈溪）前代称世家曰姚、刘、冯、陈[2]。慈城民间有顺口溜，一曰“冯家屋，俞家谷，钱家吃”，二曰“冯家屋，俞家谷，周家重义，某家办学”。这里的某家是个变姓，因为经常有不同姓的家族办学，小城人常用不同的姓氏来替代。流传的顺口溜中的姓氏，便是慈城人心目中的望族。[1]根据此观点，表三十二、三十三中，慈城冯氏联姻的姓氏大多是一邑有声誉的大家望族。为了谋求家族的发展，慈城冯氏通过婚嫁来以建立起与大家望族的文化长链，从而实现自身的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
  众所周知，近代的等级婚姻多是继续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重家财上的门当户对。慈城冯氏的联姻不仅注重门第，也注重对方的品格与学识，尤其是儿女的父母。发生在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冯母支持女儿退婚的诉讼案是个例证，参见第六章的《后新屋新大门逸事》。
  1926年2月的《时事公报》以“冯雪梅求解婚约之原因，未婚夫不务正业”为题刊登消息：
  慈溪城中后新屋冯雪梅，小名彩芬，现年二十岁，西城女子小校高级部毕业生也，六岁时由乃父母作主，凭媒许与周赞新为妻，兹闻该生近来不务正业，遂立志抱不嫁主义，普声叙种种理由，聘请金凤鸣律师为代理人，于日具状县署，请求与周生解除婚约，已由县署批候通知答辩，再行集讯核办云。
  冯家女儿要与周家解除婚约的消息公开后，在县城激起层层波浪。此时适为惠宗祠春季大祭，当聚餐之时，由时任宗长、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利房36世孙冯萱庵（名敏楷）首先发言，经众讨论，佥引为有碍家规，其中尤以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顺房37世孙冯乔先（1875—1931，名保晋，号子觐），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37世孙冯福先（1874—1957，一书福仙，原名仲榖，名保禄），涵生香士（即冯度）等更为愤慨，谓：周某世家子弟，乃父亦体面商人，今族内有此等举动，何以对外姓亲戚，且恐将来对于阖族子女，不无影响。商量之后，宗长委托房长冯乔先，及冯女家长、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仲房康房38世孙冯庆瑞（1884—1958，名宜年，号钦睿），令促冯彩芬早日觉悟，并嘱其母切实训谕等。
  然而冯女家长庆瑞却没有令促，并以“解除婚约案限期和解”[1]而告终。现据族人口述，原来冯雪梅继母郑彩章支持女儿的退婚。这位母亲对女儿的支持可谓窥一斑见全貌。慈城冯氏为何培养女儿，为何选择媳妇，因为母亲的教育对她们今后的任事、明理极为重要。
  一般联姻的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显然是很重要的。而慈城冯氏子弟的联姻选择，更多的是选择家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追求。就此而言，慈城冯氏所追求的女童教育也是旨在提高子女的素质。如：慈城俞家女俞因（字季则），嫁到冯家后，相夫教子，能与夫君诗词唱和。同时，她在家设塾，招收十几女学生..俞因著有《妇学斋遗稿》，如今我们从她撰写《中秋赋呈君木》、《秋夜怀君木杭州》两首诗中可见这位女秀才的才气与贤惠。
  寂寂中秋夜，明明乍霁天。星河澹将隐，人月喜双圆。无语自清绝，微吟转惘然。五云有楼阁，今夕是何年。
  残叶下高树，疏星横断河。思深偏梦少，夜永况愁多。鼎冷飘馀篆，帘低动细波。西泠风露冷，衣袂近如何。
  哲人说过，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对家族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呢？任何势力再大的家族，除靠其自身努力外，也靠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人脉，方能成为世家或望族，因此，慈城冯氏与社会进行广泛的联系，营造相互沟通的网络与平台，缔结家族的文化长链，上述的联姻是一环，社交也是一环。
  慈城的自然风光优美，文人的文化素养优雅，社会的局势又相对安稳，这一切都促成了慈城的文人频频结社、集会。慈城冯氏往往是文人结社、集会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古往今来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说法，1852年5月，冯云祥按习俗建筑寿域，前来祝贺并题写寿域石碑的就有宁波末代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的章鋆；道光元年（1821）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后成为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的宗稷辰（1792—1867，字迪甫，号涤楼，今浙江绍兴人）；道光十八年（1838）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的钮福保（1805—1865，字右申，号松泉，今浙江湖州人）；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殿试位列第二甲第十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副都御史的王履谦（字吉云，号晓山，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年（1884）5月，日本史学家、汉学家冈千仞游访中国[1]，冈千仞在旅日华侨王仁乾陪同下，自上海入关，北上南下，历时320天，历程近万里，拜访达官雅士近两百人，其中有李鸿章、盛宣怀等清朝官员，有俞樾、王韬、杨泰亨等各地名士，写下六万余字的《观光纪游》。在宁波慈城，冈千仞住宿在王仁乾家里，王家在慈城西南的王山村，据《观光纪游》记载，慈城冯氏是这位日本文人的拜访对象之一，其中有冯梦香和冯可镛。
  雇轿赴县城，访王竹孙（锡璋）。共访冯梦香（一梅），为曲园氏（曲园是俞樾的号）高足，示《东瀛诗纪》，曰：“于老师撰诗中，久知先生之名。”共出观慈湖。途观城隍庙，大雨暴至，乃辞二子。[2]
  舟赴县城，遥望一阁，曰酌议亭。访冯舸月（可镛），为此间猗顿，曰：“明亡时，余族祖济（京第），奉鲁王命赴日本，献御宝浮光杯，请援兵。归则母氏北走，妻叶氏缢死。与王烈愍再举，为满将王舛所执，支解军门，乡人得一臂葬马公桥，今犹与烈愍同祠。”此舜水、成功一辈人。[3]
  冯梦香家住县城南面的觉民路朝北门头，据志载朝北门头因冯家大门朝北而名，冯可镛家住城西北的花园冯家。两人分居城南北，又同为晚清举人，时为慈城冯氏福聚支、西桥支的代表人物。在冈千仞客游慈城期间，冯梦香回访他，并就纪氏医书等话题作了版本文化的交流。
  除文化交流外，慈城冯氏还通过撰写书序、传记资料或祝颂哀悼文章等形式，以建立联络感情。初唐冯氏修《冯氏支谱》，请的是唐翰林院大学士虞世南题词，后几次修谱请的又是一邑名人作序撰文。明末清初，慈城冯氏弟子与浙东文宿有交流，因而慈城冯氏的人或事被撰文传世，其中写入黄宗羲《南雷文定》的有冯元飏；被全祖望写入《鲒埼亭文集》的有冯京第《冯侍郎遗书》、冯元飚《题冯邺仙尚书行状后》、冯征远《冯征远手迹跋》、冯明远《奉慈溪冯明远先生论燕虢封国书》、冯茗园《奉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帖》等。衢州的天福堂是慈城钱氏子孙钱澍田与慈城冯氏、慈城王氏合资创办的中药堂，冯梦香专为药堂编写药书。据记载，三家在广州开设敬修堂，因清乾隆年间广州、慈溪南北交通不便，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合资，专请阿大（经理）经营管理，曾定堂规：凡钱、冯、王三姓后裔，无论何人途经衢州，在天福堂内停留，药堂免费提供一宿两餐，参见第六章《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冯梦香师从清末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由此冯梦香和慈城冯氏的趣事成了《右台仙馆笔记》中的一些素材。如今，从俞公所撰的《冯氏捐赀建慈湖书院》、《慈溪冯孝廉贞祐》、《冯梦香孝廉之弟则诚》、《先德观察公》等能推断当年慈城冯氏的文化交流，其中有：“余门下士冯梦香孝廉，言其族人霁亭茂才家，藏其远祖尚书公所乘肩舆二，具前明遗物也。[1]这无疑是珍贵的慈城冯氏史料。
  民国初年，冯君木执教于上海，时与吴昌硕、况蕙风知交，为亡妻编辑《妇女斋遗稿》，请吴先生题书名；吴先生去世前三天还画兰赠予冯；吴先生与况先生留下遗嘱请冯君木撰写墓志铭。冯君木与同乡陈屺怀是多年的挚友，冯君木去世后，比他年长一岁的陈先生连赋悼念诗词十七首，并出一卷专刊《悲回风》，参见第六章的《继录祖辈的家风》。
  1925年11月，冯君木之子冯都良出版《怅惘》，又由胡愈之弟胡仲持[1]作序。
  民国十九年（1930），冯度携妻女历游杭州，于孤山放鹤亭畔拍摄全家小影，题梅鹤幻影图，返慈后一邑文友杨敏曾、陈训正、洪允祥、洪曰湄、钱罕赋诗贺之，留下慈溪名人题梅鹤幻影图的一段佳话。1940年，冯仁宝妻洪氏去世。翌年，冯仁宝便请堂弟冯都良撰文，书法家王个簃书写，魏友棐题眉，制作了《冯母洪孺人家传》，以表纪念。
  文化长链看似平常，却是关键，是一个家族的文化核心，上述的私学、联姻与社交等，对外影响的是慈城冯氏的声望；对内则影响众子姓的素质。家族的文化长链影响着慈城冯氏的户诵诗书、继美簪缨。
  慈城冯氏的文化传承靠藏书楼，文化交流的平台亦是藏书楼，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书或书的交流。
  人的习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了文化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养，陶冶人的情操，而外部环境也能影响人的成长。为了更适合人的文化发展，慈城冯氏十分注重构筑良好的居所，他们将居所营造得十分雅致，许多庭院广植花木，后花园搭亭建阁，堆山挖池，力求营造古雅闲适的生活环境。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居所门前曾有三株槐树，故居住此地的冯氏后裔均以槐花树门头冯而称。大约清乾隆年间，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2世孙冯彦珽撰文如下：
  门前槐树，百数十年物也，相传为翔宇公所手植，大二三十围，高四五六丈，每当春夏之交，郁郁葱葱，然阴蔽门内，外花开蜂呓来往其上，千百为群，其声若雷，余族妇女时采其花，染绿焉，上有鹊巢，在于常处，历数十年变，从来未见其徙于他所，天将曙，双鹊即鸣噪不已。[1]
  家居环境，是每一个人最早接触到的自然环境，往往会烙下深刻的记忆，第六章的《我家和槐花树门头》、《槐花树门头与九华堂》便是如此的写照。
  雷家巷冯家新屋（现址雷家巷6号）是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顺房部分子孙居住地，此处，“园地里种的有石榴、桃树、梨树、梅树和橘树。二道大门进来是个大道地，两边是与屋檐差不多高的隔墙。隔墙中间是上圆下方的门洞，走进门洞各是长方形的小园地，小园地里种的有樱桃树、杏子树，这些果树使家里人一年四季有水果吃。还有那屋檐墙角的花卉样的壁画虽不如前后新屋的画梁雕柱精致，但五彩图案和整个院子的合理布局足见阿爷们当年的精心设计”⋯⋯参见第六章的《祖居、祖坟与家谱》。
  文中的前后新屋是慈城冯氏心目中的标志性建筑，儿时暂居于后新屋中央大门的九秩翁老太对此依然记忆犹新。
  印象中的冯家屋正屋坐北朝南，偏房东、西相面对，而且是东西对称，东边是冯度家，姨父家在西边。头门进来走过一段石板路是二门。头门有屋檐，门口有石鼓与户档。头门与二门不是笔直相对，而是转个弯。二门的屋檐比头门宽些，仍有石鼓与户档，门柱上贴有‘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的对联。二门边上有间小屋，冯家人称做砻谷间，放有风箱、脱稻谷壳等工具，据说这间是专门用于辗谷的，但很少使用。
  进了二门，再弯转是第三道门，进门便是沙泥道地。沙泥道地其实是花园，不过人家的花园是泥土，冯家在泥土上铺了一层沙土，沙土上是一层草皮，中间是一条石板小路，紧挨小路的是两行麦冬草，道地中央一边栽种了一株石榴树，一边栽种了一株枇杷树。石榴树树枝弯弯，我的手可攀到树枝，当年小妹两三岁时，还在树上拍了张照片。相对石榴树，枇杷树长得高，枝丫差不多伸出围墙，每年枇杷树开花结果，可蜡黄的枇杷没人摘吃，成了鸟儿的美食。”（参见第六章《中央大门冯家屋印象》）
  慈城冯氏除营造宅院优美清雅的环境外，还关心居所的文化氛围。“辟其塾为书藏，颇师范氏天一阁意，插架为三行，南北而奇”[1]，这便是慈城冯氏文化氛围的显现，也是望族文化链以书斋为载体的文化平台。
  书斋是文人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慈城冯氏最注重的文化环境的物质所在。无论是书斋的设计、布置，还是命名，慈城冯氏大多十分讲究。表十四所示的藏书楼（屋）名称有醉经阁、抱珠楼、寄月楼、循陔书屋、醒夜轩⋯⋯对于慈城冯氏来说，书斋不仅是读书的处所，更是安顿自己精神与心灵的所在，因而他们在建造或装饰书斋时，常与庭院结合起来，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气氛。
  沙泥道地西边的书房是我的家，这书房是冯家子弟幼时的读书处⋯⋯书房门口有两个花坛，各植了一株牡丹花。[2]
  慈城冯氏的书斋通常用于藏书，因为藏书能形成开卷读书的风气，营造出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慈城冯氏的藏书，一是为了满足主人阅读和做学问的需求。如冯云濠的醉经阁；二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需要，如后书房的寄月楼与循陔书屋，曾是慈城冯氏一脉11个子孙的读书处，其中两子是兄弟登科。慈城冯氏就是通过书斋藏书来培养子姓的阅读兴趣，通过书籍的滋养以提高子姓的综合素质，从而促进整个家族的文化发展与延续。
  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的醉经阁，是前后新屋冯氏的书斋，据《宁波图书馆志》记载：冯云濠..同时博采群书，搜藏珍版孤本，于观察第内筑醉经阁（在今慈城五马桥畔）入藏..尤多明版舆地图籍。其醉经阁四周砌有高耸之风火墙，与第宅相隔，后有月池。[1]醉经阁的丰富藏书，被其主人充分利用而发挥了学术作用，前述的冯云濠与王梓材一起整理刊印了《宋元学案》便是其一。据记载，冯云濠收藏到乡人姜宸英《上方山诗卷》及鸿胪禹之鼎所绘宸英小像，再建姜宸英祠，利用醉经阁所藏，将姜的小像与诗文刻于祠壁上，供乡人随时怀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
  丰富的藏书既成为个人与个人、家族与家族之间交流的媒介，又营造了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文化环境，从而吸引了四方文人进行文化交流。1931年夏天，郑振铎约上赵万里谋登天一阁被拒后，拜访藏书家冯孟颛。20年以后，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再次拜访冯孟颛；5年后，冯孟颛、郑振铎这对忘年书友重逢于宁波。正是这三次书友间的文化交流，渐渐开启冯孟颛的伏跗室藏书捐赠之帷幕。这前后，冯孟颛以伏跗室这一平台，与夏承焘、沙孟海、朱赞卿等进行文化交流。慈城冯氏在各种交流平台被邀撰、题、书而留下一些墨迹，《慈城冯氏撰、题、书金石一览表》（表三十四），既是慈城冯氏的文化交流遗存，也是慈城的珍贵文化遗产。
  书斋藏书、文化交流、著书立说..慈城冯氏的文化活动，既营造家族的文化环境，又营造地方的文化环境；既体现望族的实力与威望，又巩固了千年望族的文化长链。慈城冯氏的书斋藏书与著书立说，进一步催化了慈城地区出版业的兴起，表十二所示的历代慈城冯氏刻印的作品中，影响较大并载入志书的有明代冯叔吉的愿闻堂曾刻印过胡时化辑的《名世文宗》，还有冯忠、冯岳所刊的《新编策学矜式》、《宋五家诗话》、《考证注解伤寒论》。明末，冯元仲因刻书于天益山，而使这座慈城东面的小山也一同被载入史册[1]；贻安庐于清乾隆年间刻《天益山堂遗集》，贻安庐是慈城冯氏一室名[2]。
  文化追求、文化长链与文化平台是慈城冯氏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的显现，既营造了家族的文化环境，也营造了地方的文化环境，在提高南省名家的美誉度与影响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家族的发展。
  四、注重乡誉 造福桑梓
  明清时期，世家望族子弟为害一方的事件时有发生。如明代松江府华亭董其昌，虽是书画名家，富甲一方，但却为人不仁，鱼肉乡民，乡民忍无可忍，众怒齐发，捣毁了他的住宅，以致他不得不流落他乡。徐阶是明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权重一时，致仕回到家乡华亭，纵容子弟欺凌乡邻，致使乡亲怨声载道。影响最大的是广东顺德梁储家族：“梁文康储之子次掳，居乡，以夺田杀三百余人，屠杀三十余家。事在正德八年，法当极典。乃父（梁储）方为宰相，法官仅拟发边屯立功，五年乃还职而已..归而作乱，文康（梁储）曲法庇之，举朝无敢言者。”[1]同是世家望族的慈城冯氏，从政为官的没有宰相级别的高官，而前述的慈城冯氏七人官至二品，数十人在中央部门任官或者地方为官，对一个家族来说，无论是官级还是从政人数都已相当了不起。如果说从政是慈城冯氏明清两代的主要职业选择的话，从七品芝麻官到高官，冯氏子姓大多注重乡誉，造福桑梓，而且在慈城周边均有诸多美誉。如慈城孔庙所设的乡贤祠，供奉85位众姓乡贤，其中慈城冯氏有25位；孔庙的忠义孝悌祠所供的121席以“忠、孝、悌事迹而名的木主，慈城冯氏占有12席。位于县治西的城隍庙，共邑缙绅士民262人，其中慈城冯氏为27人。上述先贤不外乎是以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做人做事，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慈风孝行，如族人亲戚间的母（父）慈子（女）孝、乡邻友人间的善心善举，继而将这些自然之爱升华到博众之爱，而这些正是慈城冯氏注重乡誉、造福桑梓的结果。
  母慈子孝
  慈城是邑有董孝子遗风，人知孝爱的中国慈孝文化之乡。慈城冯氏作为慈孝之乡的大家望族，自有“一门忠孝，千载标名[]的文化传统，因而大多族人具备尊老养老、爱幼教幼的美德，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38世孙冯子蕃（1901—1975，谱名忠瀚）外孙袁伦次回忆，曾经听外公与师傅冯绍蘧谈论戏文《三娘教子》演的就是冯氏祖上的故事，旧时族里演祠堂戏，一般均不点这出戏。原来《三娘教子》表现的母慈子孝主题早已烙进了子姓的心头并化作家族的文化传统。
  关于母（父）慈子（女）孝，笔者认为：慈与孝是一对既含自然属性，又含社会属性的人的行为关系词。2]自然属性，可以理解成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社会属性，在受到时代、环境、所接受文化的影响之后的一个人的行为表现。简而言之，自然属性是天道，社会属性是人道。慈与孝这对行为关系词，是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基础，其关系具有两层含义：狭义上指人与人，广义上指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慈城冯氏的母（父）慈子（女）孝，首先是以无私的母爱营造亲情、温暖家庭，如冯厚父亲冯黓（字克敬），看望刑部狱兄默，途中病死，母潘氏刚怀冯厚三个月，而潘乃自誓曰：夫既死义，妾独以贫困故，忍为不义，以污之乎？生下遗腹子后，潘氏纺绩织纴以给衣食，请老师培养儿子，于景泰七年（1456），膺荐到淮府谋事，从此改变家徒壁立之困境。这是光绪《慈溪县志》中记载的一段慈城冯氏的慈风孝行轶闻。慈城地方文献还记载了不少慈城冯氏的慈风孝行事迹，参见《慈城冯氏的慈风孝行事迹表》（表三十五）。
  表三十五所示第17条记：冯魁姐（冯任女）遭遇火灾，因来不及穿衣而拒救，并嘱兄谢父母而卒的逸闻。今读之只能理解为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封建的牺牲品，而慈城冯氏仍以“烈女”之谥，编入家谱代代相传，参见第六章的《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分析表三十五所列的母慈子孝事迹，慈城冯氏历代媳妇均有坚志守节、艰辛育孤、侍奉翁姑等事迹，这诠释了伟大的母爱，至今仍具一定的倡导价值。如住五马桥的冯本澄（字亮清，号西园）母亲桂氏，统宗祠福聚军支尹四房26世孙冯维贤（1533—1592，字良夫，号后湖）母亲王氏，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27世孙冯若蒙（1566—1618）妻，大宗祠大街支26世孙冯云鹏妻汤氏，统宗祠福聚支匠支宗二房世庆堂27世孙冯嘉隆（1567—1595）妻陈氏，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褒德堂31世孙冯鹤年妻钱氏，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33世孙冯天纯（1742—1769，字德文）妻杨氏，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34世孙冯云梯（1768—1786，字步青，号省三）妻林氏，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34世孙冯云树（1776—1818，字林魁，号松亭）继室洪氏，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33世孙冯天佑（1755—1811，尚履，号定庵）妻陆氏、继室张氏等，这些女人以其坚韧与贤德撑起各自的家庭。这是慈城冯氏母（父）慈子（女）孝的特点之一。
  慈城冯氏的母（父）慈子（女）孝，还具有家庭式的“前赴后继”特点。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乾房冯云龙三子皆壮年而亡，长子冯绍禹（1785—1806，字澹园）殁，妻王氏年仅二十八岁，没有儿女无所出；次子冯绍衣（1787—1818，字澹定）病故，妻秦氏年三十；幼子国学生冯绍贤（1790—1820，字梅憨）咳血症卒，继室刘氏亦仅二十九。而当时云龙夫妇俱在堂，白发送黑发，“一门三孀妇，顾瞻凄怆，惨然不乐，而三者矢志弥坚，承欢无间。逮姑殁，翁纳有簉室王氏，年甚少，三人俱事之惟谨。有事必相咨商，不敢专。翁殁后，尤为体恤。或有所馈，必受而献之，益爱敬有加”。云龙子妇的同心协办、各竭妇道，史记“冯氏一门三节，皆冯云龙子妇”。正是有这样的冯氏母亲的坚志守节、奉长育孤，她们的母（父）慈子（女）孝，形成了慈城冯氏“一门忠孝，千载标名”的家族风气。这一家风又印痕于子姓的心灵，犹如戏文《三娘教子》那样具有教化儿孙、示范里人的影响与作用。
  慈城冯氏的忠孝影响，如今还能从历史遗迹——牌坊来解读。据宁波市江北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慈城镇现存牌坊7座[1]，其中三座是慈城冯氏的节孝坊。一是冯有经（字正之）为其母刘氏而立的刘氏贞节坊，位于慈城镇尚志路4号，事迹参见表三十五第25条；一是旌彰冯若陶妻、冯元仲母亲的陈氏坊，位于慈城镇金家井巷口，事迹参见表三十五序33；一是位于慈城镇东镇桥33号的冯氏节孝坊，此应是彰显慈城冯氏女儿的牌坊。除了今存节孝坊外，历代被各级表彰的慈城冯氏节孝坊有11座，具体参见《慈城冯氏节孝坊一览表》（表三十六）。
  众所周知，对于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在封建时代强调以贞节操行为重，表三十五、表三十六所列纪事无疑全是女人的贞节操行。比较两表，表三十五所列的节孝事迹，既有女人的贞节操行，又有贞节操行之外的贤淑，比如在流离颠沛、辛苦艰难中饮冰茹檗。而这些在事无巨细中体现的点点滴滴对慈城冯氏来说，其贤淑、其品德往往会超越那些寻常的贞节者，这就是《三娘教子》更影响众子孙的原因所在。笔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慈城冯氏后裔尤其赞美含辛茹苦抚养儿女们的母范妇仪、慈风孝行。
  母（父）慈子（女）孝是一邑慈城的文化基因，也是慈城冯氏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基因一直绵延至今，使近当代的一些慈城冯氏具备了互帮互敬、互尊互爱的家族美德。如《我是冯家的媳妇》一文所述的太婆与其公公的母子俩，和他们兄嫂间、妯娌间的亲情；又如《我家和槐花树门头》一文中谈到其家有十几口人，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但不管家里多么清苦，母亲都让其兄弟姐妹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正如冯士能所言，在慈城的童年生活苦，但很快乐，这是因为父辈兄弟敬老爱幼，互相融洽，晚辈兄弟姐妹也和睦相处，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乘风凉、猜谜语、哼儿歌。
  幸福是一样的快乐，而苦难却是不同的心酸。相比槐花树门头姚婉宜和她的儿女们，大宗祠大街支世显堂冯茂堂就显得较为苦难，幼年失怙，中年丧妻，但幼年的冯茂堂在母亲养育下，在姑母帮助下，靠自己的勤劳与坚信，振兴家业；丧妻后，与儿女们同甘共苦，战胜九个子女、一大家没有女主人的困难，不但把儿女培养成人，还遵母亲遗嘱把侄子培养至成家娶妻，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和他的十个儿女》。《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我此外，的祖父和父辈们》等口述资料，亦一一讲述慈城冯氏因时局动荡而遭受家变时，子姓们团结一心的故事，有的家庭几乎遇到灭顶之灾，有的家庭是遇到暂时的困难，无论何种情形，一家人或一族人都是有难同当、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这些是慈城冯氏近百年的母（父）慈子（女）孝逸事。
  有些逸事还在近代媒体上留下了记载。1947年3月28日的《慈溪报》刊登了《冯正闻授赠胞妹去愁房屋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胞妹去愁幼失怙恃，正闻历年从车异地，未能照顾瞻养，现去愁虽勉能自食其力，唯正闻仍收入微薄，终愧未尽兄长责任，为此愿将祖遗房屋一所之半赠与去愁，日授赠之后随凭去愁处置，正闻决不干涉，特此登报声明。[1]
  因寻找冯正闻兄妹后裔无果，笔者无法考证这对兄妹属于哪族哪支，但慈城冯氏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则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古到今，慈城冯氏的母（父）慈子（女）孝，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为家族赢得美誉。
  合族行善
  表三十五所列，“冯制的家裕好施”，“冯叔吉的为德于乡”，“冯觉晓的割地建亭”，“杨氏祝寿资修乡祠”，“林氏善持家乐好施”和“洪太夫人发藏粟赈贫者”等逸事，是慈城冯氏从亲情之爱演绎无血缘之爱的历史记载，是慈城冯氏合族行善的例证。
  捐资办学是慈城冯氏合族行善的一大方面。据表十统计，明清时期，慈城冯氏8人10次参与慈城学宫设施的修建与重建；清道光年间，冯云濠、冯云祥兄弟俩与惠宗祠西桥支启承元房坤房35世孙冯汝霖、冯汝震（1807—1838，字辰丙，号小江）兄弟俩合捐三万两重建慈湖书院，被史载“一门独肩重建慈湖书院”。“一门”指冯氏一门，就是慈城冯氏。其实冯云濠等四人虽同族，而支系分元、贞两房，属不同家庭，史载“一门独肩重建慈湖书院”实是慈城冯氏合族行善的一例。
  清晚期，慈城冯氏合族捐款修建德润书院也是如此。清末民国初年，慈城冯氏参与创办慈湖中学。慈城的藕田学校是由冯氏祠堂创办的学校，对该学校，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子姓均有口述。如后新屋中央大门后裔口述，大约于1940年，将祠堂公共田全部捐给了藕田学校；前新屋河房后裔笔记，河房约有180亩一190亩，其中90亩送给小学校，冯家子弟可免费入学。
  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旧时的慈城地区公共建筑，如桥、亭、塔，大多由慈城望族倡议并捐资建造，慈城冯氏作为千年望族，不仅是捐赠活动的参与者，更是捐赠公益活动的发起人。旧时，慈城县东南三里（夹田桥畔）竖有一块石碑，碑文如下：
  行善殆墨而儒者也，初从冯左伯，本富起家，已人之责若自为责，拯人之困若自为困，以是修吾翁，赫赫得扶义声。[1]
  原来《夹田桥善缘记》刻的就是冯叔吉参与夹田桥建设一事。
  表三十七为地方文献记载的《慈城冯氏参与家乡建设史纪》，自明万历年间至20世纪40年代，慈城冯氏有11人次参与慈城的马路、城墙、城河、慈湖等项目的建设。清同治年间，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季房汉房35世孙冯福恩（1831—1893，名本骅，号吾楼），与族兄冯翊廷（字亦亭）、族侄冯可镛，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元房坤房恭房36世孙冯可锃（1814—1869，字可鉴，号镜芙）和统宗祠的冯祖宪等五人五家合族参与慈湖、城河的疏浚；1947年，冯福恩曾孙冯子贻承担了修理骢马桥工程，汉房族产冯恒大捐资五万元，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冯寿康等三人各捐一万元，这些均是慈城冯氏合族行善的方方面面表现。
  慈城冯氏的合族行善还可从《慈城冯氏善举表》（表三十八）得到印证。表三十八所列的保黎医院，创办于宣统二年（1910）2月5日，是浙江省首家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医院[2]。据记载：1908—1909年，浙东流行“虎列拉”瘟疫，也称霍乱，当时的慈城“群医束手无治法”，“乡人有戒心，豫谋为之备，聘精于泰西医术者主其事，以济中医治法之穷”，翌年正月，在先贤陈谦夫[1]创议，钱保杭[2]组织下，保黎医会成立，并以医会名义筹集开诊资金。之后十年，保黎医院“以使一般人民减除疾痛，渐臻康强为目的”，以“会长会董会计制”或“会长董事干事制”或“董事理事制”为组织形式，又以“莫道此间生意好，须知世上苦人多”为人文关怀之道对贫困就医实施减免，短短几年，医院不仅初具规模，还享誉浙东。对此，慈城乡贤秦润卿在《纪陈谦夫创办保黎医院之功绩》中记述：
  论保黎医院之有今日，得君（陈谦夫）与钱氏昆仲创导于先，而冯君芝汀之经济赞助，致力亦伟。[3]
  据《慈溪保黎医院十周年会刊》统计，保黎医院创办头十年，慈城冯氏参与医院管理，参见表三十九。又据会刊公布的保黎医院的收支一览分析：保黎医院运行开支经费分经常、临时两种，其中经常开支费用的来源，一是医院药费收入，一是董事资助款项；而临时费用开支，主要来源会员缴纳会费，其次理事捐募所得。自1910—1919年，慈城冯氏入会29人，累计缴纳会费1150元大洋，占全体会费收入的15.5％，参见表四十。再据会刊统计，1918—1919两年间，慈城冯氏经募累计得洋1040元，占医院经募总资的36.7％，参见表四十一。
  据考，表三十九中的冯宜铭（字庆成，号辛存），宗行38世，属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孟房；冯受之，前述是统宗祠宗三房子姓；冯绍勤（不详—1916，号樵琴），宗行37世，属大宗祠大桥支存善堂。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时为慈城冯氏的三大宗祠，由此可见，慈城冯氏合族参与保黎医院的筹建，其中最有贡献的是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38世孙冯忠敷。冯忠敷与秦润卿撰写“冯君芝汀之经济赞助，致力亦伟”中的冯君芝汀是同一人。秦先生文中的“致力亦伟”，1918年《申报》以“慈溪保黎医院之新建筑”为题报道如下：
  慈溪保黎医院开办有年，声誉卓著，宁波社会事业，此为最著成效。院中设备一切，年来力求完全。前由医会理事冯芝汀君等协力募集巨款，向美国定购爱克司光镜一具，业已起运，明年春初可到该院。以慈城无发电机关，拟在院内建筑电机室三间，并添建医士住宅三间。本届常会议决通过，约估建筑需费五六千元，除会中略有存储外，不敷尚巨，已由各会员分认，向各界捐募，并议决添举董事若干人，以利进行。[1]
  冯绍勤与冯芝汀为父子俩，参见《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世系表》（表6.3.2），关于冯芝汀募捐买X光机一事，其儿子冯皓在《参加革命前后的一些事儿》中，外孙陈俊烈在《冯家人的气度》中还有如下回忆：
  （冯皓口述）父亲与时为保黎医院院长的吴莲艇是好朋友，保黎医院有块铜牌上有父亲的名字，是记录父亲赠送的“X”机。“X”机是父亲通过哈同的秘书姬觉弥从国外买来的，不知现在是否还在。
  （陈俊烈口述）募捐五千大洋为保黎医院购买X光机一事，常听母亲说起。我还见家里所藏的一具奖杯，碗口那么大，约是热水瓶三分之一那么高，上刻“慈溪保黎医院X光机募捐惠存”，很可惜，当时家里穷，大约在1958—1960年间，母亲将奖杯卖给了银行。当年卖掉的还有一块银盾，镶托红木框的银盾。
  表四十所示的保黎医院冯氏会员的族、支、房，也显示了慈城冯氏的合族行善。
  上海钱庄史载有冯受之创办钱庄等史料。1920年，冯受之出任（慈城）云华堂名誉董事，根据云华堂章程，董事需筹备经常费之不足。1936年、1937年间，冯受之的两个儿子冯作舟、冯迈群向慈湖中学捐洋5000元。慈城1937年版图标中可以找到标有冯利安、冯寿之和冯作舟等名的房屋地块。根据这些线索，笔者终于在2014年清明节之前联系上了冯受之的孙子冯鄂棣、冯福棣，从冯受之孙辈的叙述中得知，冯受之父子不仅有慈城冯氏的合族行善事迹，还把慈城冯氏的慈风孝行作为家教内容告诉儿孙们，参见第六章的《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慈湖中学110周年校庆史料载：1937年，冯良济捐严遗资建造新校舍，曰‘思枯楼’。”根据冯鄂棣提供的祖父世系表，冯作舟谱名良济，故笔者分析捐资人冯良济有可能与冯作舟是同一人。后从洪曰楣的《思祜楼记》发现“捐严遗资”就是冯受之的遗产。冯受之1930年过世后，其在鸿祥钱庄的股份由其两个儿子代理。1937年前后，鸿祥钱庄歇业，作为长子的冯良济极可能以捐资建家乡校舍的方式处理了父亲的部分遗产，以示纪念。
  悬壶济世
  与合族行善对应的还有一家一户的悬壶济世。悬壶济世，本意指医者救人于病痛，这里是指慈城冯氏还有乐于施药施医之善心。
  表二十七、二十八所示，慈城冯氏最早经营的行业为中药店，慈城冯氏从事最多的行业为金融业，其次是药业。从前述西桥支31世孙冯元长创设冯存仁堂“拯人之死生，莫重乎医，而医之重，惟药为最”宗旨分析，慈城冯氏创设药店出于“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古训，因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因而慈城冯氏的行医卖药具有似悬壶济世般的仁慈之心。大宗祠大街支的冯绍蘧，16岁就拜慈城名医胡炳藻为师学习中医，后拜宁波名中医范文甫为师。时至20世纪20年代，他独自闯荡上海，在法租界辣斐德路金神父路天一堂（今复兴路瑞金二路）行医为业。有一宁波同乡王老板的母亲病势沉重，冯绍蘧开出几次良方后药到病愈。这位同乡为感谢救母命之恩，赠钱物以谢之，被婉拒。（参见第六章的《我家行医人》）
  行医如此，开店也是如此，冯存仁堂批发兼零售药品，还有“代客煎药、接方送药”等经营业务。每年夏天，店堂免费供应金银花露，大凡来往的市民都可随便进店饮用；旧时小孩易患热疮，药店还备有抽脓胀肉膏免费赠予所需顾客。（参见第六章的《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
  冯恒大是慈城冯氏创办的百年老店，曾经以生产、经营酱油为主，该店悬壶济世范围几乎扩大到乐善好施，跟随时任冯恒大经理的父亲在店堂长大的孙友谊有如下回忆：
  店堂里还备有刀伤药物和止泻的冬至萝卜，免费供应所需顾客；冯恒大的店堂还接受顾客物品寄存，免费保管，从来没听到过遗失或差错。若遇乞丐临门，店柜一律施舍给予。
  《田野调查》中，不少口述者叙述了慈城冯氏悬壶济世的逸事，统宗祠冯为良回忆有关祖传火烫药时谈道：每年冬季，他的叔祖父要采集大量蜡梅花浸油，浸了好多甏。邻居若遇火烫伤痛，都向冯家索要祖传火烫药，叔祖父从不吝啬，来者讨多少，便让佣人给多少。家里还放了不少铜板，凡乞丐上门，总让佣人给一个或两个，但必须是陌生面孔。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后书房）40世孙冯盈源也谈到阿娘上香的儿时记忆：每月初一、月半是阿娘的上香供佛日，这两天阿娘准会在家大门内的桌上放十个铜板，专门为叫花子准备。如果十个铜板没了，说明十个叫花子都来过，哪一天没拿完，阿娘便会念叨哪个叫花子没来拿。
  一药一钱总关情，悬壶济世与母慈子孝、合族行善是慈城冯氏造福桑梓的三种形式，其意义是对外赢得家族的美誉，对内影响子孙的品行，因而具有社会效益、家族效益双赢的功能。

[1]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45页 [1] 溪上述闻，《甬报》1899年12月16日 [2] 99丘：按统宗祠祀田粮米额数统计，见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90—96页 [1] 清末，启承祠创办藕田学校，参见表十 [2]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57页 [3]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4第27页 [4]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5第45页 [1]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31页 [1]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6页 [1] 湖心村，位于宁波西北13公里，慈城东2.8公里，因曾是花屿湖中心而得名 [2]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55页 [3]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第82页 [1] 王勤谟：《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王惕斋》，宁波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63页 [2]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55页 [3] 详梦：慈城方言，意为解释梦境 [1] 宁波市地名委员会：《宁波市地名志》（市区部分）1993年版，第125页 [1]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第82页 [1] 冯绍功：《福聚冯氏宗谱》，（明）天启间抄本（初修本），卷六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74页 [2] 冯绍功纂修：《福聚冯氏宗谱》，（明）天启间抄本（初修本），卷六 [1] （楚人）李维桢：《方六五方伯府君墓志铭》，见冯绍功纂修《福聚冯氏宗谱》，（明）天启间抄本（初修本），卷八 [2] 冯光域：《尹四房家乘后序》，见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刻本，旧序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38页 [1] 《时事公报》1926年3月26日 [1] 《文士来游》，见《申报》1884年6月15日 [2] 冈千仞：《观光纪游》，见第14页 [3] 冈千仞：《观光纪游》，见第18页 [1]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齐鲁书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74页 [1] 胡仲持（1900—1968）字学志，笔名仲持、宜闲等，浙江上虞人。编辑、翻译家。20世纪20年代初，考入《新闻报》任记者，一年后入《商报》任电讯编辑，兼菲律宾《华侨商报》、新加坡《新国民报》等报特约通讯员。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五卅”惨案后负责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大革命时期在其兄倡导下，曾编《上虞声》周报，任《申报》电讯编辑、国际版主笔（百度百科） [1] 冯彦珽：《槐鹊记异》，见《孝溪旧闻一卷书同文草一卷》清抄本 [1] 孙德祖：《耕馀楼藏书记》，见童银舫《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 [2] 翁汶英：《中央大门冯家屋印象》 [1] 邓大鹏主编：《宁波图书馆志》，宁波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75页 [1] 《浙江省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42、44页 [2] 《浙江省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66页 [1]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5 [1] 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版（1862）第12页 [2] 王静：《民间文化的慈风孝行》，宁波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页 [1] 江北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江北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2011年9月，第6—14页 [1] 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分析，冯正闻宅院约在莫家巷7号或童家巷（宁波档案馆） [1]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卷五二），（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第47页 [2] 张介入收藏，《慈溪保黎医院十周年会刊》，第5、6页 [1] 陈谦夫（1880—1945），名夏常，慈溪丈亭下陈村（现属余姚市）人。自幼受家教熏陶，敦品励学，为人仁厚，处事忠贞，对己谨严；在民主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热心开展地方公益事业，积极参加为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活动。与乡贤筹资创慈城保黎医院、育德农工学堂、效实中学等 [2] 钱保杭（1877—1922），字仲济，一字吟苇，慈城镇人。自幼勤奋好学，19岁成诸生。1902年，在上海与陈训正等发起创设通社。发行的《通社丛书》当年在学界有广泛影响。1912—1914年，任浙江省议会议员（据沈师桥人博客） [3] 秦润卿：《纪陈君谦夫创办保黎医院之功绩》，刊《陈谦夫纪念文集》，第4页慈城冯氏曾合族疏浚过的慈湖（2005年） [1] 《申报》1918年12月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