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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十万进士、百万举人，他们不仅成为古代中国的人才主体，也是当前研究望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慈城曾是文风不显的海边小邑，唐五代时慈城地区的进士不到10人，宋朝以后一向沉寂的慈城异军突起成为科举名城，进士人数增至162竟有四分之一多。[1]人，至明代慈城地区与鄞县、余姚构成中国科举的“金三角”，在浙江全省3458名进士中占据902人，
  在“金三角”的环境之中，慈城冯氏在“科累朝官”、“继美簪缨”[2]的基础上，高中进士65名，明清两代出举人103名，呈现出千年望族慈城冯氏科第相继、进士辈出的文化特色。
  65名进士
  在慈城尚志路的统宗祠曾悬挂着三块匾额，是福聚支族人明清两代荣获会试、乡试、贡举的科别与名单，如明永乐戊戌科进士冯芳（1383—1463，字德秀，号长寿先生）等，诸如此类的科举佳绩又被编入《慈溪冯氏支谱》，分《统宗祠会试中式题名》、《统宗祠乡试中式题名》、《统宗祠贡举中式题名》三部分。由此可见，慈城冯氏把子姓科举登第视作光宗耀祖的盛事。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殿试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最高等级考试，读书人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也就意味着一生的荣华富贵。民间有俗语：“秀才不挑担，举人不拎篮。”进士题名的士子该是何等荣耀呢！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慈城地区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置县以后，先后考出了534名进士，一邑的学风铸就了罕见的进士名城，其中慈城冯氏进士为65名。
  在唐代，慈城地区进士人数只有8名，而慈城冯氏一门5名[1]，占一半以上，这虽得益于科举官僚世袭制度的优势，但也能说明冯氏在科场的实力。宋庆历八年（1048），慈城建孔庙设儒学，这不仅开了海边小邑官方教育的先河，而且涌现了一大批科举人物，至此慈城地区的进士数量骤然增至162名。学者认为，宋代确立的科举官僚制度，是不再认同世袭官僚身份的开放式的官僚选拔制度。[2]官僚选拔世袭制的改变，或多或少会影响慈城冯氏进士人数，然而慈城冯氏借县城县学优势，有20人之多，而居慈城进士人数之首。慈城张氏进士人数为20名，唐宋元三代合计，冯氏25名，位居第一，其他姓氏进士人数参见《唐、宋、元三代慈城地区各姓家族与进士统计表》（表十五）。
  明清两代，慈城文运骤昌，科名长盛，与鄞县、余姚一起，独擅明代全国科举胜场，在明代89次科举考试中，共产生24168名进士，其中浙江省为3799名，占全国进士的六分之一。而同期，慈城地区的进士为246名，县为288名，两县鼎甲相望、人才相当。明清为慈城科举的最旺盛时期，共产生366名进士（包括20名武进士）。[1]同期慈城冯氏考上进士40名，遥遥领先于慈城其他姓氏，参见《明清时期慈城地区各姓家族与进士统计表》（表十六）。
  值得一提的是正德九年（1514），浙江省考取甲戌科进士57名，宁波府所属5县20名，占全省的35％。其中鄞县10人，慈城地区9人，共19人，两县占全省进士的三分之一。大宗祠大街支24世孙冯泾（不详—1519，字伯清）与他姓等九人同科登第，成为慈城的骄傲。文运的祥瑞，几十年间成为县城美谈，之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县城大街上建造九凤联飞坊，以纪念这一科举盛事。
  当代学者认为：慈城的进士除了上述的科举人数之众而成就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外，还呈现出家族式科场举子多的特色。[1]这一特色正是慈城冯氏的进士特色，如冯泾与冯滋，冯履道与冯基，是慈城冯氏在宋代的两对兄弟登科。明代，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28世孙冯元飏（1585—1644，字尔赓，一字言仲，号留仙）、冯元飚（1598—1644，字尔弢，号邺仙）、冯元飂（1615—1646，字沛祖，号眉仙），兄弟三人皆为兄弟登科；冯岳与统宗祠福聚军支完节坊（尹四房）25世孙冯璋（1497—1577，字如之，号养虚）是从曾祖兄弟登科；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尹六房）27世孙冯若舒（1565—1597，字仲甫，号漠醇）与冯若愚（1564—1603，字明甫，号大咸）也是从祖兄弟。从祖兄弟、同族兄弟登科又是慈城冯氏科举家族链的一种形式。父子登科亦有这种从祖关系，如明代冯成能（字子经）与冯时俊是父子登科，清代的冯云濠与冯本怀却是从祖父子登科。此外，慈城冯氏还有叔侄登科、祖孙登科两种形式的科举家族链，具体可参见《慈城冯氏科举、世系汇编表》（表十七）。
  103名举人
  自隋朝至清光绪晚期，每三年的乡试选拔了中国百万举人，在这群浩浩荡荡的候补官员队伍中，慈城地区有1100多名举人，主要产生于明清时期，见《明代慈城地区举人总数与冯氏举人统计表》（表十八）和《清代慈城地区举人总数与冯氏举人统计表》（表十九）。
  根据表十八、表十九所示，明代在十五朝270多年间，举行了87场（次）乡试，慈城地区共产生了600位举人，其中慈城冯氏有51名；清代九朝250余年举行104次乡试，慈城地区产生528位举人（含武举人70人），其中慈城冯氏有51名。
  虽说明清两代是慈城举人辈出之时，然而清代初期中举人数比明代下降，即由明代平均每场7～8人，减至清代的3～4人。慈城冯氏中举人数亦是如此，明天启年间的两场乡试中举3人，而从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的10场乡试中，中举者仅6人，相对比例由150％降至60％。科举鼎盛与否，有诸多因素，比如考者主观因素，但骤然锐减，其中一大因素是浙江士子反清复明的情绪与行动，以及当时清廷对汉人的歧视政策。以考进士为例，明代慈城冯氏有29名进士，清代进士减至10名，这完全受雍正年间曾停止浙江的乡试、会试的影响。面对这种不利因素，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28世孙冯文伟（字元度）从祖曾孙冒名李熟参加顺天乡试，以避族人抗清斗士的祸害，后李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举，以冯李熟之名刊入祠堂中式题名匾额，书录时再次造成“李”与“季”的笔误，冯李熟改李熟，李熟笔误为季熟，差一点让慈城冯氏不知该将其世系归于哪族哪支哪房。慈城冯氏众子姓就是如此在逆境中奋起直追，终于在咸丰年间，再创兄弟登科的辉煌。这一辉煌是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坤房忠房36世孙冯可鋑（1823—1851，字丙礽，号荷舲）与冯可镕（又名可镛）兄弟乡试题名，其后家族一直口口相传在五马桥兄弟登科搭台演戏的逸事。
  家族科举链
  慈城冯氏科举佳绩，除上述65名进士、103名举人外，明清两代还有50多名贡生，参见表十七。
  表十七详尽地展示了慈城冯氏科场上的家族性群发优势，在宋代冯制（字公初）与冯准兄弟俩以及他们的后代，因一门六代八进士被誉为“相继登进士，跻显官，乡人荣之”[1]。宋崇宁五年（1106），冯滋与冯子济从祖兄弟为同科进士；此前九年，冯滋的哥哥冯泾登绍圣四年（1097）进士科；五十六年后，冯泾之孙冯纬父（一说侄孙）再次荣登隆兴元年（1163）进士科，由此又为慈城冯氏膺填了“一门三代四进士，兄弟出仕登同科”的荣耀。慈城冯氏的家族科举链最长的要数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尹六房），该支从26世孙冯叔吉开始，连续四代九人中举，其中七人高中进士，达到“四世登科，第九举七进士”的家族科举高峰。
  时至明末清初，慈城冯氏的家族科举长链一度被忠君保国的激情打断，然而统宗祠福聚民支30世孙冯萼舒于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其子冯佩实又荣登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冯萼舒父子是慈城冯氏在清代的第一例父子登科，由此延续统宗祠福聚民支冯起纶与冯敬舒在明代的父子登科的科举家族链，自然也链接了慈城冯氏的科举家族链。冯佩实子冯同宪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由此自冯起纶至冯同宪的一门四代创下了“四世登科、四进一举”的明清慈城冯氏家族科举长链。
  清代另一条家族科举长链是惠宗祠西桥支启承贞房。贞房自35世孙冯云濠开始，连续八人中举，而在一邑小城留下“一门三代八人中举”的佳话，其中有两对父子登科，一对兄弟登科，参见第六章《后新屋新大门逸事》。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史。这也使中国的男子从启蒙识字开始就把科举当作自己人生的追求目标。整个九州大地似乎成了科举的赛场，一切意欲有所作为的男人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几乎都押在一次又一次的科举考试中，慈城冯氏在如此浩荡的科举士子中脱颖而出，呈现出一个望族的科第相继、进士辈出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