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一、江北外滩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宁波外滩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它的存在曾被认为是近代宁波半殖民地化的标志。同时不可否认，江北外滩的存在对近代宁波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影响范围甚至扩及浙江乃至全国。
  （一）早期西方殖民者对宁波的窥伺
  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古老商埠宁波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526年（明嘉靖五年），葡萄牙商人就开始到宁波镇海口外的双屿港进行贸易走私活动，并行劫掠之事，“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①。葡萄牙殖民者还积极经营双屿港。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他们在岛上修筑了两所教堂、两所医院，建馆舍上千座，盛时岛上住有葡人1200余人。期间双屿港商船云集，交易兴盛，商贩达万人，被称为“十六世纪之上海”。1547年，浙江巡抚朱纨派军队剿灭双屿港上的葡萄牙人，把殖民者赶出了双屿港。②
  17-19世纪初，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迫切需要向外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当时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重要目标，而地处中国沿海中部又以商业发达著称的宁波更成为他们垂涎的对象。③在这一过程中，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表现得最为积极。不少英国人不远万里，频频出没宁波海域，力图早日打开中国这一庞大市场。
  早在康熙年间，英国商船就已经出入宁波，乾隆时又“复来数舶”。清政府以“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于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3个通商口岸，仅留广州一口。对此英国方面十分不满，他们采取外交交涉和武装探察相结合的手段，企图使清政府改变政策。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商人洪仁辉乘“成功”号至定海，企图驶入宁波，被宁波地方官驱逐。随后洪仁辉北上天津投递文件，“仍乞通市宁波”，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洪仁辉被从陆上“押往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释逐回国”。④
  1787年，英国政府派卡斯特卡来华，要求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英国政府在给他的指令中说：“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应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位于北纬27度﹣30度之间。”⑤这一范围显然包括了宁波的大部分地区。此事后因卡斯特卡在途中病死而不了了之。
  1792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再次派遣以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的代表团来华，并于次年八月至北京并在热河宫觐见乾隆皇帝，向清廷提出通商要求。其中第1条便是“增开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第3条是“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拨给英国，以便英国人居住和存放货物”。⑥结果仍遭到乾隆的严词拒绝。
  1831年6月初，德籍传教士郭实腊（又作郭士立）从暹罗出发，途经福建、浙江、山东、天津等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次年2月26日，载有70余人的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鸦片船来华，6月中旬到达浙江洋面，郭实腊同船抵达。该船在宁波停留数日，对镇海炮台和甬江航道水文资料进行详细探察和收集。对此，民国《鄞县通志》称：“宣宗道光十一年，英船驶至镇海洋，其酋长坐小船，直入郡城，周视形势。”⑦
  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给英外交大臣巴麦遵的建议中提出：“要求中国开放的口岸应包括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并能畅销英国呢绒、布丕、羽纱的北纬29度﹣32度之间的地区。”这就是包括宁波、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鸦片商查顿则更具体地建议增辟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这些建议后来都被写进了《南京条约》中。
  在此期间，英国鸦片走私船经常出入宁波洋面，进行鸦片走私活动。据统计，19世纪30年代，宁波一地走私鸦片数量达23000箱，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⑧
  （二）外人居留地的形成
  宁波与上海等地是近代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其后发展道路却各有不同。宁波的“外国人居留地”与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不同。外人居留地是指外人已拥有一定特权但尚未发展成租界的居留、贸易区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租界限制，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有中国地方当局的参与。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口岸。宁波开市贸易原计划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初一日，宁波地方官也准备在这一日迎候开市。但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宁波领事的罗伯聃迟至十月二十五日（1843年12月16日）始达定海，二十八日（1843年12月19日）始抵宁波，随带领事署官员翻译及侍役约十四五人。中国方面早已派定宁绍台道陈之骥、宁波知府李汝霖以及已革职的宁绍台道鹿泽长，与罗伯聃会商开埠事宜。由于罗伯聃要求在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西历1844年新年元旦开市，宁波即定此日正式开关，对英商贸易。当时宁波地方官府指定当地“久安”、“源和”、“久和”三所钱庄，代收洋商进出口税，并分任叶金负责“久安”，钟光建负责“源和”，郑瑞檀负责“久和”。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1844年2月18日），罗伯聃租得和义门外江北岸卢姓房屋一所为领事署，合计五十间，年租金七百元，分四季交付，同时签订十年契约，期内不得加价及转租。
  在宁波最先设立领事馆的是英国，首任领事罗伯聃，并被授权管辖浙江全省有关英帝国对华的交涉事务。⑩英国的宁波领事初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自1861年英国在北京建立公使馆后，又受英公使管辖。宁波的英领事署内设领事1人，翻译官1人，文案1人，领事办公室正副听差2人及勤杂、门警、轿夫、保姆10多人。自宁波设立英国领事署后，英国又先后在杭州、温州两地设立领事署。1920年以后，由于英侨在浙人数减少，杭、温二署先后停止办公，全省有关英国侨民外交事务，又归宁波署处理。此署领事也由副领事升格为正领事。驻宁波的英领事还曾兼理法、德、奥、匈等国驻宁波领事。1933年12月，英国驻宁波领事署撤销，侨务由上海英国总领事遥领。
  继英国之后，美、法、日、俄等国也援例在江北岸设立领事或副领事。美国领事署在杨家巷英领事署东，1881年移至中马路原逊昌洋行房屋。法国副领事初在和义渡西侧，后移中马路，1870年撤销，侨务委英国领事兼管。1864年，德国在甬设代理领事，初期自派领事，后由英、美领事兼。1864年，西班牙在甬设立领事，由法领事兼。1868年，丹麦、奥、匈亦至宁波通商，未派驻领事而委英国领事兼理。1873年5月，荷兰、瑞典、挪威三国曾在宁波设领事，委托德领事兼。1871年，日本在宁波设领事，由上海日本总领事兼理。1911年6月，俄国在宁波设领事，委法领事兼理。这些领事官大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外交官，又是商人或传教士。
  英国首任领事罗伯聃是个中国通，对宁波的情况尤其熟悉。开埠通商之始，经中国官方同意，他向英商发布通商条章，指定在宁波北门外之江北岸当地人称之为“李家道头”的地方，作为上下货物之所。英国人之所以对江北岸发生兴趣，主要基于江北岸位于甬江口，对外贸易极为便利。另外，甬江沿岸商业发达，又无城墙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商船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
  长期以来，西方商人“对宁波寄以很大的希望”⑪。但事实上，开埠以后宁波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当时洋商群趋上海，少来宁波，其口岸优势已为近在咫尺的上海所夺。当时的外商发现：“宁波的对外贸易似乎不会繁荣起来。上海把一切都吸引到它那儿去了，把过去的进口货送到这里，同时还把准备到宁波的茶商吸引去。本年（1845年）9月，商人麦肯齐（Mackenzie）先生舍此到上海参加他兄弟的事业去了。”⑫考虑到宁波出入口贸易毫无起色，而维持一个领事馆及其人员开支又所费不薄，1848-1850年间，时为英国首相的巴麦遵有一度放弃宁波与福州两口而请中国另开两口的打算。⑬但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却表示：“..……基于种种理由，并不赞同放弃宁波，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所有贸易都操在英国人手里的‘外港’的典型例子，对主要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⑭
  1861年5月，清政府在江北岸外马路设立新关（洋关），专征国际贸易税，称江东旧有之关为常关，税务司由外人担任。其职权范围本不出稽征税以外，“后以海关监督废弛职责，权力旁落，兼之条约屡更，征税以外之事亦渐入外人之手”⑮。事实上，浙海关垄断了宁波的远洋、沿海及内河航运业及税收权。“别立新关，其运输出入之权，乃操客卿之手。”通过《浙海关关章》、《浙海关轮船往来宁沪专条》、《宁波口引水专章》等章程，浙海关几乎控制了航道、岸线、水域、航政、领港、船捐等事务。另外，宁波港的关税主权也随之丧失，因为按照《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文，征收英国商品的进出口税率，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随后其他西方国家也援例享受这一特权。
  近代宁波口岸之重大变化即外人居留地之真正确立，与太平军占领宁波有密切关系。19世纪60年代初，西方列强利用太平天国战争巩固了他们在宁波居留地的地位。1861年12月9日，由黄呈忠、范汝增率领的太平军不顾英、法、美驻甬领事及英军的劝阻，一举攻克浙东名城宁波。城中文武官员纷纷躲入外人居留地。期间为躲避战火，城厢约有7万宁波人也涌进江北岸。当时还有大量宁波人远走上海。时人段光清说，太平军攻入宁波后，“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到乡下”。当时“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⑯。
  宁波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港口城市。太平军在此与英法等西方国家有过一段直接接触，他们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并表达了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严正立场。为了对往来的中外商船进行课税和管理，太平天国在宁波建立了海关。他们把设在江东的原常关改为天宁关，改镇海关为太平关。当时太平军对外人持友好态度，明确表示：如果外人不帮助清军，太平军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时人呤利在《太平天国革命历险记》中说：“宁波的太平军像所有其它地方的太平军一样，正在认真遵守他们的诺言，竭力建立和外国人的友好关系和商务关系。”⑰但西方殖民者没有珍视宁波太平军的友好态度，不仅公开支持清王朝宁波当局，而且不断制造事端，阻碍太平军的活动。太平军攻占宁波后，英法军队借口太平军鸣放的礼炮子弹流落到外人居留地，当即要求太平军赔偿并“拆毁炮位和大炮”，否则“将予以摧毁，并占领宁波”。⑱对此挑衅，太平军将领立即回函予以驳斥。针对当时各种敌对势力聚集在外人居留地活动的情况，太平军将领范汝增严正表示：“外国人居留地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管辖。”⑲
  1862年1月13日，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FrederickHarvey）、美国领事孟恩威理（WillieP.Mangum）、法国“孔夫子”号（Confucius）舰长M.Leonobry、英国“Scout”号舰长JohnCorbett等在美国领事馆开会，订立协议。他们以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为借口，单方面划定江北岸外人居留地的界址，规定区域内外国人自由居住，不受干涉。将来必要时，领事有制定地域内规则的权利。同一天，发表英、美、法官员所签合议书，书中申明洋人所划保护之地界界址，并附上江北岸洋人界址地图。居留地具体范围：南端桃花渡口（今新江桥），东北沿甬江至白沙路外国人坟地一带（约今白沙路与东草马路交接处），西北沿姚江过槐花树下到近姚江转弯处（今槐树路西北端），北延伸至鄞镇交界尚未开通的“新江”一带（今正大火柴厂工人宿舍附近）。期间，西方殖民者积极与清朝官员联络，筹划夺回宁波城。此时居留地成为中外反动势力向宁波太平军进攻的基地。经过精心策划，英法海军与清军联合，分别于5月7、10日攻陷镇海、宁波。5月31日，自恃有功的三国领事又召开第二次协商会议，再次确认上述有关居留地的条款。同年8月间，法国领事埃丹（B.Edan）撤回他们原来的意见，提出在宁波建立法国专管租界的主张。对此，美、英、俄等国均予反对，“英俄两国公使和中国方面均表示坚决反对，新上任的法国公使也不赞成”⑳，从而使法国开辟专管租界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样，江北岸一直成为外人的公共居留地。
  为维持江北岸居留地的治安，1850年（道光三十年）时即设立巡捕，由宁绍道台拨绿营兵勇8名，改称巡捕，驻扎江北岸，委任英国人哥林监带，受税务司节制。㉑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大批华人特别是一些外国水手、流氓等进入江北岸，使这里的治安问题更加突出。为此1864年（同治三年），宁绍道台禀经浙江巡抚批准，在外滩设立巡捕房，行使江北岸居留地区的一切治安、刑事等权力。为便于“巡捕查逐各国流氓”，由英国人华生担任督捕，蒲克礼士任副督捕，巡捕数也增加到40人。其起始经过，见于同治四年二月十一日（1865年3月8日）宁绍台道向浙抚之禀报：“..本年正月二十后，城外江北岸上下白沙等处，查有各国黑鬼流氓形同乞丐，潜居冷庙破船，或十数人一处，或数十人一处，诘其来历，言语不通，殊非良善之类。职道即与英、法、美三国领事、新开税务司会商驱禁。据该领事税务司等佥称：此种流氓，多系别国下户，并无该管领事驻宁，不遵伊等约束，禁之不听，驱之复来，恐非中国兵勇所能捕尽。必须添派外国巡捕等兵，严密巡捕，制之不敢滋事，使之无所希图，庶几不逐自去”。接着报告指出，警察巡捕必多雇佣洋人，而居留地内洋商居民不多，无法负担全部费用。“惟添派各国巡捕弁兵，每月辛工总需洋银一千余元，至少亦需七百元。曩者军兴，江北岸曾派巡捕洋兵防守，系由该处客户居民洋行醵金捐助，暨抽收房租津贴。现在客户均已迁徙，房租归官抽收，各居民洋行每月仅可助洋四百余元，已属吃力，总计尚欠三百元，外国无款可垫，坚请由宁波捐局每月帮补洋三百元，以二月为始，一俟流氓散尽，再行酌撤等语。职道复与众绅密筹，事关紧要，若不允其所请，各领事藉口推诿，渐弛其禁，该无业流氓势必肆无忌惮，抢劫横行，隐为地方之患。除严饬巡缉勇丁城门员弁加意稽察防闲外，理合将会商添派外国巡捕弁兵帮贴经费各缘由，据实禀请宪台察核。可否由宁局按月帮贴洋银三百元俾资协巡之处，仰乞批示遵行。”㉒这样，中国官方既出薪资，自然就掌握了部分警察权。
  1867年，英国费（Fittock）领事、法国席（Simon）领事委派葛参将为总巡捕官。宁绍台道委任葛参将以管训巡捕委员（简称武委员）职，加委浙海关林税务司为文委员，仍以英国人哥林为督捕。同年设立由中外官员组成的裁判机关——“会审公堂”。1880年制订的《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中国方面收回了大部分当地警察权。根据这一规定，巡捕房经费由中国政府承担，由宁绍道台任命外人担任巡捕房负责人即督捕。巡捕在界内逮捕华人与条约国人，必须持有宁绍台道发给的逮捕状，并有巡捕房督捕的签字方可执行。逮捕“无约国”的外人，通常应由税务司商同地方官办理；逮捕“有约国”的外人，通常应有该国领事签发的逮捕证。1894年（光绪二十年）订立《宁波增订巡捕禁令章程》，规定中国差役可以入界“巡查地方”，但查拿界内人犯，其牌票须先送巡捕房签字，并须由巡捕房协拿。
  对于当时巡捕房的情况1891年，浙海关，税务司在海关十年报告中有较为详细的报告：“目前的巡捕房由道台控制，并受规则制约，这些规则不时有所增加。巡捕房有1名外国督捕、1名外国巡捕、3名本地巡长、16名本地巡捕、1名当地翻译和1名当地书记员。”该报告还称：“巡捕房的当权者倾向于当地居民，希望不再受到通商口岸领事的制约。除非巡捕房持有道台或知府或地方法官的逮捕状，否则不能对外国居民进行逮捕，这一逮捕状需有督捕的签字，方可执行。经过申请，领事可以得到巡捕房的帮助，协助逮捕行动。严重的事件由中国当局处理，但一般小冲突则由督捕处理。在巡捕房外连续几天张贴布告，以告之民众，同时给出事件的细节及处理结果。巡捕的责任是维护居留地的秩序和清洁，报告军舰的到来和离去，登记被雇船只，寻找绑架孩子的船只等等。本地巡长的职责是监视巡捕。外国巡捕的任务是在晚上不定期地到外国人居留地巡逻并在白天检查下属是否恪守职责，监督供外国人消费的牲畜的屠宰情况。”㉓
  对于当时洋人督捕的表现，宁波地方官似乎相当满意。19世纪80年代担任宁绍道台的薛福成在有关呈报中称：“宁郡江北岸为通商码头，华洋杂处，巡防弹压，交涉事繁。自光绪六年间整顿章程，改派洋人华生为巡捕房督捕，迄今年久，遇事禀承，于办理华洋缉捕巡逻诸务，均能妥协，并无贻误。上年海防吃紧，谕令督带巡捕于江北岸周历梭巡，不闲昼夜，得以匪徒敛迹，人心又安，商民信服。他如帮设电线，保护教民各事，尤能始终勤奋，小心认真，不无微劳足录。详情附案，奏请给予四等宝星，以照激劝等情前来。经臣咨准总理衙门核与成案相符，相应仰恳天恩，俯准将宁波口巡捕房总巡捕英国人华生给予四等宝星一面，准其佩带。”㉔
  由于江北外国人居留地行政管理权名义上采取中外联合执掌的方式，而且事实上，中国地方当局也参与了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中国主权丧失较少，这种所谓的宁波条约口岸模式受到当时中国官方的倡导与推广。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北，被迫订立《马关条约》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奉旨议复时拟订对策19条，其中第1条即是推广宁波之作法。张之洞提出：“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在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佣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当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造，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雇人办理。”㉕张之洞的建议受到清廷的重视，后来在开放苏州、杭州等城市时力图推行宁波的做法，只是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未果。
  对于当年宁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治权与警察权，未使列强自组工部局以统治租界”，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其真实原因，“当在于宁波外商居民很少，不足以构成居民社会之强烈要求，更确切之点，则由于洋人居民不多，不足自组一个地方政府并维持其市政开支”。同时也“由于地方官之多方注意外人侵权行径，历年防范，终能将租界治权掌握在中国官员之手，使租界无法蜕变成洋人独立行政界区，亦是宁波地方官绅适应变局之智慧”㉖。
  （三）江北外滩的发展
  进入19世纪80年代，江北外人居留地的市政建设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了一个公共市政委员会（或称道路委员会），并设立由中外居民自发捐助的基金，用于街道照明、铺路及道路整洁工作。1898年，经浙海关税务司提议，在道路委员会基础上改组成立工程局，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工程局设董事会，浙海关外籍税务司穆麟德（Mollendortt）任董事长，另有局董8人，中外各4人。工程局没有课税权，工程所需费用部分来自商民捐助，部分来自公共事业收入。这种情况在租界内是不可能发生的，时人称宁波江北岸为“外国通商场”，而不以“租界”目之，应当有其依据。
  道路委员会及工程局设立后，对沿江堤岸与市面马路进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开发与发展步伐，促进了江北外滩的建设与繁荣。到19世纪末，江北岸已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其中位于外马路、中马路的外滩成为店铺林立，人声嘈杂，码头连片，汽笛声回响的地方。当时，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许多著名的洋行都在宁波外滩设有分支机构。1890年，在外滩的外国公司与洋行达28家。〓在此前后许多著名的中国金融、贸易、航运企业也纷纷进入江北。如成立于1872年的著名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次年就在江北岸设立分局。1875年，又建造了码头。中国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的第二年即1899年也在江北岸设立兑换处，后发展为除上海以外的第一家分行，其位于江北岸外马路上的营业大楼是当时宁波最高、最雄伟的一座建筑物。
  期间，宁波江北岸吸引了不少外人的目光，许多外人频频造访宁波，仅1884-1891年间即有以下几起见之浙海关税务司之报告：
  1884年6月15日，英国皇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理查德·雷尼从上海到宁波访问。
  1884年6月22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陶威尔上将到访宁波。同月，美国公使杨约翰与海军上将约翰·戴维斯访问宁波。
  1886年6月6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访问宁波。同月18日，美国公使田贝访问宁波。
  1887年11月23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哈密尔顿到访，而后他的继任者诺威·沙蒙中将亦曾来宁波。
  1891年5月15日，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理查德访问宁波。㉘
  与此同时，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在外滩一带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以各种物质或精神的载体直接呈现在宁波人的面前。教堂、报刊、学校、医院以及近代市政设施纷纷在宁波外滩出现，这不仅为外滩增添了许多新鲜色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宁波近代化的进程。
  由于交通的便捷与市面的繁华，到20世纪初，江北外滩一带成为当时宁波社会活动与交际的中心，许多有影响的活动都在此进行。下面摘录20年代初《时事公报》的相关报道，以见当年江北外滩社会情状之一斑。
  1920年6月中旬，由基督教会宁波妇女益智会在江北岸发起创办儿童体育场。6月18日，《时事公报》报道说：“宁波妇女益智会鉴于本地儿童教育之不讲究，目前议决创办公共体育场一所，遂商诸铁路濮工程师，借车站前草地一方，曾经慨允，筹备有日，已于日前开幕。每星期一、三下午四时到六时，邻近儿童之来者几达百人，教授均系该会员即梅立德师母、郑植生夫人、胡詠骐夫人等担任之，其热心殊堪钦仰。闻是场之设办，系模范性质，想他处之闻风兴起，当接踵不绝也。”㉙
  1920年6月19日，中西音乐大会在槐花树下崇德女校举行。对此，创刊不久的宁波《时事公报》作了详尽的报道：“宁波基督教青年会与友谊社于十九号晚七时假座槐花树下崇德女校开中西音乐大会。虽梅雨连绵，而中西男女来宾到者络绎不绝。首由友谊社总干事郑植生君主席。兹将秩序录下：一、六人合唱（四男二女郎），二、国乐，杨君及同伴七人，三、单唱，施师母（美人），四、钢琴独奏，贝君（美人），众鼓掌要求重奏，贝君乃重弹一曲，竭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五、国乐、玉箫同奏，施君及同伴，六、演读，施师母未到，乃代以国乐，七单唱，徐女士（美人），八、四弦琴，朱懋澄君，九、钢琴独奏，陆女士瑽瑽铮铮，极声音之和，众人鼓掌，乃重鼓一曲，十、单唱，贝君，十一、国乐，杨君及同伴四人，十二、二女郎四男子合唱，又七人合唱，十三、号筒独吹，施明德君（美人）。十四、青年会干事胡泳骐君报告，略谓本会定下星期日晚在本会所举行幻灯演讲。又今日本旅行慈溪，以天雨到者甚少，准改到七月三日举行云。次全体唱英文离别歌而散，已将九时矣。”㉚此次中西音乐大会的举行在甬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6月21日，《时事公报》在报道这则活动的同时又以《对中西音乐大会的感想》为题发表时评，为之叫好。文章说：“青年会与友谊社是很高尚的结晶团体，实行女子解放的先锋，不但打破男女界限，而且融化中西的感情，不是解放运动一个很好的模范吗。我们希望这种团体发达，我们更希望这种团体一天多似一天。”㉛
  1921年初，有挪威（旧称瑙威国）商人拟在江北岸设立洋行及旅馆。当年4月15日《时事公报》报道说：“宁波为通商巨埠，外人至此营业者颇不乏人。兹闻日来有上海瑙威国商人天生洋行拟在江北岸车站附近甬东八图境地面租借房屋一所（中兴旅馆旧址），设立分行及宁波旅馆之用。现正在筹备之中，一面由该行禀由驻沪瑙威领事，函请江苏特派交涉员许君据情函知浙海关监督兼交涉员孙宝瑄，查明办理云。”㉜
  1921年4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柯兰氏由杭乘甬绍段火车来甬访问。次日，《时事公报》报道了美公使抵达江北岸之盛况：“下午三时许抵宁波站，先时王镇守使、姚团长、黄道尹、孙监督、姜知事、来厅长、杨督察长、詹局长、一二公署署员暨总商会正副会长商董士绅等约百余人至车站欢迎，并有陆军警察巡防西乐队等在月台上排队。车站门首悬五色国旗，站外马路悬有万国旗。俄而汽笛一声，火车抵站，军乐齐作..欢送之各官绅均出名刺交与柯使，柯使亦一一与之点首。军警巡防均举枪致敬，仪容颇整。抵站后由欢迎人员偕同柯使等至普天春（为当时江北岸著名菜馆，甬上重要宴请均在此举行——引者）西餐馆茶点。..茶点既毕，柯使即偕随员等乘舆（官厅所备）至槐花树下梅立德君家（崇信学校校长，美人）为行辕。”晚间仍由官厅“借普天春公宴柯使并请在甬之西宾及昨日车站欢迎之就地绅商作陪，共计70余人”。㉝
  1921年4月22-24日，宁波青年会组织的宁波实业展览会在江北岸新江桥堍青年会会所举行。据4月23日《时事公报》报道：“该会陈列物品计一百五六十种，五光十色，成绩斐然，昨日为开幕之第一日，到场参观者络绎不绝，下午2时许开会，首由朱懋澄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次雷汉伯（斐迪学校校长）演讲。”雷氏云：“和丰去年盈余一百五十万，以一万办学外，最希望能多提几成红利，以惠工人子弟。”㉞
  清末，许多近代文化体育活动也由外人引入宁波外滩。据浙海关报告，1889-1891年间，曾有美国人在居留地设立剧院。“1889年3月一位住在上海的美国人领到许可证，在宁波外国人居留地开了一家剧院，他的名字使他的公司获得美国领事的支持。但第二年秋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剧院在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府台以不服从命令的理由关闭，因为这事有损他的权威。当他的权威被认可时，道台又同意重新开设剧院，每月要交更高的费用。在新的情况下，剧院曾一度恢复，直到1891年4月的最后一场演出。”㉟现代体育在宁波的开展也始于江北岸。早在1886年，浙海关就耗银100两，建起网球场。1897年，斐迪学校在甬城学校中首开体操课。1925年春，宁波青年会也在江北岸修建网球场，并组建网球队及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队，还多次主持举办单项球类比赛或综合运动会，推动现代体育活动在宁波的开展。
  显然，外人居留地已成为近代宁波人观察了解外部世界与西方文明的窗口。而有别于租界的华洋杂处的居留地居民居住模式也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平的交往无疑使中外双方都从中受益。对此，1855-1857年间担任英国驻宁波领事后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1857年的一篇札记中写道：“作为外国人的居留地，宁波似乎在各方面都很好适应。气候有益健康，供应丰富，居民友好，乡村宜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要求了..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到各处旅行，不用担惊受怕。”㊱
  长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接触，使近代宁波社会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各种宗教与文化的相互激荡与频繁交流又造成近代宁波人的宽容心态与宗教意识的淡薄，这都成为推动近代宁波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正如1916年8月孙中山在视察宁波时所言：“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㊲而1901年前后，时任浙海关税务司的佘德（F.Schjoth）在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也欣喜地写道：“在与外国人交往中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浙江人，他们所具有的保守性比其他地方的人少得多。无疑西方继续不断的努力促进了本口岸和本省的发展，从这一点看，我们很幸运，能在本口岸居留，在各处都能看到发达的工业，受到本地人的友好接待，我们衷心地希望宁波将会变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
  二、20世纪初宁波人民收回外人居留地主权的斗争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兴起，江北外人居留地的主权问题也开始成为宁波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为收回外人居留地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后于20世纪30年代取得斗争的胜利。
  早在光绪年间，时为浙海关文牍的曹缘皋，愤于外人专横，力请宁波官府收回江北岸警权。随后甬上社会名流陈谦夫、袁履登、徐友亟等人也联名呈请当局依法力争。1909年（宣统元年），地方当局收回江北岸巡捕房，改称警察局。史称当时“我国官宪与英人交涉，收回巡捕权，订立合同，以一年为期，改巡捕房为警察局。其时道兼总办，县兼会办，另委坐办。英人副督捕之名称仍在，但只办外人交涉事宜，无直接管理警察之权”㊳。1910年，江北区警察局改为江北岸警察长公所。同年11月，城区巡警总局改为警务长公所，包括江北岸区域在内的鄞县全县警务均隶属警务长，警权划一。至1912年（民国元年），又改警务长公所为宁波警察署。
  长期以来，包括引水员在内的浙海关重要职位全部由外人担任。1919年以前宁波港引水员没有一个中国人。五四运动以后，反帝爱国声浪日益高涨，宁波港才开始有华人担任引水员。1921年，由于不熟悉港口状况，英籍引水员引领一艘糖船搁浅，损失惨重，引起沪甬航运界和中国船员的强烈不满。当时爱国热潮正日渐高涨，沪甬两地航运界一致向浙海关税务司提出撤换外籍引水员，选拔有丰富经验的华人担任引水员的强烈要求。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税务司和港务长不得不撤换腐化无能的两名英籍引水员，选用在宁波航业界享有盛誉的周裕昌、顾复生为引水员。这是宁波港对外开埠以来中国人担任引水员之始。其中周裕昌曾任巡洋舰“超武”号的大副，顾复生曾任“镇北”轮的舰长，两人都谙熟宁波港的航道。不久，在反帝声浪中浙海关港务长一职也改由中国人柯秉璋担任。宁波人民由此收回了部分的引水权和港务监督权。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宁波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遭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和嫉恨。7月中旬，宁波学生以宁波京案后援会名义在城内张贴爱国画报，遭到驻宁波英国领事的干涉。中共宁波地委宣传委员会和学生运动委员会抓住时机，及时发动广大学生群众以宁波学联的名义印发1万张反帝传单，同时在《三一八》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人民爱国活动的行径，进一步激发了宁波人民的反帝情绪。
  在反帝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同年7月，宁波重要的地方自治团体——江北公会提出裁撤工程局外籍干事的正义要求，但遭到英国税务司的拒绝。该税务司还扬言：工程局若工部局（即帝国主义在中国租界的行政机关），华人无权过问。宁波市民闻讯后无比愤怒。当时《时事公报》、《四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就此展开讨论，强烈要求裁撤工程局外籍干事。对此，中共宁波地委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发动广大市民开展要求改组工程局的斗争。会议提出“反对英税务司包揽市政”、“改组工程局，裁撤西干事”、“工程局是中国人的工程局”等口号。运动一开始就获得了宁波各阶层人民包括一般士绅的响应。8月，宁波公团联合会组成“改组工程局委员会”，各人民团体也在报上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宁波学联还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坚决反对外国人包揽江北岸市政。这一斗争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它激发了广大宁波市民的爱国热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接着，宁波市民又开展了反对美国领事滥指江北岸为“租界区域”的斗争。当时宁波特税捐局扣留美商花旗烟草公司的漏税纸烟，该公司竟妄指宁波江北岸为洋商“租借地”，反诬特税捐局为“非法机关”，还报告驻上海美国领事，要求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美国领事坚持声称江北岸为“租界区域”。这一事件又使江北岸成为宁波人民关注的焦点。中共宁波地委借此发动市民起来抗争。国民党宁波党部和宁波学联、宁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以及各界人士在《时事公报》发表宣言和文章，批驳美国领事及花旗烟草公司的无耻妄言。经过斗争，当时的中国交涉员向美领事提出抗议。1927年，宁波设市，外人居留地工程局收回市管。至此，外人居留地遂不复存在，但围绕居留地主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国定税则，浙海关收回关税权。同年2月，浙海关执行国民政府关务署下发的《改善海关制度审议会决议》，规定停招洋员，中外员工职权平等，统一薪给标准等。1931年，宁波设立航政办事处，收回了洋关兼管的船舶检丈、登记及船员管理、海事处理等部分权利。1932年10月，卢寿担任浙海关税务司，成为中国诸海关中国人最早担任税务司者。
  近代江北岸居留地主权问题以围绕“白水权”的斗争最为著名。这场斗争从1899年开始，延续到1933年，历时30余年，才以宁波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所谓“白水权”，实际上涉及的是宁波港岸线和岸线管理的主权。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纷纷在江北岸上一带建筑教堂、住宅、码头，设置趸船，当时皆由海关指定地点。1858年10月，《通商善后章程》第十条规定：“制定江界派人指泊船只及令设浮桥、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并声明“无论何国皆依章一律办理”。开埠后进入江北岸的各国教会以法国天主教势力最盛，其中天主教宁波主教、法国人赵保禄任职宁波达40年之久。清廷先后赐他双龙二等宝星、四等嘉禾章、二等嘉禾章，权势超过宁波地方官，以至有“官府一颗印，不如赵保禄一封信”之说。1860年，法国天主教在药行街重建天主堂，1872年，又建江北岸天主堂并全力加以经营。该堂濒临甬江，背靠同兴街（后称中马路），规模宏大。1899年，工程局拟在江北岸外马路一带兴筑马路，法国天主堂以沿河基地让出2英尺为理由，强行要求将新江桥堍至宁绍码头一段岸线及水面出租收益作为代价，并且在契约上注明“江心为界，潮落为界”等字样。这就是“白水权”的由来。当时，清政府的地方官无知而媚外，在同年二月初四的批文中称“公路驳岸以外之沿河利益仍应照旧归堂内自主”。但即使是这个文件，也没有确认法国天主堂的“白水权”。天主堂窃取这一权力后，即将新江桥堍到宁绍码头一带岸线和水面，作为其产业，出租于人，建筑码头，停靠轮船，收取租金。
  五四运动后，宁波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政府收回“白水权”。1927年7月民国宁波市政府成立后也提出收回水岸线主权。当时江北岸上虽有一条狭窄的石板路，轮船一到即拥挤不堪，拓宽马路已刻不容缓，但苦于缺乏经费，于是决定将岸上线收归公有，再租给各轮船公司，以租金作为建设经费。1927年8月至9月间，民国宁波市政府制订了整理岸线方案，并转知各国领事，却遭到英法领事的反对。其中英国领事复文中有“本领事认为此项章程不得公使团核议，由本国驻京钦使训令到署，本领事断不能承认宁波市政府径自占据英商民拥有的产业”㊴等语。对此，市政府要求宁波交涉员代为交涉。宁波交涉员原由浙海关监督兼任，1928年改由外交部驻沪江苏特派员兼理。经当时的宁波市政府一再催促交涉后，得到驻沪江苏特派员复文说：“关于收回‘白水权’案已得到外交部允许，但是所拟办法，还欠妥善。”㊵为此，当时的宁波市政府又重订了一份《宁波市暂行租用江河沿岸码头章程》，送达外交部，但久久没有回复，此次交涉就此搁浅。
  1931年，宁波撤市，城厢并入鄞县。时为鄞县县长的陈宝麟高度重视白水权收回问题，并着手行动。他一面主持制定《鄞县水岸租借暂行规则》，明确规定：“沿江及官河两岸上水线依法属于公有。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凡以前所决定之岸线租借办法及契约概行废止。”“凡在本县境内沿江及官河两岸上建筑码头、使用水线时，均需向县政府租用。”一面息借商款，兴建外滩马路：计划自新江桥堍起至何家弄（即现在的车站路）口止，全长660公尺，把原来宽仅6公尺的街道，拓宽为19.2公尺。为此一边驳宽江岸，一边缩让房屋。无奈沿路房屋房东多为天主堂，“竟一再延宕，迄未动工拆让”。为此，1932年9月下旬，民国鄞县县政府致函天主堂请各商店限期拆让。“倘逾限不拆，本政府为依期完成筑路起见，只得强制执行，除他谕各业主铺户外，相应函请贵堂查照，迅转沿路应行拆让房屋，限期自动拆让，切勿再事观望延误，否则定即依法代为执行。”㊶同时，县政府通知各轮船公司填报使用岸线契约单，解除与原出租人的租约，并多次召集各轮船公司开会商讨停付原租金、转移押租等具体办法。对此法国驻沪总领事向浙江省政府提出所谓的“抗议”，并出示1899年宁绍台道的复函作为侵占“白水权”的依据。但县政府在宁波人民的支持下，逐条驳斥所谓“抗议”，并通过外交部交涉办理。几经周折，终于在1933年8月间收回被外人强行霸占了30多年的“白水权”，并在当地各报发表办理及收回经过，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从此以后，江北岸外滩一带水岸线就由使用岸线的轮船公司等向地方政府订约缴纳租金。
  但江北天主堂并不甘心，1934年12月21日，天主堂又在《时事公报》上刊载要求外滩各商轮公司缴付岸线租金的启事一则。认为是案“交涉并未终结”，并公然威胁“一过年关，即当收回另租，不顾酿成重大交涉”。对此县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加以驳斥。声明指出：“岸线权应归公有，不容任何人侵占，天主堂以酿成交涉为恫吓，措词殊嫌未当。”再次严正表示“本政府收回水岸线权之处分绝对有效者也”。㊷此后天主堂没有再生异议，宁波人民收回外滩主权的斗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江北外滩与宁波的近代化
  江北外滩存在了约80年时间。这对近代宁波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对此应该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毫无疑问，江北外滩是西方列强侵略宁波和浙江的基地与桥头堡，它的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宁波开埠后相当一段时期，鸦片进口持续增长，直至19世纪末在进口商品中始终占据首位，约占全部进口货值的60％-70％。鸦片的大量进口不仅使宁波白银大量外流，而且鸦片在宁波城乡的泛滥，也严重影响宁波人的健康水平。此外，开埠不久，西方殖民者还在宁波从事掠卖人口的卑劣行为。他们在镇海、鄞县等地用拐骗和绑架的手段，诱拐和掠捕青少年，运往美洲或东南亚，出卖为奴做苦力，获取巨额利润。如1854年，英船“茵格伍德”号在宁波一次就诱拐了44名女孩，最大的仅8岁，统统塞进一间小舱。英国殖民者这种惨无人道地掠夺贩卖华工的行径被称为“浮动地狱”。㊸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外滩在宁波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滩的存在是古老的宁波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助推器。
  首先，外滩的存在使宁波经济开始直接面对世界市场，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宁波经济的近代化程度。宁波开埠后，许多洋行与公司进入江北岸。他们早期主要经营鸦片和棉纺织品，后来发展到航运、金融保险、编织等行业。在外商的示范下，领风气之先的本地宁波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江北外滩这一码头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积极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使宁波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一些能主动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草帽、制茶、植棉业迅速得到发展。如宁波草帽1868年出口仅4万顶，价值400两白银，到1875年猛增到410万顶，1877年又增加了两倍，增至1372万顶，价值18.3万两，十年间增加了250倍。宁波是浙江的重要产棉区，但开埠后一度受美国棉花的排挤而出口不畅。1860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致使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大幅上扬。宁波商人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从事棉花出口。1863年，宁波出口棉花创下历史纪录，达到12.5万担。价格从每包9元上升至28元。此后棉花出口继续上升，最高时达20余万担。同时在外商企业的影响下，本地宁波商人纷起仿效。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早在1854年，费伦志、盛植官等人集资7万两，向外商购买轮船一艘，定名为“宝顺”，护航于沪甬线上。这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近代宁波最早的民族企业如机器修理、轮船航运、棉纺、印刷等企业纷纷在江北岸及其附近出现，从而使宁波经济近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其次，在西方文化向宁波乃至浙江的传播过程中，宁波外滩起到了“窗口”与“桥梁”的作用。1854年，江北外滩出版了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它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比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早3年，为浙江省新式报纸之始。之后，又相继有《宁波日报》、《甬报》等近代报刊出版。这些教会创办的报刊，除了明显的“文字布道”作用外，也刊载一些“西学”和“新学”。这为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不少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自强的决心。自此以后，宁波人自己创办的报刊陆续出现。传教士也是宁波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始作俑者。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江北外滩，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同年9月，投入使用，印刷机器来自美国。1860年，书房迁往上海，并改名美华书馆，后发展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机械化的印刷出版机构。其中在宁波的15年间共出版了100余种西方书籍，其中宗教类占81％，科学文化等占19％。
  外国传教士在创办近代学校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江北岸是他们办学的一个中心。1844年即宁波开埠的当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的传教士爱尔德赛从南洋来到宁波传教，自费创办一所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江北槐树路开办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洋学堂。19世纪60年代起，宁波教会学校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开始出现教会中学。如1881年，北美长老会在宁波江北岸设立的崇信书院，1912年，改为崇信中学。据《宁波教育志》载，到1912年，西方国家在宁波已经开办了18所新式学校。这些按西方模式创办起来的学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书院不曾有过的新鲜气息，对宁波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冲击，促进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从教育内容看，宁波各学堂所学的内容开始采用西方的教学体系，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三角几何、外语等。如华英书馆就由出国留学生教授英文、算学。洋文书馆开设英、俄、法三国语言。从教学方法看，也更为合乎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海上闻人袁履登以及杨坊、周宗良、方液仙等宁波帮重要人物都曾就读于江北教会学校。
  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在宁波从事医疗事业。早在184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城内开设诊所，并在月湖书院内办班传艺，发展成为大美浸会医院，后改名为华美医院。随后美国传教士麦嘉缔、英国圣公会相继在江北岸开设惠爱医局、体生（后改名天生）医院。从此西方的医术与药物在宁波地区传播开来，在内地许多地方人们避之不信的西医得到了许多宁波人的认可。到民国初年，中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宁波城内中西医已平分秋色。
  再次，外滩对近代宁波的另一作用是促进了近代宁波市政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外国人十分重视居住环境的改善。宁波开埠后，外国人在居留地先后设立船埠、洋行、学校，还修建道路、医院、房屋以及体育设施等，使宁波有了最早的城市市政体系。特别是1898年江北工程局设立后，江北市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制度，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从而有力地改善了江北的市容市貌。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洋房、教堂，使西方文明在这里集中展示。这与宁波旧城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宁波人转而模仿、学习，从而推动宁波城市建设的近代化。
  宁波外滩还促进了近代宁波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早在19世纪50年代起，传教士在江北岸办起了一批孤儿院、育婴院。与中国传统善堂不同的是，这些慈善机构在抚养孤儿难童的同时，更注重发挥“教”的功能，使其掌握谋生的技能，以便帮助他们自立于社会。特别是1918年成立于江北岸的宁波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宁波社会各项改良事业，诸如卫生保婴、平民教育、体育健身、科学演讲等，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宁波城市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北外滩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人思想观念的弃旧趋新，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务实的商业社会环境。这对近代宁波社会与宁波人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近代以来，大批宁波人就是通过外滩观察、了解西方文化和外面的世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扩散的舶来物，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宁波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显然，外滩是近代宁波得以“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因素。不少后来在外面成就大业的宁波人，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现代文明洗礼逐步成熟起来而后大步走向世界的。

注： ①俞大猷：《呈总督军门在庵杨公揭》，《正气堂集》卷七。 ②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1840-1919）》，宁波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③鸦片战争前夕，英国“阿美士德”号来宁波调查后认为：宁波内接运河，外连甬江，乃是一个输出生丝和销售英国货的好港口。见牟世安：《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英人宾汉也认为“宁波半岛虽然只是天朝的一小角，天朝的很小一角，对于我们来说利益是不可胜计的，因为它马上会把邻省的丝茶贸易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拉过来。”见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5页。 ④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页。 ⑤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49页。 ⑥马士：《1635-1834东印度公司对华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41年，第2卷，第225页，转引自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⑦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09页。 ⑧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1840-1919）》，宁波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⑨对此过程，当时护理浙江巡抚蒋文庆奏：“又据宁绍台道陈之骥、宁波府李汝霖等禀报：本年10月26日酉刻，接据英夷领事罗伯聃，由广东乘坐大火轮船一只，于25日前抵定海，准于一二日内，由定海起身至宁，商办通商一切事宜。带有通事二人，一即江彬，一名源华，系广东香山人。领有粤海关监督准充通事印照。据称罗伯聃来宁波时，约带广东跟来服役者四五人，通事及一应跟随入役，通共不过十四五人，令其先来报知等语。除俟罗伯聃到宁，面与要约，妥议章程，另行禀报等情。臣伏查宁波海口通商，事属创始。立法之初，必须详明周匝，方期经久无弊。此时罗伯聃业已抵定，不日即可至宁开市，亟需遴派大员，前往经理。前抚臣管遹群与督臣刘韵珂，先经往返商定，酌委宁绍台道陈之骥、宁波府知府李汝霖，实力经理，并令已革宁绍台道鹿泽长协同筹办。一切可期妥协，自应即行照办。除饬令该道府等俟该夷目罗伯聃到宁，查照章程，妥为筹办。务期因地制宜，不准稍留罅隙。其夷人租屋赁地，尤当于议定界址时，再与切实要约，以杜藉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页10B，卷70，页26B-27B。 又，浙江提督李廷钰奏：“伏查夷酋罗伯聃于10月28日乘坐大小火轮船各一只，夷兵船一只，驶至宁港，前来谒见。察其情词，极为恭顺。该夷一遵税课定则，并钦差大臣议定条约，并无另有措施，亦无别有要求。据称：11月12日为伊国正朔，不须另择，即于是日邀请在城文武眼同开市。查该夷前此在宁波经年，汉语汉字，俱皆谙晓。凡有会议，类多面从。而机心自用，疑虑过深，所以往往不能自决。刻下通商，事属创始，一切琐屑诸事，尚须要约详尽。兹经兼护臣蒋文庆，添委留办报销局之革职宁绍台道鹿泽长来宁，协同宁绍台道陈之骥筹办要约。一切可期妥协。所有税课定则，事隶海关，由该道查照章程办理。其相度码头，建设夷馆，应由地方府县勘办。昨据该酋面称：一时未能准定何地，日来亦尚未贸易。该夷现于城外江北地方，赁居民房，暂为居住。”同前书，同卷，页30B-31A。 ⑩英领事署1880年从杨家巷迁至中马路石板行跟新建的署舍（今白沙巷56号），直至1933年撤销领事。 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404页。 ⑫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620页。 ⑬王尔敏：《宁波口岸渊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带之形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⑭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619页。 ⑮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第188页。 ⑯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第189页。 ⑰吟利：《太平天国革命历险记》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16页。 ⑱呤利：《太平天国革命历险记》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16页。 ⑲王崇武等：《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22页。 ⑳（日）植田捷雄：《关于中国租界的研究》，转引自杨馥源主编：《外滩文化与城市发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㉑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第173页。 ㉒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第195页。 ㉓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㉔刘秉璋；《刘尚书奏议》，卷4，第28页。又李应珏在《浙志便览》一书中称：顾通商口岸只汉口、九江、镇江、天津、广州可称租界，乃彼国向我国租界转赁商人者，岁由彼领事缴租，故无论中外之人，皆须遵彼国条例，其余则皆如《烟台条约》所称，洋人居住处乃洋人自向民间购买，须照民间向州县纳赋，一切条例，彼领事不能干预。今只因各处皆系洋人自设工部局、巡捕局，遂至喧客夺主，宁口巡捕充以卫安勇，所以无沪上桀傲气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杭州吏隐斋藏版，卷2，第6页。 ㉕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卷117，第7页。 ㉖王尔敏：《宁波口岸渊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带之形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 ㉗当时外商在宁波开设企业只能在居留地进行，为此，1916年台湾商人周大瑞在宁波扒沙巷开设通和碾米厂。1923年，日商久正男在宁波北门外北郭堰开设大成席厂，1924年间日商竹正健吾在江东税关弄开设正隆洋行，均经勒令停闭。其中1918年英商上海祥泰木行在江东泥堰头开设分行，宁波木行业认为根据通商条约规定，外商经营限在江北岸，江东属于内地，不允许外商经营企业。据此要求该木行停止营业而引起交涉。参见金礼：《洋松倾销与英商祥泰木行交涉案》，载《宁波文史资料》，第9辑。 ㉘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38-39页。 ㉙《儿童体育场开幕》，《时事公报》，1920年6月18日。 ㉚《中西音乐大会志》，《时事公报》，1920年6月21日。 ㉛《对中西音乐大会的感想》，《时事公报》，1920年6月21日。 ㉜《瑙商将开办旅馆》，《时事公报》，1921年4月15日。 ㉝《美公使抵甬之盛况》，《时事公报》，1921年4月7日。 ㉞《实业展览会开幕志盛》，《时事公报》，1921年4月15日。 ㉟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第8页。另据《宁波市志》载，1890年江北岸建兰馥戏院，为城区最早的戏院。见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68页。 ㊱（美）F·布鲁纳等编，傅曾仁等译：《步入清廷仕途——赫德日记》，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第188-189页。 ㊲《孙中山先生发展宁波之演说》，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 ㊳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73-174页。 ㊴当时曾在江北岸巡捕房工作过的英国人孙阿斐，霸占着江北天主教堂附近的沿江地段一批房屋，也借口有“白水权”，拒不拆迁，阻碍外马路一带筑路工程。载《宁波文史资料》，第9辑，第64-69页。 ㊵《宁波文史资料》，第9辑，第64页。 ㊶《县政府建筑外马路毅然限令拆屋》，《时事公报》，1932年9月28日。 ㊷《关于白水权问题鄞县府驳复甬北天主堂》，《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133期。 ㊸严中平：《“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