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一、慈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根据地建立
  慈东地区，位于宁波与慈城之间，是三北根据地通往宁波的要道，也是三北根据地前哨，是敌、伪、顽与我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民国31年（1942）6月，党领导的慈溪县新国民兵团成立，周迪道为大队长，下设四个中队。兵团先后从地处庄桥的慈溪县国民兵团特务大队中组织了30多人，携枪返正归队，壮大了力量提高了士气。9月，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地委作出开辟慈东、慈西新区的指示。同月，三支队支队长，林达率特务大队、慈溪县新国民兵团挺进慈东，经过与驻扎该区的国民党慈溪县特务大队长宋清云谈判后，林达在河头乡召开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慈东区军民抗日大会，林达、宋清云、战士代表和各界代表分别作了抗日演讲。会后，成立慈东办事处，王礼仪任主任。同月，中共慈东区委也在慈东洪塘医院成立，蒋子瑛任书记，洪明义、杨照诚、孙乾坤为委员。
  区委、区办事处成立以后，为了打开抗日局面，区委委员杨照诚即在庄桥镇红祠堂召开八乡镇农民代表大会，发动群众团结抗日建立抗日自卫组织（即民兵），实行二五减租，保护农民利益。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各乡镇代表300，余人，大会由慈北办事处主任罗如年主持，蒋志农（蒋亦庭）等出席指导。同年11月，宋清云趁三北游击司令部把部队集中姚北，准备进行自卫反击战的时机，率部袭击慈东办事处，抓走税务、民运干部多人，并杀害了税卡副主任张宝善，慈东办事处被迫撤离慈东，慈东区委也停止了活动。民国32年（1943）1月2日，五支队参谋长张席珍、慈镇县工委书记谢仁安率五支一中和龙山自卫中队进入慈东，袭击了小灵峰宋清云部的后方机关，缴获宋部修械所全部物资。不久，龙山自卫中队在骆驼桥盛家将宋清云的何九峰部全部歼灭。接着，五支一中、龙山自卫中队在中共洪塘支部的配合下，又把宋部查缉队长、杀害张宝善的童锵活捉，并就地处决。在中共武装的不断打击下，宋清云只得请慈东士绅朱恒黻、皓明和尚出面向慈镇县办事处主任金如山求和。3月，慈东办事处重新建立，蒋志农为主任。同时，中共慈东区委也重新建立，罗澄宇为书记，钟少白、蒋志农为委员。4月，三北经济委员会在慈东设立区分会，主管慈东、庄市两区的经济工作。同月，为保证部队的粮食供给，慈东办事处主任蒋志农召开各乡、保长会议，向各乡镇分配征粮任务。会后，办事处干部和民运工作干部分赴各乡镇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积极缴粮，支援抗日部队。征粮任务布置下去后不到半月，慈东区各乡镇上缴的粮食达10万余斤，比原来下达的指标超过了3万斤。
  民国32年（1943）初，根据慈镇县办事处主任金如山提出的筹建地方武装的要求，慈东办事处副主任洪明义在慈东、洪塘等地区动员了几十名进步青年参军，经过积极工作，把在洪塘的日本华工养路队23人和10余支枪拉了出来，成立了慈镇警卫队，洪明义任队长，活动于慈东地区沿山一带。年底，慈镇警卫队与自卫队合并。9月，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慈东区队成立，区委书记罗澄宇兼任区队长，张良鼎任副区队长。与此同时，农民协会、妇女会、雇工会、教育会、民兵等组织也相应组织起来。在此基础上，基层党组织也有了发展，民国32年（1943）春后，发展了一批党员，重建、新建了庄桥、洪塘等八个农村基层党支部。
  民国33年（1944）3月22日，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和龙山自卫大队回师慈东，击溃宋部，建立庄桥区署，区长黄玉平。庄桥区署下辖庄桥、洪塘、洋墅、狮山、裘市、灵汉、汶溪、费市、河头、长石、骆驼11个乡镇。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党组织还对乡镇政权进行民主建政的试点。是年3月，庄桥区署选择党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庄桥镇作为民主建政的试点。通过广泛宣传，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镇政府决策机构庄桥镇行政委员会，区署任命热心抗日事业、有正义感的钟一棠为庄桥镇镇长。民国34年1月，钟一棠出席在余姚梁弄召开的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庄桥区部分乡镇也陆续开展民主建政工作。乡镇基层政权建设的加强，对健全民众团体、发展生产、推进抗战教育，反对敌伪征粮、抢粮等，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至此，慈东地区广大农村已被慈东区委、慈东办事处所控制，慈东地区出现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二）反“清乡”斗争
  慈东根据地毗邻宁波，日军为了巩固其在宁波的占领区，对慈东地区实行“强化治安”和大规模“清乡”。民国32年（1943）春夏之间，日伪军进驻慈东地区，增设据点，修筑碉堡，至10月，慈东地区修筑起90多座碉堡（据点），形成星罗棋布的据点群，大小碉堡如同梅花桩一样竖立在慈东地区。同时，还在交通要道设置“清乡”封锁线，切断慈东与慈镇县委的联系，连沿山地区的汶溪、河头等乡也无法联系。为了消灭“清乡”区内外的抗日武装，日伪军反复组织了“扫荡”。“清乡”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清乡”队还用酷刑残害清乡区的无辜百姓。民国33年（1944）春，“清乡”队伪军从洪塘、裘市碉堡里出来，进入洪塘下梁村，挨家挨户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抓鸡鸭、猪羊，村民所有值钱的物品，全被洗劫一空，还抓去无辜群众六七人。村民黄宝兴被抓后遭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左手致残，其妻祝阿菊被诬为“通匪”，绑解到宁波日军宪兵队关押，后花了一大笔钱才保释出来。
  民国33年（1944）11月，伪军宋清云部助纣为虐，在庄桥强逼民工拆毁民房，为日军修筑碉堡。数十户受害民众，在寒风中无栖身之地，扶老携幼，流离失所。
  面对日军的“清乡”，三北地委根据浙东区党委“反清乡”的指示，在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密切配合下，深入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与日伪军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清乡”斗争：镇压日伪军的爪牙，清除日伪军的耳目。民国33年（1944）下半年，日军在洪塘“清乡”期间，翻译阿二为虎作伥，依仗日军恶势力，经常带领日军到洪塘附近乡村敲诈勒索，鱼肉乡民，还引诱日军强奸妇女，群众恨之入骨。慈东办事处根据群众要求，派两名武装人员，配合当地六名民兵，趁翻译阿二正在看戏之机，把他引出来逮住，当夜押解到大隐云溪寺，经过审讯，将这个罪恶累累的汉奸枪决。伪军慈溪情报站长俞克泉，卖国求荣，杀害抗日志士，还经常派人到边沿地区征粮、抢粮，是日伪军的耳目和忠实走狗。慈东区委决定除掉这个汉奸，为民除害，为烈士报仇。民国33年5月的一个凌晨，武工队员方明、叶鲁风两人，化装成赶集的小贩，乘天色未明，以飞快的步伐，突然闯进慈城东门外夹田桥村俞克泉的老窝，活捉了正在做黄粱美梦的俞克泉。
  武装打击日伪军。民国33年（1944）3月20日，三支队支队长余龙贵、政委林达，率领一中队、二中队和龙山自卫大队二中队攻打慈东长石桥、骆驼桥、费市、团桥的日伪军据点，打响了武装反“清乡”斗争第一仗。经过激烈的战斗，各据点的日伪军纷纷溃逃，迫使日伪军疯狂的“清乡”气焰有所收敛。7月29日，三支队一中队得到伪军宋清云所属王荣斌部在庄桥构筑据点的消息，配合慈镇警卫大队一中队，当夜轻装奔袭庄桥据点，激战半小时，将该部歼灭，击毙伪军8名，俘伪军官兵33名，缴获土炮7门、长短枪14支。民国34年（1945）2月，庄桥区委书记兼区常备队指导员蒋子瑛，率领区武工队在庄桥党支部配合下，分两路向伪军碉堡包抄过去，蒋子瑛带领的尖兵组，率先干掉守护碉堡的哨兵后，突击队员迅速冲进碉堡，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正在酣睡中的伪军，无一逃遁，全部做了俘虏。为了不使伪军利用现成的碉堡再来盘踞，武工队员撤出时，烧毁了碉堡。
  为策动日伪军反正，动摇日伪军军心，浙东区党委发布“分化瓦解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打击敌伪”的指示。民国33年（1944）6月，慈东区委派洪明义、董学陶两同志，与驻洪塘的伪十师三十九团一个中队长路鹏飞联系，双方商定的谈判地点在洪塘旧宅村欢喜庵。路鹏飞带了12名伪军和两名警卫，来到约定的地点谈判。路鹏飞进入欢喜庵后与庄桥区长黄玉平会了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谈判，路鹏飞决定起义投诚。第二天，区常备队副队长田雅生带领常备队战士，到路鹏飞碉堡内接管。路鹏飞部下的40余名起义官兵，除10多人不愿当兵每人发给2元银圆回老家外，其余起义官兵都带到三北根据地编入三支队。随即洪塘民兵拆掉了洪塘、费市一带伪军的据点和碉堡。
  通过这些有力的措施，粉碎了日军的“清乡”，慈东地区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三）武装保卫秋收
  民国32年（1943）7月，浙东区党委发出《1943年秋收运动的指示》，中心口号是：武装保卫秋收，保卫家乡，粉碎敌伪“扫荡”、“清乡”，保卫根据地，保卫民食军粮，不让一粒谷被敌人抢走。根据区党委这一指示，三北各地党组织开始部署秋收运动，除了组织群众采取快割、快收、快运、快藏的办法外，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和群众团体建设，组织民众自卫队，发动群众武装保卫秋收。慈北、龙山、慈东等区，相继成立了民众自卫大队和农会，至11月前，三北已有61个乡建立了自卫队组织，有队员32144人，积极开展武装保卫秋收斗争。10月7日，宁波日军宪兵队及警备队118人携掷弹筒3个、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由姚华康部10余人作向导，到龙山区方家河头抢粮。当地抗日民众自卫队员闻讯后，一面向抗日武装部队报告，一面动员群众把船、箩筐、麻袋收藏起来，并转移到村外隐藏，使日军无法把抢到的10余万斤粮食运走。当夜，三北自卫总队的两个中队配合主力特务大队袭击了抢粮日军，日军退到龙头场。8日下午，日军又返回方家河头，运走所抢粮食，特务大队又在潘岙伏击了日军，激战三个小时，把日军击溃，夺回了被抢的粮食。
  民国33年（1944）春，慈东区民众自卫大队配合地方武装，积极抗击日伪军抢粮，粉碎了日伪军的抢粮阴谋。4月，伪军宋清云何九峰大队一个中队40余名伪军，窜到洪塘、后张、杜家、后漕等村抢粮，当地民众自卫队立即向庄桥区署报告伪军抢粮情况，区长黄玉平当即命区常备队副队长田雅生率领40多名常备队战士和20多名民兵，在小洋桥附近乱坟滩边埋伏。下午1时左右，抢粮伪军押着被抓来的民佚，挑着抢来的稻谷、大米进入伏击区时，常备队战士立即向伪军袭击，伪军听到密集的枪声，认为遇上了三五支队的主力，拼命向慈城方向逃窜。这次战斗不到半小时就结束，缴获步枪5支，俘伪军数名，截获被抢粮食1万余斤。
  同年6月，驻洪塘据点的十几名伪军到叶家斗村催缴敌伪公粮（实为抢粮），庄桥区常备队闻讯后，当即出动20名常备队员，并组织当地10余名民兵，疾奔叶家斗，袭击正在抢粮的伪军，仅十几分钟的激战，打得伪军狼狈不堪，纷纷逃回据点龟缩。这次战斗，缴获步枪两支，俘伪军两名，夺回被抢稻谷数十担，同时把伪军抢来的粮食，一一发还给被抢的原主。
  武装保卫秋收运动的胜利，不仅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也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四）慈东惨案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和恐惧。民国32年（1943）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李默庵在天台设立“前进指挥部”调集2万兵力向四明山地区发动进攻，挑起了浙东第二次摩擦。浙东区党委连续三次发出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向四明山根据地节节推进，浙东区党委被迫调集浙东主力到四明山区。11月19日浙东第二次自卫反击战爆发。
  正当主力部队调集四明山区，准备第二次自卫反击战之，时，驻慈东的国民党慈溪自卫总队长宋清云也加紧了与日伪军的勾结。宋清云自从在第一次自卫反击战时制造摩擦遭到打击后，表面上装得很老实，暗中却不断扩大武装，到夏季，部队已扩充到300人左右，成为国民党慈溪县政府在慈溪境内最有实力的一支武装，部队也改名为慈溪县自卫总队。这时，宋清云又开始制造摩擦，绑架抗日干部，提出秋季在慈东从原来的每亩征收5斤税谷提高到每亩30斤的无理要求。
  根据宋清云的所作所为，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在8月25日率三北自卫总队和龙山自卫大队包围了宋清云部，扣押了宋清云的得力助手、秘书郑岭和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慈溪县政府国民教育指导员李思圻。流亡在宁海的国民党慈溪县长盛世馨闻讯后，电令在慈东活动的主任秘书胡一越和国民党慈东区长钱绍璇帮助宋清云。胡、钱先要宋清云收缩兵力，尽力避免与中共部队发生冲突。接着又邀请一些不明真相的士绅和乡镇长联名写信给何克希、连柏生，要求不要消灭宋清云，并请皓明和尚到王仲良处说情。宋清云也保证今后一定不再为非作歹，仍在慈东每亩征收5斤作为军粮，并与中共部队合作抗日。鉴于当时宋清云认错态度较好，为了搞好统一战线，王仲良决定在驱逐宋清云手下、亲日的郑岭和暗中搜集抗日情报的伪军民合作总站指导员毛子磻出慈东的前提下，给宋清云一个自新的机会。
  王仲良率部撤出慈东后，宋清云就加快了与日伪的勾结，命令郑岭长住宁波与日军联络，并亲自与日军宁波地区联络部经济兼情报科长仓田进行会谈，日军以撤出庄桥一带的据点、宋部以允许日军在慈东低价强行征粮为交换条件，并就双方避免误会等事项达成了协议。
  盛世馨得到国民党决定在浙东制造第二次反共摩擦的指令后，就电令宋清云积极响应。10月23日，宋清云在长石桥王伯元洋房命令其军民合作站站长搜集在慈东、庄市两区民兵、农会、民运、区办事处、税卡的情报。28日，宋清云打算向抗日政权发出慈东税收归自己接收、中共武装部队不得进驻慈东的最后通牒，后又考虑到这样容易被中共发现其发动事变意图，故没有发出。
  这时，中共慈镇县委也发现宋清云的情况异常。29日，县委书记金如山在范市召开的慈镇各界民众团体代表大会结束后，特地要求慈东区委注意宋清云的动向。慈东区委同志回来后，把部分分散在乡镇的民运干部集中到沿山一带工作，并提醒其他同志工作时适当注意隐蔽，区委文件运到县委统一保管。
  11月6日下午4时，宋清云在各方面工作准备就绪后，制造了震惊浙东的慈东惨案。除慈东、庄市两区委同志幸免外，区办事处、三北经济委员会东区分会、地方群众骨干共130余人被捕。盛世馨获悉后，立即对宋清云进行嘉奖，“犒赏”伪币2万元。
  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闻讯后，立即给宋清云写了警告信，要求宋清云马上释放所有被捕人员。一些乡镇长也根据群众要求向宋提出了抗议。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宋清云召集手下商量后，决定使用软硬兼施的做法，采取杀一部分人，放一部分人的办法，并对被捕人员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在这次惨案中被宋清云杀害的有经分会干部胡振华、顾仁华、洪德仁、孙瑞宝、周文财、孙瑞祺、孙焕章、王雄，民运干部有宋养生、葛传华；党员和群众骨干有仁能和尚、王国章、刘长根、张良鼎、郑甫章，身份不明的有江联珠、李顺荣、阮玉梅等，共计22人。
  慈东惨案发生后，被捕人员的亲属根据宋清云是本地人的特点，利用各种关系进行营救，使大部分人得到保释。主力部队和三北地方武装也在斗争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于民国33年（1944）1月4日上午救出了关押在长石桥木笼中即将被宋清云处死的伍一等四人。
  3月22日，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和龙山自卫大队回师慈东，击溃宋部，建立庄桥区署，一直自称抗日的宋清云终于撕下了遮羞布，公开投敌。
  （五）根据地政权建设
  浙东区党委在开展对日伪的反“扫荡”、反“清乡”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斗争中，十分重视并积极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三北地区沦陷后，国民党区、乡镇政权虽然仍坚持在三北境内的农村活动，但实际上是处于隐蔽状态，根本无法控制农村的局面。日军为了迅速控制局面，在三北地区逐步建立起县、区、乡伪政权。鉴于这种混乱的状态，民国31年（1942）7月，浙东区党委提出了“适当的改善现有的行政机构，并逐渐使之成为人民抗日政权”的方针，决定建立军民联合办事处，把五支队总办事处改组为三北总办事处，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统一领导三北各地部队办事处。随着新区的不断开辟，区级办事处也不断建立，部队办事处随之陆续撤销。11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建立，下辖慈镇县办事处、余上县办事处，金如山、张光分别为主任。并在慈东、慈北、慈西、姚东、姚山、姚海、虞北建立了区级办事处。办事处已具有地方政权的职能。但由于当时工作处于灰色隐蔽阶段，各级办事处仍以部队名义出面。
  民国33年（1944）1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浙东第二次制造反共摩擦，已没有必要再继续实行“灰色隐蔽”，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浙东游击纵队成立后，浙东区党委为了进一步团结浙东各界人士、各党派、各团体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逐步改造旧的基层政权，在15日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27日，三北地区成立了专署级的慈（溪）镇（海）（余）姚（上）虞办事处，同时撤销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慈镇姚虞办事处建立后，在原有区级办事处的基础上建立了区署。先后建立区署的有：龙山区署，区长戚铭渠；观城区署，区长潘子明；丈亭区署，区长蒋志农；庄桥区署，区长黄玉平。
  民国34年（1945）1月21—31日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在余姚梁弄召开。代表来自浙东各地和浦东地区，共108人，这是一次盛大，的会议，代表浙东人民进行参政议政。谭启龙、何克希、连伯生分别作了政治、军事和行政报告。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浙东行政委员会。会后，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2月，浙东行政公署委员会决定在慈镇、慈姚、余上县的行政区域内建立慈溪、余姚、镇海三个县政府。3月20日慈溪县政府在慈西石步成立，县长谢仁安。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标志着，根据地在斗争中日趋巩固，同时，也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六）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三北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形势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慈北、慈东积极开辟新地区，逐步缩小日伪控制区，地方抗日武装、民运工作队进行公开和隐蔽相结合的斗争，使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
  其时，国际和国内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战胜德、意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三北地区的日伪军为防止盟军从杭州湾登陆，在东山头、龙山、澥浦、慈城、金沙岙、毛岙、桃花岭等地（这些地区除东山头、龙山、澥浦外今均属宁波市江北区）构筑坑道工事，企图固守浙东沿海，作垂死挣扎。同时，调集兵力在三北地区进行“扫荡”妄图在盟军登陆之前消灭三北的抗日武装。民国33年（1944）10月15—24日驻三北日伪军1000，余人连续对鸣鹤、洪魏、东埠头、范市、方家河头、江北地区、三七市、二六市、石，步等地全面搜查，反复“扫荡”，抓走民众数十人，焚毁房屋数十间。12月，龙山区区长华一鸣在镇北海甸戎家开展工作时被从宁波来“扫荡”的日军逮捕（次年春在宁波牺牲）。三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
  根据三北地区的特殊形势，民国34年（1945）2月，浙东区党委指示三北地委迅速转变斗争形式，以保存积蓄力量，作长期打算。三北地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专门在茅山召开慈镇、慈姚两县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在原有基础上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坚持三北原有阵地，加强对日伪军的策反工作，保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盟军反攻的对敌斗争方针，采取靠山、靠水、靠群众，“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必要时以退为进，转入隐蔽斗争。会议结束后，慈东（庄桥）区委立即把全区脱产干部和区常备队员组成五个武装工作小组，分散到各乡镇坚持斗争，区委和区署及部分区常备队员又组成一支精干的武工队，流动在各乡镇活动，领导武装工作小组开展斗争。
  根据茅山会议精神，地、县、区三级地方武装积极与日伪军开展了游击战。早在民国33年10月，慈北区常备队在东埠头拦截了从厉家据点出来准备配合慈西日军“扫荡”的伪中警队，伪中警队武器装备精良携带了3挺轻机枪、1门小钢炮，但由于害怕慈北区常备队的实力，仓皇撤回厉家据点。12月4日，，日伪军300余人从三七市经解家到观城区抢粮，三北自卫总队警卫中队和慈镇县大队第二中队在西埠头与日伪军展开了3个小时的白刃战，给日伪军有力的打击后，安全转移，受到何克希司令的高度赞扬。民国34年（1945）4月4日从庄桥飞机场出来的10余名日军，在费市应家村抓鸡、找“花姑娘”。庄桥区委闻讯后，立即组织，5名武工队员，在区委委员方明带领下，疾奔应家村袭击，日军慌忙溃逃。这次激战毙伤日军数名，缴获步枪三支。同月，慈镇县委在伏龙山召开县委会议，日军一个排从凤浦出发直扑会场。负责保卫会场的三北特务营一连与日军展开战斗，掩护与会人员撤退，驻龙山西门外的庄市区常备队闻讯后赶来增援，日军受到两面夹击后，仓皇撤退。民国34年5月12日凌晨，庄桥区委书记蒋子瑛带领10多名武工队员，悄悄来到庄桥镇郊，根据预定的作战方案，分两路向伪军碉堡包抄过去。伪军依仗碉堡工事，毫无戒备。尖兵组干掉了伪军哨兵，担任正面攻击的武工队员冲进碉堡，抓获了全部伪军。武工队员们仅用了十几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此役缴获了一个班的武器，还烧掉了伪军碉堡。消息一传开，周边数里外据点的日伪军，都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为了支援抗日武装部队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慈东（庄桥）地区民众掀起了慰问部队的热潮。民国33年（1944）12月，庄桥、费市、洪塘、洋墅、骆驼等乡镇民众纷纷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送去猪羊、鸡鸭、酒等慰劳品。次年1月，慈西区委和丈亭区署又发动数千群众，把埋在甬曹公路慈城至余姚段两旁的旧铁轨全部挖出，运到观城区昌明乡，然后，龙山、观城两区群众又把铁轨锯为四段，运往山东解放区。庄桥、洪塘、洋墅等群众还把一批又一批的粮食运到新四军驻地，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
  民国34年（1945）5月，四明根据地军民6000多人在梁弄召开庆祝大会，庆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垮台。浙东地区党政军领导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等作了重要讲话，这个大会实际上也是争取浙东抗战胜利的誓师大会，极大地鼓舞了浙东敌后军民的士气。
  在此前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据点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敌人营垒。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军内部厌战情绪滋长，军心动荡。5月9日，驻慈城的日军无线电通讯班长本村正春军曹，在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的宣传影响下，毅然投诚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不久，驻慈东汶溪的日本上等兵岩冈文雄也携枪参加新四军。驻慈城的日军杉本庆云、安田凤道、安川学奎、文元亨俊等也向浙东新四军投诚。同时，各县、区地方武装及民兵对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势，捕捉伪军政人员，慈东区武工队活捉伪慈溪县情报站长俞克泉。
  在地方抗日武装的不断打击下，三北根据地的抗日形势日趋好转，日伪的据点日益减少，而且官兵的士气又明显低落，抗日武装力量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地位，全面反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此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国34年（1945）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根据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8月12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向浙东各地日伪军及伪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所有日伪军立即停止抵抗，，听候接收或改编。浙东区党委指示三北地区党政军民配合主力三支队和五支队，消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收复一切日伪军据点。13日，三北特务营及慈溪、镇海两县民兵1000余人包围了掌起桥伪军宋清云部的周光华大队，经过三天三夜的军事围攻和政治攻势，周光华部下200余人投降，缴获步枪121支、土炮3门、短枪10余支。16日夜，庄桥区常备队在民兵配合下攻占洪塘伪军据点，缴获步枪17支、短枪2支，俘分队长以下官兵20余名。又对费市伪军据点发动进攻，伪军在庄桥区常备队的紧逼下，被迫撤出大西坝、费市、裘墅、更楼、黄梅堰等据点。至19日驻庄桥区的伪军全部被赶出庄桥。9月22日驻慈城的日军全部退出慈城。至此，三北境内的日，伪军被全部扫清，三北军民终于迎来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二、侵华日军在江北的罪行
  （一）抗日战争前后江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变化状况
  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即被辟为通商口岸城市，而江北岸则成为外国人的通商居留地。江北岸现属江北区中马街道，抗日战争时期属原鄞县管辖。而现江北境内的慈城镇、洪塘街道、庄桥街道抗日战争时期属原慈溪县的东部地区，其中慈城是慈溪县的县城，白沙街道、孔浦街道、甬江街道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地区归属原镇海县，文教街道抗日战争时期则归属原鄞县。江北岸有着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而慈城、洪塘的丘陵地带可居高控制慈（溪）北、姚（余姚）北、镇（海）北地区，扼守慈东平原的往来要冲，近海的庄桥则是建造机场、守卫海防的理想之地，因此，江北地区历来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以前，江北地区是浙东的鱼米之乡。有耕地20余万亩，山林和水面各3万亩，主产稻谷，全年产粮约4000万千克。此外，有油菜籽、大小麦、番薯、豌豆等杂粮。山区盛产木材、毛竹、竹笋以及杨梅、桃梨等水果。姚江水系是宁波淡水鱼的主产区。城区江北岸建有宁波火车站和江北（宁波）轮船码头，宁波的工农业产品畅销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客商纷至沓来，集中宁波办货，促进了宁波工商业的发展，报关行、运输业、金融业、邮电业、报社业，旅馆、剧院的各项设施完备，商铺鳞次栉比。抗日战争前沪甬间轮船往来频繁，大大小小共有20余艘，从宁波港进出的各条航线每天进出口货物约在几千吨之数，多时一天甚至达万吨以上，也有不少船只来往香港和各国港口。慈城镇作为原慈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明清古建筑群林立，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是为数不多的千年古镇。毗邻江北岸的庄桥镇分南街、中街和北街，共有商店92家，41个行业，其中较有名气的大商家23户。庄桥行行俱全，业业兴旺，应有尽有，日日闹市，因此，素有“小上海”之称。
  民国26年（1937）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宁波城防司令部为防止敌舰从水路入侵宁波，决定征用全国各轮船公司的轮船、趸船沉塞港口航道。民国27年（1938），宁波城防司令王暤南首先下令在甬江镇海入口处打了一道梅花桩，只限千吨以下轮船进出；民国28年（1939），又下令将当时停泊在江北外滩码头的21艘计2万余吨大小船只沉于甬江航道，筑起所谓“海底篱笆”防线，港运由此大量压货压运，宁波港受到严重影响。其时江北岸以靠码头出卖苦力为生的1/3居民由此大批失业，陷入生活困境。从民国26年（1937）开始，江北遭到日机的多次轰炸，导致80％的商店停业，近40所学校停课，民众四处逃难，农业、工商业严重衰退。农业因战乱导致水利年久失修，庄桥李碶渡和姚江一带咸水倒灌，万余亩水稻减产。民国30年（1941）4月20日、22日，日军相继占领江北岸和慈城地区，杀戮、掠夺、奸淫妇女、强征劳工，横征暴敛，祸害民众尤烈，致使从商者从此无心经营，从农者朝不保夕。
  （二）侵华日军在江北的主要罪行
  鉴于江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侵华日军意图立足江北，固守浙东沿海，所以就以百倍的疯狂肆虐江北地区的人民。其在江北犯下的主要罪行有：
  1.疯狂轰炸江北沦陷前，老城区和慈城等地多次遭日机狂轰滥炸，损失惨重。
  从民国26年（1937）11月12日到民国29年（1940）8月16日，侵华日军在江北岸、慈城镇两处要地，先后进行8次大轰炸：
  民国26年（1937）9月6日，日机1架袭击白沙，向海关海清、海鞍两地投弹，3枚未中，伤巡丁5人，溺死1人。
  11月12日中午12时25分，日军轰炸机5架，在江北岸上空，连续投弹16枚，车站路、槐树路、玛瑙路、封仁桥、宝记巷及白沙、孔浦附近均被炸，共毁房屋200余间，死56人、伤52人。
  民国27年（1938）2月1日中午12时3刻，日机6架在江北岸火车站上空投弹8枚，第二次又投弹9枚。车站附近一带，商店民房均遭震塌，达70余家，死伤平民10余人。车站路与槐树路之间的上海饭店、同丰泰广货站、扬善路甬裕大糖果店、甬安旅馆等均震塌，利捷车行、汇芳茶园楼、永祥纸店一带房屋全毁，当时的宁波邮电大楼亦遭炸毁。
  日机对江北老城区的轰炸，其惨象正如当时《时事公报》所述：“尸体累累，横陈地上，多断肢残骸，血肉模糊，不忍卒睹。”
  日机不仅狂炸市区，还滥炸各乡镇。
  民国27年（1938）4月8日上午8时半，日机1架从杭州湾经余姚袭击慈城，投下20磅重的小型炸弹6枚，1枚落在尚志小学二门墙外，毁民房1间；1枚落在义和当后面，毁屋1间；1枚落在白药房，毁屋2间，死3人，伤4人。
  民国28年（1939）6月1日上午10时25分，日军水上轰炸机6架入侵慈城，投下50磅和100磅炸弹18枚，慈溪县立初级中学（现今慈湖中学）校舍、慈溪私立念慈小学、建于唐仪凤二年（677）的永明寺同时被炸。死伤50余人，多为妇女小孩，毁屋40余间。
  6月14日下午2时47分，日军重轰炸机5架，又肆虐慈城，投下重型炸弹11枚，毁屋100余间。
  8月16日，日军水上轰炸机2架，在慈北观城投弹后，旋至慈城上空，因白云弥漫，日机低飞，盘旋窥察，投弹6枚，被毁房屋30余间，死7人，伤26人。慈溪县中又一次遭轰炸，操场亦落两弹，震倒围墙数丈。
  民国29年（1940）10月8日上午，日机4架自西方向入侵慈城，投弹9枚，并用机枪扫射，被毁房四五十间、死伤六七人。
  2.烧杀抢掠
  日军侵占江北地区后，以江北岸和慈城镇作为占领的重点。民国30年（1941）4月20日，日军占领江北岸谢家（号称“煤球大王”）房子为司令部，在外马路成立了日军势力控制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民国31年（1942）3月底，伪总税务司命令浙海关将在甬一切房屋、财产悉数移交日军宪兵队。日军统治宁波港后，江北码头的航运业几乎停顿。沪甬线上行驶的只有“东亚海运株式会社”的小轮船“鸣门丸”、“海通丸”、“万吉丸”，只供日军运输武器等军用物资。原来挂外商旗帜的“谋福”、“德平”、“鸿江”等几艘大型的商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掳去军运，国内外贸易被迫停顿。做些小生意（称单帮）的人过关卡时，轻则货物全部没收，重则遭到日伪军的毒打。4年多时间里，宁波港（江北岸）码头、船只被毁，各轮船公司的仓库、办公用房等建筑设施都被破坏劫掠。如江天码头及其附属设施浮桥等已全部坍毁无法靠船，轮船招商局也被掠夺。
  民国30年（1941）4月22日，日军及便衣队遭慈溪县团警狙击后，冲入慈城，架起机枪，向大街小巷遍地扫射，不及撤退的无辜平民伤亡达30余人。下午，日军首脑又纵使士兵捣毁县府（国民党慈溪县政府），搜查商店、民宅，奸污妇女13人。所有商店的物资除唆使地痞混混抢取外，余下均被日军劫有。
  日军在占领江北后，大肆搜捕、残杀当地抗日志士以及被怀疑有抗日倾向的老百姓。有4个被抓的所谓“三五支队”（即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队员，被日军绑在坐椅上用指挥刀一个一个活活劈死。甚至连前去用鸡蛋向日军换大米的老妪，也被狼狗活活咬死。
  同时，日军勾结汪伪势力，采取“以华制华”政策，残害老百姓。民国32年（1943）11月6日，伪军宋清云部在日军联络官山田的策划下，袭击慈东地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慈东和庄桥的办事处，拘捕地方人民抗日团体干部群众130余人，杀害22人。这就是“慈东事变”。同年12月8日，100多名日伪军进慈城镇公有村诗冠头“扫荡”。他们包围村庄，用机枪向慌忙逃难的村民扫射，致使行走不便的孕妇任香珠当场中弹身亡，村民任冬来、朱凤仙、任云法、任加春、任杏春5人中枪伤，制造了“诗冠头惨案”。此外，还有江北岸11名船老大被杀害等惨案。
  3.修建军事设施
  民国32年（1943），英、美、法、荷、澳等同盟军开始反攻。民国33年（1944）夏，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为挽救失败的命运，在中国占领区加紧修筑工事、建立据点，负隅顽抗。在江北地区则加紧建造庄桥飞机场，在慈城、洪塘一带山区挖掘坑道，妄图固守浙东沿海。
  民国33年（1944）8月10日，早稻刚刚收割完毕，日军宁波第7339部队工程组、敌枪第2346部队教工组，分别由横泽中尉和黑泽队长率军驻扎庄桥穆家耶稣教堂，强行圈地建造飞机场，用铁丝网将占地面积7897亩的21个村落围住。日军威逼民工将3000余亩青稻（即未成熟晚稻）割掉，又限令21个村的村民当月自行搬迁，若有不搬迁者则一律烧毁。为此，600余户村民的2291间民房被拆除，3000多名村民被驱赶出去，不允许带走任何财物，包括铜器、锡器，以备军需之用。知情者回忆当时情景是：“粗绳拉，榔头敲，钉耙扒，哭的哭，嚎的嚎，含着眼泪往外逃。”因失地绝粮而死，或沦为乞丐者有50户之多。伪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逼得成千上万民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在众多的受害户中，有一杨姓受害户，他有3幢楼房，自耕80亩田地。他的老母亲眼看着日本兵和民工们踏进那块快要成熟的晚稻田时，真像挖她的心肝，忍不住上前阻拦，遭到日伪军拳打脚踢，当即昏厥。等儿子杨某赶到，已经断气。杨某面对母亲的如此遭遇，痛不欲生，跳河自尽。另一户姓张的老伯，1家9口，6间房屋，种田75亩。他看到这些家产刹那间就会化为乌有，想用钱去疏通，恳求日军宽限几天，待晚稻成熟收割后再拆屋平地，结果遭到日军拒绝。他感到生路已断，于是投河自尽。这样的惨事在当时不胜枚举。
  建造机场需征用劳工6000余名，日军从上海郊区等地，强拉、诱骗900余名，另外的5000余名则要挟庄桥镇12个保长向各甲要民工。全镇每天派出民工就有二三百人之多，时间长达8个月左右。姚家村因拒派劳工，日本军曹就在保长陪同下，来到姚家村费家大屋，把炸药捆在大屋柱子上，把堂屋屋檐炸坍，胁迫该村出足劳工。被派民工干的是重活，每天只给一个饭团子或二三两黄豆或半斤麦，经常吃不饱，还要受鞭打。
  日军在建造庄桥机场的同时，又在慈城、洪塘的丘陵地带加紧开挖坑道，想与萧甬（公）铁路连成一片，建立所谓“军事防御体系”。实地勘察证实：日军共挖坑道75个，分布于慈城镇的毛力村24个、毛岙村13个、湖心村8个、白米湾村6个、山西村4个、五湖村3个、五联村2个、金沙村1个；洪塘街道的荪湖村8个、鞍山村6个。这些受害村大批成材林被砍伐，仅鞍山、荪湖两村被砍成木达10320立方米。慈城金沙、毛岙、毛力、公有、南联、五星、五湖、白米湾等村成片毛竹、树木被砍伐，数量达915万余斤。由于坑道的石渣侵压了成片山地，也长期影响了山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日军在坑道周围的村庄强征民工搬运石渣，劳工损失为5万余工。民工日夜干活，没有工资，每天只给一个饭团。如上岙村的农民邵仁海被抓去挖邵夹坑道石渣时，山体坍方，当场压死在山洞里。日军的坑道工事临时指挥所设在今洪塘街道鞍山村和荪湖村，被赶走的村民有18户，侵占楼房23间、平屋27间。房屋被毁，家禽粮食被抢，村民被恫吓，妇女被强奸。
  4.奸淫妇女
  据资料表明：凡侵华日军所到之处，都有妇女被强奸，大多是年轻妇女，也有老妪、幼女、尼姑和女乞丐。从幸存者叙述获知，其罪行有：1.拦路强奸。有妇女外出时被日本兵强奸；有下山时撞见三个日本兵而遭轮奸；有被正在安装电线的日本工兵集体轮奸等。2.外出谋业、干活时被奸污。以操脚划船为业的妇女，到河埠头去洗衣服或淘米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上山采摘桃子和砍柴妇女，均有被奸污的。一补鞋匠的唯一幼女，也被日本兵轮奸致残，甚至连女乞丐也遭蹂躏。3.闯民宅入室强奸。其中有临产在床被奸的，有入医院强奸院长之妻的，也有鸣枪吓唬轰走围观者入室强奸妇女的，更可恶的是日军威逼妇女丈夫在一旁观看他们奸污其妻子。甚至连尼姑也多有被轮奸的。日本人手段凶残，有的受害妇女甚至被割去双乳头活活死去，很多妇女因此自杀或精神失常或被摧毁原有的婚姻生活。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又在江北岸玛瑙路41号的“庄家房子”建立“慰安所”，挂上日文“月の家”的牌子，即日军妓院，强迫中国年轻女子充当“慰安妇”，进行性奴役。当时日军还在甬城旗杆巷、博文巷等处设“慰安所”，但现均已湮灭，唯有江北岸玛瑙路的“慰安所”遗址留存至今。
  据民国34年（1945）4月16日《新浙东报》披露：日军慈溪联络官芝原平三郎在半浦（现属慈城镇）的乡镇长会议上承认：“我士兵的强奸妇女实是没法的事，他们离开家乡已经六七年了。”为了减少这些“不幸”事件发生，他竟然组织“慰安所”胁迫各乡镇长提供大量的钱财。当时日军在慈城各地共开办了7个“慰安所”，有慰安妇94人。这，些慰安妇多数是从外地和周边地区抓来的，有少数甚至从日本、朝鲜带来的，也有少数是本地人。从调查中获知：慈城觉民路张某，27岁，单身守寡，被日军奸污后掳入慰安所，后被驻“周仰山洋房”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个日本军官霸占。因日军官之间争风吃醋，另一个日军官趁这个军官外出之机，将张某带到慈城南门丰桥边，先用香烟火烫其脸孔，等其昏过去后又用冷水将其泼醒，然后朝她背后开枪，最后用步枪刺刀将尸体抛入桥下的城河中。慈城搬运工人葛某的妻子，也被抛尸于慈城镇南门三板桥的河中。另一个青年妇女董某，年仅20岁左右，被日军掳入觉民路慰安所后下落不明。有一名外地妇女，因经不住日军轮番奸淫之苦，逃入某女家求救，日本兵连夜挨户搜查，把外逃女抓回时将匿藏此女的女主人一起抓进慰安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出来。
  （三）侵华日军对江北造成的影响
  1.人口增长停滞
  据有关人口统计资料分析，江北区抗日战争时期约8万人，伤亡人口数占总人口的2.15％日军侵略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还使江北区的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沦陷前日机的狂轰滥炸导致宁波出现巨大的人口伤亡。沦陷后，日军的烧杀奸淫和残酷统治，不仅导致了人员的直接伤亡，而且由于缺衣少食，间接伤亡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加上日军的残暴统治使民众流离失所，导致了江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
  2.阻滞了经济现代化进程
  抗战八年，江北区的工业、农业、财政、金融、港口经济等都陷入深深的危机，阻滞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由于资金短缺，导致工厂、商店关闭，工人失业，轮船停航，江北岸有2/3靠苦力为生的脚夫、搬运工，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物价飞涨，民众苦不堪言，而广大农民连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也不能维持，长期过着“放下沙尖（镰刀）没饭吃”、“青黄不接”的苦日子。抗日战争前，江北甬江梅堰庙跟街，是这一带的商贾中心。日军占领以后，商家怕被抢劫不敢经商，部分商店停业。尤其是在附近建造庄桥飞机场以后，十几个自然村的村民被日军赶到外地居住。由于居住人口的大量减少，购买力降低，商家停业的停业，迁移的迁移，倒闭的倒闭，一个繁荣的商贾中心从此变得萧条冷落。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基础行业，抗日战争时期江北的交通运输业损失达84030.1元。沦陷前，江北岸火车站被炸，战前繁荣的江北轮船码头，经过3次在镇海口的沉船后，宁波大的船只消耗殆尽。沦陷后，各轮船公司建造的码头、仓库等设施被日军破坏，整个港口找不到一座完整的码头和仓库，呈现一副破败残落的景象。地处江北的轮船招商局宁波分局战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连室内门窗、地板及其他器物都被毁坏和掳走。
  3.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日军进驻江北后为了修筑军事设施，砍伐了大量的树木，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从现有的调查情况来看，抗日战争时期江北地区被毁松木670亩，树木44亩，木材876万斤，毛竹88万斤。民国33年（1944）8月起日军在江北区庄桥强行建造飞机场，占地7897亩，因此毁坏农田3000多亩，被破坏的农田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都不能复耕。
  4.文化教育事业遭到重创
  江北的文化历史悠久，有许多名胜古迹。但日军的侵略使江北的文化事业损失惨重。抗日战争时期江北区的文化类财产损失虽然只有1833元，但很多损失却是难以用金钱来估量的。如民国28年（1939）6月被日机炸毁的江北慈城永明寺，据记载建造时耗费了650万缗。作为这种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一旦毁掉就永远消失了。此外，抗日战争时期，慈湖中学、念慈小学以及另外2所中学和2所小学被炸或迁移，也使当地的教育遭受重创。
  三、江北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即公有制经济中的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体、私营经济。
  （一）解放前个体私营经济
  解放前，江北地区的民营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主要有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纺织、轻工、印刷、机器修造等行业。
  粮食及食品加工 清同治三年（1864）冯氏在慈城建立冯恒大酱园。民国19年（1930）在慈城镇建宁波慈城米厂；次年在庄桥镇建宁波庄，桥米厂。民国21年（1932），慈城观庄有陈杏连米厂；裘墅有林某开办的顺样米厂；压赛堰有毛某开办的久生碾米厂。民国22年（1933）慈城周边有慈兴、同德昌、元升、向生记、大生、芳号、丰大、生大等米厂，工人29人，年碾米31500石，。以上民办米厂多用柴油机作动力。宁波沦陷后，进口柴油断货，改用蒸汽机作动力。
  纺织业 清光绪十三年（1887），费市严家人严信厚等集资白银5万两，创办通久源、轧花厂，地址在湾头下江，工人300～400人，置日本产踏板轧花机40台、蒸汽发动机12台，光绪十九年轧棉花6万余担。此为浙江省内首家近代工业企业，全国最早的机器轧花厂。清光绪二十年改建通久源织布纺纱局，资本白银30万两，工人1200人，纱锭11048枚，织机230台，清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开工，月产龙门牌10支、12支、14支、16支棉纱25万两。民国6年（1917）通久源织布纺纱局毁于火灾，后将厂基售于和丰纱厂。民国8年，大成袜厂在慈溪（今慈城镇）建立，。民国11年4月，冯玉亭于北门设鸿信毛巾厂，当年7月首销1200余打，被广货商推举为模范毛巾。
  轻工业 解放前，江北地区主要轻工业有火柴、制伞、卷烟、玻璃等行业。清光绪十五年（1889）严信厚租赁小东门俞家的仓屋创办慈溪火柴厂。宣统元年（1909），江北岸中马路余茂纸行租入自，来火厂（初创者为法国人）。民国8年（1919）叶德政等集资在江北岸建粹成国货阳伞公司，又称粹成阳伞厂，产飞鸿牌钢骨铁柄晴雨伞（解放，前夕，粹成阳伞厂停产）。民国15年（1926）新大陆伞公司在江北岸设立。是年，中国和记卷烟厂在江北岸沃家弄附近设立，资本5000元，年产卷烟700箱。民国17年（1928）秋，中国永安卷烟厂（后改七星烟厂）在江北浮石亭开业。后受上海英美公司垄断排挤，永安卷烟厂因资本不济而闭歇。民国20年（1931）5月，至记玻璃厂在江北岸开设，资金1万元，从业66人，置马达机床、烧口机、裁口机等设备，产煤油灯罩及玻璃瓶、缸、罐等，年产值4万元。民国28年（1939），七星烟厂得到上海鸿昌烟行参资后复业，改名七星盈记烟厂，资金3万元，产灵桥、宝珠、鸟王牌卷烟。
  机器修造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昌乾在江北同兴街开办广兴铁厂，最早使用8英尺皮带车床，为近代机械工业开端，光绪二十六年（1900）闭歇。是年，徐荣贵集资银圆200元，在江北岸拦河桥（今车站路）设顺记机器厂，从业5人，租广兴铁厂皮带车床，修理机器。光绪三十一年（1905），汇昌机器厂在傅家道头开设，从业30人。民国4年（1915），宁波工厂在泗洲塘开设，从业50人。民国13年（1924），顺记、汇昌机器厂产少量柴油机，供碾米、轧花厂作动力。民国15年（1926）在何家弄开设泰康机器厂，从业8人。民国37年（1948），中兴机器厂产11.8千瓦（16马力）柴油机5台、17.6千瓦（24马力）柴油机1台。至1949年，江北区域有机械制造企业21户。
  印刷业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籍商人在江北岸洋船弄（今扬善路）开办钧和印刷公司，置铅石印机10余台，铅字数十副，承印商标、书报、中西式簿记等。民国9年（1920）6月，宁波印书局在江北岸桃花渡设立。次年，宁波印刷所在车站路开业。民国16年（1927），宁波印刷公司在江北岸火车站（今江北公园址）建立，置铅印机、石印机、各类铅字、铜模浇字炉等设备，承印报刊书籍。
  （二）解放后的民营经济
  解放初民营经济概况 解放后，民营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1950年在市郊孔浦开办第一家私营三联石灰厂，职工20余人，年产600吨。1951年10月，裕昌、七星盈记烟厂合并，改名中国裕星烟厂，年产卷烟1.3万箱。1953年，江北岸有私营小工厂、商店（不包括市直管运输业和大厂）775家，从业人员912人，其中533家是“夫妻店”，占68.77％；有手工业行业45个，手工业户363户，从业人员640人。此外，流动小商贩约有900户。
  社会主义改造 1949—1952年，粮食部门接管部分私营米厂，组建国营和公营米厂。1954年，城区建国营宁波白沙稻谷加工厂。是年开始，全国范围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地区对私营工商业主要是采取公私合营的改造形式；对手工业、小商业则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当年，城区建立13个生产小组和1个生产合作社。同期，庄桥和慈城地区建立27个生产小组和2个生产合作社。1956年，慈城镇的昌记、泰康、集友、长丰、云升、良友、协兴、三勇等8家私营米厂公私合营，组成慈城中心米厂。庄桥的同兴、恒康、大有等多家米厂组成庄桥米厂。至是年，全区建成5个公私合营工厂，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5000多人，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私营经济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其中私营工商业近于消亡。
  集体经济兴起 个体工商业、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合作化，成为集体经济成分之一。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及基层组织积极创办集体工商企业。1958年1月，江北城区在大通桥建卫星胶板厂。3月，江北居民土法上马，利用三宝居民俱乐部的10平方米房间创办江北化工厂，制造出无烟火药。下半年，同样白手起家的江北妇女硝碱厂并入江北化工厂。是年底，江北化工厂的厂址迁至姚江边，职工发展到80人，产品增加到10种，并开始试制皂素。是年，城区共兴办94家工厂（后合并为55家），成为江北城区集体经济的主要成分。与此同时，慈城镇也兴办11家工厂。
  1961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至1962年底，江北城市人民公社剩下工厂8家（塑料、麻线、机械五金、黑白铁、电泡、煤球、制鞋、竹木器），职工736人；运输队1个，职工439人。合计职工1175人，比1961年减少1513人。
  1965年，区内有城市公社所属企业10家，职工740人；郊区农村社队办企业129家，职工4359人。60年代后期，郊区各公社、大队普遍兴办农机具修配厂和五金胶木厂。20世纪60—70年代，城镇知识青年大批上山下乡，城乡联系加强，城市大中型企业积极帮助社队兴办企业，社队企业（1984年始改称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至1985年，全区有村办以上集体工业企业538家，从业35580人，总产值23620万元。其中，区及部门办69家，从业3606人，产值2990万元；镇乡办187家，从业17158人，产值13071万元；村办282家，从业14816人，产值7559万元。
  1986年10月，妙山乡兴办妙山铜材厂，后发展成为宁波市第一铜棒厂、宁波金田铜业总公司、宁波金田铜业集团公司、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进入中国企业500强行列。1988年，65户商业企业由市下放到区管理，其中属民营经济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商业企业53户。
  个私经济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民营经济地位得到确立，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看法也逐渐改变，并开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80年1月，宁波市革命委员会发出《批转市工商局（关于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管理的报告〉的通知》，放宽对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限制。1983年后，政府政策允许城乡居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个体经营，并放宽对企业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的限制，简化登记审批手续，个体私营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1985年，全区个体工商业户2189户，从业2720人，营业额1101万元。其中商业1259户，从业1369人，营业额789万元。1986年，江北全区联户企业和个体工业的总产值已达到1704.94万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多；从业人员增加到4111人；个体、联户企业的产值在全区乡镇企业的比重，从1985年的3％，增加到5.8％，其中北郊、裘市等乡的联户企业和个体工业的产值已占到本乡企业总产值的10％以上。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从国家根本大法的层，而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6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与之相配套的税收法规。是年，私营企业开始登记。该年，江北全区共有个体工商户3640户，注册资金833万元，从业人员5262人。
  1989年9月7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我市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和私营企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当年起，江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的情况实施年度登记管理。是年，全区共有工商企业1527家，注册资金26107万元。其中私营企业254家，注册资金867万元，占16.63％和3.32％。另有个体工商户4118户，注册资金1082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民营经济由此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1993年4月，宁波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意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同年12月，区政府下发《宁波市江北区城乡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深化以理顺产权关系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1994年10月，区政府发出《印发〈关于鼓励中外企业和个人投资江北工业区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1月，区委就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下发《关于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阐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性。
  1998年5月，江北区召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动员会议，副区长王文标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和区政协在大会上作《解放思想齐心协力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讲话。6月，区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①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实行信贷支持和税收扶持；提供经营场地和配套私人住宅用地；解决从业人员的实际问题；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搞好服务等6个方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年底，全区有个体工商户7068户，从业人员8549人，注册资金6607万元，总产值4746万元，营业额5.79亿元；私营企业775家，雇工人数8043人，注册资金3.14亿元，总产值2.82亿元，营业收入1.81亿元。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新增“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的内容，进一步从根本大法上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
  2003年底，全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基本结束，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民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2004年11月，江北区召开第三次民营企业代表大会和第六次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会上，私营企业协会正式更名为民营企业协会，并通过《江北区民营企业协会章程》与《江北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江北区委书记裘伟在大会上指出，要“创造优质环境促民营经济大发展”，再一次为民营经济在江北的大发展营造优质环境。是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江北区域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52.58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4.02％。
  2008年，全区共新增私营企业777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2034户，分别比上年增长12.77％和25.17％。是年，在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中，民营企业的产值占77.51％；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民营企业的销售额占97.09％；在星级以上住宿业和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中，民营企业的营业额占98.77％；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中，民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82.91％。以此观之，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江北区经济的主体。
  四、老外滩
  （一）老外滩的形成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于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城市为通商口岸。原计划宁波在次年8月开市贸易，但英国首任驻宁波领事罗伯聃迟至12月19日始抵宁波，然后才与中国方面指定的时任宁绍台道陈之骥、宁波知府李汝霖以及前任宁绍台道鹿泽长会商开埠事宜。
  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开埠，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此地是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交汇处，江流呈Y形，外人遂用英语称此地为Y—town音译即“外滩”。英国人之所以看中江北岸，主要基于江北岸的区位，对进出口贸易极为便利而且，三江口商业发达，又无城墙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商船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而宁波，官府也很乐意，因为江北岸与宁波主城区中隔大江，在他们看来，有利于“夷夏之大防”。开埠通商之始，经中国官方同意，罗伯聃向英商发布通商条章，指定宁波江北岸之当地人称“李家道头”，作为上下货物之所，作业时间为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4时。
  1844年2月18日罗伯聃租得江北岸卢姓房屋一所为英国领事署，，是宁波最早的外国领事馆。首任领事罗伯聃，并授权管辖浙江全省有关英帝国对华的交涉事务。宁波的英国领事初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自1861年英国在北京建立公使馆后，又受英公使管辖。宁波的英领事署内设领事1人，翻译官1人，文案1人，领事办公室正副听差两人及勤杂、门警、轿夫、保姆10多人。驻宁波的英领事还曾兼理法、德、奥、匈等国驻宁波领事。1933年12月英国驻宁波领事署撤销，侨务由上海英国总领事遥领。
  继英国之后，美、法、日、俄等国也援例在江北岸设立领事或副领事。美国领事署在杨家巷英领事署东，1881年移至中马路原逊昌洋行房屋。法国副领事初在和义渡西侧，后移中马路；1870年撤销，侨务委英国领事兼管。1864年德国在甬设代理领事，初期自派领事，后由英、美领事兼。西班牙也于1864年在甬设立领事，由法领事兼。1868年丹麦、奥、匈亦至宁波通商，未派驻领事而委英国领事兼理。1873年5月荷兰、瑞典、挪威三国曾在宁波设领事，委托德领事兼。1871年日本在宁波设领事，由上海日本总领事兼理。1911年6月俄国在宁波设领事，委法领事兼理。这些领事官大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外交官，又是商人或传教士。
  根据过去的考察，英国满以为宁波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必定商务发达。但事实上，由于同时开埠的上海，以其襟江带海、腹地广阔、辟有租界等优越条件，，对进出口货物造成挡不住的诱惑，致使一苇可航的宁波港优势尽失、无力揽货。第一年（1844）贸易总额为50万银元，此后则是逐年锐减；至1849年，贸易额竟连5万元都不到了。英人马士后来指出：“事实上这里没有直接对外贸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茶经过山区到宁波后，仍然留在中国人的手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经行帮的准许才能得到。”英国有人甚至主张放弃宁波，改换别的口岸。但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认为“..基于种种理由，并不赞同放弃宁波，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所有贸易都操在英国人手里的‘外港’的典型例子，对主要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
  186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政府在江北岸外马路设立新关（洋关），专征国际贸易税，称江东旧有之关为常关，税务司由外人，担任。其职权范围本不出稽征税以外，“后以海关监督废弛职责，权力旁落，兼之条约屡更，征税以外之事亦渐入外人之手”。洋人控制的浙海关垄断了宁波的远洋、沿海及内河航运业及税收权。通过《浙海关关章》、《浙海关轮船往来宁沪专条》、《宁波口引水
  19世纪中叶的宁波老外滩
  专章》等章程，浙海关几乎全部控制了航道、岸线、水域、航政、领港、船舶、船捐等。另外，宁波港的关税主权也随之丧失，因为按照《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文，征收英国商品的进出口税率，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随后其他西方国家也援例享受这一特权。
  宁波口岸之重大变化即外国人居留地之真正确立，与太平天国军占领宁波有密切关系。浙海关设立约半年后，由黄呈忠、范汝增率领的太平军不顾英法美驻甬领事及英军的劝阻，一举攻克宁波。城中文武官员以及约7万宁波人涌进江北岸避难。宁波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港口城市，太平军在此与英法等西方国家有过一段直接接触。他们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表达了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严正立场；同时对外人持友好态度，明确表示：如果外人不帮助清军，太平军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但西方殖民者没有珍视宁波太平军的友好态度，不仅公开支持清王朝宁波当局，而且不断制造事端，阻碍太平军的活动。英法军队曾借口太平军鸣放的礼炮子弹流落到外国人居留地，要求赔偿并“拆毁炮位和大炮”，否则“将予以摧毁，并占领宁波”。对此挑衅，太平军将领立即回函予以驳斥。针对当时各种敌对势力聚集在外国人居留地活动的情况，太平军将领范汝增严正表示：“外国人居留地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管辖。”
  1862年1月13日，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FrederickHarvey）、美国领事孟恩威理（WillieP·Mangum）、法国孔夫子号（Confucius）舰长MLeonobry、英国Scout号舰长JohnCorbett等在美国领事馆开会，订立协议。他们以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为借口，单方面划定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界址。规定区域内外国人自由居住，不受干涉。将来必要时，领事有制定地域内规则的权利。同时发表英、美、法官员所签合议书，书中申明洋人所划保护之地界界址，并附上江北岸洋人界址地图。居留地具体范围：南端桃花渡口（今新江桥），东北沿甬江至白沙路外国人坟地一带（约今白沙路与东草马路交接处），西北沿姚江过槐花树下到近姚江转弯处（今槐树路西北端），北延伸至鄞镇交界尚未开通的“新江”一带（约今正大火柴厂工人宿舍附近）。其间，西方殖民者积极与清朝官员联络，筹划夺回宁波城，使居留地成为向宁波太平军进攻的基地。经过精心策划，英法海军与清军联合，分别于5月7日、10日攻陷镇海、宁波。5月31日，自恃有功的三国领事又召开第二次协商会议，再次确认上述有关居留地的条款。8月间，法国领事埃丹（BEdan）撤回他们原来的意见，提出在宁波建立法国专管租界的主张。对此，美英俄等国均予反对，.“英俄两国公使和中国方面均表示坚决反对，新上任的法国公使也不赞成”。使法国开辟专管租界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样，江北岸一直成为外国人的公共居留地。
  为维护江北岸的治安，此地在1850年即设立巡捕，由宁绍台道拨绿营兵勇8名，改称巡捕，驻扎江北岸，委任英国人戈林监带，受税务司节制。后来因老外滩这里的治安问题突出，宁绍台道禀经浙江巡抚批准，于1865年设立巡捕房，行使江北岸商埠区的一切治安、刑事等权力，巡捕增加到40人。1867年，英国费（Fittock）领事、法国席（Simon）领事委派葛参将为总巡捕官。宁绍台道委任葛参将以管训巡捕委员（简称武委员）职，加委浙海关林税务司为文委员，仍以英国人戈林为督捕。同年设立由中外官员组成的裁判机关——“会审公堂”。1880年订立《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中国方面收回了大部分当地警察权，由宁绍台道任命外人担任巡捕房负责人即督捕，巡捕房经费由中国政府承担。巡捕在界内逮捕华人与条约国人，必须持有宁绍台道发给的逮捕状，并有巡捕房督捕的签字方可执行。逮捕“无约国”的外人，通常应由税务司商同地方官办理；逮捕“有约国”的外人，通常应有该国领事签发的逮捕证。1894年又有《宁波增订巡捕禁令章程》，中国差役可以入界“巡查地方”但查拿界内人犯，其牌票须先送巡捕房签字，并须由巡捕房协拿。
  关于巡捕房，浙海关税务，司在1891年公布的海关十年报告中有所涉及：“目前的巡捕房由道台控制，并受规则制约，这些规则不时有所增加。巡捕房有1名外国督捕、1名外国巡捕、3名本地巡长、16名本地巡捕、1名当地翻译和1名当地书记员。光绪六年每月的津贴降至400元，这一数目加上罚金和每月由各种特殊保护的人支付的费用，应付巡捕房的支出绰绰有余，并有退休金和出于慈善目的而设的退休津贴这两项公积金，目前这一基金已达5800元以上。”该报告还称：“巡捕房的当权者倾向干当地居民，希望不再受到通商口岸领事的制约..巡捕的责任是维护居留地的秩序和清洁。报告军舰的到来和离去，登记被雇船只，寻找绑架孩子的船只等。本地巡长的职责是监视巡捕。外国巡捕的任务是在晚上不定期地到外国人居留地巡逻并在白天检查下属是否恪守职责，监督供外国人消费的牲畜的屠宰情况。”
  宁波地方官对于巡捕房的工作也有报告。时任宁绍台道的薛福成在有关呈报中称：“宁郡江北岸为通商码头，华洋杂处，巡防弹压，交涉事繁。自光绪六年间整顿章程，改派洋人华生为巡捕房督捕，迄今年久，遇事禀承，于办理华洋缉捕巡逻诸务，均能妥协，并无贻误。上年海防吃紧，谕令督带巡捕于江北岸周历梭巡，不闲昼夜，得以匪徒敛迹，人心又安，商民信服。他如帮设电线，保护教民各事，尤能始终勤奋，小心认真，不无微劳足录。详情附案，奏请给予四等宝星，以照激劝等情前来，经臣咨准总理衙门核与成案相符，相应仰恳天恩，俯准将宁波口巡捕房总巡捕英国人华生给予四等宝星一面，准其佩带。”
  江北岸老外滩的行政管理权，名义上采取中外联合执掌的方式，而事实上中国地方当局也的确参与了，所以与其他城市的外国租界相比较，这里的主权丧失较少。这种所谓的宁波条约口岸模式，受到当时中国官方的倡导与推广。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北被迫订立《马关条约》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奉旨议复时拟订对策十九条，其中第一条即是推广宁波之做法。张之洞提出：“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在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佣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当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造，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雇人办理。”张之洞的建议受到清廷的重视，在开放苏州、杭州等地时力图推行宁波模式，只是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未果。
  对于当年宁波与其他通商口岸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治权与警察权，未使列强自组工部局以统治租界”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其真实原因，“当在于宁波外商居民很少，不足以构成居民社会之强烈要求，，更确切之点，则由于洋人居民不多，不足自主一个地方政府并维持其市政开支”。同时也“由于地方官之多方注意外人侵权行径，历年防范，终能将租界治权掌握在中国官员之手，使租界无法蜕变成洋人独立行政界区，亦是宁波地方官绅适应变局之智慧”。
  （二）老外滩的发展
  进入19世纪80年代，老外滩的市政建设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了一个公共市政委员会（或称道路委员会），并设立由中外居民自发捐助的基金，用于街道照明、铺路及道路整洁工作。1898年，经浙海关税务司提议，在道路委员会基础上改组成立工程局，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工程局设董事会，浙海关外籍税务司穆麟德（Mollendortt）任董事长，另有局董8人，中外各4人。工程局没有课税权，工程所需费用部分来自商民捐助，部分来自公共事业收入。而这种情况，在那些租界内是不可能发生的。
  道路委员会及工程局设立后，对沿江堤岸与市面马路进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开发与发展步伐。19世纪末，江北岸已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其中位于外马路、中马路的外滩成为店铺林立，人声嘈杂，码头连片，汽笛声回响的繁华地段。1890年，在外滩的外国公司与洋行多达28家，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著名洋行都设有分支机构。在此前后，中国的金融、贸易、航运企业也纷纷进驻。1873年，著名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在江北岸设立分局，两年后建成码头。中国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于1898年在江北岸设立兑换处，以后发展为除上海以外的第一家分行。
  其间，江北岸吸引了不少外人的眼光。仅1884—1891年间，即有以下几起洋人访甬事件：
  1884年6月15日英国皇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理查德·雷尼从上海来访。
  1884年6月22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陶威尔上将到访。同月，美国公使杨约翰与海军上将约翰·戴维斯访问宁波。
  1886年6月6日、18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美国公使田贝先后访问宁波。
  1887年11月23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哈密尔顿到访。而后，他的继任者诺威·沙蒙中将也来访。
  1891年5月15日，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理查德访问宁波。
  与此同时，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在外滩一带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以各种物质或精神的载体直接呈现在宁波人的面前。教堂、报刊、学校、医院以及近代市政设施纷纷在宁波外滩出现，这不仅为外滩增添了许多新鲜色彩，而且有力地推动宁波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由于交通的便捷与市面的繁华，到20世纪初，江北外滩一带成为当时宁波社会活动与交际的中心，许多有影响的活动都在此进行。下面摘录20年代初《时事公报》的相关报道，以见当年江北外滩社会情状之一斑。
  1920年6月，由基督教会宁波妇女益智会在江北岸发起创办儿童体育场。6月18日《时事公报》报道说：“宁波妇女益智会鉴于本地儿童教育之不讲究，目前议决创办公共体育场一所，遂商诸铁路濮工程师，借车站前草地一方，曾经慨允，筹备有日，已于日前开幕，每周一、三下午四到六时，邻近儿童之来者几达百人，教授均系该会员即梅立德师母、郑植生夫人、胡泳骐夫人等担任之，其热心殊堪钦仰。闻是场之设办，系模范性质，想他处之闻风兴起，当接踵不绝也。”
  同月，中西音乐大会在槐花树下崇德女校举行。《时事公报》载：“宁波基督教青年会与友谊社于十九号晚七时假座槐花树下崇德女校开中西音乐大会。虽梅雨连绵，而中西男女来宾络绎不绝。首由友谊社总干事郑植生君主席。兹将秩序录下：一、六人合唱（四男二女郎）；二、国乐，杨君及同伴七人；三、单唱，施师母（美人）；四、钢琴独奏，贝君（美人）；五、国乐、玉箫同奏，施君及同伴；六、演读，施师母未到乃代以国乐；七、单唱，徐女士（美人）；八、四弦琴，朱懋澄君；九、钢琴独奏，陆女士；十、单唱，贝君；十一、国乐，杨君及同伴四人；十二、二女郎四男子合唱，又七人合唱；十三、号筒独吹，施明德君（美人）；十四、青年会干事胡泳骐君报告。次全体唱英文离别歌而散，已将九时矣。”此次中西音乐大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6月21日《时事公报》发表时评指出：“青年会与友谊社是很高尚的结晶团体，实行女子解放的先锋，不但打破，男女界限，而且融化中西的感情，不是解放运动一个很好的模范吗？我们希望这种团体发达，我们更希望这种团体一天多似一天。”
  1921年4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由杭乘火车来甬访问。《时事公报》报道了美公使抵达江北岸之盛况：“先时王镇守使、姚团长、黄道尹、孙监督、姜知事、来厅长、杨督察长、詹局长一二公署署员暨总商会正副会长商董士绅等百余人至车站欢迎，并有陆军警察巡防西乐队等在月台上排队。车站门首悬五色国旗，站外马路悬有万国旗。俄而汽笛一声，火车抵站军乐齐作..欢迎之各官绅均出名刺交与柯使，柯使亦一一与之点首。军警巡防均举枪致敬，仪容颇整，抵站后由欢迎人员偕同柯使等至普天春西餐馆茶点..茶点既毕，柯使即偕随员等乘舆至槐花树下梅立德君家（崇信学校校长，美人）为行辕。晚间仍由官厅借普天春公宴柯使并请在甬之西宾及欢迎之当地绅商作陪，共计70余人。”
  1921年4月22—24日宁波青年会组织的宁波实业展览会在江北岸新江桥堍青年会会所举行。“该会陈列物品计一百五六，十种，五光十色，成绩斐然，昨日为开幕之第一日到场参观者络绎不绝，下午2时许开会，首由朱懋澄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次雷汉伯（斐迪学校校长，）演讲。”雷氏末云：“和丰去年盈余一百五十万，以一万办学外，最希望能多提几成红利，以惠工人子弟。”
  宁波的许多文化体育活动，也由外人引入外滩。据浙海关报告，1889—1891年间，曾有美国人在此设立剧院。现代体育的开展也始于江北岸。早在1886年，浙海关就耗银100两，建起网球场。1897年，斐迪学校在甬城学校中首开体操课。1925年春，宁波青年会也在江北岸修建网球场，并组建网球队及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队，还多次主持举办单项球类比赛或综合运动会，推动了现代体育活动在宁波的开展。
  （三）老外滩的影响
  外滩促进了宁波这个古老城市的成长与近代化。外滩在宁波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滩的存在是古老的宁波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助推器。
  首先，外滩的存在使宁波经济开始直接面对世界市场，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宁波经济的近代化程度。宁波开埠后，许多洋行与公司进入江北岸。他们早期主要经营鸦片和棉纺织品，后来发展到航运、金融保险、编织等行业。在外商的示范下，领风气之先的本地宁波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江北外滩这一码头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积极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使宁波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一些能主动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草帽、制茶、植棉业迅速得到发展。如宁波草帽出口在1868年仅4万顶，价值4百两白银，到1875年猛增到410万顶，1877年又增加了两倍至1372万顶，价值18.3万两，10年间增加了250倍。宁波是浙江的重要棉区，但开埠后一度受美国棉花的排挤而出口不畅。1860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致使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大幅上扬。宁波商人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从事棉花出口，1863年创下出口棉花12.5万担的历史纪录，价格从每包9元上升到28元。此后棉花出口继续上升，最高时达20余万担。本地宁波商人还引进先进技术，开始创办近代企业。1854年，费伦志、盛植官等船商集资7万银两，向外商购买轮船一艘，定名“宝顺”护航海运。这是近代中国民营资本引进的第一艘轮船。稍后，近代宁波最早的民族企业如机器修，理、轮船航运、棉纺、印刷等企业也纷纷在江北岸及其附近出现，从而使宁波经济朝近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其次，在西方文化向宁波乃至浙江的传播过程中，老外滩起到了“窗口”与“桥梁”的作用。咸丰四年（1854）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外滩创办了宁波最早的一份报刊——《中外新报》，之后，相继有《宁波，日报》、《甬报》、《德商甬报》等近代报刊在外滩涌现。这些教会创办的报刊，除了明显的“文字布道”作用外，也刊载一些“西学”和“新学”为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自强的决心。此后宁波人自己的报刊也陆续出现。传教士还是宁波近代印刷出版业的首倡者。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宁波，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同年9月投入使用；1860年迁往上海，并改名美华书馆，后发展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印刷出版机构。而在宁波的15年间，共出版了100余种西方书籍，其中科学文化类等占19％。
  江北岸也是外国传教士在甬创办近代学校的中心。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在江北槐树路开办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小学堂崇信义塾。两年后，传教士柯夫人在江北槐树路开设女校。而从19世纪60年代起，宁波教会学校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开始出现教会中学（详情参见第二十五编《教育》之专记“教会学校”）。这些按西方模式创办起来的学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书院不曾有过的新鲜气息，对宁波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撞击，促进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麦嘉缔、英国循道公会相继在江北岸开设了惠爱医局、体生（后改名天生）医院。从此西方的医术与药物在宁波地区传播开来。到民国初年，中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宁波城内中西医已平分秋色。
  再次，外滩对近代宁波的另一作用是促进了近代宁波市政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外国人十分重视居住环境的改善。宁波开埠后，外国人在居留地先后设立船埠、洋行、学校，还修建道路、医院、菜场、厕所、房屋以及体育设施等公共设施，使宁波有了最早的城市市政体系。特别是1898年江北工程局设立后，江北市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措施，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从而有力地改善了江北市容市貌。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洋房、教堂，西方文明在这里集中展示。这与宁波旧城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宁波人转而模仿、学习，从而推动宁波城市建设的近代化。宁波外滩还促进了近代宁波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早在19世纪50年代，传教士在江北岸办起了一批孤儿院、育婴院。这些慈善机构在抚养孤儿难童的同时，更注重发挥“教”的功能，使其掌握谋生的技能，以便帮助他们自立于社会。特别是1918年成立于江北岸的宁波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宁波社会各项改良事业，诸如卫生保婴、平民教育、体育健身、科学演讲等，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宁波城市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北外滩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人思想观念的弃旧趋新，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务实的商业社会环境。这对近代宁波社会与宁波人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近代以来，大批宁波人就是通过外滩观察、了解西方文化和外面的世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扩散的舶来物，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宁波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显然，外滩是近代宁波得以“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因素。不少后来在外面成就大业的宁波人，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现代文明洗礼逐步成熟起来而后大步走向世界的。
  当然，凡事均需一分为二，作为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形成的老外滩，必然也会发生许多殖民主义经济侵略的事件，负面影响极其恶劣。例如英国人修建的“新江桥”浮桥，规定要收取过桥费每人4文，没有例外。1869年5月24日市民举行迎
  赛都神会。过新江桥时，人流如潮，拥挤异常，但英人无视这种特殊情况，照旧一一收，费，否则不让过桥，致使桥上严重堵塞。浮桥不堪重负，突然折断，落水溺死者多达400余人。再如法国人赵保禄，在此担任天主教浙江教区代牧42年，权倾浙东，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利用权势强取豪夺，人称“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保禄一封信”。1899年，工程局拟在外滩沿岸一带建筑公路，涉及天主教会拥有的土地，赵保禄便提议，愿将沿岸土地让出二英丈以作公路，但要求所让二英丈作为公路驳岸以外沿河之地，仍应照旧以白水为界，归天主教堂执管，不得被旁人侵占利益。从此，新江桥堍到宁绍码头一带水岸线和水面，就变成了天主教堂的产业，强行以每年每丈租金25元出租于人，数十年间不知掠夺了多少钱财，史称“白水权”教案。再如1925年“五卅1惨案”发生后的6月22日海关日籍职员殴打中国车夫，引起公愤，冲入海关抗议。日本方面不但不予赔礼道歉，反而于25日，派遣兵舰从上海开进宁波，“驻防”海关码头，用武力威胁。西方列强的斑斑劣迹，不胜枚举，激起了宁波人民的强烈愤慨，抗议斗争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共御外侮爱国主义精神由此而深入人心。
  （四）外国人居留地的终结与老外滩的现状
  1927年5月，宁波临时市政府照会浙海关税务司，接收被外国人把持的江北工程局；8月11日，江北工程局由宁波市工务局正式接收，改称“江北工程办事处”，曹文奎为主任，标志着中国政府收回了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宁波市政府还收回了长期为浙海关外籍税务司掌控的港务大权。1933年10月，浙海关税务司一职首次由华人卢寿汶担任，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由外国人出任浙海关税务司的历史。1933年8月，被外滩法国天主教堂所称的“白水权”，也由鄞县政府收回。自此，老外滩作为外国人居留地的历史也随之宣告彻底终结。
  斗转星移，社会变迁。2005年1月1日，投资6亿元的宁波老外滩重新开埠，将形成新的商业区，与宁波天一广场成掎角之势。
  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老外滩面积，囊括了个性消费的所有功能，包括城建展馆、国际酒店、世界美食、城市公寓、行业会馆、生活天地，一举成为宁波顶级的社交平台，一个高档次、多元化的商业街区。
  沿着江边，外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银行、轮船码头一字排开，几乎记录了宁波开埠的整段历史。这些建筑，至少有100多年历史。目前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有：英国领事馆、巡捕房、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浙海关、天主教堂、江北耶稣圣教堂、宁波邮政局、通商银行等还有一些民房，如老“宏昌源号”、商人私宅“严氏山庄”、“朱宅”等建筑，这些建筑具有浓郁的欧陆风格，代表了英、法、德、荷等多国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
  宁波老外滩，通过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植入新都市文化，将厚重的历史与发展的愿望完美结合在一起。由文物、旧、渐旧、新的建筑物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和载体，着意打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韵味。如今的老外滩骨子里透出现代意味，是一个集吃、住、玩、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时尚消费中心。
  五、保国寺
  （一）悠久历史
  保国寺位于江北区洪塘街道灵山山坳。按堪舆学的说法，以灵山为宁波城案山，山势重峦叠嶂，苍翠如画，佛寺殿堂，错落其间，楼阁高下，盎然成趣，实为伽蓝胜境。佛寺背枕鄮峰，面向平畴，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燕子窝”里，“宅幽而势阻，地廊而形藏”。寺东象鼻峰，形似左辅，寺西狮子岩，对应右弼；清晨东瞻，可见海曙，黄昏西望，落霞满天；山前慈江，如带蜿蜒，曲折萦绕；其气度风范，恰如前人的一副楹联所赞——“象峰迎日顾，蛟水带江回”。最早发现这块风水宝地的，相传是东汉骠骑将军张意与中书郎张齐芳父子，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在此地立宅隐居。后佛教传入中国，遂舍宅为寺，因地处灵山，故称灵山寺。而保国寺之名，则要迟至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据民国版《保国寺志》称，是年有僧人可恭偕檀越许标等人，专程前往长安，请求朝廷恢复灵山寺。僖宗恩准，敕赐保国寺额。又赐可恭紫衣一袭，任为住持。所以可恭是保国寺始祖。
  物换星移，朝代更迭。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南湖十大弟子之首德贤尊者路过灵山，发现保国寺已毁，乃结茅于此，住持保国寺，发愿光大。他与，弟德诚及徒众，在善男信女的大力支持下重建庙宇。其中大殿于祥符六年（1013）落成，“昂拱升斗，结构甚奇，为四明诸刹之冠”。僧德贤堪称保国寺中兴之祖。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官方曾赐保国寺“精进院”额，表明在当时的佛教界已颇具影响。宋《宝庆四明志》、元《延祐四明志，》均有记载。不久复名，再未更改，而殿宇规模，则在宋、元、明、清历朝兴废中也时有兴废，然德贤尊者所建大殿却始终未毁。
  清末民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保国寺亦渐趋颓败，僧侣云散。新中国成立之初，寺内晨钟喑哑，暮鼓肃静，青灯不续，香烟断灭。土地改革后，住持一斋去了上海，余下僧人或回家或务农，寺产由慈溪县公安局接管，寺院作为关押犯人场所，佛像亦在此时损毁。
  1954年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期间，南京工学院师生窦学智、戚德耀与方长源意外发现了保国寺古建筑，既惊且喜；后经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南京工学院刘敦祯教授考察核实，确定保国寺大雄宝殿为北宋建筑，并公之于世。从此，这座僻藏深山、久无人识的佛寺建筑终于声名鹊起。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保国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千年大殿
  保国寺之所以闻名遐迩，非其宗教传承，而是历经千年依然精湛绝伦的建筑工艺。由德贤尊者始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大殿，则是精湛绝伦之经典。保国寺大殿又称大雄宝殿、无量殿和祥符殿，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之一。其创建年代虽比福州华林寺大殿稍晚，亦经历代重修，但却未失宋时原貌，历史的连续性和寺院建筑的完整性，都比华林寺更具价值。它所采用的木构技术，可以说是11世纪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范例，在世界建筑史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保国寺大殿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建筑界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经过多年研究，大体具有五大特色：
  第一，大殿平面布局进深大于面阔。保国寺大殿进深13.38米，而面阔仅11.83米。建筑采用厅式构架体系，内、外柱不等高，前后两根内柱也不同高，为前高后低，前内柱到上平槫，后内柱到中平槫。
  第二，采用瓜棱内柱。原大殿所用16根柱都作瓜棱状，其瓜棱瓣数因柱的位置不同，分作三种：其一是周围做成瓜棱八瓣，用于前檐四柱，殿内四根内柱及内柱缝两檐柱；其二是四瓣棱，用于后檐两角柱和前内柱缝东侧檐柱；其三为二瓣状，用于后檐二平柱。后两种柱皆是朝外一面有瓣，向殿内部分作圆柱状，无瓣。从瓜棱柱的截面看，有两种做法：一是在一根较细的木料周围，根据实际需要用木料包镶而成较粗的柱子，称“包镶作”；二是一根柱子用同样大小的四根细木料用横向穿钉（细木棍）成井字形穿合起来，四根木料之间的间隙用通长的木条镶嵌，使柱外形成八瓣瓜棱状。瓜棱柱以四根直径较小的圆形木材做成束柱用以承重，小木间镶嵌的木材做成四瓣瓜棱为装饰，是江南地区使用小料充大材以承重载的最早遗物，而将拼接缝隙做成瓜棱外形更是匠心独运，反映了自宋代起木结构建筑朝省料方向发展的史实。
  第三，阑额独具特色。一是保国寺大殿正面及山面靠南一间，阑额作“月梁”形状，两端入柱处带卷杀。这在黄河流域的宋、辽、金木建筑中，未曾发现此种式样，是现存宋代建筑中符合《营造法式》制度的唯一孤例。二是对阑额施以盛行于五代到宋的“七朱八白”的彩绘，古趣盎然。三是山面第二、第三间及后檐用两层阑额，两额间在补间铺作位置下方施一短木垫撑，额在隅柱外侧并不出头，额上亦不施普柏仿，系唐代建筑遗法。
  第四，斗拱组合方式多样。外檐斗拱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三种。所有斗拱外跳均作双杪双下昂单拱造。斗拱的正心部分，除前槽因设天花藻井稍有不同外，其他均为单拱素枋，分别与华拱、华头子及昂相交，最上施重拱承替木及槫。斗拱后尾因铺作不同与位置各异，亦有所区别。特别是华拱前后出跳距离不一致，补间铺作下昂长一步架，柱头铺作则长二步架，巧妙地解决了两者受力性能的差别。而内槽斗拱中最特殊的形制是乳栿上辅作：在袱上施驼峰，上施栌斗，斗内出华拱四跳，其上承替木及下平槫或采步金。槫下辅作有单拱支替木或重拱支替木的形式。柱头铺作在柱上施栌斗，斗内十字相交，施拱以承梁栿或替木及槫。如此富于艺术魅力的创意，实为海内孤例。
  第五，大殿不仅结构做法为宋代原物，且有题记留存，木装修也为宋代原物。1975年维修大殿时，在西南角檐柱补间铺作上方挑斡侧面发现“甲子元丰七年”（1084）墨书，字迹清晰可辨；而嵌在佛座后面束腰部的《造石佛座记》碑刻有“……时壬午崇宁元年（1102）五月□日谨记”等字，这二者说明大殿在此前就存在。此外，1981年12月对大殿斗拱、昂的用材经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研究所用碳-14测年法测定，经树轮法纠正，距今为1100士70年，并从大殿的梁架、斗拱等主要构件的建筑特色分析，除保留某些唐代建筑和地方建筑特色外，主要是保存了宋代官式建筑做法。它与晚90年出现的北宋将作监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所载若干条目基本相似。这不仅说明《营造法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木构建筑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证明了原大殿确为北宋时期建筑。
  研究者还指出了保国寺独步于中国古建筑之林的历史、艺术、科学诸价值：
  历史价值：保国寺在江南现存的佛寺中，虽然规模不大，但建制尚完整，现存建筑有宋初所建大雄宝殿，有南宋开挖的净土池，有明末颜鲸的题字，还有清代数次改建、添建的建筑，比较连贯地显示出其发展、变迁的轨迹，也反映了天台宗寺院可兼修净土宗的佛教发展史实，成为研究佛寺建制的珍贵实例。其中大殿真实地保留着宋代遗构和木装修，更为可贵的是大殿天花装修集平棊、平闇、藻井于一身，不仅在宋代建筑中，而且在《营造法式》成书前的建筑中也是仅存的实例。大殿藻井的风格简洁、粗犷，用材仍为大木作范畴，与《营造法式》规定的小木作藻井相对照，可比照出藻井正处在从大木作工种向小木作工种转型过渡的时期，是这一转变阶段的历史见证。
  艺术价值：保国寺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其空间处理各具特色。前导空间、崇祀空间、生活空间各有不同的氛围。大殿虽规模不大，然在结构技术和建筑艺术的处理上却独具个性。江南一般三开间殿的构架以铺作为媒介，使内外柱的联络更为紧密，以此加强结构的整体性，而保国寺大殿则是将前檐柱与前内柱三间的空间放宽，同时在天花部分作装修，以强化与中部、后部的功能区隔。此为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中室内设计水平最高的一例，成为后世仿效的楷模。此外，大殿的木作工艺手法比较接近宋《营造法式》，但它比《营造法式》成书要早90年，“七朱八白”彩画遗迹等留有唐、五代时期的建筑遗风。
  科学文化价值：保国寺大殿代表11世纪初最先进的木结构建筑技术，不但成为产生中国优秀建筑典籍《营造法式》的基础，而且也是这个伟大创造时代的产物。在《营造法式》所吸收的保国寺大殿建造技术中，有些内容不仅指导着中国木构建筑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世界科学史。如用材制度采用最具科学性的结构模数制，特别是“材”的断面比例。保国寺大殿斗拱用材断面的广厚比反映了最高的出材率，也以此达到最理想的承重和受力效果。斗拱根据受力状况区分出“足材”与“单材，”布局方式合理。大殿所采用的某些技术如“小材大用”的拼合柱，柱子的侧脚使用长达两步架的下昂来加强内外柱、槽之间的联系，保证了构架的整体性等，均有独创性。此外，室内装修所采取的平棊、平闇、藻井合用，在现存的早期木构建筑中也是仅存的孤例。以上种种皆为《营造法式》所吸纳，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三）博物馆与公园
  号称“浙江古建筑第一寺”的保国寺，历经千年沧桑，实乃古建瑰宝，而政府又有意识地迁入优秀古建筑——1983年迁入明代厅堂三间建成迎薰楼；1984年迁入唐代经幢两座——从而使保国寺成为一个拥有唐（经幢）、宋（大殿）、明（迎薰楼）、清（天王殿、观音殿、钟楼、鼓楼）和民国（藏经楼）各时期优秀建筑的古建筑群，加上现今共有600余间房屋。建筑面积约7500平方米。2006年，保国寺文物保管所升格为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并确立以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目标为定位，努力建成中国宋代《营造法式》教学研究基地，积极筹建中国古建筑科技保护江南中心。博物馆陈列以大殿为核心，古建筑文化为主题，内容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陈列。
  保国寺的千年古建融合于自然山林之中，寺外自然山林28.8公顷，松、竹、梅傲然屹立，杨梅、桂花繁茂成林，绿化覆盖率达96％，且多古树名木。山林之中散落着灵龙泉、桂园、杨梅园、梅园、竹园、叠锦台、枫树坪、青嶂亭、望日亭、吉祥亭、慈江亭、揽翠亭、祖师亭、祥符园、朝元阁等景点，满山姹紫嫣红，处处鸟语花香，景色美不胜收，于是在1992年辟为保国寺公园。主要景区有：
  保国寺景区：包括保国寺、枫树坪、望日亭、蘑菇岩等。
  涵秀潭景区：包括涵秀山庄、涵秀潭、万景苑。
  青嶂亭景区：包括青嶂亭、狮子岩、岩石坡、果园等。
  灵龙泉景区：包括灵龙泉、仙人桥、灵龙瀑布、石柱牌、清音舍、汲翠阁、叠锦台等。
  望海尖景区：包括望海尖、黄泥浆潭和野营基地。
  梅林景区：由梅林观赏区和后勤服务区两个部分组成，包括象鼻峰、膘骑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