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江北地区于1949年5月24日解放，党组织立即着手建立新的人民政权，接管国民党的各级党政机关、治安部门、电讯电话、银行、医院和公立学校，开展正常工作。1949年11月，在境域农村建立24个乡（镇）人民政府；1950年2月，在城区江北岸建立19个居民委员会。从1950年秋到1951年底，党组织领导完成土地改革。地主占有的土地由原来占总量的24.27％下降到1.44％；贫雇农占有土地则由原来占总量的2.42％提升到34.87％，人均占有土地从0.143亩增加到2.431亩。从而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目标。与此同时，党组织又领导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各农村乡镇、城区居委会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共捐献人民币23.4亿元（旧币）。江北区现境范围内，共捕获反革命分子128人，分别判处死刑、徒刑、就地管制；同时取缔了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1952年，党组织又在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党组织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巩固了新生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
  1953年开始实施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境内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江北地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郊区农村7012户农民组成了2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96.3％。同月，江北地区有手工业社（组）225个，入社和从业人员占总数比例达85％。原江北区、慈城镇和庄桥镇的千余家私营工商业，也分别改造成为公私合营工厂、公私合营商店，或组织成立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
  1957年，党组织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由于严重扩大化，错划了一批“右派分子”。1958年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生产“大跃进”运动，提出“晚稻亩产超3000斤”的浮夸口号，进行“移苗并丘”实验；又发动全体人民投入“小型土法群众炼钢”运动。槐树街道和庄桥两地兴办钢铁厂，劳民伤财，无果而终。其间，最有价值的工程，是两县一市（鄞县、余姚县、宁波市）人民建成了阻咸蓄淡的姚江大闸。与此同时，党组织还领导建立“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江北城区办过68个“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耗费公社公共积累45％的资金，终因背离客观实际而失败。在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仅慈城公社就有因营养不足而患浮肿病者达1444人。
  1960年冬至196，1年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关于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农村各公社全面开展算账退赔。境内对大办水利平调的劳力、物资和土地；大办钢铁损耗的劳力、林木；大办文教卫生福利，兴办公共食堂所占用的民房，调用的物资等，进行算账，作退赔处理。
  1961年，地方党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纠正错误做法，““方针，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千方百计指导群众渡过难关；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也给予甄别平反。1962年底，境内农村党组织领导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各公社进行“四清”（后称“小四清”），即清账务、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1964年上半年，各公社又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大四清”）。其间，机关开展新“五反”运动和反修防修教育。但因工作队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一些“左”倾和混乱现象。
  1966年下半年起，江北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各级党组织干部遭到批斗、被迫陆续停止活动。1970年11月，重新组建的江北（城区）区委，产生；郊区各公社（镇）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也相继建立。但其主要工作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此后，又领导开展“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原江北区委与郊区工委开始领导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落实党的政策，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原江北区委与郊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和本地区实际情况，调整生产队规模，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完成政社分设、恢复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建立司法、执法机构，加强法制教育，打击刑事和经济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干部岗位责任制，开展以“五讲四美”、“文明礼貌”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