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历史上江北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因此不断有移民来开荒耕作。南朝宋大明四年（460），有山阴县移民来垦殖湖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建慈溪县后，人口稳定，无游贩之民，人口流动少。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宁波正式开埠，江北岸被指定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英、法、美、德、荷等国设立领事、副领事；此地，水陆交通便利，商贸兴旺，带动人口大量流动，外国人和流动人口居全市前列。清同治年间（1862—1874），江北岸外海客运开始运行。光绪年间（1875—1908）后期，江北岸至温州、台州、镇海及沿海各埠的航线开通，人口流动频繁。据《宁波市志》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旅客流量为236630人次，其中外国人701人次。民国8年（1919）增至1749756人次，其中外国人2911人次。民国时期，江北岸设置轮船码头10多个，又建宁波火车站于槐树路（今江北公园内）。海陆运输的便利使江北成为宁波流动人口进出和居住的重要区域。
  民国24年（1935）宁波公安局第四分局、第五分局统计，两分局辖区内（今中马、白沙街道）居留美国人6人、法国人，10人、英国人19人、比利时人2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各1人，共计41人。民国36年（1947）1月，宁波警察局侨民调查情况显示，江北镇有外国侨民29人，其中法国籍13人、英国籍7人、美国籍3人、荷兰籍1人、意大利籍2人、西班牙籍1人、爱尔兰籍2人。这些侨民主要分布在普济院、天主教堂、海关等地。民国30年（1941）4月，宁波沦陷，江北岸商轮运输瘫痪，客运流量骤减。民国34年（1945）后，流动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民国36年（1947）1月至1949年4月，月均客流量8.5万人次。1949年8月，宁波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对旅社业实行登记。原江北区有旅社9家、旅馆9家、客栈3家，共21家，是全市旅社客栈最集中的地方，表明流动人口亦为全市之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1960年9月，江北公社槐树、中马、白沙3个派出所统计汇总的《盲流人员统计表》显示，有“盲流”377人（男34人、女343人），其中来自市郊173人，来自本省外县178人，外省26人。这些人来甬找工作的67人，投靠子女、父母的258人，结婚45人，做保姆（用人）3人，倒流4人。原系农业户口的117人，非农业户口的242人，无业人员18人。1962年3月，槐树、中马、白沙3个派出所开展户口普查，发现江北地区流动人口2049人，包括来自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1759人、亲属27人，企业精简职工返回的32人，人在农村或外地市镇居住3个月以上的231人。1965年底，3个辖区内的暂住人口共262人，慈城镇有暂住人口65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流动暂住人口的登记、统计和其他管理工作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江北区域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与1982年相比，外来人口绝对数增加17.59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近28个百分点，达30.4％。外出人口绝对数增加11.63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近11个百分点，达12.01％。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根本动力。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江北区有32579名外出人口其中本市区街道间流
  动人数为16633人，非本市区街道间流动人数为15946人。其中向本省其他，县（市）流动人数为2552人，占16％，多为鄞县、慈溪、余姚等地；向省外流动人数为1242人，目的地多为上海、广东、江苏、北京等地，主要从事工商服务业。外来人口有81464人，男44899人、女36565人，来自本市区其他街道、镇乡的24382人，占29.93％；来自本省其他县（市、区）的28066人，占34.45％；来自省外的29016人，占35.62％，其中超过千人的省份分别为安徽（8346人）、四川（5694人）、江西（3703人）、江苏（1707人）、贵州（1535人）、湖南（1437人）、河南（1317人）、湖北（1006人），合占省外外来人口的85.28％。
  2001—2008年，流入江北区的外地暂住人口数量逐步增加。2001年为48744人，2007年206767人，为2001年的4.24倍。江北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4.6：1变成2007年的1.2∶1。外来人口在江北区的空间分布基本呈现“橄榄球”型——两头小、中间大，即从东南方向依次往西北方向递增然后到慈城镇变小。从街道层面上看，近郊的甬江、洪塘和庄桥3个街道的外来人口合计占全区外来人口的66.4％，其中甬江街道外来人口居全区首位，占22.9％；洪塘街道次之，占22.3％；庄桥街道占21.2％。江北区的暂住人口以外省男性农民为主，主要从事务工、务农、经商和服务业等经济活动，其中务工人数呈逐年上升态势，总体文化素质不高，78.5％的外来人口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含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