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江北区现境域，有史以来至民国，长期分属鄞、慈溪、镇海三县，没有独立的人口资料；新中国成立至1984年，行政区划频繁变动，又有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致使人口资料残缺不全，数据难以周详。新的江北区建立以来，人口数据逐渐全面、准确。江北区科学执行人口控制的国策，获得了“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等称号。
  第一章 人口规模与分布
  第一节 总量
  江北区现所辖区域，自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王勾践建句章城至1984年江北区设立的2458年间，除隋开皇九年至唐开元二十六年（589—738）同属句章县、鄞县、县外，其余2300多年内行政区划变动极为频繁，加上缺乏有效的人口数据和资料，难以获得江北区地域上历代人口的确切数据。1984年以来，人口数据逐渐全面、准确。
  历代人口江北区域，历史上主要分属鄞县的江北岸和慈溪县的慈东地区。
  江北岸包括今中马、白沙街道和甬江、文教、孔浦街道的部分区域。据考古发现，江北的湾头曾有秦汉时期的墓群，表明当时已有人口聚居。唐代明州州治自小溪迁到三江口以后，带动江北人口增多。延至五口通商，宁波正式开埠，江北岸被划作外国人的居留地。外国人在江北造房、造码头，甬江上“轮舶麇集”，甬江边“市肆栉比”呈现半殖民地的繁荣。随着社会经济的近代化，江北岸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大增，但缺乏具体的数，据统计。民国20年（1931）鄞县第五区10里2村分设江北镇和北郊镇，由鄞县公安局第四、第五分局管辖。据民国24年（193，5）统计，第四分局辖区内人口为21843人，第五分局辖区人口为29778人，合计51621人。民国31年（1942），由于战乱，江北镇人口锐减至27800人，北郊镇人口6925人，两镇总人口仅34725人。至民国37年（1948）底为33778人。
  慈东片主要包括今慈城镇与洪塘、庄桥街道，是宁波市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据考古发现，该地区有众多史前文化遗址，如慈湖遗址、八字桥遗址、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遗址构成同一体系的史前文化，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慈城及其周边已有人类生息繁衍，形成原始聚居部落。周元王三年（前473），越王勾践在姚江边建句章城（今慈城镇王家坝村一带），这是宁波历史上最早的城市。秦代句章县治在城山渡，为浙东大邑。郊区的云湖、妙山、乍山、半浦、慈城、庄桥、裘市、洪塘、费市、洋市一带，均为句章县境。秦汉之制，人口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可以推测，有县令的句章县人口规模应在万户以上，但总体上还属于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慈溪县从鄮县析出，县治在今慈城。慈城大街阔七丈，店铺众多，表明慈城片人口规模不小。据光绪《慈溪县志》卷十二载，“宋，主客户通计大小口一十五万六千三百八十”。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慈城人口减至1600户、23365人。据1992年版《慈溪县志》载，民国元年至36年（1912—1947），慈溪县总人口保持在25万～30万人之间，是历代人口最多时期。据民国31年（1942）5月29日慈溪县乡镇联合会填报的《各乡镇人口统计表》，慈城、洪塘、庄桥一带总户数18650户，总人口72628人。
  根据以上的分述，可以简单推断出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江北区现境的人口为10万～12万人，并随战争的爆发与结束、经济的兴旺与衰退，不断波动。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1949—1978年，现境各地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名称及范围不定，加上户籍统计工作不甚健全，因而户数与人口数也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在这一时期，江北主要由以下几片区域组成：城区（今中马街道、白沙街道），1949—1978年，相继设江北区、江北街道、江北公社；郊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范围为环宁波“老三区”的8个乡（白沙、压赛、湾头、泗港、西成、夏禹、王隘、惊驾）。1956年，庄桥区与郊区合并为郊区。1960年10月，余姚县慈城人民公社划入宁波市，郊区范围扩大。据现有人口资料计算，1953年，江北现境内有人口130526人，1956年为131453人，1958年140599人，1961年为158183人，1962年160469人，1966年175439人，1968年182874人，1971年195526人，1975年201951人，1977年达到210213人。虽然行政区域不断变动，但仍可看出江北区境内的人口增加较快；特别是1961—1971年，由于人口政策的影响，增速甚快。
  1978年，原江北区被定为市辖区一级行政建置（县级），人口统计数据较为完整、准确。1978年，两区总人口为168930人。1982年，人口数达到206716人。1983年，郊区被定为市辖区一级行政建制（县级）。是年，两区人口总量为211834人。
  1984年，郊区（大部）和原江北区合并为江北区，辖槐树、中马、白沙3个街道，慈城、庄桥两个镇，北郊、湾头、庄桥、洪塘、洋市、费市、裘市、半浦、慈东、乍山、妙山、云湖12个乡，总人口为192530人。到2008年，全区人口总数达到233519人。
  历次人口普查江北区现境区域分别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进行过5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江北区现境常住人口呈上升趋势。1953年7月1日为102639人，2000年11月1日为271223人，净增常住人口168584人，上升164.25％，平均每年增加3512人，其中1990—2000年的增速尤快，年均增加5043人。
  第二节 分布
  江北区现境历史上主要是农业种植区，大量的农业人口聚集于乡村。开埠后的江北岸集中了最主要的工商业城镇人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人口开始向城镇集中，非农人口也快速增加。
  乡镇、街道的人口分布1949年以来，江北区现境内所有乡镇、街道都发生撤并或名称更改，人口分布随之变动，且变动较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江北区人口最多的是慈城镇，达43457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6.0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增加14930人，主要原因是妙山、云湖两乡并入慈城镇。庄桥镇、文教街道、孔浦街道总人口也都超过3万，分别占全区总人口的12.26％、12.10％、11.43％。最少的是乍浦乡，仅15009人，占5.53％。
  城乡人口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江北区现境内市镇人口为45095人，占总人口的43.94％；乡村人口为57544人，占总人口的56.06％，两者之比为1∶1.27。此后至改革开放前，政府一直实行精简职工、紧缩城市人口、控制农民进城的政策，虽然市镇人口绝对数不断增大，但是相对比例不断降低。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江北区现境市镇人口57755人，占总人口的34.38％，比1953年下降9.56个百分点，两者之比达1∶1.9。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因到市镇经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市镇人口统计，以致市镇人口大幅度上升，达85125人，比1953年增加40030人，市镇人口与乡村人口之比为1∶1.2。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江北区市镇人口达151756人，占总人口的70.34％，比1953年上升26.4个百分点，市镇人口与乡村人口之比为1∶0.42。1998年2月，慈城镇被浙江省政府确定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镇”、“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共批准“农转非”1520户、3102人。2000年，江北区的9个乡镇、街道中，仅剩乍浦乡为乡人口，其余都为市镇人口，共236854人，是1953年的5.25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87.33％，比1953年上升了43.39个百分点，市镇人口与乡村人口之比为1∶0.14。
  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分布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江北区现境总人口为10263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57682人（原江北区27683人，郊区压赛、白沙、湾头3乡2988人，庄桥镇2638人，慈溪县城关区19597人，云山区4776人），占总人口的56.20％。20世纪60年代之后，非农业人口在全区总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77年为35.06％，直到1978年才开始增加，占比为39.6％。因政府一直对“农转非”实行严格的控制，到1984年，江北区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只有45.43％。此后则呈上升趋势。2000年达到59.37％。2001年，江北区非农业人口为135954人，比重为60.51％。至2008年，江北区的非农业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2％左右，城区4个街道已经没有农业人口。
  第三节 密度
  1984年江北区成立之前，现境的人口密度很难计算，之后因所辖区域面积不再变化（208.7平方公里），但人口数量比新中国成立前翻了一番，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变得较为稠密。1984年，江北区户籍人口192530人，人口密度为926人/平方公里。此后至1994年的10年间，每平方公里人口均在1000人以下。1995年，江北区户籍人口的密度首次超过1000人，为1005人/平方公里，2008年为1118人/平方公里，比1984年增加192人。
  如果以常住人口来计算，人口密度则更高。1990年，江北区常住人口215740人，人口密度为1033人/平方公里。2000年，江北区常住人口271223人，人口密度为1299人/平方公里，10年间增加266人。从区域空间来看，江北区15％的东南区域为宁波老城区，人口密度较高，其余为乡镇，人口密度相对低些，空间上具有南密北疏的特点。2000年，常住人口密度最大的是中马街道，为17546人/平方公里；最小的是乍浦乡，为344人/平方公里。2007年，户籍人口密度最大的仍是中马街道，为13441人/平方公里；最小是包括了乍浦乡的慈城镇，为554人/平方公里。
  总体上看，原属于老城区的中马、白沙、孔浦、文教4个街道，人口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6000人以上；原属于郊区乡镇的甬江、庄桥、洪塘3个街道和慈城镇均在每平方公里900人以下。从2001年开始，中马街道人口密度逐年缩小，而西北向的甬江、庄桥、洪塘等街道的人口密度逐年增大；从空间上看，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扩散的趋向。
  第二章 人口变动
  第一节 自然变动
  据《慈溪县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慈溪县的人口递增率为15.3‰，而据《鄞县志》载，民国32—35年（1943—1946）的4年内，鄞县城厢分别出生1606人、1856人、997人和1951人，出生率分别为5.4‰、6.9‰、3.3‰和6.5‰；死亡人数各为1689人、1841人、1230人和5504人，死亡率分别为5.6‰、6.1‰、4.1‰和18.3‰。4年内死亡总人数超过出生人数3854人，人口变动幅度不大。民国37年（1948），江北镇《户籍统计月报表》显示，4—9月共出生44人，死亡42人，6月份总人口为26843人；全年出生率为3.28‰，死亡率为3.13‰左右，自然增长率为0.15‰，“三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1956年，江北现境的人口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特点。据慈城卫生院统计，1950—1952年，慈城镇分别出生357人、367人和371人（不包括未在卫生院出生的人数）。1952年，慈城镇总人口为12152人，当年出生率为30.53‰。另据余姚公安局《1954年下半年户口变动统计表》，1954年7—12月，城关区和云山区（现域为今慈城镇、洪塘街道、庄桥街道局部）共出生1660人，死亡552人；6月总人口为63142人，出生率为26.29‰，死亡率为8.74‰，自然增长率为17.54‰。1954年，原江北区总人口为27595人，出生1384人，死亡257人；出生率为50.15‰，死亡率为9.31‰，自然净增1127人，自然净增率为40.84‰。1956年，郊区总人口40646人，出生1661人，死亡441人；出生率为40.87‰，死亡率为10.85‰，自然净增1220人，自然净增率30‰。1961年，原江北区总人口为44294人，出生1008人，死亡359人；出生率为
  22.76‰，死亡率为8.10‰，自然净增649人，自然增长率为14.65‰。1962年，郊区总人口122986人，出生3850人，死亡1160人；出生率为31.30‰，死亡率为9.43‰，自然净增2690人，自然增长率为21.87‰。
  1964—1978年，随着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观念的逐步推行和树立，城区和郊区的人口出生率处于持续下降态势，由1964年的30.81‰降到1971年的19.48‰，又下降到1978年的13.43‰；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左右，处于低死亡率阶段。自然增长率开始下降，由1964年的23.99‰下降到1971年的14.11‰，1978年继续下降到7.51‰。
  1978年后，江北区现境的出生人数、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全面下降，死亡率基本稳定，体现了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增长的实效，使人口的自然变动开始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期。1981年，出生率为16.37‰，1984年为9.55‰，年平均出生率为12.83‰，年平均出生2465人，年平均死亡率为6.07‰。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50‰，最低是1984年的3.75‰，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6.76‰。20世纪90年代，江北区的出生率浮动在7.79‰10.21‰之间，年平均出生率为8.59‰，年平均出生1816人，年平均死亡率为5.82‰。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2.77‰，均比上一时期下降。2000—2008年，年平均出生率为6.68‰，年平均出生1533人；年平均死亡率为5.14‰；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55‰。其中，2001年出生率为5.46‰，死亡率为4.82‰，自然增长率为0.64‰，均为历史最低的一年。
  第二节 机械变动
  历史上，人口的自然变动属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型，人口总量的变动绝大部分属于机械变动，如受战争、灾荒、瘟疫等影响而导致的人口迁移。民国时期，鄞县公安局第四分局、第五分局1935年9月居民籍贯统计表显示，两个分局辖区（今中马、白沙街道）居民籍贯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鄞县62.71％，镇海7.22％，奉化5.99％，黄岩6.71％，温岭4.97％，临海3.94％，宁海1.46％，天台1.29％，安徽1.48％，江苏4.23％。除了鄞县本地人，其余都是不同时期从外地迁入的。民国31年（1942），浙东盐务管理局统计，江北镇迁入104户380人，迁出137户482人，迁出大于迁入，是由于民国30年（1941）宁波沦陷后的战乱局势所致。
  民国37年（1948），江北镇《人口统计报告表》显示，江北镇30保、421甲、6359户、27913人。人口中，本籍14066人，占总人口的50.39％；本省他县11751人，占42.10％；外省籍2084人，占7.47％，外国人12人，外地迁入与本地人大致各占一半。宁波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人心不稳，1948年4—9月江北镇迁入2274人，迁出3334人，迁出多于迁入1060人。
  1949年下半年，江北公安机关建立户口迁动申报制度，包括迁入、迁出、旅行3种申报制度。迁出要办理迁出手续，发给迁移证。迁入者必须依据迁出地的迁出证明书和区以上政权机关的证明文件，方准列入正式户口。据第四分局《户口异动统计》，1949年11月、12月，原江北区迁入250人（市区内21人，外埠229人），迁出153人（迁往市区内52人，迁往外埠101人），迁入大于迁出，两月机械增长97人。1950年，迁入仍大于迁出，原江北区全年迁入649户、2059人，迁出499户、1543人，机械增长516人。
  1950年以后，国家实行加强农业、严格限制农民入城的政策。江北境内出现城区人口迁入少于迁出，郊区迁入多于迁出的特点。1951年9—12月，原江北公安分局《户口异动统计表》显示，原江北区迁入1689人，迁出2039人，机械减少350人。1952年，庄桥机场周边的压赛、白沙两乡集训及强制迁出旧军警政人员58户、地主72户，动员外迁无业流民、散兵、单身汉212人。1954年1月，为确保庄桥机场和重要物资仓库安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将压赛、白沙两乡列为禁止人口迁入地区。1954年12月，原江北公安分局统计，全年迁入2569人（农村迁入1460人、城市迁入1109人），迁出2702人（迁往农村1111人、迁往城市1591人），机械减少133人。为配合上海市疏散非生产人员，1955年江北迁入了12783名在本地有正当职业或有生活依靠的上海返乡人员，人口机械增长较快。1956年，郊区（包括庄桥镇、新阳乡、东郊乡、南郊乡、西郊乡）迁入2701人，迁出2128人，机械增长573人。
  1962年，郊区迁入8463人（省外1130人，省内县外2754人，县内4579人），迁出5279人（省外181人，省内县外2315人，县内2783人），机械增长3184人。原江北区迁入685人，迁出2075人，机械减少1390人。1963年，慈城镇、庄桥镇迁入518人，迁出847人，机械减少329人。郊区其他12个公社迁入1394人，迁出629人，机械增长765人。1963年底，郊区农业人口86968人，比年初增加5076人，农业人口占郊区总人口126495人的比例为68.75％，比1962年66.59％提高2.16个百分点。1965年，城区迁入854人，迁出1549人，依旧处于机械减少状态；郊区迁入3940人，迁出3134人，依旧处于机械增加状态。
  1971—1983年，原江北区开始出现迁入大于迁出的人口机械增长的新趋势。郊区则直到1978年迁入人口才少于迁出人口，开始出现人口机械减少。江北区现境人口迁移逐渐进入开放型，人口机械增长加快。1991年后，省外迁入江北区的人口逐年增多，由1991年的661人增加到2000年的1590人。同时迁往省内其他地区人数亦增多，1991年为1511人，2000年为4229人。此后，江北区人口迁移继续保持较大规模。2002年迁入人口首次超过万人，达11333人。总迁移人数达15278人，创历史最高。
  第三节 自由流动
  历史上江北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因此不断有移民来开荒耕作。南朝宋大明四年（460），有山阴县移民来垦殖湖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建慈溪县后，人口稳定，无游贩之民，人口流动少。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宁波正式开埠，江北岸被指定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英、法、美、德、荷等国设立领事、副领事；此地，水陆交通便利，商贸兴旺，带动人口大量流动，外国人和流动人口居全市前列。清同治年间（1862—1874），江北岸外海客运开始运行。光绪年间（1875—1908）后期，江北岸至温州、台州、镇海及沿海各埠的航线开通，人口流动频繁。据《宁波市志》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旅客流量为236630人次，其中外国人701人次。民国8年（1919）增至1749756人次，其中外国人2911人次。民国时期，江北岸设置轮船码头10多个，又建宁波火车站于槐树路（今江北公园内）。海陆运输的便利使江北成为宁波流动人口进出和居住的重要区域。
  民国24年（1935）宁波公安局第四分局、第五分局统计，两分局辖区内（今中马、白沙街道）居留美国人6人、法国人，10人、英国人19人、比利时人2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各1人，共计41人。民国36年（1947）1月，宁波警察局侨民调查情况显示，江北镇有外国侨民29人，其中法国籍13人、英国籍7人、美国籍3人、荷兰籍1人、意大利籍2人、西班牙籍1人、爱尔兰籍2人。这些侨民主要分布在普济院、天主教堂、海关等地。民国30年（1941）4月，宁波沦陷，江北岸商轮运输瘫痪，客运流量骤减。民国34年（1945）后，流动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民国36年（1947）1月至1949年4月，月均客流量8.5万人次。1949年8月，宁波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对旅社业实行登记。原江北区有旅社9家、旅馆9家、客栈3家，共21家，是全市旅社客栈最集中的地方，表明流动人口亦为全市之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1960年9月，江北公社槐树、中马、白沙3个派出所统计汇总的《盲流人员统计表》显示，有“盲流”377人（男34人、女343人），其中来自市郊173人，来自本省外县178人，外省26人。这些人来甬找工作的67人，投靠子女、父母的258人，结婚45人，做保姆（用人）3人，倒流4人。原系农业户口的117人，非农业户口的242人，无业人员18人。1962年3月，槐树、中马、白沙3个派出所开展户口普查，发现江北地区流动人口2049人，包括来自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1759人、亲属27人，企业精简职工返回的32人，人在农村或外地市镇居住3个月以上的231人。1965年底，3个辖区内的暂住人口共262人，慈城镇有暂住人口65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流动暂住人口的登记、统计和其他管理工作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江北区域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与1982年相比，外来人口绝对数增加17.59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近28个百分点，达30.4％。外出人口绝对数增加11.63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近11个百分点，达12.01％。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根本动力。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江北区有32579名外出人口其中本市区街道间流
  动人数为16633人，非本市区街道间流动人数为15946人。其中向本省其他，县（市）流动人数为2552人，占16％，多为鄞县、慈溪、余姚等地；向省外流动人数为1242人，目的地多为上海、广东、江苏、北京等地，主要从事工商服务业。外来人口有81464人，男44899人、女36565人，来自本市区其他街道、镇乡的24382人，占29.93％；来自本省其他县（市、区）的28066人，占34.45％；来自省外的29016人，占35.62％，其中超过千人的省份分别为安徽（8346人）、四川（5694人）、江西（3703人）、江苏（1707人）、贵州（1535人）、湖南（1437人）、河南（1317人）、湖北（1006人），合占省外外来人口的85.28％。
  2001—2008年，流入江北区的外地暂住人口数量逐步增加。2001年为48744人，2007年206767人，为2001年的4.24倍。江北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4.6：1变成2007年的1.2∶1。外来人口在江北区的空间分布基本呈现“橄榄球”型——两头小、中间大，即从东南方向依次往西北方向递增然后到慈城镇变小。从街道层面上看，近郊的甬江、洪塘和庄桥3个街道的外来人口合计占全区外来人口的66.4％，其中甬江街道外来人口居全区首位，占22.9％；洪塘街道次之，占22.3％；庄桥街道占21.2％。江北区的暂住人口以外省男性农民为主，主要从事务工、务农、经商和服务业等经济活动，其中务工人数呈逐年上升态势，总体文化素质不高，78.5％的外来人口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含文盲）。
  第三章 人口构成
  第一节 性别
  宁波地区历史上男性人口历来多于女性，性别比一直偏高，但是老年男女性别比却比较低。民国24年（1935），县公安局第四、第五分局辖区男30987人，女20634人，性别比为150.1，其中61～70岁的男性460人，女性595人；71～80岁的男性121人，女性170人；81岁以上的男性8人，女性37人。民国31年（1942）慈溪县孝东、孝西两镇（今慈城镇），洪塘镇、庄桥镇等12个乡镇男36013人，女36615人，性别比，为98。民国34年（1945）江北镇男性14283人，女性13418人，性别比为106；北郊镇男性4263人，女性3429人，性别比为1，24。民国37年（1948）江北镇男性13969人，女性13944人，性别比为100.2；北郊镇男性2835人，女性3030人，性别比为，94。
  1958—1961年，江北城区的男女性别比明显高于郊区，高达126～132；1971—1980年性别比高达117～135。郊区的性别比略低，多数在108以下，少数年份性别比低于99.29。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原江北区性别比为123.59；郊区男少于女，性别比为99.93。原江北区，60岁之前的各年龄组男均多于女，60岁以后各年龄组男少于女，且年龄越大，男性越少。郊区，14岁之前的低年龄组，男多于女；15～34岁，男少于女；40～59岁，男多于女；60岁以后同原江北区一样，性别比与年龄成反比。1984—2006年，江北区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性别比都大于100，但总体上呈下降态势。从年龄分组看，70岁之前，男性多于女性，之后性别比逐年降低，老龄男性逐步少于老龄女性，说明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2007年和2008年，江北区的男性人口少于女性。2007年少691人，2008年少1509人，性别比分别为99.40和98.71。
  第二节 年龄
  历史上由于医疗卫生和营养水平低下，人口的预期寿命较短，整个社会人口的年龄构成偏向年轻型。民国24年（1935），鄞县公安局第四、第五分局统计，辖区总人口51621人，男30987人、女20634人，其中61岁以上男性589人，女性802人，共1391人，占总人口的2.69％，远远低于国际标准的4％。民国37年（1948），江北镇人口27913人、北郊镇人口5865人，合计33778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2177人，占总人口的6.45％。
  解放后，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出生率上升，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提高，年龄结构发生一定变化。1953年，慈溪县城关区、云山区和庄桥镇总人口为69525人，其中18岁以上39970人，占总人口的57.49％，未成年人占比达42.51％，超过国际通用40％的标准，属于年轻型的年龄结构。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982年、1990年、2000年的3次人口普查显示，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年儿童比例逐次下降，从1990年的19.05％下降到2000年的13.24％；15～64岁人口在各年龄组的比例有升有降，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2000年达8.12％；另外，这3次人口普查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27.41岁、31.09岁、33.78岁（国际标准30岁是老龄型），表明江北区域人口逐步开始老龄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以国内标准劳动年龄（男16～59岁、女16～54岁）统计，由于未成年人占比下降，所以江北区的少年儿童负担系数明显下降，但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老年人负担系数出现上升态势。不过，从整体上而言，人口负担总系数并不很高，说明江北区还处于一个社会人口红利期，有利于经济发展。
  第三节 职业
  在业状况江北的职业人员构成统计始于民国。民国37年（1948）的江北镇《人口统计报告表》记载，总人口为27913人，有劳动能力的21293人，占76.28％。在业人员行业构成：农业106人，工业2956人，商业3425人，交通运输492人，公务438人，自由职业297人，人事服务425人，其他175人，共8314人，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39.05％。无业12979人，其中男3261人，女9718人，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60.95％。是年，北郊镇总人口为5865人，有劳动能力的5125人，占87.38％。在业人员的行业构成为：农业1767人，工业221人，商业163人，交通运输6人，公务18人，自由职业24人，人事服务187人，其他15人，共2401人，占有劳动能力人口总数的46.85％。无业2724人，男176人，女2548人，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53.15％。
  1952年，据原江北公安分局统计，原江北区总人口为22264人，在业人员6658人，占29.90％。其中，工人3543人，占53.21％；工商业者1584人，占23.79％；职员837人，占12.57％。这3类职业的在业人员占在业人员总数的89.57％。失业565人，占2.54％；无业6822人，占30.64％；学生3233人，占14.52％；家务4986人，占22.39％。
  1990年，江北区有15岁及以上人口174634人，在业人口为132552人（男75725，女56827人），占75.9％；不在业42082人，占24.1％。其中在读学生9092人，占21.61％；料理家务的14395人，占34.21％；待升学的1208人，占2.87％；市镇待业的1601人，占3.81％；离休退休的11472人，占27.26％；丧失工作能力的2859人，占6.79％；其他1455人，占3.46％。
  2000年的人口普查，按10％抽样统计，江北区15岁及以上人口22829人，就业人口14251人，占62.42％，比1990年下降13.48个百分点。未工作人口8578人，其中在校学生2898人，占
  33.79％，比1990年上升12.16个百分点；料理家务的1835人，占21.39％，比1990年下降12.82个百分点；离退休的2086人，占24.32％；丧失工作能力的555人，占6.47％；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的226人，占2.63％；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的506人，占5.90％；其他未工作的472人，占5.5％。
  行业构成 1990年，江北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为35999人，占在业人口的27.16％；第二产业（工业、地质普查和勘探业、建筑业）从业人员为59503人，占在业人口的44.89％；第三产业37050人，占在业人口的27.95％。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员占89.58％，非物质生产部门占10.42％。2000年，在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占15.91％，比1990年下降11.2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46.06％，比1990年上升1.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38.03％，比1990年上升10.08个百分点。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口占84.96％，比1990年下降4.62个百分点；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口占15.04％，比1990年上升4.62个百分点。
  职业构成1990年，江北区职业构成表上的前6类职业中，在业人数最多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达57200人，占在业人口的43.15％；最少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4233人，占3.19％。2000年，在业人数比重最大、最小的职业与1990年相同。但“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的比重比1990年下降8.96个百分点，为16.38％；“商业、服务人员”比重为21.74％，比1990年上升7.20个百分点。这与行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在业人数比例下降、第三产业在业人数比例上升相一致。
  第四节 民族
  江北境内人口以汉族为主，汉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为99％以上。民国24年（1935）据鄞县公安局第四、第五分局统计，江北镇有外国人41人，其中男21人、女20人。民国34年（194，5）外国人16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江北区现境内，慈溪县城东乡有回族1人，其余均为汉族，。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原江北区共有少数民族13人，其中回族2人、满族4人、藏族1人、黎族6人，分布在中马和泗洲；郊区有少数民族24人，其中回族16人、蒙古族6人、彝族2人，分布在甬江公社、慈城镇、洪塘公社和乍山公社。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原江北区少数民族7个、53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1人。郊区有少数民族6个、33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江北区的少数民族增加到13个、194人，以回、满、壮等族为主。到2000年，江北区的少数民族增加到24个，人口达1123人，比1990年增加929人，增长4.79倍。人数占多的以土家族、苗族、回族为主。此变化与江北区的人才、劳务引进和接纳库区移民有关。第五节 婚姻
  民国24年（1935）9月，鄞县公安局第四分局辖区统计：未婚男性5271人，女性3009人，男多于女；有配偶的男性6257人，女性为4222人，男多于女；丧偶男性193人，女性763人，女比男多570人。民国37年（1948）5月，江北镇未婚男性1014人，女性959人，男多于女；有配偶男性8132人，女性8050人，男亦多于女。丧偶男性768人，女性900人，女比男多，但是差距比民国24年（1935）已经缩小很多。
  解放后，政府颁布《婚姻法》，建立婚姻登记制度，确立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1952年10月，原江北公安分局《婚姻状况统计表》显示，原江北区已达婚龄（男20岁、女18岁）的13975人中，未婚2784人，占19.92％；已婚11191人，占80.08％。已婚人口中，有配偶9445人，占84.4％；丧偶1675人，占14.97％；离婚71人，占0.63％。未达婚龄9087人中，已婚67人，占0.74％，说明存在不符合法定年龄的早婚现象。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5岁以上人口中，未婚41671人，占23.86％，比1952年提高3.94个百分点。已婚132963人中，有配偶121227人，占91.17％；丧偶10223人，占7.69％；离婚1513人，占1.14％。离婚率比1952年上升0.51个百分点。未婚人口中，15～29岁人口38679人，占92.82％。其中，男性23610人，女性15069人。有配偶人口中，男性61489人，占50.72％；女性59738人，占49.28％。丧偶人口中，男性2326人，占22.75％；女性7897人，占77.25％，明显高于男性。离婚人口中，男性1030人，占68.08％；女性483人，占31.92％，女性明显低于男性。从离婚的年龄来看，30～45岁是离婚的主要年龄段，占离婚人数的43.7％。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10％的样本中，15岁以上的人口，未婚5868人，占25.70％。已婚人口中，初婚15164人，占89.41％；再婚411人，占2.42％；离婚321人，占1.89％；丧偶1065人，占6.28％。与1990年相比，未婚上升1.84个百分点，丧偶下降1.41个百分点，离婚上升了0.75个百分点。从离婚的年龄来看，离婚人口出现年轻化趋势，3045岁的离婚人数比1990年升高将近12个百分点，占总数的54.5％；从结离婚比例看，从1995年的11∶1，到2000年的8∶1，再到2006年的6∶1，上升很快。
  第六节 姓氏
  据江北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公安户政部门的统计，2008年江北区现有各种姓氏674个，其中复姓5个，分别为司徒、欧阳、皇甫、上官和诸葛；单姓669个，人数最多的前10个姓氏为陈、王、张、徐、周、李、朱、杨、胡、郑。这10个大姓占了全区总人口的38％。有些姓虽然人数不多，但长期在江北地区繁衍生息，比较具有江北地域特点，如冯、司徒、费、邵、童等。有132个姓氏只有一两个人，非常少见，如赤、纹、呼、帕、嗣、河、眉、原、孝等。
  第四章 人口素质
  第一节 文化素质
  1949年前，宁波市包括江北区域内的人口文化程度很低，文盲率偏高。民国25年（1936），鄞县警察局编的《宁波警察局概况》表明，民国24年（1935）9月，第四、第五分局辖区，在已查明的男性27269人中，文盲和半文盲共21096人，占73.36％；中小学和私塾5867人，占21.51％；大学和留学生125人，仅占0.45％。女性18316人中，文盲和半文盲16695人，占91.15％；中小学和私塾1615人，占8.81％；大学文化5人，占0.02％。民国37年（1948），鄞县警察局《户口调查表》统计，江北镇的人口文盲率为55.81％，北郊镇的人口文盲率超过51％。
  1949年以后，民众的文化程度有较大提高。1964年，原江北区有12岁及以上人口27773人，文盲6336人，其中不识字5290人、初识字1046人，文盲率降低到22.8％。郊区有12岁及以上人口92763人，文盲38186人，其中不识字32971人、初识字5215人，文盲率为41.17％，高于城区。两区合计的文盲率为37％，比1949年前有较大幅度下降。1982年，原江北区12岁及以上人口54050人，文盲5061人，文盲率下降到9.36％；郊区有12岁及以上人口121070人，文盲28080人，文盲率亦降至23.19％。两区合计的文盲率为18.9％，比1964年又有较大幅度下降。1990年，江北区15岁及以上人口为174634人，文盲23953人，文盲率为13.72％。2000年，江北区文盲率大幅下降，为4.61％。
  文盲率的快速下降主要得益于教育的普及。1964年的《人口文化程度普查统计表》显示，原江北区总人口为37349人，而12岁以下不在校儿童就有9576人，不识字、初识字6336人，两项占总人口的42.6％。郊区总人口127483人，12岁以下不在校儿童和不识字、初识字的分别为34720人和38186人，共72906人，占57.19％。1982年，原江北区6岁及以上人口为58334人，接受小学至大学文化教育的人数为52479人，占89.96％，其中接受大学教育的1247人。郊区6岁及以上人口为135922人，接受小学至大学文化教育的105631人，占77.71％，其中接受大学教育的385人。
  1990—2000年，江北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200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4817人，占9.57％。此后，江北区高素质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整体力量逐年加强。2006年，全区共引进人才5333人，其中博士7人，硕士60人，高级职称人员102人，中级职称人员301人，高技能人才30人。2007年，全区引进各类人才5179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80人，博士4人，硕士105人。2008年引进各类人才6215人，比2007年增加1036人，其中高层次人才284人，包括博士5人，硕士74人和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2人，进一步优化了人才结构。
  第二节 健康素质与百岁老人
  解放前，由于生活贫困、卫生条件差、设施落后，各类危及民众健康的传染病时常暴发流行，导致人口死亡率很高。民国27年（1938）浙江省及宁波地区的人口死亡率达到28‰，婴儿死亡率达161‰，预期寿命只有35岁左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民众的健康和卫生状况，卫生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各类传染病大幅度下降，群众的期望寿命逐年提高。1966—1990年，江北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在5‰～6.5‰，孕产妇死亡率接近于零。2006年，传染病的总发病率为每10万人359.81人，比2004年下降了近一半。
  1989年，江北区人口的预期寿命达73.49岁，2005年为75.42岁，2006年为75.87岁，但预期寿命均低于宁波市同期的平均水平。2007年，江北区市民身体健康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95.4％，位居全市各县（市、区）第二。
  高龄老人历来受人尊敬。明清时代各地百岁老人名列地方志，名垂永世。1990年，浙江省老龄委员会等部门发布《关于对百岁老人发放补助费的通知》，规定凡年满100周岁的老年人，从是年1月起，每人每月发25元生活补助费；1997年4月，百岁老人补助费调整为每人每月100元；2003年1月，再度调整为200元；2007年10月再度调整为每人每月300元，经费由地方财政划拨。
  第五章 人口控制
  第一节 计划生育
  生育状况1949年前，人口生育处于自然状态，早婚、早育、多生情况十分晋遍，因此人口出生率较高，但死亡率也较高，人口增长并不快。民国37年（1948）4—9月江北镇《户籍统计月报表》显示，半年共出生44人，死亡42人，6月份总人口为26843人。全年出生率为3.28‰左右，死亡率为3.13‰左右，自然增长率为0.15‰，“三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从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江北区域内的人口生育和自然增长过程较为曲折。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生育的模式由1949年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70年代后，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逐步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人口生育模式。其间又有两个生育高峰期、一个低谷期、一个人口控制期。1952—1958年是第一个生育高峰期。1954年，原江北区的出生率高达50.15‰，死亡率为9.31‰，自然净增率为40.84‰。1956年，原郊区的出生率为40.87‰，死亡率为10.85‰，自然净增率30‰。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再生产走入低谷，江北区现境内的人口年出生率降至20‰左右。但随后又形成第二个生育高峰，年平均出生率补偿性回升至30‰左右。进入70年代后，政府开始真正重视人口控制，原江北区和郊区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由1964年的30.81‰降到1978年的13.43‰。
  1991—1995年，江北区年平均出生率8.72‰，死亡率5.8‰，自然增长率2.92‰，净增人口仅3007人。1996—2000年，年平均出生率6.63‰，死亡率5.56‰，自然增长率1.07‰，净增1160人。尤其是2000年，出生人数1278人，死亡人数1286人，减少8人，自然增长率﹣0.037‰，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北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自然增加人数最少的一年。1991—2008年，江北区的计划生育率绝大多数年份超过99％高出全市平均水平，进入宁波市计生工作先进行列。
  
  政策规定 自古以来，主流的人口思想一直是鼓励生育，不加干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政策也比较宽松，加之社会安定、卫生条件改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因此对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压力。1960年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1963年开始限制早婚，鼓励晚婚，明确规定在校学生和工商企业学徒在学习期间不准结婚。是年，宁波市在郊区洪塘公社洪塘大队进行了计划生育试点。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口政策确定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2年，国家提倡“晚、稀、少”等人口控制政策。1980年后开始推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胎化政策。对某些确实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间隔至少4年方可生育，杜绝三胎。1985年，江北区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夫妇144对，其中批准安排当年生育的64对。政府发给独生子女夫妇独生子女优待证，并附加一系列优惠措施。与此同时，各乡镇政府也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如庄桥镇政府规定：二胎育龄夫妇，男子结扎休息10天、妇女结扎休息1月，同时发营养费50元。农村社员由镇政府负担30元，村里负担20元。1985年，半浦、洋市、洪塘、裘市、白沙、孔浦、中马、槐树8个乡镇、街道实现了“三无”（无多胎生育、无计划外二胎、无大月份引产）。1986年，江北区规定安排农村生育二孩的具体条件；落实以一孩育龄妇女放宫内节育器、二孩育龄妇女结扎输卵管为主的综合性节育措施。
  1998年，江北区被列为浙江省城市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主要依靠行政强制”向“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为主”转变，包括一孩生育由“按人口计划指标生育”向“按生育政策生育”转变；流动人口生育管理向“以现居住地为主”转变；农村人口生育向“村为主、村民自治”转变；城市人口生育向“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社区服务，居民自治”转变。2003年，江北区开始实施《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女职工只生育一个子女，参加生育保险并履行了缴费义务，可享受生育津贴、免除生育医疗费用和计生手术医疗费用的待遇。至2005年，全区22340人参加生育保险，为妇女生育权益保障提供了法律支持。
  1990年6月，宁波市政府组织公安、工商、民政、计划生育等10个部门，在孔浦街道和湾头乡开展为期40天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试点工作，并于12月出台《宁波市流动人口和个体工商户计划生育管理办法》。2003年底，江北区建立外来人口计划生育、公安、劳动“三证合一”、“统筹管理、服务均等、信息共享、区域协作、双向考核”的工作机制，探索出计卫合作、房东管房客、网络化管理等服务管理模式，实行流动人口的宣传咨询、避孕药具发放、计划生育四项手术、查环查孕、办理婚育证明、婚检和优生检测“六免费”制度。开展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关怀关爱专项行动，对在江北区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的三类家庭每月补助100元；未满14周岁的辖区内学生，给予助学奖励，独生子女每年奖励100元，双农独女的奖励150元。出台《外来常住人口住院分娩实行救助的实施办法》，凡符合条件，并到指定医院分娩的，每人补助400元。2005年，为外来育龄妇女提供“四项手术”服务1432例，“三查”服务22870人次，报销手术费3万元。2006年有52名外来孕妇接受补助。
  2005年5月起，江北区开展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工作，构建“奖励、优惠、扶持、免费、保障”五位一体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依法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发放率每年达到100％。对放弃生育指标的“双农独女户”家庭，每户给予一次性2000元的奖励。设立江北区计划生育公益金，对独生子女亡故、残疾且不再生育，并未领养子女的家庭和为落实计划生育措施，接受节育手术而产生并发症，且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每月给予定额补助；对179户计生特困户、因特殊情况造成生活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和计生干部，提供一定救助。对672人实行计划生育且年满60周岁，现家庭无子女或一孩的农民家庭，每人每月给予100元的扶助。至2008年，全区有1073人领取了304.5万元。江北区还出台《计划生育四项手术免费结算及计划生育并发症报销办法》、《外来常住人口住院分娩实行救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性文件。
  1985年，江北区被评为宁波市计生工作先进集体。江北区计划生育委员会被评为浙江省“七五”、“八五”期间计划生育先进集体。江北区政府获2004年浙江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区、2008年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等殊荣。
  婚育新风 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推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1980年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从“晚、稀、少”转移到“一胎化”，晚婚晚育逐渐成为江北区城乡居民的自觉行动，“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旧传统思想，逐步被“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新风尚所代替。1984年，江北区女性晚婚率达96.44％，计划生育符合率98.87％，节育率94.44％。1988年，全区女性晚婚率84.46％计划生育符合率98.89％，节育率94.64％。1990年后，晚婚率进一步提高，1992—1997年均超过，92％。2000年后，全区晚婚率有所下降，维持在74％左右。
  节育措施 1949年前后，社会上多子女的育龄妇女大多采取安全期、延长哺乳、吃草药，服用奎宁、大黄、十滴水等土办法避孕、堕胎，不仅损害身体健康，有的甚至丧失性命。1955年，政府开始在机关、工厂的女性中进行避孕节育指导，出售避孕工具。1957年后，使用阴茎套（后改称避孕套）、子宫帽、坐药的开始增多。1970年后，政府开始免费供应口服避孕药。至1975年，郊区农村基本做到“四项手术”（放环、人工流产、女扎、男扎）不出乡镇。宁波工人保健院（1974年改为宁波市第三医院）率先建立避孕指导门诊。1983年，农村节育规定“一胎放环，二胎结扎，计划外怀孕采取补救措施”。1984年4月起，避孕药具发放工作归乡镇、街道计生部门管理。
  1986年，江北区抽调宣传部、妇联、工会、团委、公安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两个工作组，赴云湖、妙山两乡开展计划生育服务活动。第三医院妇科主任带两名助产士到乍山乡，就地完成7例结扎手术。区妇保站为费市乡19名育龄妇女做放环和人流手术。至1988年，江北区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23.08‰下降到12.48‰，计生率98.86％一胎率78.32％。1990年开始推行“分层推进、整体提高”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1995年，全区签订，不再生育合同772份，晚婚合同69份，自愿放弃照顾生育二孩指标171户。2000年后，各级计生办、计生宣传（技术）指导站开展避孕节育全程优质服务，通过避孕药具进社区（村）、进楼道、进宾馆、进医院、进校园、进菜场等方法，让育龄群众能就近、方便地领取到免费供应的避孕药具。
  第二节 优生优育
  历史上，江北区域内不避忌近亲结婚的事时有发生，导致人口出生的缺陷。1950年，国家颁布《婚姻法》，禁止直系亲属血统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近亲结婚开始得到有效控制。同时，还对“土产婆”进行改造，推行新法接生，降低产妇和出生婴儿死亡率。1973年，宁波市提出“健全妇幼保健网，抓好妇幼保健工作”的要求，对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边查边治，并连续多年杜绝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发生。1986年，江北区开始对结婚登记的男女青年进行婚前检查。2003年后，江北区为结婚登记的对象免费发放各种婚育保健资料和“江北区免费婚育保健一卡通”大力宣传《母婴保健法》，开设专题培训网站，开通咨询热线、设立新婚课堂，积极引导新婚夫妇参加，2005年开始的免费婚检和2007年开始的优生检测。2008年，全区的婚检率为37.89％。
  1988年，江北区建立以区计划生育指导站为龙头，乡镇（街道）计生、卫生“二合一”服务中心为主体，村（居）卫生服务站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生殖保健服务网络体系，为新婚期、怀孕期、哺乳期、节育避孕期妇女群众提供档案、检查、知识讲座等服务。2008年，全区孕产妇死亡率为零，婴儿死亡率为2.81‰，孕产妇和儿童保健覆盖率为100％，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6.21％，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为95.86％。
  1973年开始，政府对3～7岁学龄前儿童开展儿童健康检查和缺陷矫治，各幼托机构均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对儿童进行预防接种。2006年，对18个行政村和12个居委会的2003—2005年出生的451名儿童进行计划免疫接种率抽样调查，“五苗”（卡介苗、乙肝、脊髓灰质炎、百白破三联、麻疹）全程接种合格率全部达标，其中卡介苗100％、脊髓灰质炎疫苗100％、百白破三联疫苗100％、麻疹疫苗99.5％、乙肝疫苗99.I％，乙肝首针及时率90.2％，均超省级90％的要求。2008年，江北区7岁以下儿童免疫规划“七苗”（增加了乙脑疫苗和流脑疫苗）接种率95％以上，保健覆盖率98％以上；流动儿童“五苗”的基础免疫和单苗的合格接种率均在90％以上。
  第三节 组织管理
  解放后，人口生育工作属于卫生事业，受卫生部门领导。1963年，境内的政府机构、各单位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但未能长期开展工作，计生委一度被撤销。1984年，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主管全区的计划生育工作。1988年，区计生宣传技术指导站建立，承担对基层计生人员的业务培训、开展计生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等。1989年，区计划生育协会成立，并逐步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村（居）三级计生协会组织，协会会员共23716人。1992年，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江北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乡镇、街道以及村、居、单位设置相应组织，初步形成全覆盖的计生管理网络。2005年，江北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改名为江北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按照“整合服务资源、调整功能定位、增强服务能力、满足群众需求”的要求，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强化服务队伍建设，完善管理服务机制，建立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一体化。
  1955年开始，卫生部门就开展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主要是宣传适当节育的意义。1963年，政府在洪塘公社洪塘大队搞计划生育试点，并推出宁波动力机厂、港务局第三装卸区和洪塘公社、费市公社等计划生育先进典型。20世纪70年代，针对部分干部把计划生育看成是“私房事”、“妇女干部和卫生部门的事情”，以及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旧思想和旧观念，开展家庭、婚姻、生育领域移风易俗的教育。1984年11月，江北区召开计生工作宣传月大会，全区集中领导力量、集中时间、集中舆论工具、集中部门力量，统一部署，上下结合，进行落实基本国策教育，使之深入人心。其间共培训计划生育骨干587人次，受训人数8500余人；召开群众大会和座谈会360余次，参加人数8500余人；分发计生宣传资料、画册4500份（本），悬挂横幅标语8860余张（块），出黑板报770余期次，放映计划生育电影10场次；580余对一孩夫妇领取独生子女证，134名计划外孕妇实施人工引产，25名育龄妇女结扎，602人上环，并出现多个“三无”村。
  1990年后，江北区沿街（路）设置计划生育宣传牌、宣传画、宣传窗，农村做到乡、镇所在地有计划生育宣传一条街或一条路，每个行政村有永久性固定标语3～5条。2000年后，江北区落实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并继续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咨询、展览等活动，转变群众婚育观念，提高群众对自身生殖健康的关注度，形成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