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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之公直系世系图解读
□钱文华
笔者根据史料及清光绪慈谿《姚氏宗谱》、民国《慈东姚氏宗谱》，对植本堂姚氏重要人物与揆之公直系世系之关系进行分析考证，现解读如下。
一、揆之公（姚韬，字揆之）是迁慈姚氏第22世，始祖姚嗣宗第21世孙。姚嗣宗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任环州军事判官，后升为广西浔州守。晚年从会稽山阴迁来明州慈谿县城慈城平政桥西，因其孙姚榛曾建造植本堂（一说北宋龙图阁学士姚孳建造），故后人以植本为堂号，史称慈谿植本堂姚氏。
二、揆之公是南宋举人姚荣孙第13世孙。姚荣孙，字安礼，行第宗，排行三，其后裔史称宗三房。生三子，姚应凤、姚应蟾、姚獬孙（字应獬）。迁慈东庄桥姚家村始祖清六公姚锐翁（又名姚冕），即为姚獬孙第三子。
三、揆之公七世族祖姚堂，明正统进士，历任苏州知府、广东参政。姚堂即是清六公堂弟清八公（姚应蟾的次子）四世孙。
四、揆之公六世族祖姚镆，明弘治进士，历任右都御史、四川巡抚、兵部尚书。姚镆即是清六公堂兄清三公（姚应蟾的长子）五世孙。
五、揆之公五世族祖姚涞，兵部尚书姚镆的长子，明嘉靖二年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姚涞即是清六公堂兄清三公（姚应蟾的长子）六世孙。
六、姚家村姚氏，始祖清六公姚锐翁，大致生活于元代。从慈城迁居庄桥姚家村（现隶属宁波江北区），至今约有650年历史，繁衍了二十四世。现排列如下（以姚志明一脉为例）：
始祖姚锐翁（姚冕）—第二世姚伯常—第三世姚敬通—第四世姚德淳—第五世姚锵—第六世无考—第七世无考—第八世无考—第九世无考—第十世姚尚礼—第十一世姚应宇—第十二世姚韬（字揆之）—第十三世姚瑞臣（字锡九）—第十四世姚凤阳（字仲喈）—第十五世姚枢（字位北）—第十六世姚燕（字启商）—第十七世姚垌（字芳原）—第十八世姚钰（字成五，来淮公生父）、姚钧（字显五，来淮公继父）、姚钜（字尊五，来淮公继父，兼祧）—第十九世姚来淮（字舲生）—第二十世姚胥梁（字祥荣）—第二十一世姚纯金—第二十二世姚志明—第二十三世姚行之—第二十四世姚又新。
七、修撰于1931年的《慈东姚氏宗谱》，在目录中明确列有揆之公支世系。宗谱中列出的第十二世姚揆之至二十世姚祥荣世系，准确清楚，可靠可信。
八、本书下辑中，第十九世姚来淮至二十四世姚又新这六代姚氏世系，由二十二世姚志明按直系关系排列。姚来淮其他后代也可按此办法，连接各自的直系世系。
九、上述直系世系图按旧宗谱“男丁入谱”惯例排列。
十、从始祖清六公姚锐翁至第十一世姚应宇之间，即整整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各种地方史志竟没有留下与慈东姚氏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这不能不让研究者感到遗憾。
十一、家谱里第六世至第九世连续四代名字无考，这恰恰说明这四代人的生活存在不确定性。一个人如果没有稳定的生活，一直为生存而焦虑奔波，谁会想到祖宗的一切？唯有生活安定，家庭和谐，子孙兴旺，才会想到祖宗，才会建祠堂和修家谱。
十二、慈东姚氏排行字辈，生前（宗祠排行）和身后（阴歌排行）各有一套，都表示族内的辈份。
生前使用宗祠排行字辈，在出生取名时嵌入名字内。慈东姚氏在13世之前字辈无考，14世起才创立使用，共计32字。宗祠排行（14世起）：念、兹、烈、祖、聿、来、胥、宇、克、定、厥、家、受、天、之、祜、永、言、孝、思、监、亦、有、光、本、支、百、世、长、发、其、祥。
身后使用阴歌排行字辈，只在宗谱世系里使用，共计40字。阴歌排行：清、正、敬、德、钦、启、甫、昌、盛、秀、才、良、济、美、余、庆、兴、贤、位、能、玉、洁、如、日、皎、普、照、善、地、乡、光、前、兼、裕、后、永、远、镇、家、邦。
十三、第十七世姚垌生五子，依次为：姚钰、姚鍌、姚〓、姚钧、姚钜。第十八世姚钰生四子，依次为姚来涔、姚来泩、姚来溱、姚来淮。
十四、第十八世姚钰将第四子姚来淮过继给第四弟姚钧为子，按宗规：自从过继日起，姚来淮不再是生父姚钰的儿子，而是其叔父姚钧的儿子。其叔父自过继日起不再是叔父，而是姚来淮的永恒的父亲，其后代即为姚钧的子孙。后来经过继父姚钧同意，姚来淮又过继给小叔父姚钜当儿子，此过继属于兼祧性质。所谓兼祧就是姚来淮首先是姚钧的过继儿子，其次也是姚钜的过继儿子，两位父亲兼有一个儿子。当然这两个父亲以姚钧为主，姚钜为次。按宗规，如果姚来淮生有两个以上的儿子，一般是第二个儿子立在姚钜名下。
十五、目前从民国二十年《慈东姚氏宗谱》横竖红线来看，姚来淮生五子，谱名依次为姚胥椿（字瑞荣）、姚胥桢（字春荣）、姚胥梁（字祥荣）、姚胥栻（字茂荣）、姚胥权（字钦权）。来淮公五子以下世系图，系姚祥荣长孙姚志明补充连接，不见于《慈东姚氏宗谱》。宗谱中的姚来淮，字生。来淮公在世时，还用过一个字：龄生。1931年王载芳修谱时，来淮公（1874—1945）仍健在，故谱中称“名”，不称“讳”。
十六、世代平均年率是指父系后裔之间出生年的平均年差，经多方互证认定，以三十年为世代平均年率（允许上下三年之间波动），与古代修家谱要求“谱法当一世一修，故每三十年为率”相吻合。从十二世姚揆之至二十四世姚又新，如果以世代平均年率30年算，共有390年。因二十四世姚又新，生于2010年，尚在幼年，故计算存在偏差。为计算正确，应减去二十四世姚又新，以二十三世姚行之为准，时间也不是今天，而是2010年。故十二世姚揆之至二十三世姚行之之间，共有12代，每代年差30年，共计360年。从2010年往上推算360年，为1650年，即是清朝顺治七年。如果每代年差率再向上加一年，即为31年，则12世共计372年。从2010年倒退372年，为明崇祯十一年，即为1638年。也就是说，十二世祖姚揆之大致生活在明末崇祯与清初康熙年间，与家谱所记载十二世祖姚揆之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殁于清康熙廿二年（1683）大致相符合。
（2019年5月31日改定）
《慈东姚氏宗谱》续编（第21-24世）
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慈东姚氏宗谱·揆之公支世系图》，列出了第十二世姚揆之、十九世姚来淮、二十世姚瑞荣、姚春荣、姚祥荣、姚茂荣、姚德荣。
姚来淮传略
姚来淮，字生、铃笙、铃生。1874年农历十月二十出生，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11月去世。终年72岁。
据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慈东姚氏宗谱》记载：姚来淮系慈东姚氏第十九世，即十二世姚揆之支世系。按行第排列应为“位”字辈。位字辈名讳中大都有水字偏旁。姚来淮同胞兄弟四个：来涔、来泩、来溱、来淮，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均带水。古人命名方式之一，以五行序辈。五行相生，寓意子孙繁盛、生生不息。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从十五世到二十世：姚枢、姚燕（燕字下面四点形似火）、姚埛、姚钰、姚来淮、姚胥樑，五行相生。
如果按此规矩，我祖父叫姚胥裸（字祥荣），那么我父亲姓名中应带有火（木生火），而我的名字则应带有土。但宗谱修纂于1931年，父亲姚纯金出生在1933年，他的名字中不但无火，反而有金，可见时势不同，五行序辈之法，到父亲这一代就结束了。
姚来淮在宗谱的表字只有“舲生”一个，铃笙、铃生均为后来所取。镌刻在鄞州宝幢曾祖父墓碑上的用名，就是姚龄生。要不是找到了《慈东姚氏宗谱》，后人可能还不知曾祖的大名和其他的表字呢。
关于姚来淮的父辈之行状，已无从考证。曾祖的行状也只能根据其第五子姚胥权（字德荣）、女儿姚爱云和我祖母王凤英于1998年介绍而来，因为其他祖辈当时已去世。
姚来淮出生地应在今江北区庄桥街道姚家村，准确地说是前姚村（姚家村分前姚、后姚）。姚德荣没见过祖辈（姚钰、姚钧、姚钜），他们是务农还是经商不清楚。但姚德荣知道，姚来淮读过四年私塾，能习文算术，家境不错。
1888年，姚来淮14岁那一年，经亲友介绍和帮助，到上海义昌钱庄当练习生，也就是学徒。由于肯干和聪慧，他逐步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重用，由一般伙计（职工）晋升为帐房（会计）。1899年，25岁时，姚来淮成家立业，娶田胡乡胡氏为妻。
胡氏生四子一女：长子姚瑞荣、次子姚春荣、三子姚祥荣、四子姚茂荣、女儿姚爱云。1921年，也就是胡氏与姚来淮婚后第23年后病故。胡氏去世时大约40岁。
1924年，姚来淮年届半百，无奈“家务乏人管理”，又娶洪有凤（又名洪阿四）为续弦，并于1928年生育一子，即姚德荣。
如许多宁波帮一样，姚来淮不仅自己在上海从事钱庄业，还积极鼓励支持儿辈经商。长子姚瑞荣早年曾随父在上海经商，治何业不清楚；二子姚春荣曾从事参行；三子姚祥荣曾从事木行；四子姚茂荣曾从事面粉业；五子姚德荣曾从事棉布业，还当过宁波如生罐头厂厂长和宁波市生产资料公司副总经理。由此可见，曾祖和祖父这一辈，大都从事金融及商业。
值得一提的是姚来淮女儿姚爱云，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当过慈溪县骆驼桥乡副乡长。我少年时，曾多次见过姚爱云，她给我的印象极好：又慈祥又干练。1998年去骆驼桥拜访姑祖母时，“姑婆”躺在床上，与我谈了约一小时。
1942年，姚来淮在上海整整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68岁那一年，深感年老体衰，遂决定回宁波老家颐养天年。当然，从1888年至1942年，他虽然在上海供职，但他的家业仍在宁波，一大家子，全靠他的收入养活。他在上海辛苦了一辈子，多多少少也给下辈置办了一些家产。
姚来淮回甬时，除幼子姚德荣外，其余子女均已成家立业。这位年近古稀的老翁，毅然决定“分家”，请族人姚宝龙等做“中间人”，进行“分家析产”，并立《分书》一式五份。这里不妨将收藏于三儿子“礼房”姚祥荣后代的那份《分书》全文摘抄如下（标点系编者所加）：
“立分书人姚铃生今因年老力衰，难以督理家务。元配胡氏为室早已身故，生下四子一女，长名瑞荣、次子春荣、三子祥荣、四子茂荣均已婚配。女名爱云许配慈东下河吴家为媳。当时因家务乏人管理，续娶洪氏为侧室。所生一子名德荣，现已学业，尚未娶婚。各人均已年大，理宜树大分枝，况余有无积蓄，因特延请亲族，将自置樟桥（编者注：现江北区庄桥镇前姚村）前姚漕头朝南正堂房壹全间，朝西侧面楼屋贰全间，四址载明。老契归并次子春荣承受。因余囊无余资，而目下生活程度日高，将归并次子春荣之屋，由次子春荣出旧币叁仟元。惟因长子瑞荣早已病故，娶媳童氏，生下孙女一人。因乏后嗣，由次子春荣所生长孙有土承继长房为子。所归并次子春荣之屋，作价旧币叁仟元内壹仟元作归长房童氏身后经丧之费，不作别用。交次子春荣无利保管。其余贰仟元归余身后丧葬之费。当时由次子春荣付来，旧币壹仟另四拾元系购棺木之用，尚余旧币九佰陆拾元，仍存次子春荣处。以长年壹分利计息。现因生活随时提涨，如日后将九佰陆拾元及利息之数不敷余丧葬之费，仍由次子春荣、三子祥荣、四子茂荣均各分派。如五子德荣成年，亦应分派，作为四股照派。又宁波象鼻巷三十二号朝东平屋五间及披屋贰间，归余生活费及洪氏生活费与日后经丧等费及五子德荣娶婚费，由余将宁波象鼻巷房屋名下提出旧币壹仟元，归恤长房童氏媳妇年老养身生活费。但长房童氏无故不得随时支取。须待年老方得逐年支取。惟余提付长媳童氏之费，须待宁波象鼻巷房屋出卖与人后，方可付给，次子春荣代为保管。自分之后，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房，务各克勤克俭，庶几家道寝昌；无怠无荒，然后祖风丕振。尚其勗哉！今特立分书一式五本，仁义礼智信五房各执一本为据。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日立。分书主父姚铃生（盖章）、仁房童氏（划×）、义房春荣（盖章）、礼房祥荣（盖章）、智房茂荣（盖章）、信房德荣（母代划×），见议亲族姚宝龙（盖章）、洪达林（盖章）”（分书原件详见本书下辑）。
细细分析曾祖父姚来淮的《分书》，大致可推论出如下几点：
其一，姚来淮共有房产两处：宁波江北区庄桥前姚村一处，海曙区南大路象鼻巷一处。
其二，按专家说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元银元折合人民币60至70元（2009年）。《分书》立于1942年，提及的3000元旧币，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18至21万之间，但这一测算有待考证。
其三，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上海一个中学教师月收入约45元；一个女工的月收入约12元，而当时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的开支约20至30元（旧币）。因此，这3000元旧币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1937年一头牛约100元旧币）。所以，姚来淮与儿子姚春荣“以长年壹分利计息”。
其四，1942年，姚来淮从上海回宁波，作价出售前姚村乡下房屋后，自己和夫人洪氏及儿子姚德荣，住在“象鼻巷32号朝东平屋五间及披屋两间”。这处房产未出售，直至笔者1998年采访姚德荣时，叔祖父姚德荣和夫人仍住在那里。在《分书》中有一句“将象鼻巷房屋名下提出旧币壹仟元”。换言之，曾祖父自己再掏出1000元旧币，加上前述3000元一部分，作为财产来安排长媳和自己丧葬后事等。
其五，1942年立《分书》时，除仁房姚瑞荣英年早逝外，义房姚春荣、礼房姚祥荣、智房姚茂荣已“自立门户”，信房姚德荣虽未成年，但“四房”均有“分派”义务。于此可见，儿子们的责权利是统一的。
其六，见议亲族姚宝龙、洪达林应是前姚村里的前辈。他们是《分书》的证明人，相当于“见证人”。2013年记者到前姚村去采访时，老人们仍记得村里有个德高望重的姚宝龙老人，住在“大一房”（现为江北区级文物保护点，清代古建筑，见封面图）。姚宝龙与姚铃生关系尚待考。
另外，在《分书》中还有一个“再批”，引人注目。内容共四条，其中第四条为：“永嘉祀锡九祀祀产嗣后由仁义礼智信五房轮流承值”。钱文华先生经过仔细考证并会同戴松岳先生共同研究，作如下断句“永嘉祀，锡九祀，祀产，嗣后由仁、义、礼、智、信五房轮流承值”。祀产在何地？2018年春姚春荣儿子姚宇明告知，就在姚家村。
1998年春，笔者分别拜访了尚健在的祖辈姚德荣和姚爱云，前者住海曙区南大路象鼻巷，后者住镇海骆驼桥农村（均由叔父姚顺昌陪同前去）。2013年1月，笔者又分别采访了姚春荣次子姚宇明和姚德荣长女姚丽珍、儿子姚严明。他们对“义”房和“信”房两家的情况又作了一些补充。
现结合《分书》，将姚来淮后代分述如下：
姚瑞荣，1904年出生。成年后娶妻童氏，育有两个女儿，《分书》称一个女儿。“因乏后嗣”，由次子姚春荣将儿子姚有土过继给姚瑞荣为子（编者注：据姚宇明告知，姚有土（姚宇洪）“过继”未成事实）。姚瑞荣早年在上海经商，英年早逝。
姚春荣（又名姚书槿），1907年出生，生育二子一女（详见姚春荣家族简介）。
姚祥荣，1910年出生，生育三子二女（详见姚祥荣传略）。
姚茂荣，1913年出生，成年后在宁波太丰面粉厂工作，生育二子二女（资料不详）。
姚爱云，1918年出生，1938年出嫁，给镇海区骆驼镇下河村吴金元为妻。姚爱云于1999年10月病故。姚爱云与吴金元生一子二女，依次为：长女吴丽君（已故），大女婿陈祥康（已故）；次女吴素君1957年7月28日出生，次婿杨申友1951年6月3日出生；儿子吴晓君，1964年10月3日出生，现在盛星数控有限公司工作。吴晓君与妻子茅燕君（1966年12月28日出生）生一子：吴聪聪（1990年6月14日出生），在银亿集团工作。
姚德荣，1928年出生，生育一子三女（详见姚德荣家族简介）。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姚祥荣传略
1971年2月18日，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被窝里的我们姐弟仨，突然被父母叫起：“爷爷不行了，快去！”那年我14岁，初中生，已经懂事了。“不行”，意味着病危。全家手忙脚乱，急匆匆骑自行车从永宁巷38号赶到爷爷奶奶家。第二天，祖父就仙逝了。祖父姚祥荣1910年9月23日（农历庚戌年八月二十）出生，因患肺气肿，于1971年2月19日去世，终年62岁。丧事在桂芳巷26号家里举行，奶奶啼哭不已，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一次，我领略了失去亲人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痛。
爷爷很慈祥，从不疾言厉色。隔代亲，爷爷对长孙的我，疼爱有加。孩提时，我姐弟仨在爷爷家住过几年。那是一幢老式民居。住着王家三户人家：奶奶王凤英和表叔王家昌和王家泰，据说那是他们王家的私宅（爷爷没有自己的私宅）。
爷爷生于庚戌年，我生于戊戌年，我的儿子生于壬戌年。四代之中，有三个生肖属狗，也算巧合。家里有爷爷的遗像，我酷似爷爷。爷爷给我的印象，不妨用文字描绘：瘦削的脸庞，深凹的眼窝，一双忧郁的眼睛，沉默寡言，穿着旧式蓝色中山装，常低着头，使劲地吸着劣质烟，一坐就是好长一会。偶尔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我只能从他眼神去判断他的好恶喜怒。
长大了，我知道了为什么。爷爷一生坎坷，经济拮据，饱经沧桑。平平凡凡地来，又平平凡凡地去。
祖父和祖母均葬在鄞州区育王公墓。清明节我去扫墓祭拜，常常在爷爷的坟头，敬上三支中华门香烟（或其他优质香烟），让冉冉飘起的烟雾，寄托绵绵的哀思。
言归正传，还是给爷爷立个小传。
祖父在《慈东姚氏宗谱》中列入“揆之公支世系表”。揆之公是十二世，祖父是第二十世。谱名：姚胥梁，字祥荣。排行：能。曾用名姚祥云、姚世良、姚永年。
祖父初中学历，七年私塾，后自学至初中。14岁出门到木行当学徒。解放前，先后在木行、颜料行等辗转谋生，曾经自营过一家木行。木行，就是经销木头的商店（商行）。据祖母说，一船木头到码头，祖父船头跳几下，船尾蹬几脚，就能知道一船木头有多少。
祖父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1998年底，我撰写第一稿《姚家家谱》时，距老人过世已28年，因此，只写了简单的几百字。现发现了他于1958年6月填写的《公私合营宁波人丰布厂职工履历表》，原封不动，打印成文，附录于后。
祖父的履历表，无疑可视为他的“自传”，也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立此存照”，从中可管窥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侧面。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王凤英传略
祖母王凤英（原名王秀玲），1912年7月24日出生，2000年2月25日病故，终年89岁。
1998年，我编写第一稿《姚氏家谱》时，祖母86岁，但思维清晰，细眯眼睛，抽着香烟，慢条斯理地与我娓娓道说姚家“家史”。
王凤英父亲王永昌早年在舟山沈家门“新和祥”绸布店当职员，薪水较少。王凤英母亲因患头晕病，无力操持家务。因此，王凤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小就是父母的得力助手了，十一二岁时，除了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外，或上山去晒目鱼干，或替渔民织毛衣、做“龙裤”，或外出卖茶叶，或到袜厂做袜……赚点小钱，以补贴家用之不足。
1930年，王凤英嫁给祖父姚祥荣。当时公公姚来淮远在上海义昌钱庄当帐房。祖父祖母一同住在曾祖父在宁波市区的私宅象鼻巷24号。当时姚来淮的前妻已病故，续娶的洪氏当家。所以王凤英侍奉的婆婆是洪氏。洪氏刚生下儿子姚德荣（1928年出生，当时才二三岁）不久，患病在床。在讲究忠孝节义的社会，作为新过门的媳妇，所负担的家务是繁重的。她孝敬婆婆，善待德荣，以致洪氏要儿子称她为“嫂娘”。
王凤英在象鼻巷与婆婆一起生活了三年左右时间。大约在1933年，即我父亲姚纯金出生前夕，祖父姚祥荣自立门户。一家人先是租住宁波秀水街塔水桥一住宅。后来又搬至战船街124号和乌含巷，两处住宅都是租用的，最后迁至桂芳巷26号。姚祥荣1971年去世后，王凤英一直与次子姚顺昌居住在一起，颐养天年。
王永昌共生育二子三女：
长女王秀凤。嫁给江北区陈家漕当教师的陈游墨为妻。生育一个儿子陈玉土（2006年1月，陈玉土患胃癌病故）、一个女儿陈瑞玉；领养二个儿子：陈玉赛、陈玉水。
长子王彭年。原在舟山沈家门“老新和”绸布店当职员，生育二子：长子王家祥（在上海）、次子王家昌。
次女王凤英（排行第三）。生育五子二女，按年龄大小排列为：长子姚纯金、长女姚月娥、次女姚月清、次子三四岁时病故、三子出生不久就夭折、四子姚顺昌、五子姚顺和。
三女王秀英（排行第四），嫁给一姓余的烟杂店“小业主”为妻，生一女：余翠琴。余翠琴后嫁给表兄陈玉土为妻，生三女一子，依次为：陈薛君、陈薛萍、陈薛红、陈勇泉。
次子王鹤年（排行第五）。生育一子二女：长子王家泰、长女王梅芳、次女王桂芳。
桂芳巷26号住着三户人家：王凤英一家，陈秀荷与儿子王家昌一家，王鹤年一家。26号是大宅院，我记忆中，每户各有大小四五个房间（含灶间，即厨房）。中间有一个共用的室内院子，一个“露天”院子，三户人家各放置大小不一的水缸。大家到巷子里的水井中打上井水，再用铅桶等容器，倒入缸中，以备不时之需（那时还没有自来水）。那个是不露天的院子放了一座大石磨。小时候，每到春节，三家人常常用它来磨“糯米粉”，糯米磨成粉后，就可制成汤团。磨粉，不仅是气力活，也须使巧劲。
姚祥荣与王凤英共生五子二女，其中二个儿子夭折。这里将二子二女的情况简述如下（长子详见姚纯金传略）。
姚祥荣长女姚月娥，1935年12月1日出生。少年时，因家里经济拮据，为保证长子读完小学，她与妹妹姚月清轮流读书。读书之余，绣花、编草帽，补贴家用。1951年考入海曙中心小学。1952年至1955年在宁波崇实商校读初中。毕业后，毅然只身赴新疆。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业厅、南疆莎车专卖公司等单位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9年至1963年在莎车人委（政府）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出席过群英会。1963年回甬与梁定岳结婚。1965年至1991年先后在镇明区委、江厦街道办事处等机关工作，担任过办事处党委委员、妇联主任、副主任科员等职务。1991年1月退休。
姚月娥1964年4月所生女性双胞胎，因医疗事故夭折，再未生育。后来表弟陈玉土将所生幼女过继给她当女儿，易名梁红。姚月娥培养梁红长大成人。梁红1970年出生，大专毕业，曾任海曙工商分局经检队副队长、组织人事科长、纪检监察室主任、海曙区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等职，现在海曙区纪委工作。梁红嫁给宁波市化轻公司唐敬东为妻，生育一子：唐寅杰，现留学英国。
姚祥荣次女姚月清，1936年出生。大约于1960年前后，由姑母姚爱云介绍，姚月清嫁给镇海骆驼桥贫农郑永江为妻，生育二女二子，依次为：长女郑和平、次女郑国平、长子郑海国、次子郑海民。
姚祥荣四子姚顺昌，1947年11月28日出生。1955年9月起，先后在宁波穆家巷小学和宁波八中读小学和初中，尔后，考入浙江地质技术学校（中专），1966年7月毕业。由于所学专业关系，1966年8月，他只身赴江西省264地质勘察队工作。在勘察队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跋山涉水，栉风浴雨，练就了他强壮的体魄。1972年1月，他从江西调回宁波，开始在宁波地质队工作。同年5月，又调至宁波市自来水公司。在自来水公司，他工作勤奋，为人豁达，先后担任工会副主席和行政科长等职。
1972年10月，姚顺昌与姚武结婚。姚武系江西省南昌市人，高中毕业，1944年9月23日出生，结婚后，随丈夫来甬，一直在宁波罐头厂工作，现退休在家。姚顺昌夫妇生育一子一女：姚明、姚蓉。
儿子姚明，1975年12月24日出生，1994年7月，效实中学毕业后考入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199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先后在“中院”宣教处、刑一庭等部门工作。2008年3月，任助理审判员；2011年到慈溪市观海卫挂职锻炼，任镇长助理；2012年1月到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工作，同年8月辞职。2012年9月起到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工作，任分行法律与合规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17年9月，调入宁波市资产管理公司特殊资产处理部，任总经理。2006年2月6日，姚明与大学同学邢煜辉结婚。邢煜辉，祖籍南京，现在宁波裕丰律师事务所工作。2007年5月22日，他们生一子：姚景行。
女儿姚蓉，1978年12月27日出生。1997年7月宁波中专（医学财会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市李惠利医院担任财务工作。2004年2月8日，姚蓉与李坚结婚。2006年6月27日生一女：李承澄。李坚现任宁波银行江东支行部门负责人。
姚祥荣五子姚顺和，1950年2月出生。1957年9月在穆家巷小学读小学，小学毕业后升入宁波第八中学读初中。1982年4月27日因病去世，终年33岁，无嗣。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姚纯金传略
春韵入园香，慈严却远航。残红谁再护，把酒问夕阳。这首古人所作的五绝，正好反映我为先父姚纯金作传的心境。我这一代是幸运的，碰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强劲吹拂了40年。而早在1983年，“仙幡却度我父魂”。一次“远航”，永不相见！从此，漫步重宵九，音容几更梦！35年来，常常是“思亲不觉冷风长“。每年清明扫墓，禁不住悲从中来。
1998年，为先父写过一份小传，2013年编辑《姚氏家谱》时又作了修改，但总觉得缺少第一手材料。2017年7月，专程到宁波市档案馆，在市档案局局长王海娟同志帮助下，查阅了厚厚两卷先父的档案，并复印了《学员登记表》（1951.12.25）一份，《党员干部登记表》（1954.1.23）一份，《干部履历表》（1956年、1964年、1982年）三份，以及《姚纯金自传》（1956.6.11）一份，《入党志愿书》（1953.12.20）一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让岁月的尘埃湮没了先父的形象和业绩，于是再次修改先父的传略。
先父姚纯金，1933年11月20日（农历癸酉年十月初三）出生在宁波战船街124号。《慈东姚氏宗谱》修订在1931年，如果按宗谱排行第，应是第二十一世，“玉”字辈。但是先父出生于1933年，故未入谱。先父尽管出生在三十年代初，但除了本名外，还有三个“曾用名”：一、姚顺金，先父自称是奶名，但两个叔父分别为姚顺昌、姚顺和，似应视作家族内排行名；二、姚顺康，先父解放前在棉布庄当学徒时的名字；三、姚仁金，取名原因不详。
先父出生那一年，祖父姚祥荣在协丰源木行当职员，薪金相对高些，祖母王凤英持家有方，一家三口，生活过得还算滋润。当时买进了鄞县北郊泗港乡村房屋二间半。后来家里人口渐多，1935年至1937年，王凤英相继生下二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为六口之家。1938年10月，姚祥荣所在木行歇业解散，一个儿子生病去世，又变成五口之家。为了生活，1939年1月姚祥荣进入新仁记木行当职员，这时薪金较少，而家里人口渐多，生活就不那么宽裕了。1939年7月，姚祥荣又失业了，家里仅靠木行发给的解散费来维持，生活陷入困境。王凤英不得不做凉帽和替人家养小孩，赚些钱来补贴家用。1939年8月到1939年12月，姚祥荣到北郊镇公所当征收员，几个月后又失业。1940年2月，姚祥荣离开宁波到温州谦益康颜料行当职员，只有极低的薪金，供他本人开支已很勉强。那一年，王凤英又生下一个儿子，但当年下半年就夭折了。到了年终，姚祥荣从温州“打道回府”——因为颜料行关门了。
1941年2月至5月，姚祥荣进入宁波陆森记营造厂当帐房。不幸的是，日寇侵占并轰炸宁波。一家人就逃难到西乡茅草漕，暂住了两个月。逃难结束后，一家人又搬回泗港乡居住。姚祥荣“帐房先生”只做了三四个月，因日本鬼子占领宁波，又失业了。1941年8月到1941年11月，姚祥荣到定海沈家门工作了三四个月，又回家“待业”。
面对全家生计无着，姚祥荣就设法东借西挪凑了一笔钱，把家搬到宁波战船街124号，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小型木行。无钱雇人，姚祥荣老板伙计一身兼。这家木行，从1942年1月至1945年12月，共经营了四年。
1946年，家里开支日益增加，生活更加困苦，木行也无法开下去，姚祥荣关门了事，并将“关门”后所得资金买进9亩农田，自己又重操旧业，进入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6年1月至1952年12月，姚祥荣在顺利木行工作了七年。
以上介绍材料，大都是祖母王凤英向我口述的。
言归正传，仍说先父。1940年9月到1945年7月，先父在宁波苍水街小学读书。那时的学制有几年？不清楚。先父在填写学历时，在“原学历”一栏填写：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当时，一家五口：祖父、祖母加一个儿子二个女儿（姚月娥、姚月清），经济拮据，全靠祖父一个人撑着，先父只能辍学，1946年开始学生意了，时年13周岁还不到。现在这年纪的初中生，还在父母前撒娇呢！而先父却要分担家里的重担。
1946年2月到12月，先父在宁波市崔衙街一家叫“成丰盛”的布庄当学徒（练习生、学生意都是一个意思）；1947年3月到12月，在崔衙街上“同丰盛”布庄当学徒；1948年1月到1950年1月，在宁波又新街“日新”布庄当学徒。断断续续，先父先后在三家布庄“学生意”四个长年。
我幼时，先父常给我讲学徒的生活经历。他概括了八个字：拉车、送货、背布、扫地。他还说，一个好学徒的标准是：手脚要勤快，“眼头”要活络。要边吃饭边看老板的饭碗是否空了，如果空了，赶紧替老板盛饭，不能自顾自埋头吃饭。先父吃饭很快，几口就完事了，这可能是“学徒”时养成的习惯。
祖母于1947年11月生了大叔父姚顺昌，1950年2月生了小叔父姚顺和，换言之，宁波解放初，全家人口增至7人，但祖父先前购置的9亩田，土地改革后被“征收”了。那时候，全家的生活基本上靠祖父一个人在顺利木行的“薪金”来支撑。先父的学徒收入可想而知，据说只管吃饭，没有或很少有“工资”。
1950年，“日新”布庄歇业，先父也就失业了。但十七八岁的先父已是“少年老成”，他参加了和义居委会一个叫“人民服务队”的组织。做过“冬防队”治保工作，即夜间巡逻；做过宣传工作，即参加腰鼓队。
1951年9月至11月，经王思严介绍，先父到宁波失业工人救济处会计训练班学习；1951年11月至12月，又到宁波市总工会工人政治学习班学习。在这两个学习班里，先父积极要求上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入团。1951年，先父还参加了救济处的工赈队和中苏友好协会，并担任会长，时年才十八九岁。用先父的话来说：“在党的亲切教育下，很快地从幼稚变得老练起来。”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先父参加了“三五反”学习和工作（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由于表现较好，1952年10月起，先父参加了庄桥机场国防建设的民工大队工作。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先父在浙江省修建委员会宁波分会民力动员部的第三、第八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兼会计（主要任务是修建庄桥飞机场）。1953年5月至1954年1月，调到民工二大队当组教干事。这期间，先父入团、入党了。1952年10月26日，经王永康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先后担任过团总支宣传、组织委员和书记职务；1953年12月26日，经杨迪雄、卢华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0周岁多一点）。给先父帮助教育的，除上述三位外，还有赵诗谊同志。
从1950年至1953年，即20岁前后，先父入团、入党，参加政治运动，投身经济建设，进取心可谓强矣！
1954年元旦，是父母的结婚之日。当月，先父参加了“整党”学习，2月起调到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务员”了。工作几个月后，1954年9月，担任了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副科长，局领导是宋先路。21岁就“当官”，可见他年轻有为。副科长（相当于现今的副处长）当了一年后，即1955年9月，调到宁波市工业部（后称工交部）政治部工作，职务是“工业口三人小组”办公室秘书，负责人是隋宏。
工交部的“三人小组”主要有两项工作：“肃反”和“审干”（1955年至1957年，全国兴起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1955年下半年起，各地建立了肃反机构。名称不一：五人小组、三人小组、专案小组、甄别小组。全国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达8.1万人。与此同时，对干部进行审查，弄清问题，洗刷污点，作出结论）。严酷的阶级斗争，锻炼了先父的政治才干。
1956年，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1933年11月出生。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徒。工资等级24级，现住海曙区桂芳巷26号。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父亲及本人每月工资收入，二人合计收入45元左右，实际支出55元左右，入不敷出，靠工会及机关干部家属补助费以及同志之间借款进行解决。妻子袁美娣在西郊金丝草帽生产合作社任理监事（不脱产），团员。
1964年10月，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单位：市委工交部，职务副科长。家庭出身职员，本人身份店员，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工资级别21级，身体状况一般，曾患过肺结核。爱人袁美娣在宁波恒丰布厂成品部当验布工，共青团员。家庭出身贫农”。在介绍“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时，他写道：“解放前家中共有七人，收入50元左右，当时父亲在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生活主要靠他维持。1952年，父亲到人丰布厂当验纱工，因家中共有9人，父亲工资为35元，本人工资为59元，二人收入维持一家。最近还负担了小妹姚月清在绍兴的医疗费和生活费。”
插叙两段先父简历，旨在说明几点：一、先父在填写简历时，或填十月，或填十一月，系农历与公历关系。二、先父好学。他的初中文化，应是自学或短期培训的结果。三、先父在1956-1964年的月工资为45-59元（约为24级-21级之间），是当时国家实行24级干部工资标准。客观地说，不算低，因为那时物价也便宜。但家里人口众多，收支也就捉襟见肘了。
1956年12月至1964年6月，先父在市委工交部担任基层工作科巡视员、宣传科副科长等职务。这个巡视员不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局级干部，而是一个科级职务。先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比较长时间，为他熟悉宁波工业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10月到1965年7月，先父到杭州江干区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组织的“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职务是“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团部研究组研究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姐弟仨，常盼爸爸能回家看看，因为他回家，必定会带来价廉物美的礼品，如竹编的杭州篮。大小不一，最小的只有香烟盒大小，五彩缤纷，十分好玩。还有什么比爸爸的礼品更令人值得骄傲的呢！
1965年8月至1966年8月，先父担任了中共宁波市委社教团团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负责人。从1964年10月至1966年8月，他在杭州工作了将近两年，显示了才华，得到了上级的器重。当时，市委已内定他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可谓前程灿烂。先父从1952年开始担任指导员、副科长、秘书、巡视员、调研员，参加了工业经济建设和各类政治运动，又能干又能写，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足以令后辈骄傲！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1966年9月，他被调到中共宁波市委文革小组。众所皆知，“文革小组”在那个年代是权倾一时的。他在文革小组担任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充其量是一个掌管各种材料，处理各种杂务的干部，但他是个“保皇派”，不久造反派抄了先父的家，企图从他手中找到当时市委书记李传孝等高级干部的所谓黑材料。先父东躲西藏，有一阵，竟身穿祖父的破旧棉袄，头戴“罗宋”帽，昼伏夜出，仿佛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家里人常常替他捏把汗。
那时天下大乱，先父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可能成为“识时务的俊杰”。1967年4月，他被赶出了“文革小组”，回到他的市委工交部，在政治部担任副科长，直至1969年5月，直接领导是陈良元。
1969年上半年，宁波像全国一样实行“大联合”，成立了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宁波市革委会如同现今的宁波市政府。下设三大组：组织组（相当于组织部）、宣传组（相当于宣传部）、生产指挥组（是一个管理全市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涉及范围相当广，当时生产指挥组的“头”是后来担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的王学正等）。由于先父长期在工交系统工作，被提升为生产指挥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也许是他一生最高职务了，也比较适合他，因为他是一个务实肯干而认真仔细的人，他的同事都这么评价他。曾担任市委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守先同志曾这样对我说：“你爸爸是认真（名字纯金的谐音）透顶的人，是市里的一支笔。”其实，称先父为“一支笔”，是过奖了。他实际学历只有高小，靠自学，最多算初中不错了。这个主任，经常要参与撰写类似市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委工作报告之类材料，一写就是几千几万字，勉为其难了。我作为儿子曾帮助父亲抄过文稿。有时，在二页文稿中夹一张蓝色的复印纸（能染色），上页须用圆珠笔写，稍用力，下页就会出现同样的字。
1969年6月至1977年10月，先父在生产指挥组担任了长达7年半的办公室主任，1977年10月起改任宁波市计划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秘书科科长（时任计委主任是李彬，李后任宁波市副市长），工作性质与办公室主任差别不大。
先父是家里的长子，体弱多病（先后患有陈旧性腰椎劳损、肺结核病和迁移性肝炎），又碰上弟弟（姚顺和）、妹妹（姚月清）长期患病。须知，那两个弟妹很大一部分的医药费是无处报销的，需要先父、姚月娥、姚顺昌共同承担。特别是为了姚顺和的病，先父东奔西跑，耗尽了心血。姚顺和从1968年发病至1982年去世，长达14年。这14年中，恰恰是先父的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文革期间，先父劳累所致得了肝炎。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很好休息、治疗和营养，渐渐变成慢性肝炎和肝硬化。
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很爱孩子，教育孩子“动口不动手”；有好吃的，总是让给孩子吃，自己舍不得吃。他常常用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三个孩子（女儿坐后座，两个儿子坐前档），送我们上学……
他喜欢抽烟、喝酒，但心有余而“钱”不足，只能抽劣等烟（如“五一”牌），喝低档酒（如几角钱一斤的白酒）。
他学过会计，但不是理财高手，也无财可理。工资发下来，一般只能用大半个月，到月底又得到单位去借。儿女们常常能在上半个月吃到红烧猪肉，须知那个年代吃肉是一种“侈奢”。他会烧菜，虽然工作繁忙，但一家三餐的饭菜还是由他“负责”的。烧菜时，他讲究色香味，喜欢用葱和味精。菜烧好装碗时，常常用毛巾将碗边抹一下，去掉碗边内外的油渍之类，更显得干净。
其实爱清洁，不仅体现在烧菜上，更体现在穿着上。他常常对子女说，“穿旧衣裳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他一有空就洗衣、汰头，忙个不停，简直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一双皮鞋，穿了十多年，他也舍不得丢掉，今天擦油，明天打钉，他总有办法延长皮鞋的寿命。须知，当时皮鞋也是一种奢侈品，其实他当干部，也需要这个“行头”，没钱只能多加爱惜了。
官不大，但他曾经有过“实权”，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办公室主任，上下联络，纵横捭阖，谁都买账，但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有一天夜里，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一个人到家里来，送来两盒双宝素（不值钱的口服液）。当时先父不在，母亲退不掉就留下来。他晚上开会回家，非常恼火，他把“双宝素”当作“定时炸弹”，连夜出门退还给来人，唯恐会给他带来灾难。
先父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很要“面子”。但有时候，时势会无情地撕破你的“面子”。祖母王凤英老了，她把一些金银首饰分成几股给了子女，作为长子，他也得了一股。当时，他向单位借着钱，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就赶紧到银行变卖后去还债。其实，人家并没有催他。不久，金价涨了，使他十分懊恼——足足亏了一半钱。
1975年上半年，我将高中毕业。当时姐姐已留城当工人；弟弟差我一岁多，还在读高一。我的前途：或支农，或留在家里混日子，我选择了前者。1975年5月底，我主动向宁波六中革委会打报告，要求第一批去下乡支农插队，并仿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诗格式写了一首长诗，标题叫《坚决要求上战场》，以表示坚定的决心。然而，先父对我的决定有些犹豫：儿子那单薄的身体，怎能扛得住沉重的农活，希望我留在家里，学木匠什么的，还替我买来锯刨之类工具。但我不以为然，态度很坚决。支农的批复很快下来了，到市郊慈东公社山西大队第五生产队（应家）插队。1975年7月19日，学校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先父所在单位——宁波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在7月24日也开了一个欢送座谈会。李振敏、毕虎两位领导参加会议，并赠送了一本笔记本。上书：“志在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谆谆寄语。
1975年6月起，老爸开始为我奔波。当时，按政策插队的“知青”，国家分配一套“知青房”，但需要自己建造。记得我和老爸用拖拉机把红砖、水泥、黄沙等运到慈城，再用手拉车驳送到应家。尤其是经过夹田桥（如图），十分吃力。父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此，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
先父对子女没有奢望，从未“望子成龙”。1977年，文革降幕，恢复高考。在农村支农的我，决意考大学，他紧急从宁波赶到乡下，苦口婆心地劝我到宁波市第一搬运公司当机修工，他怕儿子身体瘦弱，在外闯荡，事业不成，反吃苦头。慈爱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先父在家里很民主，不是一个严父，而是一个慈父。一般情况下，子女们并不怕他。他常常与子女在饭桌上辩论长短，允许反驳。有一次，探讨家里为什么这么穷（当然是相对的），父亲讲了一大堆实际理由，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我，给父亲下了一个结论：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才受穷。仿佛拮据的生活是父亲不会计算造成的，惹得他很不高兴，下不了台，但他并没有训斥儿子，讪讪地笑笑而已。
1982年10月，先父五十大寿刚做完不久，就病倒了。医院叫他做了许多化验，以确诊他的病情，他的肝硬化已很严重了。某一天，宁波肝病医院王德扬医师叫他去做一个肝癌的血化验，全家惊恐万状。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我通过医生得知，父亲患的是晚期肝癌。假如在某一指标上敲上“阳性”二个字，仿佛是在判他“死刑”。情急之中，我疏通了医生，赶回报社（当时我在宁波日报社工作），到印刷厂找来二个刻有“阴性”的铅字，在蓝印泥上按一下，然后仔细地在应该敲“阳性”的地方，敲上了“阴性”二字。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把化验单子给了父亲……但是，铅字阻止不了病情的迅速发展。在以后的一年中，他基本上是在病榻上度过。家里人不死心，派我送先父到上海瑞金医院去治疗，但也无济于事。
先父很坚强，强烈的病痛，常常使他头冒冷汗。他对我说，仿佛有人拿刀在划肝区。然而，他很少吭声。稍微好些时，他照旧与亲朋好友谈笑风生，甚至还与亲戚王弼下“陆战棋”，以缓解病痛。
1983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廿三）上午，先父病情恶化。当时，我正在宁波市委党校参加“入学考试”。那天考最后一门：数学。开卷才5分钟左右，突然接到电话，说先父病危。我丢下考卷，立即起身请假，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一路上暗暗默念：菩萨保佑，千万让我见爸爸最后一面！10时40分，先父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含泪给父亲穿上了寿衣（按长辈嘱咐，先穿到我身上，再脱下来给先父穿上）。10月2日，在市殡仪馆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宁波市委副书记宋瑞甫、王学正等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一缕轻烟冉冉升起，随风散去，但他似乎在频频回头……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儿女们的心中，永远！
先父葬于鄞州区育王公墓。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附：
先父姚纯金追悼会
一、送花圈的单位（23个）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党组、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支部、市计委全体同志、市计委秘书科、宁波市印染厂工会、市经济委员会、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人事局、市物资局、市劳动局、市统计局、市物价局、市医科所、宁波日报工会、市金属公司、市化轻公司、市机电公司、市生产资料公司、市劳动服务公司、市汽车配件公司、市汽车机电设备回收公司、市木材公司
二、送花圈的个人（57人）
王学正（市委副书记）、宋瑞甫（市委副书记）、李彬（副市长）、陈铁山（副市长）、俞福海（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振敏（市经委主任）、钱耕余（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邵槐（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黄复康（市房地局局长）、翁维卓（市城乡建委处长）、陈吉荪、汪于孝（市计委）、黄济敖（市计委）、诸家俊、韩爱卿（市城建委）、李文裕（市经委）、董祖恩（市计委）、殷月芳（市计委）、于纨蒲（市经委）、史永和、王文国、朱宁康（海曙区委书记）、袁锐刚（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恩豪（市计委）、赵永娣（市统计局）、张朝翰、陈柏年（市计委）、吴世章、杨咸宪（市劳动局副局长）、伍其淦（市委副秘书长）、程杭生（市老干部局副局长）、王祖贻（市委办公厅）、黄可泰（市医科所所长）、郑孝本（市卫生局）、董雅军、陈永昌、洪志焕（市建设银行）、吴志伟（市委办公厅行政科长）、王启仁（市计委）、陈昌才、石国庆、石国珍、石国凤、陈梅君（市卫生局）、舒祖尧（市交通局副局长）、何守先（宁波日报总编）、何鲁（宁波日报副总编）、赵述奋（宁波日报党委委员）、陈良元（市二轻局局长）、马洁敏（陈良元夫人）、李芝（市经委副主任）、杨连康（市经委副主任）、陈英钧（市旅游局局长）、马勤法（市经委办公室主任）、徐美凤（市纪委，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俞根法夫人）、周云乔（市计委）、龚元龙（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局长）
（说明：送花圈的个人，系当时记录，可能有遗漏。2016年，姚志明请先父的好友、市人大办公厅副主任陈宝根为这些同志注明职务或身份，时隔30多年，记忆可能有误，敬请鉴谅）
袁美娣传略
母亲袁美娣，1936年8月4日（农历丙子年六月十八）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的外祖父叫袁宝兴，曾外祖父叫袁阿全。袁宝兴6岁那年，正是读书年龄，袁阿全去世了。袁宝兴被迫替人放牛、做长工。袁宝兴为人忠厚，沉默寡言，每天只知干活。解放前，经人介绍，袁宝兴到舟山沈家门一家咸货店做伙计。1949年5月，宁波解放，但当时舟山还在国民党手中，袁宝兴往来宁波舟山两地，十分危险。家里人就阻拦他去舟山，劝说他在家种田算了。解放后，宁波进行土地改革。袁宝兴因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产业，就被划入“贫农”成份。
袁宝兴原居住在慈城附近农村慈东公社山西大队小周家，后搬至大周家，因为妻子周阿素（即我的外祖母）的娘家在大周家。袁宝兴和周阿素共生育八个子女（五个女儿，三个儿子）。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袁宝兴务农所得。周阿素操持家务，十分能干，当时尽管经济条件差，粗茶淡饭还是过得去的。后来，袁宝兴在山西大队第五生产队应家买下了几间旧房子，全家人从大周家迁至应家。
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11月间，袁宝兴劳累过度，在田间干农活时，突然肚子剧痛，也不知是什么病，就回到家里休息，这样耽搁了三天。第四天，他的病情未见改善，愈加严重，家里人这才七手八脚慌忙把他抬到慈城镇保黎医院。医生一看，抱怨说：为啥不早点来治疗？现在为时已晚！医生开了三贴中药，就打发病人回家。周阿素赶紧煎药，袁宝兴还没喝完第二帖药，就咽气了，终年50岁。
袁宝兴去世时，周阿素才40岁，据袁家长辈告知：外祖父与外祖母年龄相差10岁，据袁家长辈们确定：周阿素生肖属蛇。1917年农历丁巳年是蛇年，推算一下，袁宝兴大概出生于1907年。周阿素应出生于1917年农历七月十四。袁宝兴的亡故，无疑给全家人以灾难性的打击，周阿素当场就哭昏在床边。当时大女儿袁美娣、二女儿袁桂娣虽已出嫁，其余二女三子还很小。最大的长子袁桂良才14岁，最小的幼女袁桂君才一周岁多。一家人陷入了困境！一个妇道人家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左邻右舍也为之流泪。但周阿素是一个很刚强的人，毅然撑起了这个将要倒塌的家，她没有再嫁，她发誓要将一大帮孩子养育成人。
长子袁桂良不得不停止学业，下地劳动，扮演起全家“强劳力”的角色。周阿素日夜不息，做草鞋、打金丝凉帽，换些钱来，买些酱油盐等。当时农村已开展合作化运动，一家人的口粮还是勉强能保证。
随着岁月的流逝，子女们渐渐长大。尤其是长子袁桂良在村里崭露头角，他以勤劳能干、初识文化和聪明孝顺，赢得了村里人的赞许，担任了干部。曾先后任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别小看这个大队书记，在农村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官，一家人渐渐扬眉吐气了。两个弟弟袁明良、袁静良参了军，女儿们也相继出嫁。周阿素这个坚强的妇女终于可以向外祖父在天之灵说一声：我挺过来了！
1994年农历二月廿七，公历4月7日7时10分，周阿素因患脑溢血在市第三医院病故，终年78岁。孩提时我到应家，由外祖母抚养至上小学前，颇受偏爱。外祖母住院、抢救……我竭尽全力，并为外婆送终。
外婆去世，悲从中来，那天我恍惚间，在脑海中呈现孩童时真实的一幕：有一次，我在应家受惊生病，外婆无法可施，只能虔诚地为我“呕活灵”（叫灵魂）。现在老人已赴天堂，我在内心禁不住为她念一句：魂兮归来！
袁宝兴和周阿素共生育五女、三子。现分别介绍如下（按年龄大小排列）：老大袁美娣（女儿），1936年农历六月十八出生，生二子一女。老二袁桂娣（女儿），1939年农历六月十九出生，曾在慈城镇胶丸厂工作，现退休在家，生一子二女。老三袁桂良（长子），1942年农历三月初三出生，1993年离开山西村应家，全家搬至慈城镇居住，生一子二女。老四袁桂清（女儿），1944年农历九月廿二出生，曾在慈城镇山西村应家务农，生一子二女。老五袁桂菊（女儿），1947年农历十月初八出生，1964年11月28日病故，时年才18岁。老六袁明良（儿子），1950年农历二月十九出生，先在山西村务农，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复员后，到宁波市运输公司工作，生一子。老七袁静良（儿子），1952年农历十二月十一出生，曾在山西村务农，参军（陆军）二年，生二女。老八袁桂君（女儿），1955年农历五月初四出生，曾在山西村务农，后去慈城镇开个体点心店，生一女。
母亲袁美娣是长女，但毕竟是个女儿，解放前，乡下的女孩子很少进学堂的。但好学的她，看到人家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很羡慕，吵着要读书。父亲袁宝兴说：囡是人家的（意思是要嫁人的），读书没意思。但周阿素却坚定地站在女儿一边。于是，袁美娣在解放前，先后到方村庙小学、曹街小学断断续续读小学。1950年，又到慈城镇尚志小学读书。她很用功，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三名。深知女孩读书不容易，她十分节约，一支铅笔要用一学期。中饭在学校里吃，是家里带去的冷饭，蒸热后将就着吃。有时生病发烧，也照样坚持上学，从未缺过课。
慈城是杨梅的产地。姹紫的杨梅，招徕了四方来宾。1953年杨梅上市，在宁波甬江布厂做工的袁美娣姨母周兰英（周阿素胞妹）带着工友王秀英（我父亲姚纯金的姨母，即我祖母王凤英的胞妹）到慈城来吃杨梅。王秀英看到长相俊俏的袁美娣就打趣地对周兰英说：你外甥囡给我外甥（指姚纯金）当媳妇好吗？事后，周兰英认真地与姐姐、姐夫谈起此事。两人也就欣然同意了：家里有五个女儿，有一个女儿嫁到宁波去也不错，更何况姚纯金年轻有为，才20岁已担任庄桥机场国防建设民工中队政治指导员了。那时的恋爱，没有像现在这么浪漫。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书信来往几次，男方请女方到宁波人民大会堂看了一场电影，就决定了婚事。
1954年1月1日，袁美娣与姚纯金结婚了。那时，宁波南火车站还未建成。姚家的人，在江北火车站，租了一辆三轮车，敲锣打鼓迎接新娘。袁美娣的嫁妆是很简单的：一只板箱、一只马桶、两只热水瓶、一只脸盆、一对痰盂。一条被子还是两个姨母凑钱送的。新娘上着蓝卡其列宁装、下穿法兰绒呢裤，脚蹬高帮皮鞋，喜洋洋乘上了三轮车……新房当时在宁波市乌含巷。
袁美娣在娘家时，很少做家务，现在可不行了。烧菜、煮饭、洗衣、倒马桶……都是新媳妇每天必修的功课。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她学会编织金丝草帽，并向婆婆王凤英提出要外出到凉帽社去做工，但遭到拒绝。个性执拗的她，并没有就此罢休，经常缠着丈夫打听“招工信息”。机会终于来了。大概在1956年初，在市劳动局工作的丈夫，经局长陈良源同志帮忙，介绍袁美娣到一家动力机厂做铣床工。但体检时，发现她已怀孕，此事就搁下来了。
1956年，姚家已搬迁至宁波桂芳巷26号。农历六月十五，母亲生下姐姐姚雅琴。坐月子时，刚好刮大台风。一天，她躺在床上，突然哗啦啦一声巨响，墙倒塌了！幸亏墙是往外倒的，母女俩才幸免于难。姐姐满月后，听说浙东针织厂招工，厂人事科长正好是陈良源的妻子。于是，袁美娣正式成为该厂成衣车间的一名工人，不久，又被调到恒丰印染厂成品车间做验布工。有了正式工作后，袁美娣希望搬出桂芳巷自立门户。于是，姚纯金在天一巷1号租了一套很小的旧房子：只有一个房间，潮湿阴暗，也没有厨房，烧饭在走廊里。
袁美娣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她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三班倒”并没有使她退却，病病痛痛更是不当一回事，她极少请病事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保住“饭碗”，用勤劳的双手去营造属于她的“窝”。从1954年至今，她的“窝”在不断变化，不断变好。从桂芳巷26号到天一巷1号；从天一巷1号到永宁巷38号；从永宁巷38号到屠园巷10号；从屠园巷10号到桂芳巷15号。桂芳巷15号有二处，一处在202室，一处在502室，总共三房二厨。这里居住时间较长，直至1984年。当然，这套房子是父亲机关里分来的。
1958年4月19日（三月初一），袁美娣当时睡在厂里的宿舍里，快要上“下半夜班”时，突然肚痛——所怀第二胎要生了。工友们马上叫来厂医周鄰玉……第二天凌晨四时左右，长子姚志明就降临人世。产后，袁美娣把儿子放到厂里托儿所（日夜全托）后，就上班了。1959年农历八月初一，她又生了次子姚亚明（后改名姚峰）。两年内，她连接生下两个儿子，从怀孕到生产，从未请过一天假。她怕养小孩会失去工作，在次子生下后的第三天就做了绝育手术。
由于袁美娣工作积极，1966年4月21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开始后，由于她是工人党员，受到上级器重，被抽调到市公安局“清档组”工作，主要任务是清理敌伪档案。回厂后，又被调到厂“社调办公室”，承担上级下达的外调任务。不久，厂里开始整党，她又成为“整党”办公室一员，那时她成了一个大忙人。这种“准干部”生活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厂党委任命她为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大约在1980年前后，原来的印染织厂分为恒丰布厂和印染厂，她被调到恒丰布厂白织成品车间任党支部书记，成为脱产干部。月工资59.49元，这在当时，可是不低的收入。
母亲给孩提时的我的印象是很严厉的。子女们不怕父亲，就怕母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严母慈父”。心情不好时，她教育儿子，也偶尔会动手的，这与父亲截然不同。她相信“严母出孝子”。然而，她赏罚分明：常常从厂里买来白糖馒头，引得我们垂涎欲滴……母亲爱干净，又会拾掇；积攒一点小钱，她就增添家具。有一次，她购置了一张写字台，沾沾自喜了好长时间。她还喜欢布置房间，家里不多的家具，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换一个位置安放，有一种崭新的感觉。
1983年9月29日，父亲病逝，给母亲以沉重打击。丧事结束不久，她下决心离开桂芳巷15号——这个令她痛苦的地方，搬到高塘二村34幢98号208室。
1985年选拔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于是，她毅然递交辞职报告。印染织厂党委同意了她的请求，保留她的正科级待遇，调至厂保卫科，整理职工档案。后又调她到总务科，负责管理集体宿舍。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厂里的工房面貌改变了，她又提出了退休的请求。1989年，她被批准退休，颐养天年。
退休时，袁美娣54岁。她不愿呆在家里，勤劳的她，又到鄞县五乡镇一家布厂去“打工”（因为母亲在宁波印染织厂当过车间负责人）。从五乡到宁波，骑自行车，一个来回，需二个多小时，十分辛苦。儿女们都劝她不要干了，但她听不进去。几年后，她终于又一次“退休”了，我劝她与家人一起住，她不愿，说一个人自由。于是，在高塘二村继续独居，儿女们经常去看望她，没发现有异常情况。
2007年夏某一天，袁美娣外出，竟找不到回家的路！几经周折，她来到灵桥路768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说要找儿子姚志明。我赶紧下楼到门房保安处去接她。找不到回家的路，岂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吗？于是我立即与姐姐姚雅琴、姐夫管康建和弟弟姚峰、弟媳王娜等商量，立即就诊。经宁波康宁医院专家胡珍玉分析判断：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中期），即老年痴呆症。专家门诊后不久，我们送她到宁波康宁医院住院治疗。
几个月以后，医生建议：回家疗养。大约到了2007年底2008年初，儿女们送母亲到慈城山西大队应家小舅父袁静良家休养（同时服药）。这样又过了二年，病情越来越严重。于是，2010年上半年，又把她送进位于海曙区文昌街的宁波老年康复中心。有一年春节，姚家聚餐，我用车把母亲接到饭店，但聚餐后，母亲拉肚子了，医师提出了批评。在康复中心住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渐渐加重。2011年三四月间，母亲有一次“病危”，子女们急忙把她送到市第二医院治疗。在二院住院结束后，直接把她转到了治疗和护理条件较好的育才路289号的宁波市社会福利中心（住院部1018房间），何雪玲院长十分照顾。2011年6月至2015年下半年，在该院24小时全护理。慢慢地，母亲基本失语了。但当第四代的曾孙姚又新去看望她时，她还能笑笑，或做些简单的动作（见图）。
2015年，宁波市社会福利中心要拆迁了。何雪玲院长到新建的宁波市老年疗养院当院长（在洪塘保国寺边）。于是，2015年下半年，子女们又把母亲转送到了该院五病区（6号楼505室）24小时全护理。2016年转至9病区203室。至今，母亲患病已10年多了，无力回天！
袁美娣外祖父，即周阿素的父亲周学来（妻：冯阿凤）生三女一子。按年龄大小排序：周阿素为长女，周兰英为次女，老三为儿子周金章（妻子应阿毛，周、应生二子三女：周元康、周明康、周美娟、周利娟、周明娟），老四为三女儿周荷英（嫁慈东公社毛岙大队陈金标）。周学来、冯阿凤、袁阿全、袁宝兴、周阿素、周兰英、周金章原来都安葬在慈城镇山西村周家小山坡上。2016年，全部迁坟至慈城观庄白鹤山墓园。
父母养育我们二子一女：姚雅琴、姚志明、姚亚明。
女儿姚雅琴，1956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十五下午6时）出生。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从小聪明能干，敢作敢为，能帮助父母又好又快地处理家务。1972年毕业于宁波一中（现宁波中学）。当时由于教育制度的限制，虽然成绩很好，但未能进入高中就学。当年12月，她被分配到宁波东海化工厂，安排在厂化验室当化验员。在厂领导和师傅的关心帮助下，半年后就能独当一面，担任产品质量的分析工作。1973年初加入团组织，多次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和工作积极分子。
她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好学上进，经过努力，于1988年10月，取得了宁波市人事局颁发的技术员任职资格证书，并于1990年调到厂技术科工作，参与新产品技术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理工程师。
1993年4月，东海化工厂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于是，她调到西门口的宁波望京商厦工作。在商厦，她负责劳动人事管理工作。1994年1月，被聘为办公室主任。这期间，为商厦的企业管理、劳动人事管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宁波乡镇企业局和商厦领导的好评，两次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
1997年6月，由于望京商厦下属个别单位严重亏损，累及望京商厦，导致商厦被迫歇业。她也由市乡镇企业局安排到宁波香溪园宾馆，担任劳动人事管理工作。1998年，经过考试，取得了宁波市劳动人事管理岗位任职资格。
1982年，姚雅琴与管康建结婚，丈夫曾在浙江省粮油进出口公司宁波分公司工作。1984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廿四），他们的女儿管琰蔺出生。管琰蔺十五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宁波高专（宁波工程学院）文科专业，在新闻单位工作，2018年3月任《宁波少年报》中层干部副总监。2011年5月18日，管琰蔺与孙建奇结婚。2012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廿四）生一女，取名孙婧然。
孙建奇2003年宁波大学文秘专业本科毕业，200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9月至2004年9月任奉化市松岙镇政府办公室文秘（公务员）；2004年9月至2008年9月任宁波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办公室文秘及会计；2005年5月至2007年7月期间，在职攻读中科院研究生（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2008年9月至2012年4月任宁波市信访局办公室秘书、接访处主任科员。在机关工作多年，一直承担着单位的文字和秘书工作，对机关公文和流程较为熟悉。在市信访局期间，主要负责起草市里和局领导在信访维稳方面的各种会议讲话材料。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在《人民信访》、省《信访与民情》、《宁波通讯》等杂志发表；负责局里的信息报送工作，多次荣获市委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和省委宣传部社会舆情信息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5月，调至宁波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任主任科员。现为副处级调研员。
长子姚志明，1958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初一）出生。1981年国庆节与凌丽芬结婚，1983年1月27日儿子姚行之出生。凌丽芬退休于宁波市广电集团财务中心；姚行之效实中学毕业后，于2002年考入烟台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又在职攻读宁波大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宁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中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市经济信息委员会等单位工作，现为经信委组织人事处主任科员。姚行之与陈彬彬于2009年10月16日结婚。陈彬彬1985年11月25日出生，2004年9月至2008年7月，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证券业。现任招商证券宁波丽江东路营业部总经理。他们于2010年10月30日生一子姚又新，现就读海曙外国语学校（小学）。
次子姚峰（原名姚亚明），1959年9月3日（农历八月初一）出生。1966年9月至1972年9月，先后在宁波孝闻街小学、永宁巷小学读书。1972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宁波第十一中学和宁波六中读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到慈城半浦公社农牧场支农。支农时间应从1976年9月开始至1978年3月结束，但实际在农村时间比较少。
1978年12月，姚峰应征入伍，到海军航空兵部队（驻地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学习通讯专业。1979年10月，学习生活结束后，他被分配到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通讯站担任报务员、电传员。1980年12月，因部队精简复员。
1981年初，姚峰被分配到宁波市物资局化工轻工建筑材料公司担任业务员。1983年，宁波地市机构合并，市、地二家公司合并为宁波市化轻公司，公司固定资产八千多万元，职工三百余人，统一管理全市的化工、轻工、建材的购销。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在这样一家掌握物资调拨分配大权的公司工作是令人羡慕的。由于工作努力、聪明能干，1983年他被提拔为塑料科副科长，并由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1985年又升为塑料化工计划部经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失去生命力，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形成。新旧交替的时代，为姚峰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1988年，他被评为宁波市物资系统优秀购销员，获得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1991年12月，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兼塑料化工分公司经理。1993年8月，他随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代表团赴日本、美国考察，并在美国参加高级经济管理培训班。回国后不久，被任命为宁波市化轻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年1月，姚峰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自谋发展道路。
姚峰于1983年与王娜结婚，1985年12月8日，生女儿姚慧芝。姚慧芝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工业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获得“法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双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宁波银行。（姚志明撰于2018年春）
姚春荣家族简介
姚春荣（1907—1974年）解放前居住在江北区庄桥前姚漕头。妻子何月珍（1911—1984年），镇海澥浦人。
姚春荣十四五岁时，便到洪大参行学生意，为人忠厚，踏实敬业，工作尽责，最后在太和参行参股。由于他专业知识丰富，深受同事们好评，大家称他为姚先生。一直工作到1974年病逝，也未办退休，辛劳终生。
何月珍自嫁姚春荣后，一直住在前姚漕头老屋。由于姚春荣收入有限，何月珍一生勤俭持家。平时种一些农作物补贴家用。虽然经济拮据，仍勉力送子女入学。
姚春荣、何月珍生一女二子，依次为姚赛珍（女儿）、姚宇洪（长子）、姚宇明（次子）。
姚赛珍1932年11月出生，1953年宁波财经学校毕业后，赴大西北工作，先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社、甘肃省农业水泵厂工作，会计师，中共党员，现已退休，居住在兰州市。丈夫周名振1932年7月出生，1953年宁波财经学校毕业后赴大西北工作，就职于甘肃省供销社，曾任计划处处长，常务理事（副厅级）。2005年5月病逝。姚赛珍与周名振生有二女：周建兰、周建奋。
长女周建兰1957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先后在兰州化工厂和南京化工集团工作（工程师）。丈夫贾巍，1955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先后在兰州化工厂、南京化工集团、SBTC上海公司工作，现已退休。周建兰与贾巍生一女：贾明。贾玥1986年2月出生，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工作。
次女周建奋1959年1月出生，中专学历。就职于甘肃省日用杂品公司，会计师，中共党员，已退休，现居住在兰州市。丈夫马保平1955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就职于甘肃省农资化肥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已退休。周建奋与马保平生有一子：马维雄。马维雄1986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兰州新多维勘测公司工作。妻子李雯婧1987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在兰石集团工作。两人育有一女：马诺雅2015年1月出生。
姚宇洪（曾用名姚有土）1935年5月生于前姚漕头老屋。初中学历，1960年成为中共党员。幼年在村办培德小学就学，1948年考入宁波商校（解放后改名宁波财经学校），1952年毕业后参加工作。1954年调入宁波邮电局工作，1956年到青海省邮电系统工作，1971年到杭州，在省邮电系统工作，1975年又回到宁波市邮电系统工作，直至1995年退休。2016年3月病逝。
姚宇洪妻子吴尝君，1937年9月生于镇海骆驼下河吴家。1945年至1953年在骆驼小学读书。1953年至1956年在镇海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保送到浙江省杭州幼儿师范读书，在校时任年级班长。幼师毕业后，分配至宁波市第四幼儿园及祥兴幼儿园工作，于1992年退休。在工作时任教研组长，曾被评为首批小学高级教师。姚宇洪与吴尝君生有二子：姚金星、姚金耀。
长子姚金星1961年1月出生。先后就读宁波江北中心小学、宁波四中，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1977年在宁波化机厂工作，1986年考入浙江工业大学。现就职于镇海甬安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妻子宋霞飞1964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为宁波富邦集团精业贸易公司总经理。姚金星与宋霞飞生一子：姚俊。姚俊1991年8月出生，2010年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先后就读于浙江宁波理工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学历，党员，目前在宁波工商银行工作。
次子姚金耀1965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就职于宁波大红鹰学院基建处（工程师）。妻子孙洁，1965年11月出生，高中学历，就职于宁波铁路局（南站），已退休。姚金耀与孙洁生一子：姚远。姚远1993年10月出生，先后就读于宁波孙文英小学、宁波十五中学、宁波惠贞书院、浙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就职于广州宝洁公司。
姚宇明，1937年9月出生，1956年9月至1958年12月，就读于上海华东化工学院。1958年12月因工作需要，被抽调至上海原子核所（后并入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先后从事真空阀门、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工作。1978年，为照顾家庭，调入宁波无线电厂，任工程师，于1998年退休。妻子王珠芬1941年10月出生，中专学历，曾就职于宁波维科集团公司。姚宇明与王珠芬生一子一女：儿子姚斌，女儿姚群。
姚斌，1967年11月出生，高中学历，就职于宁波水产市场，2010年3月病逝。妻子陈科君1969年9月出生，初中学历，在居委会工作。姚斌与陈科君生一子：姚一伟。姚一伟1995年11月出生，先后就读于江北实验小学、江北实验中学、惠贞书院，现在武汉科技大学读书。
姚群，1971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现就职于宁波德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任技术主管。丈夫王建国，1969年11月出生，天津航运公司工作，大专学历。姚群生一女：王思涵，1995年8月出生，先后就读于天津市宝坻一中、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现在南京工作。
（姚春荣家族材料，2013年初由姚宇明提供，2018年初，由姚群补充修改）
姚德荣家族简介
姚德荣，生于1928年7月18日。十四岁时父亲姚来淮病故，次年，姚德荣赴上海当学徒，二十岁回宁波与杨瑞香喜结连理。1950年进入太丰面粉厂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如生罐头厂。其间工作认真，积极上进，表现突出。1958年升任“地方国营宁波如生（罐头）厂副厂长”，任命书还是宁波市市长葛仲昌签发的。1959年6月调宁波食品工业研究所任副所长，1962年调入宁波计划委员会任副科长，1964年调入宁波市协作办任部门负责人，1968年调入宁波市物资局任科长，1972年调入宁波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任经理，直至退休。2012年7月15日因病与世长辞。姚德荣一生，尊老爱幼，克勤克俭，艰苦朴素，两袖清风，遵纪守法，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杨瑞香生于1930年4月15日。幼年母亡，家境贫寒，遂于9岁携发小去上海谋生，进入一纱厂（国棉十七）做童工，小小年纪饱尝人间辛酸。18岁回宁波与姚德荣成婚。杨瑞香孝敬婆婆，体贴丈夫，关爱孩子，可谓典型的贤妻良母。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身体并不太好的她多次外出打工，奔波于浙东布厂、和丰纱厂等多个纱布厂。1958年进入宁波线厂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去扫盲班学习，还要带孩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个月就能顺利看懂报纸上的字。
杨瑞香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经常加班到深夜。团结关心工友，与工友亲如手足，是工友的知心人。进厂第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挡车工升任车间主任。从1960年起，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生产标兵、“三八”红旗手，成为宁波线厂新的标杆，曾被评为市级、省级、全国劳动模范。1965年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荣幸获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7年底为了子女顶替，提前退休。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被街道工厂聘为厂长。60岁后被聘为居委会主任、书记。2001年12月31日，因病辞世，享年71周岁。
姚德荣与杨瑞香育有三女一子，依次为长女姚丽珍、二女姚丽英、三女姚丽婷、儿子姚严明。
姚丽珍1950年1月27日出生，初中学历。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后来到宁波北郊农机厂工作，1977年到宁波线厂，1982年随军到部队，1987年随丈夫范国良转业到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任工贸公司副经理兼餐旅部经理直至退休。丈夫范国良部队转业干部，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49年出生，1968年初应征入伍，1987年转业到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基建、组织部门领导。后调任局大型项目部书记至退休。
姚丽珍、范国良有一女范虹。女儿范虹198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就职于外资企业，曾担任外方领导翻译，现调任营业部业务主办。女婿刘听喆198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就职于镇海炼化公司，任设备管理部门技术主管（工程师）。2014年1月范虹生一子刘沐勋。
姚丽英1952年11月出生，宁波一中初中毕业。1970年分配到浙江建设兵团工业三团工作。1978年调入宁波市物资局机电设备总公司，历任仓库保管员、总务、行政科长、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至退休。丈夫阮东胜1947年12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68年上山下乡，1973年1月返城。曾供职宁波钢铁厂、宁波财税局、宁波国税局，历任办事员、站长、所长、科长、分局长、处长、市局常务副局长、市局正局级巡视员。退休后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常务理事、宁波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姚丽英与阮东胜有一儿阮斌。
阮斌，1977年1月出生，新西兰维特利亚理工学院信息管理专业毕业，供职宁波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分公司，主管级工程师。妻子王晓午加拿大约克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供职宁波高新区吉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王晓午2008年10月生儿子阮宸玮，2011年9月生女儿阮菡茜。
姚丽婷1954年出生，学历初中，曾任宁波海田纸张经贸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已退休。丈夫周惠明1950年出生，学历初中，当过兵，中共党员。周曾在浙江省宁波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当过车间主任，已退休。姚丽婷、周惠明有一子周峰。
周峰，1981年出生，大学学历，在宁波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工作。妻子王鲁月1983年出生，大学本科，就职于宁波广运航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任会计。2010年，王鲁月生一子周恒毅，现在宁波市四眼碶小学读书。
姚严明（又名丽发）1961年1月23日出生，高中学历，1977年参加工作，在宁波市电话公司任机务员，2005年调入宁波电信分公司安保部工作，任安全员至今。妻子王云1962年6月17日出生，高中学历，1981年参加工作，在宁波火车南站客运站工作，1999年调入萧甬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一部，2009年机构改革调入上海铁路局宁波车务段业务科，2017年退休。姚严明与王云有一子姚耀。
姚耀1986年11月8日生，硕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宁波大学，就读民商法学专业，师从彭诚信教授。2012年考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历任书记员、见习助理审判员；2015年调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任助理检察员；2017年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调入宁波市监察委工作。
（姚德荣家族材料，2013年由姚志明采访，2018年初，由姚严明修改）
姚爱云家族简介（括号内为配偶，按年龄大小排序）
姚爱云（左），系姚来淮女儿，1918年出生，1938年嫁慈溪县骆驼乡下河村吴金元，生育一子二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姚爱云曾任慈溪县骆驼乡副乡长，中共党员，1999年10月病故。
市图书馆、天一阁宗谱收藏证书
说明：珍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慈东姚氏宗谱》共二卷：首卷、末卷。宗谱首卷（原始目录第4页，电子目录第11页）列有：揆之公名下一支世系（详见电子版首卷第243页至254页）。姚来淮下代资料详见电子版第248页。
姚志明已将《慈东姚氏宗谱》按原尺寸，彩色印刷若干本（首卷280页，末卷224页），赠市图书馆、天一阁等。
慈东姚氏宗支世系图序
（原载《慈东姚氏宗谱》）
姚来淮《分书》
姚氏家训
书法设色纸本 镜心 2016年 贺圣思 书 钤印：贺圣思印章、三戏堂
我的曾祖父姚铃生（1874-1945）曾于1942年10月确定姚家的家训：“克勤克俭，庶几家道寝昌；无怠无荒，然后祖风丕振”。（勤勉努力，俭朴淡泊，一个家庭才能逐渐兴旺昌盛；不懒惰懈怠，不贪图安逸，祖上的美德才能大力弘扬）。
我每每念及两句家训，便不敢怠荒。“勤”字，我回首往事，还是问心无愧的。因此，给儿子取名“行之”，意在少说多做；给孙儿取名“又新”，也是希望他珍惜光阴，只有克勤克俭，无怠无荒，才能求得新知识，增长新见识，取得新成果……
姚志明记
2017.10.30
本支姚氏十代人名字琐议
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慈东姚氏宗谱》，几经周折，终于寻觅到了，这也算是年届花甲的一大幸事。闲了，翻阅与我有血缘关系的慈东姚氏第十二世“揆之公支世系图”，从中梳理一下先人取名、取字的一些轶事。
古代，下辈对上辈不能直呼姓名，即所谓“避讳”，即使书之文字也有讲究。宗谱中记载某人，已去世的，应书“讳某某”；健在的，则书“名某某”。这里为了叙述明确起见，还是让我直称文中人物的名和字，否则人们看后会一头雾水。
《慈东姚氏宗谱》所载第十二世姚韬，字揆之，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殁于清康熙廿二年。他是有根有据的我的直系祖宗。古人有大名，有表字，有的还有一个号。根据“名与字意义上互补”的原则分析：姚韬之韬，韬略、谋略也；名与字合义，应是姚韬的上辈，希望下辈能“揆之百事，且多韬略”。姚韬（字揆之）名字取得大而气魄，想必祖先也是诗礼传家，信奉学而优则仕，且雄心勃勃。
民国以前，人们取名讲排行。慈东姚氏排行分宗祠排行和阴歌排行。所谓宗祠排行就是取名时采用，即把字辈直接嵌在名字中间；所谓阴歌排行，只是在宗谱世系排列时使用，表明某人是某字辈。《慈东姚氏宗谱》宗祠排行字辈（14-25世）：念、兹、烈、祖、聿、来、胥、宇、克、定、厥、家。阴歌排行字辈（1-25世）字：清、正、敬、德、钦、启、甫、昌、盛、秀、才、良、济、美、余、庆、兴、贤、位、能、玉、洁、如、日、皎。第十九世曾祖父姚来淮“来”字系宗祠排行字辈，“位”字系阴歌排行字辈。第二十世祖父姚胥裸“胥”字系宗祠排行字辈，“能”字系阴歌排行字辈。这几个行第字，都是族内德高望重者所定。后人讲辈份，主要看这几个字。例如1931年王载芳所修《慈东姚氏宗谱》中有一个“洁”字辈（二十二世）的姚克壤，他与我同辈。我父亲姚纯金比“洁”字高一辈，应该是“玉”字辈（二十一世），但先父出生在1933年，故未入谱。姚克壤辈份小于我父亲，但他出生早于我先父，刊入宗谱了。如果我儿子、孙子按宗祠行第排，当年取名时分别应该用“定”字和“厥”字辈。
另外，还有一个标志能界定辈份的。例如曾祖父姚来淮给五个儿子依次取名为：胥椿（字瑞荣）、胥桢（字春荣）、胥裸（字祥荣）、胥栻（字茂荣）、胥权（字钦权）。这个“胥”字和“木”字偏旁也是辈份标志之一。
祖宗取名，常常与“五行学说”相关，如我祖父以上六代的讳名就是如此。祖父姚胥樑这一辈名字中都有“木”（胥椿、胥桢、胥樑、胥栻、胥权）；曾祖父姚来淮这一辈名字中都有“水”（来涔、来泩、来溱、来淮）；曾祖之父即高祖姚钰，这一辈名字中都有金（钰、鍌、〓、钧、钜）；高祖之父即天祖姚垌，这一辈名字中都有“土”（坤、垌、埰）；天祖之父即烈祖姚燕，这一辈名字中都有“火”（燕、杰、焕、炎、焯……燕与杰字下面四点水，最早在象形文字中是连起来的，形似跳动的火苗）；烈祖之父即太祖姚枢，这一辈名字都有“土”（枢、梅、模、栋）。五行相生相克，五行相生，这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质相互生成。《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对照姚枢、姚燕、姚垌、姚钰、姚来淮、姚胥裸这祖上六代，就是按五行相生原理来取名的。
按“五行学说”，木生火。我父亲这一辈名字中应带有“火”字。但不知何故，打破惯例了。我在市档案馆查了先父姚纯金的档案，他还有顺金、仁金、顺康三个“名”，而没有“字”。这四个名字，究竟哪个是名，哪个是字？先父已仙逝，不得而知了；这四个名字，都与“火”无涉。
再说说我自己，父亲给我取名：志明。大意与诸葛亮名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关。1983年1月27日，我儿子出生。本应由祖父取名，但当时我父亲正患重病，叫我自定。于是我给儿子取名曰：行之，也是取自经典《中庸·第二十章》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两者都属于“励志”型。2010年10月30日，孙儿诞生。我当仁不让，还是用“期盼”式，在《礼记·大学》寻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句，给孙儿取名：又新。其实，按排行字，孙儿是“日”字辈，取“日新”更好。
这里不妨补一段插曲，我这一辈有名无字已成定局，但我别出心裁，1983年，不仅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叫“振”之外，又取了一个字：“行之”，姓姚名振字行之。为何叫姚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振兴中华”口号震天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么。不过，儿子读初中后，就不再用“振”这个名，只用“行之”了。另外，大跃进年代出生的，就有取名“跃进”的；文革期间出生的，“卫东”之类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从名字中，也可寻觅到时代变迁的蛛丝马迹。
我对姓名学无甚研究，写上这些，实为思之所至，行之所文而已。今日是儿子生日，介绍从我太祖到我孙子这十代的名字，无非是提醒自己，教育下辈，不要数典忘祖，而并非想“复古”。同时也算一份特殊的生日蛋糕吧，以舒舔犊之情。
姚志明
2018.1.27
姚家村掠影
□张磊杰
据当地村民介绍，姚家村目前属于江北区庄桥街道，分“前姚”、“后姚”两个自然村。以前姚家村村民半数为姚姓，但现在年轻人出外打工，年老者也陆续去世，村里的姚姓人家已大幅减少。姚家村本有姚家祠堂，位于前姚村，但在上世纪90年代拆除，现已成为厂房，寻不见祠堂的影子。另外，姚家村原本还有一座庙，也已拆除变为厂房。现在，姚家村还有不少老房子，有些已有百年历史。这些老房目前还住有居民，但以年老者和外来打工者租住为多。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姚家村村委会，村委会面积不大，因探访当天为周末，因此无法进入村委会内部。村委会位于村口，一座石桥旁，门口有不少当地村民围坐闲聊。
寻觅宗谱二十年（代后记）
孩提时，听老师讲过：姬、姚、姒、妫、姜、娄、嬴等这些古老的姓，凡带女字偏旁的，大都留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历史悠久。排在百家姓中的姚姓，始祖为舜帝（姚重华），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于是，自小有了一种“姓氏自傲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宁波一中读初中时，偶在旧书摊觅得一本《说文解字》。内中有一句“虞舜居姚墟以为姓。”于是，在上语文课时，突发异想，举手请老师解说“姚墟在何地”？老师猝不及防，愣了一下，认为我在故意出难题，沉下了脸。这个问题有点冷僻，但学生就是学习么，不能说我“好钻牛角尖”啊！其实，姚墟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说法不一。《魏典》说在山东鄄城西，《中华都城要览》说是河南濮阳，《风土记》认为是浙江余姚……
进入社会后，吃了“新闻饭”。姚姓带给我的“自傲感”，又不能自禁了。舜余，就是我常用的笔名。以舜为荣，对姚姓的源流、迁徙等更加关注。节日里，碰到长辈，询问是否有家谱、宗谱？回答是否定的。而且，老人们还郑重地提醒我，家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不要去碰。
1998年，年届不惑。当时虽然很少有人问津宗谱、家谱、家乘之类，但已不再谈虎色变了。于是我决定：认真地搜寻一下本支派的《姚氏家谱》。那一年，祖父这一代健在的有叔祖父姚德荣和姑祖母姚爱云，于是登门拜访。最大的收获有二：一是我知道了曾祖父的名讳和字号，请来了曾祖父唯一存世的遗像；二是翻检出一本曾祖父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所立的关于分家析产的《分书》，内中叙述了祖父这一代的概况。但祖上有没有姚家家谱呢？回答仍然令人失望。姚德荣1928年出生，比我伯祖父姚瑞荣小24岁，他时年70岁，了解情况比较多，也比较开通，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至今历历在目；采访姑祖母姚爱云时，老人家已卧病在床，但她仍强打精神，介绍了一些家族情况。
文史资料需要抢救，家谱资料何尝不是如此？假如当事人知情人都故去了，这家谱还怎么编修？“瞻前”不能，那就“顾后”吧！我虽然没见过正宗的家谱，无先例可循，无成规可据，但还是在1998年底粗线条地编写了《姚氏家谱》。打印后，惴惴不安地挨家挨户分送给我祖父一系的族人。
我在1998年编印的《姚氏家谱》序言中，曾写过这么一段话：“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素来尊重历史。国家有史官作《史记》《通鉴》《史通》……平民则有修家谱的传统。因为家族史也是正史（地方志）一部分。数典忘祖，历来为人所不齿。然而，十年文革，家谱成了封建主义的标志，大量的家谱被抄家者付之一炬，以表示他们与封建主义‘恩断义绝’、‘割袖断袍’，毫无干系。其实，这种做法自欺欺人。当然，也有胆小怕事自毁家谱的。修家谱这一盛事，文革时几乎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但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一旦条件许可，便会‘春风吹又生’，乃至焕发勃勃生机。君不见，现在不少有识之士已在报纸上公开呼吁重修家谱，并得到社会认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突发奇想，在20世纪快要结束时，要完成《姚氏家谱》初稿。以感恩祖德，修炼身心，教育后昆；同时明确伦理关系，以使姚氏族人凝聚团结，和衷共济。”
第一稿《姚氏家谱》，严格意义上算不得合格的家谱。古代的家谱大都有固定的体例和格式，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遗像、恩荣录、先世考、族规家法（训）、礼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字辈谱等。后人如要编修，即再编再修，在上述内容基础上的考证、辨误、扩充、续写而已。但我编家谱则是“前无来者”，那只能“自成一体”——编写已知的内容而已。不过，传统家谱中的谱名、谱序、遗像、先世考、世系、传记这六项常见内容，大都有了，可谓初具规模了。然而，“前无来者”的缺憾，久久萦绕在心间。
2000年底，我突然忙了起来，受命创办《东南商报》，2002年10月又转任宁波晚报总编，直至2011年轮岗到宁波日报当副总编。这十年是我的事业“忙碌期”，根本无暇顾及家谱之类，但还是割舍不了对家谱的探究之情。2006-2008年，我在《宁波晚报》上策划了一个栏目叫“宁波稀有姓氏故事”，征到线索后，派记者去一一采访，固定版面刊发，前前后后，竟搜罗了近百个在宁波生存发展的稀有姓氏。文章可读性、故事性很强。最终，我还促使这些文章汇编成了书。这，也算对家谱中的一项内容“专名学”的关注吧。
2012年末，五十又五，工作压力渐渐轻了。双休日，又捧起那本打印稿《姚氏家谱》，左看右瞧，总觉不满意。于是在族人间“大规模”地征求照片，填写表格。尤其找到了伯祖父姚春荣的后人姚宇明，叔祖父姚德荣的后人姚丽珍、姚严明……在众位亲人族人的努力下，我将1998年打印稿进行了修订，并变成了书的模样。2013年编著的《姚氏家谱》，凡找得到的本支姚氏族里的人，每户赠送一册，敬请指正。同时，将搜集到的照片，另行编辑了父系的《姚家相册》和母系的《袁氏相册》，使族人间，虽未谋面，犹在眼前。
此事原本尘埃落定，但寻不到曾祖父以上的姚氏宗谱总是一个心病，觉得此事未完。于是，到天一阁、市图书馆、市档案馆去查家谱，但仍杳无音讯。祖上究竟是否有家谱传世？渐渐我失去了信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7年7月21日上午，宁波文史专家钱文华先生忽然来电，他帮我找到了《慈东姚氏宗谱》！宗谱内的“揆之公一支”下面有我曾祖父姚来淮、祖父姚祥荣的世系图……近二十年的追寻，终于有了结果，怎不喜出望外：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宗谱却在黄浦江边。
不久，钱先生给了我一本《慈东姚氏宗谱》复印件，但字迹不够清晰。听他说宗谱原件藏于上海市图书馆，于是我通过宁波市图书馆万湘容先生协助，购买了《宗谱》的电子版。数码技术使《宗谱》几乎可以原样呈现。我精心制作了几套《慈东姚氏宗谱》（共二卷：首卷、末卷，520页）。《宗谱》中的用红线标志的竖横线，穿越时空，清楚地告诉我：江北区庄桥姚家村姚氏一脉，从始祖姚锐翁（清六公）算起，有650年的家族历史，时代跨越元末至今，至少繁衍了二十四世。
但我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记载明确无疑的是庄桥姚揆之（十二世）以下的。那么，一至十一世的先人的情况呢？《慈东姚氏宗谱》虽有蛛丝马迹，但对家谱没有研究的我，还是一头雾水。于是，恳请钱文华先生帮我研究分析。老钱是《古镇慈城》的主编，对慈城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数家珍，了然于胸。宁波出版社出版他的《天赐慈城》一书，更为他赢得了口碑。毕竟是老朋友，从2017年八月开始，他费心费力，花了两年时间，几易其稿，反复推敲，完成了书稿的上辑，洋洋十余万言。上辑内容不仅是慈东姚氏的研究成果，更是宁波姚氏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宁波地方志，尤其是家谱的研究都很有裨益。老钱还叫他的儿子钱之骁（历史系硕士毕业，现为宁波市海曙区田莘耕中学教师）一起帮忙编辑整理《慈溪姚氏史迹录》，友情弥足珍贵，岂一个“谢”字了得！
令人感动的还有为本书作序的戴松岳先生。2017年他出版了《穿越历史的目光》一书后宣布：因视力原因，将从此搁笔。但是，这本书的序言非他莫属。一来他是我40多年前支农时的慈城老朋友，又曾是报业同行；二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老戴著有《风流千古说慈城》，研究慈城姚氏（宁波姚氏的大本营在慈城植本堂），他也是行家，与钱文华可谓珠联璧合；三是戴先生的学术背景是历史，但文化底色却是杂家。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其史论文章文采飞扬，非同凡响。
戴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几件事：杭大历史系毕业后，他参加宁波市首届春风杯智力（百科知识）大奖赛，在上万人中脱颖而出，杀入决赛后，却以同样比分屈居亚军，他耿耿于怀好一阵子……戴先生曾在《鄞州日报》工作。他的眼疾与他长期在报社“做夜班”有关系，作为分管新闻业务的副总编辑，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他都仔细认真地审阅修正。后来，他调到鄞州区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编辑研究工作，主编的《鄞州文史》，在浙江政协文史系统和文化界影响很大。每年二期，每期四五十万字，至今已出26辑，1000多万字。他在《鄞州文史》上发了大量的文稿，却不拿一分稿费。戴先生的《论姚江文化现象》一文，虽不足万字，却被多方转载，并被多种专业书籍收录。他的文化散文《姚江是一个奇迹》，曾被选入宁波市中学语文教材。一个历史学者的文章，成为语文教材，令人感佩。戴先生还多次走进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在《走遍中国》栏目中解说宁波和鄞州文化，参与策划大型电视文献片《话说鄞州》。
上述几件轶事，可见戴先生的概貌和人品。
言归正传，有了钱先生几篇“核心文章”，有了《慈东姚氏家谱》作依据，我心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从2018年元月起，我根据钱先生的要求，撰写或修改本族来淮公一支的人物传略（详见下辑），为有朝一日，续修严格意义上的家谱，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姚氏人物，4000多年来，卓有成就，青史流名者不乏其人。我将本族人物资料放在下辑，有点忐忑不安，怕狗尾续貂，贻笑大方。然而，转念一想，借此机会，为先人和在世的族人留一点行状，尽管都是平凡的人，还是有点价值的。至少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是如何生活的？也为宁波“民俗”研究立此存照。族人中，我算是一个“吃文饭”的人，经不起劝说，当仁不让了。当然，叨光之嫌还是有的。但上下辑合在一起，如能起到“感恩祖德，教育后昆”的作用，则幸甚。
为体现男女平等，应钱先生之嘱，下辑放上了我的姑祖母、祖母、母亲的传略和照片，一反女性不入谱的惯例，也算是一种投石问路吧。
家谱也好，宗谱也罢，是十分小众化的读物，但”芥子之小，可纳须弥之大“，一本宗谱微缩着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倾诉着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出版《宁波姚氏寻踪》的意义也在此。
编写此书之余，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既然天一阁、宁波市图书馆没有这套《慈东姚氏宗谱》，我何不制作后捐赠给他们。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宁波共有37533名姚姓人。或许有些姚姓人与这本《慈东姚氏宗谱》相关呢，也许他们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呢！于是推己及人，我将这套1931年王载芳编修的《慈东姚氏宗谱》，复制后捐献给了宁波市图书馆和天一阁。任何资料，保存在国有单位不仅长久，而且能发挥更大的效用。百善孝为先，作为慈东姚氏揆之公名下第二十二世裔孙，我捐献宗谱，谈不上“孝”这个宏大主题，只是略表寸心而已。
了解或编修家谱，于人于己都是一件有益的事。在古代，对家族内部而言，家谱是关于一个人的身份证明，是个体与族群、与社会的最重要的关系凭证。对外而言，家谱是国家进行户籍管理、人口统计、迁徙移民的重要依据。下辑附录了我祖父、父亲简历的原因也在此。时代不同了，表格内容虽然有增有减，但社会关系、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这几项至今未变，而且要求越来越详细。如今的年轻人，还有多少人知道祖父的名讳，更不要说曾祖、太祖的名讳了。又如，籍贯一栏，现在只须填写本人出生地或父母籍贯就可以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祖上从哪里迁徙而来？编著本书之前，我就一头雾水。
顺便说明一点，照相技术到晚清才传入中国。书的开头，恭放了几幅姚氏先贤的画像，如姚镆、姚涞父子。一来让人们看看先人的穿戴容貌；二来姚镆（迁慈溪第十六世祖）与本人祖先姚锵（迁庄桥五世祖）是族兄弟关系。我找不到本支姚氏始祖姚锐翁（清六公）的画像，瞻仰一下那几幅画像中的先人风采，不亦宜乎。
总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谱牒是身之根本。本书如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家族史，则于愿足矣！
最后，谨向为此书付出辛劳的张如英、封静杰、张磊杰表示感谢。
姚志明
2019年夏于青林湾
姚氏一百三十一世世系简编（公元前2128-公元2018年）
□钱文华
笔者根据史料及清光绪慈谿《姚氏宗谱》、民国《慈东姚氏宗谱》，对植本堂姚氏重要人物与揆之公直系世系之关系进行分析考证，现解读如下。
一、揆之公（姚韬，字揆之）是迁慈姚氏第22世，始祖姚嗣宗第21世孙。姚嗣宗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任环州军事判官，后升为广西浔州守。晚年从会稽山阴迁来明州慈谿县城慈城平政桥西，因其孙姚榛曾建造植本堂（一说北宋龙图阁学士姚孳建造），故后人以植本为堂号，史称慈谿植本堂姚氏。
二、揆之公是南宋举人姚荣孙第13世孙。姚荣孙，字安礼，行第宗，排行三，其后裔史称宗三房。生三子，姚应凤、姚应蟾、姚獬孙（字应獬）。迁慈东庄桥姚家村始祖清六公姚锐翁（又名姚冕），即为姚獬孙第三子。
三、揆之公七世族祖姚堂，明正统进士，历任苏州知府、广东参政。姚堂即是清六公堂弟清八公（姚应蟾的次子）四世孙。
四、揆之公六世族祖姚镆，明弘治进士，历任右都御史、四川巡抚、兵部尚书。姚镆即是清六公堂兄清三公（姚应蟾的长子）五世孙。
五、揆之公五世族祖姚涞，兵部尚书姚镆的长子，明嘉靖二年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姚涞即是清六公堂兄清三公（姚应蟾的长子）六世孙。
六、姚家村姚氏，始祖清六公姚锐翁，大致生活于元代。从慈城迁居庄桥姚家村（现隶属宁波江北区），至今约有650年历史，繁衍了二十四世。现排列如下（以姚志明一脉为例）：
始祖姚锐翁（姚冕）—第二世姚伯常—第三世姚敬通—第四世姚德淳—第五世姚锵—第六世无考—第七世无考—第八世无考—第九世无考—第十世姚尚礼—第十一世姚应宇—第十二世姚韬（字揆之）—第十三世姚瑞臣（字锡九）—第十四世姚凤阳（字仲喈）—第十五世姚枢（字位北）—第十六世姚燕（字启商）—第十七世姚垌（字芳原）—第十八世姚钰（字成五，来淮公生父）、姚钧（字显五，来淮公继父）、姚钜（字尊五，来淮公继父，兼祧）—第十九世姚来淮（字舲生）—第二十世姚胥梁（字祥荣）—第二十一世姚纯金—第二十二世姚志明—第二十三世姚行之—第二十四世姚又新。
七、修撰于1931年的《慈东姚氏宗谱》，在目录中明确列有揆之公支世系。宗谱中列出的第十二世姚揆之至二十世姚祥荣世系，准确清楚，可靠可信。
八、本书下辑中，第十九世姚来淮至二十四世姚又新这六代姚氏世系，由二十二世姚志明按直系关系排列。姚来淮其他后代也可按此办法，连接各自的直系世系。
九、上述直系世系图按旧宗谱“男丁入谱”惯例排列。
十、从始祖清六公姚锐翁至第十一世姚应宇之间，即整整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各种地方史志竟没有留下与慈东姚氏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这不能不让研究者感到遗憾。
十一、家谱里第六世至第九世连续四代名字无考，这恰恰说明这四代人的生活存在不确定性。一个人如果没有稳定的生活，一直为生存而焦虑奔波，谁会想到祖宗的一切？唯有生活安定，家庭和谐，子孙兴旺，才会想到祖宗，才会建祠堂和修家谱。
十二、慈东姚氏排行字辈，生前（宗祠排行）和身后（阴歌排行）各有一套，都表示族内的辈份。
生前使用宗祠排行字辈，在出生取名时嵌入名字内。慈东姚氏在13世之前字辈无考，14世起才创立使用，共计32字。宗祠排行（14世起）：念、兹、烈、祖、聿、来、胥、宇、克、定、厥、家、受、天、之、祜、永、言、孝、思、监、亦、有、光、本、支、百、世、长、发、其、祥。
身后使用阴歌排行字辈，只在宗谱世系里使用，共计40字。阴歌排行：清、正、敬、德、钦、启、甫、昌、盛、秀、才、良、济、美、余、庆、兴、贤、位、能、玉、洁、如、日、皎、普、照、善、地、乡、光、前、兼、裕、后、永、远、镇、家、邦。
十三、第十七世姚垌生五子，依次为：姚钰、姚鍌、姚〓、姚钧、姚钜。第十八世姚钰生四子，依次为姚来涔、姚来泩、姚来溱、姚来淮。
十四、第十八世姚钰将第四子姚来淮过继给第四弟姚钧为子，按宗规：自从过继日起，姚来淮不再是生父姚钰的儿子，而是其叔父姚钧的儿子。其叔父自过继日起不再是叔父，而是姚来淮的永恒的父亲，其后代即为姚钧的子孙。后来经过继父姚钧同意，姚来淮又过继给小叔父姚钜当儿子，此过继属于兼祧性质。所谓兼祧就是姚来淮首先是姚钧的过继儿子，其次也是姚钜的过继儿子，两位父亲兼有一个儿子。当然这两个父亲以姚钧为主，姚钜为次。按宗规，如果姚来淮生有两个以上的儿子，一般是第二个儿子立在姚钜名下。
十五、目前从民国二十年《慈东姚氏宗谱》横竖红线来看，姚来淮生五子，谱名依次为姚胥椿（字瑞荣）、姚胥桢（字春荣）、姚胥梁（字祥荣）、姚胥栻（字茂荣）、姚胥权（字钦权）。来淮公五子以下世系图，系姚祥荣长孙姚志明补充连接，不见于《慈东姚氏宗谱》。宗谱中的姚来淮，字生。来淮公在世时，还用过一个字：龄生。1931年王载芳修谱时，来淮公（1874—1945）仍健在，故谱中称“名”，不称“讳”。
十六、世代平均年率是指父系后裔之间出生年的平均年差，经多方互证认定，以三十年为世代平均年率（允许上下三年之间波动），与古代修家谱要求“谱法当一世一修，故每三十年为率”相吻合。从十二世姚揆之至二十四世姚又新，如果以世代平均年率30年算，共有390年。因二十四世姚又新，生于2010年，尚在幼年，故计算存在偏差。为计算正确，应减去二十四世姚又新，以二十三世姚行之为准，时间也不是今天，而是2010年。故十二世姚揆之至二十三世姚行之之间，共有12代，每代年差30年，共计360年。从2010年往上推算360年，为1650年，即是清朝顺治七年。如果每代年差率再向上加一年，即为31年，则12世共计372年。从2010年倒退372年，为明崇祯十一年，即为1638年。也就是说，十二世祖姚揆之大致生活在明末崇祯与清初康熙年间，与家谱所记载十二世祖姚揆之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殁于清康熙廿二年（1683）大致相符合。
（2019年5月31日改定）
《慈东姚氏宗谱》续编（第21-24世）
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慈东姚氏宗谱·揆之公支世系图》，列出了第十二世姚揆之、十九世姚来淮、二十世姚瑞荣、姚春荣、姚祥荣、姚茂荣、姚德荣。
姚来淮传略
姚来淮，字生、铃笙、铃生。1874年农历十月二十出生，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11月去世。终年72岁。
据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慈东姚氏宗谱》记载：姚来淮系慈东姚氏第十九世，即十二世姚揆之支世系。按行第排列应为“位”字辈。位字辈名讳中大都有水字偏旁。姚来淮同胞兄弟四个：来涔、来泩、来溱、来淮，名字中的第二个字均带水。古人命名方式之一，以五行序辈。五行相生，寓意子孙繁盛、生生不息。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从十五世到二十世：姚枢、姚燕（燕字下面四点形似火）、姚埛、姚钰、姚来淮、姚胥樑，五行相生。
如果按此规矩，我祖父叫姚胥裸（字祥荣），那么我父亲姓名中应带有火（木生火），而我的名字则应带有土。但宗谱修纂于1931年，父亲姚纯金出生在1933年，他的名字中不但无火，反而有金，可见时势不同，五行序辈之法，到父亲这一代就结束了。
姚来淮在宗谱的表字只有“舲生”一个，铃笙、铃生均为后来所取。镌刻在鄞州宝幢曾祖父墓碑上的用名，就是姚龄生。要不是找到了《慈东姚氏宗谱》，后人可能还不知曾祖的大名和其他的表字呢。
关于姚来淮的父辈之行状，已无从考证。曾祖的行状也只能根据其第五子姚胥权（字德荣）、女儿姚爱云和我祖母王凤英于1998年介绍而来，因为其他祖辈当时已去世。
姚来淮出生地应在今江北区庄桥街道姚家村，准确地说是前姚村（姚家村分前姚、后姚）。姚德荣没见过祖辈（姚钰、姚钧、姚钜），他们是务农还是经商不清楚。但姚德荣知道，姚来淮读过四年私塾，能习文算术，家境不错。
1888年，姚来淮14岁那一年，经亲友介绍和帮助，到上海义昌钱庄当练习生，也就是学徒。由于肯干和聪慧，他逐步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重用，由一般伙计（职工）晋升为帐房（会计）。1899年，25岁时，姚来淮成家立业，娶田胡乡胡氏为妻。
胡氏生四子一女：长子姚瑞荣、次子姚春荣、三子姚祥荣、四子姚茂荣、女儿姚爱云。1921年，也就是胡氏与姚来淮婚后第23年后病故。胡氏去世时大约40岁。
1924年，姚来淮年届半百，无奈“家务乏人管理”，又娶洪有凤（又名洪阿四）为续弦，并于1928年生育一子，即姚德荣。
如许多宁波帮一样，姚来淮不仅自己在上海从事钱庄业，还积极鼓励支持儿辈经商。长子姚瑞荣早年曾随父在上海经商，治何业不清楚；二子姚春荣曾从事参行；三子姚祥荣曾从事木行；四子姚茂荣曾从事面粉业；五子姚德荣曾从事棉布业，还当过宁波如生罐头厂厂长和宁波市生产资料公司副总经理。由此可见，曾祖和祖父这一辈，大都从事金融及商业。
值得一提的是姚来淮女儿姚爱云，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当过慈溪县骆驼桥乡副乡长。我少年时，曾多次见过姚爱云，她给我的印象极好：又慈祥又干练。1998年去骆驼桥拜访姑祖母时，“姑婆”躺在床上，与我谈了约一小时。
1942年，姚来淮在上海整整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68岁那一年，深感年老体衰，遂决定回宁波老家颐养天年。当然，从1888年至1942年，他虽然在上海供职，但他的家业仍在宁波，一大家子，全靠他的收入养活。他在上海辛苦了一辈子，多多少少也给下辈置办了一些家产。
姚来淮回甬时，除幼子姚德荣外，其余子女均已成家立业。这位年近古稀的老翁，毅然决定“分家”，请族人姚宝龙等做“中间人”，进行“分家析产”，并立《分书》一式五份。这里不妨将收藏于三儿子“礼房”姚祥荣后代的那份《分书》全文摘抄如下（标点系编者所加）：
“立分书人姚铃生今因年老力衰，难以督理家务。元配胡氏为室早已身故，生下四子一女，长名瑞荣、次子春荣、三子祥荣、四子茂荣均已婚配。女名爱云许配慈东下河吴家为媳。当时因家务乏人管理，续娶洪氏为侧室。所生一子名德荣，现已学业，尚未娶婚。各人均已年大，理宜树大分枝，况余有无积蓄，因特延请亲族，将自置樟桥（编者注：现江北区庄桥镇前姚村）前姚漕头朝南正堂房壹全间，朝西侧面楼屋贰全间，四址载明。老契归并次子春荣承受。因余囊无余资，而目下生活程度日高，将归并次子春荣之屋，由次子春荣出旧币叁仟元。惟因长子瑞荣早已病故，娶媳童氏，生下孙女一人。因乏后嗣，由次子春荣所生长孙有土承继长房为子。所归并次子春荣之屋，作价旧币叁仟元内壹仟元作归长房童氏身后经丧之费，不作别用。交次子春荣无利保管。其余贰仟元归余身后丧葬之费。当时由次子春荣付来，旧币壹仟另四拾元系购棺木之用，尚余旧币九佰陆拾元，仍存次子春荣处。以长年壹分利计息。现因生活随时提涨，如日后将九佰陆拾元及利息之数不敷余丧葬之费，仍由次子春荣、三子祥荣、四子茂荣均各分派。如五子德荣成年，亦应分派，作为四股照派。又宁波象鼻巷三十二号朝东平屋五间及披屋贰间，归余生活费及洪氏生活费与日后经丧等费及五子德荣娶婚费，由余将宁波象鼻巷房屋名下提出旧币壹仟元，归恤长房童氏媳妇年老养身生活费。但长房童氏无故不得随时支取。须待年老方得逐年支取。惟余提付长媳童氏之费，须待宁波象鼻巷房屋出卖与人后，方可付给，次子春荣代为保管。自分之后，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房，务各克勤克俭，庶几家道寝昌；无怠无荒，然后祖风丕振。尚其勗哉！今特立分书一式五本，仁义礼智信五房各执一本为据。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日立。分书主父姚铃生（盖章）、仁房童氏（划×）、义房春荣（盖章）、礼房祥荣（盖章）、智房茂荣（盖章）、信房德荣（母代划×），见议亲族姚宝龙（盖章）、洪达林（盖章）”（分书原件详见本书下辑）。
细细分析曾祖父姚来淮的《分书》，大致可推论出如下几点：
其一，姚来淮共有房产两处：宁波江北区庄桥前姚村一处，海曙区南大路象鼻巷一处。
其二，按专家说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元银元折合人民币60至70元（2009年）。《分书》立于1942年，提及的3000元旧币，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18至21万之间，但这一测算有待考证。
其三，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上海一个中学教师月收入约45元；一个女工的月收入约12元，而当时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的开支约20至30元（旧币）。因此，这3000元旧币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1937年一头牛约100元旧币）。所以，姚来淮与儿子姚春荣“以长年壹分利计息”。
其四，1942年，姚来淮从上海回宁波，作价出售前姚村乡下房屋后，自己和夫人洪氏及儿子姚德荣，住在“象鼻巷32号朝东平屋五间及披屋两间”。这处房产未出售，直至笔者1998年采访姚德荣时，叔祖父姚德荣和夫人仍住在那里。在《分书》中有一句“将象鼻巷房屋名下提出旧币壹仟元”。换言之，曾祖父自己再掏出1000元旧币，加上前述3000元一部分，作为财产来安排长媳和自己丧葬后事等。
其五，1942年立《分书》时，除仁房姚瑞荣英年早逝外，义房姚春荣、礼房姚祥荣、智房姚茂荣已“自立门户”，信房姚德荣虽未成年，但“四房”均有“分派”义务。于此可见，儿子们的责权利是统一的。
其六，见议亲族姚宝龙、洪达林应是前姚村里的前辈。他们是《分书》的证明人，相当于“见证人”。2013年记者到前姚村去采访时，老人们仍记得村里有个德高望重的姚宝龙老人，住在“大一房”（现为江北区级文物保护点，清代古建筑，见封面图）。姚宝龙与姚铃生关系尚待考。
另外，在《分书》中还有一个“再批”，引人注目。内容共四条，其中第四条为：“永嘉祀锡九祀祀产嗣后由仁义礼智信五房轮流承值”。钱文华先生经过仔细考证并会同戴松岳先生共同研究，作如下断句“永嘉祀，锡九祀，祀产，嗣后由仁、义、礼、智、信五房轮流承值”。祀产在何地？2018年春姚春荣儿子姚宇明告知，就在姚家村。
1998年春，笔者分别拜访了尚健在的祖辈姚德荣和姚爱云，前者住海曙区南大路象鼻巷，后者住镇海骆驼桥农村（均由叔父姚顺昌陪同前去）。2013年1月，笔者又分别采访了姚春荣次子姚宇明和姚德荣长女姚丽珍、儿子姚严明。他们对“义”房和“信”房两家的情况又作了一些补充。
现结合《分书》，将姚来淮后代分述如下：
姚瑞荣，1904年出生。成年后娶妻童氏，育有两个女儿，《分书》称一个女儿。“因乏后嗣”，由次子姚春荣将儿子姚有土过继给姚瑞荣为子（编者注：据姚宇明告知，姚有土（姚宇洪）“过继”未成事实）。姚瑞荣早年在上海经商，英年早逝。
姚春荣（又名姚书槿），1907年出生，生育二子一女（详见姚春荣家族简介）。
姚祥荣，1910年出生，生育三子二女（详见姚祥荣传略）。
姚茂荣，1913年出生，成年后在宁波太丰面粉厂工作，生育二子二女（资料不详）。
姚爱云，1918年出生，1938年出嫁，给镇海区骆驼镇下河村吴金元为妻。姚爱云于1999年10月病故。姚爱云与吴金元生一子二女，依次为：长女吴丽君（已故），大女婿陈祥康（已故）；次女吴素君1957年7月28日出生，次婿杨申友1951年6月3日出生；儿子吴晓君，1964年10月3日出生，现在盛星数控有限公司工作。吴晓君与妻子茅燕君（1966年12月28日出生）生一子：吴聪聪（1990年6月14日出生），在银亿集团工作。
姚德荣，1928年出生，生育一子三女（详见姚德荣家族简介）。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姚祥荣传略
1971年2月18日，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被窝里的我们姐弟仨，突然被父母叫起：“爷爷不行了，快去！”那年我14岁，初中生，已经懂事了。“不行”，意味着病危。全家手忙脚乱，急匆匆骑自行车从永宁巷38号赶到爷爷奶奶家。第二天，祖父就仙逝了。祖父姚祥荣1910年9月23日（农历庚戌年八月二十）出生，因患肺气肿，于1971年2月19日去世，终年62岁。丧事在桂芳巷26号家里举行，奶奶啼哭不已，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一次，我领略了失去亲人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痛。
爷爷很慈祥，从不疾言厉色。隔代亲，爷爷对长孙的我，疼爱有加。孩提时，我姐弟仨在爷爷家住过几年。那是一幢老式民居。住着王家三户人家：奶奶王凤英和表叔王家昌和王家泰，据说那是他们王家的私宅（爷爷没有自己的私宅）。
爷爷生于庚戌年，我生于戊戌年，我的儿子生于壬戌年。四代之中，有三个生肖属狗，也算巧合。家里有爷爷的遗像，我酷似爷爷。爷爷给我的印象，不妨用文字描绘：瘦削的脸庞，深凹的眼窝，一双忧郁的眼睛，沉默寡言，穿着旧式蓝色中山装，常低着头，使劲地吸着劣质烟，一坐就是好长一会。偶尔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我只能从他眼神去判断他的好恶喜怒。
长大了，我知道了为什么。爷爷一生坎坷，经济拮据，饱经沧桑。平平凡凡地来，又平平凡凡地去。
祖父和祖母均葬在鄞州区育王公墓。清明节我去扫墓祭拜，常常在爷爷的坟头，敬上三支中华门香烟（或其他优质香烟），让冉冉飘起的烟雾，寄托绵绵的哀思。
言归正传，还是给爷爷立个小传。
祖父在《慈东姚氏宗谱》中列入“揆之公支世系表”。揆之公是十二世，祖父是第二十世。谱名：姚胥梁，字祥荣。排行：能。曾用名姚祥云、姚世良、姚永年。
祖父初中学历，七年私塾，后自学至初中。14岁出门到木行当学徒。解放前，先后在木行、颜料行等辗转谋生，曾经自营过一家木行。木行，就是经销木头的商店（商行）。据祖母说，一船木头到码头，祖父船头跳几下，船尾蹬几脚，就能知道一船木头有多少。
祖父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1998年底，我撰写第一稿《姚家家谱》时，距老人过世已28年，因此，只写了简单的几百字。现发现了他于1958年6月填写的《公私合营宁波人丰布厂职工履历表》，原封不动，打印成文，附录于后。
祖父的履历表，无疑可视为他的“自传”，也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立此存照”，从中可管窥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侧面。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王凤英传略
祖母王凤英（原名王秀玲），1912年7月24日出生，2000年2月25日病故，终年89岁。
1998年，我编写第一稿《姚氏家谱》时，祖母86岁，但思维清晰，细眯眼睛，抽着香烟，慢条斯理地与我娓娓道说姚家“家史”。
王凤英父亲王永昌早年在舟山沈家门“新和祥”绸布店当职员，薪水较少。王凤英母亲因患头晕病，无力操持家务。因此，王凤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小就是父母的得力助手了，十一二岁时，除了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外，或上山去晒目鱼干，或替渔民织毛衣、做“龙裤”，或外出卖茶叶，或到袜厂做袜……赚点小钱，以补贴家用之不足。
1930年，王凤英嫁给祖父姚祥荣。当时公公姚来淮远在上海义昌钱庄当帐房。祖父祖母一同住在曾祖父在宁波市区的私宅象鼻巷24号。当时姚来淮的前妻已病故，续娶的洪氏当家。所以王凤英侍奉的婆婆是洪氏。洪氏刚生下儿子姚德荣（1928年出生，当时才二三岁）不久，患病在床。在讲究忠孝节义的社会，作为新过门的媳妇，所负担的家务是繁重的。她孝敬婆婆，善待德荣，以致洪氏要儿子称她为“嫂娘”。
王凤英在象鼻巷与婆婆一起生活了三年左右时间。大约在1933年，即我父亲姚纯金出生前夕，祖父姚祥荣自立门户。一家人先是租住宁波秀水街塔水桥一住宅。后来又搬至战船街124号和乌含巷，两处住宅都是租用的，最后迁至桂芳巷26号。姚祥荣1971年去世后，王凤英一直与次子姚顺昌居住在一起，颐养天年。
王永昌共生育二子三女：
长女王秀凤。嫁给江北区陈家漕当教师的陈游墨为妻。生育一个儿子陈玉土（2006年1月，陈玉土患胃癌病故）、一个女儿陈瑞玉；领养二个儿子：陈玉赛、陈玉水。
长子王彭年。原在舟山沈家门“老新和”绸布店当职员，生育二子：长子王家祥（在上海）、次子王家昌。
次女王凤英（排行第三）。生育五子二女，按年龄大小排列为：长子姚纯金、长女姚月娥、次女姚月清、次子三四岁时病故、三子出生不久就夭折、四子姚顺昌、五子姚顺和。
三女王秀英（排行第四），嫁给一姓余的烟杂店“小业主”为妻，生一女：余翠琴。余翠琴后嫁给表兄陈玉土为妻，生三女一子，依次为：陈薛君、陈薛萍、陈薛红、陈勇泉。
次子王鹤年（排行第五）。生育一子二女：长子王家泰、长女王梅芳、次女王桂芳。
桂芳巷26号住着三户人家：王凤英一家，陈秀荷与儿子王家昌一家，王鹤年一家。26号是大宅院，我记忆中，每户各有大小四五个房间（含灶间，即厨房）。中间有一个共用的室内院子，一个“露天”院子，三户人家各放置大小不一的水缸。大家到巷子里的水井中打上井水，再用铅桶等容器，倒入缸中，以备不时之需（那时还没有自来水）。那个是不露天的院子放了一座大石磨。小时候，每到春节，三家人常常用它来磨“糯米粉”，糯米磨成粉后，就可制成汤团。磨粉，不仅是气力活，也须使巧劲。
姚祥荣与王凤英共生五子二女，其中二个儿子夭折。这里将二子二女的情况简述如下（长子详见姚纯金传略）。
姚祥荣长女姚月娥，1935年12月1日出生。少年时，因家里经济拮据，为保证长子读完小学，她与妹妹姚月清轮流读书。读书之余，绣花、编草帽，补贴家用。1951年考入海曙中心小学。1952年至1955年在宁波崇实商校读初中。毕业后，毅然只身赴新疆。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业厅、南疆莎车专卖公司等单位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9年至1963年在莎车人委（政府）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出席过群英会。1963年回甬与梁定岳结婚。1965年至1991年先后在镇明区委、江厦街道办事处等机关工作，担任过办事处党委委员、妇联主任、副主任科员等职务。1991年1月退休。
姚月娥1964年4月所生女性双胞胎，因医疗事故夭折，再未生育。后来表弟陈玉土将所生幼女过继给她当女儿，易名梁红。姚月娥培养梁红长大成人。梁红1970年出生，大专毕业，曾任海曙工商分局经检队副队长、组织人事科长、纪检监察室主任、海曙区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等职，现在海曙区纪委工作。梁红嫁给宁波市化轻公司唐敬东为妻，生育一子：唐寅杰，现留学英国。
姚祥荣次女姚月清，1936年出生。大约于1960年前后，由姑母姚爱云介绍，姚月清嫁给镇海骆驼桥贫农郑永江为妻，生育二女二子，依次为：长女郑和平、次女郑国平、长子郑海国、次子郑海民。
姚祥荣四子姚顺昌，1947年11月28日出生。1955年9月起，先后在宁波穆家巷小学和宁波八中读小学和初中，尔后，考入浙江地质技术学校（中专），1966年7月毕业。由于所学专业关系，1966年8月，他只身赴江西省264地质勘察队工作。在勘察队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跋山涉水，栉风浴雨，练就了他强壮的体魄。1972年1月，他从江西调回宁波，开始在宁波地质队工作。同年5月，又调至宁波市自来水公司。在自来水公司，他工作勤奋，为人豁达，先后担任工会副主席和行政科长等职。
1972年10月，姚顺昌与姚武结婚。姚武系江西省南昌市人，高中毕业，1944年9月23日出生，结婚后，随丈夫来甬，一直在宁波罐头厂工作，现退休在家。姚顺昌夫妇生育一子一女：姚明、姚蓉。
儿子姚明，1975年12月24日出生，1994年7月，效实中学毕业后考入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199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先后在“中院”宣教处、刑一庭等部门工作。2008年3月，任助理审判员；2011年到慈溪市观海卫挂职锻炼，任镇长助理；2012年1月到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工作，同年8月辞职。2012年9月起到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工作，任分行法律与合规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17年9月，调入宁波市资产管理公司特殊资产处理部，任总经理。2006年2月6日，姚明与大学同学邢煜辉结婚。邢煜辉，祖籍南京，现在宁波裕丰律师事务所工作。2007年5月22日，他们生一子：姚景行。
女儿姚蓉，1978年12月27日出生。1997年7月宁波中专（医学财会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市李惠利医院担任财务工作。2004年2月8日，姚蓉与李坚结婚。2006年6月27日生一女：李承澄。李坚现任宁波银行江东支行部门负责人。
姚祥荣五子姚顺和，1950年2月出生。1957年9月在穆家巷小学读小学，小学毕业后升入宁波第八中学读初中。1982年4月27日因病去世，终年33岁，无嗣。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姚纯金传略
春韵入园香，慈严却远航。残红谁再护，把酒问夕阳。这首古人所作的五绝，正好反映我为先父姚纯金作传的心境。我这一代是幸运的，碰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强劲吹拂了40年。而早在1983年，“仙幡却度我父魂”。一次“远航”，永不相见！从此，漫步重宵九，音容几更梦！35年来，常常是“思亲不觉冷风长“。每年清明扫墓，禁不住悲从中来。
1998年，为先父写过一份小传，2013年编辑《姚氏家谱》时又作了修改，但总觉得缺少第一手材料。2017年7月，专程到宁波市档案馆，在市档案局局长王海娟同志帮助下，查阅了厚厚两卷先父的档案，并复印了《学员登记表》（1951.12.25）一份，《党员干部登记表》（1954.1.23）一份，《干部履历表》（1956年、1964年、1982年）三份，以及《姚纯金自传》（1956.6.11）一份，《入党志愿书》（1953.12.20）一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让岁月的尘埃湮没了先父的形象和业绩，于是再次修改先父的传略。
先父姚纯金，1933年11月20日（农历癸酉年十月初三）出生在宁波战船街124号。《慈东姚氏宗谱》修订在1931年，如果按宗谱排行第，应是第二十一世，“玉”字辈。但是先父出生于1933年，故未入谱。先父尽管出生在三十年代初，但除了本名外，还有三个“曾用名”：一、姚顺金，先父自称是奶名，但两个叔父分别为姚顺昌、姚顺和，似应视作家族内排行名；二、姚顺康，先父解放前在棉布庄当学徒时的名字；三、姚仁金，取名原因不详。
先父出生那一年，祖父姚祥荣在协丰源木行当职员，薪金相对高些，祖母王凤英持家有方，一家三口，生活过得还算滋润。当时买进了鄞县北郊泗港乡村房屋二间半。后来家里人口渐多，1935年至1937年，王凤英相继生下二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为六口之家。1938年10月，姚祥荣所在木行歇业解散，一个儿子生病去世，又变成五口之家。为了生活，1939年1月姚祥荣进入新仁记木行当职员，这时薪金较少，而家里人口渐多，生活就不那么宽裕了。1939年7月，姚祥荣又失业了，家里仅靠木行发给的解散费来维持，生活陷入困境。王凤英不得不做凉帽和替人家养小孩，赚些钱来补贴家用。1939年8月到1939年12月，姚祥荣到北郊镇公所当征收员，几个月后又失业。1940年2月，姚祥荣离开宁波到温州谦益康颜料行当职员，只有极低的薪金，供他本人开支已很勉强。那一年，王凤英又生下一个儿子，但当年下半年就夭折了。到了年终，姚祥荣从温州“打道回府”——因为颜料行关门了。
1941年2月至5月，姚祥荣进入宁波陆森记营造厂当帐房。不幸的是，日寇侵占并轰炸宁波。一家人就逃难到西乡茅草漕，暂住了两个月。逃难结束后，一家人又搬回泗港乡居住。姚祥荣“帐房先生”只做了三四个月，因日本鬼子占领宁波，又失业了。1941年8月到1941年11月，姚祥荣到定海沈家门工作了三四个月，又回家“待业”。
面对全家生计无着，姚祥荣就设法东借西挪凑了一笔钱，把家搬到宁波战船街124号，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小型木行。无钱雇人，姚祥荣老板伙计一身兼。这家木行，从1942年1月至1945年12月，共经营了四年。
1946年，家里开支日益增加，生活更加困苦，木行也无法开下去，姚祥荣关门了事，并将“关门”后所得资金买进9亩农田，自己又重操旧业，进入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6年1月至1952年12月，姚祥荣在顺利木行工作了七年。
以上介绍材料，大都是祖母王凤英向我口述的。
言归正传，仍说先父。1940年9月到1945年7月，先父在宁波苍水街小学读书。那时的学制有几年？不清楚。先父在填写学历时，在“原学历”一栏填写：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当时，一家五口：祖父、祖母加一个儿子二个女儿（姚月娥、姚月清），经济拮据，全靠祖父一个人撑着，先父只能辍学，1946年开始学生意了，时年13周岁还不到。现在这年纪的初中生，还在父母前撒娇呢！而先父却要分担家里的重担。
1946年2月到12月，先父在宁波市崔衙街一家叫“成丰盛”的布庄当学徒（练习生、学生意都是一个意思）；1947年3月到12月，在崔衙街上“同丰盛”布庄当学徒；1948年1月到1950年1月，在宁波又新街“日新”布庄当学徒。断断续续，先父先后在三家布庄“学生意”四个长年。
我幼时，先父常给我讲学徒的生活经历。他概括了八个字：拉车、送货、背布、扫地。他还说，一个好学徒的标准是：手脚要勤快，“眼头”要活络。要边吃饭边看老板的饭碗是否空了，如果空了，赶紧替老板盛饭，不能自顾自埋头吃饭。先父吃饭很快，几口就完事了，这可能是“学徒”时养成的习惯。
祖母于1947年11月生了大叔父姚顺昌，1950年2月生了小叔父姚顺和，换言之，宁波解放初，全家人口增至7人，但祖父先前购置的9亩田，土地改革后被“征收”了。那时候，全家的生活基本上靠祖父一个人在顺利木行的“薪金”来支撑。先父的学徒收入可想而知，据说只管吃饭，没有或很少有“工资”。
1950年，“日新”布庄歇业，先父也就失业了。但十七八岁的先父已是“少年老成”，他参加了和义居委会一个叫“人民服务队”的组织。做过“冬防队”治保工作，即夜间巡逻；做过宣传工作，即参加腰鼓队。
1951年9月至11月，经王思严介绍，先父到宁波失业工人救济处会计训练班学习；1951年11月至12月，又到宁波市总工会工人政治学习班学习。在这两个学习班里，先父积极要求上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入团。1951年，先父还参加了救济处的工赈队和中苏友好协会，并担任会长，时年才十八九岁。用先父的话来说：“在党的亲切教育下，很快地从幼稚变得老练起来。”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先父参加了“三五反”学习和工作（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由于表现较好，1952年10月起，先父参加了庄桥机场国防建设的民工大队工作。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先父在浙江省修建委员会宁波分会民力动员部的第三、第八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兼会计（主要任务是修建庄桥飞机场）。1953年5月至1954年1月，调到民工二大队当组教干事。这期间，先父入团、入党了。1952年10月26日，经王永康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先后担任过团总支宣传、组织委员和书记职务；1953年12月26日，经杨迪雄、卢华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0周岁多一点）。给先父帮助教育的，除上述三位外，还有赵诗谊同志。
从1950年至1953年，即20岁前后，先父入团、入党，参加政治运动，投身经济建设，进取心可谓强矣！
1954年元旦，是父母的结婚之日。当月，先父参加了“整党”学习，2月起调到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务员”了。工作几个月后，1954年9月，担任了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副科长，局领导是宋先路。21岁就“当官”，可见他年轻有为。副科长（相当于现今的副处长）当了一年后，即1955年9月，调到宁波市工业部（后称工交部）政治部工作，职务是“工业口三人小组”办公室秘书，负责人是隋宏。
工交部的“三人小组”主要有两项工作：“肃反”和“审干”（1955年至1957年，全国兴起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1955年下半年起，各地建立了肃反机构。名称不一：五人小组、三人小组、专案小组、甄别小组。全国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达8.1万人。与此同时，对干部进行审查，弄清问题，洗刷污点，作出结论）。严酷的阶级斗争，锻炼了先父的政治才干。
1956年，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1933年11月出生。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徒。工资等级24级，现住海曙区桂芳巷26号。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父亲及本人每月工资收入，二人合计收入45元左右，实际支出55元左右，入不敷出，靠工会及机关干部家属补助费以及同志之间借款进行解决。妻子袁美娣在西郊金丝草帽生产合作社任理监事（不脱产），团员。
1964年10月，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单位：市委工交部，职务副科长。家庭出身职员，本人身份店员，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工资级别21级，身体状况一般，曾患过肺结核。爱人袁美娣在宁波恒丰布厂成品部当验布工，共青团员。家庭出身贫农”。在介绍“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时，他写道：“解放前家中共有七人，收入50元左右，当时父亲在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生活主要靠他维持。1952年，父亲到人丰布厂当验纱工，因家中共有9人，父亲工资为35元，本人工资为59元，二人收入维持一家。最近还负担了小妹姚月清在绍兴的医疗费和生活费。”
插叙两段先父简历，旨在说明几点：一、先父在填写简历时，或填十月，或填十一月，系农历与公历关系。二、先父好学。他的初中文化，应是自学或短期培训的结果。三、先父在1956-1964年的月工资为45-59元（约为24级-21级之间），是当时国家实行24级干部工资标准。客观地说，不算低，因为那时物价也便宜。但家里人口众多，收支也就捉襟见肘了。
1956年12月至1964年6月，先父在市委工交部担任基层工作科巡视员、宣传科副科长等职务。这个巡视员不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局级干部，而是一个科级职务。先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比较长时间，为他熟悉宁波工业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10月到1965年7月，先父到杭州江干区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组织的“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职务是“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团部研究组研究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姐弟仨，常盼爸爸能回家看看，因为他回家，必定会带来价廉物美的礼品，如竹编的杭州篮。大小不一，最小的只有香烟盒大小，五彩缤纷，十分好玩。还有什么比爸爸的礼品更令人值得骄傲的呢！
1965年8月至1966年8月，先父担任了中共宁波市委社教团团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负责人。从1964年10月至1966年8月，他在杭州工作了将近两年，显示了才华，得到了上级的器重。当时，市委已内定他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可谓前程灿烂。先父从1952年开始担任指导员、副科长、秘书、巡视员、调研员，参加了工业经济建设和各类政治运动，又能干又能写，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足以令后辈骄傲！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1966年9月，他被调到中共宁波市委文革小组。众所皆知，“文革小组”在那个年代是权倾一时的。他在文革小组担任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充其量是一个掌管各种材料，处理各种杂务的干部，但他是个“保皇派”，不久造反派抄了先父的家，企图从他手中找到当时市委书记李传孝等高级干部的所谓黑材料。先父东躲西藏，有一阵，竟身穿祖父的破旧棉袄，头戴“罗宋”帽，昼伏夜出，仿佛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家里人常常替他捏把汗。
那时天下大乱，先父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可能成为“识时务的俊杰”。1967年4月，他被赶出了“文革小组”，回到他的市委工交部，在政治部担任副科长，直至1969年5月，直接领导是陈良元。
1969年上半年，宁波像全国一样实行“大联合”，成立了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宁波市革委会如同现今的宁波市政府。下设三大组：组织组（相当于组织部）、宣传组（相当于宣传部）、生产指挥组（是一个管理全市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涉及范围相当广，当时生产指挥组的“头”是后来担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的王学正等）。由于先父长期在工交系统工作，被提升为生产指挥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也许是他一生最高职务了，也比较适合他，因为他是一个务实肯干而认真仔细的人，他的同事都这么评价他。曾担任市委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守先同志曾这样对我说：“你爸爸是认真（名字纯金的谐音）透顶的人，是市里的一支笔。”其实，称先父为“一支笔”，是过奖了。他实际学历只有高小，靠自学，最多算初中不错了。这个主任，经常要参与撰写类似市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委工作报告之类材料，一写就是几千几万字，勉为其难了。我作为儿子曾帮助父亲抄过文稿。有时，在二页文稿中夹一张蓝色的复印纸（能染色），上页须用圆珠笔写，稍用力，下页就会出现同样的字。
1969年6月至1977年10月，先父在生产指挥组担任了长达7年半的办公室主任，1977年10月起改任宁波市计划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秘书科科长（时任计委主任是李彬，李后任宁波市副市长），工作性质与办公室主任差别不大。
先父是家里的长子，体弱多病（先后患有陈旧性腰椎劳损、肺结核病和迁移性肝炎），又碰上弟弟（姚顺和）、妹妹（姚月清）长期患病。须知，那两个弟妹很大一部分的医药费是无处报销的，需要先父、姚月娥、姚顺昌共同承担。特别是为了姚顺和的病，先父东奔西跑，耗尽了心血。姚顺和从1968年发病至1982年去世，长达14年。这14年中，恰恰是先父的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文革期间，先父劳累所致得了肝炎。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很好休息、治疗和营养，渐渐变成慢性肝炎和肝硬化。
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很爱孩子，教育孩子“动口不动手”；有好吃的，总是让给孩子吃，自己舍不得吃。他常常用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三个孩子（女儿坐后座，两个儿子坐前档），送我们上学……
他喜欢抽烟、喝酒，但心有余而“钱”不足，只能抽劣等烟（如“五一”牌），喝低档酒（如几角钱一斤的白酒）。
他学过会计，但不是理财高手，也无财可理。工资发下来，一般只能用大半个月，到月底又得到单位去借。儿女们常常能在上半个月吃到红烧猪肉，须知那个年代吃肉是一种“侈奢”。他会烧菜，虽然工作繁忙，但一家三餐的饭菜还是由他“负责”的。烧菜时，他讲究色香味，喜欢用葱和味精。菜烧好装碗时，常常用毛巾将碗边抹一下，去掉碗边内外的油渍之类，更显得干净。
其实爱清洁，不仅体现在烧菜上，更体现在穿着上。他常常对子女说，“穿旧衣裳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他一有空就洗衣、汰头，忙个不停，简直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一双皮鞋，穿了十多年，他也舍不得丢掉，今天擦油，明天打钉，他总有办法延长皮鞋的寿命。须知，当时皮鞋也是一种奢侈品，其实他当干部，也需要这个“行头”，没钱只能多加爱惜了。
官不大，但他曾经有过“实权”，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办公室主任，上下联络，纵横捭阖，谁都买账，但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有一天夜里，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一个人到家里来，送来两盒双宝素（不值钱的口服液）。当时先父不在，母亲退不掉就留下来。他晚上开会回家，非常恼火，他把“双宝素”当作“定时炸弹”，连夜出门退还给来人，唯恐会给他带来灾难。
先父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很要“面子”。但有时候，时势会无情地撕破你的“面子”。祖母王凤英老了，她把一些金银首饰分成几股给了子女，作为长子，他也得了一股。当时，他向单位借着钱，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就赶紧到银行变卖后去还债。其实，人家并没有催他。不久，金价涨了，使他十分懊恼——足足亏了一半钱。
1975年上半年，我将高中毕业。当时姐姐已留城当工人；弟弟差我一岁多，还在读高一。我的前途：或支农，或留在家里混日子，我选择了前者。1975年5月底，我主动向宁波六中革委会打报告，要求第一批去下乡支农插队，并仿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诗格式写了一首长诗，标题叫《坚决要求上战场》，以表示坚定的决心。然而，先父对我的决定有些犹豫：儿子那单薄的身体，怎能扛得住沉重的农活，希望我留在家里，学木匠什么的，还替我买来锯刨之类工具。但我不以为然，态度很坚决。支农的批复很快下来了，到市郊慈东公社山西大队第五生产队（应家）插队。1975年7月19日，学校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先父所在单位——宁波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在7月24日也开了一个欢送座谈会。李振敏、毕虎两位领导参加会议，并赠送了一本笔记本。上书：“志在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谆谆寄语。
1975年6月起，老爸开始为我奔波。当时，按政策插队的“知青”，国家分配一套“知青房”，但需要自己建造。记得我和老爸用拖拉机把红砖、水泥、黄沙等运到慈城，再用手拉车驳送到应家。尤其是经过夹田桥（如图），十分吃力。父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此，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
先父对子女没有奢望，从未“望子成龙”。1977年，文革降幕，恢复高考。在农村支农的我，决意考大学，他紧急从宁波赶到乡下，苦口婆心地劝我到宁波市第一搬运公司当机修工，他怕儿子身体瘦弱，在外闯荡，事业不成，反吃苦头。慈爱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先父在家里很民主，不是一个严父，而是一个慈父。一般情况下，子女们并不怕他。他常常与子女在饭桌上辩论长短，允许反驳。有一次，探讨家里为什么这么穷（当然是相对的），父亲讲了一大堆实际理由，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我，给父亲下了一个结论：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才受穷。仿佛拮据的生活是父亲不会计算造成的，惹得他很不高兴，下不了台，但他并没有训斥儿子，讪讪地笑笑而已。
1982年10月，先父五十大寿刚做完不久，就病倒了。医院叫他做了许多化验，以确诊他的病情，他的肝硬化已很严重了。某一天，宁波肝病医院王德扬医师叫他去做一个肝癌的血化验，全家惊恐万状。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我通过医生得知，父亲患的是晚期肝癌。假如在某一指标上敲上“阳性”二个字，仿佛是在判他“死刑”。情急之中，我疏通了医生，赶回报社（当时我在宁波日报社工作），到印刷厂找来二个刻有“阴性”的铅字，在蓝印泥上按一下，然后仔细地在应该敲“阳性”的地方，敲上了“阴性”二字。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把化验单子给了父亲……但是，铅字阻止不了病情的迅速发展。在以后的一年中，他基本上是在病榻上度过。家里人不死心，派我送先父到上海瑞金医院去治疗，但也无济于事。
先父很坚强，强烈的病痛，常常使他头冒冷汗。他对我说，仿佛有人拿刀在划肝区。然而，他很少吭声。稍微好些时，他照旧与亲朋好友谈笑风生，甚至还与亲戚王弼下“陆战棋”，以缓解病痛。
1983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廿三）上午，先父病情恶化。当时，我正在宁波市委党校参加“入学考试”。那天考最后一门：数学。开卷才5分钟左右，突然接到电话，说先父病危。我丢下考卷，立即起身请假，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一路上暗暗默念：菩萨保佑，千万让我见爸爸最后一面！10时40分，先父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含泪给父亲穿上了寿衣（按长辈嘱咐，先穿到我身上，再脱下来给先父穿上）。10月2日，在市殡仪馆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宁波市委副书记宋瑞甫、王学正等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一缕轻烟冉冉升起，随风散去，但他似乎在频频回头……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儿女们的心中，永远！
先父葬于鄞州区育王公墓。
姚志明
2018年春修改
附：
先父姚纯金追悼会
一、送花圈的单位（23个）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党组、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支部、市计委全体同志、市计委秘书科、宁波市印染厂工会、市经济委员会、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人事局、市物资局、市劳动局、市统计局、市物价局、市医科所、宁波日报工会、市金属公司、市化轻公司、市机电公司、市生产资料公司、市劳动服务公司、市汽车配件公司、市汽车机电设备回收公司、市木材公司
二、送花圈的个人（57人）
王学正（市委副书记）、宋瑞甫（市委副书记）、李彬（副市长）、陈铁山（副市长）、俞福海（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振敏（市经委主任）、钱耕余（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邵槐（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黄复康（市房地局局长）、翁维卓（市城乡建委处长）、陈吉荪、汪于孝（市计委）、黄济敖（市计委）、诸家俊、韩爱卿（市城建委）、李文裕（市经委）、董祖恩（市计委）、殷月芳（市计委）、于纨蒲（市经委）、史永和、王文国、朱宁康（海曙区委书记）、袁锐刚（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恩豪（市计委）、赵永娣（市统计局）、张朝翰、陈柏年（市计委）、吴世章、杨咸宪（市劳动局副局长）、伍其淦（市委副秘书长）、程杭生（市老干部局副局长）、王祖贻（市委办公厅）、黄可泰（市医科所所长）、郑孝本（市卫生局）、董雅军、陈永昌、洪志焕（市建设银行）、吴志伟（市委办公厅行政科长）、王启仁（市计委）、陈昌才、石国庆、石国珍、石国凤、陈梅君（市卫生局）、舒祖尧（市交通局副局长）、何守先（宁波日报总编）、何鲁（宁波日报副总编）、赵述奋（宁波日报党委委员）、陈良元（市二轻局局长）、马洁敏（陈良元夫人）、李芝（市经委副主任）、杨连康（市经委副主任）、陈英钧（市旅游局局长）、马勤法（市经委办公室主任）、徐美凤（市纪委，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俞根法夫人）、周云乔（市计委）、龚元龙（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局长）
（说明：送花圈的个人，系当时记录，可能有遗漏。2016年，姚志明请先父的好友、市人大办公厅副主任陈宝根为这些同志注明职务或身份，时隔30多年，记忆可能有误，敬请鉴谅）
袁美娣传略
母亲袁美娣，1936年8月4日（农历丙子年六月十八）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的外祖父叫袁宝兴，曾外祖父叫袁阿全。袁宝兴6岁那年，正是读书年龄，袁阿全去世了。袁宝兴被迫替人放牛、做长工。袁宝兴为人忠厚，沉默寡言，每天只知干活。解放前，经人介绍，袁宝兴到舟山沈家门一家咸货店做伙计。1949年5月，宁波解放，但当时舟山还在国民党手中，袁宝兴往来宁波舟山两地，十分危险。家里人就阻拦他去舟山，劝说他在家种田算了。解放后，宁波进行土地改革。袁宝兴因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产业，就被划入“贫农”成份。
袁宝兴原居住在慈城附近农村慈东公社山西大队小周家，后搬至大周家，因为妻子周阿素（即我的外祖母）的娘家在大周家。袁宝兴和周阿素共生育八个子女（五个女儿，三个儿子）。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袁宝兴务农所得。周阿素操持家务，十分能干，当时尽管经济条件差，粗茶淡饭还是过得去的。后来，袁宝兴在山西大队第五生产队应家买下了几间旧房子，全家人从大周家迁至应家。
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11月间，袁宝兴劳累过度，在田间干农活时，突然肚子剧痛，也不知是什么病，就回到家里休息，这样耽搁了三天。第四天，他的病情未见改善，愈加严重，家里人这才七手八脚慌忙把他抬到慈城镇保黎医院。医生一看，抱怨说：为啥不早点来治疗？现在为时已晚！医生开了三贴中药，就打发病人回家。周阿素赶紧煎药，袁宝兴还没喝完第二帖药，就咽气了，终年50岁。
袁宝兴去世时，周阿素才40岁，据袁家长辈告知：外祖父与外祖母年龄相差10岁，据袁家长辈们确定：周阿素生肖属蛇。1917年农历丁巳年是蛇年，推算一下，袁宝兴大概出生于1907年。周阿素应出生于1917年农历七月十四。袁宝兴的亡故，无疑给全家人以灾难性的打击，周阿素当场就哭昏在床边。当时大女儿袁美娣、二女儿袁桂娣虽已出嫁，其余二女三子还很小。最大的长子袁桂良才14岁，最小的幼女袁桂君才一周岁多。一家人陷入了困境！一个妇道人家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左邻右舍也为之流泪。但周阿素是一个很刚强的人，毅然撑起了这个将要倒塌的家，她没有再嫁，她发誓要将一大帮孩子养育成人。
长子袁桂良不得不停止学业，下地劳动，扮演起全家“强劳力”的角色。周阿素日夜不息，做草鞋、打金丝凉帽，换些钱来，买些酱油盐等。当时农村已开展合作化运动，一家人的口粮还是勉强能保证。
随着岁月的流逝，子女们渐渐长大。尤其是长子袁桂良在村里崭露头角，他以勤劳能干、初识文化和聪明孝顺，赢得了村里人的赞许，担任了干部。曾先后任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别小看这个大队书记，在农村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官，一家人渐渐扬眉吐气了。两个弟弟袁明良、袁静良参了军，女儿们也相继出嫁。周阿素这个坚强的妇女终于可以向外祖父在天之灵说一声：我挺过来了！
1994年农历二月廿七，公历4月7日7时10分，周阿素因患脑溢血在市第三医院病故，终年78岁。孩提时我到应家，由外祖母抚养至上小学前，颇受偏爱。外祖母住院、抢救……我竭尽全力，并为外婆送终。
外婆去世，悲从中来，那天我恍惚间，在脑海中呈现孩童时真实的一幕：有一次，我在应家受惊生病，外婆无法可施，只能虔诚地为我“呕活灵”（叫灵魂）。现在老人已赴天堂，我在内心禁不住为她念一句：魂兮归来！
袁宝兴和周阿素共生育五女、三子。现分别介绍如下（按年龄大小排列）：老大袁美娣（女儿），1936年农历六月十八出生，生二子一女。老二袁桂娣（女儿），1939年农历六月十九出生，曾在慈城镇胶丸厂工作，现退休在家，生一子二女。老三袁桂良（长子），1942年农历三月初三出生，1993年离开山西村应家，全家搬至慈城镇居住，生一子二女。老四袁桂清（女儿），1944年农历九月廿二出生，曾在慈城镇山西村应家务农，生一子二女。老五袁桂菊（女儿），1947年农历十月初八出生，1964年11月28日病故，时年才18岁。老六袁明良（儿子），1950年农历二月十九出生，先在山西村务农，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复员后，到宁波市运输公司工作，生一子。老七袁静良（儿子），1952年农历十二月十一出生，曾在山西村务农，参军（陆军）二年，生二女。老八袁桂君（女儿），1955年农历五月初四出生，曾在山西村务农，后去慈城镇开个体点心店，生一女。
母亲袁美娣是长女，但毕竟是个女儿，解放前，乡下的女孩子很少进学堂的。但好学的她，看到人家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很羡慕，吵着要读书。父亲袁宝兴说：囡是人家的（意思是要嫁人的），读书没意思。但周阿素却坚定地站在女儿一边。于是，袁美娣在解放前，先后到方村庙小学、曹街小学断断续续读小学。1950年，又到慈城镇尚志小学读书。她很用功，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三名。深知女孩读书不容易，她十分节约，一支铅笔要用一学期。中饭在学校里吃，是家里带去的冷饭，蒸热后将就着吃。有时生病发烧，也照样坚持上学，从未缺过课。
慈城是杨梅的产地。姹紫的杨梅，招徕了四方来宾。1953年杨梅上市，在宁波甬江布厂做工的袁美娣姨母周兰英（周阿素胞妹）带着工友王秀英（我父亲姚纯金的姨母，即我祖母王凤英的胞妹）到慈城来吃杨梅。王秀英看到长相俊俏的袁美娣就打趣地对周兰英说：你外甥囡给我外甥（指姚纯金）当媳妇好吗？事后，周兰英认真地与姐姐、姐夫谈起此事。两人也就欣然同意了：家里有五个女儿，有一个女儿嫁到宁波去也不错，更何况姚纯金年轻有为，才20岁已担任庄桥机场国防建设民工中队政治指导员了。那时的恋爱，没有像现在这么浪漫。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书信来往几次，男方请女方到宁波人民大会堂看了一场电影，就决定了婚事。
1954年1月1日，袁美娣与姚纯金结婚了。那时，宁波南火车站还未建成。姚家的人，在江北火车站，租了一辆三轮车，敲锣打鼓迎接新娘。袁美娣的嫁妆是很简单的：一只板箱、一只马桶、两只热水瓶、一只脸盆、一对痰盂。一条被子还是两个姨母凑钱送的。新娘上着蓝卡其列宁装、下穿法兰绒呢裤，脚蹬高帮皮鞋，喜洋洋乘上了三轮车……新房当时在宁波市乌含巷。
袁美娣在娘家时，很少做家务，现在可不行了。烧菜、煮饭、洗衣、倒马桶……都是新媳妇每天必修的功课。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她学会编织金丝草帽，并向婆婆王凤英提出要外出到凉帽社去做工，但遭到拒绝。个性执拗的她，并没有就此罢休，经常缠着丈夫打听“招工信息”。机会终于来了。大概在1956年初，在市劳动局工作的丈夫，经局长陈良源同志帮忙，介绍袁美娣到一家动力机厂做铣床工。但体检时，发现她已怀孕，此事就搁下来了。
1956年，姚家已搬迁至宁波桂芳巷26号。农历六月十五，母亲生下姐姐姚雅琴。坐月子时，刚好刮大台风。一天，她躺在床上，突然哗啦啦一声巨响，墙倒塌了！幸亏墙是往外倒的，母女俩才幸免于难。姐姐满月后，听说浙东针织厂招工，厂人事科长正好是陈良源的妻子。于是，袁美娣正式成为该厂成衣车间的一名工人，不久，又被调到恒丰印染厂成品车间做验布工。有了正式工作后，袁美娣希望搬出桂芳巷自立门户。于是，姚纯金在天一巷1号租了一套很小的旧房子：只有一个房间，潮湿阴暗，也没有厨房，烧饭在走廊里。
袁美娣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她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三班倒”并没有使她退却，病病痛痛更是不当一回事，她极少请病事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保住“饭碗”，用勤劳的双手去营造属于她的“窝”。从1954年至今，她的“窝”在不断变化，不断变好。从桂芳巷26号到天一巷1号；从天一巷1号到永宁巷38号；从永宁巷38号到屠园巷10号；从屠园巷10号到桂芳巷15号。桂芳巷15号有二处，一处在202室，一处在502室，总共三房二厨。这里居住时间较长，直至1984年。当然，这套房子是父亲机关里分来的。
1958年4月19日（三月初一），袁美娣当时睡在厂里的宿舍里，快要上“下半夜班”时，突然肚痛——所怀第二胎要生了。工友们马上叫来厂医周鄰玉……第二天凌晨四时左右，长子姚志明就降临人世。产后，袁美娣把儿子放到厂里托儿所（日夜全托）后，就上班了。1959年农历八月初一，她又生了次子姚亚明（后改名姚峰）。两年内，她连接生下两个儿子，从怀孕到生产，从未请过一天假。她怕养小孩会失去工作，在次子生下后的第三天就做了绝育手术。
由于袁美娣工作积极，1966年4月21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开始后，由于她是工人党员，受到上级器重，被抽调到市公安局“清档组”工作，主要任务是清理敌伪档案。回厂后，又被调到厂“社调办公室”，承担上级下达的外调任务。不久，厂里开始整党，她又成为“整党”办公室一员，那时她成了一个大忙人。这种“准干部”生活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厂党委任命她为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大约在1980年前后，原来的印染织厂分为恒丰布厂和印染厂，她被调到恒丰布厂白织成品车间任党支部书记，成为脱产干部。月工资59.49元，这在当时，可是不低的收入。
母亲给孩提时的我的印象是很严厉的。子女们不怕父亲，就怕母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严母慈父”。心情不好时，她教育儿子，也偶尔会动手的，这与父亲截然不同。她相信“严母出孝子”。然而，她赏罚分明：常常从厂里买来白糖馒头，引得我们垂涎欲滴……母亲爱干净，又会拾掇；积攒一点小钱，她就增添家具。有一次，她购置了一张写字台，沾沾自喜了好长时间。她还喜欢布置房间，家里不多的家具，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换一个位置安放，有一种崭新的感觉。
1983年9月29日，父亲病逝，给母亲以沉重打击。丧事结束不久，她下决心离开桂芳巷15号——这个令她痛苦的地方，搬到高塘二村34幢98号208室。
1985年选拔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于是，她毅然递交辞职报告。印染织厂党委同意了她的请求，保留她的正科级待遇，调至厂保卫科，整理职工档案。后又调她到总务科，负责管理集体宿舍。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厂里的工房面貌改变了，她又提出了退休的请求。1989年，她被批准退休，颐养天年。
退休时，袁美娣54岁。她不愿呆在家里，勤劳的她，又到鄞县五乡镇一家布厂去“打工”（因为母亲在宁波印染织厂当过车间负责人）。从五乡到宁波，骑自行车，一个来回，需二个多小时，十分辛苦。儿女们都劝她不要干了，但她听不进去。几年后，她终于又一次“退休”了，我劝她与家人一起住，她不愿，说一个人自由。于是，在高塘二村继续独居，儿女们经常去看望她，没发现有异常情况。
2007年夏某一天，袁美娣外出，竟找不到回家的路！几经周折，她来到灵桥路768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说要找儿子姚志明。我赶紧下楼到门房保安处去接她。找不到回家的路，岂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吗？于是我立即与姐姐姚雅琴、姐夫管康建和弟弟姚峰、弟媳王娜等商量，立即就诊。经宁波康宁医院专家胡珍玉分析判断：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中期），即老年痴呆症。专家门诊后不久，我们送她到宁波康宁医院住院治疗。
几个月以后，医生建议：回家疗养。大约到了2007年底2008年初，儿女们送母亲到慈城山西大队应家小舅父袁静良家休养（同时服药）。这样又过了二年，病情越来越严重。于是，2010年上半年，又把她送进位于海曙区文昌街的宁波老年康复中心。有一年春节，姚家聚餐，我用车把母亲接到饭店，但聚餐后，母亲拉肚子了，医师提出了批评。在康复中心住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渐渐加重。2011年三四月间，母亲有一次“病危”，子女们急忙把她送到市第二医院治疗。在二院住院结束后，直接把她转到了治疗和护理条件较好的育才路289号的宁波市社会福利中心（住院部1018房间），何雪玲院长十分照顾。2011年6月至2015年下半年，在该院24小时全护理。慢慢地，母亲基本失语了。但当第四代的曾孙姚又新去看望她时，她还能笑笑，或做些简单的动作（见图）。
2015年，宁波市社会福利中心要拆迁了。何雪玲院长到新建的宁波市老年疗养院当院长（在洪塘保国寺边）。于是，2015年下半年，子女们又把母亲转送到了该院五病区（6号楼505室）24小时全护理。2016年转至9病区203室。至今，母亲患病已10年多了，无力回天！
袁美娣外祖父，即周阿素的父亲周学来（妻：冯阿凤）生三女一子。按年龄大小排序：周阿素为长女，周兰英为次女，老三为儿子周金章（妻子应阿毛，周、应生二子三女：周元康、周明康、周美娟、周利娟、周明娟），老四为三女儿周荷英（嫁慈东公社毛岙大队陈金标）。周学来、冯阿凤、袁阿全、袁宝兴、周阿素、周兰英、周金章原来都安葬在慈城镇山西村周家小山坡上。2016年，全部迁坟至慈城观庄白鹤山墓园。
父母养育我们二子一女：姚雅琴、姚志明、姚亚明。
女儿姚雅琴，1956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十五下午6时）出生。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从小聪明能干，敢作敢为，能帮助父母又好又快地处理家务。1972年毕业于宁波一中（现宁波中学）。当时由于教育制度的限制，虽然成绩很好，但未能进入高中就学。当年12月，她被分配到宁波东海化工厂，安排在厂化验室当化验员。在厂领导和师傅的关心帮助下，半年后就能独当一面，担任产品质量的分析工作。1973年初加入团组织，多次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和工作积极分子。
她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好学上进，经过努力，于1988年10月，取得了宁波市人事局颁发的技术员任职资格证书，并于1990年调到厂技术科工作，参与新产品技术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理工程师。
1993年4月，东海化工厂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于是，她调到西门口的宁波望京商厦工作。在商厦，她负责劳动人事管理工作。1994年1月，被聘为办公室主任。这期间，为商厦的企业管理、劳动人事管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宁波乡镇企业局和商厦领导的好评，两次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
1997年6月，由于望京商厦下属个别单位严重亏损，累及望京商厦，导致商厦被迫歇业。她也由市乡镇企业局安排到宁波香溪园宾馆，担任劳动人事管理工作。1998年，经过考试，取得了宁波市劳动人事管理岗位任职资格。
1982年，姚雅琴与管康建结婚，丈夫曾在浙江省粮油进出口公司宁波分公司工作。1984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廿四），他们的女儿管琰蔺出生。管琰蔺十五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宁波高专（宁波工程学院）文科专业，在新闻单位工作，2018年3月任《宁波少年报》中层干部副总监。2011年5月18日，管琰蔺与孙建奇结婚。2012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廿四）生一女，取名孙婧然。
孙建奇2003年宁波大学文秘专业本科毕业，200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9月至2004年9月任奉化市松岙镇政府办公室文秘（公务员）；2004年9月至2008年9月任宁波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办公室文秘及会计；2005年5月至2007年7月期间，在职攻读中科院研究生（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2008年9月至2012年4月任宁波市信访局办公室秘书、接访处主任科员。在机关工作多年，一直承担着单位的文字和秘书工作，对机关公文和流程较为熟悉。在市信访局期间，主要负责起草市里和局领导在信访维稳方面的各种会议讲话材料。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在《人民信访》、省《信访与民情》、《宁波通讯》等杂志发表；负责局里的信息报送工作，多次荣获市委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和省委宣传部社会舆情信息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5月，调至宁波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任主任科员。现为副处级调研员。
长子姚志明，1958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初一）出生。1981年国庆节与凌丽芬结婚，1983年1月27日儿子姚行之出生。凌丽芬退休于宁波市广电集团财务中心；姚行之效实中学毕业后，于2002年考入烟台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又在职攻读宁波大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宁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中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市经济信息委员会等单位工作，现为经信委组织人事处主任科员。姚行之与陈彬彬于2009年10月16日结婚。陈彬彬1985年11月25日出生，2004年9月至2008年7月，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证券业。现任招商证券宁波丽江东路营业部总经理。他们于2010年10月30日生一子姚又新，现就读海曙外国语学校（小学）。
次子姚峰（原名姚亚明），1959年9月3日（农历八月初一）出生。1966年9月至1972年9月，先后在宁波孝闻街小学、永宁巷小学读书。1972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宁波第十一中学和宁波六中读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到慈城半浦公社农牧场支农。支农时间应从1976年9月开始至1978年3月结束，但实际在农村时间比较少。
1978年12月，姚峰应征入伍，到海军航空兵部队（驻地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学习通讯专业。1979年10月，学习生活结束后，他被分配到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通讯站担任报务员、电传员。1980年12月，因部队精简复员。
1981年初，姚峰被分配到宁波市物资局化工轻工建筑材料公司担任业务员。1983年，宁波地市机构合并，市、地二家公司合并为宁波市化轻公司，公司固定资产八千多万元，职工三百余人，统一管理全市的化工、轻工、建材的购销。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在这样一家掌握物资调拨分配大权的公司工作是令人羡慕的。由于工作努力、聪明能干，1983年他被提拔为塑料科副科长，并由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1985年又升为塑料化工计划部经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失去生命力，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形成。新旧交替的时代，为姚峰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1988年，他被评为宁波市物资系统优秀购销员，获得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1991年12月，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兼塑料化工分公司经理。1993年8月，他随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代表团赴日本、美国考察，并在美国参加高级经济管理培训班。回国后不久，被任命为宁波市化轻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年1月，姚峰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自谋发展道路。
姚峰于1983年与王娜结婚，1985年12月8日，生女儿姚慧芝。姚慧芝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工业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获得“法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双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宁波银行。（姚志明撰于2018年春）
姚春荣家族简介
姚春荣（1907—1974年）解放前居住在江北区庄桥前姚漕头。妻子何月珍（1911—1984年），镇海澥浦人。
姚春荣十四五岁时，便到洪大参行学生意，为人忠厚，踏实敬业，工作尽责，最后在太和参行参股。由于他专业知识丰富，深受同事们好评，大家称他为姚先生。一直工作到1974年病逝，也未办退休，辛劳终生。
何月珍自嫁姚春荣后，一直住在前姚漕头老屋。由于姚春荣收入有限，何月珍一生勤俭持家。平时种一些农作物补贴家用。虽然经济拮据，仍勉力送子女入学。
姚春荣、何月珍生一女二子，依次为姚赛珍（女儿）、姚宇洪（长子）、姚宇明（次子）。
姚赛珍1932年11月出生，1953年宁波财经学校毕业后，赴大西北工作，先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社、甘肃省农业水泵厂工作，会计师，中共党员，现已退休，居住在兰州市。丈夫周名振1932年7月出生，1953年宁波财经学校毕业后赴大西北工作，就职于甘肃省供销社，曾任计划处处长，常务理事（副厅级）。2005年5月病逝。姚赛珍与周名振生有二女：周建兰、周建奋。
长女周建兰1957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先后在兰州化工厂和南京化工集团工作（工程师）。丈夫贾巍，1955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先后在兰州化工厂、南京化工集团、SBTC上海公司工作，现已退休。周建兰与贾巍生一女：贾明。贾玥1986年2月出生，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工作。
次女周建奋1959年1月出生，中专学历。就职于甘肃省日用杂品公司，会计师，中共党员，已退休，现居住在兰州市。丈夫马保平1955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就职于甘肃省农资化肥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已退休。周建奋与马保平生有一子：马维雄。马维雄1986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兰州新多维勘测公司工作。妻子李雯婧1987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在兰石集团工作。两人育有一女：马诺雅2015年1月出生。
姚宇洪（曾用名姚有土）1935年5月生于前姚漕头老屋。初中学历，1960年成为中共党员。幼年在村办培德小学就学，1948年考入宁波商校（解放后改名宁波财经学校），1952年毕业后参加工作。1954年调入宁波邮电局工作，1956年到青海省邮电系统工作，1971年到杭州，在省邮电系统工作，1975年又回到宁波市邮电系统工作，直至1995年退休。2016年3月病逝。
姚宇洪妻子吴尝君，1937年9月生于镇海骆驼下河吴家。1945年至1953年在骆驼小学读书。1953年至1956年在镇海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保送到浙江省杭州幼儿师范读书，在校时任年级班长。幼师毕业后，分配至宁波市第四幼儿园及祥兴幼儿园工作，于1992年退休。在工作时任教研组长，曾被评为首批小学高级教师。姚宇洪与吴尝君生有二子：姚金星、姚金耀。
长子姚金星1961年1月出生。先后就读宁波江北中心小学、宁波四中，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1977年在宁波化机厂工作，1986年考入浙江工业大学。现就职于镇海甬安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妻子宋霞飞1964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为宁波富邦集团精业贸易公司总经理。姚金星与宋霞飞生一子：姚俊。姚俊1991年8月出生，2010年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先后就读于浙江宁波理工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学历，党员，目前在宁波工商银行工作。
次子姚金耀1965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就职于宁波大红鹰学院基建处（工程师）。妻子孙洁，1965年11月出生，高中学历，就职于宁波铁路局（南站），已退休。姚金耀与孙洁生一子：姚远。姚远1993年10月出生，先后就读于宁波孙文英小学、宁波十五中学、宁波惠贞书院、浙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就职于广州宝洁公司。
姚宇明，1937年9月出生，1956年9月至1958年12月，就读于上海华东化工学院。1958年12月因工作需要，被抽调至上海原子核所（后并入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先后从事真空阀门、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工作。1978年，为照顾家庭，调入宁波无线电厂，任工程师，于1998年退休。妻子王珠芬1941年10月出生，中专学历，曾就职于宁波维科集团公司。姚宇明与王珠芬生一子一女：儿子姚斌，女儿姚群。
姚斌，1967年11月出生，高中学历，就职于宁波水产市场，2010年3月病逝。妻子陈科君1969年9月出生，初中学历，在居委会工作。姚斌与陈科君生一子：姚一伟。姚一伟1995年11月出生，先后就读于江北实验小学、江北实验中学、惠贞书院，现在武汉科技大学读书。
姚群，1971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现就职于宁波德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任技术主管。丈夫王建国，1969年11月出生，天津航运公司工作，大专学历。姚群生一女：王思涵，1995年8月出生，先后就读于天津市宝坻一中、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现在南京工作。
（姚春荣家族材料，2013年初由姚宇明提供，2018年初，由姚群补充修改）
姚德荣家族简介
姚德荣，生于1928年7月18日。十四岁时父亲姚来淮病故，次年，姚德荣赴上海当学徒，二十岁回宁波与杨瑞香喜结连理。1950年进入太丰面粉厂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如生罐头厂。其间工作认真，积极上进，表现突出。1958年升任“地方国营宁波如生（罐头）厂副厂长”，任命书还是宁波市市长葛仲昌签发的。1959年6月调宁波食品工业研究所任副所长，1962年调入宁波计划委员会任副科长，1964年调入宁波市协作办任部门负责人，1968年调入宁波市物资局任科长，1972年调入宁波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任经理，直至退休。2012年7月15日因病与世长辞。姚德荣一生，尊老爱幼，克勤克俭，艰苦朴素，两袖清风，遵纪守法，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杨瑞香生于1930年4月15日。幼年母亡，家境贫寒，遂于9岁携发小去上海谋生，进入一纱厂（国棉十七）做童工，小小年纪饱尝人间辛酸。18岁回宁波与姚德荣成婚。杨瑞香孝敬婆婆，体贴丈夫，关爱孩子，可谓典型的贤妻良母。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身体并不太好的她多次外出打工，奔波于浙东布厂、和丰纱厂等多个纱布厂。1958年进入宁波线厂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去扫盲班学习，还要带孩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个月就能顺利看懂报纸上的字。
杨瑞香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经常加班到深夜。团结关心工友，与工友亲如手足，是工友的知心人。进厂第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挡车工升任车间主任。从1960年起，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生产标兵、“三八”红旗手，成为宁波线厂新的标杆，曾被评为市级、省级、全国劳动模范。1965年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荣幸获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7年底为了子女顶替，提前退休。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被街道工厂聘为厂长。60岁后被聘为居委会主任、书记。2001年12月31日，因病辞世，享年71周岁。
姚德荣与杨瑞香育有三女一子，依次为长女姚丽珍、二女姚丽英、三女姚丽婷、儿子姚严明。
姚丽珍1950年1月27日出生，初中学历。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后来到宁波北郊农机厂工作，1977年到宁波线厂，1982年随军到部队，1987年随丈夫范国良转业到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任工贸公司副经理兼餐旅部经理直至退休。丈夫范国良部队转业干部，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49年出生，1968年初应征入伍，1987年转业到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基建、组织部门领导。后调任局大型项目部书记至退休。
姚丽珍、范国良有一女范虹。女儿范虹198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就职于外资企业，曾担任外方领导翻译，现调任营业部业务主办。女婿刘听喆198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就职于镇海炼化公司，任设备管理部门技术主管（工程师）。2014年1月范虹生一子刘沐勋。
姚丽英1952年11月出生，宁波一中初中毕业。1970年分配到浙江建设兵团工业三团工作。1978年调入宁波市物资局机电设备总公司，历任仓库保管员、总务、行政科长、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至退休。丈夫阮东胜1947年12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68年上山下乡，1973年1月返城。曾供职宁波钢铁厂、宁波财税局、宁波国税局，历任办事员、站长、所长、科长、分局长、处长、市局常务副局长、市局正局级巡视员。退休后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常务理事、宁波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姚丽英与阮东胜有一儿阮斌。
阮斌，1977年1月出生，新西兰维特利亚理工学院信息管理专业毕业，供职宁波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分公司，主管级工程师。妻子王晓午加拿大约克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供职宁波高新区吉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王晓午2008年10月生儿子阮宸玮，2011年9月生女儿阮菡茜。
姚丽婷1954年出生，学历初中，曾任宁波海田纸张经贸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已退休。丈夫周惠明1950年出生，学历初中，当过兵，中共党员。周曾在浙江省宁波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当过车间主任，已退休。姚丽婷、周惠明有一子周峰。
周峰，1981年出生，大学学历，在宁波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工作。妻子王鲁月1983年出生，大学本科，就职于宁波广运航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任会计。2010年，王鲁月生一子周恒毅，现在宁波市四眼碶小学读书。
姚严明（又名丽发）1961年1月23日出生，高中学历，1977年参加工作，在宁波市电话公司任机务员，2005年调入宁波电信分公司安保部工作，任安全员至今。妻子王云1962年6月17日出生，高中学历，1981年参加工作，在宁波火车南站客运站工作，1999年调入萧甬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一部，2009年机构改革调入上海铁路局宁波车务段业务科，2017年退休。姚严明与王云有一子姚耀。
姚耀1986年11月8日生，硕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宁波大学，就读民商法学专业，师从彭诚信教授。2012年考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历任书记员、见习助理审判员；2015年调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任助理检察员；2017年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调入宁波市监察委工作。
（姚德荣家族材料，2013年由姚志明采访，2018年初，由姚严明修改）
姚爱云家族简介（括号内为配偶，按年龄大小排序）
姚爱云（左），系姚来淮女儿，1918年出生，1938年嫁慈溪县骆驼乡下河村吴金元，生育一子二女。上世纪五十年代，姚爱云曾任慈溪县骆驼乡副乡长，中共党员，1999年10月病故。
市图书馆、天一阁宗谱收藏证书
说明：珍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慈东姚氏宗谱》共二卷：首卷、末卷。宗谱首卷（原始目录第4页，电子目录第11页）列有：揆之公名下一支世系（详见电子版首卷第243页至254页）。姚来淮下代资料详见电子版第248页。
姚志明已将《慈东姚氏宗谱》按原尺寸，彩色印刷若干本（首卷280页，末卷224页），赠市图书馆、天一阁等。
慈东姚氏宗支世系图序
（原载《慈东姚氏宗谱》）
姚来淮《分书》
姚氏家训
书法设色纸本 镜心 2016年 贺圣思 书 钤印：贺圣思印章、三戏堂
我的曾祖父姚铃生（1874-1945）曾于1942年10月确定姚家的家训：“克勤克俭，庶几家道寝昌；无怠无荒，然后祖风丕振”。（勤勉努力，俭朴淡泊，一个家庭才能逐渐兴旺昌盛；不懒惰懈怠，不贪图安逸，祖上的美德才能大力弘扬）。
我每每念及两句家训，便不敢怠荒。“勤”字，我回首往事，还是问心无愧的。因此，给儿子取名“行之”，意在少说多做；给孙儿取名“又新”，也是希望他珍惜光阴，只有克勤克俭，无怠无荒，才能求得新知识，增长新见识，取得新成果……
姚志明记
2017.10.30
本支姚氏十代人名字琐议
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慈东姚氏宗谱》，几经周折，终于寻觅到了，这也算是年届花甲的一大幸事。闲了，翻阅与我有血缘关系的慈东姚氏第十二世“揆之公支世系图”，从中梳理一下先人取名、取字的一些轶事。
古代，下辈对上辈不能直呼姓名，即所谓“避讳”，即使书之文字也有讲究。宗谱中记载某人，已去世的，应书“讳某某”；健在的，则书“名某某”。这里为了叙述明确起见，还是让我直称文中人物的名和字，否则人们看后会一头雾水。
《慈东姚氏宗谱》所载第十二世姚韬，字揆之，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殁于清康熙廿二年。他是有根有据的我的直系祖宗。古人有大名，有表字，有的还有一个号。根据“名与字意义上互补”的原则分析：姚韬之韬，韬略、谋略也；名与字合义，应是姚韬的上辈，希望下辈能“揆之百事，且多韬略”。姚韬（字揆之）名字取得大而气魄，想必祖先也是诗礼传家，信奉学而优则仕，且雄心勃勃。
民国以前，人们取名讲排行。慈东姚氏排行分宗祠排行和阴歌排行。所谓宗祠排行就是取名时采用，即把字辈直接嵌在名字中间；所谓阴歌排行，只是在宗谱世系排列时使用，表明某人是某字辈。《慈东姚氏宗谱》宗祠排行字辈（14-25世）：念、兹、烈、祖、聿、来、胥、宇、克、定、厥、家。阴歌排行字辈（1-25世）字：清、正、敬、德、钦、启、甫、昌、盛、秀、才、良、济、美、余、庆、兴、贤、位、能、玉、洁、如、日、皎。第十九世曾祖父姚来淮“来”字系宗祠排行字辈，“位”字系阴歌排行字辈。第二十世祖父姚胥裸“胥”字系宗祠排行字辈，“能”字系阴歌排行字辈。这几个行第字，都是族内德高望重者所定。后人讲辈份，主要看这几个字。例如1931年王载芳所修《慈东姚氏宗谱》中有一个“洁”字辈（二十二世）的姚克壤，他与我同辈。我父亲姚纯金比“洁”字高一辈，应该是“玉”字辈（二十一世），但先父出生在1933年，故未入谱。姚克壤辈份小于我父亲，但他出生早于我先父，刊入宗谱了。如果我儿子、孙子按宗祠行第排，当年取名时分别应该用“定”字和“厥”字辈。
另外，还有一个标志能界定辈份的。例如曾祖父姚来淮给五个儿子依次取名为：胥椿（字瑞荣）、胥桢（字春荣）、胥裸（字祥荣）、胥栻（字茂荣）、胥权（字钦权）。这个“胥”字和“木”字偏旁也是辈份标志之一。
祖宗取名，常常与“五行学说”相关，如我祖父以上六代的讳名就是如此。祖父姚胥樑这一辈名字中都有“木”（胥椿、胥桢、胥樑、胥栻、胥权）；曾祖父姚来淮这一辈名字中都有“水”（来涔、来泩、来溱、来淮）；曾祖之父即高祖姚钰，这一辈名字中都有金（钰、鍌、〓、钧、钜）；高祖之父即天祖姚垌，这一辈名字中都有“土”（坤、垌、埰）；天祖之父即烈祖姚燕，这一辈名字中都有“火”（燕、杰、焕、炎、焯……燕与杰字下面四点水，最早在象形文字中是连起来的，形似跳动的火苗）；烈祖之父即太祖姚枢，这一辈名字都有“土”（枢、梅、模、栋）。五行相生相克，五行相生，这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质相互生成。《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对照姚枢、姚燕、姚垌、姚钰、姚来淮、姚胥裸这祖上六代，就是按五行相生原理来取名的。
按“五行学说”，木生火。我父亲这一辈名字中应带有“火”字。但不知何故，打破惯例了。我在市档案馆查了先父姚纯金的档案，他还有顺金、仁金、顺康三个“名”，而没有“字”。这四个名字，究竟哪个是名，哪个是字？先父已仙逝，不得而知了；这四个名字，都与“火”无涉。
再说说我自己，父亲给我取名：志明。大意与诸葛亮名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关。1983年1月27日，我儿子出生。本应由祖父取名，但当时我父亲正患重病，叫我自定。于是我给儿子取名曰：行之，也是取自经典《中庸·第二十章》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两者都属于“励志”型。2010年10月30日，孙儿诞生。我当仁不让，还是用“期盼”式，在《礼记·大学》寻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句，给孙儿取名：又新。其实，按排行字，孙儿是“日”字辈，取“日新”更好。
这里不妨补一段插曲，我这一辈有名无字已成定局，但我别出心裁，1983年，不仅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叫“振”之外，又取了一个字：“行之”，姓姚名振字行之。为何叫姚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振兴中华”口号震天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么。不过，儿子读初中后，就不再用“振”这个名，只用“行之”了。另外，大跃进年代出生的，就有取名“跃进”的；文革期间出生的，“卫东”之类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从名字中，也可寻觅到时代变迁的蛛丝马迹。
我对姓名学无甚研究，写上这些，实为思之所至，行之所文而已。今日是儿子生日，介绍从我太祖到我孙子这十代的名字，无非是提醒自己，教育下辈，不要数典忘祖，而并非想“复古”。同时也算一份特殊的生日蛋糕吧，以舒舔犊之情。
姚志明
2018.1.27
姚家村掠影
□张磊杰
据当地村民介绍，姚家村目前属于江北区庄桥街道，分“前姚”、“后姚”两个自然村。以前姚家村村民半数为姚姓，但现在年轻人出外打工，年老者也陆续去世，村里的姚姓人家已大幅减少。姚家村本有姚家祠堂，位于前姚村，但在上世纪90年代拆除，现已成为厂房，寻不见祠堂的影子。另外，姚家村原本还有一座庙，也已拆除变为厂房。现在，姚家村还有不少老房子，有些已有百年历史。这些老房目前还住有居民，但以年老者和外来打工者租住为多。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姚家村村委会，村委会面积不大，因探访当天为周末，因此无法进入村委会内部。村委会位于村口，一座石桥旁，门口有不少当地村民围坐闲聊。
寻觅宗谱二十年（代后记）
孩提时，听老师讲过：姬、姚、姒、妫、姜、娄、嬴等这些古老的姓，凡带女字偏旁的，大都留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历史悠久。排在百家姓中的姚姓，始祖为舜帝（姚重华），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于是，自小有了一种“姓氏自傲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宁波一中读初中时，偶在旧书摊觅得一本《说文解字》。内中有一句“虞舜居姚墟以为姓。”于是，在上语文课时，突发异想，举手请老师解说“姚墟在何地”？老师猝不及防，愣了一下，认为我在故意出难题，沉下了脸。这个问题有点冷僻，但学生就是学习么，不能说我“好钻牛角尖”啊！其实，姚墟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说法不一。《魏典》说在山东鄄城西，《中华都城要览》说是河南濮阳，《风土记》认为是浙江余姚……
进入社会后，吃了“新闻饭”。姚姓带给我的“自傲感”，又不能自禁了。舜余，就是我常用的笔名。以舜为荣，对姚姓的源流、迁徙等更加关注。节日里，碰到长辈，询问是否有家谱、宗谱？回答是否定的。而且，老人们还郑重地提醒我，家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不要去碰。
1998年，年届不惑。当时虽然很少有人问津宗谱、家谱、家乘之类，但已不再谈虎色变了。于是我决定：认真地搜寻一下本支派的《姚氏家谱》。那一年，祖父这一代健在的有叔祖父姚德荣和姑祖母姚爱云，于是登门拜访。最大的收获有二：一是我知道了曾祖父的名讳和字号，请来了曾祖父唯一存世的遗像；二是翻检出一本曾祖父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所立的关于分家析产的《分书》，内中叙述了祖父这一代的概况。但祖上有没有姚家家谱呢？回答仍然令人失望。姚德荣1928年出生，比我伯祖父姚瑞荣小24岁，他时年70岁，了解情况比较多，也比较开通，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至今历历在目；采访姑祖母姚爱云时，老人家已卧病在床，但她仍强打精神，介绍了一些家族情况。
文史资料需要抢救，家谱资料何尝不是如此？假如当事人知情人都故去了，这家谱还怎么编修？“瞻前”不能，那就“顾后”吧！我虽然没见过正宗的家谱，无先例可循，无成规可据，但还是在1998年底粗线条地编写了《姚氏家谱》。打印后，惴惴不安地挨家挨户分送给我祖父一系的族人。
我在1998年编印的《姚氏家谱》序言中，曾写过这么一段话：“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素来尊重历史。国家有史官作《史记》《通鉴》《史通》……平民则有修家谱的传统。因为家族史也是正史（地方志）一部分。数典忘祖，历来为人所不齿。然而，十年文革，家谱成了封建主义的标志，大量的家谱被抄家者付之一炬，以表示他们与封建主义‘恩断义绝’、‘割袖断袍’，毫无干系。其实，这种做法自欺欺人。当然，也有胆小怕事自毁家谱的。修家谱这一盛事，文革时几乎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但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一旦条件许可，便会‘春风吹又生’，乃至焕发勃勃生机。君不见，现在不少有识之士已在报纸上公开呼吁重修家谱，并得到社会认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突发奇想，在20世纪快要结束时，要完成《姚氏家谱》初稿。以感恩祖德，修炼身心，教育后昆；同时明确伦理关系，以使姚氏族人凝聚团结，和衷共济。”
第一稿《姚氏家谱》，严格意义上算不得合格的家谱。古代的家谱大都有固定的体例和格式，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遗像、恩荣录、先世考、族规家法（训）、礼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字辈谱等。后人如要编修，即再编再修，在上述内容基础上的考证、辨误、扩充、续写而已。但我编家谱则是“前无来者”，那只能“自成一体”——编写已知的内容而已。不过，传统家谱中的谱名、谱序、遗像、先世考、世系、传记这六项常见内容，大都有了，可谓初具规模了。然而，“前无来者”的缺憾，久久萦绕在心间。
2000年底，我突然忙了起来，受命创办《东南商报》，2002年10月又转任宁波晚报总编，直至2011年轮岗到宁波日报当副总编。这十年是我的事业“忙碌期”，根本无暇顾及家谱之类，但还是割舍不了对家谱的探究之情。2006-2008年，我在《宁波晚报》上策划了一个栏目叫“宁波稀有姓氏故事”，征到线索后，派记者去一一采访，固定版面刊发，前前后后，竟搜罗了近百个在宁波生存发展的稀有姓氏。文章可读性、故事性很强。最终，我还促使这些文章汇编成了书。这，也算对家谱中的一项内容“专名学”的关注吧。
2012年末，五十又五，工作压力渐渐轻了。双休日，又捧起那本打印稿《姚氏家谱》，左看右瞧，总觉不满意。于是在族人间“大规模”地征求照片，填写表格。尤其找到了伯祖父姚春荣的后人姚宇明，叔祖父姚德荣的后人姚丽珍、姚严明……在众位亲人族人的努力下，我将1998年打印稿进行了修订，并变成了书的模样。2013年编著的《姚氏家谱》，凡找得到的本支姚氏族里的人，每户赠送一册，敬请指正。同时，将搜集到的照片，另行编辑了父系的《姚家相册》和母系的《袁氏相册》，使族人间，虽未谋面，犹在眼前。
此事原本尘埃落定，但寻不到曾祖父以上的姚氏宗谱总是一个心病，觉得此事未完。于是，到天一阁、市图书馆、市档案馆去查家谱，但仍杳无音讯。祖上究竟是否有家谱传世？渐渐我失去了信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7年7月21日上午，宁波文史专家钱文华先生忽然来电，他帮我找到了《慈东姚氏宗谱》！宗谱内的“揆之公一支”下面有我曾祖父姚来淮、祖父姚祥荣的世系图……近二十年的追寻，终于有了结果，怎不喜出望外：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宗谱却在黄浦江边。
不久，钱先生给了我一本《慈东姚氏宗谱》复印件，但字迹不够清晰。听他说宗谱原件藏于上海市图书馆，于是我通过宁波市图书馆万湘容先生协助，购买了《宗谱》的电子版。数码技术使《宗谱》几乎可以原样呈现。我精心制作了几套《慈东姚氏宗谱》（共二卷：首卷、末卷，520页）。《宗谱》中的用红线标志的竖横线，穿越时空，清楚地告诉我：江北区庄桥姚家村姚氏一脉，从始祖姚锐翁（清六公）算起，有650年的家族历史，时代跨越元末至今，至少繁衍了二十四世。
但我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记载明确无疑的是庄桥姚揆之（十二世）以下的。那么，一至十一世的先人的情况呢？《慈东姚氏宗谱》虽有蛛丝马迹，但对家谱没有研究的我，还是一头雾水。于是，恳请钱文华先生帮我研究分析。老钱是《古镇慈城》的主编，对慈城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数家珍，了然于胸。宁波出版社出版他的《天赐慈城》一书，更为他赢得了口碑。毕竟是老朋友，从2017年八月开始，他费心费力，花了两年时间，几易其稿，反复推敲，完成了书稿的上辑，洋洋十余万言。上辑内容不仅是慈东姚氏的研究成果，更是宁波姚氏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宁波地方志，尤其是家谱的研究都很有裨益。老钱还叫他的儿子钱之骁（历史系硕士毕业，现为宁波市海曙区田莘耕中学教师）一起帮忙编辑整理《慈溪姚氏史迹录》，友情弥足珍贵，岂一个“谢”字了得！
令人感动的还有为本书作序的戴松岳先生。2017年他出版了《穿越历史的目光》一书后宣布：因视力原因，将从此搁笔。但是，这本书的序言非他莫属。一来他是我40多年前支农时的慈城老朋友，又曾是报业同行；二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老戴著有《风流千古说慈城》，研究慈城姚氏（宁波姚氏的大本营在慈城植本堂），他也是行家，与钱文华可谓珠联璧合；三是戴先生的学术背景是历史，但文化底色却是杂家。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其史论文章文采飞扬，非同凡响。
戴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几件事：杭大历史系毕业后，他参加宁波市首届春风杯智力（百科知识）大奖赛，在上万人中脱颖而出，杀入决赛后，却以同样比分屈居亚军，他耿耿于怀好一阵子……戴先生曾在《鄞州日报》工作。他的眼疾与他长期在报社“做夜班”有关系，作为分管新闻业务的副总编辑，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他都仔细认真地审阅修正。后来，他调到鄞州区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编辑研究工作，主编的《鄞州文史》，在浙江政协文史系统和文化界影响很大。每年二期，每期四五十万字，至今已出26辑，1000多万字。他在《鄞州文史》上发了大量的文稿，却不拿一分稿费。戴先生的《论姚江文化现象》一文，虽不足万字，却被多方转载，并被多种专业书籍收录。他的文化散文《姚江是一个奇迹》，曾被选入宁波市中学语文教材。一个历史学者的文章，成为语文教材，令人感佩。戴先生还多次走进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在《走遍中国》栏目中解说宁波和鄞州文化，参与策划大型电视文献片《话说鄞州》。
上述几件轶事，可见戴先生的概貌和人品。
言归正传，有了钱先生几篇“核心文章”，有了《慈东姚氏家谱》作依据，我心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从2018年元月起，我根据钱先生的要求，撰写或修改本族来淮公一支的人物传略（详见下辑），为有朝一日，续修严格意义上的家谱，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姚氏人物，4000多年来，卓有成就，青史流名者不乏其人。我将本族人物资料放在下辑，有点忐忑不安，怕狗尾续貂，贻笑大方。然而，转念一想，借此机会，为先人和在世的族人留一点行状，尽管都是平凡的人，还是有点价值的。至少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是如何生活的？也为宁波“民俗”研究立此存照。族人中，我算是一个“吃文饭”的人，经不起劝说，当仁不让了。当然，叨光之嫌还是有的。但上下辑合在一起，如能起到“感恩祖德，教育后昆”的作用，则幸甚。
为体现男女平等，应钱先生之嘱，下辑放上了我的姑祖母、祖母、母亲的传略和照片，一反女性不入谱的惯例，也算是一种投石问路吧。
家谱也好，宗谱也罢，是十分小众化的读物，但”芥子之小，可纳须弥之大“，一本宗谱微缩着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倾诉着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出版《宁波姚氏寻踪》的意义也在此。
编写此书之余，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既然天一阁、宁波市图书馆没有这套《慈东姚氏宗谱》，我何不制作后捐赠给他们。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宁波共有37533名姚姓人。或许有些姚姓人与这本《慈东姚氏宗谱》相关呢，也许他们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呢！于是推己及人，我将这套1931年王载芳编修的《慈东姚氏宗谱》，复制后捐献给了宁波市图书馆和天一阁。任何资料，保存在国有单位不仅长久，而且能发挥更大的效用。百善孝为先，作为慈东姚氏揆之公名下第二十二世裔孙，我捐献宗谱，谈不上“孝”这个宏大主题，只是略表寸心而已。
了解或编修家谱，于人于己都是一件有益的事。在古代，对家族内部而言，家谱是关于一个人的身份证明，是个体与族群、与社会的最重要的关系凭证。对外而言，家谱是国家进行户籍管理、人口统计、迁徙移民的重要依据。下辑附录了我祖父、父亲简历的原因也在此。时代不同了，表格内容虽然有增有减，但社会关系、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这几项至今未变，而且要求越来越详细。如今的年轻人，还有多少人知道祖父的名讳，更不要说曾祖、太祖的名讳了。又如，籍贯一栏，现在只须填写本人出生地或父母籍贯就可以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祖上从哪里迁徙而来？编著本书之前，我就一头雾水。
顺便说明一点，照相技术到晚清才传入中国。书的开头，恭放了几幅姚氏先贤的画像，如姚镆、姚涞父子。一来让人们看看先人的穿戴容貌；二来姚镆（迁慈溪第十六世祖）与本人祖先姚锵（迁庄桥五世祖）是族兄弟关系。我找不到本支姚氏始祖姚锐翁（清六公）的画像，瞻仰一下那几幅画像中的先人风采，不亦宜乎。
总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谱牒是身之根本。本书如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家族史，则于愿足矣！
最后，谨向为此书付出辛劳的张如英、封静杰、张磊杰表示感谢。
姚志明
2019年夏于青林湾
姚氏一百三十一世世系简编（公元前2128-公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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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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