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从1989年到2002年这14年间，我曾先后四次前往德国从事学术研究，在德国生活了近三年时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在柏林经历德国重新统一
1989年10月，作为中国国家教委选派的进修生，我赴原民主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从事关于德国伦理学的研究。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因此像许多初次出国的留学生一样，对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我马不停蹄地参观德国各地的文化设施：如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museum）、波茨坦郊区的爱因斯坦夏季住宅、魏玛的歌德和席勒的故居、爱森那赫的瓦特堡（Wartburg）等等，亲身实地地感受着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就像一个德语书籍的海洋，吸引着我这个在上海看不到几本德文书的进修生整天“贪婪”地浸泡其中。此外，当时虽然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刻，但由于原有体制还在运作，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参观游览，获得了对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一些直观认识和体验。
由于我国驻原民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精心安排和洪堡大学哲学系乌尔苏拉·维尔克博士（UrsulaWilke）的热情接待，我在柏林渡过的一年多时光不仅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对回国后的专业研究也大有裨益；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直接经历了德国的重新统一。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在柏林街上亲眼看到原民主德国公民排起长队办理出境手续，和他们一起多次走过市中心弗里德里希大街柏林墙的过境通道；我还参加了洪堡大学哲学系教师们关于“转折”讨论的教研室会议，通过电视和报纸关注着德国政局的急剧变化。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0年10月3日深夜，我来到柏林的象征——勃兰登堡门——附近，观察德国人是以何种方式庆贺自己国家重新统一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德统一”，德国人对这次德国实现统一有一个专用名词：“Wiedervereinigung，”意指“重新统一”或“再次统一”，而不是简单的统一。按照德国人的理解，这次统一是德国自1871年统一以来的再一次统一。当时，我对这个“重新统一”概念也就跟着念了，并没有多想。现在反思下来才认识到，不简单地讲“统一”，而是强调“重新统一”、“再次统一”，不正是更好地说明了德意志民族心中始终有一个统一的祖国吗？不正是更好地说明了德意志民族希望在现实中尽快地实现统一的强烈愿望吗？时隔十年之后，我又来到了被称为欧洲最大建筑工地的柏林，看到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整修一新的老建筑，还有许许多多正在建设中的工程，看望了在柏林郊区建造了新居的维尔克博士夫妇，不由感到：这不正也是实现了“重新统一”的德国在不断地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融合的象征吗？当然，在我注视和反思着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时，更强烈的感受是，我心中盼望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也更迫切了。
二、“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反响
1995年，经由德国学术机构KAAD的海因里希·盖格尔博士（HeinrichGeiger）的沟通和帮助，我应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汉斯·伦克教授（HansLenk）和卡尔斯鲁厄教育学院的克劳斯·京茨勒教授（ClausGuen-zler）的邀请，来到地处黑森林北端的卡尔斯鲁厄从事关于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同时收集有关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学术资料。对于我第二次留德的缘由，这里应该交代一下：我从1989年底至1991年初在柏林进修德国伦理学的学术成果之一，就是收集了大量关于20世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生态伦理学的先驱施韦泽的资料。1991年初回国之后，我利用这些资料，投入了紧张的翻译介绍施韦泽生平和思想的工作。199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施韦泽的论文集《敬畏生命》；199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天才博士和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在我国文化界和理论界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敬畏生命”这个新的范畴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一些作者用“敬畏生命”作为自己著作的书名，一些研究者由此深入展开了中西生态伦理学的比较研究。
根据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的看法：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施韦泽是唯一一个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施韦泽（1875-1965）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博学多才（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和医生）又道德高尚（作为欧洲人对非洲人的赎罪，从1913年起在非洲义务行医直至逝世）；特别是在20世纪初，施韦泽通过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批判只重物质、轻视道德的近代西方文明，创立了以保存和促进一切生命为主旨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先驱。由于我的翻译和著述首次依据施韦泽的母语——德语——向我国读书界介绍了施韦泽，因此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也使我深受鼓舞：只要认真去做，我们人文学者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也由此认识到，广泛、深入地展开中外文化交流是多么地重要。如果说，施韦泽在20世纪初就借助于中国古代的智慧批判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那么，在21世纪，我们应该走一条更为健全的现代化道路了。
因此，在第二次留德的一年多日子里，我与法兰克福的德国施韦泽中心、魏玛的施韦泽博物馆加强了联系，去法国阿尔萨斯考察了施韦泽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进一步收集了有关施韦泽的文献资料，准备在今后的日子里向我国读者继续深入地介绍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此外，为了了解和借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的经验，我还收集了许多关于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资料，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并在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例如发表在1997年第2期《德国研究》杂志上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伦理观》等。当然，在紧张的学术研究之余，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旅游爱好。利用德国铁路“美好周末”票的便利，我经常到德国各地去旅游观光。特别是在附近的黑森林里，我经常骑自行车在其中呼吸新鲜空气，并留下了漫步沉思的足迹。
三、汉诺威世博会与上海
2000年6月，我由德国学术机构DAAD资助，受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教授（PeterKoslowski）的邀请，到德国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任客座教授，从事关于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此次留德3个月期间，受到了科斯洛夫斯基教授及其秘书安娜·玛利亚·豪克（AnnaMariaHauk）的热情接待，难以忘怀。这次留德时间较短，除了阅读和收集有关学术资料之外，参加了由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关于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主题——人·自然·技术——的国际研讨会，比较难忘的则是利用这次居住在汉诺威的机会，多次参观了汉诺威世博会。2000年世博会对汉诺威人可是一件大事，每当走到街上，或者在商店里遇见德国人，他们总会问我：您参观了世博会没有？您是世博会的工作人员吗？再看看街上的广告，博物馆中的专题展览，还有以这次世博会主题为研究对象的书籍，这一切都激起了我对世博会的兴趣。
当然，我参观汉诺威世博会，除了看热闹之外，透过形象生动的各种展览，是有较深感触的。因为，世博会不仅展现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和风俗，更是体现各国综合国力的舞台。正像现实生活中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一样，在世博会上，这种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说，发达国家通过高科技展现自己国家的风貌；那么，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卖土特产和手工艺品。例如，日本馆的全部展品，甚至包括展馆本身，都是用纸做成的。虽然，对参观者来说，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但确实符合此届世博会的主题，而且也显示了日本在环保方面的技术和决心。还有加拿大馆，由于出色的电影技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走进非洲馆，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展馆，看到的主要是历史，风俗和艺术，这对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当然是有益的；但就涉及经济和技术领域而言，我有时会产生就像走过旅游小商品市场那样的感觉。因此，参观之余我深深感到：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这现代社会的两大杠杆，哪个民族能充分驾驭它们，就富裕，强大：哪个民族不能驾驭它们，就贫穷，弱小，没有半点含糊！
但是，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还是参观中国馆，看看自己的国家在世博会中的形象。这次世博会的各国展馆，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汉诺威世博会原展区的大型展览厅中的多国展厅，如亚洲馆，非洲馆；一种是在新展区建成的一国展馆，如德国馆，新家坡馆，也门馆，墨西哥馆等等。中国馆也是一个新建的独立展览馆，主展馆的整个外墙贴上了长城的巨幅图片，电影馆外墙则饰以京剧脸谱。我曾三次去中国馆参观，一方面是为了多了解中国馆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想观察一下外国参观者对中国馆的反应。参观下来，我觉得中国馆还是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风貌：一方面有长征火箭和三峡大坝的模型，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医和中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当我看见许多德国人正津津有味地在电脑上查看有关我国的信息时，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当听说上海正在申请主办2010年世博会时，我对汉诺威世博会中有关上海的信息就特别注意。仔细参观下来，我发觉至少在四个地方可以看到上海。一是在中国馆中有一个较大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灯箱。此外，在德国人主办的21世纪主题馆内，还有三次出现了上海：一是一个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电子屏幕，二是一个5分钟左右的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节目，其中的中国人正在与外商做生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以中国传统建筑为背景的上海厅，大概有几十平方米大。为什么在21世纪主题馆内有一个上海厅？我没有发现还有哪个其他城市享有这一殊荣。也许是上海正在申办世博会的缘故吧！这一点我至今还没有搞清。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说上海在汉诺威世博会中是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了。对于这一切，作为一个上海人，当然是特别高兴的。应该说，上海在德国人中还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平时和德国人聊天，他们对北京和上海比较熟悉。满是高楼大厦的浦东陆家嘴小区，更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许多德国人更喜欢绿树成林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因此，在德国时，我在寄给国内新闻单位同学的明信片中，就写上了预祝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的祝词。
现在，我再次祝愿在今后的日子里，通过申办2010年世博会，上海的各方面变得更好！
一、在柏林经历德国重新统一
1989年10月，作为中国国家教委选派的进修生，我赴原民主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从事关于德国伦理学的研究。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因此像许多初次出国的留学生一样，对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我马不停蹄地参观德国各地的文化设施：如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museum）、波茨坦郊区的爱因斯坦夏季住宅、魏玛的歌德和席勒的故居、爱森那赫的瓦特堡（Wartburg）等等，亲身实地地感受着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就像一个德语书籍的海洋，吸引着我这个在上海看不到几本德文书的进修生整天“贪婪”地浸泡其中。此外，当时虽然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刻，但由于原有体制还在运作，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参观游览，获得了对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一些直观认识和体验。
由于我国驻原民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精心安排和洪堡大学哲学系乌尔苏拉·维尔克博士（UrsulaWilke）的热情接待，我在柏林渡过的一年多时光不仅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对回国后的专业研究也大有裨益；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直接经历了德国的重新统一。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在柏林街上亲眼看到原民主德国公民排起长队办理出境手续，和他们一起多次走过市中心弗里德里希大街柏林墙的过境通道；我还参加了洪堡大学哲学系教师们关于“转折”讨论的教研室会议，通过电视和报纸关注着德国政局的急剧变化。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0年10月3日深夜，我来到柏林的象征——勃兰登堡门——附近，观察德国人是以何种方式庆贺自己国家重新统一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德统一”，德国人对这次德国实现统一有一个专用名词：“Wiedervereinigung，”意指“重新统一”或“再次统一”，而不是简单的统一。按照德国人的理解，这次统一是德国自1871年统一以来的再一次统一。当时，我对这个“重新统一”概念也就跟着念了，并没有多想。现在反思下来才认识到，不简单地讲“统一”，而是强调“重新统一”、“再次统一”，不正是更好地说明了德意志民族心中始终有一个统一的祖国吗？不正是更好地说明了德意志民族希望在现实中尽快地实现统一的强烈愿望吗？时隔十年之后，我又来到了被称为欧洲最大建筑工地的柏林，看到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整修一新的老建筑，还有许许多多正在建设中的工程，看望了在柏林郊区建造了新居的维尔克博士夫妇，不由感到：这不正也是实现了“重新统一”的德国在不断地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融合的象征吗？当然，在我注视和反思着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时，更强烈的感受是，我心中盼望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也更迫切了。
二、“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反响
1995年，经由德国学术机构KAAD的海因里希·盖格尔博士（HeinrichGeiger）的沟通和帮助，我应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汉斯·伦克教授（HansLenk）和卡尔斯鲁厄教育学院的克劳斯·京茨勒教授（ClausGuen-zler）的邀请，来到地处黑森林北端的卡尔斯鲁厄从事关于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同时收集有关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学术资料。对于我第二次留德的缘由，这里应该交代一下：我从1989年底至1991年初在柏林进修德国伦理学的学术成果之一，就是收集了大量关于20世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生态伦理学的先驱施韦泽的资料。1991年初回国之后，我利用这些资料，投入了紧张的翻译介绍施韦泽生平和思想的工作。199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施韦泽的论文集《敬畏生命》；199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天才博士和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在我国文化界和理论界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敬畏生命”这个新的范畴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一些作者用“敬畏生命”作为自己著作的书名，一些研究者由此深入展开了中西生态伦理学的比较研究。
根据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的看法：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施韦泽是唯一一个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施韦泽（1875-1965）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博学多才（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和医生）又道德高尚（作为欧洲人对非洲人的赎罪，从1913年起在非洲义务行医直至逝世）；特别是在20世纪初，施韦泽通过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批判只重物质、轻视道德的近代西方文明，创立了以保存和促进一切生命为主旨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先驱。由于我的翻译和著述首次依据施韦泽的母语——德语——向我国读书界介绍了施韦泽，因此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也使我深受鼓舞：只要认真去做，我们人文学者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也由此认识到，广泛、深入地展开中外文化交流是多么地重要。如果说，施韦泽在20世纪初就借助于中国古代的智慧批判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那么，在21世纪，我们应该走一条更为健全的现代化道路了。
因此，在第二次留德的一年多日子里，我与法兰克福的德国施韦泽中心、魏玛的施韦泽博物馆加强了联系，去法国阿尔萨斯考察了施韦泽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进一步收集了有关施韦泽的文献资料，准备在今后的日子里向我国读者继续深入地介绍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此外，为了了解和借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社会市场经济的经验，我还收集了许多关于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资料，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并在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例如发表在1997年第2期《德国研究》杂志上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伦理观》等。当然，在紧张的学术研究之余，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旅游爱好。利用德国铁路“美好周末”票的便利，我经常到德国各地去旅游观光。特别是在附近的黑森林里，我经常骑自行车在其中呼吸新鲜空气，并留下了漫步沉思的足迹。
三、汉诺威世博会与上海
2000年6月，我由德国学术机构DAAD资助，受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教授（PeterKoslowski）的邀请，到德国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任客座教授，从事关于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此次留德3个月期间，受到了科斯洛夫斯基教授及其秘书安娜·玛利亚·豪克（AnnaMariaHauk）的热情接待，难以忘怀。这次留德时间较短，除了阅读和收集有关学术资料之外，参加了由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关于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主题——人·自然·技术——的国际研讨会，比较难忘的则是利用这次居住在汉诺威的机会，多次参观了汉诺威世博会。2000年世博会对汉诺威人可是一件大事，每当走到街上，或者在商店里遇见德国人，他们总会问我：您参观了世博会没有？您是世博会的工作人员吗？再看看街上的广告，博物馆中的专题展览，还有以这次世博会主题为研究对象的书籍，这一切都激起了我对世博会的兴趣。
当然，我参观汉诺威世博会，除了看热闹之外，透过形象生动的各种展览，是有较深感触的。因为，世博会不仅展现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和风俗，更是体现各国综合国力的舞台。正像现实生活中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一样，在世博会上，这种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说，发达国家通过高科技展现自己国家的风貌；那么，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卖土特产和手工艺品。例如，日本馆的全部展品，甚至包括展馆本身，都是用纸做成的。虽然，对参观者来说，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但确实符合此届世博会的主题，而且也显示了日本在环保方面的技术和决心。还有加拿大馆，由于出色的电影技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走进非洲馆，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展馆，看到的主要是历史，风俗和艺术，这对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当然是有益的；但就涉及经济和技术领域而言，我有时会产生就像走过旅游小商品市场那样的感觉。因此，参观之余我深深感到：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这现代社会的两大杠杆，哪个民族能充分驾驭它们，就富裕，强大：哪个民族不能驾驭它们，就贫穷，弱小，没有半点含糊！
但是，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还是参观中国馆，看看自己的国家在世博会中的形象。这次世博会的各国展馆，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汉诺威世博会原展区的大型展览厅中的多国展厅，如亚洲馆，非洲馆；一种是在新展区建成的一国展馆，如德国馆，新家坡馆，也门馆，墨西哥馆等等。中国馆也是一个新建的独立展览馆，主展馆的整个外墙贴上了长城的巨幅图片，电影馆外墙则饰以京剧脸谱。我曾三次去中国馆参观，一方面是为了多了解中国馆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想观察一下外国参观者对中国馆的反应。参观下来，我觉得中国馆还是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风貌：一方面有长征火箭和三峡大坝的模型，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医和中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当我看见许多德国人正津津有味地在电脑上查看有关我国的信息时，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当听说上海正在申请主办2010年世博会时，我对汉诺威世博会中有关上海的信息就特别注意。仔细参观下来，我发觉至少在四个地方可以看到上海。一是在中国馆中有一个较大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灯箱。此外，在德国人主办的21世纪主题馆内，还有三次出现了上海：一是一个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电子屏幕，二是一个5分钟左右的以上海为背景的电视节目，其中的中国人正在与外商做生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以中国传统建筑为背景的上海厅，大概有几十平方米大。为什么在21世纪主题馆内有一个上海厅？我没有发现还有哪个其他城市享有这一殊荣。也许是上海正在申办世博会的缘故吧！这一点我至今还没有搞清。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说上海在汉诺威世博会中是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了。对于这一切，作为一个上海人，当然是特别高兴的。应该说，上海在德国人中还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平时和德国人聊天，他们对北京和上海比较熟悉。满是高楼大厦的浦东陆家嘴小区，更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许多德国人更喜欢绿树成林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因此，在德国时，我在寄给国内新闻单位同学的明信片中，就写上了预祝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的祝词。
现在，我再次祝愿在今后的日子里，通过申办2010年世博会，上海的各方面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