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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辞世二十年，仍然受到深深的怀念，从北京到上海，从中央到民进，从政界到新闻界
1986年11月30日，是父亲逝世20周年纪念日。
12月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出版社和外交部的领导同志，父亲生前好友和同事一大早就络绎不绝地来到纪念会场，20年前，为数极少的亲友们正是在这里，在“文革”的凄风惨雨中向父亲告别的。
如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已经换了不止一“茬”，大多数面孔都是陌生的。然而，当年曾在《世界知识》工作的老同志，凡是在北京的，几乎都莅临了纪念会。经过20年时间，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显老了，但彼此见面的亲切劲儿，依然是热乎乎的；对已故社长、总编辑的怀念，使他们再次聚会到一起来了。
八十高龄的张明养同志，因腿脚不便，难得出趟家门，拄着拐杖也来了。“文革”后主持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的郑森禹同志因患重病住在北京医院，得知要开纪念会，说是无论如何也要参加，经医生一再劝阻，才没有来。
民进主席雷洁琼同志原定也要参加的。突然一个重要会议，实在抽不出身来，就让司机专程开车前来说明原因。
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同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葛志成同志、中联部的郁文同志（乔石同志的夫人）……都在百忙之中特地赶来了。
就在纪念会开始前十几分种，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交到了朱烈社长手里，信是写给母亲的，因为得知父亲在京的战友和亲朋聚会纪念他，一批在沪的父亲生前友好特地写信，“敬向宾符灵前遥献心香一瓣”，信后署名是王元化、陈虞孙、陆冶、柯灵、邹凡扬、夏其言、温祟实、梅达君、唐海、刘火子、金端苓。
朱烈社长致词以后，又宣读了这封感情洋溢的信：
……我们先后曾与宾符共过事。他在敌人刺刀面前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他对同志坦率真诚的宽广襟怀，他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都一如昨日，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参加这次纪念会，感到深受教育，也感到大家对父亲的怀念是非常真诚的！
与父亲共过事、在父亲去世后的20年一直与母亲过从甚密的民进北京市委负责人毛之芬同志每年清明节都要专程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扫墓。
雷洁琼同志每年去为她故去的爱人严景耀扫墓时，也总要去为父亲扫墓。
民进副主席赵朴初同志虽然年事已高，工作很忙。但仍关心着母亲的生活，为解决母亲在生活上的困难给以热情的帮助。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单位与父亲共过事的老同志们，或者写文章、或者亲口对我说起他们怎样尊重、怀念我的父亲，使我感到父亲的为人、品格、革命精神真是“有口皆碑”——
“宾符带给我的——以及带给其他同志、同事和朋友的，是亲切和温暖。他从不以前辈自居。他从不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他待人亲切、真诚、坦率、热情、宽容。”
“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宽容；他为别人打算得很细——而从不为自己操心。（他）.对人宽容而又乐于作自我牺牲……”
“他有一种善于体会别人处境的能力，有一副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好心肠。”（以上三段话摘自陈原《忆宾符》，《读书》杂志，1984年6月）
“他在工作中以‘情’领导多于以‘权’领导，就是说，他以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对工作的一片真情来感染、带动大家工作。”
“我总说，你爸爸做‘统战部长’是再合适不过了，他非常善于团结人，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比如，有一位知名的学者（系指雷洁琼同志），一度可能要被定为右派，而你爸爸极力表示反对，后来事实证明你爸爸是对的。按照极左的那一套标准来看，你爸爸好像是缺乏斗争性，缺乏革命原则。其实，他恰恰是坚持了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原则。”
“不过，在极左的思想盛行的时期，他这个人也确实有些跟不上形势，他虽然一心想做好工作，可是他不世故，不精明，不会迎合潮流，对极左的东西、整人的一套做法总是适应不了。我觉得在那个时期，他也有过许多痛苦，虽然在表面上他总是笑嘻嘻的……”
“宾符同志非常爱护青年，注意培养青年。解放前他在上海储能中学教书时，曾输送不少青年学生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去，他是被誉为‘进步力量聚集点、掩蔽所和输送站’的储能中学的领导人之一。他经常邀请青年人到自己家里，亲切给予指导。他的一个学生因为在上海没有家，曾在他家住过二三年。解放后，他在世界知识社工作期间，也培养了不少青年人，使他们成为骨干。”
一句句朴实、诚挚的评语，从各个侧面，展现了父亲的高尚的人品，使我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我相信这些评语是由衷的、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流露。我之所以这样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从家庭生活这个侧面感到父亲正是人们评说的那样一个人。
他弥留之时，我还在贵州“深挖洞”；我到上海求医觅药，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我至今感到内疚的是，在20多年前，父亲去世的时侯，我没有陪伴在他的身边。
1966年秋，父亲肝癌病情加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单位的领导调我去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我来到北京医院向父亲告别，他鼓励我说：“去吧，到实际工作中去好好锻炼！”然而，我绝想不到，此别竟成永诀。
10月底，正当我在贵州深山里为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而埋头苦干的时候，工程指挥部党委突然召我“出山”。我来到党委办公室，党委书记表情严肃地将一份电报交给我。
“父亲病危速回。”当我看到这几个字，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你立即弄火车票回北京吧！”党委书记说。
我擦干眼泪，冷静下来，回答说：“不，我想先不回北京，而去上海。”接着，我解释说，一个家住上海的同事最近告诉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教授业余研究中医，用中药治愈了许多例癌症患者，我想先去上海请教那位教授，弄到药方再回北京。我激动地表示：“即使万一因为我绕道上海，赶不上见父亲最后一面，我也心甘情愿。”党委书记十分理解我的心情，亲切地说：“我支持你这样做。”
我怀着一种无论如何也要“救活”父亲的天真想法上路，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完全沉浸在梦境之中：我怎样弄到药方，母亲怎样给父亲熬药，父亲服药之后病情急速好转……。
列车抵达上海，我跳下列车，跳出梦境，直奔表伯父徐叔棐先生家，进门后，我放下旅行包就要走。
“你到哪里去？”伯父问。
“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我向伯父说明原委。
“你不用去了……”听着伯父颤抖的声调，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了我的全身，我从伯父手接过又一份电报：“父病故。”
如果说，从贵州到上海，对我来说是在痛苦之中满怀希望和幻想的旅程，那么，从上海到北京，是我被失去父亲的痛苦折磨、煎熬，充满绝望感的一路。
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能相信他已离开人世！
童年，我感受到父亲从事地下斗争的紧张气氛；少年，我模仿父亲自办起“出版社”
在家里，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在中学毕业后都离开了北京，只有我，即使在大学时期，也未远离过家，特别是大学二年级因病休学，在家住了两年。因此，在兄弟姐妹中我是在父母身边生活时期最长的一个。
我在少年时代就曾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积极参加抗日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有一次，日本宪兵突然冲到我家，要父亲说出进步作家楼适夷在什么地方，父亲巧妙地让母亲通知楼适夷迅速转移，然而自己却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在监狱中父亲遭到严刑拷打，百般恫吓，日本宪兵甚至扬言要把他推入爬满毒蛇、蝎子的池子里。然而，父亲始终坚贞不屈，决不出卖同志，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崇高品质和民族气节。后来，是地下党组织和周建人同志设法营救父亲出狱。
抗战胜利后，父亲又积极从事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哥哥姐姐曾对我绘声绘色地述说过父亲怎样在家里与革命青年聚会，地下党的同志怎样来我家送密电码，母亲怎样在阳台上销毁秘密文件，共产党人沙文汉、冯定怎样神秘地出现在我家……。
在那个年代，我虽然还小，但也感受到白色恐怖的压抑：每天上学之前，母亲总是紧张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讲，放学回家或放假期间，也常被关在家里以免在弄堂里惹事生非。特别是我们经常见不到父亲，而每当我向母亲问起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时，母亲总是哄我说“爸爸到乡下亲戚家住去了”。我常常是凝视着伫立在夜色苍茫的窗前的母亲的黝黑身影入睡的，在有些日子，还可以依稀听见窗外传来远方的炮声。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是在等待着父亲和解放一起到来。
1949年5月27日，久已未见的父亲忽然兴冲冲地赶回家里，他顾不上与家人说话，立即上楼打电话：“×××放出来了吗？”我见到父亲难以抑制的兴奋的面孔，立即感到发生了大事：解放了。
1951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我转学到北京的一个小学，带上了红领巾。在50年代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电影、文艺作品的影响和教育下，我非常崇拜那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在白区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英雄人物。我为自己的父亲也是英勇地参加过秘密革命活动而感到十分光荣。当时，父亲奉命抵京重新组织世界知识出版社，十一二岁的我模仿父亲在家里办“出版社”，还“出”了几本手抄本“小说”，描写上海地下党英勇斗争的故事，其实都是按照从哥哥姐姐那里听到的有关父亲和他的战友的片断传闻加以“发挥”而写成的。后来，文革被抄家后，我在孩提时代写的玩意儿都被姐姐一把火烧掉了。
有人“批判”他“大吃大喝”，但他不是用公款，而是掏自己的腰包，不是为了享受美酒佳肴，而是约稿、谈心、做工作
当我进入青年（高中、大学时代），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全身心倾注于国际问题研究和宣传的党的新闻战士。我逐渐对父亲与常来串门的亲友、同事之间的交谈发生兴趣，常常陶醉在和香烟烟雾一起喷涌的“五洲风云”（父亲喜欢高谈阔论国际形势）之中。
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政治运动中，父亲遭到批判的一大罪状是“大吃大喝”。的确，正如俗话说“主雅客来勤”，由于父母好客，我家在周末经常是宾朋满座。但是，这是父母用自己的收入招待客人，而且其中许多场合，是父亲请人到家里来谈书刊选题、约稿，做统战工作（父亲曾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任副秘书长等职），做思想工作，顺便就招待他们。
这与用公款请客挥霍是有原则区别的。父亲为人随和，无论是亲友，还是工作单位的同事，都愿意来我家做客，常常展开犹如春风一般沁人心脾的热烈交谈。赵朴初伯伯在1979年所写的纪念父亲的挽诗中有“梦里音容疑尚在”、“每忆高谈惊四筵”的诗句，可说是逼真地绘出了当时的情景。
父亲花钱有些大手大脚，向来不攒钱，由于经常招待别人，父母合计三四百元的工资不够开销，每到将近月底母亲就唠叨钱花光了，而到下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又照旧日大手大脚地花起来。对于“物质”、“财产”，父亲似乎从不放在心上。50年代末他几次出国，跑遍了大半个世界，却末曾买过一件洋货，我所见到的惟一的父亲出国纪念品，是他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朋友送的一支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塑料温度计。从物质来讲，父亲不仅未曾给予子女留下什么存折、财产，反而在病中欠下了一笔债，然而，他在精神上却留给我们一种概念，这就是不看重财产。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子女对前辈的怀念却并非与他们留下的物质遗产成正比，在物质上为子女着想得过多，往往是适得其反。父亲尽管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我们对他的怀念却很深，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他教诲我报考理工科，但在他的笔耕生活的耳濡目染下，我终于又投向了社会科学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在中学毕业前夕，曾打算报考新闻专业，而当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却语重心长地说：“国家的富强，关键是要靠发展科学枝术，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科技人才，你的理科成绩不错，我建议你报考理工科。”我听从父亲的劝告，放弃了学文的打算，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考上大学后，我每逢周末回家。而在因病休学以后，除去医院、疗养的几个月，就一直住在家里。在那一两年，父亲忙碌的身影，他那总是堆满公函文稿的案头，还有几大书柜的书籍，成了我病中的陪伴。记得那时候一些报刊的编辑部经常打电话或写信向父亲约稿，而父亲工作极忙，往往在晚上也回不来，或即使在家，也常有人来找他，因此，还“文债”的事只好靠开夜车解决。亏得父亲体质很好，文章写到深夜三四点钟，倒头便能呼呼大睡。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父亲太辛苦了，总想为他分担一些，随着我身体的复原，开始帮助父亲搜集资料，以便使他在写作中减少一些查找资料的麻烦。记得有一次父亲写国际随笔，想到一个十分巧妙的譬喻，需要用一个典故，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典故的确切内容和出处。为了使父亲这个精采的思想能表达好，我花了两个晚上，查找了许多书籍，终于找到了这个典故的出处。这时，父子两人高兴得不得了。
生病对我当然是一种不幸，然而不幸之中我却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可以吸取许多精神养料的休养环境，因而使我的休养生活过得比较充实，好像从理工科大学转到文科大学来读了一两年书，而父亲就是我在这段学习期间的老师。后来，我在四十出头的年纪又忽然从自然科技“阵营”投向社会科学“阵营”，在搞了十六七年工程技术工作之后又改行搞国际问题研究，正是与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是我在家养病期间的“学习”分不开的。
他重病缠身。然而，与其说他死于疾病，不如说他死于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60年代初，正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困难时期”，各种生活用品的供应十分紧张。那时，父母一方面到处求医为我治病，一方面又把凭票凭本供应的肉蛋之类营养食品尽量省下来让我吃。我经过两年的休养，复了学。但未过多久，父亲却出现了患病的前兆，他大便稀溏，一天要蹲几次马桶，精力也不像往常那样充沛了。
我记得父亲每次去看病，都是母亲实在看不下去，硬“逼”他去看的。尽管他自我感觉不太好，常感乏力，但每次去北京医院，医生都说没有什么大毛病，这更使他不把病放在心上，照样忙于工作，有时医生开了假条，他也不当回事，照样去上班。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父亲每天大便次数越来越频繁，北京医院医生说是什么阿米巴痢疾，但医生开的药似乎未起任何作用。一个本来满面红光、体格健壮的胖人，变得日益消瘦、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父亲还在强打精神，他好像挺相信医生的诊断，不过就是阿米巴痢疾，治治就会好的。
父亲的病情引起了领导上的关心。姬鹏飞副部长“命令”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上海视察兼治病，而且特别叮嘱“要以治病为主”。华东医院的陆文藻大夫查看了父亲的病情，坚持要做切片检查，结果很快就诊断出是直肠癌，由于发现较晚，医生主张立即开刀，考虑到在北京便于照顾，医护人员护送他飞向北京，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外科医生做了努力，保留了肛门，使父亲可免受使用人工肛门之苦。然后，父亲在母亲的陪伴下去杭州疗养了一个时期。从杭州回来，父亲的身体似乎又复原如初，很快恢复工作。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上半年，父亲又渐感肝部不适，不久查出癌已转移至肝，不得不卧床休息。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开始，我正忙着为三线建厂搞设计工作，较少回家。一天，我从工作单位回到家里，看到门前、窗前、屋里墙上，甚至父亲卧病的床头，到处张贴着标语。母亲紧张地告诉我，家里被抄了，父亲的日记本、笔记本连同中学时期写的日记本都被抄走了。我来到父亲卧室，第一次见到他还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的确，对于一个肝癌病人来说，这种刺激实在是太残酷了，我是多么想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然而，搜索枯肠，我感到自己根本不知道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该如何评说。
而病入膏肓的父亲，似乎已经没有足够的脑力来弄懂当时的国家几近“病入膏肓”。他只是咬牙切齿，气得发抖。
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又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向父亲告别的仪式是在他去世后五天举行的。由于“运动”的关系，即使是这样简单的告别仪式，也是在外交部的何云芬同志的“努力”下才得以实现。前来参加的仅是少数，父亲的好友宦乡同志不顾“有所不便”也莅临了。
然而“形势”变化很快。“革命大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由胡愈之先生在30年代创办，由一批党领导下的勇敢、正直的进步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出版（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的革命杂志《世界知识》，竟然被批判为“卖国杂志”。于是，包括父亲在内，曾为《世界知识》倾注心血、赴汤蹈火的工作人员自然都是“罪责难逃”了。
显然，如果再晚几个月，要为父亲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都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并未使人们忘却那些在那场风暴中先后倒下的烈士们。197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为父亲和另外两位故世的负责人员吴景崧、梁纯夫落实政策，彻底平反，并隆重地“补开”了追悼会。1986年，又隆重地纪念父亲去世20周年。这两次以人们日常对父亲和他的战友的由衷的怀念为基础的纪念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怀念，由衷的怀念，蕴含着一种哲理、一种人生观、一种时代的要求：“谁献得越多，谁就越富有！”
（本文原载《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30日，是父亲逝世20周年纪念日。
12月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出版社和外交部的领导同志，父亲生前好友和同事一大早就络绎不绝地来到纪念会场，20年前，为数极少的亲友们正是在这里，在“文革”的凄风惨雨中向父亲告别的。
如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已经换了不止一“茬”，大多数面孔都是陌生的。然而，当年曾在《世界知识》工作的老同志，凡是在北京的，几乎都莅临了纪念会。经过20年时间，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显老了，但彼此见面的亲切劲儿，依然是热乎乎的；对已故社长、总编辑的怀念，使他们再次聚会到一起来了。
八十高龄的张明养同志，因腿脚不便，难得出趟家门，拄着拐杖也来了。“文革”后主持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的郑森禹同志因患重病住在北京医院，得知要开纪念会，说是无论如何也要参加，经医生一再劝阻，才没有来。
民进主席雷洁琼同志原定也要参加的。突然一个重要会议，实在抽不出身来，就让司机专程开车前来说明原因。
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同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葛志成同志、中联部的郁文同志（乔石同志的夫人）……都在百忙之中特地赶来了。
就在纪念会开始前十几分种，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交到了朱烈社长手里，信是写给母亲的，因为得知父亲在京的战友和亲朋聚会纪念他，一批在沪的父亲生前友好特地写信，“敬向宾符灵前遥献心香一瓣”，信后署名是王元化、陈虞孙、陆冶、柯灵、邹凡扬、夏其言、温祟实、梅达君、唐海、刘火子、金端苓。
朱烈社长致词以后，又宣读了这封感情洋溢的信：
……我们先后曾与宾符共过事。他在敌人刺刀面前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他对同志坦率真诚的宽广襟怀，他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都一如昨日，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参加这次纪念会，感到深受教育，也感到大家对父亲的怀念是非常真诚的！
与父亲共过事、在父亲去世后的20年一直与母亲过从甚密的民进北京市委负责人毛之芬同志每年清明节都要专程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扫墓。
雷洁琼同志每年去为她故去的爱人严景耀扫墓时，也总要去为父亲扫墓。
民进副主席赵朴初同志虽然年事已高，工作很忙。但仍关心着母亲的生活，为解决母亲在生活上的困难给以热情的帮助。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单位与父亲共过事的老同志们，或者写文章、或者亲口对我说起他们怎样尊重、怀念我的父亲，使我感到父亲的为人、品格、革命精神真是“有口皆碑”——
“宾符带给我的——以及带给其他同志、同事和朋友的，是亲切和温暖。他从不以前辈自居。他从不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他待人亲切、真诚、坦率、热情、宽容。”
“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宽容；他为别人打算得很细——而从不为自己操心。（他）.对人宽容而又乐于作自我牺牲……”
“他有一种善于体会别人处境的能力，有一副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好心肠。”（以上三段话摘自陈原《忆宾符》，《读书》杂志，1984年6月）
“他在工作中以‘情’领导多于以‘权’领导，就是说，他以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对工作的一片真情来感染、带动大家工作。”
“我总说，你爸爸做‘统战部长’是再合适不过了，他非常善于团结人，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比如，有一位知名的学者（系指雷洁琼同志），一度可能要被定为右派，而你爸爸极力表示反对，后来事实证明你爸爸是对的。按照极左的那一套标准来看，你爸爸好像是缺乏斗争性，缺乏革命原则。其实，他恰恰是坚持了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原则。”
“不过，在极左的思想盛行的时期，他这个人也确实有些跟不上形势，他虽然一心想做好工作，可是他不世故，不精明，不会迎合潮流，对极左的东西、整人的一套做法总是适应不了。我觉得在那个时期，他也有过许多痛苦，虽然在表面上他总是笑嘻嘻的……”
“宾符同志非常爱护青年，注意培养青年。解放前他在上海储能中学教书时，曾输送不少青年学生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去，他是被誉为‘进步力量聚集点、掩蔽所和输送站’的储能中学的领导人之一。他经常邀请青年人到自己家里，亲切给予指导。他的一个学生因为在上海没有家，曾在他家住过二三年。解放后，他在世界知识社工作期间，也培养了不少青年人，使他们成为骨干。”
一句句朴实、诚挚的评语，从各个侧面，展现了父亲的高尚的人品，使我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我相信这些评语是由衷的、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流露。我之所以这样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从家庭生活这个侧面感到父亲正是人们评说的那样一个人。
他弥留之时，我还在贵州“深挖洞”；我到上海求医觅药，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我至今感到内疚的是，在20多年前，父亲去世的时侯，我没有陪伴在他的身边。
1966年秋，父亲肝癌病情加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单位的领导调我去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我来到北京医院向父亲告别，他鼓励我说：“去吧，到实际工作中去好好锻炼！”然而，我绝想不到，此别竟成永诀。
10月底，正当我在贵州深山里为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而埋头苦干的时候，工程指挥部党委突然召我“出山”。我来到党委办公室，党委书记表情严肃地将一份电报交给我。
“父亲病危速回。”当我看到这几个字，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你立即弄火车票回北京吧！”党委书记说。
我擦干眼泪，冷静下来，回答说：“不，我想先不回北京，而去上海。”接着，我解释说，一个家住上海的同事最近告诉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教授业余研究中医，用中药治愈了许多例癌症患者，我想先去上海请教那位教授，弄到药方再回北京。我激动地表示：“即使万一因为我绕道上海，赶不上见父亲最后一面，我也心甘情愿。”党委书记十分理解我的心情，亲切地说：“我支持你这样做。”
我怀着一种无论如何也要“救活”父亲的天真想法上路，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完全沉浸在梦境之中：我怎样弄到药方，母亲怎样给父亲熬药，父亲服药之后病情急速好转……。
列车抵达上海，我跳下列车，跳出梦境，直奔表伯父徐叔棐先生家，进门后，我放下旅行包就要走。
“你到哪里去？”伯父问。
“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我向伯父说明原委。
“你不用去了……”听着伯父颤抖的声调，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了我的全身，我从伯父手接过又一份电报：“父病故。”
如果说，从贵州到上海，对我来说是在痛苦之中满怀希望和幻想的旅程，那么，从上海到北京，是我被失去父亲的痛苦折磨、煎熬，充满绝望感的一路。
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能相信他已离开人世！
童年，我感受到父亲从事地下斗争的紧张气氛；少年，我模仿父亲自办起“出版社”
在家里，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在中学毕业后都离开了北京，只有我，即使在大学时期，也未远离过家，特别是大学二年级因病休学，在家住了两年。因此，在兄弟姐妹中我是在父母身边生活时期最长的一个。
我在少年时代就曾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积极参加抗日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有一次，日本宪兵突然冲到我家，要父亲说出进步作家楼适夷在什么地方，父亲巧妙地让母亲通知楼适夷迅速转移，然而自己却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在监狱中父亲遭到严刑拷打，百般恫吓，日本宪兵甚至扬言要把他推入爬满毒蛇、蝎子的池子里。然而，父亲始终坚贞不屈，决不出卖同志，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崇高品质和民族气节。后来，是地下党组织和周建人同志设法营救父亲出狱。
抗战胜利后，父亲又积极从事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哥哥姐姐曾对我绘声绘色地述说过父亲怎样在家里与革命青年聚会，地下党的同志怎样来我家送密电码，母亲怎样在阳台上销毁秘密文件，共产党人沙文汉、冯定怎样神秘地出现在我家……。
在那个年代，我虽然还小，但也感受到白色恐怖的压抑：每天上学之前，母亲总是紧张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讲，放学回家或放假期间，也常被关在家里以免在弄堂里惹事生非。特别是我们经常见不到父亲，而每当我向母亲问起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时，母亲总是哄我说“爸爸到乡下亲戚家住去了”。我常常是凝视着伫立在夜色苍茫的窗前的母亲的黝黑身影入睡的，在有些日子，还可以依稀听见窗外传来远方的炮声。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是在等待着父亲和解放一起到来。
1949年5月27日，久已未见的父亲忽然兴冲冲地赶回家里，他顾不上与家人说话，立即上楼打电话：“×××放出来了吗？”我见到父亲难以抑制的兴奋的面孔，立即感到发生了大事：解放了。
1951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我转学到北京的一个小学，带上了红领巾。在50年代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电影、文艺作品的影响和教育下，我非常崇拜那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在白区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英雄人物。我为自己的父亲也是英勇地参加过秘密革命活动而感到十分光荣。当时，父亲奉命抵京重新组织世界知识出版社，十一二岁的我模仿父亲在家里办“出版社”，还“出”了几本手抄本“小说”，描写上海地下党英勇斗争的故事，其实都是按照从哥哥姐姐那里听到的有关父亲和他的战友的片断传闻加以“发挥”而写成的。后来，文革被抄家后，我在孩提时代写的玩意儿都被姐姐一把火烧掉了。
有人“批判”他“大吃大喝”，但他不是用公款，而是掏自己的腰包，不是为了享受美酒佳肴，而是约稿、谈心、做工作
当我进入青年（高中、大学时代），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全身心倾注于国际问题研究和宣传的党的新闻战士。我逐渐对父亲与常来串门的亲友、同事之间的交谈发生兴趣，常常陶醉在和香烟烟雾一起喷涌的“五洲风云”（父亲喜欢高谈阔论国际形势）之中。
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政治运动中，父亲遭到批判的一大罪状是“大吃大喝”。的确，正如俗话说“主雅客来勤”，由于父母好客，我家在周末经常是宾朋满座。但是，这是父母用自己的收入招待客人，而且其中许多场合，是父亲请人到家里来谈书刊选题、约稿，做统战工作（父亲曾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任副秘书长等职），做思想工作，顺便就招待他们。
这与用公款请客挥霍是有原则区别的。父亲为人随和，无论是亲友，还是工作单位的同事，都愿意来我家做客，常常展开犹如春风一般沁人心脾的热烈交谈。赵朴初伯伯在1979年所写的纪念父亲的挽诗中有“梦里音容疑尚在”、“每忆高谈惊四筵”的诗句，可说是逼真地绘出了当时的情景。
父亲花钱有些大手大脚，向来不攒钱，由于经常招待别人，父母合计三四百元的工资不够开销，每到将近月底母亲就唠叨钱花光了，而到下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又照旧日大手大脚地花起来。对于“物质”、“财产”，父亲似乎从不放在心上。50年代末他几次出国，跑遍了大半个世界，却末曾买过一件洋货，我所见到的惟一的父亲出国纪念品，是他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朋友送的一支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塑料温度计。从物质来讲，父亲不仅未曾给予子女留下什么存折、财产，反而在病中欠下了一笔债，然而，他在精神上却留给我们一种概念，这就是不看重财产。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子女对前辈的怀念却并非与他们留下的物质遗产成正比，在物质上为子女着想得过多，往往是适得其反。父亲尽管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我们对他的怀念却很深，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他教诲我报考理工科，但在他的笔耕生活的耳濡目染下，我终于又投向了社会科学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在中学毕业前夕，曾打算报考新闻专业，而当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却语重心长地说：“国家的富强，关键是要靠发展科学枝术，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科技人才，你的理科成绩不错，我建议你报考理工科。”我听从父亲的劝告，放弃了学文的打算，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考上大学后，我每逢周末回家。而在因病休学以后，除去医院、疗养的几个月，就一直住在家里。在那一两年，父亲忙碌的身影，他那总是堆满公函文稿的案头，还有几大书柜的书籍，成了我病中的陪伴。记得那时候一些报刊的编辑部经常打电话或写信向父亲约稿，而父亲工作极忙，往往在晚上也回不来，或即使在家，也常有人来找他，因此，还“文债”的事只好靠开夜车解决。亏得父亲体质很好，文章写到深夜三四点钟，倒头便能呼呼大睡。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父亲太辛苦了，总想为他分担一些，随着我身体的复原，开始帮助父亲搜集资料，以便使他在写作中减少一些查找资料的麻烦。记得有一次父亲写国际随笔，想到一个十分巧妙的譬喻，需要用一个典故，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典故的确切内容和出处。为了使父亲这个精采的思想能表达好，我花了两个晚上，查找了许多书籍，终于找到了这个典故的出处。这时，父子两人高兴得不得了。
生病对我当然是一种不幸，然而不幸之中我却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可以吸取许多精神养料的休养环境，因而使我的休养生活过得比较充实，好像从理工科大学转到文科大学来读了一两年书，而父亲就是我在这段学习期间的老师。后来，我在四十出头的年纪又忽然从自然科技“阵营”投向社会科学“阵营”，在搞了十六七年工程技术工作之后又改行搞国际问题研究，正是与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是我在家养病期间的“学习”分不开的。
他重病缠身。然而，与其说他死于疾病，不如说他死于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60年代初，正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困难时期”，各种生活用品的供应十分紧张。那时，父母一方面到处求医为我治病，一方面又把凭票凭本供应的肉蛋之类营养食品尽量省下来让我吃。我经过两年的休养，复了学。但未过多久，父亲却出现了患病的前兆，他大便稀溏，一天要蹲几次马桶，精力也不像往常那样充沛了。
我记得父亲每次去看病，都是母亲实在看不下去，硬“逼”他去看的。尽管他自我感觉不太好，常感乏力，但每次去北京医院，医生都说没有什么大毛病，这更使他不把病放在心上，照样忙于工作，有时医生开了假条，他也不当回事，照样去上班。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父亲每天大便次数越来越频繁，北京医院医生说是什么阿米巴痢疾，但医生开的药似乎未起任何作用。一个本来满面红光、体格健壮的胖人，变得日益消瘦、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父亲还在强打精神，他好像挺相信医生的诊断，不过就是阿米巴痢疾，治治就会好的。
父亲的病情引起了领导上的关心。姬鹏飞副部长“命令”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上海视察兼治病，而且特别叮嘱“要以治病为主”。华东医院的陆文藻大夫查看了父亲的病情，坚持要做切片检查，结果很快就诊断出是直肠癌，由于发现较晚，医生主张立即开刀，考虑到在北京便于照顾，医护人员护送他飞向北京，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外科医生做了努力，保留了肛门，使父亲可免受使用人工肛门之苦。然后，父亲在母亲的陪伴下去杭州疗养了一个时期。从杭州回来，父亲的身体似乎又复原如初，很快恢复工作。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上半年，父亲又渐感肝部不适，不久查出癌已转移至肝，不得不卧床休息。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开始，我正忙着为三线建厂搞设计工作，较少回家。一天，我从工作单位回到家里，看到门前、窗前、屋里墙上，甚至父亲卧病的床头，到处张贴着标语。母亲紧张地告诉我，家里被抄了，父亲的日记本、笔记本连同中学时期写的日记本都被抄走了。我来到父亲卧室，第一次见到他还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的确，对于一个肝癌病人来说，这种刺激实在是太残酷了，我是多么想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然而，搜索枯肠，我感到自己根本不知道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该如何评说。
而病入膏肓的父亲，似乎已经没有足够的脑力来弄懂当时的国家几近“病入膏肓”。他只是咬牙切齿，气得发抖。
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又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向父亲告别的仪式是在他去世后五天举行的。由于“运动”的关系，即使是这样简单的告别仪式，也是在外交部的何云芬同志的“努力”下才得以实现。前来参加的仅是少数，父亲的好友宦乡同志不顾“有所不便”也莅临了。
然而“形势”变化很快。“革命大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由胡愈之先生在30年代创办，由一批党领导下的勇敢、正直的进步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出版（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的革命杂志《世界知识》，竟然被批判为“卖国杂志”。于是，包括父亲在内，曾为《世界知识》倾注心血、赴汤蹈火的工作人员自然都是“罪责难逃”了。
显然，如果再晚几个月，要为父亲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都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并未使人们忘却那些在那场风暴中先后倒下的烈士们。197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为父亲和另外两位故世的负责人员吴景崧、梁纯夫落实政策，彻底平反，并隆重地“补开”了追悼会。1986年，又隆重地纪念父亲去世20周年。这两次以人们日常对父亲和他的战友的由衷的怀念为基础的纪念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怀念，由衷的怀念，蕴含着一种哲理、一种人生观、一种时代的要求：“谁献得越多，谁就越富有！”
（本文原载《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