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慈中（当时称慈谿县立初级中学，今慈湖中学）是我进入中学阶段上的第一所学校，也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学校。我在慈中求学两年，离现在虽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当时的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我进慈中时才12岁。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留下的印象可能都是细碎的小事，这些小事却特别亲切，故不厌其烦记述如下。
峰山补习班
我是1945年进的慈中，但从1942年开始就与慈中有了密切关系。1942年初，因日寇已占领上海，我们家从上海逃难回到老家慈谿县东乡费家市（现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镇）。我在当地的峰山小学上学，我哥哥方维仁已经读初中，慈中在长石桥有一个分校（沦陷期间慈中分区办校），借用王伯元的洋房作校址，他就到那里上学，这时我开始知道慈中。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杂牌军宋庆云部队也住在王伯元洋房。1943年初临近春节前，新四军三五支队为了打击顽固势力，包围了王伯元洋房，久攻不下，就用火攻，宋庆云脱逃。王伯元洋房由此被烧，慈中分校又搬到费家市峰山小学内，与我们在一个院里，对外称峰山补习班。1944年我的姐姐方维敏也升入峰山补习班。因为这几重原因，我对峰山补习班很熟悉，老师我都认识，如翁心惠先生，老王先生（王仲邕），小王先生（教音乐、美术，三北人，暑假回家时被害），大叶先生（叶建之），小叶先生（叶炜），虞鲁先生（此人似有国民党背景）等，峰山补习班的学生我认识的也不少。
当时宁波已沦陷，费家市离宁波市区只有20里路，但在1944年之前日寇的统治没有达到那里。在费家市及附近地区没有日军，也没有伪军，国民党的区长、镇长都在，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队如宋庆云、周干清、周光华等杂牌军经常出没，三五支队也很活跃。有一个夜晚，三五支队抓到杂牌军游击队头子童锵（音），当晚就关在峰山小学，第二天一早押到新漕边用刺刀处决了（当地称“吃鲜带鱼”）。在这种条件下，峰山补习班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抗日的气氛很浓，抗日歌声响彻校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们排演了一出话剧，剧名叫《一片爱国心》，讲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投入了抗战。由翁心惠先生演男主角，峰山小学老师周崇蓁演女主角，学生陈蕙兰扮演女儿，在学校门口贴了海报，我们小学生都看了演出。大约到1944年下半年，宋庆云等顽固派都投降日寇成了伪军，学校旁边修了碉堡，白色恐怖严重，学校不能再搞什么抗日活动。但这时
日寇也快完蛋了。普济寺1945年暑期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峰山补习班。还没有开学，抗战就胜利了，慈中立即复校，分部都搬回慈谿县城。原来的慈中校舍抗战前刚刚建成，听说很漂亮，呈飞机状，抗战开始不久就被日寇彻底炸毁，只剩一堆瓦砾。因没有校舍，只得借用普济寺做师生的宿舍和学校的办公室。后来学生人数多了，一部分人就住在普济寺西边的谈妙书屋。普济寺在慈湖的北岸，背山面水，环境很好，生活条件却很艰苦。我们男生住在大殿东侧二楼，没有床，在地板上打通铺。发电厂也被日本人破坏，尚未恢复，学生每人从家里带一瓶菜油，拣一个日本人丢弃的罐头盖，用锤子敲成凹形，当作灯盏，学习、生活都靠它。晚自习时，大家围坐在饭厅的八仙桌旁，每人一盏灯，为了省油，有的同学只点一根灯草。饭厅内静悄悄的，各人自学，互不干扰。后来，学校在晚自习时点了汽油灯，大约一年后学校才通了电。那时的伙食也很差。早饭吃粥，没有菜，只有一碟盐；中饭和晚饭基本吃素。同学们周末从家里带来一瓶油炒盐，早饭拌粥吃；如果能带一瓶猪油用来拌饭，那是很好的改善。因为伙食不好，同学们就组织一个伙食管理委员会，每个同学轮流监厨一个星期。监厨的同学不上课，跟着大师傅去采购，监督他们做饭。因为监厨可以不上课，我们乐意去监厨，但起不了什么作用，伙食仍不见好转。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校长胡绳系先生很有办法，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把日本人在山上砍倒还来不及运走的许多大树替学校要来了，给学生宿舍做了床铺，是上下铺。我睡的是上铺，寒假前夕，晚上大家聊天聊得太兴奋就睡着了，半夜我从上铺滚了下来，幸好没有摔坏。学校还利用这些木材做了好多童子军棍，学生们穿上童子军服，拿着童子军棍，好神气。学校没有操场，普济寺门外东边有一块废墟，校方想利用它当篮球场，发动同学清理瓦砾。同学们正在热火朝天劳动的时候，天下起雨来了，开始下小雨，不久雨愈下愈大，同学们都纷纷去躲雨，只有我们班的同学不顾下雨，愈干劲头愈大为此受到学校的表扬，并合影留念。
出了普济寺大门只要走几步就是慈湖。慈湖被湖堤分成东西两半，东部略小，西部较大。湖堤中间有一个亭子叫师古亭，亭匾是书法家钱罕老先生的宝墨。过了亭子有一座拱桥，使东西两边的湖水能够相通，再往前就到了慈谿县城的北门。拱桥边有石阶，我们都在那里洗衣服。湖水很干净，从石阶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中游动的虾，我们用一根线，栓上大头针，穿上蚯蚓，送到虾的嘴边，即可把虾钓上来，剥了壳就能吃。每当夕阳西下，微风轻拂，水波粼粼，远处几只野鸭，静静地浮在湖面，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难怪有许多老师喜欢饭后绕湖散步。然而，不知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物突发异想，要发慈湖的横财，竭泽而渔，弄来几台抽水机，把慈湖抽了个底朝天，美丽的景色破坏殆尽。
普济寺算不上名刹大寺，但它的历史不会太短。寺内两棵古银杏树，已有好几百年树龄。银杏树下的石碑据说记载了三国时期吴国谋士阚泽的事迹。山门内的四大金刚像塑得十分精致。在大殿东侧的南头有一间房子，供奉着一尊菩萨，据说是一位高僧的肉身像，在这里抽签特别灵验。普济寺当时只有两个和尚，一个大和尚，一个小和尚。大和尚并不是指他年龄大，而是指他是负责人。大和尚矮矮胖胖，听说是大学生，会打篮球，他不忌荤，不忌色，寺内常住着一个女人。一只狗曾从厨房的柴堆中叼出一个婴儿的头，弄得大家挺害怕。小和尚瘦高个，大家叫他则忍（音）师父，约有三十多岁，军阀混战时期他当过兵，后来流落在这一带，出家当了和尚。他每天起早做功课，穿的衣服很旧日，人很随和，喜欢与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同学聊天。我离开慈中后一直很想念他，不知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贞社
学生上课的地点在贞社。贞社坐落在普济寺西北方向的山岙里，是一座三开间两层的小洋楼，我们年级在楼下东南面的教室上课。1941年复校时，学校规模不大，三个年级的学生只有一百人左右，老师却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如翁心惠先生（任训育主任），王仲邕先生（教国文、历史），陈震异先生（教国文），叶炜先生（教数学），严沛霖先生（教化学），叶韵倩先生（教物理），胡哲齐先生（教生物），姚毓璆先生（教生物）等。陈震异先生教47届的国文课，他每一堂课事先都写出讲义，送到县城的一个小印刷厂排印，一个学期下来，这些讲义装订起来就是一本书。由于战争的破坏，教学用的仪器、设备几乎没有。贞社楼前有一个大坑，有积水，用竹竿捅坑底，有气泡冒上来，老师让我们用墨水瓶灌满水，倒过来扣在水面上接气泡，当气泡把瓶里的水都排挤出去后，用火在瓶口一点，就能点着。我是从这里学到有关沼气（甲烷）的知识的。当时，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很密切，同学们可以平等地跟老师讨论或争论问题。如翁心惠先生，他是训育主任，在学生面前却没有架子。那时学校规定寄宿生在星期六下午开完周会后可以回家，星期日晚上返校，但许多同学都是步行回家，来回走几十里路很累，想在家多呆些时间，赶在星期一早晨上课前返校。翁心惠先生批评同学们未按时返校，有的同学竟然反问翁先生，为什么你可以星期一返校？翁先生没有因此而生气。翁先生待我挺好。一次贞社修窗户，我在涂有油漆的旧窗户玻璃上划了“王老牌”三个字（是同学王勤樾的绰号），翁先生看到后很生气，查问谁写的，弄得我非常紧张，我主动承认后，翁先生只是和蔼地批评我几句，我才放了心。翁先生知道我学过刻字，要我给他夫人俞珏先生刻一颗图章，我只是初学的水平，他不嫌弃，还送给我两条金鱼。
学校没有什么文体设备，除了唱唱歌，没有条件开展其他娱乐活动，但周围的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活动场所。贞社四周建有围墙，出入都走东面的门，门口有一条小溪。溪很小，溪水却长流不断，溪底布满了光滑的鹅卵石。这条小溪给我们带来了无穷乐趣。我们经常脱去鞋袜，涉溪而上，翻开鹅卵石，受惊的石蟹迅速逃逸。石蟹个儿很小，很好玩，我们抓了很多，关在铁盒里，可以听见石蟹在盒里嗦嗦的爬动声。当时我们还没有爱护小动物的意识，石蟹在铁盒里关几天就死去了。学校周围的山上，有一些日寇开的山洞，储存过许多物资，准备负隅顽抗。日本投降时，他们不愿把物资留给中国人，用火把东西都烧毁了。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本性。在山洞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烟幕弹。烟幕弹呈圆筒型，有一根铁签可插到地上，用带磷的木片一擦，烟幕弹就打出去，冒出一股浓烟。还有毒气弹，形状与烟幕弹差不多，我们不懂，拿它当烟幕弹来玩，它释放出来的毒气使嗓子非常难受。日本人在慈湖里丢弃了很多黄磷，从湖边可以捞得到。黄磷的燃点很低，用石头一摩擦，即能燃烧，这也是从化学课学到的。寻找这些东西来玩，成为我们消磨课余时间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看到贞社的山后有栗子树，以为山上的树都是野生的，拿着竹竿去打。栗子壳外面有很硬的刺，要放在地下用脚搓几下，才能用手剥了吃。村民看见我们打栗子，没有来制止，可能认为是孩子们淘气，吃几个栗子不在乎。我们低年纪的小孩喜欢玩这些玩意。
从普济寺到贞社天天两个来回。这条路我当时感觉挺长的，现在想来最多也就二里来地。路上的景色很美，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溪，一条乡间的石板小路，竹林后隐约可见的农舍，路边开着各色不知名的小花，春天的阳光把人照得懒洋洋的，直想躺到草地上把自己融化到大自然之上。在路边要经过一座叫古寥庵的庵堂，我遐想，有那么美好的景色，这里的尼姑一定比别处更容易成仙。
校风
慈中有很好的校风，如艰苦朴素，民主，师生打成一片等。有了好的校风尽管物质条件较差，大家的精神很饱满，生活和思想都很活跃。我们那时年龄小，对玩更感兴趣，高年级的同学则成熟得多也活跃得多。如47届的同学排演了话剧《阿Q正传》，陆平一演阿Q，戴竹馨演赵太爷，罗精奋演小尼姑，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年级语文水平较好，有的同学写得一手好文章。有一次，他们的文章贴了出来，其中有陈舒兰写的《论警察的烂眼病》（用了笔名）。当时的警察有许多恶习，老百姓贬称为警察烂眼。文章批评了警察的毛病，建议他们要自律。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学校里来了好多警察，要找写文章的人。学校保护了陈舒兰，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前年我听王幼于先生说，因这次事件翁心惠先生不得不离开慈中。
一年一次远足，是学生受到锻炼和教育的良好机会。1946年春季远足目的地是三北，有60里路，师生都背着行李徒步旅行，这对于我是生平第一次。我们看到老百姓走远路都是穿草鞋，也学着穿草鞋，走不了多久脚就磨破了。尽管路上很累，大家谁也不叫苦，不落伍。路上要翻过一座山岭，叫长溪岭，是通往三北的必经之路，山陡岭高，形势险要。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登上岭顶，极目望去，只见得一片古墓冢，这是抗倭英雄戚继光的阵亡将士的安息地。刚刚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瞻仰了明代抗倭英雄的英灵，感慨万千。翻过长溪岭就到三北。经过一天跋涉，在锦堂师范安营扎寨。锦堂师范是旅日爱国华侨吴锦堂先生创办的，在宁波很有名气。在三北我们游览了杜湖、白洋湖，这两个湖比慈湖大得多，湖上有芦苇，有渔船，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湖，很新鲜。我们参观了观海卫。这里过去是海防重镇，因国家衰败，近百年来未能保护住我国的海疆，现在己不再是重要的海防基地。沈师桥也是我们这次所到之处，它的豆酥糖名扬海内外。这次远足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美好的记忆至今在我脑中没有隐去。1947年的远足是去奉化溪口。从学校到宁波是步行去的，晚上住在宁波中学的宿舍（观宗寺），第二天再坐汽车到奉化，住在武岭中学。武岭中学是蒋介石办的学校，抗战中没有遭到破坏，慈中的条件与其无法相比，令人羡慕。我们游览了溪口镇，参观了蒋介石故居。蒋介石的前妻毛夫人是被日寇炸死的，当时在她遇害的废墟上做了一
个坟。我们还参观了蒋母墓，雪窦寺，游览了妙高台、千丈岩。溪口的美好风光确实令人陶醉。
当时，学校对学习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并不追求分数。我们也不象现在的学生那样处于分数的压力之下。学习主要依靠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学生对哪一门功课有专长，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考试前没有学生开夜车，考试时也没有人作弊。在慈中时我没有感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后来我转学到别的学校，才发现慈中的学风是好，我新去的学校考试时作弊是普遍现象。慈中这种宽松的、自觉的、主动的学风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很有帮助，特别是对高年级比较成熟的学生更是如此。对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学生，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刚刚从小学升入中学，自制能力差，周围的环境又好玩，学习就放松了。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头两个学期有不少人功课不及格（其中有抗战期间各地小学水平不齐的因素），第二年留级到春季班，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功课当时片面发展，理科，特别是数学，学起来一点不费力，但文科（尤其是要背诵的课）成绩不好。参加工作以后，阴错阳差，我搞起了文字工作，真是“避长扬短”，但我尚能胜任所承担任务，并做出了一些成绩。我想，我在中学时尽管成绩不好，但学校还是为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使我终身受用。我要感谢母校慈中。
峰山补习班
我是1945年进的慈中，但从1942年开始就与慈中有了密切关系。1942年初，因日寇已占领上海，我们家从上海逃难回到老家慈谿县东乡费家市（现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镇）。我在当地的峰山小学上学，我哥哥方维仁已经读初中，慈中在长石桥有一个分校（沦陷期间慈中分区办校），借用王伯元的洋房作校址，他就到那里上学，这时我开始知道慈中。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杂牌军宋庆云部队也住在王伯元洋房。1943年初临近春节前，新四军三五支队为了打击顽固势力，包围了王伯元洋房，久攻不下，就用火攻，宋庆云脱逃。王伯元洋房由此被烧，慈中分校又搬到费家市峰山小学内，与我们在一个院里，对外称峰山补习班。1944年我的姐姐方维敏也升入峰山补习班。因为这几重原因，我对峰山补习班很熟悉，老师我都认识，如翁心惠先生，老王先生（王仲邕），小王先生（教音乐、美术，三北人，暑假回家时被害），大叶先生（叶建之），小叶先生（叶炜），虞鲁先生（此人似有国民党背景）等，峰山补习班的学生我认识的也不少。
当时宁波已沦陷，费家市离宁波市区只有20里路，但在1944年之前日寇的统治没有达到那里。在费家市及附近地区没有日军，也没有伪军，国民党的区长、镇长都在，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队如宋庆云、周干清、周光华等杂牌军经常出没，三五支队也很活跃。有一个夜晚，三五支队抓到杂牌军游击队头子童锵（音），当晚就关在峰山小学，第二天一早押到新漕边用刺刀处决了（当地称“吃鲜带鱼”）。在这种条件下，峰山补习班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抗日的气氛很浓，抗日歌声响彻校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们排演了一出话剧，剧名叫《一片爱国心》，讲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投入了抗战。由翁心惠先生演男主角，峰山小学老师周崇蓁演女主角，学生陈蕙兰扮演女儿，在学校门口贴了海报，我们小学生都看了演出。大约到1944年下半年，宋庆云等顽固派都投降日寇成了伪军，学校旁边修了碉堡，白色恐怖严重，学校不能再搞什么抗日活动。但这时
日寇也快完蛋了。普济寺1945年暑期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峰山补习班。还没有开学，抗战就胜利了，慈中立即复校，分部都搬回慈谿县城。原来的慈中校舍抗战前刚刚建成，听说很漂亮，呈飞机状，抗战开始不久就被日寇彻底炸毁，只剩一堆瓦砾。因没有校舍，只得借用普济寺做师生的宿舍和学校的办公室。后来学生人数多了，一部分人就住在普济寺西边的谈妙书屋。普济寺在慈湖的北岸，背山面水，环境很好，生活条件却很艰苦。我们男生住在大殿东侧二楼，没有床，在地板上打通铺。发电厂也被日本人破坏，尚未恢复，学生每人从家里带一瓶菜油，拣一个日本人丢弃的罐头盖，用锤子敲成凹形，当作灯盏，学习、生活都靠它。晚自习时，大家围坐在饭厅的八仙桌旁，每人一盏灯，为了省油，有的同学只点一根灯草。饭厅内静悄悄的，各人自学，互不干扰。后来，学校在晚自习时点了汽油灯，大约一年后学校才通了电。那时的伙食也很差。早饭吃粥，没有菜，只有一碟盐；中饭和晚饭基本吃素。同学们周末从家里带来一瓶油炒盐，早饭拌粥吃；如果能带一瓶猪油用来拌饭，那是很好的改善。因为伙食不好，同学们就组织一个伙食管理委员会，每个同学轮流监厨一个星期。监厨的同学不上课，跟着大师傅去采购，监督他们做饭。因为监厨可以不上课，我们乐意去监厨，但起不了什么作用，伙食仍不见好转。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校长胡绳系先生很有办法，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把日本人在山上砍倒还来不及运走的许多大树替学校要来了，给学生宿舍做了床铺，是上下铺。我睡的是上铺，寒假前夕，晚上大家聊天聊得太兴奋就睡着了，半夜我从上铺滚了下来，幸好没有摔坏。学校还利用这些木材做了好多童子军棍，学生们穿上童子军服，拿着童子军棍，好神气。学校没有操场，普济寺门外东边有一块废墟，校方想利用它当篮球场，发动同学清理瓦砾。同学们正在热火朝天劳动的时候，天下起雨来了，开始下小雨，不久雨愈下愈大，同学们都纷纷去躲雨，只有我们班的同学不顾下雨，愈干劲头愈大为此受到学校的表扬，并合影留念。
出了普济寺大门只要走几步就是慈湖。慈湖被湖堤分成东西两半，东部略小，西部较大。湖堤中间有一个亭子叫师古亭，亭匾是书法家钱罕老先生的宝墨。过了亭子有一座拱桥，使东西两边的湖水能够相通，再往前就到了慈谿县城的北门。拱桥边有石阶，我们都在那里洗衣服。湖水很干净，从石阶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中游动的虾，我们用一根线，栓上大头针，穿上蚯蚓，送到虾的嘴边，即可把虾钓上来，剥了壳就能吃。每当夕阳西下，微风轻拂，水波粼粼，远处几只野鸭，静静地浮在湖面，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难怪有许多老师喜欢饭后绕湖散步。然而，不知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物突发异想，要发慈湖的横财，竭泽而渔，弄来几台抽水机，把慈湖抽了个底朝天，美丽的景色破坏殆尽。
普济寺算不上名刹大寺，但它的历史不会太短。寺内两棵古银杏树，已有好几百年树龄。银杏树下的石碑据说记载了三国时期吴国谋士阚泽的事迹。山门内的四大金刚像塑得十分精致。在大殿东侧的南头有一间房子，供奉着一尊菩萨，据说是一位高僧的肉身像，在这里抽签特别灵验。普济寺当时只有两个和尚，一个大和尚，一个小和尚。大和尚并不是指他年龄大，而是指他是负责人。大和尚矮矮胖胖，听说是大学生，会打篮球，他不忌荤，不忌色，寺内常住着一个女人。一只狗曾从厨房的柴堆中叼出一个婴儿的头，弄得大家挺害怕。小和尚瘦高个，大家叫他则忍（音）师父，约有三十多岁，军阀混战时期他当过兵，后来流落在这一带，出家当了和尚。他每天起早做功课，穿的衣服很旧日，人很随和，喜欢与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同学聊天。我离开慈中后一直很想念他，不知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贞社
学生上课的地点在贞社。贞社坐落在普济寺西北方向的山岙里，是一座三开间两层的小洋楼，我们年级在楼下东南面的教室上课。1941年复校时，学校规模不大，三个年级的学生只有一百人左右，老师却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如翁心惠先生（任训育主任），王仲邕先生（教国文、历史），陈震异先生（教国文），叶炜先生（教数学），严沛霖先生（教化学），叶韵倩先生（教物理），胡哲齐先生（教生物），姚毓璆先生（教生物）等。陈震异先生教47届的国文课，他每一堂课事先都写出讲义，送到县城的一个小印刷厂排印，一个学期下来，这些讲义装订起来就是一本书。由于战争的破坏，教学用的仪器、设备几乎没有。贞社楼前有一个大坑，有积水，用竹竿捅坑底，有气泡冒上来，老师让我们用墨水瓶灌满水，倒过来扣在水面上接气泡，当气泡把瓶里的水都排挤出去后，用火在瓶口一点，就能点着。我是从这里学到有关沼气（甲烷）的知识的。当时，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很密切，同学们可以平等地跟老师讨论或争论问题。如翁心惠先生，他是训育主任，在学生面前却没有架子。那时学校规定寄宿生在星期六下午开完周会后可以回家，星期日晚上返校，但许多同学都是步行回家，来回走几十里路很累，想在家多呆些时间，赶在星期一早晨上课前返校。翁心惠先生批评同学们未按时返校，有的同学竟然反问翁先生，为什么你可以星期一返校？翁先生没有因此而生气。翁先生待我挺好。一次贞社修窗户，我在涂有油漆的旧窗户玻璃上划了“王老牌”三个字（是同学王勤樾的绰号），翁先生看到后很生气，查问谁写的，弄得我非常紧张，我主动承认后，翁先生只是和蔼地批评我几句，我才放了心。翁先生知道我学过刻字，要我给他夫人俞珏先生刻一颗图章，我只是初学的水平，他不嫌弃，还送给我两条金鱼。
学校没有什么文体设备，除了唱唱歌，没有条件开展其他娱乐活动，但周围的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活动场所。贞社四周建有围墙，出入都走东面的门，门口有一条小溪。溪很小，溪水却长流不断，溪底布满了光滑的鹅卵石。这条小溪给我们带来了无穷乐趣。我们经常脱去鞋袜，涉溪而上，翻开鹅卵石，受惊的石蟹迅速逃逸。石蟹个儿很小，很好玩，我们抓了很多，关在铁盒里，可以听见石蟹在盒里嗦嗦的爬动声。当时我们还没有爱护小动物的意识，石蟹在铁盒里关几天就死去了。学校周围的山上，有一些日寇开的山洞，储存过许多物资，准备负隅顽抗。日本投降时，他们不愿把物资留给中国人，用火把东西都烧毁了。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本性。在山洞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烟幕弹。烟幕弹呈圆筒型，有一根铁签可插到地上，用带磷的木片一擦，烟幕弹就打出去，冒出一股浓烟。还有毒气弹，形状与烟幕弹差不多，我们不懂，拿它当烟幕弹来玩，它释放出来的毒气使嗓子非常难受。日本人在慈湖里丢弃了很多黄磷，从湖边可以捞得到。黄磷的燃点很低，用石头一摩擦，即能燃烧，这也是从化学课学到的。寻找这些东西来玩，成为我们消磨课余时间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看到贞社的山后有栗子树，以为山上的树都是野生的，拿着竹竿去打。栗子壳外面有很硬的刺，要放在地下用脚搓几下，才能用手剥了吃。村民看见我们打栗子，没有来制止，可能认为是孩子们淘气，吃几个栗子不在乎。我们低年纪的小孩喜欢玩这些玩意。
从普济寺到贞社天天两个来回。这条路我当时感觉挺长的，现在想来最多也就二里来地。路上的景色很美，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溪，一条乡间的石板小路，竹林后隐约可见的农舍，路边开着各色不知名的小花，春天的阳光把人照得懒洋洋的，直想躺到草地上把自己融化到大自然之上。在路边要经过一座叫古寥庵的庵堂，我遐想，有那么美好的景色，这里的尼姑一定比别处更容易成仙。
校风
慈中有很好的校风，如艰苦朴素，民主，师生打成一片等。有了好的校风尽管物质条件较差，大家的精神很饱满，生活和思想都很活跃。我们那时年龄小，对玩更感兴趣，高年级的同学则成熟得多也活跃得多。如47届的同学排演了话剧《阿Q正传》，陆平一演阿Q，戴竹馨演赵太爷，罗精奋演小尼姑，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年级语文水平较好，有的同学写得一手好文章。有一次，他们的文章贴了出来，其中有陈舒兰写的《论警察的烂眼病》（用了笔名）。当时的警察有许多恶习，老百姓贬称为警察烂眼。文章批评了警察的毛病，建议他们要自律。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学校里来了好多警察，要找写文章的人。学校保护了陈舒兰，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前年我听王幼于先生说，因这次事件翁心惠先生不得不离开慈中。
一年一次远足，是学生受到锻炼和教育的良好机会。1946年春季远足目的地是三北，有60里路，师生都背着行李徒步旅行，这对于我是生平第一次。我们看到老百姓走远路都是穿草鞋，也学着穿草鞋，走不了多久脚就磨破了。尽管路上很累，大家谁也不叫苦，不落伍。路上要翻过一座山岭，叫长溪岭，是通往三北的必经之路，山陡岭高，形势险要。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登上岭顶，极目望去，只见得一片古墓冢，这是抗倭英雄戚继光的阵亡将士的安息地。刚刚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瞻仰了明代抗倭英雄的英灵，感慨万千。翻过长溪岭就到三北。经过一天跋涉，在锦堂师范安营扎寨。锦堂师范是旅日爱国华侨吴锦堂先生创办的，在宁波很有名气。在三北我们游览了杜湖、白洋湖，这两个湖比慈湖大得多，湖上有芦苇，有渔船，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湖，很新鲜。我们参观了观海卫。这里过去是海防重镇，因国家衰败，近百年来未能保护住我国的海疆，现在己不再是重要的海防基地。沈师桥也是我们这次所到之处，它的豆酥糖名扬海内外。这次远足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美好的记忆至今在我脑中没有隐去。1947年的远足是去奉化溪口。从学校到宁波是步行去的，晚上住在宁波中学的宿舍（观宗寺），第二天再坐汽车到奉化，住在武岭中学。武岭中学是蒋介石办的学校，抗战中没有遭到破坏，慈中的条件与其无法相比，令人羡慕。我们游览了溪口镇，参观了蒋介石故居。蒋介石的前妻毛夫人是被日寇炸死的，当时在她遇害的废墟上做了一
个坟。我们还参观了蒋母墓，雪窦寺，游览了妙高台、千丈岩。溪口的美好风光确实令人陶醉。
当时，学校对学习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并不追求分数。我们也不象现在的学生那样处于分数的压力之下。学习主要依靠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学生对哪一门功课有专长，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考试前没有学生开夜车，考试时也没有人作弊。在慈中时我没有感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后来我转学到别的学校，才发现慈中的学风是好，我新去的学校考试时作弊是普遍现象。慈中这种宽松的、自觉的、主动的学风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很有帮助，特别是对高年级比较成熟的学生更是如此。对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学生，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刚刚从小学升入中学，自制能力差，周围的环境又好玩，学习就放松了。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头两个学期有不少人功课不及格（其中有抗战期间各地小学水平不齐的因素），第二年留级到春季班，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功课当时片面发展，理科，特别是数学，学起来一点不费力，但文科（尤其是要背诵的课）成绩不好。参加工作以后，阴错阳差，我搞起了文字工作，真是“避长扬短”，但我尚能胜任所承担任务，并做出了一些成绩。我想，我在中学时尽管成绩不好，但学校还是为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使我终身受用。我要感谢母校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