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我的故乡浙江慈城是江南古镇。这里山青水秀、民风淳厚、文化灿然。骢马桥下钱家当年是慈城望族、是书香门第。慈父钱功甫先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外文系，品学兼优，思想开明；在父辈普遍存在重男轻女束缚的当时，对我十分钟爱，使我从小在学习求知天地中，得以无忧无虑地成长。从此，从小学至大学毕业，一直受到师长们的厚爱，他们的赞美和鼓励有力地培育了我的自信。不仅如此，以后在工作岗位上，甚至在学术界、社会上，还遇到不少领导、学人、读者对我的业务和著作表示“赏识”。所有这些，我内心深深地感激。
本文《自述》因着重谈为学方面，我选取了曾经发表的两段文字：（一）是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讯》（1991年3月）上，原是“三八”妇女节科研人员代表们在会上“摆功”发言，发言者非常踊跃，我一言不发；没想到会后科研处特地叫我写《我是怎样写〈周邦彦研究〉的？》。文章的背景如此。故有“摆功”味道。（二）是拙作《唐宋名家词精解》的《后记》，从中可窥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环境”对婉约柔美的宋词投掷的阴影，以及研习者身受的艰难酸辛。
（一）我是怎样写《周邦彦研究》的？我从小读书，选择的是以学业严格著称的学校；无论文科、理科、文娱、体育，从未遇到任何困难。考试是我最称心的乐事。从小学至北大毕业，从未落在男同学后面，因此有强烈的自信心。参加高校任教二十多年，我因工作过于轻易而深感苦痛，终于在1982年选择调至科研单位。为此，放弃了很多物质利益。
我从小就热爱古典诗词，六十年代初就和词学前辈夏承焘、龙榆生、胡云翼诸位先生交往了，习作的诗词得到他们热情的鼓励。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后，选定主攻宋词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本专著选题就是《周邦彦研究》。北大王瑶先生对我的学业极其信任，他认为周邦彦在词史上有很重要地位，其词难度大；迄今为止，研究薄弱，未见专著，而我一定能写好，一定能填补这个空白。
1982年3月我来文学所后，一方面订下《周邦彦研究》计划，同时还写其他论文。也就是说，一面写其他论文，一面搜集有关周邦彦材料，无论古人、今人，西方汉学家、日本人、我国台湾地区的统统收集，力求做到竭泽而渔，再独立思考，严加判别。还对手中的材料写下了大量卡片和笔记。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意）搞科研必须知道自己课题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行情”。但是，我们认识到更重要的是掌握第一手材料，分析、研究周邦彦的全部作品，包括词、诗、文。特别是词，更是过细的研究，《周邦彦词赏析》一书就是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这样，从作品中进一步了解周邦彦的思想及为人，得出些前人未有的独到见解，对周邦彦作出切近实际的评价。
开始写书是在1983年，至1985年12月25日送至广东人民出版社，其中1984年因过度劳累病了大半年，实足写的时间两年多些。每天几乎熬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没有星期天，没有节日。吃的是学校食堂饭，有时写得放不下也就顾不上吃。在写书过程中又插进一篇有关秦观的论文（即载于1987年第1期《文学遗产》上论秦观词审美特色那篇），这不是“见异思迁”，是因为写周邦彦旁及秦观材料，思想感情迫使我非写出不得安宁。我深深体会到对科研不仅要专注思考，更要饱和着感情。
用“废寝忘食”这成语形容我写此书，毫无夸张成分。我并不以为“苦”，因这是我自愿的选择。“苦”的是漫漫五年出版路。当年有四、五家出版社都愿意接受此书，广东说只要半年就出，我贪“快”，就给广东。谁知年年来信要出，却年年不出。1989年10月在一筹莫展情况下，我给不认识的社长、总编写了一信，书就极顺利地于1990年6月问世了。
（二）《唐宋名家词精解·后记》
1992年，是我感冒缠绵的一年。春夏之交，山西教育出版社宋金龙同志来寒舍约稿，提出了对书稿（《唐宋名家词精解》）的具体设想，并要求于1993年四季度交稿。鉴于当时健康情况，我颇为踌躇，不敢贸然应允。但是宋金龙同志对我充满信任，一再鼓励。1993年身体正常，书稿如期完成。在这里，真该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和宋金龙同志的一片盛情，感谢王元化先生慨允为本书题写书名，更应铭记十多年前王瑶老师的推荐！
我曾在高校执教多年，后又调至科研单位，深感作为教师在讲台上所教授的和科研论著其间的相异之处。《唐宋名家词精解》一书写作的目的主要是面向广大师生和一般读者的，所以从语言和篇章结构着眼，力求切近词的本体原意，而避免作“增字解诂”的“发挥”。希望通过本书，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鉴赏水平，并对唐宋词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我为词学研究生目前授课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这类书是实际需要的。有时不禁这样想：编撰词人年谱、传记，考证作品的背景、本事等固然重要，但最后总还得落实于对词作本体的理解、鉴赏上。我也想到近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很大的发展，词学领域也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融合多种学科有新的开拓。拙作《词的艺术世界》一书（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这一方面的尝试。限于时间和水平。有些问题未能深入，但愿今后有机会能作进一步的研讨。
我的前辈和后辈大概难以想象当年我由于热爱宋词所遭受的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当我为大学中文系学生时，爱读宋词被批评为没落阶级的消极颓废情调；当我作为高等学校的语文教师时，钻研宋词又被指斥为“钻冷门”。但是，被压在大石下的种子是不会屈服的。一旦石头移去、阳光照临、雨露滋润，它还是会含着晶莹的露水长成的。
鲁迅先生说过：读书人家的子弟爱笔墨。（大意）报载五代时吴越王钱镠的后裔居住江南一带的大多是读书人家。我们家族也是。我从小看到厅堂中央挂着的对联，听到母亲诵诗的声音，闻到祖母房中散发的炉香气。我的曾祖父西箴公，精于书法和山水画，著有《荫庐诗存》。其中一首七律云：
江城芦获冷萧萧，驿路歌声发短桡。燕北秋风双鹗下，岭南春雨一帆遥。天涯游子空羁滞，渤海音书又寂寥。况复故乡离乱后，秋来烽火未全消。
读着、读着，我仿佛回到了故乡老家中的“荫庐”，看到那梁上栖息的旧时燕子……
本文《自述》因着重谈为学方面，我选取了曾经发表的两段文字：（一）是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讯》（1991年3月）上，原是“三八”妇女节科研人员代表们在会上“摆功”发言，发言者非常踊跃，我一言不发；没想到会后科研处特地叫我写《我是怎样写〈周邦彦研究〉的？》。文章的背景如此。故有“摆功”味道。（二）是拙作《唐宋名家词精解》的《后记》，从中可窥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环境”对婉约柔美的宋词投掷的阴影，以及研习者身受的艰难酸辛。
（一）我是怎样写《周邦彦研究》的？我从小读书，选择的是以学业严格著称的学校；无论文科、理科、文娱、体育，从未遇到任何困难。考试是我最称心的乐事。从小学至北大毕业，从未落在男同学后面，因此有强烈的自信心。参加高校任教二十多年，我因工作过于轻易而深感苦痛，终于在1982年选择调至科研单位。为此，放弃了很多物质利益。
我从小就热爱古典诗词，六十年代初就和词学前辈夏承焘、龙榆生、胡云翼诸位先生交往了，习作的诗词得到他们热情的鼓励。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后，选定主攻宋词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本专著选题就是《周邦彦研究》。北大王瑶先生对我的学业极其信任，他认为周邦彦在词史上有很重要地位，其词难度大；迄今为止，研究薄弱，未见专著，而我一定能写好，一定能填补这个空白。
1982年3月我来文学所后，一方面订下《周邦彦研究》计划，同时还写其他论文。也就是说，一面写其他论文，一面搜集有关周邦彦材料，无论古人、今人，西方汉学家、日本人、我国台湾地区的统统收集，力求做到竭泽而渔，再独立思考，严加判别。还对手中的材料写下了大量卡片和笔记。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意）搞科研必须知道自己课题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行情”。但是，我们认识到更重要的是掌握第一手材料，分析、研究周邦彦的全部作品，包括词、诗、文。特别是词，更是过细的研究，《周邦彦词赏析》一书就是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这样，从作品中进一步了解周邦彦的思想及为人，得出些前人未有的独到见解，对周邦彦作出切近实际的评价。
开始写书是在1983年，至1985年12月25日送至广东人民出版社，其中1984年因过度劳累病了大半年，实足写的时间两年多些。每天几乎熬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没有星期天，没有节日。吃的是学校食堂饭，有时写得放不下也就顾不上吃。在写书过程中又插进一篇有关秦观的论文（即载于1987年第1期《文学遗产》上论秦观词审美特色那篇），这不是“见异思迁”，是因为写周邦彦旁及秦观材料，思想感情迫使我非写出不得安宁。我深深体会到对科研不仅要专注思考，更要饱和着感情。
用“废寝忘食”这成语形容我写此书，毫无夸张成分。我并不以为“苦”，因这是我自愿的选择。“苦”的是漫漫五年出版路。当年有四、五家出版社都愿意接受此书，广东说只要半年就出，我贪“快”，就给广东。谁知年年来信要出，却年年不出。1989年10月在一筹莫展情况下，我给不认识的社长、总编写了一信，书就极顺利地于1990年6月问世了。
（二）《唐宋名家词精解·后记》
1992年，是我感冒缠绵的一年。春夏之交，山西教育出版社宋金龙同志来寒舍约稿，提出了对书稿（《唐宋名家词精解》）的具体设想，并要求于1993年四季度交稿。鉴于当时健康情况，我颇为踌躇，不敢贸然应允。但是宋金龙同志对我充满信任，一再鼓励。1993年身体正常，书稿如期完成。在这里，真该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和宋金龙同志的一片盛情，感谢王元化先生慨允为本书题写书名，更应铭记十多年前王瑶老师的推荐！
我曾在高校执教多年，后又调至科研单位，深感作为教师在讲台上所教授的和科研论著其间的相异之处。《唐宋名家词精解》一书写作的目的主要是面向广大师生和一般读者的，所以从语言和篇章结构着眼，力求切近词的本体原意，而避免作“增字解诂”的“发挥”。希望通过本书，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鉴赏水平，并对唐宋词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我为词学研究生目前授课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这类书是实际需要的。有时不禁这样想：编撰词人年谱、传记，考证作品的背景、本事等固然重要，但最后总还得落实于对词作本体的理解、鉴赏上。我也想到近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很大的发展，词学领域也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融合多种学科有新的开拓。拙作《词的艺术世界》一书（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这一方面的尝试。限于时间和水平。有些问题未能深入，但愿今后有机会能作进一步的研讨。
我的前辈和后辈大概难以想象当年我由于热爱宋词所遭受的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当我为大学中文系学生时，爱读宋词被批评为没落阶级的消极颓废情调；当我作为高等学校的语文教师时，钻研宋词又被指斥为“钻冷门”。但是，被压在大石下的种子是不会屈服的。一旦石头移去、阳光照临、雨露滋润，它还是会含着晶莹的露水长成的。
鲁迅先生说过：读书人家的子弟爱笔墨。（大意）报载五代时吴越王钱镠的后裔居住江南一带的大多是读书人家。我们家族也是。我从小看到厅堂中央挂着的对联，听到母亲诵诗的声音，闻到祖母房中散发的炉香气。我的曾祖父西箴公，精于书法和山水画，著有《荫庐诗存》。其中一首七律云：
江城芦获冷萧萧，驿路歌声发短桡。燕北秋风双鹗下，岭南春雨一帆遥。天涯游子空羁滞，渤海音书又寂寥。况复故乡离乱后，秋来烽火未全消。
读着、读着，我仿佛回到了故乡老家中的“荫庐”，看到那梁上栖息的旧时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