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一“尔辈需自立”
我的幼年是在美丽的浙东小城慈谿（今慈城镇）度过的。当时祖父秦润卿长年在上海工作。我对他的最早的印象，是在每年清明节前后，他返回家乡，带我一起到郊外给祖先扫墓。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日子，我可以在野地里捉蝴蝶、摘野花，把野花装在祖父的帽子里，插在他的衣襟上，看着他的微笑偎依在他的膝下，和他一起坐着轿子回家。
我五岁的时候，是他带着我到县城的一位前清秀才那里拜孔夫子的像，那位秀才把着我的手“开笔”，学写我自己的名字，从此我就算成了孔夫子的门生，有点象是接受儒教的“洗礼”。祖父为我们在家中请了一位姓柳的女老师，学生有我的二姐、二弟和我三人。我们有一间书房，虽然是私塾的性质，但是读的并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而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祖父还为我们购置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包括一百本有趣的各种儿童读物，我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读了简写本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以及安徒生等著名的童话集。他从上海还为我们订阅了多种儿童刊物，从这些刊物中，我知道了日本人正在野蛮地侵略和企图吞并中国。1936年秋，我在慈东城小学插班读三年级。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冬天，上海沦陷，日寇进犯浙东。我们全家避难到上海租界，开始在上海和祖父一起生活，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
他最关心的还是对我们的教育。先是每星期日上午督促我们练习写毛笔字、学打算盘，他给我们示范，能用双手同时打乘法，左右手的结果分毫不差。但更主要的是讲他的人生经历和自立自强的为人之道。他把我们姐妹兄弟从小学起先后都分送到学校中去住校读书，以培养我们独立和集体生活的能力和习惯。
我从致行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雷士德学校。那是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各门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文课本，井用英语讲课。当时我最感困难的是每天的数学作业，因为看不懂英文应用题的题意。祖父就为我在晚上请了一位姓费的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作我的家庭教师，这为我以后的中学和大学学习中，阅读英文课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二年冬，日寇侵占租界，一批日本人接管了雷士德学校，将全部课程改用日文。祖父立即命我转学，插班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初中二年级，他当时是这所中学的校董之一。
1945年夏，我15岁。祖父认为当时上海在日伪的统治下，对我的学习和成长不利，决定让我去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投奔我的姑母，去那里求学。但是当时从上海去重庆交通很困难，不但要走一两个月，还要通过日伪的好几道封锁线，比较危险，所以祖母和母亲都不赞成我去，但是由于祖父的坚持，我又愿意，所以还是决定去。那年暑假，为我准备的行李衣物已经起运到了屯溪，我正准备随我的四叔出发，恰好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就改变了这一计划。
南模中学对数理化课程是比较注重的，祖父看我的学习还有余力，又在每星期天下午给我请了一位教古文的老师，以“古文辞类纂”为教材，每周讲解并背诵一篇，这样，我读了不少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学者的文章，为我打下了较好的中文基础。
除了我的学习成绩外，他也很重视我的健康和社会活动能力的成长。1947年冬，我患结核性肋膜炎，他为我安排了很好的医疗条件，在家休养期间，每月供给我牛奶水果营养费，半年后，我就恢复了健康。我在南模的高中学习阶段，积极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和义务夜校的工作，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常常有“服务优良”的评语。他对这一评语很重视，认为比学习优良还令他高兴，特别是在夜校教书，帮助贫苦的失学的年青人，这和他自己长期兴办义学的志趣一致，所以鼓励我应该坚持这样做。
他对我考大学选择专业的问题上，希望我学理工，认为能学到切实的本事，为我讲他参加创办民丰造纸厂在国内聘请高水平工程师难的故事。当时我的志愿是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他尊重我自己的选择，认为行行可以出状元。当我考取了燕京和清华大学，他十分高兴。祖母和母亲担心北京太冷，离上海太远，又没有亲友，但是他认为男儿志在四方，支持我北上求学，同时又托了他的在北方的朋友，在生活上为我作了妥善的安排，并按月给我汇寄生活和学习费用，直到我大学毕业。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让清华师生南迁广州，但是绝大多数的师生都准备留校迎接解放，他托中国恳业银行天津分行的伍经理专程到北平来看我，为我安排应变的计划，嘱咐我留在北平。
回忆我的祖父，最无法忘怀的就是他对我从孩提时代一直到青年时期在教育问题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我的弟妹们的教育，他也同样是十分关心的，为此，他在解放前把他持有的一些公司和企业的股票，设立了“抹云楼教育基金”，希望保证我们都能得到必要的教育。在他所写的《抚孙日课》中，特别强调“尔辈需自立”，五十余年弹指一挥，现在我们这一辈，多已到了退休年龄，大家都曾经或还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应能含笑于九泉了吧。
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祖父自幼读过八年私塾，尔后又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经史百家，读书不少，我记得在他的案头，经常放着的书，有《曾国藩家书》、《随园诗抄》等，也愿意常与一些文人学者交往。他一生奉行的信条，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他把每年的主要收入都贡献给社会，特别是家乡的教育文化和医疗等福利事业。本来社会上的有钱人，以他的小部分财产做些慈善事业，也是常有的事。但是祖父和他们不同，他自奉极俭，而对其从事的社会福利事业，则数十年如一日，可谓倾其所有，不遗余力。
关于他的日常起居生活，许多地方至今留给我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日常穿的内衣，都是补了又补，即使是上班外出穿的长袍，袖口也经常是磨破了的。1946年冬，南洋模范中学校舍火灾，我的冬衣在大火中付之一炬，祖母从他的衣箱里找出一件羊皮袍子，算是比较好的，让我母亲给我改着穿，但是袍子的袖子也是破的。他日常都穿布鞋，一双皮鞋，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穿。我在雷士德中学读书时，校服是规定的西装，但我没有皮鞋，他找出一双人家送他的新皮鞋给我穿，但是对我又太大，只好到鞋店去换一双小号的。
他平时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一般都在福源钱庄和全体职工同桌食用，并无特殊。早餐则是按例的牛奶、鸡蛋、麦片和饼干，饮食十分规律。星期天和我们在家吃饭，也是以素食为主。如在晚间有必要的应酬，往往是先在家吃了饭再去，表示一下礼节而已。有一次，他在家中请客人吃饭，在座的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等，令我作陪，饭菜很简单，均由家中女佣制做，麻酱伴豆腐干，是他爱吃也是常用来待客的一道菜。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见他在家中喝过酒。案头倒是备有香烟和雪茄，但这主要是待客用的，平时很少见他抽烟。
祖父早年虽然在上海工作，但是在上海并没有住宅，家眷都住在宁波老家，他就住在福源钱庄三楼的一间宿舍内。抗战期间，我们都住在今塘沽路上海钱业公会所有的一栋旧房子里，他和祖母在附近的海宁路租赁了一栋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会客室和书房，楼上是卧室，陈设都十分简单，也没有卫生设备。1946年暑假，祖父让我到王伯元先生家中和他家的孩子一起读书，王先生是中国恳业银行的总经理，祖父是该银行的董事长，王在南京西路有一栋十分豪华的花园洋房，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和祖父的住房形成强烈的对比，但他却一直安之若素。
福源钱庄为祖父准备有供他专用的汽车。上海沦陷期间，他深居简出，不再用汽车代步，或是改坐人力车，或是拄着手杖，安步当车，每天步行上下班。
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规律，衣食住行，数十年如一日，更无烟酒赌博，声色犬马等不良嗜好。祖母笃信佛教，吃斋念佛，但是祖父对宗教极少兴趣，平时不语怪力乱神，一生只拜祖先，不拜神灵，也未听说过他向宗教寺院捐过款。祖母时常和家人作方城之戏，他偶尔也会坐下来一起玩一会儿，但从不超过四圈。有一次，他忽然邀我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的他的娱乐生活，记得影片的片名是《桃李劫》。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一部影片呢，也许我当时将要高中毕业，他是有意对我寓教于乐吧。
以祖父当年的社会地位和经营事业的成就，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每年的额定正当收入，在数万银元之上，这在当时不是小数。他的生活这样俭朴，但是决非吝啬或守财，而是将得来的金钱，几乎是倾其所有，投资在他认为更有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文教事业上。
1916年，祖父约同同乡李寿山先生等，在家乡创办普迪第一小学，建设费近十万元，每年经费约一万四千余元，清寒子弟上学，不但不收学费，并且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十年后，又建普迪第二小学，学生达千余人。这可以说是近百年前的一项规模巨大的“希望工程”。毕业生中有品学兼优者，则继续供他上中学和大学，享受“抹云楼教育基金”，并安排工作。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优秀学生有好几位，有的星期日常来寓所看望他。其中有一位学生冯伯华，解放后曾经当过化学工业部的副部长。
日寇侵华，慈谿县城沦陷。普迪学校校舍毁于敌人炮火者过半，修复需要巨款。战后当时百业凋敝，他无力筹措这笔经费。当时他服务了半辈子的中国恳业银行，规定在他退休后，将给他一笔可观的养老金。他向董事会提出，希望能够提前给他这笔钱，用来重修普迪学校，得到了董事会的同意，普迪学校才得以在战后重建，招收学生。
除普迪小学外，他担任校董、资助的教育事业，还有慈谿的县立中学（慈湖中学）、宁波的效实中学、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育才中学、修能学社，钱业中小学和储能中学等。
这里还要提一下他在慈谿创办的抹云楼图书馆。大约在1935年前后，他就有意在家乡创办一个图书馆，井把地点选择在慈湖中学附近。抗战军兴，为图书馆准备的建筑材料遭到损毁。他原先曾为自己退休后息影还乡，在县城学宫前修建了一栋西式楼房，于是决定即将此楼及其周围花园平房，作为图书馆的馆址，并以抹云楼名之。宁波墨海书楼所收藏的冯氏醉经阁图书，其中有不少善本古籍，后其子孙不振，将藏书在上海变卖，祖父患其流失，设法搜集购进，有的还是海内孤本，藏之于抹云楼。当时商务、中华等书店出版的各种丛书子集以及各种文库与新潮书籍，也广为收藏。记得是在上海沦陷期间，一年暑假，我住在祖父家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祖母供奉观音像的香桌下，发现有一个木箱，打开一看，其中竟是全新的一套《鲁迅三十年集》。我就是从中第一次读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集》等作品。这在当时是敌伪查封的“禁书”，我想这一定是祖父为抹云楼图书馆购买的图书，因为当时的环境，没能寄出去，只好暂时“珍藏”起来。1951年祖父把抹云楼图书馆的全部房产、图书与碑贴字画，全部捐献给浙江省政府。并表示“润卿积年心愿，偿于一旦，奚似快感。”①
上世纪九十年代，邑人应昌期先生捐资兴办中城小学和扩建慈湖中学，因建设需要，经政府同意，拆除旧抹云楼房屋，并将慈湖中学新建的教学新楼命名为抹云楼，以为纪念。我想这也正符合祖父当年在慈湖中学建立图书馆的宿愿，是一件好事。
古今捐资兴办教育文化事业的志士仁人，不在少数，其规模有许多也远超过祖父当年的贡献，全国各类学校中，以捐款人命名的楼堂馆舍比比皆是。但是和他们所拥有的巨额家产相比，所贡献的只是一小部分。而联系到祖父自奉的节俭，以及从他战后重建普迪和抹云楼图书馆的事例，可以看到他对社会承诺的执着，几乎是倾其所有，全力以赴。这种精神，实属罕见，因此有后人对他身后的评价，认为“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找不到第二人。”②
祖父所以能够这样做，我想与他一生实践中的感悟有关。首先他幼年因家境清寒，没能多读书，所以特别同情失学的贫苦子弟。在他一生从事的事业中，深刻感到知识的重要，这样才能进行革新，取得成功。上海传统的钱庄，管理和经营都很落后，是他第一个将福源钱庄改革成为与现代银行一样的金融企业。他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深感需要高知识的人才。而旧中国处处受列强压迫，使他切身体会到强国之道，需要普及教育，启迪民智。同时，他还感到在他的第二代中，多数过早参加工作，未能学有专长，成为他一生憾事，所以特别重视他的第三代的培养，授产不如授业，将金钱留给子孙，很可能使他们成为纨绔子弟。因此“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就成为他毕生奉行的信条。时代在前进，但是我认为祖父的一些处世准则、还是时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三民族金融企业家
祖父一生从事于金融事业，关于他这方面的业绩，我因为当时年轻，所以知之甚少。解放初，更不能对他的一生有正确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读到许多纪念祖父一生为人的文章，以及随着时代思想观念的更新，再回忆年轻时的印象，觉得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祖父从15岁到上海当钱庄学徒开始，一生中勤勤恳恳服务于社会，为二十世纪初期我国的民族金融业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以他服务一生的福源钱庄和中国恳业
银行为例，他本人并不是企业的业主，而是受聘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终其一生，他是一个实干的企业家。据资料记载：“他除了1926年各出资二万元投资两家钱庄参加作为一股外，没有一家自己独资的企业。”③他所拥有一些公司和企业的股票，多是因为请他担任董事、监事、经理而分得的少量干股。他的实际收入，在三十年代事业最成功的时候，“除每月工资作为家庭开支外，年终各企业给他的各种报酬，约折合银元四万余元，即以此全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不留锱铢。”④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过年过节，有许多平时少见的客人来家中看望祖父。1947年，我的大姐出嫁，前来贺喜送礼的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多是一些与他负责的钱庄银行有较深业务关系的企业家。这种现象反映了民族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前者所起的核心作用。据史料记载：“福源钱庄自1925年始，即以棉纺织业为放款重点。1927年，对鸿裕等六家纱厂放款总数96万两，1932年，对申新纱厂放款达46.5万两，1933年，对鸿章纱厂一家放款就高达237万余元。此外，放款数万元的还有华成烟厂、天厨味精厂、三友实业社、大有余榨油厂、福新面粉厂、江南水泥公司、江南制纸公司等。”⑤我能记得起来的，在上世纪的30至40年代，得到祖父经营的银钱业支持的较著名的企业，还有嘉丰纱厂、五和织造厂、振华油漆厂、永新织造厂、三友实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梅林食品厂、泰康食品厂、大中华橡胶厂、信谊药厂、华孚金笔厂等许多民族工业。正如《上海的宁波人》一书中对此所作的评介：
“秦润卿经营放款既小心谨慎，又很有魄力。以如此巨额放款支持民族工业，不仅在钱业中比较少见，而对于资金困难的民族工业，无异是雪中送炭。”⑥
以现在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企业大部分只能算是一些中小型的轻工业。但是在当时，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中的精英。以他在抗战前夕参与兴办的嘉丰纱厂为例，当时该厂的装备，都是进口最好的纺机，管理经营也属一流，其规模和产品的质量，超过了当时的许多日商纱厂。应该认为，这些工业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成长中的先进生产力，而祖父当年经营的民族金融业，曾经有力地促进了这些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旧社会，民族资本必然会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当时上海滩又是国外著名银行云集的地方，但是祖父经营的银钱业，始终保持稳健的经营方针，并不断取得成功。他在业务上从不依赖外国银行，“据福源钱庄1925—1935年历年帐册记载，该庄在此期间从未向外商银行借过款项，也不向外商银行存款，余款只存本国银行和同业票据交易所。”④这使我联想到当前中国加入了WTO，外国的银行将重新进入中国的市场，据说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民族银行业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但是我从我祖父的经历，觉得对此似乎不必过分担忧，既然在上一世纪的前叶，中国的金融企业家，能够在当时上海外资银行林立的条件下，把民族的银钱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关键是我们要有足够的竞争意识，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成绩还会不如当年吗？
中国的民族金融企业家，有能力和外商进行竞争，但是无法抗拒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残酷压榨。在日本侵华期间，祖父拒绝与日伪的一切合作，记得当时曾经有两个日本人，专程到祖父的寓所，胁迫他去汪伪政府的财政部任职，他以年老多病为藉口而拒绝。他所经营的企业，只能随着当时民族工商业的衰败而萎缩；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政权，最后又通过金圆券对民族工商业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到解放前夕，和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他一生所经营的事业，都已奄奄一息了。
今天，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众多新一代的民族金融企业家，正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下，得到创业发展的机会，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我想从祖父这样老一辈民族金融企业家的身上，应该能够学习到不少有益的启示。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意义之一吧。
我的幼年是在美丽的浙东小城慈谿（今慈城镇）度过的。当时祖父秦润卿长年在上海工作。我对他的最早的印象，是在每年清明节前后，他返回家乡，带我一起到郊外给祖先扫墓。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日子，我可以在野地里捉蝴蝶、摘野花，把野花装在祖父的帽子里，插在他的衣襟上，看着他的微笑偎依在他的膝下，和他一起坐着轿子回家。
我五岁的时候，是他带着我到县城的一位前清秀才那里拜孔夫子的像，那位秀才把着我的手“开笔”，学写我自己的名字，从此我就算成了孔夫子的门生，有点象是接受儒教的“洗礼”。祖父为我们在家中请了一位姓柳的女老师，学生有我的二姐、二弟和我三人。我们有一间书房，虽然是私塾的性质，但是读的并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而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祖父还为我们购置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包括一百本有趣的各种儿童读物，我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读了简写本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以及安徒生等著名的童话集。他从上海还为我们订阅了多种儿童刊物，从这些刊物中，我知道了日本人正在野蛮地侵略和企图吞并中国。1936年秋，我在慈东城小学插班读三年级。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冬天，上海沦陷，日寇进犯浙东。我们全家避难到上海租界，开始在上海和祖父一起生活，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
他最关心的还是对我们的教育。先是每星期日上午督促我们练习写毛笔字、学打算盘，他给我们示范，能用双手同时打乘法，左右手的结果分毫不差。但更主要的是讲他的人生经历和自立自强的为人之道。他把我们姐妹兄弟从小学起先后都分送到学校中去住校读书，以培养我们独立和集体生活的能力和习惯。
我从致行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雷士德学校。那是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各门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文课本，井用英语讲课。当时我最感困难的是每天的数学作业，因为看不懂英文应用题的题意。祖父就为我在晚上请了一位姓费的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作我的家庭教师，这为我以后的中学和大学学习中，阅读英文课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二年冬，日寇侵占租界，一批日本人接管了雷士德学校，将全部课程改用日文。祖父立即命我转学，插班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初中二年级，他当时是这所中学的校董之一。
1945年夏，我15岁。祖父认为当时上海在日伪的统治下，对我的学习和成长不利，决定让我去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投奔我的姑母，去那里求学。但是当时从上海去重庆交通很困难，不但要走一两个月，还要通过日伪的好几道封锁线，比较危险，所以祖母和母亲都不赞成我去，但是由于祖父的坚持，我又愿意，所以还是决定去。那年暑假，为我准备的行李衣物已经起运到了屯溪，我正准备随我的四叔出发，恰好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就改变了这一计划。
南模中学对数理化课程是比较注重的，祖父看我的学习还有余力，又在每星期天下午给我请了一位教古文的老师，以“古文辞类纂”为教材，每周讲解并背诵一篇，这样，我读了不少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学者的文章，为我打下了较好的中文基础。
除了我的学习成绩外，他也很重视我的健康和社会活动能力的成长。1947年冬，我患结核性肋膜炎，他为我安排了很好的医疗条件，在家休养期间，每月供给我牛奶水果营养费，半年后，我就恢复了健康。我在南模的高中学习阶段，积极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和义务夜校的工作，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常常有“服务优良”的评语。他对这一评语很重视，认为比学习优良还令他高兴，特别是在夜校教书，帮助贫苦的失学的年青人，这和他自己长期兴办义学的志趣一致，所以鼓励我应该坚持这样做。
他对我考大学选择专业的问题上，希望我学理工，认为能学到切实的本事，为我讲他参加创办民丰造纸厂在国内聘请高水平工程师难的故事。当时我的志愿是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他尊重我自己的选择，认为行行可以出状元。当我考取了燕京和清华大学，他十分高兴。祖母和母亲担心北京太冷，离上海太远，又没有亲友，但是他认为男儿志在四方，支持我北上求学，同时又托了他的在北方的朋友，在生活上为我作了妥善的安排，并按月给我汇寄生活和学习费用，直到我大学毕业。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让清华师生南迁广州，但是绝大多数的师生都准备留校迎接解放，他托中国恳业银行天津分行的伍经理专程到北平来看我，为我安排应变的计划，嘱咐我留在北平。
回忆我的祖父，最无法忘怀的就是他对我从孩提时代一直到青年时期在教育问题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我的弟妹们的教育，他也同样是十分关心的，为此，他在解放前把他持有的一些公司和企业的股票，设立了“抹云楼教育基金”，希望保证我们都能得到必要的教育。在他所写的《抚孙日课》中，特别强调“尔辈需自立”，五十余年弹指一挥，现在我们这一辈，多已到了退休年龄，大家都曾经或还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他老人家地下有知，应能含笑于九泉了吧。
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祖父自幼读过八年私塾，尔后又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经史百家，读书不少，我记得在他的案头，经常放着的书，有《曾国藩家书》、《随园诗抄》等，也愿意常与一些文人学者交往。他一生奉行的信条，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他把每年的主要收入都贡献给社会，特别是家乡的教育文化和医疗等福利事业。本来社会上的有钱人，以他的小部分财产做些慈善事业，也是常有的事。但是祖父和他们不同，他自奉极俭，而对其从事的社会福利事业，则数十年如一日，可谓倾其所有，不遗余力。
关于他的日常起居生活，许多地方至今留给我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日常穿的内衣，都是补了又补，即使是上班外出穿的长袍，袖口也经常是磨破了的。1946年冬，南洋模范中学校舍火灾，我的冬衣在大火中付之一炬，祖母从他的衣箱里找出一件羊皮袍子，算是比较好的，让我母亲给我改着穿，但是袍子的袖子也是破的。他日常都穿布鞋，一双皮鞋，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穿。我在雷士德中学读书时，校服是规定的西装，但我没有皮鞋，他找出一双人家送他的新皮鞋给我穿，但是对我又太大，只好到鞋店去换一双小号的。
他平时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一般都在福源钱庄和全体职工同桌食用，并无特殊。早餐则是按例的牛奶、鸡蛋、麦片和饼干，饮食十分规律。星期天和我们在家吃饭，也是以素食为主。如在晚间有必要的应酬，往往是先在家吃了饭再去，表示一下礼节而已。有一次，他在家中请客人吃饭，在座的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等，令我作陪，饭菜很简单，均由家中女佣制做，麻酱伴豆腐干，是他爱吃也是常用来待客的一道菜。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见他在家中喝过酒。案头倒是备有香烟和雪茄，但这主要是待客用的，平时很少见他抽烟。
祖父早年虽然在上海工作，但是在上海并没有住宅，家眷都住在宁波老家，他就住在福源钱庄三楼的一间宿舍内。抗战期间，我们都住在今塘沽路上海钱业公会所有的一栋旧房子里，他和祖母在附近的海宁路租赁了一栋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会客室和书房，楼上是卧室，陈设都十分简单，也没有卫生设备。1946年暑假，祖父让我到王伯元先生家中和他家的孩子一起读书，王先生是中国恳业银行的总经理，祖父是该银行的董事长，王在南京西路有一栋十分豪华的花园洋房，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和祖父的住房形成强烈的对比，但他却一直安之若素。
福源钱庄为祖父准备有供他专用的汽车。上海沦陷期间，他深居简出，不再用汽车代步，或是改坐人力车，或是拄着手杖，安步当车，每天步行上下班。
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规律，衣食住行，数十年如一日，更无烟酒赌博，声色犬马等不良嗜好。祖母笃信佛教，吃斋念佛，但是祖父对宗教极少兴趣，平时不语怪力乱神，一生只拜祖先，不拜神灵，也未听说过他向宗教寺院捐过款。祖母时常和家人作方城之戏，他偶尔也会坐下来一起玩一会儿，但从不超过四圈。有一次，他忽然邀我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的他的娱乐生活，记得影片的片名是《桃李劫》。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一部影片呢，也许我当时将要高中毕业，他是有意对我寓教于乐吧。
以祖父当年的社会地位和经营事业的成就，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每年的额定正当收入，在数万银元之上，这在当时不是小数。他的生活这样俭朴，但是决非吝啬或守财，而是将得来的金钱，几乎是倾其所有，投资在他认为更有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文教事业上。
1916年，祖父约同同乡李寿山先生等，在家乡创办普迪第一小学，建设费近十万元，每年经费约一万四千余元，清寒子弟上学，不但不收学费，并且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十年后，又建普迪第二小学，学生达千余人。这可以说是近百年前的一项规模巨大的“希望工程”。毕业生中有品学兼优者，则继续供他上中学和大学，享受“抹云楼教育基金”，并安排工作。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优秀学生有好几位，有的星期日常来寓所看望他。其中有一位学生冯伯华，解放后曾经当过化学工业部的副部长。
日寇侵华，慈谿县城沦陷。普迪学校校舍毁于敌人炮火者过半，修复需要巨款。战后当时百业凋敝，他无力筹措这笔经费。当时他服务了半辈子的中国恳业银行，规定在他退休后，将给他一笔可观的养老金。他向董事会提出，希望能够提前给他这笔钱，用来重修普迪学校，得到了董事会的同意，普迪学校才得以在战后重建，招收学生。
除普迪小学外，他担任校董、资助的教育事业，还有慈谿的县立中学（慈湖中学）、宁波的效实中学、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育才中学、修能学社，钱业中小学和储能中学等。
这里还要提一下他在慈谿创办的抹云楼图书馆。大约在1935年前后，他就有意在家乡创办一个图书馆，井把地点选择在慈湖中学附近。抗战军兴，为图书馆准备的建筑材料遭到损毁。他原先曾为自己退休后息影还乡，在县城学宫前修建了一栋西式楼房，于是决定即将此楼及其周围花园平房，作为图书馆的馆址，并以抹云楼名之。宁波墨海书楼所收藏的冯氏醉经阁图书，其中有不少善本古籍，后其子孙不振，将藏书在上海变卖，祖父患其流失，设法搜集购进，有的还是海内孤本，藏之于抹云楼。当时商务、中华等书店出版的各种丛书子集以及各种文库与新潮书籍，也广为收藏。记得是在上海沦陷期间，一年暑假，我住在祖父家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祖母供奉观音像的香桌下，发现有一个木箱，打开一看，其中竟是全新的一套《鲁迅三十年集》。我就是从中第一次读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集》等作品。这在当时是敌伪查封的“禁书”，我想这一定是祖父为抹云楼图书馆购买的图书，因为当时的环境，没能寄出去，只好暂时“珍藏”起来。1951年祖父把抹云楼图书馆的全部房产、图书与碑贴字画，全部捐献给浙江省政府。并表示“润卿积年心愿，偿于一旦，奚似快感。”①
上世纪九十年代，邑人应昌期先生捐资兴办中城小学和扩建慈湖中学，因建设需要，经政府同意，拆除旧抹云楼房屋，并将慈湖中学新建的教学新楼命名为抹云楼，以为纪念。我想这也正符合祖父当年在慈湖中学建立图书馆的宿愿，是一件好事。
古今捐资兴办教育文化事业的志士仁人，不在少数，其规模有许多也远超过祖父当年的贡献，全国各类学校中，以捐款人命名的楼堂馆舍比比皆是。但是和他们所拥有的巨额家产相比，所贡献的只是一小部分。而联系到祖父自奉的节俭，以及从他战后重建普迪和抹云楼图书馆的事例，可以看到他对社会承诺的执着，几乎是倾其所有，全力以赴。这种精神，实属罕见，因此有后人对他身后的评价，认为“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找不到第二人。”②
祖父所以能够这样做，我想与他一生实践中的感悟有关。首先他幼年因家境清寒，没能多读书，所以特别同情失学的贫苦子弟。在他一生从事的事业中，深刻感到知识的重要，这样才能进行革新，取得成功。上海传统的钱庄，管理和经营都很落后，是他第一个将福源钱庄改革成为与现代银行一样的金融企业。他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深感需要高知识的人才。而旧中国处处受列强压迫，使他切身体会到强国之道，需要普及教育，启迪民智。同时，他还感到在他的第二代中，多数过早参加工作，未能学有专长，成为他一生憾事，所以特别重视他的第三代的培养，授产不如授业，将金钱留给子孙，很可能使他们成为纨绔子弟。因此“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就成为他毕生奉行的信条。时代在前进，但是我认为祖父的一些处世准则、还是时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三民族金融企业家
祖父一生从事于金融事业，关于他这方面的业绩，我因为当时年轻，所以知之甚少。解放初，更不能对他的一生有正确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读到许多纪念祖父一生为人的文章，以及随着时代思想观念的更新，再回忆年轻时的印象，觉得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祖父从15岁到上海当钱庄学徒开始，一生中勤勤恳恳服务于社会，为二十世纪初期我国的民族金融业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以他服务一生的福源钱庄和中国恳业
银行为例，他本人并不是企业的业主，而是受聘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终其一生，他是一个实干的企业家。据资料记载：“他除了1926年各出资二万元投资两家钱庄参加作为一股外，没有一家自己独资的企业。”③他所拥有一些公司和企业的股票，多是因为请他担任董事、监事、经理而分得的少量干股。他的实际收入，在三十年代事业最成功的时候，“除每月工资作为家庭开支外，年终各企业给他的各种报酬，约折合银元四万余元，即以此全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不留锱铢。”④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过年过节，有许多平时少见的客人来家中看望祖父。1947年，我的大姐出嫁，前来贺喜送礼的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多是一些与他负责的钱庄银行有较深业务关系的企业家。这种现象反映了民族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前者所起的核心作用。据史料记载：“福源钱庄自1925年始，即以棉纺织业为放款重点。1927年，对鸿裕等六家纱厂放款总数96万两，1932年，对申新纱厂放款达46.5万两，1933年，对鸿章纱厂一家放款就高达237万余元。此外，放款数万元的还有华成烟厂、天厨味精厂、三友实业社、大有余榨油厂、福新面粉厂、江南水泥公司、江南制纸公司等。”⑤我能记得起来的，在上世纪的30至40年代，得到祖父经营的银钱业支持的较著名的企业，还有嘉丰纱厂、五和织造厂、振华油漆厂、永新织造厂、三友实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梅林食品厂、泰康食品厂、大中华橡胶厂、信谊药厂、华孚金笔厂等许多民族工业。正如《上海的宁波人》一书中对此所作的评介：
“秦润卿经营放款既小心谨慎，又很有魄力。以如此巨额放款支持民族工业，不仅在钱业中比较少见，而对于资金困难的民族工业，无异是雪中送炭。”⑥
以现在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企业大部分只能算是一些中小型的轻工业。但是在当时，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中的精英。以他在抗战前夕参与兴办的嘉丰纱厂为例，当时该厂的装备，都是进口最好的纺机，管理经营也属一流，其规模和产品的质量，超过了当时的许多日商纱厂。应该认为，这些工业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成长中的先进生产力，而祖父当年经营的民族金融业，曾经有力地促进了这些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旧社会，民族资本必然会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当时上海滩又是国外著名银行云集的地方，但是祖父经营的银钱业，始终保持稳健的经营方针，并不断取得成功。他在业务上从不依赖外国银行，“据福源钱庄1925—1935年历年帐册记载，该庄在此期间从未向外商银行借过款项，也不向外商银行存款，余款只存本国银行和同业票据交易所。”④这使我联想到当前中国加入了WTO，外国的银行将重新进入中国的市场，据说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民族银行业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但是我从我祖父的经历，觉得对此似乎不必过分担忧，既然在上一世纪的前叶，中国的金融企业家，能够在当时上海外资银行林立的条件下，把民族的银钱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关键是我们要有足够的竞争意识，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成绩还会不如当年吗？
中国的民族金融企业家，有能力和外商进行竞争，但是无法抗拒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残酷压榨。在日本侵华期间，祖父拒绝与日伪的一切合作，记得当时曾经有两个日本人，专程到祖父的寓所，胁迫他去汪伪政府的财政部任职，他以年老多病为藉口而拒绝。他所经营的企业，只能随着当时民族工商业的衰败而萎缩；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政权，最后又通过金圆券对民族工商业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到解放前夕，和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他一生所经营的事业，都已奄奄一息了。
今天，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众多新一代的民族金融企业家，正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下，得到创业发展的机会，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我想从祖父这样老一辈民族金融企业家的身上，应该能够学习到不少有益的启示。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意义之一吧。
附注
①《秦润卿先生史料集》，81页，1983年。
②《秦润卿先生史料集》，26页，1983年。
③《秦润卿先生史料集》，23页，1983年。
④《秦润卿先生史料集》，48—49页，1983年。
⑤《浙江近代金融业与金融家》浙江文史资料第45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79页，1992年。
⑥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65—66页，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