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我是不幸的，在小学毕业时，1937年爆发了日寇侵华的“七·七事变”，从此求学路上崎岖坎坷。我是幸运的，在逆境中经过几年抗争，终于实现大学之梦。在母校的怀抱里1937年夏我从尚志小学毕业，考取了慈中。但“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对我国城市的狂轰滥炸令我父亲深为新建于青山碧水之间的慈中校舍和师生的生命而担忧，舍不得我去上学，我失学了。
此后的一年，在万般无奈中我只能一知半解地翻阅家中的各类文学书刊。国难当头，更兼1938年初父亲在忧愤中病故，使我结束了无忧无虑贪玩的童年。
1938年我再次考取慈中，陈谦夫校长对我们要求甚严，令人敬畏。钱万斯先生和陈舜谋先生教我们数学和国文，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大大激发了我求知之欲，使我一反小学时的常态，变得认真用功，积极向上。同学们都很珍视宝贵的求学机会，尊敬老师，努力学习。那是一个全国民众群情激昂的时期，我们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终生难忘。在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仍常在心中回荡。我也很爱我们的校歌，优美动听，永远地激励着我奋勇向前。
我家住在正对北门的民权路，每天清晨我总是步履匆匆尽快走出北门，然后缓步走上慈湖中间的长堤，走过彩虹桥和师古亭，边走边欣赏湖光山色和校舍。更爱湖上的野鸭，当它在薄雾中掠过水面，总会激起一大片扇形的绿波。
记得校舍是T形的，东西方向是一长排教室，从中央向北侧建了宽敞的礼堂。1939年元旦，高年级同学在礼堂演过抗日戏剧。教室光线明亮，听课时大家精神饱满，十分专注。
但是好景不长。敌机时来骚扰。警报一响，我们就得迅即向后山飞奔，躲进马尾松林。1939年初夏的一天敌机突然来袭，在巨大的俯冲声中向城里和慈中接连投下罪恶的炸弹。许多同学都来不及逃往山上，我也只得钻进路边两座坟墓之间的夹道。透过树梢我恐惧地注视着低空盘旋的双层机翼的敌机，判断着炸弹究竟落在何处。这次来犯炸毁了我们心爱的校舍和城里多所民居，也使我永远沉痛地离别了慈湖之滨的校园。
下半年新学期开始，慈中迁入距城20里的芦山寺。那里层峦叠嶂，竹木幽深，清溪潺潺，暮鼓晨钟，我们又有了优美的读书环境。江圣述先生和毛道愚先生教我们理科，用心良苦，使我们对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也变得更加专心用功，在此后的三学期中，母校曾两度颁发给我“六六老人奖学金”（每年级一人），不断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也促使我暗下决心，要像我的两个哥哥那样（他们已于1929年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争取日后在大学深造。
集体的住校生活使同学们更加亲密无间和便于相互切磋。每逢周末，三五成群结伴回家，风雨无阻。我们走在田间小路或崎岖的石板路上，健步如飞，有说有笑。20里路很快从脚下退去，进了大西门。家住镇海、半浦、洪塘、裘墅的那就辛苦多了。我也曾在冬日独自回校，途中有一段曲折的沿河小路，河岸上结了白色桕籽的乌桕树在北风中发出凄厉的唿哨，在四顾无人的旷野中令人毛骨悚然。直至远远望见寺外那棵参天古银杏，才得平静。
那时女生的校服，上衣是黑白两色芝麻布的大襟布衫，下着黑色过膝绸裙。冬天气温若在10℃以上，绝不允许擅穿棉袍。每天清晨还得冒着严寒出早操。由此足见陈谦夫校长要求严格之一斑，也反映出重视锻炼学子体魄的良苦用心。
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其中有一栏是“时事”，痛心地写下的几乎都是大好河山片片失守的消息。还有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消息传来，全校师生无不义愤填膺，怀着无比愤怒在大操场上集会抗议。印象最深的是江圣述先生慷慨激昂，怒目声讨。他是我最敬爱的老师，除了授课，还曾陆续借给我们阅读旅苏华人有关“十月革命”后当时苏联社会的系列见闻，令我十分向往。
远别母校的苦难岁月
早在抗战初期，为阻挡日寇铁蹄，我国自行忍痛炸毁了新建的钱塘江大桥和杭州至宁波的铁路，于是钱塘江成了天堑，使我们得以继续上学，但是1941年春，日寇进攻宁波的炮声惊破了芦山寺美好的校园生活，我们来不及辞别校长和老师，就匆匆扔下一切回了家，以后的一个多月，我随母亲逃进了里隔岙，待局势稍平才回城里。
我再次因日寇入侵而失学了。我多么希望继续升学，多么想到北平去找在那儿任教师的二哥和大姐。1941年6月初我决定先去上海，含泪离开了母亲。在身背刺刀长枪的鬼子监视下，告别怀抱婴儿的二姐，随同二姐夫上了一只乌篷船，在日落前后到了蟹浦海边。随即换乘在舱底可勉强挤坐30人的小帆船。这几乎是一次冒险的“偷渡”，如果在杭州湾一带遭遇鬼子巡逻队，后果将不堪设想。舱底分成三格，妇女孩子十余人席地挤坐其中一格。没有水喝，没有灯光，只有甲板上的一个约半米见方的洞口可以透气，射进一点微弱星光。孩子的屎尿加上大人的呕吐，恶臭令人窒息、头痛。我只得骑在两格之间的摇摇晃晃的隔板上，轮流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头上方那个洞口的边儿，悬空地“挂着”度过了难熬的后半夜。天明时帆船在海滩搁浅，换乘可容三、四人的无篷小船。只记得远处许多大人和孩子们在海涂中摸泥螺的惨状。他们一条腿跪在形似半只尖头小船的木匣里（上有横向扶手），一条腿向后伸直，慢慢蹬着，使自己前滑，浑身泥污。不久，小船也搁浅了，只得背着行李赤足而行，不时踩在小螃蟹上，一阵刺痛。好不容易，才平安抵达上海远郊。
在亲戚家住了一月后，我随一位宁波人大嫂登上了去天津的海轮。在烟台、青岛靠岸时都有鬼子上船检查。最后在7月初到了沦陷已四年的北平。我以同等学力考取了两所中学高中部，感谢兄、姐为我选择了贝满女中，那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已有七十余年历史的师资实力很强的一所名校。兄、姐宁愿加倍承担一切费用，为的是让我尽可能躲开日寇恶势力和受到较好的教育。
初入学时，我不会说北平话，变得沉默寡言，但很快融入同学之中。我有幸被分配在英语甲班；我还得从零开始赶上同学们已被迫学了三年的日语。住校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沦陷区人民身受的苦难，伙食也还可以。但是好景又不长。1941年12月7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宣战，立即查封了美国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也不例外。我们这些住校生被软禁在校内达一月之久。从下学期起，学校改名为北平市第四女中，派来日本教官监督。伙食也大大下降，以至于一日三餐都是窝头加咸萝卜丝，最后竟是“混合面”的窝头（深棕色，由发霉粗粮、榨油后的豆饼和花生渣等混合，且含细砂子），与芦山寺时期（五菜一汤，经常有鱼、蛋、笋、青菜、豆腐、雪里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尽管生活条件如此恶劣，我仍坚持用功学习，对文、理科都有浓厚的兴趣，成绩优良，甚至在大考前为一些走校同学集体答疑。
我大姐很支持她的学生奔赴敌后抗日，自己却没有勇气与她们同去，只有消极逃避的念头。我的大哥此时已辗转到了贵阳，执教于贵阳医学院。他建议大姐也到西南去。1943年底大姐决意离开北平。我尽管再读一学期就将高中毕业，也毅然在寒假里向敬爱的管叶（xié）羽校长写了辞别信，在1944年1月下旬随大姐和她的同事、学生一行五人悄悄离开北平，在前门车站日军的监视下上了拥挤不堪的火车，一直扭曲地站着，直到开封下车。在站上全部行李都被打开，让日军乱翻。两天后换乘火车至商丘。此后去往界首的三百余里就只有人力“架子车”了，共雇了四辆，轮流地总有一人随车步行在车辙深凹的土路上。为了躲避日军，第二天将近毫县时，不敢穿城，绕道而行。但还是被四个日本宪兵发现，骑马追来，又翻查了全部行李。幸未查出夹在手纸中的通讯录和戴在上臂的手表等。强行拿走一张女子照片就放行了。那时正值隆冬，大小河道里都是坚冰，我们常从车上下来在冰上过河，尽量避开大路，穿越了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交界。四天后到了界首。从这里去洛阳日，就有充作长途车的卡车了，每天和许多陌生人挤着站在一车，途经漯河、舞阳等地，走了四天。一路上遇到许多蓬头垢面的饥民，每当我们吃着煮蕃薯，总是等着接蕃薯皮。
由于日军限制旅客所带现金，我们只得带些手表、毛线等以求在洛阳变卖充作路费。到了洛阳才发现市面十分萧条。东西无法脱手，路费就十分拮据。为了不连累大姐，我甘愿暂留洛阳，进了接纳来自沦陷区和战地的学生的洛阳进修班高中部，那里食宿都免费。谁知那时日军正蠢蠢欲动，准备大事进犯豫西，而我们对当时河南的战局却茫然一无所知，轻率地选定了这样一个权宜之计。及至大姐辗转到达贵阳，洛阳已岌岌可危。大哥发来电报，要我去找人求援，火速离洛。但一切都已迟了。求援不成，火车站秩序混乱，纵有钱也买不到票。进修班决定立即向西南方向撤出洛阳，尽可能远离陇海路。1944年5月初，我只得弃去大部分行李，打起背包，满心悲凉，随同学们一起步行，开始了千里跋涉，汇入了望不见首尾的逃难人流。
第一天走了八十里，第二天二三十里，到达宜阳，住进灵山寺。进修班本拟以此作为临时校舍，但日军步步进逼，暂留几天后只得继续向西南后撤。当时胡宗南的十三军不去御敌，逃难路上竟走在百姓前面。我们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荒寂的村落和络绎不绝的人群形成强烈反差，粮食十分匮乏。起初每天到了宿营地，还有玉米糊充饥。随着从丘陵地带向秦岭深入，山愈来愈险，路愈来愈崎岖，粮食愈来愈难觅，住宿条件也愈来愈差。5月的豫西山村，夜晚潮湿寒冷，我们有时住窑洞，有时住早已停课、四壁透风的教室，甚至露宿。经常在风雨交加中忍饥挨饿。我们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时雨时晴的天气和泥泞的山路。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我们身上、头上都生了虱子，手上生了疥疮。女同学们也曾在夜幕降临后轮流放哨，分批到冰冷的河流中洗澡。那时我每天和来自上海的一个同学龚蕙馨在一起，她像姐姐一样爱护我，鞭策我。在我情绪低落、几乎绝望的时候，总是耐心劝说，鼓励我奋力向前。她给予我的深情厚爱，我将毕生铭记。
在豫西逃亡的日子里，最紧张的一次是鬼子逼近了我们，已听得见隆隆炮声。我们立即集合，向大山深处逃命。有些来不及跑的人，竟爬上一处峭壁，才得保全性命，这在平时无论如何也是爬不上去的。最难跋涉的一次是在卢氏县附近，狂风暴雨之后山洪暴发，冲毁了峭壁之间的公路，我们等不到山洪完全停歇就得越过此山，而公路实际上已变成布满乱石、水流蜿蜒曲折的大沟。我们冒着小雨、穿着草鞋逆流而上，时左时右躲着水流。饥寒交迫，精疲力竭。好不容易才到了山顶。我和龚蕙馨突然发现路边有两间茅屋，供人歇脚。有口大铁锅正冒着热气。我俩拿着杯子向主人讨了两杯锅里的热水。好温暖的水啊！喝着喝着才发现杯底还有两粒久违了的绿豆！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惊喜了，这两粒绿豆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历历在目。
进入陕西省境，似有了些安全感。日子也稍好过。途经洛南、蓝田等县，包括李自成当年起事的贫瘠的商洛地区。自从洛阳出发，时行时停，千余里地竟耗时一月之久。6月上旬终于在暮色中走上流萤闪烁、宽阔平整的灞桥，进入西安古城。
原以为到了西安就可喘口气，告别颠沛流离的生活了。始料不及的是西安局势也已十分紧张。西行的火车老百姓是坐不上的了，同学们已无力再次承受此前的那种种苦难，下决心要爬上火车顶，从速离开。就在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趁车站秩序混乱，我们从车箱两端一个个爬上了车顶，这才意识到车顶是弧形的，要想在启动后坐着是绝无可能的。我们只得趴在冰冷的铁板上，紧紧抓住一点可抓的东西，提心吊胆，生怕滚下车去。从西安至宝鸡，要穿过许多隧道。每过一次，就被包围在滚滚浓烟之中，令人窒息，咳呛难忍。
到了宝鸡，我幸运地找到了大哥的北大同学张先生（时任一酒精厂厂长），他和总工程师两家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身无分文、形似乞丐的姑娘，把我安置在一间平房里。四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有了一张真正的床（即使在洛阳的进修班，也是几十人一大间，垫些稻草打地铺）。我突然变得无比乏力，虚弱之极。每天除了起来享用丰盛的三餐，无论白昼黑夜，我都在昏睡。过了约半月，才恢复正常。这才发现屋前屋后都是花圃，大片鲜花盛开。有大理花、波斯菊、虞美人、茉莉、蓝色的剪秋萝和殷红的五角星似的袅萝等等。他们慷慨地任凭我随意采摘，插在大花瓶里。在宝鸡等待7月中旬举行“毕业考试”的日子里，我仿佛进了天堂。张先生等的大恩，我永世难忘。
从洛阳进修班领得高中“毕业证书”，又从张先生处借了一笔路费，就孤身踏上经重庆去贵阳的路途。先乘不时抛锚的长途汽车，再搭“黄鱼车”，到贵阳已是7月底了。终于和大哥嫂、大姐、侄女团聚。感慨唏嘘，如同隔世。
再经周折圆了大学之梦
之后我考取迁校贵州的浙江大学化工系和湘雅医学院。作为浙江人，也因为参观人体解剖室受到惊吓，我选择了浙大，宁愿再次和家人别离，去到湄潭县的穷乡僻壤永兴镇，一年级新生部所在地。那年10月份才开学。过遵义时在浙大女生宿舍——一座很独特的宽敞的两层小楼小住两天。（解放后我一直怀疑此楼即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旧址，直到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展览会上，才在此旧址的模型旁，从来自遵义的解说员那里得到证实。）
永兴是一个苗族聚居地，只有一条“大街”。无风半尺土，有雨一街泥。学校借用街两头的两座大祠堂，一作教学区，一作生活区。我们每天都往返其间，道路泥泞不堪，总是穿着翻牛皮钉鞋。教室泥地坑坑凹凹，四人共用的长桌、长凳的腿从来没摆平过。宿舍里全是双层木床。靠窗有双层木架，每人可分得长约半米的一份用于自习。各人自备一盏古老的灯盏爿和桕籽油照明，入夜油烟弥漫全室。同学们大都离乡背井，来自五湖四海。一切费用包括食宿全部公费。学习条件虽差，同学们十分努力。平生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学习的压力。洛阳进修班水平很低，更兼长期疲于奔命，荒废了学业。在贵阳的两月又未抓紧弥补，此时后悔莫及。英语课的教材是大量油印的二战中国际政治时事和纳粹暴行等等，且字迹模糊，对我来说如同天书。
开学才两个月余，又突发“黔南事变”，日寇进犯贵州独山，贵阳因而吃紧，学校决定停课，准备北撤。我则被学生会选去排练抗日救亡话剧。在校内演出两剧后，局势又缓和了，学校突然决定复课大考。我毫无准备，连日开夜车也无济于事，考试彻底失败。我痛哭流涕，张惶失措。幸一年级主任储先生通知我：下学期转入“先修班”（大学预课），我才破涕而笑。在“先修班”我重又名列前茅，被幸运地保送本校化学系。暑期在凉爽的永兴度过，还从容地预习了一谝张先生讲授的微积分。
1945年8月15日后的一天，忽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襟”！大家无比激动，抗战在坚持了八年之时终于胜利了！
从1946年5月开始，浙大往杭州回迁。除了要运回大量图书仪器，还妥善地安排学生的归程。发了路费，组织起来，分批分期出发。我们乘长途汽车向湖南东行。山连着山，雨接着雨，盘山路上，路陡地滑，经常抛锚，每逢急转弯，向崖下望去，车毁人亡的惨象触目惊心。但一路上大家心情十分欢畅，“青春结伴好还乡”！记得刚进湖南省境，我还在玉屏为母亲和慈中同学买了几管凤凰箫。到邵阳那晚，大家兴高采烈地聚餐，甲鱼，鳝鱼，荷叶粉蒸肉，……摆满八仙桌，这是九年以来唯一的一顿美餐了。
颠簸了一星期，才到长沙。那晚天气晴朗。我们十来个女生在一处洁净的小院中央平整的水泥地上，头向外围成了一个大圆圈，露天而睡。从长沙出发乘上了火车，无棚的货车箱里只有低矮粗糙的木板长凳，大家已很满意，只几小时就到了武昌。第一次望见了浩瀚的奔流不息的长江。江畔尚有黄鹤楼，但已黯淡攲，不忍一睹。在武汉大学教室里小住三天后登上了去南京的客轮。我们睡在甲板上，支起一排蚊帐。晚风吹来，清爽宜人，胜似闷热的头、二等舱，我们用桶打上江水，加点明矾净化，就有了盥洗的水。白天终日极目江天，饱览孤山等两岸风光。三天后到南京换乘火车，终于在6月初重抵上海，与五年前带我乘帆船离慈的姐夫重逢。今次还是他把我送上了回宁波的海轮。尽管船舱里有干净、舒适的床铺，但那晚我久久在甲板上独自凭栏。仰望星空，远眺转瞬即逝的过往彩色船灯，思绪万千。当年日寇大肆入侵，占我大好河山，炸我崭新校舍，迫我背井离乡，受尽困苦折磨。但毕竟劫后余生，终遂求学心愿。足迹所至，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画了一个大圈，恰似一个圆满的句号，未辜负母校对我的苦心培育与殷切的希望。
回到了慈谿，母亲高兴极了，一再地说：“阿拉读书囡回来了”。当初她是多么舍不得我走啊！以后的三年，在浙大仍然是公费。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供我上了大学。每思及此，我总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鞭策自己努力学习，为祖国多做贡献，在参加工作的几十年里，从未计较个人得失。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我和毕业班的许多同学都在当月到华东军区浙江干部学校报名，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和政治政策。为了支援东北经济建设，部分理工科学员在8月提前结业。我们在领得浙大的临时毕业证书（感谢浙大，正式的文凭在八十年代寄到了我家）后就应东北局之聘，汇合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的理工科学生共一千数百人从天津乘专列北上，于9月4日晚抵达沈阳。起初在东北工业部下属单位工作，其后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科研所及院本部从事技术行政工作五年，后征得领导同意，把自己定位在科技书刊编辑出版的岗位上，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做一名编辑，后任化学组组长直至离休。
此后的一年，在万般无奈中我只能一知半解地翻阅家中的各类文学书刊。国难当头，更兼1938年初父亲在忧愤中病故，使我结束了无忧无虑贪玩的童年。
1938年我再次考取慈中，陈谦夫校长对我们要求甚严，令人敬畏。钱万斯先生和陈舜谋先生教我们数学和国文，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大大激发了我求知之欲，使我一反小学时的常态，变得认真用功，积极向上。同学们都很珍视宝贵的求学机会，尊敬老师，努力学习。那是一个全国民众群情激昂的时期，我们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终生难忘。在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仍常在心中回荡。我也很爱我们的校歌，优美动听，永远地激励着我奋勇向前。
我家住在正对北门的民权路，每天清晨我总是步履匆匆尽快走出北门，然后缓步走上慈湖中间的长堤，走过彩虹桥和师古亭，边走边欣赏湖光山色和校舍。更爱湖上的野鸭，当它在薄雾中掠过水面，总会激起一大片扇形的绿波。
记得校舍是T形的，东西方向是一长排教室，从中央向北侧建了宽敞的礼堂。1939年元旦，高年级同学在礼堂演过抗日戏剧。教室光线明亮，听课时大家精神饱满，十分专注。
但是好景不长。敌机时来骚扰。警报一响，我们就得迅即向后山飞奔，躲进马尾松林。1939年初夏的一天敌机突然来袭，在巨大的俯冲声中向城里和慈中接连投下罪恶的炸弹。许多同学都来不及逃往山上，我也只得钻进路边两座坟墓之间的夹道。透过树梢我恐惧地注视着低空盘旋的双层机翼的敌机，判断着炸弹究竟落在何处。这次来犯炸毁了我们心爱的校舍和城里多所民居，也使我永远沉痛地离别了慈湖之滨的校园。
下半年新学期开始，慈中迁入距城20里的芦山寺。那里层峦叠嶂，竹木幽深，清溪潺潺，暮鼓晨钟，我们又有了优美的读书环境。江圣述先生和毛道愚先生教我们理科，用心良苦，使我们对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也变得更加专心用功，在此后的三学期中，母校曾两度颁发给我“六六老人奖学金”（每年级一人），不断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也促使我暗下决心，要像我的两个哥哥那样（他们已于1929年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争取日后在大学深造。
集体的住校生活使同学们更加亲密无间和便于相互切磋。每逢周末，三五成群结伴回家，风雨无阻。我们走在田间小路或崎岖的石板路上，健步如飞，有说有笑。20里路很快从脚下退去，进了大西门。家住镇海、半浦、洪塘、裘墅的那就辛苦多了。我也曾在冬日独自回校，途中有一段曲折的沿河小路，河岸上结了白色桕籽的乌桕树在北风中发出凄厉的唿哨，在四顾无人的旷野中令人毛骨悚然。直至远远望见寺外那棵参天古银杏，才得平静。
那时女生的校服，上衣是黑白两色芝麻布的大襟布衫，下着黑色过膝绸裙。冬天气温若在10℃以上，绝不允许擅穿棉袍。每天清晨还得冒着严寒出早操。由此足见陈谦夫校长要求严格之一斑，也反映出重视锻炼学子体魄的良苦用心。
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其中有一栏是“时事”，痛心地写下的几乎都是大好河山片片失守的消息。还有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消息传来，全校师生无不义愤填膺，怀着无比愤怒在大操场上集会抗议。印象最深的是江圣述先生慷慨激昂，怒目声讨。他是我最敬爱的老师，除了授课，还曾陆续借给我们阅读旅苏华人有关“十月革命”后当时苏联社会的系列见闻，令我十分向往。
远别母校的苦难岁月
早在抗战初期，为阻挡日寇铁蹄，我国自行忍痛炸毁了新建的钱塘江大桥和杭州至宁波的铁路，于是钱塘江成了天堑，使我们得以继续上学，但是1941年春，日寇进攻宁波的炮声惊破了芦山寺美好的校园生活，我们来不及辞别校长和老师，就匆匆扔下一切回了家，以后的一个多月，我随母亲逃进了里隔岙，待局势稍平才回城里。
我再次因日寇入侵而失学了。我多么希望继续升学，多么想到北平去找在那儿任教师的二哥和大姐。1941年6月初我决定先去上海，含泪离开了母亲。在身背刺刀长枪的鬼子监视下，告别怀抱婴儿的二姐，随同二姐夫上了一只乌篷船，在日落前后到了蟹浦海边。随即换乘在舱底可勉强挤坐30人的小帆船。这几乎是一次冒险的“偷渡”，如果在杭州湾一带遭遇鬼子巡逻队，后果将不堪设想。舱底分成三格，妇女孩子十余人席地挤坐其中一格。没有水喝，没有灯光，只有甲板上的一个约半米见方的洞口可以透气，射进一点微弱星光。孩子的屎尿加上大人的呕吐，恶臭令人窒息、头痛。我只得骑在两格之间的摇摇晃晃的隔板上，轮流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头上方那个洞口的边儿，悬空地“挂着”度过了难熬的后半夜。天明时帆船在海滩搁浅，换乘可容三、四人的无篷小船。只记得远处许多大人和孩子们在海涂中摸泥螺的惨状。他们一条腿跪在形似半只尖头小船的木匣里（上有横向扶手），一条腿向后伸直，慢慢蹬着，使自己前滑，浑身泥污。不久，小船也搁浅了，只得背着行李赤足而行，不时踩在小螃蟹上，一阵刺痛。好不容易，才平安抵达上海远郊。
在亲戚家住了一月后，我随一位宁波人大嫂登上了去天津的海轮。在烟台、青岛靠岸时都有鬼子上船检查。最后在7月初到了沦陷已四年的北平。我以同等学力考取了两所中学高中部，感谢兄、姐为我选择了贝满女中，那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已有七十余年历史的师资实力很强的一所名校。兄、姐宁愿加倍承担一切费用，为的是让我尽可能躲开日寇恶势力和受到较好的教育。
初入学时，我不会说北平话，变得沉默寡言，但很快融入同学之中。我有幸被分配在英语甲班；我还得从零开始赶上同学们已被迫学了三年的日语。住校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沦陷区人民身受的苦难，伙食也还可以。但是好景又不长。1941年12月7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宣战，立即查封了美国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也不例外。我们这些住校生被软禁在校内达一月之久。从下学期起，学校改名为北平市第四女中，派来日本教官监督。伙食也大大下降，以至于一日三餐都是窝头加咸萝卜丝，最后竟是“混合面”的窝头（深棕色，由发霉粗粮、榨油后的豆饼和花生渣等混合，且含细砂子），与芦山寺时期（五菜一汤，经常有鱼、蛋、笋、青菜、豆腐、雪里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尽管生活条件如此恶劣，我仍坚持用功学习，对文、理科都有浓厚的兴趣，成绩优良，甚至在大考前为一些走校同学集体答疑。
我大姐很支持她的学生奔赴敌后抗日，自己却没有勇气与她们同去，只有消极逃避的念头。我的大哥此时已辗转到了贵阳，执教于贵阳医学院。他建议大姐也到西南去。1943年底大姐决意离开北平。我尽管再读一学期就将高中毕业，也毅然在寒假里向敬爱的管叶（xié）羽校长写了辞别信，在1944年1月下旬随大姐和她的同事、学生一行五人悄悄离开北平，在前门车站日军的监视下上了拥挤不堪的火车，一直扭曲地站着，直到开封下车。在站上全部行李都被打开，让日军乱翻。两天后换乘火车至商丘。此后去往界首的三百余里就只有人力“架子车”了，共雇了四辆，轮流地总有一人随车步行在车辙深凹的土路上。为了躲避日军，第二天将近毫县时，不敢穿城，绕道而行。但还是被四个日本宪兵发现，骑马追来，又翻查了全部行李。幸未查出夹在手纸中的通讯录和戴在上臂的手表等。强行拿走一张女子照片就放行了。那时正值隆冬，大小河道里都是坚冰，我们常从车上下来在冰上过河，尽量避开大路，穿越了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交界。四天后到了界首。从这里去洛阳日，就有充作长途车的卡车了，每天和许多陌生人挤着站在一车，途经漯河、舞阳等地，走了四天。一路上遇到许多蓬头垢面的饥民，每当我们吃着煮蕃薯，总是等着接蕃薯皮。
由于日军限制旅客所带现金，我们只得带些手表、毛线等以求在洛阳变卖充作路费。到了洛阳才发现市面十分萧条。东西无法脱手，路费就十分拮据。为了不连累大姐，我甘愿暂留洛阳，进了接纳来自沦陷区和战地的学生的洛阳进修班高中部，那里食宿都免费。谁知那时日军正蠢蠢欲动，准备大事进犯豫西，而我们对当时河南的战局却茫然一无所知，轻率地选定了这样一个权宜之计。及至大姐辗转到达贵阳，洛阳已岌岌可危。大哥发来电报，要我去找人求援，火速离洛。但一切都已迟了。求援不成，火车站秩序混乱，纵有钱也买不到票。进修班决定立即向西南方向撤出洛阳，尽可能远离陇海路。1944年5月初，我只得弃去大部分行李，打起背包，满心悲凉，随同学们一起步行，开始了千里跋涉，汇入了望不见首尾的逃难人流。
第一天走了八十里，第二天二三十里，到达宜阳，住进灵山寺。进修班本拟以此作为临时校舍，但日军步步进逼，暂留几天后只得继续向西南后撤。当时胡宗南的十三军不去御敌，逃难路上竟走在百姓前面。我们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荒寂的村落和络绎不绝的人群形成强烈反差，粮食十分匮乏。起初每天到了宿营地，还有玉米糊充饥。随着从丘陵地带向秦岭深入，山愈来愈险，路愈来愈崎岖，粮食愈来愈难觅，住宿条件也愈来愈差。5月的豫西山村，夜晚潮湿寒冷，我们有时住窑洞，有时住早已停课、四壁透风的教室，甚至露宿。经常在风雨交加中忍饥挨饿。我们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时雨时晴的天气和泥泞的山路。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我们身上、头上都生了虱子，手上生了疥疮。女同学们也曾在夜幕降临后轮流放哨，分批到冰冷的河流中洗澡。那时我每天和来自上海的一个同学龚蕙馨在一起，她像姐姐一样爱护我，鞭策我。在我情绪低落、几乎绝望的时候，总是耐心劝说，鼓励我奋力向前。她给予我的深情厚爱，我将毕生铭记。
在豫西逃亡的日子里，最紧张的一次是鬼子逼近了我们，已听得见隆隆炮声。我们立即集合，向大山深处逃命。有些来不及跑的人，竟爬上一处峭壁，才得保全性命，这在平时无论如何也是爬不上去的。最难跋涉的一次是在卢氏县附近，狂风暴雨之后山洪暴发，冲毁了峭壁之间的公路，我们等不到山洪完全停歇就得越过此山，而公路实际上已变成布满乱石、水流蜿蜒曲折的大沟。我们冒着小雨、穿着草鞋逆流而上，时左时右躲着水流。饥寒交迫，精疲力竭。好不容易才到了山顶。我和龚蕙馨突然发现路边有两间茅屋，供人歇脚。有口大铁锅正冒着热气。我俩拿着杯子向主人讨了两杯锅里的热水。好温暖的水啊！喝着喝着才发现杯底还有两粒久违了的绿豆！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惊喜了，这两粒绿豆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历历在目。
进入陕西省境，似有了些安全感。日子也稍好过。途经洛南、蓝田等县，包括李自成当年起事的贫瘠的商洛地区。自从洛阳出发，时行时停，千余里地竟耗时一月之久。6月上旬终于在暮色中走上流萤闪烁、宽阔平整的灞桥，进入西安古城。
原以为到了西安就可喘口气，告别颠沛流离的生活了。始料不及的是西安局势也已十分紧张。西行的火车老百姓是坐不上的了，同学们已无力再次承受此前的那种种苦难，下决心要爬上火车顶，从速离开。就在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趁车站秩序混乱，我们从车箱两端一个个爬上了车顶，这才意识到车顶是弧形的，要想在启动后坐着是绝无可能的。我们只得趴在冰冷的铁板上，紧紧抓住一点可抓的东西，提心吊胆，生怕滚下车去。从西安至宝鸡，要穿过许多隧道。每过一次，就被包围在滚滚浓烟之中，令人窒息，咳呛难忍。
到了宝鸡，我幸运地找到了大哥的北大同学张先生（时任一酒精厂厂长），他和总工程师两家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身无分文、形似乞丐的姑娘，把我安置在一间平房里。四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有了一张真正的床（即使在洛阳的进修班，也是几十人一大间，垫些稻草打地铺）。我突然变得无比乏力，虚弱之极。每天除了起来享用丰盛的三餐，无论白昼黑夜，我都在昏睡。过了约半月，才恢复正常。这才发现屋前屋后都是花圃，大片鲜花盛开。有大理花、波斯菊、虞美人、茉莉、蓝色的剪秋萝和殷红的五角星似的袅萝等等。他们慷慨地任凭我随意采摘，插在大花瓶里。在宝鸡等待7月中旬举行“毕业考试”的日子里，我仿佛进了天堂。张先生等的大恩，我永世难忘。
从洛阳进修班领得高中“毕业证书”，又从张先生处借了一笔路费，就孤身踏上经重庆去贵阳的路途。先乘不时抛锚的长途汽车，再搭“黄鱼车”，到贵阳已是7月底了。终于和大哥嫂、大姐、侄女团聚。感慨唏嘘，如同隔世。
再经周折圆了大学之梦
之后我考取迁校贵州的浙江大学化工系和湘雅医学院。作为浙江人，也因为参观人体解剖室受到惊吓，我选择了浙大，宁愿再次和家人别离，去到湄潭县的穷乡僻壤永兴镇，一年级新生部所在地。那年10月份才开学。过遵义时在浙大女生宿舍——一座很独特的宽敞的两层小楼小住两天。（解放后我一直怀疑此楼即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旧址，直到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展览会上，才在此旧址的模型旁，从来自遵义的解说员那里得到证实。）
永兴是一个苗族聚居地，只有一条“大街”。无风半尺土，有雨一街泥。学校借用街两头的两座大祠堂，一作教学区，一作生活区。我们每天都往返其间，道路泥泞不堪，总是穿着翻牛皮钉鞋。教室泥地坑坑凹凹，四人共用的长桌、长凳的腿从来没摆平过。宿舍里全是双层木床。靠窗有双层木架，每人可分得长约半米的一份用于自习。各人自备一盏古老的灯盏爿和桕籽油照明，入夜油烟弥漫全室。同学们大都离乡背井，来自五湖四海。一切费用包括食宿全部公费。学习条件虽差，同学们十分努力。平生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学习的压力。洛阳进修班水平很低，更兼长期疲于奔命，荒废了学业。在贵阳的两月又未抓紧弥补，此时后悔莫及。英语课的教材是大量油印的二战中国际政治时事和纳粹暴行等等，且字迹模糊，对我来说如同天书。
开学才两个月余，又突发“黔南事变”，日寇进犯贵州独山，贵阳因而吃紧，学校决定停课，准备北撤。我则被学生会选去排练抗日救亡话剧。在校内演出两剧后，局势又缓和了，学校突然决定复课大考。我毫无准备，连日开夜车也无济于事，考试彻底失败。我痛哭流涕，张惶失措。幸一年级主任储先生通知我：下学期转入“先修班”（大学预课），我才破涕而笑。在“先修班”我重又名列前茅，被幸运地保送本校化学系。暑期在凉爽的永兴度过，还从容地预习了一谝张先生讲授的微积分。
1945年8月15日后的一天，忽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襟”！大家无比激动，抗战在坚持了八年之时终于胜利了！
从1946年5月开始，浙大往杭州回迁。除了要运回大量图书仪器，还妥善地安排学生的归程。发了路费，组织起来，分批分期出发。我们乘长途汽车向湖南东行。山连着山，雨接着雨，盘山路上，路陡地滑，经常抛锚，每逢急转弯，向崖下望去，车毁人亡的惨象触目惊心。但一路上大家心情十分欢畅，“青春结伴好还乡”！记得刚进湖南省境，我还在玉屏为母亲和慈中同学买了几管凤凰箫。到邵阳那晚，大家兴高采烈地聚餐，甲鱼，鳝鱼，荷叶粉蒸肉，……摆满八仙桌，这是九年以来唯一的一顿美餐了。
颠簸了一星期，才到长沙。那晚天气晴朗。我们十来个女生在一处洁净的小院中央平整的水泥地上，头向外围成了一个大圆圈，露天而睡。从长沙出发乘上了火车，无棚的货车箱里只有低矮粗糙的木板长凳，大家已很满意，只几小时就到了武昌。第一次望见了浩瀚的奔流不息的长江。江畔尚有黄鹤楼，但已黯淡攲，不忍一睹。在武汉大学教室里小住三天后登上了去南京的客轮。我们睡在甲板上，支起一排蚊帐。晚风吹来，清爽宜人，胜似闷热的头、二等舱，我们用桶打上江水，加点明矾净化，就有了盥洗的水。白天终日极目江天，饱览孤山等两岸风光。三天后到南京换乘火车，终于在6月初重抵上海，与五年前带我乘帆船离慈的姐夫重逢。今次还是他把我送上了回宁波的海轮。尽管船舱里有干净、舒适的床铺，但那晚我久久在甲板上独自凭栏。仰望星空，远眺转瞬即逝的过往彩色船灯，思绪万千。当年日寇大肆入侵，占我大好河山，炸我崭新校舍，迫我背井离乡，受尽困苦折磨。但毕竟劫后余生，终遂求学心愿。足迹所至，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画了一个大圈，恰似一个圆满的句号，未辜负母校对我的苦心培育与殷切的希望。
回到了慈谿，母亲高兴极了，一再地说：“阿拉读书囡回来了”。当初她是多么舍不得我走啊！以后的三年，在浙大仍然是公费。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供我上了大学。每思及此，我总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鞭策自己努力学习，为祖国多做贡献，在参加工作的几十年里，从未计较个人得失。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我和毕业班的许多同学都在当月到华东军区浙江干部学校报名，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和政治政策。为了支援东北经济建设，部分理工科学员在8月提前结业。我们在领得浙大的临时毕业证书（感谢浙大，正式的文凭在八十年代寄到了我家）后就应东北局之聘，汇合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的理工科学生共一千数百人从天津乘专列北上，于9月4日晚抵达沈阳。起初在东北工业部下属单位工作，其后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科研所及院本部从事技术行政工作五年，后征得领导同意，把自己定位在科技书刊编辑出版的岗位上，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做一名编辑，后任化学组组长直至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