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故乡宁波，民风俭朴，民性强韧。我3岁随母离乡来上海。祖母不愿背井，婶娘伴她守老屋。父亲孝顺，每春必携长孙返里向祖母叩安。我情恋故土，从未疏略，家乡泥土的芬芳迄今散发在我身际前后。
  1917年2月6日（丁已正月十五日巳时），我出生于浙江省慈谿县庄桥镇灵一乡东邵村（现归划宁波市江北区），地处灵山脚下，山上有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建造的保国寺，保存着江南仅有的木结构建筑遗迹，松竹满山，清涧潺湲，山下阡陌纵横，江水苍茫，乃一水土肥沃的平原。东邵村落不大，在清末民初间，有数百户，以务农和小本生意人居多，大户人家有两处：“前新屋”和“后新屋”，上海南京路有家百年老店“邵万生”南货店就是聚居于“前新屋”的祖上开设的。村的东边前沿小河，称“河沿”，人家栉比，沿河筑屋，住户多为寻常人家，多数是农民、工人和小职员，我的老家宅基即在东邵村河沿的东边入口处，沿着河岸，有条小路可折入宅门，旧时称“中六房”，黑漆墙门畔有枝大樟树，树龄近百年，我童年时常攀登。
  我的祖辈有七兄弟，都是平头老百姓，有的经商，有的务农，多数在“入到中年”时就去世了，也没有家谱传下来。我出生时，祖辈一个也不在了。祖父邵开福有兄弟共七入，以“荆树花开兄弟乐”分列房名，祖父排行第六，称“邵弟房”，务农，豪爽正直，常为乡邻排忧解难，惜不善治生产，家清贫，三十九岁时病故。祖母徐氏性格硬朗，勤劳治家，拉扯大二子一女。父亲宝兴公是长子，十四岁到上海一家小药店当学徒，勤奋逾人，三十岁不到，在南市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已具名望，这个地段有六个行业：水产、水果、糖、北货、南货檀香、桂圆荔枝，多甬人。乡土气息重，人情味足，六业颇有封建行会味，建有“六业联谊会”，有联合市场，遇事逢难，能团结对外，宛若一处“小宁波”。父亲开设一家大型批发商行“长德行”，经营海味、檀香杂货。不久声誉鹊起，同业中选他为海味檀香杂货业同业公会主席，连任两届；并入选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常务理事，和乡人虞洽卿、方椒伯、秦润卿等相洽近。在他五十岁前后，经商大有拓展，在上海开设十多家店铺、厂房，在沪宁线、沪杭甬线，沿途也有不少分行支店。曾为同业公会在豫园点春堂的产权，主持对簿公堂，获胜诉。成为南市地区商业界中的一位头面人物。父亲宝兴公在农村长大，生活俭朴，对家乡有深厚感情，40岁后家境渐裕，关心家乡父老，惠及桑梓，曾捐资为家乡做了一些公益事。当年，从庄桥镇到东邵村有三华里之距，窄路泥泞，他独资修茸，铺了有二块大青石板宽的石路（两顶轿子可擦肩过），乡人往返乡镇间可不惧怕雨雪了。集资挖浚河道，把从三眼桥到镇东寺（从村头到村尾）的河道挖淘淤泥加深了河床，大有利于灌溉和舟楫。村中人有失业赋闲，他总是千方百计为之解决失业困苦，今天有许多东邵村人定居上海，悉经先父照应来沪的。乡人有困难借贷，他总是予以缓颊，以后偿还不了也不追索。东邵村有所小学，办在宗族祠堂里，只有一位老师，经费有困难，他多次捐款兴学济急。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家在上海法租界，父亲和地方关系合洽，有利于地也下革命斗争的活动，我中共地下学委、职委常常假我家开会。父亲多少有点知晓我在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从不干涉，对来开会的人士盛宴招待，还循我请求，捐输过金条和钱币，经学委手送到新四军。我曾受到吴学谦、张承宗、张本和陈一鸣等领导同志的表扬，说我父亲是位开明的民主人士。父亲只读过二年私塾，经常告诫我“家里穷读不起书，你现在要争气读书，明理干大事”。父亲解放后，在“三反”、“五反”中受过委曲，运动后期定为“基本守法户”，他能顾全大局，不予计较。有高血压症，在1958年逝世，享年69岁。母亲庄妙青是位淳朴的农村妇女，克勤克俭，是我父亲贤内助。我有一胞弟，名玉棠，入忠厚，相差八岁，惜在六十七岁时病逝了。有一妹，名爱凤，早卒。
  我乳名钰刚，名济荣，进新华艺专求学时改字青溪，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撰文署名“洛羊”，全国解放后即以“洛羊”为名。
  童年时寓居于南市一带，后定居方浜路花草浜有余里二号，一幢石库门楼房。在敬业中学附小读书，国文、历史、地理、图画、音乐、体育六门功课特别好，语文老师徐亚倩喜欢我，鼓励我写文章投稿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家距城隍庙仅一箭之遥，常往游玩，最爱跑庙区环龙桥堍的宛米山房裱画室，我把壁上的裱画当老师，细细观看揣摹，回家后背临默摹，还相识了几位画家，开始晓得任伯年、吴昌硕了。同住在二楼右厢房的汪梦庚先生，一读书人，任职上海四明银行，擅长书画诗词，常唤我上楼，教我五指执笔法，说中国画讲究“笔墨”，是“写”出来的。他是我吃对头口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永远惦记他。
  中学毕业后，父亲说我家有了一个“秀才”，“经商只要粗通文墨”，要我辍学从商。我心爱翰墨丹青，不愿委身懋迁。恰巧在1935年夏天，校址在打浦桥堍的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暑期班招生，我背着父亲去报名，一个多月勤奋学画，大得校方注视，国画系主任汪声远老师亲自拜访我父亲，劝说让我入校深造。终于见允。我进入新华艺专国画系，受汪声远老师直接传授，还常至黄宾虹老师家请益。在校三年，异常刻苦用功，曾得全校考试总评分第二名，获奖油画家周碧初教授作的油画《西子湖上》。晚上，至国学家李味青（右之）先生处学习古文诗词，风雨无阻，三年足不涉剧场影院，更不去跳舞厅，寒窗苦习，在画学和诗文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祖母定亲，我十八岁结婚，妻子桂真一（幼娥）十七岁，庄桥镇西邵村人，祖上经商药材行业，岳父桂栽培是针灸医师，一个读书人。婚后，至1944年，她要求提高文化水平，并习一专业，遂进入中德助产学校读书，不久，由林佳楣同志介绍，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我相濡以沫，同经风雨，共履冰霜。她是位妇产科医师，敬业精神强，服务公益，助人为乐，工作上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在家又是贤妻良母，乃一优秀的中共党员。不幸积劳成疾，在一九八九年二月逝世，年70岁。我们育有三子（斐洪、斐诚、斐杰），一女（斐斐）均已成家立业，各有建树，并支持我的书画艺事。幼儿斐杰慧而勤，在上海市人事局工作，人坚强干练，业余随我习书画，笔性良好，曾在新加坡举办过画展。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父亲命我奉母携妻返乡，家乡小学堂缺师资，我见邀义务任职，教了半年书，时上邵村一回乡的高三女学生邵幼青（施瑛）在获谷庙露天戏台上唱《打回老家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深受影响，也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宣传队活动。受到邵幼青的革命开导，开始思想左倾，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贵。她介绍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狄超白的政治经济学，初步懂得革命道理，我从一个旧文人转变成为革命青年。年底，杭州将陷，宁波吃紧，邵幼青和我夫妇俩一起返沪，介绍我参加“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学协），担任过区干事。1938年8月，她又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党组织决定，嘱我继续入大学读书，并选择进尚无中共党员的光华大学（校址原在大西路，毁于日寇炮火，迁入汉口路证券大楼），以着手党的组织建设，开展学生运动。1939年秋，校内已有了近10名党员，遂成立中共光华大学第一届支部委员会，我任支部书记，不久上调，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的私立大学区委、大学分委、职业青年区委工作，担任过书记或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已不在大学读书，而进入社会，为了掩护，在一家银行担任经理。党的工作调至职业界党委，担任过店委书记、职委委员，著重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临近解放，又因需调至中共上海市委策反部工作，负责对国民党党、政、军、宪、特等方面进行策反工作。当时，我手里掌握了相当一批策反过来的武装力量，加上我们自己组织的人民保安队，已相当可观。我兼任沪西区指挥部副总指挥，配合解放军进上海时沪西地区的战斗。我们成功地策反了国民党在沪西驻防的宪兵连，掌握了主动权，遂冲破沪西地区的敌人封锁，得以迎接我解放大军顺利开入市区。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当天清晨，我受上级派遣以中共党员身份，在黎天才先生（原张学良秘书长）陪同下驱车直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首次晤见时任秘书长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交代我党的政策，顺利地解决了市府人员待命不散、保护档案、不停水电、不断交通等应急措施。
  “长夜风云十三年”，因革命需要，期间我曾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举办过个人画展；并为赴美工作的同志筹划经费，画过一百多幅中国画作品；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为了扩大宣传，撰写短篇小说《迎春》集及十多万字的时事评论《认识美国》（郭沫若题签）。（两书出版后十分畅销，可不久，即遭国民党书刊审查部门列为禁书。）
  上海解放，鉴于我曾在策反部门工作过，党组织调我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该部撤销后，先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华东公安部、上海市宗教事务管理局工作，前后有八年。在此期间，四周环境渐渐出现了“左”的迹象，我爽朗耿直，不稔世故，对人对事往往直言诤谏。我在地下斗争时期，一直是“直言直诤”，可现在不合时宜了，屡遭指责，迭受贬谪，甚至有人欲将我流徙戍边，幸得谷牧同志仗义力阻，才免于难。我深感仕途多舛，自己不是一个从事政工业务的人才，决心回归艺林，理我书画旧业，适逢上海准备筹建“中国画院”，得好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的有力推荐，我在1957年8月调往文艺系统，进入上海中国画院（筹），参与建院工作。入院后，协助筹委主任赖少其同志工作，并和众多老画师朝夕相处，视野大拓，逐渐深入，一步一步真正懂得什么叫“中国画”。接触较多的画师有贺天健、吴湖帆、唐云、伍蠡甫、程十发、陆俨少、张大壮、钱瘦铁、江寒汀、来楚生、俞子才、张守成和谢之光等，亦师亦友，深得教益，我书画专业的修养得以锐。
  1958年“反右”补课，上海的“檀香扇事件”风波刮进了上海中国画院，掀起了反右斗争的高潮，画院筹委会主任赖少其同志秉公相对，受到“莫须有”的指摘而被黜。几位资深的老画师如钱瘦铁、陆俨少、白蕉、沈子丞、陈巨来和刘海粟等被划为右派。我人微言轻，无力相济，仅能使用我当时负责书画业务的领导职权，借口图书资料室有批从著名藏书家吴思初处购入的珍贵图书亟待整理，要求把钱、陆、白、沈四位老画师留在画院资料室从事整理工作，实乃免其劳役之累；还竭力保全了吴湖帆和贺天健。运动后期，领导上对我和富华同志的工作，认为有“右倾”，富华被下放到文化局农场去养猪。对我则在市文化局范围内进行批判，我再度陷入困境。我不气沮，仍积极工作，力争搞活画院，组织画师们上山下乡去工厂，深入生活，部署创作，筹办画展；和程十发同志合编《画师简介》；随丰子恺院长参加《辞海》第一次修订工作；编写出版十余种画家传记；完成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的布置画创作等等。十年动乱时期，又遭隔离审查，前期和丰子恺院长受禁闭于上海美校；后期和宋日昌副市长一室，缧绁于漕宝路少年儿童教养所达3年之久。后来“出隔”了，下放到上海美校作图书管理员，依然“靠边”，遂发愤读书三年，遍阅馆藏有关中国画的画史画论，做了十多册笔记，使我树立了“中国画应该姓中”、“中国画之美就美在笔墨”的信念。
  “四人帮”受翦后，我平反了，恢复了党籍，重新调回画院，可上级领导虑我右倾，仍未改变对我“不予重用”的偏见。稍后，得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叶尚志同志的大力关怀，才委任我为画院顾问。其间，我曾带领一批画师，沿成昆铁路旅行写生，还深入到彝族地区访问，前后有一个多月，收获甚大。1990年12月31日我离休了。人虽然“自由”，不免有失落感，亟思不能丢书画业务，亟待奋起，追回失去的岁月。自己盘划，下决心在家中坚持上午半天工作，下午偶而也做些什么，十多年来，没有熄过一天“火”。
  溯忆从1978年至离休前，除画院日常业务工作外，再度参加了《辞海》的修订，还全力以赴主持两部大型工具书《中国美术辞典》和《中国名画鉴赏辞典》的笔政，终于艰辛地前后出版，填补了中国美术领域中的两个空白，两部大型辞书，深受各界人士欢迎，畅销不止，前后印刷有六次之多。
  回顾1990年5月，画院为我举办了《邵洛羊画展》。此后两赴日本，两赴新加坡和在国内不少大中城市举办个人的书画展和讲学，在西南交通大学就耽了一个多月。其间，我把自己的画学观点归纳为二十四个字诀：“源不可忘，流不可断，继承有绪，发展有律，借鉴有度，出新有据”。这一“画诀”的面世，和我的“中国画应该姓中”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我的中国画，好友唐云同志曾有评析：“洛羊擅长山水画，亦善梅竹。早期画风清劲秀润，意境深远。七十岁后趋向沉厚浑朴，以气势胜，仍可见其拂拂灵气。他的画，具作家画体貌，有文人画风骨，盖得益于画外之深湛学养，画中含藏着深层的内在情愫，与通常画家所作迥然有别。”（《洛羊论画》序言，1992年9月）
  1992年6月，我和中共党员、离休干部陈俊华同志再婚，她工作在电力系统，为人俭朴正直，尽心尽力佐助我工作，照顾我生活。十多年来，几乎我所有比较重大的文艺活动，都得到她的支持。如出版几种大型辞书；筹建“邵洛羊艺术馆”；举办出国讲学和书画展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接受日本国高僧正言宗花岗大师三池孝尚为门生，传授中国山水画技法，在上海整整三年，风雨无阻，她都陪伴在旁做了不少辅助工作。她勤俭治家，有条不紊，使得我无后院之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画坛风云际会，百家蜂起，形成两大艺术思潮，一路主张以西画技法和观念来改造中国画，创制新样式，使之现代化，即“外打进“的一路思潮；另一路则主张以中国画内在因素之演变发展，适度借鉴外来艺术，持其特有的民族艺术形式走向世界，即“内打出”的一路思潮。我力主“内打出”。近二十年来，我气不馁，志不移，为此寻师访友，奔走呼号，不怕得罪画坛同道和若干世交，坚持“中国画应该姓中”。
  做人，“傲心不可有，傲骨不可无”。工作上我奉行“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在画院工作四十多年，一直负责书画创作、展览交流、教育培养、理论研究等多方面以及行政性的组织领导工作。目今，应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世纪》杂志之约，有程序地撰写“海上画派”和上海中国画院始末的系列文章，估计有十余篇，该杂志二个月出一期，已经披露了五篇。实际上乃是我入文艺部门后的回忆录。
  《邵洛羊画集》在一九九九年出版，搜集了从五十年代迄今的中国画作品一百零八件，书法作品二件，文章九篇，画语六十六则，钤用姓名印蜕十六枚。是乃心有所系，意有所托，情有所寄，理有所抒，把自己六十年来的艺术创作和画学研究作次梳理归综。在著作方面，尚编著有不同形式的画家传记《李思训》、《李唐》、《黄公望》、《唐寅》、《陈洪绶》、《吴历》、《任伯年》、《吴昌硕》、《蒲华》、《贺天健》、《吴湖帆》、《吴青霞》、《唐云》、《黄幻吾》、《张大壮》等多种。还出版了《十大画家》、《洛羊论画》、《丹青百家》、《中国画应该姓中》等著作。近三年，《中国美术大辞典》和《中国名画鉴赏辞典》在出版十年后须进行重编，我担任了总主编，前者去年年底已出版，上海各报均有新闻报道。《宁波日报》在2003年6月24日，发表了署名文章《图文俱茂藻彩纷呈》，详细评介了这部大型美典的内涵和特色。后者今年年底前也要编竣出版。新近，我还担任了《大辞海》编委兼任美术分科主编之职。年内，还要出版一册我亲自编绘的《中国山水画技法》。今年8月30日，《美术报》将以两面通版披露我的一组山水画作品以及新作《神驰虚碧，笔走穹窿》一文。
  2002年10月，上海大学成立了“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我两次应邀参加，在首届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刊登了我的重要论文《论述海上画派》。作过两次公开演讲。
  承宁波日报社副社长、副总主编费志军同志的大力牵引，在中共宁波市委、市府及宁波日报社诸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二〇〇三年一月十八日，在宁波市灵桥路768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文化中心大厦内举行了“邵洛羊艺术馆”开馆庆典，完成了建馆工作，完遂了我“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宿愿。这个馆，也是宁波地区进行美术活动的一块阵地。
  我87岁，我的夫人76岁，两人的身心都清健，我们要力争多一点在世岁月，得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多做一些有益事工。
  （2003年8月25日三稿于海上武康楼。时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