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沧海桑田几沉浮，花开花落知多少？我今年91岁，从1923年到1995年一直住在宁波江北岸，长达72年之久。经历过旧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苦难岁月。爰将切身的遭遇和脑海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所见所闻，扼要分别简述于下，作为历史见证，以期起到点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我家于1923年春从慈谿保黎医院搬到宁波江北岸白沙路体生医院（后更名为天生医院）内。家门口的甬江上空经常飘扬着载运大米和煤炭外国商轮的国旗。邻近的英商亚细亚煤油栈和美商美孚煤油栈的码头则往往停靠着英、美、法等国的兵舰。有一天正当夕阳西下时，我在江边见到两名外国水手趾高气扬地分别坐在人力车上举行赛跑，喝令车夫向前狂奔以取乐。狂呼大笑声掩盖不了车夫的气急败坏喘息声。汗流浃背、忍辱负重的惨状令人酸鼻，不忍卒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宁波多次遭受日军飞机的空袭。11月14日，日机5架轰炸江北岸火车站，毁屋200余间、死亡30余人，以致杭甬铁路交通从此中断。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东告急，为防御日军进犯，忍痛拆除杭甬铁路路轨。
1940年3月2日，在警报声中江北岸发生了一起凄惨的沉船事故。因为从1939年4月镇海口封锁以后，沪甬航轮只能停泊在封锁线以外，旅客和货物全靠小轮船出入驳运。有条景升小轮船，吨位75吨、定额150人，其码头设在江北岸的外马路边，但搭客经常逾量。那天，已经登上了超额约3倍的乘客，还在不断装货。忽闻空袭警报尖叫和随之而来的敌机响声，乘客惊惶失措，纷纷走来窜去，或跑向三层甲板，以致船身晃动、上重下轻。为躲避被炸，轮船仓促解缆。不料一离码头，船头立即下沉，船尾上翘，倾刻沉没。除少数乘客由附近舢舨拯救外，380余人在惨呼哭泣声中均遭灭顶之灾。
1940年冬，我遭受过宁波海关洋人的轻视、岐视。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英国首先在江北岸中马路320号设立领事馆；法国则由宁波天主教主教兼任领事。1861年5月，以英国人费士来为税务司的“浙海关”（俗称“洋关”）设于江北岸外马路。于是，宁波的航政、关税、港口检疫等主权均落入洋人之手。港口检疫官历来由华美医院洋人兼任。群众对于港口检疫意见很大，每天从上海来宁波的轮船一般在清晨到达，如果乘客中有人病故，要在下白沙江面抛锚，等待检疫。经查明为非因烈性传染病致死，才可靠岸放客。由于洋人的架子大，一上船，先在大菜间吃早餐，然后慢条斯理地检查尸体。完毕后，才允许轮船起锚航行，耽误了很久时间，以致旅客叫苦连天。1940年冬，税务司英国人贺泊因检疫官后继无人，央请保禄大修道院院长爱尔兰人安得宜神父（我曾为其治过病）前来邀请我兼任。但报酬要比洋人低一些，因为在洋人眼里“中国人低人一等”。我出于民族自尊心严词驳斥、拒绝。后经税务司表示歉意，才以同等待遇兼任。我为方便旅客，嘱轮船遇有旅客死亡，当夜打电报给海关，及时告我。我一上船，经初步检视尸体，若认为非因烈性传染病致死，便命轮船起锚航行，大大缩短了众多乘客的虚度时间，博得好评，我深切感到自主权之可贵啊！
江北岸的水岸线自主权一度被天主教的洋人所侵占。天主教江北岸教堂（俗称天主堂）的主教实质上是个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渗透活动的外交官。特别是1884年至1926年期间的主教，法国人赵保禄，在腐败媚外的清朝政府纵容下，享有特殊权势。当时有句顺口溜：“宁波道台一颗印，不及赵主教一封信。”他霸占了外马路天主堂前的一段水岸线，向使用水岸线者非法强收租借费，称为“白水权”。直等到1933年8月才由鄞县（宁波旧称）县政府公布《水岸线租借暂行规定》，凡沿江建筑码头，使用水岸线者，均应向政府租用，撤消了天主堂非法侵占权益的“白水权”。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后，江北岸的居民备受欺凌。如白沙路的“宁波煤炭大王”谢恒昌先生大宅被日本海军派遣队强占为司令部，在门前架起铁丝网，设置岗哨，责令行人必须向哨兵鞠躬行礼，方得通过，稍一迟疑，便被拳打脚踢，至于抄身侮辱，更是司空见惯。宅前甬江上的往来船只也常被敲诈勒索。日军又将江北岸玛瑙路41号的“庄家房子”作为“安慰所”，即日军妓院，强迫中国年轻女子充当安慰妇。我曾为其中一名安慰妇检查过是否患有性病。她的怨恨和悲痛心情，溢于言表。
1946年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在甬江边散步，见到亚细亚煤油栈旁边的外国坟山出现了高耸入云的“华尔纪念碑”。华尔是美国流氓，流落在上海，凶残成性，无恶不作，组织起一支洋枪队，自任统领。依靠武器精良，独霸一方，当时苏南一带的太平天国军队也奈何他不得，因此被清朝政府誉为“常胜军”。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领千余名洋枪队员前来宁波，妄图歼灭把守慈溪县城的太平军。1862年9月20日，洋枪队分水陆两路扑向慈溪县，途中被太平军的伏兵打得落花流水。次日，在西门外的大宝山麓再与太平军短兵相接、白刃交锋，由于洋枪无从发挥威力而惨败，头目华尔被击毙。媚外的清朝政府竟在新江桥南堍，竖立起“华尔纪念碑”，高约3丈。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该碑引起市民的强烈反感，群起指责。国民党政府迫于民愤，为掩人耳目，把该碑移至江北岸的外国坟山。宁波解放后，该碑即被拆毁。
1949年，江北岸屡遭敌机轰炸，如4月14日《宁波报》报道：“垂死前的国民党残匪由于解放军决心要打下舟山群岛解放定海，妄图以扰乱后方作绝望前的最后挣扎。昨日匪机3架轮番来炸市区，据估计毁屋及受损者近一百二十间，伤亡百余人。其中尤以江北岸新江桥一带遭灾最为严重。甬江大戏院先后中弹三枚起火燃烧，外马路源昌报关行中弹一枚，后亦起火，一个伤员被炸断了一条腿。天生医院吴元章、吴荣章两位医师自动到外马路救护伤号”。
从江北岸通向城区的新江桥也有一段辛酸的血泪史。1863年，英国商人逊阿飞出资建造了一座浮桥，由十多只木质浮船用铁链锁住，上铺木板，从江北岸的桃花渡口横跨姚江，直达对岸的东渡门，称为新江桥。派英国巡捕把守，凡过桥者，每人要付铜钱4文的“通过费”。1869年5月24日，举行迎赛都神会，大队人马过桥时拒绝付费，与守桥的巡捕发生争执。由于桥上的人数过多，浮桥不胜负重，以致缚索浮船的铁链突然断裂，桥身腰折，顿时4百余人落水，哭声震天，全都丧命，十分凄惨。当时，传诵着一首宁波方言的民谣：“好看彩虹社，翻落江桥下，汆到下白沙，撩起豆腐渣。”意思是向著名贳器店名叫彩虹社租用的大会旗、硬脚牌、抬阁、十番锣鼓和服饰等非常好看，掉到桥下的水中，随波逐流飘浮到四、五百米远的地方叫下白沙的江面，从水中捞上来时则已支离破碎。不久由严文周先生等提议，将洋药局的积蓄金向英国领事馆赎回新江桥。从此，行人过桥才不必付费，以后人们称此桥为“反帝桥”。
过去旧社会又是瘟神的天下，广大劳动人民贫病交迫，无力就医，待病入膏肓后，才不得不求治。此时此刻，医生爱莫能助，非常痛心。记得有一个风雨之夜，我被一阵急呼声叫醒，前去诊治一个江北岸的垂危病人。在暗淡的灯光下，见到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在床上呻吟，一副“苦笑”的面容，分明是患了破伤风病，每当一阵冷风从墙壁的破洞吹进来时，她先是一阵寒噤，接着全身肌肉抽搐。在她的枕边，躺着一个瘦弱的小孩，约一岁左右，低声无力地哭着吵吃。一条千疮百孔的破棉絮掩盖不住在她脚后的另两个小孩，由于寒冷，两人哆嗦着缩成一团。
她的丈夫噙不住眼泪，饮泣诉说：“吴医生，我们的日脚难过啊！我在前段时间突然患了一场大病，被老板辞退了。失业后，一呆已经半年多。一家生计全靠老婆在一个小工厂里做活，赚点工钱、养家糊口。但因小孩多，吃口大，微薄的工资不够开支，家里能当卖的东西都当卖完了。想不到她又有了身孕，使我们更发愁了。一来，多个吃口，咋养？二来，做产及产后不能去工厂干活，今后生计咋办？左思右想，我俩商量只有冒险用土法打胎，想不到今天竟弄成这个样子。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剩下我们一家四口，无非也是死路一条。”言罢，嚎啕大哭。我听后心如刀割、浑身颤抖，这是一幅旧社会贫病交迫的真实写照。对类似的贫病交迫垂危病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我遇到过不知凡几？！“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1932年，由旅沪宁波巨商集资在江北岸新马路创办的仁济医院（今市第四中学）专设了时疫门诊部。过去把霍乱病称为“时疫病”。据医学文献记载，霍乱是1817年由印度旅客和香客中的轻症病人和带菌者从陆路传入我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放宁波等通商口岸，霍乱又从水路输入。1841年宁波发生霍乱大流行。以后几乎年年发病，其中大流行的年份是1857、1877、1887、1890、1907、1929。1946年也很旺盛，仅市区就有4千多人受到感染，占人口的2.7％，死亡率高达50％。1923年我家搬到江北岸后，我父亲吴莲艇多次在火车站附近财神殿于暑天成立的临时时疫医院参加过义诊。我也治疗过霍乱病人。每届农历七月半，外马路的招商局轮船码头，常放“焰口”，祭鬼神，祈求免降疫病。当时人们一提到霍乱，就“谈虎色变”。“虎”指霍乱，因为霍乱的英文译音是“虎烈拉”。惧怕的程度，正如流传的顺口溜：“今夜脱了鞋与袜，不知明日着不着？”
疟疾也是旧宁波的地方病，一年到头不断发生，天生医院的门诊病人中，疟疾患者占1/3以上。这是因为宁波人喜欢吃天落水，家家户户置备水缸，成为蚊子的孳生场所。1939年大流行，几乎每家都有疟疾病人。社会人士假新江桥畔的中华基督教宁波青年会成立了全市防疟委员会。当时江北岸的夫妻小店也出售治疟疾的双桃牌奎宁片，病情的旺盛，于此可见一斑。
1947年，天生医院增设第三防痨门诊部。这是因为抗战八年，兵荒马乱，民生凋敞，身体虚弱，患肺结核的人众多。我回忆起1929年去日本参加远东国际少年夏令营时，日本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备受屈辱。因此，联合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卫生院院长范家骏倡议成立宁波防痨协会，下设4个防痨门诊部，免费为居民作X线胸部透视或拍片检查，经费由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普查结果，患肺结核的占10.37％，本人自己要求检查的其肺痨患病率竟高达32.76％。
宁波解放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左右。婴儿生的多，养的少，麻疹夺去了不少小生命。如1948年白沙区胡家墙门内住了3户人家，有8个小孩，其中7个都因患麻疹并发肺炎而死去。穷苦人家无力就医，于无可奈何中，惑于迷信，在路边的电杆上或厕所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道：“天黑赤，地黄黄，小儿夜哭在娘房。过路君子读一遍，一夜困到大天光”结果，枉送了性命。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回忆往事，心如春潮。据报道江北岸外滩经大规模保护性开发后，旧貌换新颜，犹如枯木逢春，令人振奋。帝国主义的侵略痕迹也一扫而空，但不能忘记落后是要挨打的。江北岸之所以有今天，更要饮水思源啊！
我家于1923年春从慈谿保黎医院搬到宁波江北岸白沙路体生医院（后更名为天生医院）内。家门口的甬江上空经常飘扬着载运大米和煤炭外国商轮的国旗。邻近的英商亚细亚煤油栈和美商美孚煤油栈的码头则往往停靠着英、美、法等国的兵舰。有一天正当夕阳西下时，我在江边见到两名外国水手趾高气扬地分别坐在人力车上举行赛跑，喝令车夫向前狂奔以取乐。狂呼大笑声掩盖不了车夫的气急败坏喘息声。汗流浃背、忍辱负重的惨状令人酸鼻，不忍卒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宁波多次遭受日军飞机的空袭。11月14日，日机5架轰炸江北岸火车站，毁屋200余间、死亡30余人，以致杭甬铁路交通从此中断。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东告急，为防御日军进犯，忍痛拆除杭甬铁路路轨。
1940年3月2日，在警报声中江北岸发生了一起凄惨的沉船事故。因为从1939年4月镇海口封锁以后，沪甬航轮只能停泊在封锁线以外，旅客和货物全靠小轮船出入驳运。有条景升小轮船，吨位75吨、定额150人，其码头设在江北岸的外马路边，但搭客经常逾量。那天，已经登上了超额约3倍的乘客，还在不断装货。忽闻空袭警报尖叫和随之而来的敌机响声，乘客惊惶失措，纷纷走来窜去，或跑向三层甲板，以致船身晃动、上重下轻。为躲避被炸，轮船仓促解缆。不料一离码头，船头立即下沉，船尾上翘，倾刻沉没。除少数乘客由附近舢舨拯救外，380余人在惨呼哭泣声中均遭灭顶之灾。
1940年冬，我遭受过宁波海关洋人的轻视、岐视。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英国首先在江北岸中马路320号设立领事馆；法国则由宁波天主教主教兼任领事。1861年5月，以英国人费士来为税务司的“浙海关”（俗称“洋关”）设于江北岸外马路。于是，宁波的航政、关税、港口检疫等主权均落入洋人之手。港口检疫官历来由华美医院洋人兼任。群众对于港口检疫意见很大，每天从上海来宁波的轮船一般在清晨到达，如果乘客中有人病故，要在下白沙江面抛锚，等待检疫。经查明为非因烈性传染病致死，才可靠岸放客。由于洋人的架子大，一上船，先在大菜间吃早餐，然后慢条斯理地检查尸体。完毕后，才允许轮船起锚航行，耽误了很久时间，以致旅客叫苦连天。1940年冬，税务司英国人贺泊因检疫官后继无人，央请保禄大修道院院长爱尔兰人安得宜神父（我曾为其治过病）前来邀请我兼任。但报酬要比洋人低一些，因为在洋人眼里“中国人低人一等”。我出于民族自尊心严词驳斥、拒绝。后经税务司表示歉意，才以同等待遇兼任。我为方便旅客，嘱轮船遇有旅客死亡，当夜打电报给海关，及时告我。我一上船，经初步检视尸体，若认为非因烈性传染病致死，便命轮船起锚航行，大大缩短了众多乘客的虚度时间，博得好评，我深切感到自主权之可贵啊！
江北岸的水岸线自主权一度被天主教的洋人所侵占。天主教江北岸教堂（俗称天主堂）的主教实质上是个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渗透活动的外交官。特别是1884年至1926年期间的主教，法国人赵保禄，在腐败媚外的清朝政府纵容下，享有特殊权势。当时有句顺口溜：“宁波道台一颗印，不及赵主教一封信。”他霸占了外马路天主堂前的一段水岸线，向使用水岸线者非法强收租借费，称为“白水权”。直等到1933年8月才由鄞县（宁波旧称）县政府公布《水岸线租借暂行规定》，凡沿江建筑码头，使用水岸线者，均应向政府租用，撤消了天主堂非法侵占权益的“白水权”。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后，江北岸的居民备受欺凌。如白沙路的“宁波煤炭大王”谢恒昌先生大宅被日本海军派遣队强占为司令部，在门前架起铁丝网，设置岗哨，责令行人必须向哨兵鞠躬行礼，方得通过，稍一迟疑，便被拳打脚踢，至于抄身侮辱，更是司空见惯。宅前甬江上的往来船只也常被敲诈勒索。日军又将江北岸玛瑙路41号的“庄家房子”作为“安慰所”，即日军妓院，强迫中国年轻女子充当安慰妇。我曾为其中一名安慰妇检查过是否患有性病。她的怨恨和悲痛心情，溢于言表。
1946年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在甬江边散步，见到亚细亚煤油栈旁边的外国坟山出现了高耸入云的“华尔纪念碑”。华尔是美国流氓，流落在上海，凶残成性，无恶不作，组织起一支洋枪队，自任统领。依靠武器精良，独霸一方，当时苏南一带的太平天国军队也奈何他不得，因此被清朝政府誉为“常胜军”。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领千余名洋枪队员前来宁波，妄图歼灭把守慈溪县城的太平军。1862年9月20日，洋枪队分水陆两路扑向慈溪县，途中被太平军的伏兵打得落花流水。次日，在西门外的大宝山麓再与太平军短兵相接、白刃交锋，由于洋枪无从发挥威力而惨败，头目华尔被击毙。媚外的清朝政府竟在新江桥南堍，竖立起“华尔纪念碑”，高约3丈。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该碑引起市民的强烈反感，群起指责。国民党政府迫于民愤，为掩人耳目，把该碑移至江北岸的外国坟山。宁波解放后，该碑即被拆毁。
1949年，江北岸屡遭敌机轰炸，如4月14日《宁波报》报道：“垂死前的国民党残匪由于解放军决心要打下舟山群岛解放定海，妄图以扰乱后方作绝望前的最后挣扎。昨日匪机3架轮番来炸市区，据估计毁屋及受损者近一百二十间，伤亡百余人。其中尤以江北岸新江桥一带遭灾最为严重。甬江大戏院先后中弹三枚起火燃烧，外马路源昌报关行中弹一枚，后亦起火，一个伤员被炸断了一条腿。天生医院吴元章、吴荣章两位医师自动到外马路救护伤号”。
从江北岸通向城区的新江桥也有一段辛酸的血泪史。1863年，英国商人逊阿飞出资建造了一座浮桥，由十多只木质浮船用铁链锁住，上铺木板，从江北岸的桃花渡口横跨姚江，直达对岸的东渡门，称为新江桥。派英国巡捕把守，凡过桥者，每人要付铜钱4文的“通过费”。1869年5月24日，举行迎赛都神会，大队人马过桥时拒绝付费，与守桥的巡捕发生争执。由于桥上的人数过多，浮桥不胜负重，以致缚索浮船的铁链突然断裂，桥身腰折，顿时4百余人落水，哭声震天，全都丧命，十分凄惨。当时，传诵着一首宁波方言的民谣：“好看彩虹社，翻落江桥下，汆到下白沙，撩起豆腐渣。”意思是向著名贳器店名叫彩虹社租用的大会旗、硬脚牌、抬阁、十番锣鼓和服饰等非常好看，掉到桥下的水中，随波逐流飘浮到四、五百米远的地方叫下白沙的江面，从水中捞上来时则已支离破碎。不久由严文周先生等提议，将洋药局的积蓄金向英国领事馆赎回新江桥。从此，行人过桥才不必付费，以后人们称此桥为“反帝桥”。
过去旧社会又是瘟神的天下，广大劳动人民贫病交迫，无力就医，待病入膏肓后，才不得不求治。此时此刻，医生爱莫能助，非常痛心。记得有一个风雨之夜，我被一阵急呼声叫醒，前去诊治一个江北岸的垂危病人。在暗淡的灯光下，见到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在床上呻吟，一副“苦笑”的面容，分明是患了破伤风病，每当一阵冷风从墙壁的破洞吹进来时，她先是一阵寒噤，接着全身肌肉抽搐。在她的枕边，躺着一个瘦弱的小孩，约一岁左右，低声无力地哭着吵吃。一条千疮百孔的破棉絮掩盖不住在她脚后的另两个小孩，由于寒冷，两人哆嗦着缩成一团。
她的丈夫噙不住眼泪，饮泣诉说：“吴医生，我们的日脚难过啊！我在前段时间突然患了一场大病，被老板辞退了。失业后，一呆已经半年多。一家生计全靠老婆在一个小工厂里做活，赚点工钱、养家糊口。但因小孩多，吃口大，微薄的工资不够开支，家里能当卖的东西都当卖完了。想不到她又有了身孕，使我们更发愁了。一来，多个吃口，咋养？二来，做产及产后不能去工厂干活，今后生计咋办？左思右想，我俩商量只有冒险用土法打胎，想不到今天竟弄成这个样子。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剩下我们一家四口，无非也是死路一条。”言罢，嚎啕大哭。我听后心如刀割、浑身颤抖，这是一幅旧社会贫病交迫的真实写照。对类似的贫病交迫垂危病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我遇到过不知凡几？！“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1932年，由旅沪宁波巨商集资在江北岸新马路创办的仁济医院（今市第四中学）专设了时疫门诊部。过去把霍乱病称为“时疫病”。据医学文献记载，霍乱是1817年由印度旅客和香客中的轻症病人和带菌者从陆路传入我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放宁波等通商口岸，霍乱又从水路输入。1841年宁波发生霍乱大流行。以后几乎年年发病，其中大流行的年份是1857、1877、1887、1890、1907、1929。1946年也很旺盛，仅市区就有4千多人受到感染，占人口的2.7％，死亡率高达50％。1923年我家搬到江北岸后，我父亲吴莲艇多次在火车站附近财神殿于暑天成立的临时时疫医院参加过义诊。我也治疗过霍乱病人。每届农历七月半，外马路的招商局轮船码头，常放“焰口”，祭鬼神，祈求免降疫病。当时人们一提到霍乱，就“谈虎色变”。“虎”指霍乱，因为霍乱的英文译音是“虎烈拉”。惧怕的程度，正如流传的顺口溜：“今夜脱了鞋与袜，不知明日着不着？”
疟疾也是旧宁波的地方病，一年到头不断发生，天生医院的门诊病人中，疟疾患者占1/3以上。这是因为宁波人喜欢吃天落水，家家户户置备水缸，成为蚊子的孳生场所。1939年大流行，几乎每家都有疟疾病人。社会人士假新江桥畔的中华基督教宁波青年会成立了全市防疟委员会。当时江北岸的夫妻小店也出售治疟疾的双桃牌奎宁片，病情的旺盛，于此可见一斑。
1947年，天生医院增设第三防痨门诊部。这是因为抗战八年，兵荒马乱，民生凋敞，身体虚弱，患肺结核的人众多。我回忆起1929年去日本参加远东国际少年夏令营时，日本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备受屈辱。因此，联合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卫生院院长范家骏倡议成立宁波防痨协会，下设4个防痨门诊部，免费为居民作X线胸部透视或拍片检查，经费由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普查结果，患肺结核的占10.37％，本人自己要求检查的其肺痨患病率竟高达32.76％。
宁波解放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左右。婴儿生的多，养的少，麻疹夺去了不少小生命。如1948年白沙区胡家墙门内住了3户人家，有8个小孩，其中7个都因患麻疹并发肺炎而死去。穷苦人家无力就医，于无可奈何中，惑于迷信，在路边的电杆上或厕所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道：“天黑赤，地黄黄，小儿夜哭在娘房。过路君子读一遍，一夜困到大天光”结果，枉送了性命。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回忆往事，心如春潮。据报道江北岸外滩经大规模保护性开发后，旧貌换新颜，犹如枯木逢春，令人振奋。帝国主义的侵略痕迹也一扫而空，但不能忘记落后是要挨打的。江北岸之所以有今天，更要饮水思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