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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讳公著，字晦叔。曾祖龟祥公。自山东莱州已迁南京寿州。龟祥生蒙亨，蒙亨生夷简，夷简公生公为第四是也。公之聪明，虽出天性，而文靖公家教严肃，公则遵遵然奉过庭之训。嗜学常废寝食，论道学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厚重，简默识虑凝远。文靖公尝器之曰：“此子器量宏伟，他日必为公辅。”登皇祐己丑榜举进士，初任颖州通判，郡守欧阳修，相与为讲学之友。日孜孜以致君泽民为念。壬辰迁知怀庆府河阳三府。蠲役法以宽下户输钱，万民欢呼，咸有父母之颂。创礼贤馆，以接司马光、范镇诸名公讲论理学，商榷国事。至和甲午冬，改知葵州。既至，有数疑狱，久之不决；人咸以书生视之，公裁决如神，一郡叹赏。丙申改知定州，政绩著闻。嘉祐己亥迁河南尹，寻擢知开封府，勤恤民隐，励精求治。率五鼓视事，宾僚至者，不拘时见，以故府无废事，下情易达。壬寅冬迁翰林院侍读。治平甲辰春，英宗罢讲经筵，公即上疏，略曰：“先帝之时，无事常开讲筵，推明圣贤道学，以为政治之本。近以圣休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后，盛暑盛寒，暂辍数月，今陛下莅治之始，时值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道学，以明治平之术。愿不惜顷刻之功，日御经筵，方得接见人贤，推明理道。”上从之。丙午春，议僕牍王礼谪侍御史吕诲等于州县，公力求请还诲等官职，疏略曰：“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道未彰，而陈言之臣屡诎。愿陛下改心易虑，虚纳言切，今谠言切谏满庭，致死不避者，必有所见，宜匯集之，以俟采择。不当怒激雷霆，肆加摈斥，则善言日远，而敢谏之人日疏矣。吕诲等以直言极谏而谪贬之，则有阻路言之人，拒谏饰非，何以风天下？”疏上，遂求补外，乃出蔡州。本地民每苦于亢旱。公至郡，即为之酿水泉灌田，民甚便之。易军营草舍以瓦，民赖蕃翰之功多。时孔庙久坏，公曰：“孔子万世道学之宗，修葺圣庙乃有司急务。遂备加修治而朝夕不遑。荐举孝行，引达士类，善政日闻。丁未春，帝曰：“吕公著言事切直，宜居内辅，不宜置之外任。”复诏入翰林院。冬十月迁知通进银台司，因司马光罢职，公遂封环除，且曰：君心之正，必须亲贤，国家之治，必须纳谏。司马光大贤，曰论张方平不协人望。善谏曰‘为人臣而必以谠言日进’，是举其职耳。司马光以举职罢官，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矣。若以告直付阁门，则制命不由门下，封驳之职因臣而废，愿正臣罪，乞解银台司。”疏上，帝为之惊叹。及神宗即位。己酉夏六月，迁御史中丞，继兄公弼之任也。因上信用王安石，独上疏曰：“小人之状言似忠信，行似廉洁，奸邪误国，人所不知。人君苟知之明，而察之审，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则正言得入，不为邪所乱。正言入则国日理，邪说乱则国日危。愿陛下徐察近臣或贤或不肖，或邪或正，而明辨之。庶可日望天下太平”。疏入，帝反复叹羡。庚戌春三月，加公资政殿大学士，同知贡举，在贡举院中密疏上曰：“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访治道，以为国家急务，庶后日得贤实用。”至是上亲御集英殿，试进士耑用策论而不事诗赋焉。夏四月，上任用王安石而新法渐行，初立青苗法。公即上疏曰：“国家安危系于人心得失，自古大有为之君，欲以兴道政治，举措必求得乎人心，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者，亦未有制之以威，胜之以办而能得人心者。昔日之所谓贤者，悉皆善之信之，举而行之，今皆以所举为非，而主议一切诋为流俗浮论，然岂昔日皆贤而今皆不肖乎？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驭轻，失大而得小，俱非宗庙社稷之福也。若惠卿虽小有才，乃奸回小人谀媚权势，任之为御史，则党奸误国甚矣。”疏上，王安石见而怒甚，贬知颖州。临行，贾昌朝司马光、程伯淳为之饯于福先寺中，而温公独与之辨论出处不已。至颖州，勤于听政，民咸爱戴之。壬子春三月，改定州安抚史。时永乐城陷，赤子流离，事闻神宗，叹曰：“边民疲弊，乃是近臣漠不加意，惟吕公著为朕言之耳”。乙卯春三月，复召入翰林院侍读。不时宣旨召对便殿，进加大学士。神宗尝以释老之事语云，公即问曰：“圣帝明王动称尧舜。不知尧舜亦知释老否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曰：“尧舜即或知之，彼以人君之於天下生灵，犰吾赤子，饥则食之，寒则衣之，恐其至于夭也。尤必明目达聪，敷求启人以广大其恩惠，知人安民最为急务。若夫释老之术，不急民事，不关国计，尧舜又何与焉。”上为默然。元丰戊午秋九月，加同知枢密院事。日与上论辨三代，汉唐君臣治乱兴亡之迹，条对皆切中帝心。上为之肃然起敬。时王安石用事，竟不能行其言。庚申秋九月进枢密院副使。辛酉，夏人幽其主，诏陕西河东五路之师讨之。公为上疏曰：“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五路进师，即使成功，兵必为乱。且问罪之师，当先择帅，既无其人，曷若巳之。在朝莫韪之。”壬戌八月，王安石等用事，变法扰民，群议沸腾。公上疏略曰：“自古及今，国以用贤而存，任奸而亡。所谓贤人者，忠君爱国，保民如子者也；所谓奸臣者，不通时务，邪谋乱国者也。果若信任小人而疏远君子，则丧国亡家，祸其立见。当今奸臣者谁？章惇蔡确王安石安礼吕惠卿等是己。贤人者谁，司马光、冯京、王曾、宋庠等是已。”疏入即罢，出知扬州。公在州，法严而恩洽，入公署者，屏气而不敢喧哗。上下恪职百废具举。建云山阁于州署。乙丑春帝疾，欲立太子，谓近臣曰：“当以公著司马光为师傅乃可。”春三月帝崩，秋八月，太后遣使召公于杨州而问之曰：“相公忠清直谏，中外久闻，但为奸邪所阻，不得大用。今主小国疑，敢求所欲言。公即上疏略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先帝本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者，反以变法侵民为务，与己异者，一切摈斥，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而力为兴除，诚不敢于致治矣。遂条十事切中国计。一畏天、二爱民、三修身、四讲学、五任贤、六纳谏、七薄敛、八省刑、九去奎、十无逸。累数千言，甚切直，遂拜尚书左丞太子少保，遵先帝之言也。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与夫已革而未定者一一举行。万民欢呼，鼓舞称便。哲宗既登大宝，元祐丙寅春三月，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光年老已得疾，而青苗助役将官之法犹在，西戎之诚未决。光叹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拆简与公曰：“光以身付之医，家事付之愚子，惟国事余人皆不可托，一以属公，而公一以进用贤人，蠲除烦苛为务。”光卒，遂进公为门下侍郎兼尚书左丞。因上书荐程颐曰：“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及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韬，圣世之逸民也。乞望擢以不次进，士类有所矜式。”遂召为校书郎，寻改崇政殿说书。四月加公尚书左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丁卯春科举取士，公请禁主司官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其经义参用古今诸儒统说，毋得专取王氏主意。又禁毋得用王氏说。时谏官贾易劾吕陶党，苏轼兄弟语侵文彦博范纯臣，太后怒欲峻责之，公力为之救曰：“贾易直言，未可甚责，惟诋大臣太甚，不可处谏列耳。”乃罢，出知怀州。公即语同列曰：“谏官所官，未论得失，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有谄谀惑上心者，正赖左右力谏，不可使人主轻厌陈言之人。”当时莫不叹赏。公为仁者之勇。戊辰夏四月，敕公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公以老疾恳恳辞位。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一日间朝因至都堂，其出入不以时。盖自古朝廷待大臣之礼，未有如此之隆者也。国初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军国重事者四人，而公与乃父居其二，世羡其荣。竟于己巳（1089）夏四月而卒于正寝，春秋七十有二矣。皇太后闻讣而泣，谓辅臣等曰：“邦国不幸，贤臣弃世，吕司徒逝世，国将何倚！”为之痛悼以至呜咽悲切，即诣其家丧致奠，赠太师，封申国公，谥正献。明年庚午十二月而葬于郑州管城县北四十里，立碑建石，御书“纯诚厚德”之碑以表其墓。公之为人：其简重清静出于天性，冬不重裘，夏不张扇，寡嗜欲，薄滋味，无疾言遽色，凡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也。识虑深敏，量宏学粹，入孝出悌，尺步绳趋，居官挺然自立，未尝随世同波。入相十年，柱石四朝，师表百辟，正直忠厚，致君泽民；遇事善裁决，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言者，必即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复以达于上，在中书议政之时，咸博采众善以为善，至真是者，则卓有定见。虽众非之，而公毅然不可回夺。神宗尝言其为人材不欺如权衡称物，尤且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王安石博辨骋辞，人莫敢与亢，而公独能以精诚约言服之。安石一见而叹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其敬服也如此。与司马光同心辅政。荐程颐举张载，奏解通。进银台司，恩覃天下。言事切直，梗介不阿，警惕君心，忠贯日月。娶宗肃公鲁宗道女，封申国夫人。而夫人之内相也，贞静纯一，事事循规蹈矩，闺门肃然。性好布施，正献公官显，而姻戚寝多为相，受赐所散，常十之九矣。公俸禄咸周九族，家无余资，米不足常以继之也。生子三：长希哲举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次希绩举进士，任左司郎。三希纯，举进士，官至宝文阁待制。一女三娘，适太史范祖禹。公生于天禧（1018）戊午二月初十日，卒于元祐己巳四月初一日。 后学朱熹 拜撰 注：（摘自永嘉吕氏大岙道光（1823）癸未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