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纷纷在甬开办教会学校，进行文化的侵略。面对这种局面，宁波一批有识之士为谋求育才图强、抵御外来侵略，纷纷捐资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他们为近代宁波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在国内最著名的有陈谦夫①、叶澄衷、“海上闻人”虞洽卿、金融巨子秦润卿等人，而在海外，最为积极的应首推旅日华商吴锦堂。本文就吴锦堂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的贡献，试分析其办学特色及原因。
  一、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历程
  中国国门被迫开放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入商品、资本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吴锦堂并没有象其他“重利轻义”的商人一样明哲保身，而是积极的投入到兴办近代教育中去。他对近代教育的贡献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年至1905年，立足于海外，主要投身于海外华侨学校的创办。
  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国内的社会政治等原因，大批的宁波人涌往日本。旅日华人受到日本国的歧视，许多华侨子弟不能正常上学。而此时的吴锦堂已经发家致富，有一定的资产。为此，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在日本为华侨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商务机构和教育机构，而且规模之大在华侨史上也是空前的。1900年，吴锦堂与其他侨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创办了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后又出资兴办了阪神中华公学。①1905年，吴锦堂亲自就任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副理事长。他对华侨学校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先后尽力18年，捐款给神户同文学校、中华公学等华侨学校达万元之巨。1914年11月，他就一次性捐资给同文学校一万余元。在吴锦堂的努力下，同文学校成为日本著名的华侨学校，廖承志、林丽韫②等曾在该校就读，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桥梁。
  第二阶段：1905年至1909年，是其办学重心的转移时期。吴锦堂开始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捐资创办近代新式学校。
  1905年，吴锦堂回国扫墓，“慨故里之学校不足”，为启迪民智、发展科学文化，毅然担当起办学大任。至此，吴锦堂开始逐步把办学的重心从海外转移到了国内。1905年在家乡东山头，出资辟地百余亩，开始兴建锦堂学校。学校的主建筑是一幢二层的口字形洋式楼房，朱窗红墙，白灰嵌缝。还在学校外东、西、南三面开凿小河，以引导清流。学校经两年后建成，当时学校教室、操场、食堂、宿舍和浴室等莫不俱全。1908年冬，吴锦堂还专门聘请了楼艮为学校校长，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并购买了许多图书设备。1909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八日），举行成立大会，学校正式招生。学校学生总数当时定为360人，第一年招初等生40人，高等生80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锦堂学校已初具规模。
  吴锦堂在创办锦堂学校的同时，不忘资助家乡其他教育事业的发展。1907年，吴锦堂捐款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办学3000余元。吴锦堂除捐助各级政府、社团办学外，还直接资助其他宁波商人的办学活动。资助效实中学的创办就是其中之一。效实中学由陈谦夫发起创办，提出“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的方针。吴锦堂得知后，马上解囊捐助，兴建效实校舍。
  第三阶段：1910年直至逝世，是吴锦堂办学目标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调整所办学校的人才培养规划。
  此时中国社会兴起了实业救国的思潮，且吴锦堂也认识到普通办学，不足以快速地发展当地经济。于是，他及时转变锦堂学校的办学目标。1910年，吴锦堂把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1911年，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聘请奉化前清廪贡生江起鲲为监督。设置农本科、蚕本科两个专业，学制为预科两年、本科三年，招收的规模为320名，第一年招四个班共129名。中等农校开办了一年，时值辛亥革命，吴锦堂遂停办农校，从此专办两等小学。在吴锦堂造福桑梓、慷慨捐资、热心办学事迹的影响下，全校师生树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坚定了勤奋好学的意志，培养出包容、沙孟海①等一批又一批人才。
  二、吴锦堂捐资办学的特点
  吴锦堂一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其捐资办学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一）人才培养与思想道德教育并重。吴锦堂在捐资办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出人才，还重视对学生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道德的培养。吴锦堂在创办同文学校之初，就认为：华侨在日本社会立足，除了要有自己的商业组织，以指导经营；要有自己的慈善机关，以赈济灾民；更重要的，还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文化、技术、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教育。①民族主义一直是我国华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但当时华人创办的许多职业学校重技术性人才的培养，轻民族精神的教育。吴锦堂把民族主义教育同人才培养相结合，这在海外华侨学校中是开先河的。
  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不仅体现在办学目的上，在其所办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也有鲜明体现。《锦堂国民兼高等小学校改订章程》第三章第十二节学科及科目中明确规定：一，高等之学科目凡十二：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英文、五算术、六历史、七地理、八理科、九图书、十手工、十一歌乐、十二体操。二，国民之学科目凡八：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算术、五图书、六手工、七歌乐、八体操。故不论在高等之学，还是国民之学中，都把修身放在第一的位置。在章程的第十三节的科目程度及教授时间中规定：修身期限为每年必学，内容为道德之要旨。从中可见，吴锦堂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之重视。
  （二）创“浙江私立学校之冠”。当时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校无论是在规模、设备，还是在师资力量上都为浙江私立学校所罕见，一时名满浙东。浙江巡抚增韫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把它称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锦堂学校在建校时，就建房71间，教室、操场、蓄水池一一俱全。到农业中学时，学校规模到达顶点。在宣统三年（1911）9月其《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第九条设备中可见：课堂10间、自修室11间、寝室33间、职教员室18间、食堂6间，还有其他房间67间。学校另有农事实验场、桑园约76亩。
  在学校的办学资金方面也是十分充足的。在呈请的第七条中纪录：学校经费所出：海地租息、浙江铁路股息、汉冶萍煤铁厂股息；经常费数目：地租岁约银三千元、铁路股息银一千四百元、厂矿股息银四千元；临时费数目：随时应用由校主捐助无定数。至1911年，吴锦堂为锦堂学校耗银二十万零五千六百余元。规模之大、资金之充足在当时确为罕见。
  在师资力量上锦堂学校也是省内最优秀的。吴锦堂延聘校长、教员，广求贤才，颇重品德学问。所聘人士均不慕荣利，治学严谨，于教学不惜呕心沥血。其间，于慈、姚两邑享有盛名者，不乏其人。
  （三）着眼实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如果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是近代实业教育思潮的第一阶段，那么从1894年到1904年可算是第二阶段，1904-1917年是第三阶段。①吴锦堂投资近代教育正好赶上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大批有识之士提出并亲自创办实业学校，如张謇、陶行知、杨贤江等。但这一时期办学的重点在培养人民的农工商业的知识能力，很少有学校能够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服务于地方经济。
  吴锦堂在办学之初就立志于为“三北”人民服务，为繁荣当地经济出力。在《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的第一条规定学校的设学宗旨：本学堂因地利之便，设中等农学。分农蚕两科，……其次，亦足谋生活以自立为宗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各国人口的增长，棉花的价格不断增长，但是由于我国的棉花数量少、质量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以至美国的棉花占领了我国市场。①这对于盛产棉花的慈北地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吴锦堂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从社会实际出发，调整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规划。1910年，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增收蚕桑科学生128名，并为附近农村办起了短期蚕桑训练班。
  （四）吸收外国文化，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在锦堂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吴锦堂特别开设了外国文，包括英语、日文。教授用书也选用日文日语教程和英文勃耳温司，教师是日本关西英语专门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
  除要求学生学习外国语言外，吴锦堂还每年选派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以此来达到吸收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1912年，吴锦堂从日本致电锦堂学校校长，选派优秀学生两名去日本学习。这样，包容、童玉民成为第一批锦堂学校的留日学生。以后，吴锦堂又派胡感和等人去日。在童玉民的回忆中说：“1912年夏动身赴申，随先生之侄启鼎乘轮至神户舞子，见先生，聘日语教师每日授日语。第二年四月经冈山县立学校饭岛校长之介绍考入冈山县立农校……到1919年3月毕业，二人膳宿、旅杂费共日金二千数百圆，皆由先生供给。”②可见，吴锦堂对留学生的关怀和重视。
  （五）不以多金为子孙。至1911年，吴锦堂在家乡捐资办学达到二十万余银元。在捐献办学的资产处理问题上，吴锦堂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华侨的高贵品质。早在锦堂学校建成之时，他就已经作好杜绝后世子孙干预的打算，他规定一切学校的动产不动产永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世均不得借故干预。清朝驻日神户领事张鸣祥、驻日钦使胡维德的一个文件之中记载：“神户华商吴作镆禀称：职商又因实业学堂，尤为强国富民之根本，现又设立蚕桑一科，招生开办，以便逐渐推广。惟此项学校基地房屋及所捐之地亩铁路股份，均系永远作为锦堂学校基本之资产，虽职商子孙，不得干预。若非奏明立案，恐后来或生交错”。①吴锦堂的这种大公无私，执着教育，爱国、爱民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家乡人民。
  三、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原因
  吴锦堂捐资办学、热心近代教育，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也有吴锦堂本人的主观因素。通过对其办学动因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吴锦堂的办学思想。
  （一）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的炮火使得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侵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落后的中国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连续战败，使得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种现实，国人由惊叹技艺不如人，进而认识学问研究不如人。②中国有识之士的救国之路也开始从“言技”到“言教”。19世纪末，中国社会掀起了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这使得大批的商人也积极地参与到捐资兴学的行列。
  吴锦堂长期旅居日本，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海外同胞在异国他乡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而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离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①因而，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吴锦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也从日本明治维新中领悟到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理。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②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上就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因此，吴锦堂积极的投入到兴办教育事业中去，希望以此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二）外部条件的成熟。19世纪末，在日华商已经成为日本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当时，大阪华侨经营日本杂货贸易已占一席之地，且由于大阪华侨贸易商都集中居住在川口一带，所以又有“川口贸易”之称。③但是，此时的华人贸易主要以经营杂货贸易为主，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薄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濒临破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到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④特别是1899年，日本高扬国家主义，中国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被撤废，许多华侨工商业停产歇业。此次变故，反映出原始华侨工商业的一个严重缺陷，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水平，人才缺乏。吴锦堂深深地感到“中国商贾，积习识陋”，缺乏商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吴锦堂等华商决定创办自己的学校。
  清末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吴锦堂在国内办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日甲午战争后，教育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被提到议事日程。①政府开始放宽对办学的限制，开始鼓励近代商人投资于教育。1898年光绪发布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在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等条例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学生待遇等同于公立学校学生。政府的这些举措为吴锦堂独资兴办学校创立了条件。
  （三）造福桑梓的情结。“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②这是孙中山期望于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延续，安土重迁思想根深蒂固，叶落归根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宁波商人有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传统思想。因而，当他们功成名就时，不忘回报故里。
  吴锦堂在日本发家致富后，也同样不忘家乡人民的苦难和家乡的落后。“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他以拳拳赤子之心，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慨故里之学校不足，水利不治，毅然引为己任”。吴锦堂在锦堂学校的校规中，明确规定学校所设是为培养桑梓子弟。在其为学校做的《立校兴学》诗云：“吾乡风土闭难开，目击顽童忧自来。最是出钱求买读，学章和泪向优裁。”此诗鲜明地体现了吴锦堂捐资兴学的目的所在。
  （四）个人经历使然。吴锦堂出身于农民家庭，由于人口多（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田亩少（全家只有七、八亩田），生活困苦，所以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虽然酷爱学习，但不得已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就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辍学后的他仍渴望学习，不时的跟当过塾师的伯父读书。吴锦堂早年饱尝失学之苦，在以后的创业中也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这为他致富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邻邦友谊，踊跃争先；和平亲睦，脉脉相沿；眷恋国土，胸恼烦焦；同胞贫困，每动怜悯；浚修湖闸，兼治河川；薄失赈济，巨款抛捐；东山当舍，教育不偏。”这是宁波慈溪人民对吴锦堂热心公益、捐资办学的高度评价，他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①陈谦夫（1880-1945）宁波慈溪人，先后创办效实中学、慈湖中学（当时称慈溪县立中学）和龙东、丈亭、念慈等3所小学。 ①1939年，与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合并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②廖承志（1908-1983）广东省旧善县人，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解放后长期负责侨务工作，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丽韫（1933-），台湾台中人。十五届中央委员、全国侨联原副主席。 ①包容（1894-1975），浙江慈溪人，著名农学家。著有《广西农林考察记》、《农产制造学》、《土壤学》、《肥料学》等。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字孟海，浙江鄞县人，著名书法篆刻家。曾任浙大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社长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①周乃复、童玉民：《爱国华侨吴锦堂》，慈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①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①周乃复、童玉民：《吴锦堂办学育才三则》，慈溪文史资料第八辑。 ②王泰栋：《爱国华侨吴锦堂》，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 ①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25页。 ②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①周乃复、童玉民：《爱国华侨吴锦堂》，慈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②周乃复、童玉民：《爱国华侨吴锦堂》，慈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③陆志谦：《神户宁波帮侨领吴锦堂》，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④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人大复印资料。 ①阎广芬：《近代商人捐资兴学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教育评论2001年第3期。 ②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省立第四中学宁波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宁波文史资料第五辑。 ③《宁波帮与宁波大学》，宁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