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虞洽卿共有三子三女，三子是顺恩、顺懋、顺慰，三女是秀征、贵征、云征。秀征就是前文说到的虞涵澹。因顺恩和顺懋过世较早，本文重点介绍的是三子顺慰的活动片段。
1943年底，民生航运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因航运公司在抗战时期轮船经常遭到敌机轰炸的现实，提出成立一家航运业的保险公司。这一建议得到虞洽卿的积极响应。这一保险公司取名为中华航运意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卢作孚占34％。1944年4月20日保险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地址在重庆市曹家港12号2楼，不久迁到白象，街24号。公司的董事长卢作孚，总经理邓华益，协理童少生，经理骆远泉。董事会由七家单位组成，民生公司指派协理魏文翰，经理童少生；合众公司协理骆远泉，副总钟孟甫；上海轮船公会钟贤道、王绍尧；轮船招商局副总沈执中；三北公司副总虞顺慰；华强公司总经理黄瑾莹；渡轮公司总经理张澍霖。这家保险公司的存续时间并不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轮船公司纷纷返回原地，保险公司也随之解散。据说存续期间，盈利颇丰，第一年的保费收入2000万元，赔付350万元。
虞顺慰回到上海以后，三北公司的轮船因沉江和被日军炸沉，已所剩无几。当时打理三北公司的主要是虞顺懋和虞顺慰，但兄弟之间素有龃龉，这也多少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据徐铸成回忆，1947年内战爆发前，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在上海不断遇到危险，纷纷移居香港，李济深就是于1947年2月乘坐三北公司的轮船秘密赴港的。同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对时局意见》一文，痛斥蒋介石执行错误路线并提出七点政治主张。蒋介石大为光火，再次开除李济深党籍，并下令通缉，这是李济深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也就在这一时期，虞顺慰也借用了宁绍公司的一艘轮船，将章伯钧秘密送到了香港。章伯钧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交通部部长。
1948年1月，李济深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主席。1948年11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李济深，邀请他回国共商大计。12月，李济深到东北解放区，后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就在全国解放前夕，三北公司的经营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困境，虞顺懋专程赴京，拜访李济深，希望三北公司能并入国营公司，并在估价时给予照顾。李济深当时就表示同意，但实际到1953年才实行。同时据虞顺懋之子虞积涛回忆，在1956年时，虞顺懋曾到北京开会遇到李济深，提出在抗战之前，虞洽卿曾帮助过共产党，在抗战前夕，又有大量轮船被沉江，1945虞洽卿去世时，中共方面也曾派人前去吊唁，希望把虞洽卿的身份定为民族资产阶级。李济深表示同意，并给中央的一位领导写了信。大概三个月之后，虞氏家人收到李济深的复信，明确虞洽卿为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1953年的公私合营时，三北公司的资产不是没收而是合营，也就是按民族资产阶级的待遇处理的。[1]
1948年夏季，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控制物价。因为战争，上海很多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区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8月初，蒋经国到上海后，首先宴请了杜月笙、王晓籁等工商界的巨头，与他们谈压抑物价之事，并要求他们做出榜样，把物价控制在八一三时的水平。接着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行动。第一个查处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罪名是“泄露机密”，被判刑入狱。接着又查处扬子公司，查封了该公司的仓库。为达到目的，蒋经国还组织了600余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专门上街巡逻，发现有不肯限价的，可当场
处理。其中有一家鞋帽公司，的老板，因为标价超过限定水平，被罚款1000元。老板请人向蒋经国说情，结果被处罚了2000元。还有一个叫王春哲的商人，因哄抬价格而被枪毙。8月29日，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压制物价造声势，同时也表明政府治理物价的决心。经过这些服务队的巡防，发现有的商家明从暗逆，蒋经国下令逮捕64人，这其中就有虞顺慰。当时虞顺慰虽是三北公司的副总，但公司的一堆事务均由其二哥虞顺懋料理，于是他开了一家三慰贸易公司，自任总经理，不料被蒋经国查获而被抓。
上海警察局行政科长阮光铭，因与虞顺慰相交多年，偷偷把他放走。蒋经国得知后，因虞顺慰是虞洽卿之子，没有深究，把阮光铭撤职了事。不过，这场所谓的“打老虎”运动，不久就遇到了阻力。有天晚上，服务队正在街上巡逻，突然过来一辆小汽车，车上下来一人，对服务队说，你们敢这样查下去，告诉蒋经国，小心他的脑袋。服务队马上向蒋经国汇报，并提出将此人干掉。但蒋经国却十分无奈，因为来者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在上海开有几十家大公司，而且事先他已去宋美龄处告过状，说蒋经国在上海乱搞，马路上连一个烧饼都买不到了，再这样下去，上海将成为一座空城。不久，宋美龄亲赴上海，在机场与孔令侃有过密谈。到了10月30日这一天，蒋经国在报上发了一个声明，黯然离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老虎”运动就此夭折。[2]
1955年，政协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产生，虞顺慰于1957年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三北公司和鸿安公司自1948年至1951年的3年间，是最为困难的时期。1947年底，三北公司分成两组，甲组以三北公司的名义经营，由虞顺懋负责管理，乙组由虞顺慰及顺恩的子女组成，并陆续又购入了伟东轮、伟南轮和伟仪轮。到1949年5月，伟东、伟南两轮驶到香港后出售，伟仪轮卖给了解放军作海上运输之用。龙安轮被国民党掳去定海，后在定海解放前夕被炸沉，到公私合营清产时，三北公司只剩下货轮2艘、拖驳2艘、驳轮1艘，5艘共计1238吨，折合72.4436亿元（旧币，下同），负债51.6431亿元，净资产为20.8亿元。
鸿安公司也同样，于1947年分成甲乙两组，甲组由虞顺慰以鸿安公司名义经营，乙组由虞顺懋与虞涵澹经营，先后又购入东山轮、南山轮2艘。1949年时，明兴轮和东山轮被国民党军队炸沉，到公私合营时，只有货轮3艘，计2399吨。合营清产时，折合115.4131亿元，负债91.3445亿元，净资产为24.0686亿元。另外还有一家宁兴公司，虽然也登记在案，但因该公司本来就没有轮船，所有船只均由三北公司经营管理，故在清产核算时未予处理。
抗战结束以后，为尽快恢复运力，三北、鸿安两公司曾组织打捞长江沉船。打捞工程花费巨大，虽打捞出几艘，但因无钱修理，仍是废船。一面是借债打捞，旧债尚未还清；一面又要对老轮船检修，资金周转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故三北、鸿安公司拖欠职工工资达数月之久。据统计，三北公司到解放前夕运力损失76.6％鸿安公司运力损失83％虞洽卿一手创办的航运业巨头，到此时已风光不，再。1953年7月，34家航，运公司集体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上海市政府派谢邦治、李宁、赵履清负责，并向东北抽调干部百余人，筹建公私合营长江航运公司筹备委员会。8月14日召开了资方企业代表会议，有15家轮船业、19家拖驳业共34家轮船公司，的代表参加，推举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蒉延芳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到1954年8月，清产核资工作完成，9月1日将公司定名为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经理谢邦治，副经理赵履清、王更三、徐挹和。董事长先后由蒉延芳、张荪礼、虞顺慰担任。[3]
安稳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又一次大动乱。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并很快蔓延至全国。同年9月11日，由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兵团到达上海，一路上，既有摩托车开道，又是散发传单，平静的上海一下子就陷入了混乱之中。13日红卫兵召开劳模座谈会，然后分为16个纵队，分散到各区活动。14日，，130余名南下红卫兵到卢湾区，指定3家为重点对象。一是虞顺慰，二是一名80多岁的老人，三是一陈姓人家。这个80多岁的老人被称为“洋奴”，红卫兵到后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绑在浴室内，用皮鞭抽打，查抄物资运了好几卡车，全部运到红卫兵驻地当时的上海体育馆（今上海大剧院位置）。陈某一家大小五口，全部被剃了光头，红卫兵用皮鞭、长柄伞、火钳、拐杖等将这些人一顿乱打，说他们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虞顺慰和夫人赵亦贞也被剃了光头罚跪，红卫兵问他女儿，是否站稳了立场。她说，站稳了。红卫兵递过鞭子，要她抽打父母，她不从，也被剃了光头。[4]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8年10月，虞顺慰写信给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农工民主党主委周谷城，要求对“文革”中把他定为“反动资本家”的问题进行复查，同时提到三北公司在抗战时期，曾有4艘轮船悬挂挪威国旗，1943年被该国征用沉没。按照保险法有关规定，这4艘轮船可以获得兵险赔偿。“文革”之前，虞顺慰曾接到挪威保险公司的理赔通知，因当时已经公私合营，所以虞顺慰曾向上海长江航运管理局提出此事。长江航运管理局认为，应当写一份委托书，由该局代领，但因赔偿必须由本人到场，不能代领，此事未能成功。正当虞顺慰为赔偿事奔波时，“文革”开始，人身安全尚无保障，遑论去国外理赔，故一直搁置。根据海外法律规定，若在通知后15年内未来领取，债权便宣告失效。从1965年首获通知之日算起，到1980年便视作弃权，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虞顺慰还在信中表示，这笔外汇贡献国家，以助百废待兴之需。
接信后，周谷城十分重视，批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秘书长倪伟思抓紧办理。经过上海市政协与有关方面联系催办，1979年春终于落实。在廖承志的亲自过问下，批准虞顺慰去香港定居。临行之前，上海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和周谷城、李振麟等为虞顺慰设宴饯行。到香港后，虞顺慰委托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去挪威联系，最后终获成功。之后，夫人赵亦贞也要求落实住房，后经农工民主党联系，部分落实，安排在上海南昌路278弄9号3楼。得到挪威保险公司的这笔余额可观的赔偿金后，虞顺慰为恢复航运业，在香港注册了一家三北轮船公司。[5]
1986年春，《团结报》于3月26日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上海发还虞洽卿的花园”，全文如下：“著名企业家虞洽卿先生生前在上海华山路置有精致的花园一座，曾经被邻近的华山医院借用多年。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该花园发还原主。虞洽卿的幼子虞顺慰原在上海任长江航运局董事长，1979年去香港，现任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经常风尘仆仆于香港上海之间。他准备将华山路花园改成多层大楼，为上海城市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这座花园位于华山路555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主人是周纯卿。这位上海有名的地产大亨也是宁波人，其兄周湘云，就是上海拥有第一辆汽车牌照的大商人。周纯卿兄弟两人在父亲周莲塘打下的基础上再次创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周纯卿生于1880年，有二子四女，其中小女儿患有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无法治愈，为了给女儿有个静心休养之处，购地23亩，修建了一座花园，取名“纯园”。可是这座花园虽好，却未能留住周家小姐的性命。1944年，女儿撒手人寰，父亲睹物伤情，于1945年将这座花园出售给虞顺慰。从此，周家花园易名为虞家花园，虞顺慰将此园改名“蕊园”。
上海解放后，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颜庆福多方奔走，希望将华山花园划给华山医院使用。因华山医院与花园相邻，是住院病人在园中散步、休息的理想场所。为此，他多次找到虞顺慰，表示要租用花园。经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同意以每月950元的租金价格，将花园及所有建筑租与华山医院，其中院内的房子、大厅可用于学术会议场所，其他房子可用于办公。几年之后，华山医院方面又与虞顺慰商量，准备买下整座花园。当时的卫生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认为购买花园是浪费国家资金，不予同意。“文革”开始后，这座花园及其建筑物全部被无偿占用。“文革”结束后，按政策规定，将花园还原主人，这就是《团结报》所载的那则消息。不久，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华山花园取得了合法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产权明晰后，华山医院重新启动谈判，在经过了长达20年的谈判后，终于有了结论，华山医院以950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这座花园及其全部建筑物。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华山花园有了最后的归宿。
2005年9月，《宁波晚报》上有一篇报道，宁波孝闻街双池巷内有一宅园，名叫“载庐”，因此两字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所书，故在复旦100周年校庆时，由几位复旦毕业的学子共同发起，将这块门楣石捐赠母校，这也是算是“载庐”石归其所。并说这一石楣的发现者是宁波四中的退休老师张良鸿。大约在两年之前，张良鸿经过这里，发现这幢大宅的前门已经倾圮，有一块石头散落一边，当发现是有字之石后，就请人将此石运藏。因为是马相伯的手迹，后又将此石藏于天一阁。到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才将此石捐给复旦大学。这既是对马相伯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复旦历史的回溯，校方欣然接受。
此石长105厘米，宽57厘米，厚11厘米，一边是题写该石的时间，“国货年元旦”，落款是“九四叟相伯”。马相伯是江苏丹徒人，出生于1840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先后于1903年和1905年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1913年以后曾代理过北大校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被人们尊为“爱国老人”。1911年，孙中山曾聘其为南京市第一任市长，此时马相伯已是70岁高龄。为兴办教育，他捐出了家中的全部地产3000亩，蔡元培、邵力子、于右任、张鼎丞、徐朗西等都是他的学生。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进逼南京，他在李宗仁、冯玉祥等的劝说下，于1938年初经越南入滇，不料途中染疾，留居越南凉山。1939年4月6日全国各地的相关团体在国内为他举行了百岁庆典，遥祝他健康长寿。中共，中央也特致贺电，称他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还把各方赠送寿仪悉数捐献，用于慰犒前线受伤士兵，其爱国之心，天人共鉴。10月20日他闻知湘北大捷，备感兴奋，以致夜不能寐，加剧病势，竟于11月4日溘然，长逝。1952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凉山，迎回灵柩，安葬于新圣区息焉公墓（今长宁区内）。“文革”时，墓被毁。1984年4月6日，迁墓于宋庆龄陵园。
“国货年”是民国时期为推动国货而倡导的一项活动，时间从1933年到1935年。这一活动的倡导者是上海地方协会，这是继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虞洽卿等人提出“抵制日货、倡导国货”之后又一次倡导国货运动。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民众在崇洋心理驱使下，大量购买洋产品，使本土化产品在市场缺乏竞争力，再加上洋货价廉物美，又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对中国商人的利益造成了极大冲击。在上海地方协会的号召下，把1933年定为国货年。其原来的设想是通过上层社会的消费引导，将“提倡国货”由口号变成实际行动。但推行一年，效果不佳，于是把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车，1935年定为儿童国货年，这就是国货年的来历。马相伯的落款“国货年元旦”。应该是1933年。这一年马相伯虚龄94岁，与“九四叟相伯”的题款相一致。问题在于，是否由此可以推定该幢豪宅就建于1933年呢？根据宁波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载庐”的建造年代在民国初期，大概与虞洽卿的龙山天叙堂为同一时期，即1912年至1917年之间，也就是说“载庐”这一方石匾，很有可能是后来装上的。这幢房子为前后两进，西式的砖混结构，第一进已经倾圮，第二进则保存尚好。其内部分为居室和舞厅，这很有可能是虞洽卿为招待客人而专门设计的。因为在龙山的旧宅内，也单独建有一座小洋楼，其功能与载庐大体相仿，可见虞洽卿当年的交友之广和经济实力之强。
也有人认为，载庐的原主人是周厚斋。周为奉化人，曾经是蒋介石的同学，还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局长。从现有资料看，这很有可能是后来虞洽卿卖给周厚斋的，真正的原主人应该是虞洽卿。至于虞洽卿为什么要把此宅卖给周厚斋，卖宅时间具体是在何时，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金普森.虞洽卿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1955：223.
[2]方庆延.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中华文史资料库，1966.
[3]上海长江航运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长江航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金大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只要没打死就是文斗.世纪，2009（1）.
[5]张兆伟.“文革”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初期的两件事.上海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5辑·上海农工党专辑，2009-06-29.
[6]李文国.虞洽卿别业——载庐.浙江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网络平台，2009-04-16.
1943年底，民生航运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因航运公司在抗战时期轮船经常遭到敌机轰炸的现实，提出成立一家航运业的保险公司。这一建议得到虞洽卿的积极响应。这一保险公司取名为中华航运意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卢作孚占34％。1944年4月20日保险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地址在重庆市曹家港12号2楼，不久迁到白象，街24号。公司的董事长卢作孚，总经理邓华益，协理童少生，经理骆远泉。董事会由七家单位组成，民生公司指派协理魏文翰，经理童少生；合众公司协理骆远泉，副总钟孟甫；上海轮船公会钟贤道、王绍尧；轮船招商局副总沈执中；三北公司副总虞顺慰；华强公司总经理黄瑾莹；渡轮公司总经理张澍霖。这家保险公司的存续时间并不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轮船公司纷纷返回原地，保险公司也随之解散。据说存续期间，盈利颇丰，第一年的保费收入2000万元，赔付350万元。
虞顺慰回到上海以后，三北公司的轮船因沉江和被日军炸沉，已所剩无几。当时打理三北公司的主要是虞顺懋和虞顺慰，但兄弟之间素有龃龉，这也多少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据徐铸成回忆，1947年内战爆发前，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在上海不断遇到危险，纷纷移居香港，李济深就是于1947年2月乘坐三北公司的轮船秘密赴港的。同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对时局意见》一文，痛斥蒋介石执行错误路线并提出七点政治主张。蒋介石大为光火，再次开除李济深党籍，并下令通缉，这是李济深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也就在这一时期，虞顺慰也借用了宁绍公司的一艘轮船，将章伯钧秘密送到了香港。章伯钧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交通部部长。
1948年1月，李济深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主席。1948年11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李济深，邀请他回国共商大计。12月，李济深到东北解放区，后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就在全国解放前夕，三北公司的经营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困境，虞顺懋专程赴京，拜访李济深，希望三北公司能并入国营公司，并在估价时给予照顾。李济深当时就表示同意，但实际到1953年才实行。同时据虞顺懋之子虞积涛回忆，在1956年时，虞顺懋曾到北京开会遇到李济深，提出在抗战之前，虞洽卿曾帮助过共产党，在抗战前夕，又有大量轮船被沉江，1945虞洽卿去世时，中共方面也曾派人前去吊唁，希望把虞洽卿的身份定为民族资产阶级。李济深表示同意，并给中央的一位领导写了信。大概三个月之后，虞氏家人收到李济深的复信，明确虞洽卿为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1953年的公私合营时，三北公司的资产不是没收而是合营，也就是按民族资产阶级的待遇处理的。[1]
1948年夏季，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控制物价。因为战争，上海很多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区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8月初，蒋经国到上海后，首先宴请了杜月笙、王晓籁等工商界的巨头，与他们谈压抑物价之事，并要求他们做出榜样，把物价控制在八一三时的水平。接着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行动。第一个查处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罪名是“泄露机密”，被判刑入狱。接着又查处扬子公司，查封了该公司的仓库。为达到目的，蒋经国还组织了600余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专门上街巡逻，发现有不肯限价的，可当场
处理。其中有一家鞋帽公司，的老板，因为标价超过限定水平，被罚款1000元。老板请人向蒋经国说情，结果被处罚了2000元。还有一个叫王春哲的商人，因哄抬价格而被枪毙。8月29日，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压制物价造声势，同时也表明政府治理物价的决心。经过这些服务队的巡防，发现有的商家明从暗逆，蒋经国下令逮捕64人，这其中就有虞顺慰。当时虞顺慰虽是三北公司的副总，但公司的一堆事务均由其二哥虞顺懋料理，于是他开了一家三慰贸易公司，自任总经理，不料被蒋经国查获而被抓。
上海警察局行政科长阮光铭，因与虞顺慰相交多年，偷偷把他放走。蒋经国得知后，因虞顺慰是虞洽卿之子，没有深究，把阮光铭撤职了事。不过，这场所谓的“打老虎”运动，不久就遇到了阻力。有天晚上，服务队正在街上巡逻，突然过来一辆小汽车，车上下来一人，对服务队说，你们敢这样查下去，告诉蒋经国，小心他的脑袋。服务队马上向蒋经国汇报，并提出将此人干掉。但蒋经国却十分无奈，因为来者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在上海开有几十家大公司，而且事先他已去宋美龄处告过状，说蒋经国在上海乱搞，马路上连一个烧饼都买不到了，再这样下去，上海将成为一座空城。不久，宋美龄亲赴上海，在机场与孔令侃有过密谈。到了10月30日这一天，蒋经国在报上发了一个声明，黯然离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老虎”运动就此夭折。[2]
1955年，政协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产生，虞顺慰于1957年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三北公司和鸿安公司自1948年至1951年的3年间，是最为困难的时期。1947年底，三北公司分成两组，甲组以三北公司的名义经营，由虞顺懋负责管理，乙组由虞顺慰及顺恩的子女组成，并陆续又购入了伟东轮、伟南轮和伟仪轮。到1949年5月，伟东、伟南两轮驶到香港后出售，伟仪轮卖给了解放军作海上运输之用。龙安轮被国民党掳去定海，后在定海解放前夕被炸沉，到公私合营清产时，三北公司只剩下货轮2艘、拖驳2艘、驳轮1艘，5艘共计1238吨，折合72.4436亿元（旧币，下同），负债51.6431亿元，净资产为20.8亿元。
鸿安公司也同样，于1947年分成甲乙两组，甲组由虞顺慰以鸿安公司名义经营，乙组由虞顺懋与虞涵澹经营，先后又购入东山轮、南山轮2艘。1949年时，明兴轮和东山轮被国民党军队炸沉，到公私合营时，只有货轮3艘，计2399吨。合营清产时，折合115.4131亿元，负债91.3445亿元，净资产为24.0686亿元。另外还有一家宁兴公司，虽然也登记在案，但因该公司本来就没有轮船，所有船只均由三北公司经营管理，故在清产核算时未予处理。
抗战结束以后，为尽快恢复运力，三北、鸿安两公司曾组织打捞长江沉船。打捞工程花费巨大，虽打捞出几艘，但因无钱修理，仍是废船。一面是借债打捞，旧债尚未还清；一面又要对老轮船检修，资金周转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故三北、鸿安公司拖欠职工工资达数月之久。据统计，三北公司到解放前夕运力损失76.6％鸿安公司运力损失83％虞洽卿一手创办的航运业巨头，到此时已风光不，再。1953年7月，34家航，运公司集体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上海市政府派谢邦治、李宁、赵履清负责，并向东北抽调干部百余人，筹建公私合营长江航运公司筹备委员会。8月14日召开了资方企业代表会议，有15家轮船业、19家拖驳业共34家轮船公司，的代表参加，推举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蒉延芳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到1954年8月，清产核资工作完成，9月1日将公司定名为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经理谢邦治，副经理赵履清、王更三、徐挹和。董事长先后由蒉延芳、张荪礼、虞顺慰担任。[3]
安稳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又一次大动乱。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并很快蔓延至全国。同年9月11日，由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兵团到达上海，一路上，既有摩托车开道，又是散发传单，平静的上海一下子就陷入了混乱之中。13日红卫兵召开劳模座谈会，然后分为16个纵队，分散到各区活动。14日，，130余名南下红卫兵到卢湾区，指定3家为重点对象。一是虞顺慰，二是一名80多岁的老人，三是一陈姓人家。这个80多岁的老人被称为“洋奴”，红卫兵到后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绑在浴室内，用皮鞭抽打，查抄物资运了好几卡车，全部运到红卫兵驻地当时的上海体育馆（今上海大剧院位置）。陈某一家大小五口，全部被剃了光头，红卫兵用皮鞭、长柄伞、火钳、拐杖等将这些人一顿乱打，说他们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虞顺慰和夫人赵亦贞也被剃了光头罚跪，红卫兵问他女儿，是否站稳了立场。她说，站稳了。红卫兵递过鞭子，要她抽打父母，她不从，也被剃了光头。[4]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8年10月，虞顺慰写信给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农工民主党主委周谷城，要求对“文革”中把他定为“反动资本家”的问题进行复查，同时提到三北公司在抗战时期，曾有4艘轮船悬挂挪威国旗，1943年被该国征用沉没。按照保险法有关规定，这4艘轮船可以获得兵险赔偿。“文革”之前，虞顺慰曾接到挪威保险公司的理赔通知，因当时已经公私合营，所以虞顺慰曾向上海长江航运管理局提出此事。长江航运管理局认为，应当写一份委托书，由该局代领，但因赔偿必须由本人到场，不能代领，此事未能成功。正当虞顺慰为赔偿事奔波时，“文革”开始，人身安全尚无保障，遑论去国外理赔，故一直搁置。根据海外法律规定，若在通知后15年内未来领取，债权便宣告失效。从1965年首获通知之日算起，到1980年便视作弃权，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虞顺慰还在信中表示，这笔外汇贡献国家，以助百废待兴之需。
接信后，周谷城十分重视，批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秘书长倪伟思抓紧办理。经过上海市政协与有关方面联系催办，1979年春终于落实。在廖承志的亲自过问下，批准虞顺慰去香港定居。临行之前，上海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和周谷城、李振麟等为虞顺慰设宴饯行。到香港后，虞顺慰委托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去挪威联系，最后终获成功。之后，夫人赵亦贞也要求落实住房，后经农工民主党联系，部分落实，安排在上海南昌路278弄9号3楼。得到挪威保险公司的这笔余额可观的赔偿金后，虞顺慰为恢复航运业，在香港注册了一家三北轮船公司。[5]
1986年春，《团结报》于3月26日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上海发还虞洽卿的花园”，全文如下：“著名企业家虞洽卿先生生前在上海华山路置有精致的花园一座，曾经被邻近的华山医院借用多年。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该花园发还原主。虞洽卿的幼子虞顺慰原在上海任长江航运局董事长，1979年去香港，现任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经常风尘仆仆于香港上海之间。他准备将华山路花园改成多层大楼，为上海城市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这座花园位于华山路555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主人是周纯卿。这位上海有名的地产大亨也是宁波人，其兄周湘云，就是上海拥有第一辆汽车牌照的大商人。周纯卿兄弟两人在父亲周莲塘打下的基础上再次创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周纯卿生于1880年，有二子四女，其中小女儿患有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无法治愈，为了给女儿有个静心休养之处，购地23亩，修建了一座花园，取名“纯园”。可是这座花园虽好，却未能留住周家小姐的性命。1944年，女儿撒手人寰，父亲睹物伤情，于1945年将这座花园出售给虞顺慰。从此，周家花园易名为虞家花园，虞顺慰将此园改名“蕊园”。
上海解放后，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颜庆福多方奔走，希望将华山花园划给华山医院使用。因华山医院与花园相邻，是住院病人在园中散步、休息的理想场所。为此，他多次找到虞顺慰，表示要租用花园。经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同意以每月950元的租金价格，将花园及所有建筑租与华山医院，其中院内的房子、大厅可用于学术会议场所，其他房子可用于办公。几年之后，华山医院方面又与虞顺慰商量，准备买下整座花园。当时的卫生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认为购买花园是浪费国家资金，不予同意。“文革”开始后，这座花园及其建筑物全部被无偿占用。“文革”结束后，按政策规定，将花园还原主人，这就是《团结报》所载的那则消息。不久，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华山花园取得了合法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产权明晰后，华山医院重新启动谈判，在经过了长达20年的谈判后，终于有了结论，华山医院以950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这座花园及其全部建筑物。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华山花园有了最后的归宿。
2005年9月，《宁波晚报》上有一篇报道，宁波孝闻街双池巷内有一宅园，名叫“载庐”，因此两字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所书，故在复旦100周年校庆时，由几位复旦毕业的学子共同发起，将这块门楣石捐赠母校，这也是算是“载庐”石归其所。并说这一石楣的发现者是宁波四中的退休老师张良鸿。大约在两年之前，张良鸿经过这里，发现这幢大宅的前门已经倾圮，有一块石头散落一边，当发现是有字之石后，就请人将此石运藏。因为是马相伯的手迹，后又将此石藏于天一阁。到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才将此石捐给复旦大学。这既是对马相伯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复旦历史的回溯，校方欣然接受。
此石长105厘米，宽57厘米，厚11厘米，一边是题写该石的时间，“国货年元旦”，落款是“九四叟相伯”。马相伯是江苏丹徒人，出生于1840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先后于1903年和1905年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1913年以后曾代理过北大校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被人们尊为“爱国老人”。1911年，孙中山曾聘其为南京市第一任市长，此时马相伯已是70岁高龄。为兴办教育，他捐出了家中的全部地产3000亩，蔡元培、邵力子、于右任、张鼎丞、徐朗西等都是他的学生。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进逼南京，他在李宗仁、冯玉祥等的劝说下，于1938年初经越南入滇，不料途中染疾，留居越南凉山。1939年4月6日全国各地的相关团体在国内为他举行了百岁庆典，遥祝他健康长寿。中共，中央也特致贺电，称他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还把各方赠送寿仪悉数捐献，用于慰犒前线受伤士兵，其爱国之心，天人共鉴。10月20日他闻知湘北大捷，备感兴奋，以致夜不能寐，加剧病势，竟于11月4日溘然，长逝。1952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凉山，迎回灵柩，安葬于新圣区息焉公墓（今长宁区内）。“文革”时，墓被毁。1984年4月6日，迁墓于宋庆龄陵园。
“国货年”是民国时期为推动国货而倡导的一项活动，时间从1933年到1935年。这一活动的倡导者是上海地方协会，这是继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虞洽卿等人提出“抵制日货、倡导国货”之后又一次倡导国货运动。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民众在崇洋心理驱使下，大量购买洋产品，使本土化产品在市场缺乏竞争力，再加上洋货价廉物美，又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对中国商人的利益造成了极大冲击。在上海地方协会的号召下，把1933年定为国货年。其原来的设想是通过上层社会的消费引导，将“提倡国货”由口号变成实际行动。但推行一年，效果不佳，于是把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车，1935年定为儿童国货年，这就是国货年的来历。马相伯的落款“国货年元旦”。应该是1933年。这一年马相伯虚龄94岁，与“九四叟相伯”的题款相一致。问题在于，是否由此可以推定该幢豪宅就建于1933年呢？根据宁波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载庐”的建造年代在民国初期，大概与虞洽卿的龙山天叙堂为同一时期，即1912年至1917年之间，也就是说“载庐”这一方石匾，很有可能是后来装上的。这幢房子为前后两进，西式的砖混结构，第一进已经倾圮，第二进则保存尚好。其内部分为居室和舞厅，这很有可能是虞洽卿为招待客人而专门设计的。因为在龙山的旧宅内，也单独建有一座小洋楼，其功能与载庐大体相仿，可见虞洽卿当年的交友之广和经济实力之强。
也有人认为，载庐的原主人是周厚斋。周为奉化人，曾经是蒋介石的同学，还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局长。从现有资料看，这很有可能是后来虞洽卿卖给周厚斋的，真正的原主人应该是虞洽卿。至于虞洽卿为什么要把此宅卖给周厚斋，卖宅时间具体是在何时，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金普森.虞洽卿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1955：223.
[2]方庆延.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中华文史资料库，1966.
[3]上海长江航运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长江航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金大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只要没打死就是文斗.世纪，2009（1）.
[5]张兆伟.“文革”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初期的两件事.上海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5辑·上海农工党专辑，2009-06-29.
[6]李文国.虞洽卿别业——载庐.浙江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网络平台，2009-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