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已经出现胜利的曙光。与日本侵略者苦斗了八年的中国人民，正翘首企盼扬眉吐气的时刻。相信此时虞洽卿的心中也一定充满了喜悦。蒋介石看到了虞洽卿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及他处世处事的高超艺术，决定给他一个官位。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喜事，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虞洽卿兴冲冲准备走马上任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虞洽卿的突然去世，令重庆的各界人士感到极为震撼，也让三北公司和整个家族都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当运载虞洽卿灵柩的专轮缓缓驶离重庆码头时，不但预示着他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庞大商业帝国开始走上下坡路，也使家族成员中原有的矛盾因他的去世而从隐蔽走向公开化。这种现象其实是中国式家族企业由盛转衰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虞洽卿去世距今已近70年，对于三北公司及其家属成员的情况，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专门设了一篇。这其中所涉及的人员并不多，与其庞大的群体相比，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但可以明确地说，这四个家庭成员，既有独立个性，又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较高的知名度，是家属中的代表性人物。
一 风靡沪上的名媛虞涵澹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崛起了一大批女画家、女诗人，她们是海派艺术的一支重要力量，虞洽卿的女儿虞涵澹就是其中的一位。
关于虞涵澹的出生年月，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大约在1900年前后。她自中学毕业以后，痴迷上了绘画艺术，对于各种美术展览，几乎是每场必到。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悟性，开始从事美术创作。当时的上海十分流行拜师，如陈佩秋师从黄宾虹、潘天寿；顾丽君、姚虞琴、陈法如、吴曼山师从江寒汀；而虞涵澹、杨振贤、王蔼多、汪佩云、侯佩琛、谢燕、潘筠等则师从汪声远。她们拜师往往还不止拜一人，目的是博众家之长，再化为自己的面貌。待到自成一体后，有的女画家还开设了自己的画室，一面创作，一面收徒弟。如黄宾虹的学生吴青霞，开有“篆香阁”教徒授业。顾青瑶开有“绿梅诗屋”授徒达35人。更有冯文凤与杨雪玖姐，妹创办了女子美术学校，专门招收，喜爱美术的女生。也有不少女画家去广州、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她们的作品大多细腻、委婉、清淡、哀怨，这是旧上海情感世界的真实写照。
虞涵澹的老师汪声远，字铎，安徽歙县岑山渡人，1886年生，191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曾担任上海美专的国画系主任、教授。他的教育方法，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善于吸取各派之长，结合自己的特点，发挥出自身最大的优势，是当时在上海最有名望的美术教师之一。他的最高荣誉是教席教授。这一职称的特点是当某一学校得到一大笔捐助后，专门聘请人品好、专业水平高的人来学校授课，这样的老师，叫做教席教授。汪声远学业精湛，不图名利，不交权贵，先后被新华艺专、无锡艺专、南京艺专等校聘为教席。为使学生能受到中国绘画史的系统教育，他编著了《历朝名人画法津梁》，共八大册。汪声远与黄宾虹相交最厚，多有书信往来。虞涵澹选择了这样一位老师，可见她对绘画艺术追求之切。
不过，虞涵澹毕竟是虞洽卿的女儿，从小就养尊处优，娇生惯养，这大小姐的脾气时不时就会流露出来，即便是在艺术领域，也不例外。同为宁波籍巨商的小港李家，也有一位大小姐李秋君，前面已经提到过，她是张大千的红颜知己。张大千有个兄长，名叫张善孖，在中国美术界有画虎第一人之称。1915年开始，他为了画虎，先后在家里豢养过两只老虎，每天细心观察，据他自己说：“虎性贪，利得肉，予每以肥豚大方饲之，待其饱，然后弛其铁绳，纵之大壑，须臾风生，若怒若醉，长啸奔舞，山谷异势。”为了绘画而专门掌握了驯虎技术，将凶猛的老虎当成了自己的模特，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恐怕也仅此一人。张善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蜀军第二师第二旅少将旅长，1924年到北京，历任总统府咨议、财政部佥事、国务院咨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等职，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愤然辞职，后来到上海，与八弟张大千一起在上海以售画为生。对于兄长的艺术，张大千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但在画虎上有独特意境，就是山水人物，也无不精到。张善孖的画，曾是上海画界同行、政界名人、商界大亨、藏界高手、女界名媛追逐的目标。李秋君的画在张大千的指点下，在上海滩也是小有名气，她在极力推崇张善孖和张大千的同时，自己也渐渐成为了画界的耀眼女星。同样对张善孖和张大千怀有崇敬之心的虞涵澹，对于李秋君却不买账。在上海画坛，对于一幅画的评价，一般都由那些大藏家或大画家来定论，女画家们基本不参与，但虞涵澹是个例外。她既看不惯那些评画人对于女性画作的指手画脚，尤其是对于女性画面中那种细腻情感的流露，更对因人而评的不良习气异常厌恶。1925年秋，经过一番精心筹备，她借上海市政大厅，为张善孖专门举办了一次酒会。
原上海市政大厅位于杨浦区清源环路650号（今上海体育学院内），借用这个地方办酒会，一来可以显示其诚心，二来也有档次。受邀请的大多是一些与她平时交往较多的女画家和她所敬仰的那些男画家。酒会上除了觥筹交错外，还专门展示了张善孖的画虎作品。这让很多女画家不但欣赏了画作，也有了与张善孖直接交流的机会。与别人办酒会不同的是，虞涵澹并没有向他提出作画的要求。因为有很多阔老藏家为得到某一画家的真迹，常常借举办酒会之际，索要画作。润格当然是有的，但这样的画一般都是应酬之作，临场仓促而成，很难发挥出真正的水平。虞涵澹完全没有这种要求，她专门宴请张善孖纯粹是慕名而已。通过这次活动，再加上大力宣传，张善孖的名声大振。据说虞涵澹邀请了张大千也来出席，并没有请李秋君，这也可以看出两人暗地较劲、互不买账的心理暗战。
我们曾在各拍卖公司留意过虞涵澹的作品，但一直没有发现。2013年3月10日在一家网上拍卖中，终于看到了一幅。这幅作品是祝寿之用，画的是寿桃，图，右下方落款是：“培孙前辈世伯大人花甲大庆，箴非女史虞涵澹恭绘拜。”下面有一方“箴非”的印章。由此可见，“箴非女史”可能就是她的笔名。画的下方正中，是虞洽卿的题词“眉寿无疆”，落款是“培孙老兄花甲之寿，虞和德拜祝。”留印“洽卿”。由此可见，这幅画虽然没有注明创作时间，据推算当作于1920年至1925年之间。画中的寿桃硕大、丰满，运笔豪放，丝毫看不出它出自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之手。这幅画最近一次成交是在2013年3月13日，成交价3650元。
虞涵澹在上海引起最大轰动的是1929年的一次名媛竞赛。这次名媛竞赛又名女子美丽比赛，其缘起是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发起筹建一家麻风病医院。承办者是上海新世界游乐场。这次活动前后历时50天，是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选美比赛。
新世界游乐场初建于1914年，于1915年12月开业，黄楚九曾是这家游乐场的股东之一。因为是上海第一家向西方学习的游乐场，所以一开张生意就很火爆。这家游乐场位于南京路西藏路交叉口，是上海最为繁华的地段。1958年新世界游乐场改为上海新世界百货商场。
1929年8月11日，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了一则启事，准备发起一场女子美丽比赛活动。8月15日对于这一活动的报道篇幅明显增加，对于参加对象、奖品、门票销售等均有，了明确规定。8月16日，《名媛竞赛大会选举简章》在各报刊登。该简章共十一条，全文如下：
一、凡闺阁中已嫁与未嫁者均有加入候选之资格。
二、闺秀候选者可将姓名填入题名券上。此次题名券可从本埠各报所刊本会广告上裁下或向静安寺路、西藏路口新世界北部本会办事处选举主任室索取。
三、题名券填就后可由邮局或送至本会选举主任，或投入本会门首票箱内。
四、报名截止期为九月七日，所有闺秀姓名于每星期三、六发表于中西各报。凡报名之中华闺秀姓名务须以中英文并书之。
五、如在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票得以提名者，可得一千优先票权。
六、入场券附有选票，可将提名之闺秀姓名并其夙著声誉者填入，选为名媛。
七、此项附有选票之入场券每张售小洋四角，可向上述办事处预购或本埠各分销处购取。
八、凡经填就之选票，均应投入本会大门口投票箱内。
九、每星期三、六将投票结果公布于中西各报。
十、九月三十日为竞选闭幕期，最后结果揭晓于后日中西各报。
十一、闺秀以得票最多者当选为名媛，由本会赠与游美往返旅费或汽车一辆。
从上述简章中可以看到，这次选美活动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必须是大家闺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是可望而不可即。门票则从原来的小洋三角提至四角。对于票权，按规则是每一张选票为十权，以此类推，第五条中的“可得一千优先票权”，就是八月二十四前得到提名者，除每票仍以十票权计算外，另外再由选举委员会给提名者增加一千票权。这一措施的作用是动员报名者去发动亲朋好友共同参加，这也算是一种为自己拉票的措施，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前来参与。回报当然也是丰厚的，一张往返美国的头等舱船票或者是一辆汽车，这一奖赏算是相当不错了。据有关人士回忆，新世界娱乐场只是出了个面，这期间的登报广告费、名媛的奖励都是从每票一角的提取中开支。以每天销售一万张票计算，50天可纯得5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可筹得麻风病医院的建设投资3.5万元以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然，无论是从选美本身还是从公益的角度看，这次名媛竞赛的社会意义都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选美活动，古已有之，历代帝王大多热衷于此，其目的无非是为宫廷服务，虽然有极少数的女性可以凭借这一途径达到目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因此而葬送青春，有的甚至受到非人的折磨而惨死。而这次名媛竞赛，全然没有以前那种强迫性和残酷性，同时还可以让长期受到压制的女性有了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这也对女性的解放和海派文化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次，这次活动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公益，选美只是其中一个内容而已，所以当时的购票者十分踊跃，即便是没有填写选票，他们也乐意去付出这四角。
报名情况也令人十分乐观。8月21日公布的名媛报名人数为48人，8月24日即上升至145人，8月26日各报登出一条启事，凡报名参加竞赛的名媛均须到南京路103号乔治佩照相馆拍摄照片，凭报名表回单全部免费。到了8月28日报名人数增至267人，9月4日又将近翻了一番，为518人。到9月7日，截止期时，报名总数为535人。9月8日是报名截止后第一天，报上又增加了150人，原因是到9月7日时，因为版面不够而放在了第二天。个中原因是工作上的失误还是另有隐情，现在已无人知晓。到最后参加竞赛的总人数为650人。而9月7日的535人加上9月8日的150名，本来应该是685名，为什么最后公布的人数只有650名，现在也只能是存疑而无从解释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名媛竞赛虽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海选。类似这样的办法，今天还在继续使用。
虞涵澹的名字，最早出现在8月21日的48人中，这是她在上海滩追求轰动效应的一个真实记录。从陆续发布的名媛得票权情况看，早几次的公布对她来说并不是很理想。9月11日第一次公布得票数，排在第一的是黄佩贞，得14500权。第二名是一位姓尹的女士，得7410权。虞涵澹排在第五位，得6000权。这位黄佩贞据说是上海的一位舞女，其家庭背景情况不详，她与戴笠是相好，交际的手段和范围肯定也是别具特色，所以在第一轮公布时排在首位。到了9月14日第二轮公布时，排在第一的是陈永基夫人，得18050权。黄佩贞排第二，得16700权，并将原来的“小姐”改称为“女士”。尹女士排第三，得12270权。虞涵澹排第六，得6730权。9月18日第三次公布，排在第一的变成了郭安慈，得18910权。郭安慈是永安公司老板郭标的女儿，1928年毕业于中西女中。陈永基夫人排第三，得18050权。虞涵澹一下子上升到第四位，得12360权。尹女士第五，得12270权。从这三轮得票情况看，虞涵澹很可能在发现自己得票不理想后，采取了某些必要的拉票手段。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允许的。
9月21日第四轮公布得票情况时，虞涵澹又上升到第二位，得票26860权。第一位的是陈永基夫人，得28090权。郭安慈排第三，得26840权，比虞涵澹仅少20权。黄佩贞第四，得19580权。尹女士第五，得13230权。9月25日报上又一次公布了名媛的得票情况，郭安慈排名第一，得50190权。虞涵，澹第二，得49490权。陈永基夫人第三，得30170权。尹女士第四，得23900权。奇怪的是，原来定于9月30日结束，应当还有最后一期的得票公布，但各家报刊都没有9月30日的报道，只有上海的一家妇女刊物《女铎》作了报道，说名媛竞赛结果，郭安慈女士第一，虞涵澹女士第二。这一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再加上《申报》等缺乏后续报道，让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其中必有猫腻。后经一位叫李时敏的新世界职员透露，原来尹女士看到自己冠军无望后，将自己手中的8900张选票全部填上了郭安慈的名字，才让郭安慈以微弱优势反败为胜。这一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来了轩然大波。当时的7名评委的意见也不是十分统一，如奥哈拉夫人、中华医学会协助员肖智吉的夫人、郝博阳等认定选票有效，但也有人反对，说尹女士与虞涵澹本来就有矛盾，她将全部选票赠送一人，显然有失公平。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报纷纷披露，并认定名媛竞赛大会主持人李元信有偏袒行为，甚至还在坊间传出李元信与尹女士有暖昧关系。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后，有人提议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控告李元信徇私舞弊。诉讼的请求是判决这次名媛竞赛无效。理由有三：
一、在最后得票尚未公布以前，尹女士已经知道与冠军无缘，这是一种泄密行为。
二、按选举规定，候选人本人不得自行投票，而尹女士却自己去投票，违反规定。
三、原定投票期为九月三十日止，但有发现在十月一日还在补收选票，严重违反选举简章。
担任这次诉讼的两位律师一位是江一平，另一位是李祖虞。为了尽快了结这场纠纷，主办方出面调停，想尽快平息风波。也就在此时，作为重要当事人的虞涵澹延请蒋保厘律师在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本人参加竞赛，完全为了公益，不愿以本人姓名作为原被告涉诉讼之主体，恐对名誉妨碍，特此声明。”
虞涵澹站出来主动作出让步，给这场轰轰烈烈的官司泼了一盆冷水。虽然最后的结果仍然是郭安慈为冠军，但全社会对她的这种风度都表示了肯定。
虞涵澹的第一任丈夫叫盛冠中，据说是近代中国工商界红顶商人盛宣怀的小儿子，但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虞涵澹与盛冠中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这是作为一个新女性，尤其是像虞涵澹这样有地位有个性的人难以接受的。盛冠中个性老实、诚恳，缺乏生活情趣，也正是这一点，虞涵澹不顾父母的反对，已下决心要与盛冠中离婚。而她的那位新郎，就是上海滩大律师江一平。就在她还未离婚而已经与江一平谈恋爱时，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险使这段婚姻告吹。这个竞争对手就是周梅泉的女儿周淑贞。
周梅泉是安徽东至县人，其祖周馥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他的叔父周学熙，更是名动一时的大实业家和地方大员。周梅泉居住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一幢大洋房内，行为极其乖僻，穿的是古色古香的服饰，古铜色长袍，酱色背心，再加上吸食鸦片，看上去活脱脱一个前清遗老。他性情古怪，平时作诗绘画，常与书画界人士交往，且又爱好集邮，是上海集邮俱乐部的会长。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不详，二女儿周仲惠，嫁与民国律师、上海特别法院书记员龚元彪为妻。三女儿周淑贞，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时，就有校花之称，可见其相貌出众。因为龚元彪与江一平同为律师，彼此熟悉，就有意将三妹周淑贞介绍给江一平。而恰好虞涵澹与盛冠中结婚后，又因邻居关系与江一平每天见面。时间一长，虞涵澹觉得江一平无论是性格、学识各方面都比盛冠中强，所以就有意与江一平多交往接触。再加上江一平的律师身份，在很多场合与虞洽卿也有过交往，虞洽卿也给江一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虞涵澹提出与盛冠中离婚并与江一平结婚，做父母的虽然并不支持，却也没有强烈反对。盛冠中眼看自己的妻子移情别恋，心中不乐却又无可奈何。最为要命的是盛家自盛宣怀死后，已无多少生气，1928年的一场家产官司，更让盛氏家族元气大伤。经过几番的折腾，盛冠中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而虞涵澹则很快与江一平结了婚。
龚元彪的这次做媒，应该说很不是时候。最令虞涵澹难以容忍的是，当龚元彪明知江一平与她谈恋爱之后，依旧我行我素，这就一下子激怒了虞涵澹。她觉得与龚元彪去说，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会有结果，索性给周淑贞写了一封信。这信的大意是：江一平是我的未婚夫，我现在正在与盛家离婚，离后即与江一平结婚，如果你胆敢与江一平结婚，那么我就让江一平在上海无立足之地。这封信气势汹汹，充满火药味，既有虞家在上海的权势显耀，也有她对横刀夺爱者的严厉警告，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恐吓信。周淑贞收到此信，一气之下远走美国。后来据周仲惠说，周淑贞到美国后，从事股票交易，赚了不少钱。
关于虞涵澹与江一平的这段婚姻纠葛，有人说在1940年前后，此说有误，因为在1936年筹备虞洽卿的70岁大寿时，江一平就已经是他的女婿了。更早的还有为顾竹轩打官司，是在1930年。虞、江的结婚应在1931年春，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已经很难说清楚。
就在虞涵澹婚后不久的夏末秋初，湖北发生了一场水灾。虞涵澹与唐冠玉共同发起古今书展助赈会，地址就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楼。张大千、张善孖、黄宾虹、吴湖帆、冯超然、贺天健、汪声远、李秋君、李祖韩等都捐了画作。助赈会共发券200张，每张售价50元，待陈列结束后可凭券领画一张。10月9日至11日三天内，前来参观者达数千人。到10月11日下午三时，展览结束，每券通过抽签可凭号取画，所得收入一万余元全部捐往湖北灾区。1934年秋，李秋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虞涵澹与李秋君已尽释前嫌，她加入了该会并成为重要成员之一。
【参考文献】
1.瑜霖闺阁的新浪博客.中国近代史上“美的绽放”.申报，2010-04-20.
2李建权.“虎圣”张善孖的趣事.内江日报，2010-04-04.
3.陈巨来.记夏剑丞与周梅泉.书法，2006（12）.
二 名动申城的大律师江一平
江一平是杭州人，出生于1898年。他先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后转入复旦大学，又入东吴大学攻读比较法。1922年、1923年先后毕业，获复旦大学文学学士和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为执业律师。不久加入律师公会，在五卅运动中为爱国学生免费担任辩护律师。
1927年7月的一天，江一平突然接到虞洽卿的一个电话，要他去虞宅有事相商。江一平对虞洽卿向来敬重，放下电话就赶往虞宅。原来是虞洽卿邀请他一道去陈洁如家，劝说陈洁如去美国。
陈洁如，原名陈凤，1905年出生于宁波镇海，父亲陈学方，从事纸业经营。陈洁如的母亲是苏州人，她出生后不久便随母亲一起来了上海，住在西藏路33号。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女俩相依为命。由于家庭窘困所迫，陈洁如14岁来到了春馆，当了一名艺妓。1919年蒋介石在上海时，一次偶然机会遇到陈洁如，立即被她的美貌和风度所吸引，开始苦苦追求。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在永安大楼的大东旅社与陈洁如结婚，并送新娘一架柯达照相机作为纪念。
蒋介石与陈洁如的结合，可说是一波三折。当时蒋介石已经有两位太太，一位是老家奉化的毛福梅，她是蒋经国的生母；另一位是姚冶诚，原名阿巧，江苏吴县人，1887年出生。1911年以后，蒋介石跟随陈其美经常出入法租界北里，遇到姚冶诚。后来碰见的次数多了，蒋发现姚虽在妓院当“姨娘”（为客人梳理打扮并管理客人钱物的工作人员），但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便有心与之接近。日子长了，两人便有了感情，再加上姚冶诚的前任丈夫吸食鸦片成性，家徒四壁，于是姚就开始跟蒋介石同居。之后，蒋介石为她改名冶诚。因为没有生育，后来领养了一个儿子，就是蒋纬国。1949年姚冶诚去了台湾，1966年在台湾病逝。当陈洁如的母亲得知蒋介石已有一妻一妾后，坚决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后来在张静江及其续弦朱逸民的撮合下，陈家才勉强同意。陈洁如曾在海宁路爱国女中读书，还精通日语和俄语，曾经为蒋介石当翻译。在结婚典礼上，陈洁如送给蒋介石一只华尔特金质怀表，主婚人是张静江。
婚后不久，蒋介石就带着陈洁如回了一趟奉化老家，与毛福梅、蒋经国见面。陈洁如知书达理，对毛福梅十分尊敬，对蒋经国也关爱有加，所以蒋家人对她都有很好印象。后来陈洁如跟蒋介石又到了广州，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本来两人相敬如宾，也不失为一段夫妻佳话。可陈洁如却一直没有怀过孩子，这其中的原因是蒋介石曾患过性病，并传染给她，后来虽然治好了，但失去了生育能力。在何香凝的安排下，找到广州某医院的一位萧姓侨眷，她已生了8个女儿，在广州又生了第9个女儿，因嫌女儿太多，就把这个女儿送给陈洁如，蒋介石给她取名陈瑶光。北伐战争开始前，由于军务繁忙，陈洁如回到了上海，住在重庆南路168弄8号。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蒋介石电邀宋氏三姐妹一起去南昌一叙。12月2日宋庆龄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子文、孙科等来到南昌，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南浔路董事局码头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国民政府的重心在武汉，宋子文是中央银行行长兼财政部长，手握财政大权，蒋介石的北伐军虽然有江浙财团大力支持，但如果得不到财政的支持，那就很难维持。为统一中国，也为了上台后执政有财政上的依靠，经宋霭龄出面，蒋介石准备与宋美龄结婚，但先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与陈洁如脱离关系。为了国家的前途，也为了自己的命运，蒋介石曾经找陈洁如谈过多次，并承诺只要5年时间，依旧可以让她回到身边，但在这5年内，陈洁如必须去美国。这种因为政治原因而迫使离开的事，陈洁如虽表示理解，但坚决不同意去美国。蒋介石曾让张静江、朱逸民及张的女儿张荔英、张倩英都去做过陈洁如的工作，但效果不佳。于是，蒋介石想到了虞洽卿，希望他能出面劝说陈洁如。虞洽卿因为女儿虞涵澹与陈洁如曾一起在汪声远处学过画，也算是同学关系，就和虞涵澹一起去劝说。江一平因为是律师，虞洽卿想让他在法律方面提供咨询，所以把江一平也叫了一起去。
在三人轮番劝说、分析利弊之后，陈洁如终于同意去美国。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与张氏姐妹一道登上了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船曾到神户作停留，陈洁如还在报上看到新闻，说蒋夫人搭轮赴美。十几天之后，在茫茫的太平洋上，无线电却传来蒋介石的一则声明：“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固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它两氏，本无婚约，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听到这则声明，陈洁如悲痛欲绝，几次要跳海自尽，幸有张氏姐妹陪伴，才未出意外。到美国后，陈洁如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养蜂学和园艺学，还自修英语，5年后毕业，得硕士学位。在美期间，蒋介石汇去10万元，用作生活之需。1933年回国后，陈洁如一直隐居，蒋介石又送去5万元，也算是不忘前情。1940年前，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上海获知陈洁如仍与女儿一起居住后，几次前去，想引诱她出任伪职，均被她拒绝。为摆脱汪伪特务纠缠，她于年底去了重庆，蒋介石曾去看望过她。解放以后，她是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因统战需要，经周恩来批准，陈洁如到香港定居，养女陈瑶光一起去了香港。蒋经国出资，为她在九龙太子道买了一处高档公寓。1971年1月21日，在香港逝世。大约在1944年时，陈瑶光嫁给了一个姓安的朝鲜人，育有二子。后来姓安的不辞而别，杳无音讯。1946年由她的朋友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主任秘书胡静如的夫人周安琪介绍，嫁给了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谋、《改造日报》报社社长陆久之，婚后有一女。陈瑶光将一只当年鲍罗廷送蒋介石，再由蒋介石送陈洁如的金壳怀表赠陆，以示纪念。2002年，陈瑶光回到上海，将母亲的骨灰安葬于福寿园。
陈洁如到了香港以后，曾找人想写一本回忆录。不料，大纲初定，文稿只写了开头，这批珍贵资料忽然被窃。两年后，陈在香港遇到了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两人又谈及撰写回忆录之事，并请美国记者唐德刚代笔，用英文打成。蒋介石闻讯后，派江一平专程赴港（江一平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与陈洁如面谈，希望她不要出版。出于对蒋介石的尊重和维护其颜面的考虑，陈洁如最后答应。由此，江一平与她签了个合同，保证今后再也不写回忆录，并支付25万元港币了结。
1928年6月，在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诉讼，有人把这次诉讼称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件女权案”。江一平虽没有直接出面参加诉讼，但对这件诉讼案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场诉讼案既是保障女权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盛氏家族内部争夺遗产的官司。
1916年4月27日富甲一方的盛宣怀在上海逝世，享年72年。盛宣怀娶过六房妻室，育有，8男8女，盛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他一生究竟积攒了多少财产，恐怕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清楚。他亦官亦商，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之父、大慈善家、南洋公学创始人。据说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从钓鱼岛采集药材，制成药丸，献给慈禧太后治病，慈禧服后见效，就颁下谕旨，将钓鱼岛赏给了盛宣怀。他生前立下遗嘱，遗产的一半由子孙平分，另一半设立愚斋义庄，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经过几年的清点，确定可分遗产为1160万两白银。其中8个儿子中的老二、老七、老八均早年夭亡，大房盛昌颐和三房盛同颐已死，由其子继承。就这样，遗产的一半580万两由义庄保管，另一半由五房平分。不久，又有294万两白银的遗产确认，同样按上述规定办理。两次合计，义庄共得遗产727万两白银。最初几年，还算太平，因为盛宣怀的遗孀庄氏还健在。她出身大户，知书达理，尤其是理财好手，所以几个儿子也不敢妄动。到1927年秋，庄夫人病逝，家族顿时陷入混乱。老四盛恩颐，是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有七房姨太太，每人一辆德国进口奔驰轿车、一幢小洋房，再加上他自己嗜赌成性，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了位于黄河路上的一百多幢房子，还要吸食鸦片，几年折腾下来，其名下的财产已所剩无几。老太太一过世，盛恩颐就盯上了义庄的遗产。1927年11月26日，他与几个侄儿联名，向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提出要划出部分遗产，由盛氏五房平均分掉。
盛氏家族中，尚有七小姐盛爱颐和八小姐盛方颐尚未出嫁，闻听老四具状法院，要分遗产，于是站出来表示反对。盛恩颐当然不肯，以女子无权过问遗产为由拒绝。既然反对无效，盛爱颐去找律师江一平商量。江一平分析，五房团结，一致要求分遗产，从力量上来说远远大过两位未出嫁的女儿，所以无法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女儿也同样可以继承遗产为由，才可稳操胜券。原来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妇女运动决议案，其中规定：“反对司法机关对男女不平等判决”“女子应当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江一平认为，这一决议案对于女权的保护，，有着重要作用，可以根据这些规定，为自己争取权益。盛爱颐认为有理，就聘请了两位律师，一位叫陆鸿仪，另一位是庄曾笏。
陆鸿仪于1880年出生于苏州，曾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民国时进司法界工作，是当时有名的大律师。全国解放后，他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兼民庭庭长。庄曾笏也是上海著名律师。很快，一张诉状递进了法院，盛爱颐把三个哥哥、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
1928年9月5日，上海特别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江一平早早来到旁听席，了解审理过程。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法官宣布暂时休庭。一个月后，判决终于有了结果，盛爱颐胜诉。法院判决，这些遗产若要分配，应为七份，盛爱颐和盛方颐享有同等继承权。后来经过义庄董事会商议，并报请江苏省政府批准，将义庄财产四六分配，即四成留作善款，由江苏省政府支配，六成用于子女分配。盛爱颐和盛方颐各得遗产50万两白银。盛爱颐用这笔钱在愚园路造了一座百乐门舞厅。这家舞厅向来被称为“贵族区”其实真正的老板是顾联成。
自辛亥革命之后，上海逐渐形成了一支职业律师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组成，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海外留学后回来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法制意识，并且传播了海外的先进思想。二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受过系统的中西方法律史和政体史的教育，在思想上和操守上都能遵循法律，敢于仗义执言，如江一平就属这一类。三是清朝旧体制中转来，怀着对旧法制的叛逆和对新法制的向往，从事了律师职业。总体来说，当时上海的律师队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崇尚民主，期待进步，有的成了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如章士钊曾经为陈独秀辩护，吴凯先为陈赓、廖承志辩护，何隽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三位交通员辩护等就是最好的证明。上海的律师公会还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发表形势宣言，督促政府对日作战等，表现出主张正义、爱国爱家的政治热情。
1936年5月31日，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与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派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统一抗日政权等主张，并选举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署名的《团结御侮之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宣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12日，救国联合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活动，再次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停止内战”的主张。多次活动，不但让国民政府十分恼火，也使日本方面感到事态的严重，日本驻沪总领事派人约见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全体成员。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七人，移送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此事发生后，激起了国内外的强烈抗议与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等要求当局将7人无条件释放。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也纷纷发布声明，对七君子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和支持。但国民政府却置之不理，并于1937年4月3日向江苏省高等法院提起诉状。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江一平担任了沙千里的首席辩护律师，另两位律师是徐佐良、汪葆揖。
为了使七君子尽快获释，上海律师公会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律师辩护团，并由张志让律师会同胡适之起草了答辩书。1937年6月11日下午2时，江苏省高等法院正式开庭。检察官首先宣读起诉书，列举了七君子的所谓十大罪状。律师团递交的长达2万余字的答辩状，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状”逐条反驳。这次庭审历时3个多小时，在当事人和律师团义正词严的反驳中，宣告暂时休庭。本来预定第二天再次开庭，但律师团提出主审法官与推事有强加罪名之嫌，要求回避，被法院采纳，于是推迟到6月25日开庭。在第二次庭审中，辩论的焦点是七君子是否与西安事变有关。当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扣留于南京，律师团提出要张学良出庭作证。双方争执不下，法庭只得宣布再次休庭。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并宣布抗日。7月3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裁定七君子交保获释。1939年1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一检察院决定对七君子案件撤回起诉，使该案画上了句号。
1929年5月，江一平还为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作过一次无罪辩护。
黄慕兰是湖南浏阳人，生于1907年。1926年，19岁的黄慕兰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陈潭秋推荐，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员和机要交通员。1929年春，党中央动员机关干部去实际斗争中锻炼，黄慕兰被安排到日本人的内外棉十三厂当学徒。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地下党组织利用节日散发传单，宣传革命。黄慕兰到公共租界散发。当散发最后只剩下一张时，黄慕兰打算带回来学习，不料被巡捕发现，抓进巡捕房。5月3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才审理此案。在这个法庭上，有一种辩护律师轮流值班制度，免费为当事人出庭辩护。这一天的挂牌律师是江一平。庭审中，22岁的黄慕兰因为个头不高，所以谎称自己只有17岁，又是纱厂的一名学徒工。所以，江一平提出辩护意见，被告未满18岁法定年龄，又念其文盲无知，其罪不致罚，请法庭当庭训诫释放。法官听从江一平意见，训斥几句后当庭开释。
回来后，黄慕兰向上海区委领导汇报此事，领导认为是黄慕兰本人沉着应对，又有名律师江一平为其义务辩护，才有惊无险。为便于开展工作，江苏省委把她调到了浦东。1930年春，黄慕兰调往南方局工作，1931年回到上海，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关向应等同志。到上海后，她通过律师陈志皋，成功把关向应营救出狱。1931年6月22日，她无意中听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潘汉年，使上海地下党的一些重要人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迅速转移，避免了更大损失。全国解放以后，她因“潘杨案”被捕入狱，直到1980年在邓颖超帮助下，才得以平反昭雪，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在律师生涯中，令江一平最为尴尬的是1948年底为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辩护。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于东京，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家贫辍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9年2月首次来到中国青岛。1919年7月返回。1923年任日本参谋本部驻上海武官，开始从事谍报工作。1932年2月26日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曾策动特务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制造一·二八事变，同年4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1936年3月升中将，任日本第二师团长。1938年6月，他奉命组建侵华日军第十一军，任十一军司令，参与了武昌会战、南昌会战等重大侵华战争。1940年3月授上将军衔。1941年7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因在侵华战争中战功赫赫，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被中共列为一号战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30日担任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1948年4月被押往上海候审，。1948年底，江一平被指定担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
在接受这一任务后，江一平的父亲及家人都表示反对，为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头号战犯辩护，这似乎有失人格国格，难免遭到世人的唾骂。但江一平并不这么认为。他向家人解释，作为律师，为谁辩护并不重要，关键是要以事实说话，律师决不会因为当事人是一名罪犯而避而远之，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在开庭那一天，江一平身穿律师服，坐在辩护席上，发表了他的辩护词。他说，冈村宁次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已无须多说，有证有据，但在他侵华期间，也确实做过几件好事，如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为供给当地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的屯货居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49年1月1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法庭作出“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判决，宣告冈村宁次无罪释放。随即，汤恩伯安排一艘“威克斯”号轮船，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冈村宁次之所以有如此结局，据说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大本营曾给他一份密电，要他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但他却没有听从，而是向何应钦建议保留50万日军，帮国民党守卫华北。这一建议被蒋介石否决，但他却因此而被蒋介石看重。这一无罪判决，很有可能是在蒋的直接授意下作出的。1961年6月，冈村宁次来到台湾，专门去拜访了当年为他辩护的江一平和审判长石美瑜，表示感谢。
1932年，江一平被复旦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担任了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董、上海律师公会常委。1936年被律师界推选为宪制国民大会代表。抗战爆发后，与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上海难民协会，募捐救济难民。上海沦陷后，他以公共租界华董的身份，保护政府在租界内的权益。1940年夏，汪伪政府多次逼使他出任伪司法部长，为避免日伪纠缠，取道香港来到重庆。1941年1月，远在重庆的江一平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他将弟弟江万平介绍到校，担任总务长。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1946年任国大代表，并在南京开设律师事务所。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取道香港，到台湾定居。
江一平到了台湾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联合108名“立法委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陈情书。这份陈情书的出台缘于台湾的50多位所，谓的“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胡宗南是1950年3月27日凌晨从四川西昌飞往台湾的，这也是最后逃离大陆的军政大员。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去接见他，面对如此冷落的局面，胡宗南只好携家眷到花莲居住。5月11日胡宗南突然得到一则消息，由“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向司法院提起弹劾，案，而且言辞激烈，气势也颇为吓人。
李梦彪是陕西旬阳人，乡试中举后入陕西高等学堂读书，后从军到新疆伊犁。1912年1月7日，与郝可权攻克伊犁军署，任军政司长。1916年加入护国军，任命为护国军第一游击队参谋长。后又任陕西省政府政务厅厅长、代理省长，河南省督办公署顾问，陕西省顾问等职。1947年12月被选为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9月由重庆到台湾。江一平的陈情书与李梦彪的弹劾书可说是针锋相对。弹劾书说胡宗南自1932年以来，权力日增，待遇优厚，却在西北连连败绩，失地丧师，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军之将。陈情书却认为，胡宗南对党国一片忠心，在失败时仍坚守岗位，忠勇奋战，虽最后战败，但其情可原，其心可嘉。这两份材料呈到蒋介石面前，经再三权衡，蒋介石决定还是放其过关。再说，一个跟随了自己20余年的战将，确实也南征北战，苦多于甜，如果把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也难免动摇人心。6个月后，“国防部军法处”根据蒋介石授意，对弹劾案作出判决，认为弹劾各项，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也作出申复免予论处。江一平的这次陈情，从客观上来说是根据实际情形，对胡宗南的功过是非作了申辩，从最后结果看，也符合蒋介石的心愿，使胡宗南免遭厄运。
1971年10月15日，江一平在台北病逝，享年73岁。
【参考文献】
1.宋路霞.上海名门闺秀.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2.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3.黄慕兰.黄慕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三 诗人虞岫云和鲁迅的恨怨
虞岫云是虞洽卿的孙女，大约出生在1911～1912年间。1930年1月25日，她的诗集《湖风》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叶灵风为这本诗集设计了封面。鲁迅在看到了这本诗集后，在他的一篇标题为“登龙术拾遗”的文章中，加以无情的嘲弄。鲁迅的话当然有震撼力，影响的人不但是当时，直至今天也照样有人将其捧为圭桌，以致在后来的各类文学史编写中，包括虞岫云在内的一大批女诗人，都被排斥于文学史视野之外。
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有一段话：“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鲁迅全集》在“女诗人”处加了一个注：“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1932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这个注在时间上显然是搞错了。
虞琰的《湖风》诗集初版本，系1929年12月25日付排后，于1930年1月25日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封面设计者叶灵凤是郭沫若旗下创造社的一员，他设计的封面，五光艳丽，引人眼球，令人折服。《湖风》的书封上是一个妙龄女郎，似乎在闭目沉思，她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背影后有绿色的西湖水在荡漾，这位女郎被阵阵湖风吹拂着。翻开书页，跳入眼帘的是作者的一首序诗：
疲倦的灵魂啊
如果尘世的炫熳
掩不住你的残骸
听！来听这少女的琴音
听！来听这芳洁的心籁
瞧那光艳的波幻
这样的小诗，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倪墨炎在评《湖风》这本诗集时曾说：“这样的诗篇能否用‘痛啊’、‘悲愁’等词来概括，这里且不说，但格调并不昂扬却是事实。”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有失偏颇。因“格调的昂扬”这词，已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作品的一个大框，什么都可往里面放，似成了定格的语言惯势，沿袭至今。试想，如果一首诗，一定要找出个所谓的闪光点，才能成为好诗的话，那么无论古代或现代，所谓好诗就所剩无几了。[1]
1930年2月6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有汤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虞琰的《湖风》—
介绍一位我们的女诗人”。虞琰是虞岫云的笔名，这本诗集是1929年下半年虞岫云因身体原因在西子湖畔休养时所作，共38首。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在面对西湖山水时，那种忧郁而又充满奇思幻想的眼神，头脑中闪过的是无奈和惆怅。对于虞岫云及其他一些女诗人的诗，余蔷薇在她的一篇论文中说：“前文论述的《过渡时代的女性》的作者虞岫云，著有诗集《湖风》，曾在各种期刊上发有大量诗作，如今已无人知晓，只是在鲁迅《登龙术拾遗》的注释中一晃而过。因为她是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这个身份，而被鲁迅嘲为‘女诗人’，被指责其内容充满‘痛啊’、‘悲愁’之词。学界权威的贬仰和嘲讽无疑使得女性诗人进入文学史变得更加困难重重。”[2]
虞琰在诗集《后面要说的几句话》中，透露了她的心声：“这本书开始写的时候，是在初春的西子湖边。西湖现在为一般人加以妄意雕琢、私心的侮辱，而至损害了她的天真，但她那不变的温和的湖风，吹动我枯涩的心波，我倾泻我的热泪，进出我的诗句。”
众多诗中，有一首《一只破船》，女诗人用灵敏纤细的感觉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阵狂暴的雷雨倾泻后
驶来一只刚经补就的破船
那里有新的船主与水手
四周只有盘旋上下的海鸥
哀叫着恐怖的将临
船上的旅客都昏沉地入了梦
他们想安乐便在这黑暗中
船主大意地陷入于酒色
为了那刚修好的船的稳固
水手们也都赌博作乐
风是阵阵的吹
云是片片的堆
谁会见着渺小的灯塔在远处！
一个还在爱国女校求学的学生，能期盼“渺小的灯塔在远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爱国女校教出了许多爱国的学生。1929年后，一个上海大亨的孙女，也与当年许多有志的青年一样，做着向往光明的梦。
这首诗曾在2011年被宁波演艺剧团谱上曲，用女中音演唱，委婉动人，感人至深。
作为上海权势显赫一时的虞洽卿的孙女，20世纪30年代的虞琰肯定生活富裕华贵。在优裕的环境下，她却写下了许多忧郁而又向往新生活的诗，并富有哲理，如《无名之花》《酒后》《墓前》《追寻》诸诗，都直抒了这个主题：
当烈士们的尸骸已腐化，四周是那样的死寂（《无名之花》）
我何尝醉了啊！心境更清明、痛苦却更深（《酒后》）
在墓前啊！想起艳丽的花朵总得凋谢/飘渺，飘渺，我只能伸出双手，把那冰冷的墓前轻敲！（《墓前》）追寻啊！奋斗，地执起明炬/奔向那幽暗的森林，回忆不可捉摸的前尘啊！失去了光明的苦闷！（《追寻》）[3]
其实，虞岫云并没有因为鲁迅的嘲讽而停止创作。她是一个有独立见解并有丰富想象力的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虞岫云的诗歌在很多报刊杂志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如1931年由陈穆如主编的《当代文艺》第一卷上，就有她的诗作《过渡时代的牺牲》，在第六卷上也有新作。这本杂志1901年由黄宾虹等创办，邓秋枚任主编，为神州国光社所属，是出版书画、字帖、金石、印谱为主的一家出版社。后因严重亏损，1928年由陈铭枢出资盘下，经理黄居素，总编王礼锡。从此一改原来格局，出刊了《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学术界》等多种社科类刊物，在当时曾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后如由曾今可任主编的《新时代》，属于时代书局，在1931年8月2日的创刊号上，就有虞岫云的诗八首。
曾今可是江西泰和县人，生于1901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他的父亲是商人（也有人说是开钱庄的）。曾今可于1928年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在创刊当天的《申报》上，曾今可做了一则广告：“新时代月刊，为曾今可主编，创刊号于今日出版。钱君陶作书面，有华林、卢剑波、袁牧之、李则刚、曾今可、崔万秋、虞岫云等人作品，计十余万字，三百多页。”也许是曾今可太过张扬，或许是太想标新立异，先后提出了“解放词”和“解放序”两项改革，遭到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文人的痛批，由此引发了一场鲁迅与曾今可的争论。其结局当然是可想而知，以曾今可登报声明脱离文学为终结。
虞岫云一共发表过多少诗作，因资料缺乏而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一些零星的报道看，她当时也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虞岫云毕业于上海爱国女校，这座学校于1902年由蔡元培创办，位于凤阳路。毕业以后，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她在上海滩以诗会友，与徐志摩、洪景深等相交甚厚。
1931年，上海出现了一本很特殊的刊物《絜茜》。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而《絮茜》就是其机关文学刊物。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成立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多次派邓演达与中共负责人联系，但没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响应。诚如周恩来在后来说，这让国共合作失去了一次机会。这本杂志由张资平和丁嘉树任主编，张资平还专门向虞岫云约过稿。所以在第一期上，就有虞岫云的一首《南海沙》。
这种名为“呐喊体”的诗，其中的一节是这样的：
啊，
当我初次遇到你，
我便深深地把你记忆，
昨天大地加上了白雪的披肩，
我冒着寒风又来到你的面前，
你可爱的脸已被推得黢黑，
清幽的香味也被蹂躏无遗。
这一期的出刊时间是1931年12月21日，是虞岫云在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尝试。按照出刊者的初衷，在《絮茜》上发表的作品，应当符合通俗易懂、爽直畅快、言之有物、用笔精练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呐喊体”。虞岫云的这首诗，应该是大致符合了上述四点要求。当时的这本杂志，曾被称作是“第三党”的杂志。所谓“第三党”，也就是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另一党。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钱理群等人曾把这本杂志定性为“反动刊物”。我们不知道钱理群是否真的看过这本杂志，从里面的内容而论，绝大多数是呼吁强国抗日和揭露日本的罪行，这样的内容被定为“反动”当失之偏颇。如果是因为“第三党”主办而是冠以“反动”的帽子，这也难免有点儿古怪滑稽，因为“第三党”的实质是反对国民党右派。这本杂志一共只出刊两期，第二期由丁嘉树主编，内容大多是情诗。[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虞岫云是会员之一。1931年11月1日，《新时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则笔会近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为抗议日本侵华，发表宣言，在邓脱摩饭店举行笔会，邵美等19人参加，虞岫云名列其中。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又刊出消息，为纪念徐志摩，将出版特刊，其中有蔡元培、叶恭绰、杨杏佛、胡适之、章士钊、刘海粟、虞岫云等20人的诗文。虞岫云《悼志摩诗人》一诗。全文如下：
原野布满了狂风狂风吹起了灰尘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关外布满了马蹄马蹄踏断了草茎这时应当有千百万首诗我们在需要这一个诗人今天，如果我们用这首诗来纪念女诗人也不会过分，因为我们的诗坛仍然需要这样的女诗人。[5]
《玲珑》杂志于1931年3月18日创刊于上海，每周三出版，因为是64开的小本，故名“玲珑”。虞岫云在第六期杂志上也发表过诗作，并配有一幅照片于封二。这首诗标题是“不灭的青春底希望”。全诗如下：
月儿微笑的照着春姊，
放出灿烂之光。
灰色的世界，
顿时现出了花开的芬芳。
热情，光明，幸福，
满涨在我们的身傍。
人们啊！
切莫因了你们的青春而悲伤。
这首只有八句的自由体小诗，通篇充满了活力和希望。针对当时社会现状和青年人心中的迷惘，诗人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奔放，把心灵的寄托和对幸福自由的向往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虞岫云的《湖风》到1933年已再版三次，很是畅销。当时这本诗集的价格是每册三角。这一年的《微言》周刊曾发过一则消息，说虞岫云的第二本诗集即将出版，并已将书稿交与马来亚书店。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曾今可为虞岫云出版第二本诗集作准备时，他却与原来的朋友崔万秋闹翻，使这本诗集的出版计划夭折。[6]
崔万秋是山东莘县人，因与江青的老家诸城同属山东聊城市，所以也算是同乡。他曾在日本生活了10年，是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回国后先在报社工作，并应邀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讲学，后来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1971年退休后到美国隐居，1982年在美国去世。198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遗作《江青前传》。
虞岫云在大夏大学毕业后，第一位丈夫是位律师，但结婚后没多久便告离婚。第二位丈夫陈宪谟，后来是中央大学教授。
1921年冬，由应云卫、谷剑尘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戏剧协社。成员有陈宪谟、孟君谋、钱剑秋、王毓清、王毓静等，后来汪优游、欧阳予倩、洪深等也加入该社。戏剧协社的前身是中华职业学校附属学生剧团和少年化装宣讲团，创建剧社的主张是提倡艺术创新。为实现表演艺术的完美，曾大力提倡话剧男女合演。1923年，洪深排了话剧《终身大事》，由钱剑秋、王毓清等男女合演。另一出是《泼妇》，由应云卫、谷剑尘、陈宪谟等男扮女角演出。这两出戏反应迥然不同，前者大受欢迎，后者遭受到嘲笑。后来移植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在中央大戏剧演出时，主演有虞岫云、陈宪谟、黄一美、沈憧、顾秀中等，大获成功。所以，虞岫云与陈宪谟在剧社时，就已相识。
1934年秋，当时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赵景深在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虞岫云作为伴娘出席。在这次婚宴上，她见到了鲁迅。但是据贺玉波在后来的回忆时说，鲁迅一人独自坐在一边，不声不响，一脸庄严和冷酷，既没有人找他说话，他也没有去找人聊天，一直等到开宴时，一声不响地落座。出席的文艺界人士还有沈从文、叶圣陶、徐霞村、周予同等。虞岫云对于这位曾经冷嘲热讽她的文坛前辈，到底有何感想，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
对于家乡龙山的记忆，虞岫云也有一首诗，题目是“别故乡”，收入《湖风》诗集中，全诗如下：
阔大无边的海面，
映着鱼鳞般的波浪闪耀，
遥望故乡啊！渺小！
在那里，有庄严的龙山，
有美丽的小河；
当每一个的黄昏天晓，
我曾独坐在那泰平桥，
河面上的野菱随着那船儿动荡，
两岸的芦荻随着秋风颤摇。
如今啊！是别了！
虽这里的太阳依旧升沉，
月儿依旧的辉照，
奈行一步一步远！
故乡啊！
鱼鳞般的波浪啊！
渺渺！
龙山的美丽秋景，在诗人的笔下是那么的淡恬清朗，大海、小山、秋波、芦荻、河面上漂浮的野菱和那座并不大的石桥，构成了一幅清雅无染的画面，诗人的细腻情感在这里尽情地发挥了出来。这就是印在她心目中的故乡，以及远离故乡后的那种复杂心情，跃然纸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位曾经活跃于诗坛的女诗人，突然离开人们的视线，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的新作问世。
【参考文献】
[1][3][5]张建智.虞琰的《湖风》.博览群书，2009（10）.
[2]余蔷薇.193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及其文学史命运.文学评论，2012（4）：164.
[4]以《絮茜》杂志的“呐喊诗”为核心的学术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3）.
[6]huangyun博文.诗人虞岫云.[2008-12-30].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629724&PostID＝16148999.
四 虞顺慰重振三北公司
虞洽卿共有三子三女，三子是顺恩、顺懋、顺慰，三女是秀征、贵征、云征。秀征就是前文说到的虞涵澹。因顺恩和顺懋过世较早，本文重点介绍的是三子顺慰的活动片段。
1943年底，民生航运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因航运公司在抗战时期轮船经常遭到敌机轰炸的现实，提出成立一家航运业的保险公司。这一建议得到虞洽卿的积极响应。这一保险公司取名为中华航运意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卢作孚占34％。1944年4月20日保险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地址在重庆市曹家港12号2楼，不久迁到白象，街24号。公司的董事长卢作孚，总经理邓华益，协理童少生，经理骆远泉。董事会由七家单位组成，民生公司指派协理魏文翰，经理童少生；合众公司协理骆远泉，副总钟孟甫；上海轮船公会钟贤道、王绍尧；轮船招商局副总沈执中；三北公司副总虞顺慰；华强公司总经理黄瑾莹；渡轮公司总经理张澍霖。这家保险公司的存续时间并不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轮船公司纷纷返回原地，保险公司也随之解散。据说存续期间，盈利颇丰，第一年的保费收入2000万元，赔付350万元。
虞顺慰回到上海以后，三北公司的轮船因沉江和被日军炸沉，已所剩无几。当时打理三北公司的主要是虞顺懋和虞顺慰，但兄弟之间素有龃龉，这也多少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据徐铸成回忆，1947年内战爆发前，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在上海不断遇到危险，纷纷移居香港，李济深就是于1947年2月乘坐三北公司的轮船秘密赴港的。同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对时局意见》一文，痛斥蒋介石执行错误路线并提出七点政治主张。蒋介石大为光火，再次开除李济深党籍，并下令通缉，这是李济深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也就在这一时期，虞顺慰也借用了宁绍公司的一艘轮船，将章伯钧秘密送到了香港。章伯钧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交通部部长。
1948年1月，李济深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主席。1948年11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李济深，邀请他回国共商大计。12月，李济深到东北解放区，后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就在全国解放前夕，三北公司的经营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困境，虞顺懋专程赴京，拜访李济深，希望三北公司能并入国营公司，并在估价时给予照顾。李济深当时就表示同意，但实际到1953年才实行。同时据虞顺懋之子虞积涛回忆，在1956年时，虞顺懋曾到北京开会遇到李济深，提出在抗战之前，虞洽卿曾帮助过共产党，在抗战前夕，又有大量轮船被沉江，1945虞洽卿去世时，中共方面也曾派人前去吊唁，希望把虞洽卿的身份定为民族资产阶级。李济深表示同意，并给中央的一位领导写了信。大概三个月之后，虞氏家人收到李济深的复信，明确虞洽卿为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1953年的公私合营时，三北公司的资产不是没收而是合营，也就是按民族资产阶级的待遇处理的。[1]
1948年夏季，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控制物价。因为战争，上海很多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区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8月初，蒋经国到上海后，首先宴请了杜月笙、王晓籁等工商界的巨头，与他们谈压抑物价之事，并要求他们做出榜样，把物价控制在八一三时的水平。接着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行动。第一个查处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罪名是“泄露机密”，被判刑入狱。接着又查处扬子公司，查封了该公司的仓库。为达到目的，蒋经国还组织了600余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专门上街巡逻，发现有不肯限价的，可当场
处理。其中有一家鞋帽公司，的老板，因为标价超过限定水平，被罚款1000元。老板请人向蒋经国说情，结果被处罚了2000元。还有一个叫王春哲的商人，因哄抬价格而被枪毙。8月29日，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压制物价造声势，同时也表明政府治理物价的决心。经过这些服务队的巡防，发现有的商家明从暗逆，蒋经国下令逮捕64人，这其中就有虞顺慰。当时虞顺慰虽是三北公司的副总，但公司的一堆事务均由其二哥虞顺懋料理，于是他开了一家三慰贸易公司，自任总经理，不料被蒋经国查获而被抓。
上海警察局行政科长阮光铭，因与虞顺慰相交多年，偷偷把他放走。蒋经国得知后，因虞顺慰是虞洽卿之子，没有深究，把阮光铭撤职了事。不过，这场所谓的“打老虎”运动，不久就遇到了阻力。有天晚上，服务队正在街上巡逻，突然过来一辆小汽车，车上下来一人，对服务队说，你们敢这样查下去，告诉蒋经国，小心他的脑袋。服务队马上向蒋经国汇报，并提出将此人干掉。但蒋经国却十分无奈，因为来者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在上海开有几十家大公司，而且事先他已去宋美龄处告过状，说蒋经国在上海乱搞，马路上连一个烧饼都买不到了，再这样下去，上海将成为一座空城。不久，宋美龄亲赴上海，在机场与孔令侃有过密谈。到了10月30日这一天，蒋经国在报上发了一个声明，黯然离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老虎”运动就此夭折。[2]
1955年，政协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产生，虞顺慰于1957年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三北公司和鸿安公司自1948年至1951年的3年间，是最为困难的时期。1947年底，三北公司分成两组，甲组以三北公司的名义经营，由虞顺懋负责管理，乙组由虞顺慰及顺恩的子女组成，并陆续又购入了伟东轮、伟南轮和伟仪轮。到1949年5月，伟东、伟南两轮驶到香港后出售，伟仪轮卖给了解放军作海上运输之用。龙安轮被国民党掳去定海，后在定海解放前夕被炸沉，到公私合营清产时，三北公司只剩下货轮2艘、拖驳2艘、驳轮1艘，5艘共计1238吨，折合72.4436亿元（旧币，下同），负债51.6431亿元，净资产为20.8亿元。
鸿安公司也同样，于1947年分成甲乙两组，甲组由虞顺慰以鸿安公司名义经营，乙组由虞顺懋与虞涵澹经营，先后又购入东山轮、南山轮2艘。1949年时，明兴轮和东山轮被国民党军队炸沉，到公私合营时，只有货轮3艘，计2399吨。合营清产时，折合115.4131亿元，负债91.3445亿元，净资产为24.0686亿元。另外还有一家宁兴公司，虽然也登记在案，但因该公司本来就没有轮船，所有船只均由三北公司经营管理，故在清产核算时未予处理。
抗战结束以后，为尽快恢复运力，三北、鸿安两公司曾组织打捞长江沉船。打捞工程花费巨大，虽打捞出几艘，但因无钱修理，仍是废船。一面是借债打捞，旧债尚未还清；一面又要对老轮船检修，资金周转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故三北、鸿安公司拖欠职工工资达数月之久。据统计，三北公司到解放前夕运力损失76.6％鸿安公司运力损失83％虞洽卿一手创办的航运业巨头，到此时已风光不，再。1953年7月，34家航，运公司集体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上海市政府派谢邦治、李宁、赵履清负责，并向东北抽调干部百余人，筹建公私合营长江航运公司筹备委员会。8月14日召开了资方企业代表会议，有15家轮船业、19家拖驳业共34家轮船公司，的代表参加，推举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蒉延芳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到1954年8月，清产核资工作完成，9月1日将公司定名为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经理谢邦治，副经理赵履清、王更三、徐挹和。董事长先后由蒉延芳、张荪礼、虞顺慰担任。[3]
安稳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又一次大动乱。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并很快蔓延至全国。同年9月11日，由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兵团到达上海，一路上，既有摩托车开道，又是散发传单，平静的上海一下子就陷入了混乱之中。13日红卫兵召开劳模座谈会，然后分为16个纵队，分散到各区活动。14日，，130余名南下红卫兵到卢湾区，指定3家为重点对象。一是虞顺慰，二是一名80多岁的老人，三是一陈姓人家。这个80多岁的老人被称为“洋奴”，红卫兵到后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绑在浴室内，用皮鞭抽打，查抄物资运了好几卡车，全部运到红卫兵驻地当时的上海体育馆（今上海大剧院位置）。陈某一家大小五口，全部被剃了光头，红卫兵用皮鞭、长柄伞、火钳、拐杖等将这些人一顿乱打，说他们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虞顺慰和夫人赵亦贞也被剃了光头罚跪，红卫兵问他女儿，是否站稳了立场。她说，站稳了。红卫兵递过鞭子，要她抽打父母，她不从，也被剃了光头。[4]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8年10月，虞顺慰写信给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农工民主党主委周谷城，要求对“文革”中把他定为“反动资本家”的问题进行复查，同时提到三北公司在抗战时期，曾有4艘轮船悬挂挪威国旗，1943年被该国征用沉没。按照保险法有关规定，这4艘轮船可以获得兵险赔偿。“文革”之前，虞顺慰曾接到挪威保险公司的理赔通知，因当时已经公私合营，所以虞顺慰曾向上海长江航运管理局提出此事。长江航运管理局认为，应当写一份委托书，由该局代领，但因赔偿必须由本人到场，不能代领，此事未能成功。正当虞顺慰为赔偿事奔波时，“文革”开始，人身安全尚无保障，遑论去国外理赔，故一直搁置。根据海外法律规定，若在通知后15年内未来领取，债权便宣告失效。从1965年首获通知之日算起，到1980年便视作弃权，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虞顺慰还在信中表示，这笔外汇贡献国家，以助百废待兴之需。
接信后，周谷城十分重视，批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秘书长倪伟思抓紧办理。经过上海市政协与有关方面联系催办，1979年春终于落实。在廖承志的亲自过问下，批准虞顺慰去香港定居。临行之前，上海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和周谷城、李振麟等为虞顺慰设宴饯行。到香港后，虞顺慰委托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去挪威联系，最后终获成功。之后，夫人赵亦贞也要求落实住房，后经农工民主党联系，部分落实，安排在上海南昌路278弄9号3楼。得到挪威保险公司的这笔余额可观的赔偿金后，虞顺慰为恢复航运业，在香港注册了一家三北轮船公司。[5]
1986年春，《团结报》于3月26日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上海发还虞洽卿的花园”，全文如下：“著名企业家虞洽卿先生生前在上海华山路置有精致的花园一座，曾经被邻近的华山医院借用多年。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该花园发还原主。虞洽卿的幼子虞顺慰原在上海任长江航运局董事长，1979年去香港，现任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经常风尘仆仆于香港上海之间。他准备将华山路花园改成多层大楼，为上海城市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这座花园位于华山路555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主人是周纯卿。这位上海有名的地产大亨也是宁波人，其兄周湘云，就是上海拥有第一辆汽车牌照的大商人。周纯卿兄弟两人在父亲周莲塘打下的基础上再次创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周纯卿生于1880年，有二子四女，其中小女儿患有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无法治愈，为了给女儿有个静心休养之处，购地23亩，修建了一座花园，取名“纯园”。可是这座花园虽好，却未能留住周家小姐的性命。1944年，女儿撒手人寰，父亲睹物伤情，于1945年将这座花园出售给虞顺慰。从此，周家花园易名为虞家花园，虞顺慰将此园改名“蕊园”。
上海解放后，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颜庆福多方奔走，希望将华山花园划给华山医院使用。因华山医院与花园相邻，是住院病人在园中散步、休息的理想场所。为此，他多次找到虞顺慰，表示要租用花园。经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同意以每月950元的租金价格，将花园及所有建筑租与华山医院，其中院内的房子、大厅可用于学术会议场所，其他房子可用于办公。几年之后，华山医院方面又与虞顺慰商量，准备买下整座花园。当时的卫生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认为购买花园是浪费国家资金，不予同意。“文革”开始后，这座花园及其建筑物全部被无偿占用。“文革”结束后，按政策规定，将花园还原主人，这就是《团结报》所载的那则消息。不久，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华山花园取得了合法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产权明晰后，华山医院重新启动谈判，在经过了长达20年的谈判后，终于有了结论，华山医院以950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这座花园及其全部建筑物。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华山花园有了最后的归宿。
2005年9月，《宁波晚报》上有一篇报道，宁波孝闻街双池巷内有一宅园，名叫“载庐”，因此两字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所书，故在复旦100周年校庆时，由几位复旦毕业的学子共同发起，将这块门楣石捐赠母校，这也是算是“载庐”石归其所。并说这一石楣的发现者是宁波四中的退休老师张良鸿。大约在两年之前，张良鸿经过这里，发现这幢大宅的前门已经倾圮，有一块石头散落一边，当发现是有字之石后，就请人将此石运藏。因为是马相伯的手迹，后又将此石藏于天一阁。到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才将此石捐给复旦大学。这既是对马相伯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复旦历史的回溯，校方欣然接受。
此石长105厘米，宽57厘米，厚11厘米，一边是题写该石的时间，“国货年元旦”，落款是“九四叟相伯”。马相伯是江苏丹徒人，出生于1840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先后于1903年和1905年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1913年以后曾代理过北大校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被人们尊为“爱国老人”。1911年，孙中山曾聘其为南京市第一任市长，此时马相伯已是70岁高龄。为兴办教育，他捐出了家中的全部地产3000亩，蔡元培、邵力子、于右任、张鼎丞、徐朗西等都是他的学生。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进逼南京，他在李宗仁、冯玉祥等的劝说下，于1938年初经越南入滇，不料途中染疾，留居越南凉山。1939年4月6日全国各地的相关团体在国内为他举行了百岁庆典，遥祝他健康长寿。中共，中央也特致贺电，称他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还把各方赠送寿仪悉数捐献，用于慰犒前线受伤士兵，其爱国之心，天人共鉴。10月20日他闻知湘北大捷，备感兴奋，以致夜不能寐，加剧病势，竟于11月4日溘然，长逝。1952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凉山，迎回灵柩，安葬于新圣区息焉公墓（今长宁区内）。“文革”时，墓被毁。1984年4月6日，迁墓于宋庆龄陵园。
“国货年”是民国时期为推动国货而倡导的一项活动，时间从1933年到1935年。这一活动的倡导者是上海地方协会，这是继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虞洽卿等人提出“抵制日货、倡导国货”之后又一次倡导国货运动。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民众在崇洋心理驱使下，大量购买洋产品，使本土化产品在市场缺乏竞争力，再加上洋货价廉物美，又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对中国商人的利益造成了极大冲击。在上海地方协会的号召下，把1933年定为国货年。其原来的设想是通过上层社会的消费引导，将“提倡国货”由口号变成实际行动。但推行一年，效果不佳，于是把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车，1935年定为儿童国货年，这就是国货年的来历。马相伯的落款“国货年元旦”。应该是1933年。这一年马相伯虚龄94岁，与“九四叟相伯”的题款相一致。问题在于，是否由此可以推定该幢豪宅就建于1933年呢？根据宁波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载庐”的建造年代在民国初期，大概与虞洽卿的龙山天叙堂为同一时期，即1912年至1917年之间，也就是说“载庐”这一方石匾，很有可能是后来装上的。这幢房子为前后两进，西式的砖混结构，第一进已经倾圮，第二进则保存尚好。其内部分为居室和舞厅，这很有可能是虞洽卿为招待客人而专门设计的。因为在龙山的旧宅内，也单独建有一座小洋楼，其功能与载庐大体相仿，可见虞洽卿当年的交友之广和经济实力之强。
也有人认为，载庐的原主人是周厚斋。周为奉化人，曾经是蒋介石的同学，还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局长。从现有资料看，这很有可能是后来虞洽卿卖给周厚斋的，真正的原主人应该是虞洽卿。至于虞洽卿为什么要把此宅卖给周厚斋，卖宅时间具体是在何时，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金普森.虞洽卿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1955：223.
[2]方庆延.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中华文史资料库，1966.
[3]上海长江航运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长江航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金大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只要没打死就是文斗.世纪，2009（1）.
[5]张兆伟.“文革”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初期的两件事.上海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5辑·上海农工党专辑，2009-06-29.
[6]李文国.虞洽卿别业——载庐.浙江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网络平台，2009-04-16.
虞洽卿的突然去世，令重庆的各界人士感到极为震撼，也让三北公司和整个家族都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当运载虞洽卿灵柩的专轮缓缓驶离重庆码头时，不但预示着他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庞大商业帝国开始走上下坡路，也使家族成员中原有的矛盾因他的去世而从隐蔽走向公开化。这种现象其实是中国式家族企业由盛转衰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虞洽卿去世距今已近70年，对于三北公司及其家属成员的情况，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专门设了一篇。这其中所涉及的人员并不多，与其庞大的群体相比，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但可以明确地说，这四个家庭成员，既有独立个性，又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较高的知名度，是家属中的代表性人物。
一 风靡沪上的名媛虞涵澹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崛起了一大批女画家、女诗人，她们是海派艺术的一支重要力量，虞洽卿的女儿虞涵澹就是其中的一位。
关于虞涵澹的出生年月，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大约在1900年前后。她自中学毕业以后，痴迷上了绘画艺术，对于各种美术展览，几乎是每场必到。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悟性，开始从事美术创作。当时的上海十分流行拜师，如陈佩秋师从黄宾虹、潘天寿；顾丽君、姚虞琴、陈法如、吴曼山师从江寒汀；而虞涵澹、杨振贤、王蔼多、汪佩云、侯佩琛、谢燕、潘筠等则师从汪声远。她们拜师往往还不止拜一人，目的是博众家之长，再化为自己的面貌。待到自成一体后，有的女画家还开设了自己的画室，一面创作，一面收徒弟。如黄宾虹的学生吴青霞，开有“篆香阁”教徒授业。顾青瑶开有“绿梅诗屋”授徒达35人。更有冯文凤与杨雪玖姐，妹创办了女子美术学校，专门招收，喜爱美术的女生。也有不少女画家去广州、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她们的作品大多细腻、委婉、清淡、哀怨，这是旧上海情感世界的真实写照。
虞涵澹的老师汪声远，字铎，安徽歙县岑山渡人，1886年生，191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曾担任上海美专的国画系主任、教授。他的教育方法，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善于吸取各派之长，结合自己的特点，发挥出自身最大的优势，是当时在上海最有名望的美术教师之一。他的最高荣誉是教席教授。这一职称的特点是当某一学校得到一大笔捐助后，专门聘请人品好、专业水平高的人来学校授课，这样的老师，叫做教席教授。汪声远学业精湛，不图名利，不交权贵，先后被新华艺专、无锡艺专、南京艺专等校聘为教席。为使学生能受到中国绘画史的系统教育，他编著了《历朝名人画法津梁》，共八大册。汪声远与黄宾虹相交最厚，多有书信往来。虞涵澹选择了这样一位老师，可见她对绘画艺术追求之切。
不过，虞涵澹毕竟是虞洽卿的女儿，从小就养尊处优，娇生惯养，这大小姐的脾气时不时就会流露出来，即便是在艺术领域，也不例外。同为宁波籍巨商的小港李家，也有一位大小姐李秋君，前面已经提到过，她是张大千的红颜知己。张大千有个兄长，名叫张善孖，在中国美术界有画虎第一人之称。1915年开始，他为了画虎，先后在家里豢养过两只老虎，每天细心观察，据他自己说：“虎性贪，利得肉，予每以肥豚大方饲之，待其饱，然后弛其铁绳，纵之大壑，须臾风生，若怒若醉，长啸奔舞，山谷异势。”为了绘画而专门掌握了驯虎技术，将凶猛的老虎当成了自己的模特，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恐怕也仅此一人。张善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蜀军第二师第二旅少将旅长，1924年到北京，历任总统府咨议、财政部佥事、国务院咨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等职，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愤然辞职，后来到上海，与八弟张大千一起在上海以售画为生。对于兄长的艺术，张大千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但在画虎上有独特意境，就是山水人物，也无不精到。张善孖的画，曾是上海画界同行、政界名人、商界大亨、藏界高手、女界名媛追逐的目标。李秋君的画在张大千的指点下，在上海滩也是小有名气，她在极力推崇张善孖和张大千的同时，自己也渐渐成为了画界的耀眼女星。同样对张善孖和张大千怀有崇敬之心的虞涵澹，对于李秋君却不买账。在上海画坛，对于一幅画的评价，一般都由那些大藏家或大画家来定论，女画家们基本不参与，但虞涵澹是个例外。她既看不惯那些评画人对于女性画作的指手画脚，尤其是对于女性画面中那种细腻情感的流露，更对因人而评的不良习气异常厌恶。1925年秋，经过一番精心筹备，她借上海市政大厅，为张善孖专门举办了一次酒会。
原上海市政大厅位于杨浦区清源环路650号（今上海体育学院内），借用这个地方办酒会，一来可以显示其诚心，二来也有档次。受邀请的大多是一些与她平时交往较多的女画家和她所敬仰的那些男画家。酒会上除了觥筹交错外，还专门展示了张善孖的画虎作品。这让很多女画家不但欣赏了画作，也有了与张善孖直接交流的机会。与别人办酒会不同的是，虞涵澹并没有向他提出作画的要求。因为有很多阔老藏家为得到某一画家的真迹，常常借举办酒会之际，索要画作。润格当然是有的，但这样的画一般都是应酬之作，临场仓促而成，很难发挥出真正的水平。虞涵澹完全没有这种要求，她专门宴请张善孖纯粹是慕名而已。通过这次活动，再加上大力宣传，张善孖的名声大振。据说虞涵澹邀请了张大千也来出席，并没有请李秋君，这也可以看出两人暗地较劲、互不买账的心理暗战。
我们曾在各拍卖公司留意过虞涵澹的作品，但一直没有发现。2013年3月10日在一家网上拍卖中，终于看到了一幅。这幅作品是祝寿之用，画的是寿桃，图，右下方落款是：“培孙前辈世伯大人花甲大庆，箴非女史虞涵澹恭绘拜。”下面有一方“箴非”的印章。由此可见，“箴非女史”可能就是她的笔名。画的下方正中，是虞洽卿的题词“眉寿无疆”，落款是“培孙老兄花甲之寿，虞和德拜祝。”留印“洽卿”。由此可见，这幅画虽然没有注明创作时间，据推算当作于1920年至1925年之间。画中的寿桃硕大、丰满，运笔豪放，丝毫看不出它出自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之手。这幅画最近一次成交是在2013年3月13日，成交价3650元。
虞涵澹在上海引起最大轰动的是1929年的一次名媛竞赛。这次名媛竞赛又名女子美丽比赛，其缘起是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发起筹建一家麻风病医院。承办者是上海新世界游乐场。这次活动前后历时50天，是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选美比赛。
新世界游乐场初建于1914年，于1915年12月开业，黄楚九曾是这家游乐场的股东之一。因为是上海第一家向西方学习的游乐场，所以一开张生意就很火爆。这家游乐场位于南京路西藏路交叉口，是上海最为繁华的地段。1958年新世界游乐场改为上海新世界百货商场。
1929年8月11日，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了一则启事，准备发起一场女子美丽比赛活动。8月15日对于这一活动的报道篇幅明显增加，对于参加对象、奖品、门票销售等均有，了明确规定。8月16日，《名媛竞赛大会选举简章》在各报刊登。该简章共十一条，全文如下：
一、凡闺阁中已嫁与未嫁者均有加入候选之资格。
二、闺秀候选者可将姓名填入题名券上。此次题名券可从本埠各报所刊本会广告上裁下或向静安寺路、西藏路口新世界北部本会办事处选举主任室索取。
三、题名券填就后可由邮局或送至本会选举主任，或投入本会门首票箱内。
四、报名截止期为九月七日，所有闺秀姓名于每星期三、六发表于中西各报。凡报名之中华闺秀姓名务须以中英文并书之。
五、如在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票得以提名者，可得一千优先票权。
六、入场券附有选票，可将提名之闺秀姓名并其夙著声誉者填入，选为名媛。
七、此项附有选票之入场券每张售小洋四角，可向上述办事处预购或本埠各分销处购取。
八、凡经填就之选票，均应投入本会大门口投票箱内。
九、每星期三、六将投票结果公布于中西各报。
十、九月三十日为竞选闭幕期，最后结果揭晓于后日中西各报。
十一、闺秀以得票最多者当选为名媛，由本会赠与游美往返旅费或汽车一辆。
从上述简章中可以看到，这次选美活动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必须是大家闺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是可望而不可即。门票则从原来的小洋三角提至四角。对于票权，按规则是每一张选票为十权，以此类推，第五条中的“可得一千优先票权”，就是八月二十四前得到提名者，除每票仍以十票权计算外，另外再由选举委员会给提名者增加一千票权。这一措施的作用是动员报名者去发动亲朋好友共同参加，这也算是一种为自己拉票的措施，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前来参与。回报当然也是丰厚的，一张往返美国的头等舱船票或者是一辆汽车，这一奖赏算是相当不错了。据有关人士回忆，新世界娱乐场只是出了个面，这期间的登报广告费、名媛的奖励都是从每票一角的提取中开支。以每天销售一万张票计算，50天可纯得5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可筹得麻风病医院的建设投资3.5万元以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然，无论是从选美本身还是从公益的角度看，这次名媛竞赛的社会意义都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选美活动，古已有之，历代帝王大多热衷于此，其目的无非是为宫廷服务，虽然有极少数的女性可以凭借这一途径达到目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因此而葬送青春，有的甚至受到非人的折磨而惨死。而这次名媛竞赛，全然没有以前那种强迫性和残酷性，同时还可以让长期受到压制的女性有了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这也对女性的解放和海派文化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次，这次活动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公益，选美只是其中一个内容而已，所以当时的购票者十分踊跃，即便是没有填写选票，他们也乐意去付出这四角。
报名情况也令人十分乐观。8月21日公布的名媛报名人数为48人，8月24日即上升至145人，8月26日各报登出一条启事，凡报名参加竞赛的名媛均须到南京路103号乔治佩照相馆拍摄照片，凭报名表回单全部免费。到了8月28日报名人数增至267人，9月4日又将近翻了一番，为518人。到9月7日，截止期时，报名总数为535人。9月8日是报名截止后第一天，报上又增加了150人，原因是到9月7日时，因为版面不够而放在了第二天。个中原因是工作上的失误还是另有隐情，现在已无人知晓。到最后参加竞赛的总人数为650人。而9月7日的535人加上9月8日的150名，本来应该是685名，为什么最后公布的人数只有650名，现在也只能是存疑而无从解释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名媛竞赛虽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海选。类似这样的办法，今天还在继续使用。
虞涵澹的名字，最早出现在8月21日的48人中，这是她在上海滩追求轰动效应的一个真实记录。从陆续发布的名媛得票权情况看，早几次的公布对她来说并不是很理想。9月11日第一次公布得票数，排在第一的是黄佩贞，得14500权。第二名是一位姓尹的女士，得7410权。虞涵澹排在第五位，得6000权。这位黄佩贞据说是上海的一位舞女，其家庭背景情况不详，她与戴笠是相好，交际的手段和范围肯定也是别具特色，所以在第一轮公布时排在首位。到了9月14日第二轮公布时，排在第一的是陈永基夫人，得18050权。黄佩贞排第二，得16700权，并将原来的“小姐”改称为“女士”。尹女士排第三，得12270权。虞涵澹排第六，得6730权。9月18日第三次公布，排在第一的变成了郭安慈，得18910权。郭安慈是永安公司老板郭标的女儿，1928年毕业于中西女中。陈永基夫人排第三，得18050权。虞涵澹一下子上升到第四位，得12360权。尹女士第五，得12270权。从这三轮得票情况看，虞涵澹很可能在发现自己得票不理想后，采取了某些必要的拉票手段。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允许的。
9月21日第四轮公布得票情况时，虞涵澹又上升到第二位，得票26860权。第一位的是陈永基夫人，得28090权。郭安慈排第三，得26840权，比虞涵澹仅少20权。黄佩贞第四，得19580权。尹女士第五，得13230权。9月25日报上又一次公布了名媛的得票情况，郭安慈排名第一，得50190权。虞涵，澹第二，得49490权。陈永基夫人第三，得30170权。尹女士第四，得23900权。奇怪的是，原来定于9月30日结束，应当还有最后一期的得票公布，但各家报刊都没有9月30日的报道，只有上海的一家妇女刊物《女铎》作了报道，说名媛竞赛结果，郭安慈女士第一，虞涵澹女士第二。这一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再加上《申报》等缺乏后续报道，让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其中必有猫腻。后经一位叫李时敏的新世界职员透露，原来尹女士看到自己冠军无望后，将自己手中的8900张选票全部填上了郭安慈的名字，才让郭安慈以微弱优势反败为胜。这一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来了轩然大波。当时的7名评委的意见也不是十分统一，如奥哈拉夫人、中华医学会协助员肖智吉的夫人、郝博阳等认定选票有效，但也有人反对，说尹女士与虞涵澹本来就有矛盾，她将全部选票赠送一人，显然有失公平。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报纷纷披露，并认定名媛竞赛大会主持人李元信有偏袒行为，甚至还在坊间传出李元信与尹女士有暖昧关系。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后，有人提议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控告李元信徇私舞弊。诉讼的请求是判决这次名媛竞赛无效。理由有三：
一、在最后得票尚未公布以前，尹女士已经知道与冠军无缘，这是一种泄密行为。
二、按选举规定，候选人本人不得自行投票，而尹女士却自己去投票，违反规定。
三、原定投票期为九月三十日止，但有发现在十月一日还在补收选票，严重违反选举简章。
担任这次诉讼的两位律师一位是江一平，另一位是李祖虞。为了尽快了结这场纠纷，主办方出面调停，想尽快平息风波。也就在此时，作为重要当事人的虞涵澹延请蒋保厘律师在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本人参加竞赛，完全为了公益，不愿以本人姓名作为原被告涉诉讼之主体，恐对名誉妨碍，特此声明。”
虞涵澹站出来主动作出让步，给这场轰轰烈烈的官司泼了一盆冷水。虽然最后的结果仍然是郭安慈为冠军，但全社会对她的这种风度都表示了肯定。
虞涵澹的第一任丈夫叫盛冠中，据说是近代中国工商界红顶商人盛宣怀的小儿子，但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虞涵澹与盛冠中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这是作为一个新女性，尤其是像虞涵澹这样有地位有个性的人难以接受的。盛冠中个性老实、诚恳，缺乏生活情趣，也正是这一点，虞涵澹不顾父母的反对，已下决心要与盛冠中离婚。而她的那位新郎，就是上海滩大律师江一平。就在她还未离婚而已经与江一平谈恋爱时，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险使这段婚姻告吹。这个竞争对手就是周梅泉的女儿周淑贞。
周梅泉是安徽东至县人，其祖周馥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他的叔父周学熙，更是名动一时的大实业家和地方大员。周梅泉居住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一幢大洋房内，行为极其乖僻，穿的是古色古香的服饰，古铜色长袍，酱色背心，再加上吸食鸦片，看上去活脱脱一个前清遗老。他性情古怪，平时作诗绘画，常与书画界人士交往，且又爱好集邮，是上海集邮俱乐部的会长。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不详，二女儿周仲惠，嫁与民国律师、上海特别法院书记员龚元彪为妻。三女儿周淑贞，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时，就有校花之称，可见其相貌出众。因为龚元彪与江一平同为律师，彼此熟悉，就有意将三妹周淑贞介绍给江一平。而恰好虞涵澹与盛冠中结婚后，又因邻居关系与江一平每天见面。时间一长，虞涵澹觉得江一平无论是性格、学识各方面都比盛冠中强，所以就有意与江一平多交往接触。再加上江一平的律师身份，在很多场合与虞洽卿也有过交往，虞洽卿也给江一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虞涵澹提出与盛冠中离婚并与江一平结婚，做父母的虽然并不支持，却也没有强烈反对。盛冠中眼看自己的妻子移情别恋，心中不乐却又无可奈何。最为要命的是盛家自盛宣怀死后，已无多少生气，1928年的一场家产官司，更让盛氏家族元气大伤。经过几番的折腾，盛冠中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而虞涵澹则很快与江一平结了婚。
龚元彪的这次做媒，应该说很不是时候。最令虞涵澹难以容忍的是，当龚元彪明知江一平与她谈恋爱之后，依旧我行我素，这就一下子激怒了虞涵澹。她觉得与龚元彪去说，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会有结果，索性给周淑贞写了一封信。这信的大意是：江一平是我的未婚夫，我现在正在与盛家离婚，离后即与江一平结婚，如果你胆敢与江一平结婚，那么我就让江一平在上海无立足之地。这封信气势汹汹，充满火药味，既有虞家在上海的权势显耀，也有她对横刀夺爱者的严厉警告，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恐吓信。周淑贞收到此信，一气之下远走美国。后来据周仲惠说，周淑贞到美国后，从事股票交易，赚了不少钱。
关于虞涵澹与江一平的这段婚姻纠葛，有人说在1940年前后，此说有误，因为在1936年筹备虞洽卿的70岁大寿时，江一平就已经是他的女婿了。更早的还有为顾竹轩打官司，是在1930年。虞、江的结婚应在1931年春，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已经很难说清楚。
就在虞涵澹婚后不久的夏末秋初，湖北发生了一场水灾。虞涵澹与唐冠玉共同发起古今书展助赈会，地址就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楼。张大千、张善孖、黄宾虹、吴湖帆、冯超然、贺天健、汪声远、李秋君、李祖韩等都捐了画作。助赈会共发券200张，每张售价50元，待陈列结束后可凭券领画一张。10月9日至11日三天内，前来参观者达数千人。到10月11日下午三时，展览结束，每券通过抽签可凭号取画，所得收入一万余元全部捐往湖北灾区。1934年秋，李秋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虞涵澹与李秋君已尽释前嫌，她加入了该会并成为重要成员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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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巨来.记夏剑丞与周梅泉.书法，2006（12）.
二 名动申城的大律师江一平
江一平是杭州人，出生于1898年。他先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后转入复旦大学，又入东吴大学攻读比较法。1922年、1923年先后毕业，获复旦大学文学学士和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为执业律师。不久加入律师公会，在五卅运动中为爱国学生免费担任辩护律师。
1927年7月的一天，江一平突然接到虞洽卿的一个电话，要他去虞宅有事相商。江一平对虞洽卿向来敬重，放下电话就赶往虞宅。原来是虞洽卿邀请他一道去陈洁如家，劝说陈洁如去美国。
陈洁如，原名陈凤，1905年出生于宁波镇海，父亲陈学方，从事纸业经营。陈洁如的母亲是苏州人，她出生后不久便随母亲一起来了上海，住在西藏路33号。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女俩相依为命。由于家庭窘困所迫，陈洁如14岁来到了春馆，当了一名艺妓。1919年蒋介石在上海时，一次偶然机会遇到陈洁如，立即被她的美貌和风度所吸引，开始苦苦追求。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在永安大楼的大东旅社与陈洁如结婚，并送新娘一架柯达照相机作为纪念。
蒋介石与陈洁如的结合，可说是一波三折。当时蒋介石已经有两位太太，一位是老家奉化的毛福梅，她是蒋经国的生母；另一位是姚冶诚，原名阿巧，江苏吴县人，1887年出生。1911年以后，蒋介石跟随陈其美经常出入法租界北里，遇到姚冶诚。后来碰见的次数多了，蒋发现姚虽在妓院当“姨娘”（为客人梳理打扮并管理客人钱物的工作人员），但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便有心与之接近。日子长了，两人便有了感情，再加上姚冶诚的前任丈夫吸食鸦片成性，家徒四壁，于是姚就开始跟蒋介石同居。之后，蒋介石为她改名冶诚。因为没有生育，后来领养了一个儿子，就是蒋纬国。1949年姚冶诚去了台湾，1966年在台湾病逝。当陈洁如的母亲得知蒋介石已有一妻一妾后，坚决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后来在张静江及其续弦朱逸民的撮合下，陈家才勉强同意。陈洁如曾在海宁路爱国女中读书，还精通日语和俄语，曾经为蒋介石当翻译。在结婚典礼上，陈洁如送给蒋介石一只华尔特金质怀表，主婚人是张静江。
婚后不久，蒋介石就带着陈洁如回了一趟奉化老家，与毛福梅、蒋经国见面。陈洁如知书达理，对毛福梅十分尊敬，对蒋经国也关爱有加，所以蒋家人对她都有很好印象。后来陈洁如跟蒋介石又到了广州，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本来两人相敬如宾，也不失为一段夫妻佳话。可陈洁如却一直没有怀过孩子，这其中的原因是蒋介石曾患过性病，并传染给她，后来虽然治好了，但失去了生育能力。在何香凝的安排下，找到广州某医院的一位萧姓侨眷，她已生了8个女儿，在广州又生了第9个女儿，因嫌女儿太多，就把这个女儿送给陈洁如，蒋介石给她取名陈瑶光。北伐战争开始前，由于军务繁忙，陈洁如回到了上海，住在重庆南路168弄8号。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蒋介石电邀宋氏三姐妹一起去南昌一叙。12月2日宋庆龄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子文、孙科等来到南昌，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南浔路董事局码头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国民政府的重心在武汉，宋子文是中央银行行长兼财政部长，手握财政大权，蒋介石的北伐军虽然有江浙财团大力支持，但如果得不到财政的支持，那就很难维持。为统一中国，也为了上台后执政有财政上的依靠，经宋霭龄出面，蒋介石准备与宋美龄结婚，但先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与陈洁如脱离关系。为了国家的前途，也为了自己的命运，蒋介石曾经找陈洁如谈过多次，并承诺只要5年时间，依旧可以让她回到身边，但在这5年内，陈洁如必须去美国。这种因为政治原因而迫使离开的事，陈洁如虽表示理解，但坚决不同意去美国。蒋介石曾让张静江、朱逸民及张的女儿张荔英、张倩英都去做过陈洁如的工作，但效果不佳。于是，蒋介石想到了虞洽卿，希望他能出面劝说陈洁如。虞洽卿因为女儿虞涵澹与陈洁如曾一起在汪声远处学过画，也算是同学关系，就和虞涵澹一起去劝说。江一平因为是律师，虞洽卿想让他在法律方面提供咨询，所以把江一平也叫了一起去。
在三人轮番劝说、分析利弊之后，陈洁如终于同意去美国。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与张氏姐妹一道登上了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船曾到神户作停留，陈洁如还在报上看到新闻，说蒋夫人搭轮赴美。十几天之后，在茫茫的太平洋上，无线电却传来蒋介石的一则声明：“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固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它两氏，本无婚约，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听到这则声明，陈洁如悲痛欲绝，几次要跳海自尽，幸有张氏姐妹陪伴，才未出意外。到美国后，陈洁如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养蜂学和园艺学，还自修英语，5年后毕业，得硕士学位。在美期间，蒋介石汇去10万元，用作生活之需。1933年回国后，陈洁如一直隐居，蒋介石又送去5万元，也算是不忘前情。1940年前，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上海获知陈洁如仍与女儿一起居住后，几次前去，想引诱她出任伪职，均被她拒绝。为摆脱汪伪特务纠缠，她于年底去了重庆，蒋介石曾去看望过她。解放以后，她是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因统战需要，经周恩来批准，陈洁如到香港定居，养女陈瑶光一起去了香港。蒋经国出资，为她在九龙太子道买了一处高档公寓。1971年1月21日，在香港逝世。大约在1944年时，陈瑶光嫁给了一个姓安的朝鲜人，育有二子。后来姓安的不辞而别，杳无音讯。1946年由她的朋友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主任秘书胡静如的夫人周安琪介绍，嫁给了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谋、《改造日报》报社社长陆久之，婚后有一女。陈瑶光将一只当年鲍罗廷送蒋介石，再由蒋介石送陈洁如的金壳怀表赠陆，以示纪念。2002年，陈瑶光回到上海，将母亲的骨灰安葬于福寿园。
陈洁如到了香港以后，曾找人想写一本回忆录。不料，大纲初定，文稿只写了开头，这批珍贵资料忽然被窃。两年后，陈在香港遇到了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两人又谈及撰写回忆录之事，并请美国记者唐德刚代笔，用英文打成。蒋介石闻讯后，派江一平专程赴港（江一平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与陈洁如面谈，希望她不要出版。出于对蒋介石的尊重和维护其颜面的考虑，陈洁如最后答应。由此，江一平与她签了个合同，保证今后再也不写回忆录，并支付25万元港币了结。
1928年6月，在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诉讼，有人把这次诉讼称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件女权案”。江一平虽没有直接出面参加诉讼，但对这件诉讼案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场诉讼案既是保障女权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盛氏家族内部争夺遗产的官司。
1916年4月27日富甲一方的盛宣怀在上海逝世，享年72年。盛宣怀娶过六房妻室，育有，8男8女，盛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他一生究竟积攒了多少财产，恐怕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清楚。他亦官亦商，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之父、大慈善家、南洋公学创始人。据说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从钓鱼岛采集药材，制成药丸，献给慈禧太后治病，慈禧服后见效，就颁下谕旨，将钓鱼岛赏给了盛宣怀。他生前立下遗嘱，遗产的一半由子孙平分，另一半设立愚斋义庄，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经过几年的清点，确定可分遗产为1160万两白银。其中8个儿子中的老二、老七、老八均早年夭亡，大房盛昌颐和三房盛同颐已死，由其子继承。就这样，遗产的一半580万两由义庄保管，另一半由五房平分。不久，又有294万两白银的遗产确认，同样按上述规定办理。两次合计，义庄共得遗产727万两白银。最初几年，还算太平，因为盛宣怀的遗孀庄氏还健在。她出身大户，知书达理，尤其是理财好手，所以几个儿子也不敢妄动。到1927年秋，庄夫人病逝，家族顿时陷入混乱。老四盛恩颐，是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有七房姨太太，每人一辆德国进口奔驰轿车、一幢小洋房，再加上他自己嗜赌成性，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了位于黄河路上的一百多幢房子，还要吸食鸦片，几年折腾下来，其名下的财产已所剩无几。老太太一过世，盛恩颐就盯上了义庄的遗产。1927年11月26日，他与几个侄儿联名，向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提出要划出部分遗产，由盛氏五房平均分掉。
盛氏家族中，尚有七小姐盛爱颐和八小姐盛方颐尚未出嫁，闻听老四具状法院，要分遗产，于是站出来表示反对。盛恩颐当然不肯，以女子无权过问遗产为由拒绝。既然反对无效，盛爱颐去找律师江一平商量。江一平分析，五房团结，一致要求分遗产，从力量上来说远远大过两位未出嫁的女儿，所以无法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女儿也同样可以继承遗产为由，才可稳操胜券。原来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妇女运动决议案，其中规定：“反对司法机关对男女不平等判决”“女子应当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江一平认为，这一决议案对于女权的保护，，有着重要作用，可以根据这些规定，为自己争取权益。盛爱颐认为有理，就聘请了两位律师，一位叫陆鸿仪，另一位是庄曾笏。
陆鸿仪于1880年出生于苏州，曾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民国时进司法界工作，是当时有名的大律师。全国解放后，他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兼民庭庭长。庄曾笏也是上海著名律师。很快，一张诉状递进了法院，盛爱颐把三个哥哥、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
1928年9月5日，上海特别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江一平早早来到旁听席，了解审理过程。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法官宣布暂时休庭。一个月后，判决终于有了结果，盛爱颐胜诉。法院判决，这些遗产若要分配，应为七份，盛爱颐和盛方颐享有同等继承权。后来经过义庄董事会商议，并报请江苏省政府批准，将义庄财产四六分配，即四成留作善款，由江苏省政府支配，六成用于子女分配。盛爱颐和盛方颐各得遗产50万两白银。盛爱颐用这笔钱在愚园路造了一座百乐门舞厅。这家舞厅向来被称为“贵族区”其实真正的老板是顾联成。
自辛亥革命之后，上海逐渐形成了一支职业律师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组成，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海外留学后回来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法制意识，并且传播了海外的先进思想。二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受过系统的中西方法律史和政体史的教育，在思想上和操守上都能遵循法律，敢于仗义执言，如江一平就属这一类。三是清朝旧体制中转来，怀着对旧法制的叛逆和对新法制的向往，从事了律师职业。总体来说，当时上海的律师队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崇尚民主，期待进步，有的成了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如章士钊曾经为陈独秀辩护，吴凯先为陈赓、廖承志辩护，何隽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三位交通员辩护等就是最好的证明。上海的律师公会还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发表形势宣言，督促政府对日作战等，表现出主张正义、爱国爱家的政治热情。
1936年5月31日，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与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派代表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统一抗日政权等主张，并选举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署名的《团结御侮之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宣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月12日，救国联合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活动，再次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停止内战”的主张。多次活动，不但让国民政府十分恼火，也使日本方面感到事态的严重，日本驻沪总领事派人约见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全体成员。南京国民政府于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七人，移送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此事发生后，激起了国内外的强烈抗议与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等要求当局将7人无条件释放。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也纷纷发布声明，对七君子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和支持。但国民政府却置之不理，并于1937年4月3日向江苏省高等法院提起诉状。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江一平担任了沙千里的首席辩护律师，另两位律师是徐佐良、汪葆揖。
为了使七君子尽快获释，上海律师公会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律师辩护团，并由张志让律师会同胡适之起草了答辩书。1937年6月11日下午2时，江苏省高等法院正式开庭。检察官首先宣读起诉书，列举了七君子的所谓十大罪状。律师团递交的长达2万余字的答辩状，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状”逐条反驳。这次庭审历时3个多小时，在当事人和律师团义正词严的反驳中，宣告暂时休庭。本来预定第二天再次开庭，但律师团提出主审法官与推事有强加罪名之嫌，要求回避，被法院采纳，于是推迟到6月25日开庭。在第二次庭审中，辩论的焦点是七君子是否与西安事变有关。当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扣留于南京，律师团提出要张学良出庭作证。双方争执不下，法庭只得宣布再次休庭。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并宣布抗日。7月3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裁定七君子交保获释。1939年1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一检察院决定对七君子案件撤回起诉，使该案画上了句号。
1929年5月，江一平还为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作过一次无罪辩护。
黄慕兰是湖南浏阳人，生于1907年。1926年，19岁的黄慕兰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陈潭秋推荐，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员和机要交通员。1929年春，党中央动员机关干部去实际斗争中锻炼，黄慕兰被安排到日本人的内外棉十三厂当学徒。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地下党组织利用节日散发传单，宣传革命。黄慕兰到公共租界散发。当散发最后只剩下一张时，黄慕兰打算带回来学习，不料被巡捕发现，抓进巡捕房。5月3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才审理此案。在这个法庭上，有一种辩护律师轮流值班制度，免费为当事人出庭辩护。这一天的挂牌律师是江一平。庭审中，22岁的黄慕兰因为个头不高，所以谎称自己只有17岁，又是纱厂的一名学徒工。所以，江一平提出辩护意见，被告未满18岁法定年龄，又念其文盲无知，其罪不致罚，请法庭当庭训诫释放。法官听从江一平意见，训斥几句后当庭开释。
回来后，黄慕兰向上海区委领导汇报此事，领导认为是黄慕兰本人沉着应对，又有名律师江一平为其义务辩护，才有惊无险。为便于开展工作，江苏省委把她调到了浦东。1930年春，黄慕兰调往南方局工作，1931年回到上海，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关向应等同志。到上海后，她通过律师陈志皋，成功把关向应营救出狱。1931年6月22日，她无意中听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潘汉年，使上海地下党的一些重要人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迅速转移，避免了更大损失。全国解放以后，她因“潘杨案”被捕入狱，直到1980年在邓颖超帮助下，才得以平反昭雪，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在律师生涯中，令江一平最为尴尬的是1948年底为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辩护。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于东京，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家贫辍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9年2月首次来到中国青岛。1919年7月返回。1923年任日本参谋本部驻上海武官，开始从事谍报工作。1932年2月26日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曾策动特务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制造一·二八事变，同年4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1936年3月升中将，任日本第二师团长。1938年6月，他奉命组建侵华日军第十一军，任十一军司令，参与了武昌会战、南昌会战等重大侵华战争。1940年3月授上将军衔。1941年7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因在侵华战争中战功赫赫，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被中共列为一号战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30日担任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1948年4月被押往上海候审，。1948年底，江一平被指定担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
在接受这一任务后，江一平的父亲及家人都表示反对，为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头号战犯辩护，这似乎有失人格国格，难免遭到世人的唾骂。但江一平并不这么认为。他向家人解释，作为律师，为谁辩护并不重要，关键是要以事实说话，律师决不会因为当事人是一名罪犯而避而远之，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在开庭那一天，江一平身穿律师服，坐在辩护席上，发表了他的辩护词。他说，冈村宁次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已无须多说，有证有据，但在他侵华期间，也确实做过几件好事，如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为供给当地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的屯货居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49年1月1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法庭作出“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判决，宣告冈村宁次无罪释放。随即，汤恩伯安排一艘“威克斯”号轮船，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冈村宁次之所以有如此结局，据说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大本营曾给他一份密电，要他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但他却没有听从，而是向何应钦建议保留50万日军，帮国民党守卫华北。这一建议被蒋介石否决，但他却因此而被蒋介石看重。这一无罪判决，很有可能是在蒋的直接授意下作出的。1961年6月，冈村宁次来到台湾，专门去拜访了当年为他辩护的江一平和审判长石美瑜，表示感谢。
1932年，江一平被复旦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担任了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董、上海律师公会常委。1936年被律师界推选为宪制国民大会代表。抗战爆发后，与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上海难民协会，募捐救济难民。上海沦陷后，他以公共租界华董的身份，保护政府在租界内的权益。1940年夏，汪伪政府多次逼使他出任伪司法部长，为避免日伪纠缠，取道香港来到重庆。1941年1月，远在重庆的江一平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他将弟弟江万平介绍到校，担任总务长。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1946年任国大代表，并在南京开设律师事务所。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取道香港，到台湾定居。
江一平到了台湾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联合108名“立法委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陈情书。这份陈情书的出台缘于台湾的50多位所，谓的“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胡宗南是1950年3月27日凌晨从四川西昌飞往台湾的，这也是最后逃离大陆的军政大员。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去接见他，面对如此冷落的局面，胡宗南只好携家眷到花莲居住。5月11日胡宗南突然得到一则消息，由“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向司法院提起弹劾，案，而且言辞激烈，气势也颇为吓人。
李梦彪是陕西旬阳人，乡试中举后入陕西高等学堂读书，后从军到新疆伊犁。1912年1月7日，与郝可权攻克伊犁军署，任军政司长。1916年加入护国军，任命为护国军第一游击队参谋长。后又任陕西省政府政务厅厅长、代理省长，河南省督办公署顾问，陕西省顾问等职。1947年12月被选为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9月由重庆到台湾。江一平的陈情书与李梦彪的弹劾书可说是针锋相对。弹劾书说胡宗南自1932年以来，权力日增，待遇优厚，却在西北连连败绩，失地丧师，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军之将。陈情书却认为，胡宗南对党国一片忠心，在失败时仍坚守岗位，忠勇奋战，虽最后战败，但其情可原，其心可嘉。这两份材料呈到蒋介石面前，经再三权衡，蒋介石决定还是放其过关。再说，一个跟随了自己20余年的战将，确实也南征北战，苦多于甜，如果把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也难免动摇人心。6个月后，“国防部军法处”根据蒋介石授意，对弹劾案作出判决，认为弹劾各项，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也作出申复免予论处。江一平的这次陈情，从客观上来说是根据实际情形，对胡宗南的功过是非作了申辩，从最后结果看，也符合蒋介石的心愿，使胡宗南免遭厄运。
1971年10月15日，江一平在台北病逝，享年73岁。
【参考文献】
1.宋路霞.上海名门闺秀.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2.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3.黄慕兰.黄慕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三 诗人虞岫云和鲁迅的恨怨
虞岫云是虞洽卿的孙女，大约出生在1911～1912年间。1930年1月25日，她的诗集《湖风》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叶灵风为这本诗集设计了封面。鲁迅在看到了这本诗集后，在他的一篇标题为“登龙术拾遗”的文章中，加以无情的嘲弄。鲁迅的话当然有震撼力，影响的人不但是当时，直至今天也照样有人将其捧为圭桌，以致在后来的各类文学史编写中，包括虞岫云在内的一大批女诗人，都被排斥于文学史视野之外。
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有一段话：“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鲁迅全集》在“女诗人”处加了一个注：“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1932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这个注在时间上显然是搞错了。
虞琰的《湖风》诗集初版本，系1929年12月25日付排后，于1930年1月25日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封面设计者叶灵凤是郭沫若旗下创造社的一员，他设计的封面，五光艳丽，引人眼球，令人折服。《湖风》的书封上是一个妙龄女郎，似乎在闭目沉思，她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背影后有绿色的西湖水在荡漾，这位女郎被阵阵湖风吹拂着。翻开书页，跳入眼帘的是作者的一首序诗：
疲倦的灵魂啊
如果尘世的炫熳
掩不住你的残骸
听！来听这少女的琴音
听！来听这芳洁的心籁
瞧那光艳的波幻
这样的小诗，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倪墨炎在评《湖风》这本诗集时曾说：“这样的诗篇能否用‘痛啊’、‘悲愁’等词来概括，这里且不说，但格调并不昂扬却是事实。”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有失偏颇。因“格调的昂扬”这词，已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作品的一个大框，什么都可往里面放，似成了定格的语言惯势，沿袭至今。试想，如果一首诗，一定要找出个所谓的闪光点，才能成为好诗的话，那么无论古代或现代，所谓好诗就所剩无几了。[1]
1930年2月6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有汤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虞琰的《湖风》—
介绍一位我们的女诗人”。虞琰是虞岫云的笔名，这本诗集是1929年下半年虞岫云因身体原因在西子湖畔休养时所作，共38首。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在面对西湖山水时，那种忧郁而又充满奇思幻想的眼神，头脑中闪过的是无奈和惆怅。对于虞岫云及其他一些女诗人的诗，余蔷薇在她的一篇论文中说：“前文论述的《过渡时代的女性》的作者虞岫云，著有诗集《湖风》，曾在各种期刊上发有大量诗作，如今已无人知晓，只是在鲁迅《登龙术拾遗》的注释中一晃而过。因为她是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这个身份，而被鲁迅嘲为‘女诗人’，被指责其内容充满‘痛啊’、‘悲愁’之词。学界权威的贬仰和嘲讽无疑使得女性诗人进入文学史变得更加困难重重。”[2]
虞琰在诗集《后面要说的几句话》中，透露了她的心声：“这本书开始写的时候，是在初春的西子湖边。西湖现在为一般人加以妄意雕琢、私心的侮辱，而至损害了她的天真，但她那不变的温和的湖风，吹动我枯涩的心波，我倾泻我的热泪，进出我的诗句。”
众多诗中，有一首《一只破船》，女诗人用灵敏纤细的感觉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阵狂暴的雷雨倾泻后
驶来一只刚经补就的破船
那里有新的船主与水手
四周只有盘旋上下的海鸥
哀叫着恐怖的将临
船上的旅客都昏沉地入了梦
他们想安乐便在这黑暗中
船主大意地陷入于酒色
为了那刚修好的船的稳固
水手们也都赌博作乐
风是阵阵的吹
云是片片的堆
谁会见着渺小的灯塔在远处！
一个还在爱国女校求学的学生，能期盼“渺小的灯塔在远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爱国女校教出了许多爱国的学生。1929年后，一个上海大亨的孙女，也与当年许多有志的青年一样，做着向往光明的梦。
这首诗曾在2011年被宁波演艺剧团谱上曲，用女中音演唱，委婉动人，感人至深。
作为上海权势显赫一时的虞洽卿的孙女，20世纪30年代的虞琰肯定生活富裕华贵。在优裕的环境下，她却写下了许多忧郁而又向往新生活的诗，并富有哲理，如《无名之花》《酒后》《墓前》《追寻》诸诗，都直抒了这个主题：
当烈士们的尸骸已腐化，四周是那样的死寂（《无名之花》）
我何尝醉了啊！心境更清明、痛苦却更深（《酒后》）
在墓前啊！想起艳丽的花朵总得凋谢/飘渺，飘渺，我只能伸出双手，把那冰冷的墓前轻敲！（《墓前》）追寻啊！奋斗，地执起明炬/奔向那幽暗的森林，回忆不可捉摸的前尘啊！失去了光明的苦闷！（《追寻》）[3]
其实，虞岫云并没有因为鲁迅的嘲讽而停止创作。她是一个有独立见解并有丰富想象力的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虞岫云的诗歌在很多报刊杂志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如1931年由陈穆如主编的《当代文艺》第一卷上，就有她的诗作《过渡时代的牺牲》，在第六卷上也有新作。这本杂志1901年由黄宾虹等创办，邓秋枚任主编，为神州国光社所属，是出版书画、字帖、金石、印谱为主的一家出版社。后因严重亏损，1928年由陈铭枢出资盘下，经理黄居素，总编王礼锡。从此一改原来格局，出刊了《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学术界》等多种社科类刊物，在当时曾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后如由曾今可任主编的《新时代》，属于时代书局，在1931年8月2日的创刊号上，就有虞岫云的诗八首。
曾今可是江西泰和县人，生于1901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他的父亲是商人（也有人说是开钱庄的）。曾今可于1928年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在创刊当天的《申报》上，曾今可做了一则广告：“新时代月刊，为曾今可主编，创刊号于今日出版。钱君陶作书面，有华林、卢剑波、袁牧之、李则刚、曾今可、崔万秋、虞岫云等人作品，计十余万字，三百多页。”也许是曾今可太过张扬，或许是太想标新立异，先后提出了“解放词”和“解放序”两项改革，遭到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文人的痛批，由此引发了一场鲁迅与曾今可的争论。其结局当然是可想而知，以曾今可登报声明脱离文学为终结。
虞岫云一共发表过多少诗作，因资料缺乏而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一些零星的报道看，她当时也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虞岫云毕业于上海爱国女校，这座学校于1902年由蔡元培创办，位于凤阳路。毕业以后，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她在上海滩以诗会友，与徐志摩、洪景深等相交甚厚。
1931年，上海出现了一本很特殊的刊物《絜茜》。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而《絮茜》就是其机关文学刊物。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成立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多次派邓演达与中共负责人联系，但没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响应。诚如周恩来在后来说，这让国共合作失去了一次机会。这本杂志由张资平和丁嘉树任主编，张资平还专门向虞岫云约过稿。所以在第一期上，就有虞岫云的一首《南海沙》。
这种名为“呐喊体”的诗，其中的一节是这样的：
啊，
当我初次遇到你，
我便深深地把你记忆，
昨天大地加上了白雪的披肩，
我冒着寒风又来到你的面前，
你可爱的脸已被推得黢黑，
清幽的香味也被蹂躏无遗。
这一期的出刊时间是1931年12月21日，是虞岫云在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尝试。按照出刊者的初衷，在《絮茜》上发表的作品，应当符合通俗易懂、爽直畅快、言之有物、用笔精练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呐喊体”。虞岫云的这首诗，应该是大致符合了上述四点要求。当时的这本杂志，曾被称作是“第三党”的杂志。所谓“第三党”，也就是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另一党。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钱理群等人曾把这本杂志定性为“反动刊物”。我们不知道钱理群是否真的看过这本杂志，从里面的内容而论，绝大多数是呼吁强国抗日和揭露日本的罪行，这样的内容被定为“反动”当失之偏颇。如果是因为“第三党”主办而是冠以“反动”的帽子，这也难免有点儿古怪滑稽，因为“第三党”的实质是反对国民党右派。这本杂志一共只出刊两期，第二期由丁嘉树主编，内容大多是情诗。[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虞岫云是会员之一。1931年11月1日，《新时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则笔会近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为抗议日本侵华，发表宣言，在邓脱摩饭店举行笔会，邵美等19人参加，虞岫云名列其中。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又刊出消息，为纪念徐志摩，将出版特刊，其中有蔡元培、叶恭绰、杨杏佛、胡适之、章士钊、刘海粟、虞岫云等20人的诗文。虞岫云《悼志摩诗人》一诗。全文如下：
原野布满了狂风狂风吹起了灰尘痛快的飞腾，喊叫与奔跑是这一个走掉了的诗人！关外布满了马蹄马蹄踏断了草茎这时应当有千百万首诗我们在需要这一个诗人今天，如果我们用这首诗来纪念女诗人也不会过分，因为我们的诗坛仍然需要这样的女诗人。[5]
《玲珑》杂志于1931年3月18日创刊于上海，每周三出版，因为是64开的小本，故名“玲珑”。虞岫云在第六期杂志上也发表过诗作，并配有一幅照片于封二。这首诗标题是“不灭的青春底希望”。全诗如下：
月儿微笑的照着春姊，
放出灿烂之光。
灰色的世界，
顿时现出了花开的芬芳。
热情，光明，幸福，
满涨在我们的身傍。
人们啊！
切莫因了你们的青春而悲伤。
这首只有八句的自由体小诗，通篇充满了活力和希望。针对当时社会现状和青年人心中的迷惘，诗人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奔放，把心灵的寄托和对幸福自由的向往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虞岫云的《湖风》到1933年已再版三次，很是畅销。当时这本诗集的价格是每册三角。这一年的《微言》周刊曾发过一则消息，说虞岫云的第二本诗集即将出版，并已将书稿交与马来亚书店。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曾今可为虞岫云出版第二本诗集作准备时，他却与原来的朋友崔万秋闹翻，使这本诗集的出版计划夭折。[6]
崔万秋是山东莘县人，因与江青的老家诸城同属山东聊城市，所以也算是同乡。他曾在日本生活了10年，是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回国后先在报社工作，并应邀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讲学，后来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1971年退休后到美国隐居，1982年在美国去世。198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遗作《江青前传》。
虞岫云在大夏大学毕业后，第一位丈夫是位律师，但结婚后没多久便告离婚。第二位丈夫陈宪谟，后来是中央大学教授。
1921年冬，由应云卫、谷剑尘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戏剧协社。成员有陈宪谟、孟君谋、钱剑秋、王毓清、王毓静等，后来汪优游、欧阳予倩、洪深等也加入该社。戏剧协社的前身是中华职业学校附属学生剧团和少年化装宣讲团，创建剧社的主张是提倡艺术创新。为实现表演艺术的完美，曾大力提倡话剧男女合演。1923年，洪深排了话剧《终身大事》，由钱剑秋、王毓清等男女合演。另一出是《泼妇》，由应云卫、谷剑尘、陈宪谟等男扮女角演出。这两出戏反应迥然不同，前者大受欢迎，后者遭受到嘲笑。后来移植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在中央大戏剧演出时，主演有虞岫云、陈宪谟、黄一美、沈憧、顾秀中等，大获成功。所以，虞岫云与陈宪谟在剧社时，就已相识。
1934年秋，当时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赵景深在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虞岫云作为伴娘出席。在这次婚宴上，她见到了鲁迅。但是据贺玉波在后来的回忆时说，鲁迅一人独自坐在一边，不声不响，一脸庄严和冷酷，既没有人找他说话，他也没有去找人聊天，一直等到开宴时，一声不响地落座。出席的文艺界人士还有沈从文、叶圣陶、徐霞村、周予同等。虞岫云对于这位曾经冷嘲热讽她的文坛前辈，到底有何感想，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
对于家乡龙山的记忆，虞岫云也有一首诗，题目是“别故乡”，收入《湖风》诗集中，全诗如下：
阔大无边的海面，
映着鱼鳞般的波浪闪耀，
遥望故乡啊！渺小！
在那里，有庄严的龙山，
有美丽的小河；
当每一个的黄昏天晓，
我曾独坐在那泰平桥，
河面上的野菱随着那船儿动荡，
两岸的芦荻随着秋风颤摇。
如今啊！是别了！
虽这里的太阳依旧升沉，
月儿依旧的辉照，
奈行一步一步远！
故乡啊！
鱼鳞般的波浪啊！
渺渺！
龙山的美丽秋景，在诗人的笔下是那么的淡恬清朗，大海、小山、秋波、芦荻、河面上漂浮的野菱和那座并不大的石桥，构成了一幅清雅无染的画面，诗人的细腻情感在这里尽情地发挥了出来。这就是印在她心目中的故乡，以及远离故乡后的那种复杂心情，跃然纸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位曾经活跃于诗坛的女诗人，突然离开人们的视线，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的新作问世。
【参考文献】
[1][3][5]张建智.虞琰的《湖风》.博览群书，2009（10）.
[2]余蔷薇.193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及其文学史命运.文学评论，2012（4）：164.
[4]以《絮茜》杂志的“呐喊诗”为核心的学术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3）.
[6]huangyun博文.诗人虞岫云.[2008-12-30].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629724&PostID＝16148999.
四 虞顺慰重振三北公司
虞洽卿共有三子三女，三子是顺恩、顺懋、顺慰，三女是秀征、贵征、云征。秀征就是前文说到的虞涵澹。因顺恩和顺懋过世较早，本文重点介绍的是三子顺慰的活动片段。
1943年底，民生航运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因航运公司在抗战时期轮船经常遭到敌机轰炸的现实，提出成立一家航运业的保险公司。这一建议得到虞洽卿的积极响应。这一保险公司取名为中华航运意外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卢作孚占34％。1944年4月20日保险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地址在重庆市曹家港12号2楼，不久迁到白象，街24号。公司的董事长卢作孚，总经理邓华益，协理童少生，经理骆远泉。董事会由七家单位组成，民生公司指派协理魏文翰，经理童少生；合众公司协理骆远泉，副总钟孟甫；上海轮船公会钟贤道、王绍尧；轮船招商局副总沈执中；三北公司副总虞顺慰；华强公司总经理黄瑾莹；渡轮公司总经理张澍霖。这家保险公司的存续时间并不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轮船公司纷纷返回原地，保险公司也随之解散。据说存续期间，盈利颇丰，第一年的保费收入2000万元，赔付350万元。
虞顺慰回到上海以后，三北公司的轮船因沉江和被日军炸沉，已所剩无几。当时打理三北公司的主要是虞顺懋和虞顺慰，但兄弟之间素有龃龉，这也多少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据徐铸成回忆，1947年内战爆发前，一些民主党派领袖在上海不断遇到危险，纷纷移居香港，李济深就是于1947年2月乘坐三北公司的轮船秘密赴港的。同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对时局意见》一文，痛斥蒋介石执行错误路线并提出七点政治主张。蒋介石大为光火，再次开除李济深党籍，并下令通缉，这是李济深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也就在这一时期，虞顺慰也借用了宁绍公司的一艘轮船，将章伯钧秘密送到了香港。章伯钧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交通部部长。
1948年1月，李济深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主席。1948年11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李济深，邀请他回国共商大计。12月，李济深到东北解放区，后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就在全国解放前夕，三北公司的经营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困境，虞顺懋专程赴京，拜访李济深，希望三北公司能并入国营公司，并在估价时给予照顾。李济深当时就表示同意，但实际到1953年才实行。同时据虞顺懋之子虞积涛回忆，在1956年时，虞顺懋曾到北京开会遇到李济深，提出在抗战之前，虞洽卿曾帮助过共产党，在抗战前夕，又有大量轮船被沉江，1945虞洽卿去世时，中共方面也曾派人前去吊唁，希望把虞洽卿的身份定为民族资产阶级。李济深表示同意，并给中央的一位领导写了信。大概三个月之后，虞氏家人收到李济深的复信，明确虞洽卿为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1953年的公私合营时，三北公司的资产不是没收而是合营，也就是按民族资产阶级的待遇处理的。[1]
1948年夏季，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控制物价。因为战争，上海很多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区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8月初，蒋经国到上海后，首先宴请了杜月笙、王晓籁等工商界的巨头，与他们谈压抑物价之事，并要求他们做出榜样，把物价控制在八一三时的水平。接着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行动。第一个查处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罪名是“泄露机密”，被判刑入狱。接着又查处扬子公司，查封了该公司的仓库。为达到目的，蒋经国还组织了600余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专门上街巡逻，发现有不肯限价的，可当场
处理。其中有一家鞋帽公司，的老板，因为标价超过限定水平，被罚款1000元。老板请人向蒋经国说情，结果被处罚了2000元。还有一个叫王春哲的商人，因哄抬价格而被枪毙。8月29日，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压制物价造声势，同时也表明政府治理物价的决心。经过这些服务队的巡防，发现有的商家明从暗逆，蒋经国下令逮捕64人，这其中就有虞顺慰。当时虞顺慰虽是三北公司的副总，但公司的一堆事务均由其二哥虞顺懋料理，于是他开了一家三慰贸易公司，自任总经理，不料被蒋经国查获而被抓。
上海警察局行政科长阮光铭，因与虞顺慰相交多年，偷偷把他放走。蒋经国得知后，因虞顺慰是虞洽卿之子，没有深究，把阮光铭撤职了事。不过，这场所谓的“打老虎”运动，不久就遇到了阻力。有天晚上，服务队正在街上巡逻，突然过来一辆小汽车，车上下来一人，对服务队说，你们敢这样查下去，告诉蒋经国，小心他的脑袋。服务队马上向蒋经国汇报，并提出将此人干掉。但蒋经国却十分无奈，因为来者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在上海开有几十家大公司，而且事先他已去宋美龄处告过状，说蒋经国在上海乱搞，马路上连一个烧饼都买不到了，再这样下去，上海将成为一座空城。不久，宋美龄亲赴上海，在机场与孔令侃有过密谈。到了10月30日这一天，蒋经国在报上发了一个声明，黯然离去。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老虎”运动就此夭折。[2]
1955年，政协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产生，虞顺慰于1957年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三北公司和鸿安公司自1948年至1951年的3年间，是最为困难的时期。1947年底，三北公司分成两组，甲组以三北公司的名义经营，由虞顺懋负责管理，乙组由虞顺慰及顺恩的子女组成，并陆续又购入了伟东轮、伟南轮和伟仪轮。到1949年5月，伟东、伟南两轮驶到香港后出售，伟仪轮卖给了解放军作海上运输之用。龙安轮被国民党掳去定海，后在定海解放前夕被炸沉，到公私合营清产时，三北公司只剩下货轮2艘、拖驳2艘、驳轮1艘，5艘共计1238吨，折合72.4436亿元（旧币，下同），负债51.6431亿元，净资产为20.8亿元。
鸿安公司也同样，于1947年分成甲乙两组，甲组由虞顺慰以鸿安公司名义经营，乙组由虞顺懋与虞涵澹经营，先后又购入东山轮、南山轮2艘。1949年时，明兴轮和东山轮被国民党军队炸沉，到公私合营时，只有货轮3艘，计2399吨。合营清产时，折合115.4131亿元，负债91.3445亿元，净资产为24.0686亿元。另外还有一家宁兴公司，虽然也登记在案，但因该公司本来就没有轮船，所有船只均由三北公司经营管理，故在清产核算时未予处理。
抗战结束以后，为尽快恢复运力，三北、鸿安两公司曾组织打捞长江沉船。打捞工程花费巨大，虽打捞出几艘，但因无钱修理，仍是废船。一面是借债打捞，旧债尚未还清；一面又要对老轮船检修，资金周转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故三北、鸿安公司拖欠职工工资达数月之久。据统计，三北公司到解放前夕运力损失76.6％鸿安公司运力损失83％虞洽卿一手创办的航运业巨头，到此时已风光不，再。1953年7月，34家航，运公司集体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上海市政府派谢邦治、李宁、赵履清负责，并向东北抽调干部百余人，筹建公私合营长江航运公司筹备委员会。8月14日召开了资方企业代表会议，有15家轮船业、19家拖驳业共34家轮船公司，的代表参加，推举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蒉延芳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到1954年8月，清产核资工作完成，9月1日将公司定名为公私合营上海轮船公司，经理谢邦治，副经理赵履清、王更三、徐挹和。董事长先后由蒉延芳、张荪礼、虞顺慰担任。[3]
安稳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又一次大动乱。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并很快蔓延至全国。同年9月11日，由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兵团到达上海，一路上，既有摩托车开道，又是散发传单，平静的上海一下子就陷入了混乱之中。13日红卫兵召开劳模座谈会，然后分为16个纵队，分散到各区活动。14日，，130余名南下红卫兵到卢湾区，指定3家为重点对象。一是虞顺慰，二是一名80多岁的老人，三是一陈姓人家。这个80多岁的老人被称为“洋奴”，红卫兵到后将他的儿子、儿媳、女儿绑在浴室内，用皮鞭抽打，查抄物资运了好几卡车，全部运到红卫兵驻地当时的上海体育馆（今上海大剧院位置）。陈某一家大小五口，全部被剃了光头，红卫兵用皮鞭、长柄伞、火钳、拐杖等将这些人一顿乱打，说他们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虞顺慰和夫人赵亦贞也被剃了光头罚跪，红卫兵问他女儿，是否站稳了立场。她说，站稳了。红卫兵递过鞭子，要她抽打父母，她不从，也被剃了光头。[4]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8年10月，虞顺慰写信给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农工民主党主委周谷城，要求对“文革”中把他定为“反动资本家”的问题进行复查，同时提到三北公司在抗战时期，曾有4艘轮船悬挂挪威国旗，1943年被该国征用沉没。按照保险法有关规定，这4艘轮船可以获得兵险赔偿。“文革”之前，虞顺慰曾接到挪威保险公司的理赔通知，因当时已经公私合营，所以虞顺慰曾向上海长江航运管理局提出此事。长江航运管理局认为，应当写一份委托书，由该局代领，但因赔偿必须由本人到场，不能代领，此事未能成功。正当虞顺慰为赔偿事奔波时，“文革”开始，人身安全尚无保障，遑论去国外理赔，故一直搁置。根据海外法律规定，若在通知后15年内未来领取，债权便宣告失效。从1965年首获通知之日算起，到1980年便视作弃权，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虞顺慰还在信中表示，这笔外汇贡献国家，以助百废待兴之需。
接信后，周谷城十分重视，批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秘书长倪伟思抓紧办理。经过上海市政协与有关方面联系催办，1979年春终于落实。在廖承志的亲自过问下，批准虞顺慰去香港定居。临行之前，上海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和周谷城、李振麟等为虞顺慰设宴饯行。到香港后，虞顺慰委托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去挪威联系，最后终获成功。之后，夫人赵亦贞也要求落实住房，后经农工民主党联系，部分落实，安排在上海南昌路278弄9号3楼。得到挪威保险公司的这笔余额可观的赔偿金后，虞顺慰为恢复航运业，在香港注册了一家三北轮船公司。[5]
1986年春，《团结报》于3月26日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上海发还虞洽卿的花园”，全文如下：“著名企业家虞洽卿先生生前在上海华山路置有精致的花园一座，曾经被邻近的华山医院借用多年。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该花园发还原主。虞洽卿的幼子虞顺慰原在上海任长江航运局董事长，1979年去香港，现任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经常风尘仆仆于香港上海之间。他准备将华山路花园改成多层大楼，为上海城市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这座花园位于华山路555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主人是周纯卿。这位上海有名的地产大亨也是宁波人，其兄周湘云，就是上海拥有第一辆汽车牌照的大商人。周纯卿兄弟两人在父亲周莲塘打下的基础上再次创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周纯卿生于1880年，有二子四女，其中小女儿患有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无法治愈，为了给女儿有个静心休养之处，购地23亩，修建了一座花园，取名“纯园”。可是这座花园虽好，却未能留住周家小姐的性命。1944年，女儿撒手人寰，父亲睹物伤情，于1945年将这座花园出售给虞顺慰。从此，周家花园易名为虞家花园，虞顺慰将此园改名“蕊园”。
上海解放后，上海医科大学创始人颜庆福多方奔走，希望将华山花园划给华山医院使用。因华山医院与花园相邻，是住院病人在园中散步、休息的理想场所。为此，他多次找到虞顺慰，表示要租用花园。经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同意以每月950元的租金价格，将花园及所有建筑租与华山医院，其中院内的房子、大厅可用于学术会议场所，其他房子可用于办公。几年之后，华山医院方面又与虞顺慰商量，准备买下整座花园。当时的卫生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认为购买花园是浪费国家资金，不予同意。“文革”开始后，这座花园及其建筑物全部被无偿占用。“文革”结束后，按政策规定，将花园还原主人，这就是《团结报》所载的那则消息。不久，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华山花园取得了合法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产权明晰后，华山医院重新启动谈判，在经过了长达20年的谈判后，终于有了结论，华山医院以950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这座花园及其全部建筑物。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华山花园有了最后的归宿。
2005年9月，《宁波晚报》上有一篇报道，宁波孝闻街双池巷内有一宅园，名叫“载庐”，因此两字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所书，故在复旦100周年校庆时，由几位复旦毕业的学子共同发起，将这块门楣石捐赠母校，这也是算是“载庐”石归其所。并说这一石楣的发现者是宁波四中的退休老师张良鸿。大约在两年之前，张良鸿经过这里，发现这幢大宅的前门已经倾圮，有一块石头散落一边，当发现是有字之石后，就请人将此石运藏。因为是马相伯的手迹，后又将此石藏于天一阁。到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才将此石捐给复旦大学。这既是对马相伯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复旦历史的回溯，校方欣然接受。
此石长105厘米，宽57厘米，厚11厘米，一边是题写该石的时间，“国货年元旦”，落款是“九四叟相伯”。马相伯是江苏丹徒人，出生于1840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先后于1903年和1905年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1913年以后曾代理过北大校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被人们尊为“爱国老人”。1911年，孙中山曾聘其为南京市第一任市长，此时马相伯已是70岁高龄。为兴办教育，他捐出了家中的全部地产3000亩，蔡元培、邵力子、于右任、张鼎丞、徐朗西等都是他的学生。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进逼南京，他在李宗仁、冯玉祥等的劝说下，于1938年初经越南入滇，不料途中染疾，留居越南凉山。1939年4月6日全国各地的相关团体在国内为他举行了百岁庆典，遥祝他健康长寿。中共，中央也特致贺电，称他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还把各方赠送寿仪悉数捐献，用于慰犒前线受伤士兵，其爱国之心，天人共鉴。10月20日他闻知湘北大捷，备感兴奋，以致夜不能寐，加剧病势，竟于11月4日溘然，长逝。1952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凉山，迎回灵柩，安葬于新圣区息焉公墓（今长宁区内）。“文革”时，墓被毁。1984年4月6日，迁墓于宋庆龄陵园。
“国货年”是民国时期为推动国货而倡导的一项活动，时间从1933年到1935年。这一活动的倡导者是上海地方协会，这是继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虞洽卿等人提出“抵制日货、倡导国货”之后又一次倡导国货运动。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民众在崇洋心理驱使下，大量购买洋产品，使本土化产品在市场缺乏竞争力，再加上洋货价廉物美，又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对中国商人的利益造成了极大冲击。在上海地方协会的号召下，把1933年定为国货年。其原来的设想是通过上层社会的消费引导，将“提倡国货”由口号变成实际行动。但推行一年，效果不佳，于是把1934年定为妇女国货车，1935年定为儿童国货年，这就是国货年的来历。马相伯的落款“国货年元旦”。应该是1933年。这一年马相伯虚龄94岁，与“九四叟相伯”的题款相一致。问题在于，是否由此可以推定该幢豪宅就建于1933年呢？根据宁波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载庐”的建造年代在民国初期，大概与虞洽卿的龙山天叙堂为同一时期，即1912年至1917年之间，也就是说“载庐”这一方石匾，很有可能是后来装上的。这幢房子为前后两进，西式的砖混结构，第一进已经倾圮，第二进则保存尚好。其内部分为居室和舞厅，这很有可能是虞洽卿为招待客人而专门设计的。因为在龙山的旧宅内，也单独建有一座小洋楼，其功能与载庐大体相仿，可见虞洽卿当年的交友之广和经济实力之强。
也有人认为，载庐的原主人是周厚斋。周为奉化人，曾经是蒋介石的同学，还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局长。从现有资料看，这很有可能是后来虞洽卿卖给周厚斋的，真正的原主人应该是虞洽卿。至于虞洽卿为什么要把此宅卖给周厚斋，卖宅时间具体是在何时，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金普森.虞洽卿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1955：223.
[2]方庆延.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中华文史资料库，1966.
[3]上海长江航运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长江航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金大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只要没打死就是文斗.世纪，2009（1）.
[5]张兆伟.“文革”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初期的两件事.上海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5辑·上海农工党专辑，2009-06-29.
[6]李文国.虞洽卿别业——载庐.浙江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网络平台，2009-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