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1936年，虞洽卿虚岁70岁，也是他到上海的第55个年头。按照三北人的习惯，年龄的计算只讲虚岁而不讲周岁，这一民间习俗由来已久。所以，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由上海总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和四明公所共同发起的庆寿活动，就已经开始筹备。这一活动虽然没有杜氏宗祠落成庆典的排场，但规格也确实不低。筹委会主席由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担任，杨啸天、俞佑庭、王晓籁、杜月笙、金廷荪、方椒伯为委员。根据吴铁城提议，将各界所送贺礼，筹建一所医院。该医院的位置定于吴淞，占地数十亩，医院旁还有一座公园，医院的名字叫洽卿防痨医院。
所谓防痨医院，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结核病防治医院。20世纪的上海，商业发达，人口密集，经常会发生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而当时对于结核病的医治，成本高效果差，是市民健康的头号杀手。作为市长专门提议筹建一所防痨医院，可见上海患结核病者为数不少。吴铁城还专门在祝寿筹委会上强调，希望送礼者一概用现金而不用其他物品。这一提议不但虞洽卿赞同，筹委会全体成员也均表示认可。医院的筹备由王晓籁任主席，成员有俞佑庭、毛和源、江一平、张申之、郭崖琴、杜月笙、李廷安等。祝寿筹委会主任金廷荪，具体由毛和源主持。纪念筹委会由俞佑庭、金润群、朱佰元负责。刊印虞洽卿祝寿纪念册，编辑张申之。祝寿词由大律师章士钊执笔，办公地点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
1936年6月14日，《申报》转引了中央社播发为虞洽卿庆寿的信息，并对虞洽卿的身世、经历、活动成绩、所获成果等作了详细报道。对于租界内的负责人、大洋行的大班、各政要人员，由吴铁城出面邀请，其余各社会团体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函。同时还刊登征文启事，为纪念册征集文章。
关于祝寿的具体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6月17至21日，另一说法是7月4日至6日。后经调查，这两个时间其实都没错，现分述于下：
6月17日是上海总商会出面摆寿宴，地点在上海商埠总署大厅内。
6月18日，，是宁波旅沪同乡会设宴，地点在西藏路同乡会内。
6月19日，是虞洽卿的生日，由他自己设宴，寿宴办在海宁路虞宅。
这一天，虞宅张灯结彩，十分热闹，蒋介石亲临上海，为虞洽卿祝寿。大概是出于保密和抗日的形势紧迫，蒋介石到虞宅祝寿的消息并没有在报上公布，只有几个当年寿宴的筹备参加者才知道此事。据说这次蒋介石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送寿联、寿匾或寿幛，只是送了一笔寿礼。由此可以推断，吴铁城提议设洽卿防痨医院一事，很有可能是事先曾报告过蒋，并得到蒋的默许。大概也正是这一原因，吴铁城才会如此卖力，亲自来担任筹委会的主席。不过，在筹委会正式开会时，他几乎没有到过，每次都是派李大超为代表。
6月20日，是上海市政府为虞洽卿摆寿宴，地点在市政大厅。在寿宴开始前的祝词中，吴铁城向外界宣布，洽卿防痨医院正式启动，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6月21日是第5天，由工部局出面设宴，地点在工部局大楼，总董杰斯塔布亲自为虞洽卿斟酒。但与以前的几次寿宴相比，这一次最为寒酸，这既有国外风俗与国内风俗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办理寿宴的费用，虽经总董首肯，但极为有限。因为在平时，只有中国人请这些外国人，而外国人专门宴请中国人，尽管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而工部局专门为华人设宴祝寿，这还是第一次。
在祝寿筹委会会议上，宁波旅沪同乡会提出在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交界处为虞洽卿立一铜像，以志永久纪念。这一建议遭到虞洽卿本人反对。他认为，虽然在慈溪淹浦的崇寿宫内，有吴锦堂的铜像，这是后人为缅怀这位乡贤所立，自己做的慈善公益事业与吴锦堂相比，难以相提并论。但在时隔76年之后，在他的故乡龙山，一座通高9米（其中像5.5米）的雕塑屹立于斯，与天叙堂遥遥相对。昔日荒凉的海滩，如今已是一处新兴的工业集聚区。虞洽卿泉下有知，也应当为家乡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了。
7月4日至6日的寿庆活动，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举行。最为隆重的是7月5日下午4时开始的祝寿盛典。这一天，礼堂的布置也别具特色，门外临时搭建了高大的牌楼，大批巡捕赶来维持秩序。从牌楼到一楼大厅，两侧摆满了对联和寿幛，所有寿礼均分陈于大厅四周。林森所赠的大匾，上书“福禄眉寿”四个大字，放于一楼大厅的正上方，其下是一个特大型蛋糕，直径1.5米，高达2米。二楼大厅是作为开会和演讲之用，三楼是宴会厅。负责大会筹备的共有15个小组，分别是：主席团，由8人组成，负责来宾的迎送；总干事组，由3人负责，督促协调各组的工作；其他分别是总务组、会计组、庶务组、剧务组、招待组、文书组、交际组、卫生组、陈设组、交通组、宣传组、纠察组、饮食组。重要来宾有陈立夫、梅兰芳、叶恭绰、严独鹤、孙衡甫、秦润卿、李思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张公权、王一亭、沈维挺、袁履登等，吴铁城派代表李大超，孙科派代表吴经熊，共800余人。
下午4时，在一阵清脆悦耳的振铃声中，司仪邬崖琴宣布祝寿会开始，杨犹龙担任会议记录。先由方椒伯代表祝寿筹委会致词，然后全体参会人员向虞洽卿行鞠躬礼。之后，虞洽卿在会上作了自述，大致讲了在上海55年来的变化和其间发生的一些大事，并对前来参加寿宴的人表示感谢。虞洽卿的讲话稿并不长，在1600字左右。他在谈到自己初到上海时，身上只有5元钱，他父亲在世时，每月的工资也只10元钱，如今事业有成，不应忘记勤俭二字，引来了一片掌声。他还号召到会的诸位成功人士，要多做善事，为子孙着想，因为善能致福。这一番讲话，即使是放到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热心公益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理念。
接下来是钮永建致词。钮永建，字惕生，1870年出生于上海，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次长、江苏省主席等职。他的演讲主要是对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大加赞扬，说他说中华民国创立的一大功臣。
另一位在庆典上致词的是王晓籁。他是浙江嵊州甘霖镇的白泥墩村人，出生于1887年。他不但是一位实业家和银行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1936年，他担任中国航空协会总理事长后，主张尽快壮大空军力量，积极筹划民间飞机捐献活动。抗战爆发后，他一面积极救助伤员，一面发表坚决抗日的主张，险遭傅筱庵暗杀。他在讲话中对虞洽卿吃苦耐劳的品质，为国家服务而不求一官半职的志向表示钦佩。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京剧票友，1939年10月8日，上海戏剧学校创办后，他是校董之一。
祝寿的堂会演出在7月6日下午2时，演出的剧目有《七子八婿》《十二太保》《大登殿》《太白醉写》《追韩信》《坐宫见娘》等。上海电台为祝寿也安排了特别节目，由上海著名滑稽戏演员白笑笑、鲍乐乐、赵希希、陆奇奇、范哈哈等分时段表演并播出。上海钱业公会还通知各钱庄，于7月5日一律在店门口悬挂彩旗，为虞洽卿的祝寿增添了欢乐气氛。
就在大家尽兴享受寿宴之际，有几个人提出，在上海法租界有两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在公共租界内也应当有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而此人则非虞洽卿莫属。此议一出，应者蜂起。第二天就有一份报告送到了工部局，提出要用虞洽卿的名字来命名一条马路。理由当然也十分充足，说虞洽卿功高德勋、热心社会、慈善为怀、贡献极多，尤其是在维护租界秩序，化解各类矛盾中，更是不辞劳苦，全力以赴；再说他是工部局5位华董之一，于官于民，都是声誉卓著。当时公共租界的马路命名，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中国的地名来命名，如南京路、广东路、浙江路、福州路等。另一种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如霞飞路、极司菲尔路、白脱路等。虽然在法租界有麟桂路和朱葆三路，但这两条小马路都是在他们死后才命名的。如今虞洽卿尚在世而就以他来命名马路，工部局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据工部局华人委员钱龙章回忆，收到这份报告后，工部局马上召开了董事会，商量这一提案。用虞洽卿的名字来名命马路，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这样做是否合适，因为在公共租界，这样的命名毕竟是第一次，有些人心中总有点儿疑惑不决。二是命名的马路是改名而非新建，对于在这条马路上开店、居住的人或多或少会带来影响，所以在民意方面是否会引起反应。第三是哪一条路命名比较合适，也是争议的一个焦点。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比较顺利，先由总董杰斯塔布表态同意，其余的人见总董已经有了态度，大家也就齐声附和。这位总董原是工部局的董事，前任总董费信淳因为在顾竹轩官司时有不当行为，再加上在五卅事件中处置不力，经六国领事商量后被撤换。在此重要的人事变动时，虞洽卿曾向英、美等领事馆提出让杰斯塔布为总董，为此，他在其他一些领事面前，也曾为杰斯塔布讲过不少好话，从私交上说，虞洽卿与他也有深厚的交情，所以杰斯塔布第一个表示赞同。第二个间题是与第三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有人提出的是虞洽卿的公馆所在马路，亦即海宁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但江一平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将西藏路改名更为合适。西藏路是一条极为繁华的马路，南至法租界，北到苏州河，不但横贯了北京路、南京路、广东路、福州路等一些重要马路，而且还有大世界、跑马厅等重要设施。反对者提出，这条马路上商店太多，一旦改名，怕引起一些店主的不满。江一平又提出可以派人前去对沿路的商店进行走访，征求他们对改路名的意见。杰斯塔布认为可行，如果沿途店家没有意见，就将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散会以后，由工部局派人去征询意见。这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沿路的所有店家几乎无人反对，而且大家一听说是以虞洽卿的名字去命名，更是觉得为中国人的脸上争光，将来如有什么麻烦，也可以请虞洽卿出面做个调停，所以都表示拥护。就这样，到7月26日工部局就发出了将西藏路改为虞洽卿路的公函，并向六国领事馆备案。，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字只用了8年时间，1943年汪伪政府为削弱英美在租界的影响力，将虞洽卿路又改成了西藏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这条路更名为西藏中路。
改名已获通过，接下来就是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道路命名仪式。这一活动由上海市商会等16个社会团体共同发起并操办，时间定于1936年10月1日。这16家单位是：上海市商会、四明银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宁波通运汽车公司、上海商团华队公会、宁波永耀电灯公司、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宁绍轮船公司、上海交易所联合会、三北轮埠公司、四明公所、鸿安商轮公司、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宁兴轮船公司、宁波旅沪同乡会、鸿安堆栈公司。每家单位的总经理或会长为筹委会主席团成员。到了9月30日这一天，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采访，20余个国家的领事馆均寄来回执，表示将出席命名大典。当天晚上，虞洽卿在福州路梅园酒家设宴，招待外国领事，出席预祝酒会并作陪的有王晓籁、杜月笙、张啸林、李大超、潘公展、吴经熊、秦润卿、江一平等20余人。总干事毛和源具体安排并接受记者采访。
10月1日的庆典活动分为两大内容：一是进行队伍巡游，二是在同乡会内举行庆祝大会。
巡游队伍于10月1日上午先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大看台集合。大看台上悬挂了万国旗，五彩缤纷，迎风飘扬。在看台上临时搭设了一个检阅台，背景是中华民国国旗，台前置花卉盆景。上午10时许，巡游队伍出发前先接受虞洽卿的检阅。检阅队伍分为6队，由陈时侠任总指挥，万国商团中华队总队长徐通浩少校陪同虞洽卿走上检阅台。走在最前面的是马巡队，后面分别是工部局军乐队、护旗队、中华队、虞氏礼车队、翻译队和各团体组成的代表队。万国商团总司令葛雷采上校对巡游队伍进行了编排。各队的领队由筹委会主席团成员担任。中华队和翻译队两队共有人员300名，护旗队人数最多，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各小学、各团体组成，约有500余人。检阅开始，所有巡游队伍先绕场一周，然后到大看台前列队，由虞洽卿致词，然后开始巡游。一时间，礼花齐放，鞭炮齐鸣。当时根据规定，租界内除过年时可燃放烟花爆竹外，其余时间是不准许的。这次马路命名，事关重大，况且有工部局同意，所以放鞭炮也就属于例外了。游行的路线是从跑马场经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至西藏路口（虞洽卿路）转向北，一直到苏州河边的泥城桥（也叫新垃圾桥或西藏路桥）止，队伍解散。经过路口如南京路、广东路、九江路、福州路等均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虞洽卿由徐通浩陪同乘坐礼车队到同乡会门口下车，其余巡游队伍全部到苏州河边。据1936年10月2日《申报》报道，巡游队伍整齐严肃，沿途观众万人空巷，欢呼若狂。工部局为维护秩序，增添了大量巡捕，分固定岗和流动岗两种，疏导观众，保证马路的畅通。沿途商家，悬挂彩旗，在礼车队经过门口时也被准许燃放鞭炮。在爱多亚路、南京路新世界、大新公司及一些重要建筑上，都有巨型标语，上书“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到了晚上，在跑马场大看台上还演出了京剧，燃放了焰火。据说这焰火是剧务组人员精心准备的，不但燃放的数量多，时间长，而且造型也很别致，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焰火晚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认为这次庆祝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专门派出摄制组，从开始到结束，摄制了有声电影，以作为永久纪念。
在同乡会会场内外，也是装扮一新。大门口的红绿彩绸扎成牌楼一座，上悬巨幅横额，“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几个大字分外醒目。礼堂设于二楼，正中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两边分别陈设杜月笙和金廷荪送的两个大型银爵。杜月笙的银爵镌“今名永保”，金廷荪银爵镌“口碑载道”。四周有花篮。德国、美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挪威、法国、希腊、巴西、荷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国家的领事馆，分别由总领事或副领事亲临会场送贺。工部局总董、副董、董事及各处负责人全部到会。驻沪的外国机构有江海关、总邮务司等。外国的银行、洋行、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邮轮公司等30家也派代表参加。英国的《泰晤士报》经理诺丁汉、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创办人鲍威尔也到会祝贺。
值得指出的是，鲍威尔所创办的这份报纸，曾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过很多报道。鲍威尔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36年11月，他曾专程去陕北延安作过采访，毛泽东专门接见他并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回到上海后，他在报上登出了访问延安的全部内容，他支持中国抗日，反对日本侵华，曾引起过日伪特务的注意。后来埃德加·斯诺到上海后，就是在这家报社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社遭到日本特务的查封，他也被捕入狱。日本宪兵队对他严刑审讯，但他坚持自已的观点，以致双脚被打断而致残。1942年在交换战俘时获释，回到美国。1946年对日本战犯审判时，他不顾双腿行动不便，出庭作证，指控日本侵华暴行。1947年在美国病逝。1945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复刊，鲍威尔的儿子威廉·鲍威尔接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密勒氏评论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家被允许在大陆存在的美国媒体。抗美援朝爆发后，这份报纸又作了很多客观的报道，尤其是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1953年6月因经费等问题而停刊。
出席道路命名庆祝典礼的中外来宾共1000余人。先由筹委会主席王晓籁报告筹备的经过和这次活动的意义。接着由工部局总董埃诺德·杰斯塔布致词，他认为将这条马路改名，一是纪念虞洽卿七十大寿；二是纪念虞洽卿旅沪55周年；三是对虞氏服务社会、奉行艰苦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仰。接着由徐新六、黄炎培、傅筱庵分别致词，最后由虞洽卿作答谢词。
来电表示祝贺的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陈介、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漠、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总训练部少将委员王文翰、宁波商会会长周大烈等数十人及一些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等团体。
从1日下午2时起，在同乡会内开始演戏，有马丽云与小白牡丹的《贺后骂殿》、金碧玉的《鸿鸾禧》、王瑶卿的《珠帘寨》等。
从8月份开始，工部局工务处开始将原西藏路的路牌经髹漆后，全部换成虞洽卿路，各沿路的商店门牌也全部更换。其动作之快、效率之高，实在罕见。诚如汪仁泽先生所说，此时的虞洽卿已处于人生的巅峰，他所担任的公司、社会团体董事长、理事长、高级顾问、咨议等各种头衔已100余个，再加上一条主要马路的命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滩上第一人。
【参考文献】
1.金普森.虞洽卿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
2.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一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
3.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所谓防痨医院，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结核病防治医院。20世纪的上海，商业发达，人口密集，经常会发生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而当时对于结核病的医治，成本高效果差，是市民健康的头号杀手。作为市长专门提议筹建一所防痨医院，可见上海患结核病者为数不少。吴铁城还专门在祝寿筹委会上强调，希望送礼者一概用现金而不用其他物品。这一提议不但虞洽卿赞同，筹委会全体成员也均表示认可。医院的筹备由王晓籁任主席，成员有俞佑庭、毛和源、江一平、张申之、郭崖琴、杜月笙、李廷安等。祝寿筹委会主任金廷荪，具体由毛和源主持。纪念筹委会由俞佑庭、金润群、朱佰元负责。刊印虞洽卿祝寿纪念册，编辑张申之。祝寿词由大律师章士钊执笔，办公地点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
1936年6月14日，《申报》转引了中央社播发为虞洽卿庆寿的信息，并对虞洽卿的身世、经历、活动成绩、所获成果等作了详细报道。对于租界内的负责人、大洋行的大班、各政要人员，由吴铁城出面邀请，其余各社会团体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函。同时还刊登征文启事，为纪念册征集文章。
关于祝寿的具体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6月17至21日，另一说法是7月4日至6日。后经调查，这两个时间其实都没错，现分述于下：
6月17日是上海总商会出面摆寿宴，地点在上海商埠总署大厅内。
6月18日，，是宁波旅沪同乡会设宴，地点在西藏路同乡会内。
6月19日，是虞洽卿的生日，由他自己设宴，寿宴办在海宁路虞宅。
这一天，虞宅张灯结彩，十分热闹，蒋介石亲临上海，为虞洽卿祝寿。大概是出于保密和抗日的形势紧迫，蒋介石到虞宅祝寿的消息并没有在报上公布，只有几个当年寿宴的筹备参加者才知道此事。据说这次蒋介石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送寿联、寿匾或寿幛，只是送了一笔寿礼。由此可以推断，吴铁城提议设洽卿防痨医院一事，很有可能是事先曾报告过蒋，并得到蒋的默许。大概也正是这一原因，吴铁城才会如此卖力，亲自来担任筹委会的主席。不过，在筹委会正式开会时，他几乎没有到过，每次都是派李大超为代表。
6月20日，是上海市政府为虞洽卿摆寿宴，地点在市政大厅。在寿宴开始前的祝词中，吴铁城向外界宣布，洽卿防痨医院正式启动，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6月21日是第5天，由工部局出面设宴，地点在工部局大楼，总董杰斯塔布亲自为虞洽卿斟酒。但与以前的几次寿宴相比，这一次最为寒酸，这既有国外风俗与国内风俗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办理寿宴的费用，虽经总董首肯，但极为有限。因为在平时，只有中国人请这些外国人，而外国人专门宴请中国人，尽管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而工部局专门为华人设宴祝寿，这还是第一次。
在祝寿筹委会会议上，宁波旅沪同乡会提出在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交界处为虞洽卿立一铜像，以志永久纪念。这一建议遭到虞洽卿本人反对。他认为，虽然在慈溪淹浦的崇寿宫内，有吴锦堂的铜像，这是后人为缅怀这位乡贤所立，自己做的慈善公益事业与吴锦堂相比，难以相提并论。但在时隔76年之后，在他的故乡龙山，一座通高9米（其中像5.5米）的雕塑屹立于斯，与天叙堂遥遥相对。昔日荒凉的海滩，如今已是一处新兴的工业集聚区。虞洽卿泉下有知，也应当为家乡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了。
7月4日至6日的寿庆活动，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举行。最为隆重的是7月5日下午4时开始的祝寿盛典。这一天，礼堂的布置也别具特色，门外临时搭建了高大的牌楼，大批巡捕赶来维持秩序。从牌楼到一楼大厅，两侧摆满了对联和寿幛，所有寿礼均分陈于大厅四周。林森所赠的大匾，上书“福禄眉寿”四个大字，放于一楼大厅的正上方，其下是一个特大型蛋糕，直径1.5米，高达2米。二楼大厅是作为开会和演讲之用，三楼是宴会厅。负责大会筹备的共有15个小组，分别是：主席团，由8人组成，负责来宾的迎送；总干事组，由3人负责，督促协调各组的工作；其他分别是总务组、会计组、庶务组、剧务组、招待组、文书组、交际组、卫生组、陈设组、交通组、宣传组、纠察组、饮食组。重要来宾有陈立夫、梅兰芳、叶恭绰、严独鹤、孙衡甫、秦润卿、李思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张公权、王一亭、沈维挺、袁履登等，吴铁城派代表李大超，孙科派代表吴经熊，共800余人。
下午4时，在一阵清脆悦耳的振铃声中，司仪邬崖琴宣布祝寿会开始，杨犹龙担任会议记录。先由方椒伯代表祝寿筹委会致词，然后全体参会人员向虞洽卿行鞠躬礼。之后，虞洽卿在会上作了自述，大致讲了在上海55年来的变化和其间发生的一些大事，并对前来参加寿宴的人表示感谢。虞洽卿的讲话稿并不长，在1600字左右。他在谈到自己初到上海时，身上只有5元钱，他父亲在世时，每月的工资也只10元钱，如今事业有成，不应忘记勤俭二字，引来了一片掌声。他还号召到会的诸位成功人士，要多做善事，为子孙着想，因为善能致福。这一番讲话，即使是放到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热心公益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理念。
接下来是钮永建致词。钮永建，字惕生，1870年出生于上海，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次长、江苏省主席等职。他的演讲主要是对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大加赞扬，说他说中华民国创立的一大功臣。
另一位在庆典上致词的是王晓籁。他是浙江嵊州甘霖镇的白泥墩村人，出生于1887年。他不但是一位实业家和银行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1936年，他担任中国航空协会总理事长后，主张尽快壮大空军力量，积极筹划民间飞机捐献活动。抗战爆发后，他一面积极救助伤员，一面发表坚决抗日的主张，险遭傅筱庵暗杀。他在讲话中对虞洽卿吃苦耐劳的品质，为国家服务而不求一官半职的志向表示钦佩。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京剧票友，1939年10月8日，上海戏剧学校创办后，他是校董之一。
祝寿的堂会演出在7月6日下午2时，演出的剧目有《七子八婿》《十二太保》《大登殿》《太白醉写》《追韩信》《坐宫见娘》等。上海电台为祝寿也安排了特别节目，由上海著名滑稽戏演员白笑笑、鲍乐乐、赵希希、陆奇奇、范哈哈等分时段表演并播出。上海钱业公会还通知各钱庄，于7月5日一律在店门口悬挂彩旗，为虞洽卿的祝寿增添了欢乐气氛。
就在大家尽兴享受寿宴之际，有几个人提出，在上海法租界有两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在公共租界内也应当有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而此人则非虞洽卿莫属。此议一出，应者蜂起。第二天就有一份报告送到了工部局，提出要用虞洽卿的名字来命名一条马路。理由当然也十分充足，说虞洽卿功高德勋、热心社会、慈善为怀、贡献极多，尤其是在维护租界秩序，化解各类矛盾中，更是不辞劳苦，全力以赴；再说他是工部局5位华董之一，于官于民，都是声誉卓著。当时公共租界的马路命名，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中国的地名来命名，如南京路、广东路、浙江路、福州路等。另一种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如霞飞路、极司菲尔路、白脱路等。虽然在法租界有麟桂路和朱葆三路，但这两条小马路都是在他们死后才命名的。如今虞洽卿尚在世而就以他来命名马路，工部局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据工部局华人委员钱龙章回忆，收到这份报告后，工部局马上召开了董事会，商量这一提案。用虞洽卿的名字来名命马路，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这样做是否合适，因为在公共租界，这样的命名毕竟是第一次，有些人心中总有点儿疑惑不决。二是命名的马路是改名而非新建，对于在这条马路上开店、居住的人或多或少会带来影响，所以在民意方面是否会引起反应。第三是哪一条路命名比较合适，也是争议的一个焦点。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比较顺利，先由总董杰斯塔布表态同意，其余的人见总董已经有了态度，大家也就齐声附和。这位总董原是工部局的董事，前任总董费信淳因为在顾竹轩官司时有不当行为，再加上在五卅事件中处置不力，经六国领事商量后被撤换。在此重要的人事变动时，虞洽卿曾向英、美等领事馆提出让杰斯塔布为总董，为此，他在其他一些领事面前，也曾为杰斯塔布讲过不少好话，从私交上说，虞洽卿与他也有深厚的交情，所以杰斯塔布第一个表示赞同。第二个间题是与第三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有人提出的是虞洽卿的公馆所在马路，亦即海宁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但江一平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将西藏路改名更为合适。西藏路是一条极为繁华的马路，南至法租界，北到苏州河，不但横贯了北京路、南京路、广东路、福州路等一些重要马路，而且还有大世界、跑马厅等重要设施。反对者提出，这条马路上商店太多，一旦改名，怕引起一些店主的不满。江一平又提出可以派人前去对沿路的商店进行走访，征求他们对改路名的意见。杰斯塔布认为可行，如果沿途店家没有意见，就将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散会以后，由工部局派人去征询意见。这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沿路的所有店家几乎无人反对，而且大家一听说是以虞洽卿的名字去命名，更是觉得为中国人的脸上争光，将来如有什么麻烦，也可以请虞洽卿出面做个调停，所以都表示拥护。就这样，到7月26日工部局就发出了将西藏路改为虞洽卿路的公函，并向六国领事馆备案。，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字只用了8年时间，1943年汪伪政府为削弱英美在租界的影响力，将虞洽卿路又改成了西藏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这条路更名为西藏中路。
改名已获通过，接下来就是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道路命名仪式。这一活动由上海市商会等16个社会团体共同发起并操办，时间定于1936年10月1日。这16家单位是：上海市商会、四明银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宁波通运汽车公司、上海商团华队公会、宁波永耀电灯公司、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宁绍轮船公司、上海交易所联合会、三北轮埠公司、四明公所、鸿安商轮公司、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宁兴轮船公司、宁波旅沪同乡会、鸿安堆栈公司。每家单位的总经理或会长为筹委会主席团成员。到了9月30日这一天，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采访，20余个国家的领事馆均寄来回执，表示将出席命名大典。当天晚上，虞洽卿在福州路梅园酒家设宴，招待外国领事，出席预祝酒会并作陪的有王晓籁、杜月笙、张啸林、李大超、潘公展、吴经熊、秦润卿、江一平等20余人。总干事毛和源具体安排并接受记者采访。
10月1日的庆典活动分为两大内容：一是进行队伍巡游，二是在同乡会内举行庆祝大会。
巡游队伍于10月1日上午先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大看台集合。大看台上悬挂了万国旗，五彩缤纷，迎风飘扬。在看台上临时搭设了一个检阅台，背景是中华民国国旗，台前置花卉盆景。上午10时许，巡游队伍出发前先接受虞洽卿的检阅。检阅队伍分为6队，由陈时侠任总指挥，万国商团中华队总队长徐通浩少校陪同虞洽卿走上检阅台。走在最前面的是马巡队，后面分别是工部局军乐队、护旗队、中华队、虞氏礼车队、翻译队和各团体组成的代表队。万国商团总司令葛雷采上校对巡游队伍进行了编排。各队的领队由筹委会主席团成员担任。中华队和翻译队两队共有人员300名，护旗队人数最多，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各小学、各团体组成，约有500余人。检阅开始，所有巡游队伍先绕场一周，然后到大看台前列队，由虞洽卿致词，然后开始巡游。一时间，礼花齐放，鞭炮齐鸣。当时根据规定，租界内除过年时可燃放烟花爆竹外，其余时间是不准许的。这次马路命名，事关重大，况且有工部局同意，所以放鞭炮也就属于例外了。游行的路线是从跑马场经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至西藏路口（虞洽卿路）转向北，一直到苏州河边的泥城桥（也叫新垃圾桥或西藏路桥）止，队伍解散。经过路口如南京路、广东路、九江路、福州路等均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虞洽卿由徐通浩陪同乘坐礼车队到同乡会门口下车，其余巡游队伍全部到苏州河边。据1936年10月2日《申报》报道，巡游队伍整齐严肃，沿途观众万人空巷，欢呼若狂。工部局为维护秩序，增添了大量巡捕，分固定岗和流动岗两种，疏导观众，保证马路的畅通。沿途商家，悬挂彩旗，在礼车队经过门口时也被准许燃放鞭炮。在爱多亚路、南京路新世界、大新公司及一些重要建筑上，都有巨型标语，上书“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到了晚上，在跑马场大看台上还演出了京剧，燃放了焰火。据说这焰火是剧务组人员精心准备的，不但燃放的数量多，时间长，而且造型也很别致，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焰火晚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认为这次庆祝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专门派出摄制组，从开始到结束，摄制了有声电影，以作为永久纪念。
在同乡会会场内外，也是装扮一新。大门口的红绿彩绸扎成牌楼一座，上悬巨幅横额，“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几个大字分外醒目。礼堂设于二楼，正中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两边分别陈设杜月笙和金廷荪送的两个大型银爵。杜月笙的银爵镌“今名永保”，金廷荪银爵镌“口碑载道”。四周有花篮。德国、美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挪威、法国、希腊、巴西、荷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国家的领事馆，分别由总领事或副领事亲临会场送贺。工部局总董、副董、董事及各处负责人全部到会。驻沪的外国机构有江海关、总邮务司等。外国的银行、洋行、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邮轮公司等30家也派代表参加。英国的《泰晤士报》经理诺丁汉、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创办人鲍威尔也到会祝贺。
值得指出的是，鲍威尔所创办的这份报纸，曾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过很多报道。鲍威尔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36年11月，他曾专程去陕北延安作过采访，毛泽东专门接见他并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回到上海后，他在报上登出了访问延安的全部内容，他支持中国抗日，反对日本侵华，曾引起过日伪特务的注意。后来埃德加·斯诺到上海后，就是在这家报社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社遭到日本特务的查封，他也被捕入狱。日本宪兵队对他严刑审讯，但他坚持自已的观点，以致双脚被打断而致残。1942年在交换战俘时获释，回到美国。1946年对日本战犯审判时，他不顾双腿行动不便，出庭作证，指控日本侵华暴行。1947年在美国病逝。1945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复刊，鲍威尔的儿子威廉·鲍威尔接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密勒氏评论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家被允许在大陆存在的美国媒体。抗美援朝爆发后，这份报纸又作了很多客观的报道，尤其是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1953年6月因经费等问题而停刊。
出席道路命名庆祝典礼的中外来宾共1000余人。先由筹委会主席王晓籁报告筹备的经过和这次活动的意义。接着由工部局总董埃诺德·杰斯塔布致词，他认为将这条马路改名，一是纪念虞洽卿七十大寿；二是纪念虞洽卿旅沪55周年；三是对虞氏服务社会、奉行艰苦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仰。接着由徐新六、黄炎培、傅筱庵分别致词，最后由虞洽卿作答谢词。
来电表示祝贺的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陈介、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漠、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总训练部少将委员王文翰、宁波商会会长周大烈等数十人及一些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等团体。
从1日下午2时起，在同乡会内开始演戏，有马丽云与小白牡丹的《贺后骂殿》、金碧玉的《鸿鸾禧》、王瑶卿的《珠帘寨》等。
从8月份开始，工部局工务处开始将原西藏路的路牌经髹漆后，全部换成虞洽卿路，各沿路的商店门牌也全部更换。其动作之快、效率之高，实在罕见。诚如汪仁泽先生所说，此时的虞洽卿已处于人生的巅峰，他所担任的公司、社会团体董事长、理事长、高级顾问、咨议等各种头衔已100余个，再加上一条主要马路的命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滩上第一人。
【参考文献】
1.金普森.虞洽卿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
2.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一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
3.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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