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在虞洽卿看来，国破家亡，企业断无苟延残喘之理。他无偿献出30余艘轮船，沉没于长江、黄浦江、龙潭口、镇海口等地，表明他抗战到底、破釜沉舟的决心。八一三事变之后，他的一系列行动则可以看成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的一个缩影。
上海的反日救亡活动，从1931年7月2日长春万宝山事件开始，7月14日虞洽卿专门组织成立了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17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肃清日货办法，并通电各省商会自动对日经济绝交。12月24日，在上海人民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的上海各大学校校长会议上，虞洽卿应邀参加并在会议上做了讲话，号召工商学各界人士都应团结起来，共同负起救国之重任。不过虞洽卿的这番讲话反响并不强烈，有的认为日本虽然侵占了东北，但不一定会发起全面战争，甚至认为虞洽卿在放大事实，他们并不相信日本有全面侵华的野心。虞洽卿的敏锐目光，就是对于日本长期以来的所谓方针政策有着极高的警惕性，从没有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这也许就是商人的特殊之处。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虞洽卿一面从事难民的运送，尽可能将那些甬籍同胞运回故乡，免受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一面又积极筹措物资，为十九路军的抗日提供保障。他还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1931年7月17日成立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开始，虞洽卿的反日爱国行为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前台。1932年5月5日，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奉命与日方谈判，并签订了一份为后人一再诟病的《淞沪停战协议》，但虞洽卿并没有因为这份协议的签订而有所放松。相反，他对蒋介石一再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而不是积极抗日的做法有所怀疑。同年8月27日，由马相伯、赵竹青、唐蔚芝、虞洽卿、王一亭、史量才、杜月笙等50余人共同发起的废止内战大同盟在香港路4号召开成立大会，虞洽卿任名誉委员。这一组织的宗旨是：废止内战，抵御外侮。虞洽卿参加了这么一个组织，说明他从内心来说，是反对和厌恶内战的，尤其是日本向华频频发动侵略时，更让他感到了时局的危困。1933年1月28日，上海市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周年，会上，虞洽卿发出倡议，号召各界为抗战捐款。在这次大会上，上海工商界、银行界、面粉业界、纱业界等共同出资，购置6架霍克-Ⅱ型飞机。
根据当时的局面，1931年12月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基础上成立了军政航空学校，并将校址从南京迁到了杭州笕桥，1932年6月改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这次迁址，一来是迫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进而觊觎华北，并有染指整个中国的野心；二是从战争爆发看，当时中国受到空中威胁的，主要来自东海方向的敌机，因此时日本占领台湾，并在台北设有军用机场，几艘航空母舰也泊于东海，这是日本空中军事力量直接威胁上海、南京的最大忧虑。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把航空学校迁到杭州郊外的笕桥。当时中国的空军非常薄弱，东北军易帜后，原有的300架飞机归属于中央军，这是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中央航空学校成立后，为培养飞行员，向美国购买了几架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几种型号的飞机作为教练机。为壮大空军力量，国民政府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捐献飞机。1932年，美国寇蒂斯飞机公司专门生产了一种霍克-Ⅱ型飞机。这种双翼飞机既能空战，也可以俯冲轰炸，还可以担负侦察任务，是当时较为先进的飞机之一。1933年一共购买了50架，而上海的工商界则捐献了6架。不久，这种飞机又经过改进，称为霍克一Ⅲ型，1936年共向美国购买了102架，成为了中国空军的主力。“霍克”一名，译自英文“Hawk”其中文意思是“鹰”，故该型号战机又称鹰式战斗机。1937年8月14日，，日本的精锐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从台北机场出发，由18架“三菱”96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击笕桥机场，中国空军首次飞上天空与日军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领霍克一Ⅲ战斗机群迎敌，在30分钟的战斗中，击落敌机3架，重创1架，而中国空军无一伤亡。2个小时后，杭州的报纸就出现了号外，为中国空军的胜利而欢腾。在之后的半个月内，又连创奇迹，共击落日机12架，击伤而不能再战的10架，迫使日军的两个航空大队停止了攻击，鹿屋航空队司令员石井艺江大佐剖腹谢罪。高志航因抗战有功，晋升为空军驱逐机队上校，迎战的第四航空大队也改名为“志航大队”8月14日被定为空军节。当然，这仅仅是战争的序幕。在8年抗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和美国飞虎队共牺牲了近6000名空军地勤人员和飞行员。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淞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为救护伤兵，虞洽卿将1936年七十大寿时各界人士赠送的拟筹办洽卿医院的4万余元凑足5万元，捐赠给市救护会，以作伤兵救护的费用。此事在1937年10月29日的《大公报》有过专门报道。接着，他又个人出资1000元，三北公司出资1000元，虞洽卿的汪、潘两位夫人出资500元。徐先生出资500元，共3000元交市救护会，指定此费用作为伤兵站购买面包。10月30日虞洽卿主持召开洽卿医院筹备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议定将医院筹备2.6万，元由虞洽卿凑足3万元，拨借给伤兵医治。1938年1月10日，由于伤兵多，经费紧缺，虞洽卿又从洽卿医院基金中拨出2万元，以充实救护经费。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虞洽卿为救护伤兵已捐资达10.3万元。
由于日军的疯狂轰炸，上海市区及周边地区的老百姓无法生存，纷纷逃到租界避难。一时间，租界内人满为患，高峰时达到70万人。为减轻压力，租界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疏散措施。但随着上海、南京等地的相继沦陷，战争又向西南扩散，致使疏散的人口又去而复返，再加上来自江浙地区的难民，上海租界的人口从原有的167万猛增到400多万。这成倍增加的难民，使租界内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形成了极为严重的难民问题。而此时的租界已成“孤岛”，因其周围全被日军占领，物资运输必须经过日军的严格检查，使租界内的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也日渐短缺。当时曾有人做过统计，按照正常的生活消费，400万人一个月需要大米175441袋、面粉31781袋、蔬菜10217袋、猪31091头、鸡1071只。如此庞大的数量，根本就无法满足。为此，虞洽卿在上海发起了一场节约救难运动。
1938年10月9日，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在香港路59号银行俱乐部举行了成立大会，虞洽卿在会上指出，目前的救济工作，虽面临巨大困难，但400万人如能厉行节约，大家都做出一点努力，这些困难一定能够得到克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节约救难运动，不但安定了人心，减少了因饥饿而引发的犯罪，并将一些戏院、电影院、学校辟为临时难民的收容所，使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有了一个暂时的栖息之地。在这次会议上，虞洽卿还做出决定，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其他各社会团体的一致响应。于是，把难民救济协会的成立时间定于1938年10月18日下午4时。
是日，在中外各界团体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虞洽卿在成立大会上对该会的宗旨作了阐述，他归结为3点：一是发挥民众力量，减少赈济委员会对于难民之忧患与负担；二是节减赈款，俾得移救内地难民；三是使难民得安宁受教养，绝无分忧，协助租界当局减免种种困难。10月21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发表成立宣言：“推动全市人民之力量，辅助救济机关，之工作，国籍不分中外，但求匡济时艰，于两租界安宁有裨，使人类互助之责任无亏。”这一宣言可谓言简意赅，切中时难，所以受到了各界的赞同。会上，选举虞洽卿为理事长，英国太古洋行大班麦克诺为副理事长，会址就设于广东路93号3楼三北公司内。
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一成立，就立即开展了工作，拟定了难民住宿、衣服、粮食、医药、教育及其他救济事宜。为减少租界内的难民数量，虞洽卿用仅有的几艘轮船，把那些愿意回乡的难民运送宁波、镇海、舟山等地，并通过上海的一些教会和慈善机构，将滞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运往内地，有相当一部分军政人员由此而重新走上战场，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虞洽卿以上海难民救济会的名义，成立劝募委员会，他自己则担任了劝募委员会的总主任。为使难民救济工作有序开展，虞洽卿会同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各救济团体负责人，开始对难民实行调查与登记。11月4日将首笔救济款5万余元下拨给11个慈善团体。11月10日，公布收到善款，为14.5万元。为筹募更多款项，虞洽卿又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叫做“百一提成”。也就是说各工商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提成1元为善款，该款由各行业商会代收，每月一次上报难民救济协会。
由于战争原因，上海租界内人口骤增，粮食不但供应紧张，粮价也一路升，由原来每袋15元涨至35～38元。一旦粮食脱销，有可能引起更大的灾难，有鉴于此，虞洽卿提出了组织一个“平粜会”。所谓平粜，就是从国外订购大米，每袋的价格加上运输的费用，商家没有利润，出售给市民。虞洽卿提出，运输问题由他负责，运费也只收成本。这一建议，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虞洽卿想从中取利。当时的情形是，国内的绝大多数轮船公司都已丧失了去国外运米的能力，由于日本军舰的封锁，不准中国轮船自由航行。虞洽卿预料到有此局面，通过江一平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作，组建了一家中意轮船公司，在船上悬挂意大利国旗，则可以自由出入港口。正是有了这一准备，才让他有了底气，可以从国外运回大米。虽然有人反对，但还是得到了面粉业、杂粮业、米业和其他大多数商家的支持。平粜会的具体做法是，由各同意加入的商家出资，由虞洽卿负责运输，运回大米后，按出资比例领回大米，然后以成本价出售。这一方法虽然无利可图，但各商家认为在大米紧缺时能够有米供应，对商家名声的提升大有好处，一旦战争结束，也许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况且大家都是难民救济会的会员，有责任提供帮助。于是当场就有人出资，20余家米店业老板出资25万元，参加平粜。国外购米，需要外汇，虞洽卿电告重庆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能动用外汇1万英镑。孔祥熙复电同意，并通知海关，凡用于难民救济的大米，一律免税。就这样，虞洽卿先后从仰光、西贡、暹罗等地运回大米数万吨，均由各米店平粜，解决了上海难民最困难的粮食问题。此后，虞洽卿还将此模式推广到宁波、镇海、慈溪等地，为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粮荒作出了贡献。虞洽卿坚持抗日主张的另一点，是多次拒绝日本政客的威逼利诱，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哪怕是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也不为所动。就在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等纷纷逃离上海之后，他也依旧坚持在上海，镇定自若地指挥各项救济活动。1938年10月26日，武汉失守，28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闻此消息，虞洽卿联系上了上海各团体，向大会发去电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并在会上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7月正式成立后召开了第一届一次会议，出席的委员共156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只有7名。在一届二次开会期间，虞洽卿提出5点主张。
一、拥护最高领袖，绝对坚持抗战，反对任何调停；
二、巩固统一战线，清除妥协分子；
三、加强对美、苏、英、法等国之外交活动，促进对日制裁；
四、彻底改善全国民运机构；
五、加强对沦陷区域之工作活动。
从上述5点主张中，可以清晰地了解虞洽卿当时的思想和动态。他不但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调停的政治主张，还希望对统一战线内的妥协分子应当予以清除。所谓妥协分子，说明白一点就是汉奸，可见他抗日意志之坚决。就在此一个多月前，日本东海轮船公司曾多次派人与他联系，希望三北公司能加入日本东海轮船公司，并许诺一旦加入合作，不仅可以保证所有轮船的安全，而且还可以有丰厚的利益回报，但遭到了他严词拒绝。这对一个向来不问政治的商人来说，其骨子里涌动的是抗日救国的热情。有了这一最高目标，任何力量也无法动摇他抗日到底的决心。后来日本特务机关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他采取暗杀行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上海妇女界也组织了各类团体，对日本的侵华行动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她们动员妇女力量，为保卫中华民族不辞劳苦地奔波呼吁，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香凝、许广平、史良等。中共党员茅丽瑛是位年轻的姑娘，她于1938年初成立了中国职业妇女会，1938年5月5日改名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这一妇女组织表面看是交流、座谈、法律咨询的一个女权保护机构，实际上是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秘密活动点，并担负着为新四军筹集军费的任务。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驻各地的办事处，其经费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国民政府下发的军饷。这主要是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他不在编的地方武装则不在此列。但因为战争，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大减少，再加上各地战事吃紧，这军饷十分有限，根本满足不了作战的需要。二是共产国际的资助。有人专门作过统计，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的援助资金为138.2123万美元。苏联卫国战争打响后，就再也没有给中共提供过任何资金。三是地方财政收入。这部分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根据地的各工商企业，自从苏联停止经济援助后，这一来源更是成为开展工作和活动的重要保障。四是社会各界的援助。这一数字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相信捐助的数额不会很小，仅上海一地的粗略统计，就不会少于数千万，况且还有天津、南京、北京等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其捐助量肯定十分可观。茅丽瑛受江苏省委的指令，要求在1939年8月前，为新四军筹办10万件御寒棉衣。
茅丽瑛是杭州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5岁丧父后，与母亲一起到了上海。小学毕业后，茅丽瑛考入启秀中学，为减轻家庭负担，她利用课余时间去幼稚园做兼职老师。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但因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由于英文较好，不久考入上海海关，做了一名海关英文打字员。这一职位在当时是一个舒适轻松且收入不错的职业，在许多人眼里是梦寐以求的工作。就在她为自己前途筹划时，爆发了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眼看日本人攻打上海，抗日将士浴血奋战，她再也坐不住了，报名参加上海战时服务团。这一工作类似于今天的志愿者，主要是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运送、抢救、照顾等服务。上海沦陷前夕，她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海关工作，参加了救亡长征团，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抗日长征团是由一批青年自发组织宣传抗日的临时性机构，不久便宣告解散。回到上海以后，她进母校启秀中学任教师，同时利用课余时间，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她发起成立了中国职业妇女会，目的是动员上海的妇女力量，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同年5月，她加入了共产党，为便于掩护及更好地开展工作，她将中国职业妇女会改名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自己则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办公地址几经变换，最后选择在四川路120号。
新四军的军饷虽有国民政府供给，但杯水车薪，远远不足。为此，江苏省委动员上海各界捐款支援。1937年11月，新四军刚成立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就通过刘鸿生、潘以三等人，为新四军送去25辆汽车和100名青年。1938年8月，又送去1500名青年和17.85万元捐款。同年冬季，又由工商界人士捐款4万双胶鞋和7000匹布，虽然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截留了一部分，大部分还是送到了新四军的手上。12月20日至31日，又由上海著名人士发起义演活动，在黄金大戏院连演10天，所得收入全部捐献新四军。这些就是当年新四军军费的重要来源。接到上级的任务后，茅丽瑛就积极地投入了筹备工作。这样的活动，既要有一个合法的借口，又要保证任务的完成，这在日占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茅丽瑛经过多方考虑，认为找一个慈善机构出面比较合适。于是，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虞洽卿。她专门来到广东路93号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虞洽卿的办公室，希望这次活动能得到他的支持。经虞洽卿提议，这次活动称为物品慈善义卖会，并商定了义卖会的大致工作部署。之所以用了这么一种形式，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上海沦陷后，有很大一部分商人都远避到了内地，虽然他们在上海有企业有资产，但都是托人代管，除了大量难民外，真正的消费拉动已如强弩之末，缺乏后劲。其次，各式各样的捐助名目繁多，虽然都打着慈善的旗号，但还是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安全性没有保障。与此相比，义卖义演活动要比直接捐款隐蔽，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工作的第一步是征集到足够的义卖品；第二步是确定前来参加义卖活动的人员；第三步是选择一个合适的义卖场地；第四步是必须要请求巡捕房的配合，以保证义卖活动的顺利进行。两人当即决定，义卖品的征集由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和上海难民救济会共同出面，向社会各界发出征集函，理由是帮助租界内的妇女姐妹医治疾病，建立信心，共渡难关。义卖的地点暂定于位于虞洽卿路（即今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内。征集函发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有56家单位主动捐献了各类物资达数百件。虞洽卿联系了裴云卿、林康侯、徐寄庼等15名买家，都是工商界的名人，为义卖活动的成功举行打下了基础。
为扩大这次义卖活动的影响力，茅丽瑛在上海大陆电台举办了一场平剧大会唱。演唱者既有京剧名人，也有名票。播出之后，很快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因为当时很多京剧演员为抗日明志，一般不会参加演出，而这次大会唱虽然也是以慈善的名义，但连续几天的播出在日本特务机关看来无疑是反常之举。为查明真相，他们选派了一名叫金光媚的女特务打入了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作卧底，以了解茅丽瑛的一切活动。一面又向大陆电台发去了恐吓信，要电台立即停止平剧大会唱的播出，否则后果自负。虞洽卿迫于日本特务机关的压力，要求茅丽瑛另选义卖地点。茅丽瑛来到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提出借用场地举行义卖活动，新新公司表示同意。不料，第二天就有特务上门，同样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拒绝。最后，茅丽瑛决定义卖活动在地址为四川路120号的俱乐部内举行。
1939年7月14日上午9时，义卖活动如期举行。虞洽卿及原先联系的工商界人士带头购买，上海市民积极参与，到中午12时，义卖品已卖出了一大半。为维护秩序，防止有人捣乱，虞洽卿将这次义卖活动先到工部局备案，并请工部局派来了几名巡捕现场巡视。这一手果然有效，几个前来捣乱的特务见有巡捕在场，没敢轻举妄动。到了当天下午（也有说是第二天），突然闯进两个男子，推翻陈列柜台，乱砸物品，场内顿时一片混乱。巡捕见状，立即上前将两名捣乱者予以拘捕。起初，这两名男子还想百般抵赖，经茅丽瑛当场揭露，两人才不得不承认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派遣，专门来现场破坏的。两人被巡捕带离后，茅丽瑛又指挥工作人员整理现场，义卖活动继续进行。几天之后，巡捕房对两名男子进行审讯，茅丽瑛又不顾个人安危，作出了指证，这使汪伪特务机关开始对茅丽瑛加强监视。这次义卖活动共得款10万余元，其中10万元用于购买10万套棉衣，余下的2300元充入到难民救济会，用于难民救济。
这次义卖活动效果极好，一次性就筹得10万余元，解决了新四军战士在冬季来临时的后顾之忧。但茅丽瑛把活动的声势造得过大，使汪伪特工组织总部下达了对她实行暗杀的指令。汪伪特工总部筹建于1938年底，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10日原先的地址为大西路67号，后，由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出面，租借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的一座小洋楼内，最后由日本参谋本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搬到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住宅。从此，臭名昭著的76号汪伪特工总部开始了罪恶的活动。
经过多日的跟踪调查和卧底金光媚的暗中监视，弄清了茅丽瑛的活动规律和活动主要内容。1939年12月12日，丁默邨正式下了暗杀令，由行动队队长林之江带领男女特务8人，潜伏于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的一个弄堂口。晚7时许，工作了一天的茅丽瑛准备回家，刚走出大门，特务陈剑飞即从隐蔽处蹿出，紧随其后，没走多远，陈剑飞就快步上前，走到茅丽瑛的前面，几步之后，突然一个转身，朝茅丽瑛连开了3枪。见茅丽瑛倒在血泊中，特务们趁着夜色，钻进了一辆等在不远处的汽车，迅即逃离现场。闻听枪声，巡捕们马上赶了过来，暗杀者已不见了踪影，被暗杀者倒在地上痛苦呻吟，就立马派车把她送到了位于广东路的仁济医院。经医生检查，茅丽瑛中了3枪，一枪在膝盖，一枪在大腿，一枪在腹部，均非要害。于是立即施行手术，取出腹中的弹头，切除了一段小肠，包扎了膝腿部的伤口，送入病房。按理说这样的伤势并不致命，但因为弹头有毒，3天之后，茅丽瑛与世长辞，年仅28岁。
12月16日，怀着对烈士的崇敬之情和对汪伪特务的刻骨痛恨，上海各界联谊会、江海关、启秀中学、上海难民救济会等共同发起了吊唁活动。吊唁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参加的有2000多人。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特地派来了代表参加公祭，虞洽卿也以难民救济会理事长名义派出了几十人的公祭队伍。灵堂两则，摆满了送来的花圈和挽联，表达了对烈士的无限思念和对刽子手的无比愤怒。1949年12月12日，是茅丽瑛牺牲10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又隆重集会，追悼为国殉难的烈士。中共上海市委专门送了挽联，，陈毅市长还亲笔写了一篇纪念文章。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茅丽瑛的事迹，专门拍摄了一部电影《七月流火》，这是对死难烈士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1.毛剑杰，甘居鹏.笕桥航校：那些国殇中的血色青春记忆.青年时报，2013-05-14.
2.黄美真，姜文华，石源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浙江人物简志（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上海的反日救亡活动，从1931年7月2日长春万宝山事件开始，7月14日虞洽卿专门组织成立了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17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肃清日货办法，并通电各省商会自动对日经济绝交。12月24日，在上海人民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的上海各大学校校长会议上，虞洽卿应邀参加并在会议上做了讲话，号召工商学各界人士都应团结起来，共同负起救国之重任。不过虞洽卿的这番讲话反响并不强烈，有的认为日本虽然侵占了东北，但不一定会发起全面战争，甚至认为虞洽卿在放大事实，他们并不相信日本有全面侵华的野心。虞洽卿的敏锐目光，就是对于日本长期以来的所谓方针政策有着极高的警惕性，从没有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这也许就是商人的特殊之处。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虞洽卿一面从事难民的运送，尽可能将那些甬籍同胞运回故乡，免受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一面又积极筹措物资，为十九路军的抗日提供保障。他还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1931年7月17日成立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开始，虞洽卿的反日爱国行为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前台。1932年5月5日，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奉命与日方谈判，并签订了一份为后人一再诟病的《淞沪停战协议》，但虞洽卿并没有因为这份协议的签订而有所放松。相反，他对蒋介石一再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而不是积极抗日的做法有所怀疑。同年8月27日，由马相伯、赵竹青、唐蔚芝、虞洽卿、王一亭、史量才、杜月笙等50余人共同发起的废止内战大同盟在香港路4号召开成立大会，虞洽卿任名誉委员。这一组织的宗旨是：废止内战，抵御外侮。虞洽卿参加了这么一个组织，说明他从内心来说，是反对和厌恶内战的，尤其是日本向华频频发动侵略时，更让他感到了时局的危困。1933年1月28日，上海市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周年，会上，虞洽卿发出倡议，号召各界为抗战捐款。在这次大会上，上海工商界、银行界、面粉业界、纱业界等共同出资，购置6架霍克-Ⅱ型飞机。
根据当时的局面，1931年12月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基础上成立了军政航空学校，并将校址从南京迁到了杭州笕桥，1932年6月改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这次迁址，一来是迫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进而觊觎华北，并有染指整个中国的野心；二是从战争爆发看，当时中国受到空中威胁的，主要来自东海方向的敌机，因此时日本占领台湾，并在台北设有军用机场，几艘航空母舰也泊于东海，这是日本空中军事力量直接威胁上海、南京的最大忧虑。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把航空学校迁到杭州郊外的笕桥。当时中国的空军非常薄弱，东北军易帜后，原有的300架飞机归属于中央军，这是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中央航空学校成立后，为培养飞行员，向美国购买了几架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几种型号的飞机作为教练机。为壮大空军力量，国民政府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捐献飞机。1932年，美国寇蒂斯飞机公司专门生产了一种霍克-Ⅱ型飞机。这种双翼飞机既能空战，也可以俯冲轰炸，还可以担负侦察任务，是当时较为先进的飞机之一。1933年一共购买了50架，而上海的工商界则捐献了6架。不久，这种飞机又经过改进，称为霍克一Ⅲ型，1936年共向美国购买了102架，成为了中国空军的主力。“霍克”一名，译自英文“Hawk”其中文意思是“鹰”，故该型号战机又称鹰式战斗机。1937年8月14日，，日本的精锐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从台北机场出发，由18架“三菱”96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击笕桥机场，中国空军首次飞上天空与日军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领霍克一Ⅲ战斗机群迎敌，在30分钟的战斗中，击落敌机3架，重创1架，而中国空军无一伤亡。2个小时后，杭州的报纸就出现了号外，为中国空军的胜利而欢腾。在之后的半个月内，又连创奇迹，共击落日机12架，击伤而不能再战的10架，迫使日军的两个航空大队停止了攻击，鹿屋航空队司令员石井艺江大佐剖腹谢罪。高志航因抗战有功，晋升为空军驱逐机队上校，迎战的第四航空大队也改名为“志航大队”8月14日被定为空军节。当然，这仅仅是战争的序幕。在8年抗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和美国飞虎队共牺牲了近6000名空军地勤人员和飞行员。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淞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为救护伤兵，虞洽卿将1936年七十大寿时各界人士赠送的拟筹办洽卿医院的4万余元凑足5万元，捐赠给市救护会，以作伤兵救护的费用。此事在1937年10月29日的《大公报》有过专门报道。接着，他又个人出资1000元，三北公司出资1000元，虞洽卿的汪、潘两位夫人出资500元。徐先生出资500元，共3000元交市救护会，指定此费用作为伤兵站购买面包。10月30日虞洽卿主持召开洽卿医院筹备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议定将医院筹备2.6万，元由虞洽卿凑足3万元，拨借给伤兵医治。1938年1月10日，由于伤兵多，经费紧缺，虞洽卿又从洽卿医院基金中拨出2万元，以充实救护经费。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虞洽卿为救护伤兵已捐资达10.3万元。
由于日军的疯狂轰炸，上海市区及周边地区的老百姓无法生存，纷纷逃到租界避难。一时间，租界内人满为患，高峰时达到70万人。为减轻压力，租界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疏散措施。但随着上海、南京等地的相继沦陷，战争又向西南扩散，致使疏散的人口又去而复返，再加上来自江浙地区的难民，上海租界的人口从原有的167万猛增到400多万。这成倍增加的难民，使租界内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形成了极为严重的难民问题。而此时的租界已成“孤岛”，因其周围全被日军占领，物资运输必须经过日军的严格检查，使租界内的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也日渐短缺。当时曾有人做过统计，按照正常的生活消费，400万人一个月需要大米175441袋、面粉31781袋、蔬菜10217袋、猪31091头、鸡1071只。如此庞大的数量，根本就无法满足。为此，虞洽卿在上海发起了一场节约救难运动。
1938年10月9日，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在香港路59号银行俱乐部举行了成立大会，虞洽卿在会上指出，目前的救济工作，虽面临巨大困难，但400万人如能厉行节约，大家都做出一点努力，这些困难一定能够得到克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节约救难运动，不但安定了人心，减少了因饥饿而引发的犯罪，并将一些戏院、电影院、学校辟为临时难民的收容所，使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有了一个暂时的栖息之地。在这次会议上，虞洽卿还做出决定，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其他各社会团体的一致响应。于是，把难民救济协会的成立时间定于1938年10月18日下午4时。
是日，在中外各界团体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虞洽卿在成立大会上对该会的宗旨作了阐述，他归结为3点：一是发挥民众力量，减少赈济委员会对于难民之忧患与负担；二是节减赈款，俾得移救内地难民；三是使难民得安宁受教养，绝无分忧，协助租界当局减免种种困难。10月21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发表成立宣言：“推动全市人民之力量，辅助救济机关，之工作，国籍不分中外，但求匡济时艰，于两租界安宁有裨，使人类互助之责任无亏。”这一宣言可谓言简意赅，切中时难，所以受到了各界的赞同。会上，选举虞洽卿为理事长，英国太古洋行大班麦克诺为副理事长，会址就设于广东路93号3楼三北公司内。
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一成立，就立即开展了工作，拟定了难民住宿、衣服、粮食、医药、教育及其他救济事宜。为减少租界内的难民数量，虞洽卿用仅有的几艘轮船，把那些愿意回乡的难民运送宁波、镇海、舟山等地，并通过上海的一些教会和慈善机构，将滞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运往内地，有相当一部分军政人员由此而重新走上战场，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虞洽卿以上海难民救济会的名义，成立劝募委员会，他自己则担任了劝募委员会的总主任。为使难民救济工作有序开展，虞洽卿会同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各救济团体负责人，开始对难民实行调查与登记。11月4日将首笔救济款5万余元下拨给11个慈善团体。11月10日，公布收到善款，为14.5万元。为筹募更多款项，虞洽卿又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叫做“百一提成”。也就是说各工商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提成1元为善款，该款由各行业商会代收，每月一次上报难民救济协会。
由于战争原因，上海租界内人口骤增，粮食不但供应紧张，粮价也一路升，由原来每袋15元涨至35～38元。一旦粮食脱销，有可能引起更大的灾难，有鉴于此，虞洽卿提出了组织一个“平粜会”。所谓平粜，就是从国外订购大米，每袋的价格加上运输的费用，商家没有利润，出售给市民。虞洽卿提出，运输问题由他负责，运费也只收成本。这一建议，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虞洽卿想从中取利。当时的情形是，国内的绝大多数轮船公司都已丧失了去国外运米的能力，由于日本军舰的封锁，不准中国轮船自由航行。虞洽卿预料到有此局面，通过江一平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作，组建了一家中意轮船公司，在船上悬挂意大利国旗，则可以自由出入港口。正是有了这一准备，才让他有了底气，可以从国外运回大米。虽然有人反对，但还是得到了面粉业、杂粮业、米业和其他大多数商家的支持。平粜会的具体做法是，由各同意加入的商家出资，由虞洽卿负责运输，运回大米后，按出资比例领回大米，然后以成本价出售。这一方法虽然无利可图，但各商家认为在大米紧缺时能够有米供应，对商家名声的提升大有好处，一旦战争结束，也许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况且大家都是难民救济会的会员，有责任提供帮助。于是当场就有人出资，20余家米店业老板出资25万元，参加平粜。国外购米，需要外汇，虞洽卿电告重庆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能动用外汇1万英镑。孔祥熙复电同意，并通知海关，凡用于难民救济的大米，一律免税。就这样，虞洽卿先后从仰光、西贡、暹罗等地运回大米数万吨，均由各米店平粜，解决了上海难民最困难的粮食问题。此后，虞洽卿还将此模式推广到宁波、镇海、慈溪等地，为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粮荒作出了贡献。虞洽卿坚持抗日主张的另一点，是多次拒绝日本政客的威逼利诱，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哪怕是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也不为所动。就在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等纷纷逃离上海之后，他也依旧坚持在上海，镇定自若地指挥各项救济活动。1938年10月26日，武汉失守，28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闻此消息，虞洽卿联系上了上海各团体，向大会发去电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并在会上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7月正式成立后召开了第一届一次会议，出席的委员共156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只有7名。在一届二次开会期间，虞洽卿提出5点主张。
一、拥护最高领袖，绝对坚持抗战，反对任何调停；
二、巩固统一战线，清除妥协分子；
三、加强对美、苏、英、法等国之外交活动，促进对日制裁；
四、彻底改善全国民运机构；
五、加强对沦陷区域之工作活动。
从上述5点主张中，可以清晰地了解虞洽卿当时的思想和动态。他不但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调停的政治主张，还希望对统一战线内的妥协分子应当予以清除。所谓妥协分子，说明白一点就是汉奸，可见他抗日意志之坚决。就在此一个多月前，日本东海轮船公司曾多次派人与他联系，希望三北公司能加入日本东海轮船公司，并许诺一旦加入合作，不仅可以保证所有轮船的安全，而且还可以有丰厚的利益回报，但遭到了他严词拒绝。这对一个向来不问政治的商人来说，其骨子里涌动的是抗日救国的热情。有了这一最高目标，任何力量也无法动摇他抗日到底的决心。后来日本特务机关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他采取暗杀行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上海妇女界也组织了各类团体，对日本的侵华行动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她们动员妇女力量，为保卫中华民族不辞劳苦地奔波呼吁，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香凝、许广平、史良等。中共党员茅丽瑛是位年轻的姑娘，她于1938年初成立了中国职业妇女会，1938年5月5日改名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这一妇女组织表面看是交流、座谈、法律咨询的一个女权保护机构，实际上是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秘密活动点，并担负着为新四军筹集军费的任务。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驻各地的办事处，其经费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国民政府下发的军饷。这主要是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他不在编的地方武装则不在此列。但因为战争，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大减少，再加上各地战事吃紧，这军饷十分有限，根本满足不了作战的需要。二是共产国际的资助。有人专门作过统计，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的援助资金为138.2123万美元。苏联卫国战争打响后，就再也没有给中共提供过任何资金。三是地方财政收入。这部分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根据地的各工商企业，自从苏联停止经济援助后，这一来源更是成为开展工作和活动的重要保障。四是社会各界的援助。这一数字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相信捐助的数额不会很小，仅上海一地的粗略统计，就不会少于数千万，况且还有天津、南京、北京等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其捐助量肯定十分可观。茅丽瑛受江苏省委的指令，要求在1939年8月前，为新四军筹办10万件御寒棉衣。
茅丽瑛是杭州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5岁丧父后，与母亲一起到了上海。小学毕业后，茅丽瑛考入启秀中学，为减轻家庭负担，她利用课余时间去幼稚园做兼职老师。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但因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由于英文较好，不久考入上海海关，做了一名海关英文打字员。这一职位在当时是一个舒适轻松且收入不错的职业，在许多人眼里是梦寐以求的工作。就在她为自己前途筹划时，爆发了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眼看日本人攻打上海，抗日将士浴血奋战，她再也坐不住了，报名参加上海战时服务团。这一工作类似于今天的志愿者，主要是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运送、抢救、照顾等服务。上海沦陷前夕，她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海关工作，参加了救亡长征团，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抗日长征团是由一批青年自发组织宣传抗日的临时性机构，不久便宣告解散。回到上海以后，她进母校启秀中学任教师，同时利用课余时间，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她发起成立了中国职业妇女会，目的是动员上海的妇女力量，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同年5月，她加入了共产党，为便于掩护及更好地开展工作，她将中国职业妇女会改名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自己则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办公地址几经变换，最后选择在四川路120号。
新四军的军饷虽有国民政府供给，但杯水车薪，远远不足。为此，江苏省委动员上海各界捐款支援。1937年11月，新四军刚成立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就通过刘鸿生、潘以三等人，为新四军送去25辆汽车和100名青年。1938年8月，又送去1500名青年和17.85万元捐款。同年冬季，又由工商界人士捐款4万双胶鞋和7000匹布，虽然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截留了一部分，大部分还是送到了新四军的手上。12月20日至31日，又由上海著名人士发起义演活动，在黄金大戏院连演10天，所得收入全部捐献新四军。这些就是当年新四军军费的重要来源。接到上级的任务后，茅丽瑛就积极地投入了筹备工作。这样的活动，既要有一个合法的借口，又要保证任务的完成，这在日占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茅丽瑛经过多方考虑，认为找一个慈善机构出面比较合适。于是，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虞洽卿。她专门来到广东路93号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虞洽卿的办公室，希望这次活动能得到他的支持。经虞洽卿提议，这次活动称为物品慈善义卖会，并商定了义卖会的大致工作部署。之所以用了这么一种形式，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上海沦陷后，有很大一部分商人都远避到了内地，虽然他们在上海有企业有资产，但都是托人代管，除了大量难民外，真正的消费拉动已如强弩之末，缺乏后劲。其次，各式各样的捐助名目繁多，虽然都打着慈善的旗号，但还是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安全性没有保障。与此相比，义卖义演活动要比直接捐款隐蔽，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工作的第一步是征集到足够的义卖品；第二步是确定前来参加义卖活动的人员；第三步是选择一个合适的义卖场地；第四步是必须要请求巡捕房的配合，以保证义卖活动的顺利进行。两人当即决定，义卖品的征集由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和上海难民救济会共同出面，向社会各界发出征集函，理由是帮助租界内的妇女姐妹医治疾病，建立信心，共渡难关。义卖的地点暂定于位于虞洽卿路（即今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内。征集函发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有56家单位主动捐献了各类物资达数百件。虞洽卿联系了裴云卿、林康侯、徐寄庼等15名买家，都是工商界的名人，为义卖活动的成功举行打下了基础。
为扩大这次义卖活动的影响力，茅丽瑛在上海大陆电台举办了一场平剧大会唱。演唱者既有京剧名人，也有名票。播出之后，很快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因为当时很多京剧演员为抗日明志，一般不会参加演出，而这次大会唱虽然也是以慈善的名义，但连续几天的播出在日本特务机关看来无疑是反常之举。为查明真相，他们选派了一名叫金光媚的女特务打入了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作卧底，以了解茅丽瑛的一切活动。一面又向大陆电台发去了恐吓信，要电台立即停止平剧大会唱的播出，否则后果自负。虞洽卿迫于日本特务机关的压力，要求茅丽瑛另选义卖地点。茅丽瑛来到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提出借用场地举行义卖活动，新新公司表示同意。不料，第二天就有特务上门，同样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拒绝。最后，茅丽瑛决定义卖活动在地址为四川路120号的俱乐部内举行。
1939年7月14日上午9时，义卖活动如期举行。虞洽卿及原先联系的工商界人士带头购买，上海市民积极参与，到中午12时，义卖品已卖出了一大半。为维护秩序，防止有人捣乱，虞洽卿将这次义卖活动先到工部局备案，并请工部局派来了几名巡捕现场巡视。这一手果然有效，几个前来捣乱的特务见有巡捕在场，没敢轻举妄动。到了当天下午（也有说是第二天），突然闯进两个男子，推翻陈列柜台，乱砸物品，场内顿时一片混乱。巡捕见状，立即上前将两名捣乱者予以拘捕。起初，这两名男子还想百般抵赖，经茅丽瑛当场揭露，两人才不得不承认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派遣，专门来现场破坏的。两人被巡捕带离后，茅丽瑛又指挥工作人员整理现场，义卖活动继续进行。几天之后，巡捕房对两名男子进行审讯，茅丽瑛又不顾个人安危，作出了指证，这使汪伪特务机关开始对茅丽瑛加强监视。这次义卖活动共得款10万余元，其中10万元用于购买10万套棉衣，余下的2300元充入到难民救济会，用于难民救济。
这次义卖活动效果极好，一次性就筹得10万余元，解决了新四军战士在冬季来临时的后顾之忧。但茅丽瑛把活动的声势造得过大，使汪伪特工组织总部下达了对她实行暗杀的指令。汪伪特工总部筹建于1938年底，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10日原先的地址为大西路67号，后，由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出面，租借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的一座小洋楼内，最后由日本参谋本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搬到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住宅。从此，臭名昭著的76号汪伪特工总部开始了罪恶的活动。
经过多日的跟踪调查和卧底金光媚的暗中监视，弄清了茅丽瑛的活动规律和活动主要内容。1939年12月12日，丁默邨正式下了暗杀令，由行动队队长林之江带领男女特务8人，潜伏于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的一个弄堂口。晚7时许，工作了一天的茅丽瑛准备回家，刚走出大门，特务陈剑飞即从隐蔽处蹿出，紧随其后，没走多远，陈剑飞就快步上前，走到茅丽瑛的前面，几步之后，突然一个转身，朝茅丽瑛连开了3枪。见茅丽瑛倒在血泊中，特务们趁着夜色，钻进了一辆等在不远处的汽车，迅即逃离现场。闻听枪声，巡捕们马上赶了过来，暗杀者已不见了踪影，被暗杀者倒在地上痛苦呻吟，就立马派车把她送到了位于广东路的仁济医院。经医生检查，茅丽瑛中了3枪，一枪在膝盖，一枪在大腿，一枪在腹部，均非要害。于是立即施行手术，取出腹中的弹头，切除了一段小肠，包扎了膝腿部的伤口，送入病房。按理说这样的伤势并不致命，但因为弹头有毒，3天之后，茅丽瑛与世长辞，年仅28岁。
12月16日，怀着对烈士的崇敬之情和对汪伪特务的刻骨痛恨，上海各界联谊会、江海关、启秀中学、上海难民救济会等共同发起了吊唁活动。吊唁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参加的有2000多人。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特地派来了代表参加公祭，虞洽卿也以难民救济会理事长名义派出了几十人的公祭队伍。灵堂两则，摆满了送来的花圈和挽联，表达了对烈士的无限思念和对刽子手的无比愤怒。1949年12月12日，是茅丽瑛牺牲10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又隆重集会，追悼为国殉难的烈士。中共上海市委专门送了挽联，，陈毅市长还亲笔写了一篇纪念文章。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茅丽瑛的事迹，专门拍摄了一部电影《七月流火》，这是对死难烈士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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