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抗战爆发前夕，有人对日本海军和中国海军做过一次对比，其结果是：当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是6.8万吨，而日本是115万吨，相差之悬殊，令人惊讶。中国海军的总数是2.5万人，日本是12.7万人，相差6倍。眼看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日益膨胀，蒋介石提出建筑一支鱼雷快艇部队，希望能够以小胜大，对付日本海军。
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一所名为电雷学校的海军学校于1932年在镇江北的甘露寺内成立，这所学校因直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故海军部很有意见。首位校长是欧阳格。
欧阳格是江西宜黄人，出生于1895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21年任广东海军豫章号舰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欧阳格因保护孙中山有功，升任舰队司令。1926年由蒋介石提名出任海军代理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江阴江防司令，曾参与指挥江阴沉船过程。1938年因马当失守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不久就以贪污和失职罪被捕，1940年8月在重庆被枪决。
电雷学校因与海军部关系不好，所以除一些书本教材外，很少有舰船、鱼雷等实习用品。直到1935年向江南造船厂购入同心号、同德号两艘军舰后，才有了自己的舰船。1936年学校迁到江阴的黄山港，改名军政部电雷学校，由蒋介石亲兼校长，欧阳格为教育长。1937年江阴沉船后与江阴要塞司令部合并，组成江阴江防司令部。所以江阴的要塞防线是蒋介石最为重视的防线，虞洽卿将大批船只沉于此处，也与这道防线有关。电雷学校于1938年6月解散，学生并入青岛海军学校，舰船则全部归于海军司令部。
在江阴沉船过程中，另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海军部常务次长、长江防守司令陈季良。此人是福建福州人，1883年出生，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1914年任江亨号舰长，1922年任海容号舰长，1924年5月晋升海军少将，1928年任海军总司令。他不但对长江防线非常熟悉，而且对敌我之间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也了然于胸。尽管如此，在抗战爆发前，他就有一个周密计划，想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把日本第三舰队的10艘军舰堵在江阴以上加以歼灭。这一计划在最高国防会议上通过后，却被泄露了出去。泄密者叫黄浚。此人虽与虞洽卿捐船沉江无直接关系，但作为抗战爆发以后的第一名汉奸，还是有叙述一下的必要。
黄浚，字秋岳，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885年。父亲黄彦鸿，清朝翰林。黄浚从小就熟读诗书，在家素有神童之称。1902年，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在父亲的帮扶下，深得同乡陈宝琛、严复、林纾等名人赏识，之后又通过这些同乡前辈，与梁启超相识，成为当时京城的青年才俊。民国初年，他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北京政府任职，1935年经林森推荐，到南京政府行政院任秘书。由于文采出色，很快受到汪精卫的重视，不久就被提升为行政院机要秘书。这一职位，让黄浚有了接触到机密文件、参加机密会议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在上海出生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长期潜伏于南京，见黄浚生活放纵，挥金如土，便有意与之结识，通过几次交往，把黄浚变成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黄浚有个儿子叫黄晟，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过接触，回国后也是经汪精卫介绍到外交部工作。父子两人虽非身居要职，但所作所为却如出一辙，都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做事，以此来获取高额的报酬。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趁东北的日本主力尚未南下，先消灭日本在上海的海军力量。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之外，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和白崇禧及各军各兵种的最高长官。这本来是一次绝密会议，不料第二天就被日本军方得知，逗留于长江中游的10艘舰船，于8月12日前陆续驶出设在江阴的封锁线。蒋介石闻后极为光火，下令中统、军统和宪兵司令部三方合作，成立一个特工组，限令一个月内破案。
据抓捕黄浚的特工组成员钟高玉回忆，当时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特工组经过分析认为黄浚泄露机密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奇怪的是，黄浚不但没有反常之举，而且每天除了上班外，就深居简出。为了了解实情，有一个特工人员扮成流氓，撞伤了黄浚家的一个叫莲花的丫环，然后由另一个特工人员上前抱打不平，并陪她去医院检查。几天之后，这名特工得到了莲花的信任，两人的交往也多了起来，这也算是在黄家安插了一个内线。果然，特工人员从莲花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黄浚有一个司机，人称小王，每天下午都要戴着黄浚的礼帽开车到一家国际咖啡馆喝咖啡，回来之后与黄浚有眼神交流，并把礼帽挂在黄浚卧室的帽架上。难道这礼帽有问题？为证实礼帽就是传递情报的事实，钟高玉与搭档李荣方配合，把那个受日本间谍头子须磨指派的小特务的自行车撞翻在地，他的礼帽也滚出一丈多远。就在这个小特务起身去捡礼帽时，埋伏在旁边的特工人员一拥而上，擒获了这名特务，并在礼帽的夹缝中找到了须磨下达的指令。经过审讯，这个名叫小河次太郎的特务交代了与黄浚司机接头的暗号和方法，还供出了黄浚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须磨有过交往的事实。为将这伙汉奸一网打尽，特工组将计就计，在礼帽内放了一张假指令，要黄浚于第二天晚上将几名专门收集情报的人都约到家里，论功行赏。果然，那小王司机来到咖啡馆后，就把礼帽挂到一个架子上，待到回去时，取下的是特工组放在架子上的那一顶。第二天晚上，特工组事先做好安排，当有七八个人陆续进入黄浚家后，他们就包围了这栋房子，然后冲到里面，把到场的人全部抓获。1937年8月26日，黄浚及其同伙被枪决。这也就成为抗战爆发以后的第一宗处决汉奸案。
按黄浚的出身和才情学识论，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文人，他曾经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花随人圣庵摭忆》，另一本是《壶舟随笔》。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他对当时在北京宫内发生的事件有很详细的记载，起到了对史料的补正作用。在北京期间，他还为梅兰芳的演出写过剧评，修改过剧本，曾是梅兰芳编剧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可惜的是黄浚贪图享受，生活极其奢华而糜烂，而他的那一点工资，根本不够他平日的花费，为弄到更多的钱，他不得不利用手中的各种便利为人谋取利益，这是他当上汉奸，为日本人提供情报的重要原因。由于黄浚的职位并不高，当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审判的实况，但黄浚事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令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人看到了当汉奸的可耻下场。直到今天，黄浚一案仍发人深省。
虽然因黄浚的泄密导致日本第三舰队的开溜，但作为长江防守司令的陈季良，仍率领第一、第三舰队，与日本海空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没有一架飞机升空作战的情况下，陈季良指挥舰队和地面防空火炮，与日本的300多架飞机，70余艘军舰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较量，并创下用重机枪打落日本飞机20多架的纪录。长江防御战的激烈和残酷，甚至要超过其他任何一次对日作战。陈季良在腰部中弹以后，仍坚持指挥，不肯轻易下火线。这次战斗以后，他被升为海军中将。后赴重庆，1945年因腰伤复发而去世。蒋介石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封为海军上将。
江阴的第一次沉船最高国防会议的第二天，即1937年8月12日，这一天的下午，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一带的江面上，充满了悲壮的氛围。因为这一带是长江下游最狭的地方，所以决定在此建立一道堵江封锁线。这次沉船一共24艘，除原长江上的军舰海圻号、海藻号、海容号和海筹号外，其余均为从轮船公司征集。这几艘军舰因服役时间已久，设备陈旧老化，已基本失去战斗力，故也作为了第一批沉船。另外20艘是轮船招商局7艘，计1.37万吨；三北公司10艘，计2万吨；大达轮船公司3艘，计1万吨，共4.37万吨。从上述这几组数据可以看出，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献出的船无论是数量还是吨位，均排在第一。当天下午1时许，在沉船总指挥陈季良的统一指挥下，24艘船只早就来到指定地点。随着陈季良的一声令下，另有几艘军舰鸣炮数响，海军军官们都站立在另几艘军舰上，向这些沉舰、沉船致敬。大多数人都眼中含着泪，目睹着这一悲壮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陈季良下达沉船命令后，这些舰船的底层放水门被全部打开，汹涌的江水顷刻间就灌满船舱，不到半小时，这24艘舰船就慢慢沉入江底，担当了长江水道阻止日本军舰的历史重任。让我们记住这20艘轮船的名字吧，它们分别是：嘉乐、新铭、同华、遇顺、泰顺、广利、醒狮、华新、回安、通利、宁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毋佑、华富、瑞康、大箦、通和。有人把这20艘轮船比成抗日英雄，它们虽然默默无闻地沉入江底，但它们的作用足以抵得上一支百万雄师，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在江底的坚守，才使日军的军舰无法溯江而上，从而保证了大西南后方的安全，保护了陪都的安全。日本强盗的侵略计划，因此而变得迟缓，为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使蒋介石对虞洽卿的敬重从原先缘于虞的军费支持上升到虞洽卿爱国爱家的民族情结，更是远远地超出了个人情感的范畴。
就在江阴沉船的当天晚上，杜月笙获知信息，日本人正策划进攻上海。杜月笙立即打了个电话给虞洽卿，请他过府有要事相商。虞洽卿驱车来到杜公馆，杜月笙向他通报了刚刚获取的情报。闻听消息后的虞洽卿十分愤怒，为防止日寇溯黄浦江进到上海腹地，虞洽卿当即表示必须在董家渡一带设一道封锁线。因为从陆上进攻，可赖军队守卫，唯有从水道入沪，是一大隐忧。杜月笙和虞洽卿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在上海的几艘船只马上开往董家渡一带（今南浦大桥附近）。董家渡一带的江面宽约400米，须沉船7～8艘。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在上海还有4艘，虞洽卿也派出4艘，共8艘轮船连夜开往董家渡沉没。这次沉船既没有国民政府的指令，也没有人去动员催促，两人完全是出于对上海安危的考虑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而自觉作出的牺牲，这次沉船之举做得是如此隐秘，以致在后来的一些资料中也很难找到具体的记录，只有两家公司的员工才知道这件事。
虞洽卿的这些行动，理所当然为蒋介石所看重。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秘密到上海，找虞洽卿和杜月笙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其目的是发动各方力量，共同抗日。该委员会以蒋介石亲自挂帅，任委员长，戴笠任书记长，虞洽卿、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张啸林、杨虎为委员，下设别动军总指挥部，杜月笙任总指挥。其成员以上海南市社会青年训练总部的学员和上海商团中华队成员为基本队员，另招募店员、失业青年等社会人员，共有一万余人，分为六个支队。陶一珊、陆京士等为支队长，在松江和青浦办了两个培训班，让这些人学习军事知识。不久，日寇向苏州河沿岸发动进攻，这支别动军首先接战。在与日寇的激战中，他们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意志，但终因军事素质较差，再加上敌众我寡，死伤惨重，戴笠见难以支撑，先逃入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后化装乘船潜至香港，再返长沙。别动军溃散后，戴笠曾指示要继续收编人员，但只收到2000余人，大多数已在战斗中牺牲，苏浙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当谢晋元团“八百孤军”坚守上海英勇抵抗时，虞洽卿见抵抗已无胜算，便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提议，希望能同意中国军队撤至租界。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表示同意接纳。10月30日晚9时，蒋介石向谢晋元部下达了“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10月31日在与敌再次作战后退入租界，安排在胶州路孤军营。为保持国格人格，谢晋元仍每天令部队升旗出操，加强训练。上海沦陷，租界已成孤岛，外围被日军所占领，所以，谢晋元上前线杀敌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1941年4月24日，汪伪特务机关买通谢晋元手下的意志薄弱者，利用出操机会将谢杀害，其余士兵也被遣散。第二天，上海租界内6万余民众为谢晋元举行公祭。国民政府追认其为陆军少将，蒋介石特书“精忠贯日”以示褒扬。毛泽东亦称其是“民族典型”。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将谢晋元墓迁至龙华安葬，并对“八百壮”中的幸存者进行调查，凡有工作能力者均安排了工作。
第二次沉船是1938年4月，地点在江西的马当。马当位于江西彭泽县境内，属长江的中游。此处因江中有座小孤山，把江道分成两边。左边的水道十分狭窄，船只难以通行，右边的水道自马当山而下，水流湍急，地形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以后，为保护九江和武汉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在此处实行第二道堵塞防线计划。因此处的最狭处只有500米，所以决定沉船21艘，共30207吨。其中轮船13艘，趸船6艘，码头船2艘。由于这些船大多为停留于长江中上游的中小型船舶，故必须在数量上予以保证。这些船分别由三北公司、轮船招商局、大达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和肇兴轮船公司提供。经过此次沉船，大达公司的轮船已全部沉入江底，三北公司的损失在一半以上，轮船招商局损失为百分之四十。这些沉船在2000年2月由长江救助打捞局负责打捞。这13艘轮船分别是：万象、松浦、华胜、天兴、庆宁、长泰、海州、永升、北晋、宏顺、新丰、江裕、黄石公。
大达轮船公司创办于1903年，原名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其创始人是江苏南通人张謇。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又受到灾荒、战争的影响，亏损严重。1933年大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宣布停业清理。后与韩少石（海内人，原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国钧之子）合作，一年后仍未见好转。1935年改由职工维持，并推老股东王铁生任经理，但终究沉疴难起，于抗战前以船抵债，35艘只剩下5艘。濒临倒闭前，由杜月笙接手，又购买一些新船，不料开张没几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月笙把这些新老船只，统统沉入了江底，显示出自己抗日救国的意愿。他还出资购买了2架飞机月华号和月辉号，捐献给空军用于抗日，出一万大洋买了一辆装甲车，送给镇守在浦东的张发奎。
这两次大沉船后，又有镇海口沉船、龙潭口沉船和宜昌沉船等，虞洽卿均有船只沉没。到了这时，三北公司的9万余吨船只除沉江的4万余吨外，另有2万吨被日军炸毁，剩下的3万余吨除上海中意公司的1万多吨外，其余均在长江上游武汉至重庆一线。
马当沉船后不久，1938年6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当时的武汉有265家工厂企业等待内迁，占内迁企业的55％，各种设备10.8万余吨，还有大批难民。三北公司的轮船积极投入到设备抢运中。经过4个多月的坚守，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这些人员和物资设备大多运到了重庆。武汉沦陷，日军的目标便是宜昌。作为长江的咽喉，此时的宜昌码头也积压了大批物资，计有各类军工器材和工业设备12万余吨，油料1万余吨，各类物资6万余吨，等待撤离的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学校师生3万余人。而在重庆至宜昌的航线上，除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20余艘轮船和三北公司的少量船只外，其他轮船公司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武汉距宜昌本来就不远，更为要命的是自8月份开始，长江进入了枯水期，一些大型船只能直接到重庆的时间剩下没几天。一面是日军的节节逼近，一面是人心极度慌乱，再加上日本飞机到宜昌的狂轰滥炸，码头上一片混乱。就在此时，卢作孚想了个“分段运输法”，即把一些大型设备抢在枯水期前先行运走，剩下的由轮船分三段运输，这样虽然多了两道装卸，但第一段船只的往返时间大大缩短。按照正常的运输，这些物资和人员至少得花一年时间，经过卢作孚的巧妙安排和工人们争分夺秒的抢运，仅用了40多天便全部抢运完成。民生公司虽然没有在封堵航道时沉过一艘船，但在这些物质的抢运中却立下了功劳。在此过程中，民生公司被日机炸沉轮船16艘，牺牲员工116名，受伤致残达61人。这些惨痛的代价不但为大后方建设和稳定奠定了基础，挽救了大批人员的性命，也为军工企业在重庆尽快恢复生产作出了贡献。诚如爱国将领冯玉祥指出，民生公司在此关键时刻成了国民政府的“救命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作的贡献虽然没有民生公司的大，但他已在开始筹划大西南的公路运输事业。
【参考文献】
1.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2.中央电视台10套，谍影重重：内鬼.探索发现，2010（349）.
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一所名为电雷学校的海军学校于1932年在镇江北的甘露寺内成立，这所学校因直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故海军部很有意见。首位校长是欧阳格。
欧阳格是江西宜黄人，出生于1895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21年任广东海军豫章号舰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欧阳格因保护孙中山有功，升任舰队司令。1926年由蒋介石提名出任海军代理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江阴江防司令，曾参与指挥江阴沉船过程。1938年因马当失守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不久就以贪污和失职罪被捕，1940年8月在重庆被枪决。
电雷学校因与海军部关系不好，所以除一些书本教材外，很少有舰船、鱼雷等实习用品。直到1935年向江南造船厂购入同心号、同德号两艘军舰后，才有了自己的舰船。1936年学校迁到江阴的黄山港，改名军政部电雷学校，由蒋介石亲兼校长，欧阳格为教育长。1937年江阴沉船后与江阴要塞司令部合并，组成江阴江防司令部。所以江阴的要塞防线是蒋介石最为重视的防线，虞洽卿将大批船只沉于此处，也与这道防线有关。电雷学校于1938年6月解散，学生并入青岛海军学校，舰船则全部归于海军司令部。
在江阴沉船过程中，另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海军部常务次长、长江防守司令陈季良。此人是福建福州人，1883年出生，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1914年任江亨号舰长，1922年任海容号舰长，1924年5月晋升海军少将，1928年任海军总司令。他不但对长江防线非常熟悉，而且对敌我之间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也了然于胸。尽管如此，在抗战爆发前，他就有一个周密计划，想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把日本第三舰队的10艘军舰堵在江阴以上加以歼灭。这一计划在最高国防会议上通过后，却被泄露了出去。泄密者叫黄浚。此人虽与虞洽卿捐船沉江无直接关系，但作为抗战爆发以后的第一名汉奸，还是有叙述一下的必要。
黄浚，字秋岳，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885年。父亲黄彦鸿，清朝翰林。黄浚从小就熟读诗书，在家素有神童之称。1902年，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在父亲的帮扶下，深得同乡陈宝琛、严复、林纾等名人赏识，之后又通过这些同乡前辈，与梁启超相识，成为当时京城的青年才俊。民国初年，他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北京政府任职，1935年经林森推荐，到南京政府行政院任秘书。由于文采出色，很快受到汪精卫的重视，不久就被提升为行政院机要秘书。这一职位，让黄浚有了接触到机密文件、参加机密会议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在上海出生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长期潜伏于南京，见黄浚生活放纵，挥金如土，便有意与之结识，通过几次交往，把黄浚变成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黄浚有个儿子叫黄晟，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过接触，回国后也是经汪精卫介绍到外交部工作。父子两人虽非身居要职，但所作所为却如出一辙，都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做事，以此来获取高额的报酬。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趁东北的日本主力尚未南下，先消灭日本在上海的海军力量。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之外，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和白崇禧及各军各兵种的最高长官。这本来是一次绝密会议，不料第二天就被日本军方得知，逗留于长江中游的10艘舰船，于8月12日前陆续驶出设在江阴的封锁线。蒋介石闻后极为光火，下令中统、军统和宪兵司令部三方合作，成立一个特工组，限令一个月内破案。
据抓捕黄浚的特工组成员钟高玉回忆，当时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特工组经过分析认为黄浚泄露机密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奇怪的是，黄浚不但没有反常之举，而且每天除了上班外，就深居简出。为了了解实情，有一个特工人员扮成流氓，撞伤了黄浚家的一个叫莲花的丫环，然后由另一个特工人员上前抱打不平，并陪她去医院检查。几天之后，这名特工得到了莲花的信任，两人的交往也多了起来，这也算是在黄家安插了一个内线。果然，特工人员从莲花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黄浚有一个司机，人称小王，每天下午都要戴着黄浚的礼帽开车到一家国际咖啡馆喝咖啡，回来之后与黄浚有眼神交流，并把礼帽挂在黄浚卧室的帽架上。难道这礼帽有问题？为证实礼帽就是传递情报的事实，钟高玉与搭档李荣方配合，把那个受日本间谍头子须磨指派的小特务的自行车撞翻在地，他的礼帽也滚出一丈多远。就在这个小特务起身去捡礼帽时，埋伏在旁边的特工人员一拥而上，擒获了这名特务，并在礼帽的夹缝中找到了须磨下达的指令。经过审讯，这个名叫小河次太郎的特务交代了与黄浚司机接头的暗号和方法，还供出了黄浚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须磨有过交往的事实。为将这伙汉奸一网打尽，特工组将计就计，在礼帽内放了一张假指令，要黄浚于第二天晚上将几名专门收集情报的人都约到家里，论功行赏。果然，那小王司机来到咖啡馆后，就把礼帽挂到一个架子上，待到回去时，取下的是特工组放在架子上的那一顶。第二天晚上，特工组事先做好安排，当有七八个人陆续进入黄浚家后，他们就包围了这栋房子，然后冲到里面，把到场的人全部抓获。1937年8月26日，黄浚及其同伙被枪决。这也就成为抗战爆发以后的第一宗处决汉奸案。
按黄浚的出身和才情学识论，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文人，他曾经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花随人圣庵摭忆》，另一本是《壶舟随笔》。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他对当时在北京宫内发生的事件有很详细的记载，起到了对史料的补正作用。在北京期间，他还为梅兰芳的演出写过剧评，修改过剧本，曾是梅兰芳编剧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可惜的是黄浚贪图享受，生活极其奢华而糜烂，而他的那一点工资，根本不够他平日的花费，为弄到更多的钱，他不得不利用手中的各种便利为人谋取利益，这是他当上汉奸，为日本人提供情报的重要原因。由于黄浚的职位并不高，当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审判的实况，但黄浚事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令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人看到了当汉奸的可耻下场。直到今天，黄浚一案仍发人深省。
虽然因黄浚的泄密导致日本第三舰队的开溜，但作为长江防守司令的陈季良，仍率领第一、第三舰队，与日本海空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没有一架飞机升空作战的情况下，陈季良指挥舰队和地面防空火炮，与日本的300多架飞机，70余艘军舰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较量，并创下用重机枪打落日本飞机20多架的纪录。长江防御战的激烈和残酷，甚至要超过其他任何一次对日作战。陈季良在腰部中弹以后，仍坚持指挥，不肯轻易下火线。这次战斗以后，他被升为海军中将。后赴重庆，1945年因腰伤复发而去世。蒋介石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封为海军上将。
江阴的第一次沉船最高国防会议的第二天，即1937年8月12日，这一天的下午，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一带的江面上，充满了悲壮的氛围。因为这一带是长江下游最狭的地方，所以决定在此建立一道堵江封锁线。这次沉船一共24艘，除原长江上的军舰海圻号、海藻号、海容号和海筹号外，其余均为从轮船公司征集。这几艘军舰因服役时间已久，设备陈旧老化，已基本失去战斗力，故也作为了第一批沉船。另外20艘是轮船招商局7艘，计1.37万吨；三北公司10艘，计2万吨；大达轮船公司3艘，计1万吨，共4.37万吨。从上述这几组数据可以看出，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献出的船无论是数量还是吨位，均排在第一。当天下午1时许，在沉船总指挥陈季良的统一指挥下，24艘船只早就来到指定地点。随着陈季良的一声令下，另有几艘军舰鸣炮数响，海军军官们都站立在另几艘军舰上，向这些沉舰、沉船致敬。大多数人都眼中含着泪，目睹着这一悲壮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陈季良下达沉船命令后，这些舰船的底层放水门被全部打开，汹涌的江水顷刻间就灌满船舱，不到半小时，这24艘舰船就慢慢沉入江底，担当了长江水道阻止日本军舰的历史重任。让我们记住这20艘轮船的名字吧，它们分别是：嘉乐、新铭、同华、遇顺、泰顺、广利、醒狮、华新、回安、通利、宁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毋佑、华富、瑞康、大箦、通和。有人把这20艘轮船比成抗日英雄，它们虽然默默无闻地沉入江底，但它们的作用足以抵得上一支百万雄师，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在江底的坚守，才使日军的军舰无法溯江而上，从而保证了大西南后方的安全，保护了陪都的安全。日本强盗的侵略计划，因此而变得迟缓，为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使蒋介石对虞洽卿的敬重从原先缘于虞的军费支持上升到虞洽卿爱国爱家的民族情结，更是远远地超出了个人情感的范畴。
就在江阴沉船的当天晚上，杜月笙获知信息，日本人正策划进攻上海。杜月笙立即打了个电话给虞洽卿，请他过府有要事相商。虞洽卿驱车来到杜公馆，杜月笙向他通报了刚刚获取的情报。闻听消息后的虞洽卿十分愤怒，为防止日寇溯黄浦江进到上海腹地，虞洽卿当即表示必须在董家渡一带设一道封锁线。因为从陆上进攻，可赖军队守卫，唯有从水道入沪，是一大隐忧。杜月笙和虞洽卿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在上海的几艘船只马上开往董家渡一带（今南浦大桥附近）。董家渡一带的江面宽约400米，须沉船7～8艘。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在上海还有4艘，虞洽卿也派出4艘，共8艘轮船连夜开往董家渡沉没。这次沉船既没有国民政府的指令，也没有人去动员催促，两人完全是出于对上海安危的考虑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而自觉作出的牺牲，这次沉船之举做得是如此隐秘，以致在后来的一些资料中也很难找到具体的记录，只有两家公司的员工才知道这件事。
虞洽卿的这些行动，理所当然为蒋介石所看重。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秘密到上海，找虞洽卿和杜月笙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其目的是发动各方力量，共同抗日。该委员会以蒋介石亲自挂帅，任委员长，戴笠任书记长，虞洽卿、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张啸林、杨虎为委员，下设别动军总指挥部，杜月笙任总指挥。其成员以上海南市社会青年训练总部的学员和上海商团中华队成员为基本队员，另招募店员、失业青年等社会人员，共有一万余人，分为六个支队。陶一珊、陆京士等为支队长，在松江和青浦办了两个培训班，让这些人学习军事知识。不久，日寇向苏州河沿岸发动进攻，这支别动军首先接战。在与日寇的激战中，他们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意志，但终因军事素质较差，再加上敌众我寡，死伤惨重，戴笠见难以支撑，先逃入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后化装乘船潜至香港，再返长沙。别动军溃散后，戴笠曾指示要继续收编人员，但只收到2000余人，大多数已在战斗中牺牲，苏浙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当谢晋元团“八百孤军”坚守上海英勇抵抗时，虞洽卿见抵抗已无胜算，便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提议，希望能同意中国军队撤至租界。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表示同意接纳。10月30日晚9时，蒋介石向谢晋元部下达了“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10月31日在与敌再次作战后退入租界，安排在胶州路孤军营。为保持国格人格，谢晋元仍每天令部队升旗出操，加强训练。上海沦陷，租界已成孤岛，外围被日军所占领，所以，谢晋元上前线杀敌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1941年4月24日，汪伪特务机关买通谢晋元手下的意志薄弱者，利用出操机会将谢杀害，其余士兵也被遣散。第二天，上海租界内6万余民众为谢晋元举行公祭。国民政府追认其为陆军少将，蒋介石特书“精忠贯日”以示褒扬。毛泽东亦称其是“民族典型”。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将谢晋元墓迁至龙华安葬，并对“八百壮”中的幸存者进行调查，凡有工作能力者均安排了工作。
第二次沉船是1938年4月，地点在江西的马当。马当位于江西彭泽县境内，属长江的中游。此处因江中有座小孤山，把江道分成两边。左边的水道十分狭窄，船只难以通行，右边的水道自马当山而下，水流湍急，地形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以后，为保护九江和武汉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在此处实行第二道堵塞防线计划。因此处的最狭处只有500米，所以决定沉船21艘，共30207吨。其中轮船13艘，趸船6艘，码头船2艘。由于这些船大多为停留于长江中上游的中小型船舶，故必须在数量上予以保证。这些船分别由三北公司、轮船招商局、大达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和肇兴轮船公司提供。经过此次沉船，大达公司的轮船已全部沉入江底，三北公司的损失在一半以上，轮船招商局损失为百分之四十。这些沉船在2000年2月由长江救助打捞局负责打捞。这13艘轮船分别是：万象、松浦、华胜、天兴、庆宁、长泰、海州、永升、北晋、宏顺、新丰、江裕、黄石公。
大达轮船公司创办于1903年，原名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其创始人是江苏南通人张謇。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又受到灾荒、战争的影响，亏损严重。1933年大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宣布停业清理。后与韩少石（海内人，原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国钧之子）合作，一年后仍未见好转。1935年改由职工维持，并推老股东王铁生任经理，但终究沉疴难起，于抗战前以船抵债，35艘只剩下5艘。濒临倒闭前，由杜月笙接手，又购买一些新船，不料开张没几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月笙把这些新老船只，统统沉入了江底，显示出自己抗日救国的意愿。他还出资购买了2架飞机月华号和月辉号，捐献给空军用于抗日，出一万大洋买了一辆装甲车，送给镇守在浦东的张发奎。
这两次大沉船后，又有镇海口沉船、龙潭口沉船和宜昌沉船等，虞洽卿均有船只沉没。到了这时，三北公司的9万余吨船只除沉江的4万余吨外，另有2万吨被日军炸毁，剩下的3万余吨除上海中意公司的1万多吨外，其余均在长江上游武汉至重庆一线。
马当沉船后不久，1938年6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当时的武汉有265家工厂企业等待内迁，占内迁企业的55％，各种设备10.8万余吨，还有大批难民。三北公司的轮船积极投入到设备抢运中。经过4个多月的坚守，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这些人员和物资设备大多运到了重庆。武汉沦陷，日军的目标便是宜昌。作为长江的咽喉，此时的宜昌码头也积压了大批物资，计有各类军工器材和工业设备12万余吨，油料1万余吨，各类物资6万余吨，等待撤离的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学校师生3万余人。而在重庆至宜昌的航线上，除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20余艘轮船和三北公司的少量船只外，其他轮船公司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武汉距宜昌本来就不远，更为要命的是自8月份开始，长江进入了枯水期，一些大型船只能直接到重庆的时间剩下没几天。一面是日军的节节逼近，一面是人心极度慌乱，再加上日本飞机到宜昌的狂轰滥炸，码头上一片混乱。就在此时，卢作孚想了个“分段运输法”，即把一些大型设备抢在枯水期前先行运走，剩下的由轮船分三段运输，这样虽然多了两道装卸，但第一段船只的往返时间大大缩短。按照正常的运输，这些物资和人员至少得花一年时间，经过卢作孚的巧妙安排和工人们争分夺秒的抢运，仅用了40多天便全部抢运完成。民生公司虽然没有在封堵航道时沉过一艘船，但在这些物质的抢运中却立下了功劳。在此过程中，民生公司被日机炸沉轮船16艘，牺牲员工116名，受伤致残达61人。这些惨痛的代价不但为大后方建设和稳定奠定了基础，挽救了大批人员的性命，也为军工企业在重庆尽快恢复生产作出了贡献。诚如爱国将领冯玉祥指出，民生公司在此关键时刻成了国民政府的“救命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作的贡献虽然没有民生公司的大，但他已在开始筹划大西南的公路运输事业。
【参考文献】
1.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2.中央电视台10套，谍影重重：内鬼.探索发现，2010（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