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一直受到诟病，很多人认为他站到了帝国主义的一边，即便是在当时的报刊上，也有不少持此看法文章，如叶圣陶于1925年6月20日在《公理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相当具有代表性。他在文中说：“五卅事件发生之后，总商会没有丝毫表示，他们没有中国人的心，没有中国人的气，这是罪状一。后来他们勉强跟在群众后面，主张罢市，但是罢了市就算了，再没有别的举动。人家以为他们有实力，人家期望他们出力合作，他们却沉默得像一只死老鼠，这是罪状二..”这样的“罪状”共6条，最后他还提出，只要先打倒总商会，才能步调一致，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文章不长，通篇充满了怒气与谴责。[1]这一方面说明像叶圣陶这样年轻气盛的青年对于五卅事件，其态度是激进又积极的，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上海总商会有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威望和作用，否则，也不至于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还是恽代英在回忆五卅事件时，讲得比较客观。“到三十一日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就毅然决然地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浓厚。我记得有一个警察对车夫的说话很可注意，他说：‘你不要拖外国人那，如果拖了，我就打你。’..我们一方面派人到各地组织工会、学生会，一方面印五六十万份传单分别告农人、士兵、警察，于是上海人都蜂动起来。”[2]
引发五卅事件的最初动因，是日本在上海的内外棉纱厂对工人苛刻的要求。日本纱厂对工人不但要求每天上班12个小时，而且中午吃饭、大小便时间都要受到严格限制，一些工头还经常调戏女工，稍有不从，即令停工，甚至开除。1925年2月，日本内外棉八厂的工头无故殴打工人，还用尖刀戳工人的身体，这还不算，事后又将工人押送至巡捕房。工人派代表与厂方论理，即遭停职。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工人们积压于胸中的怒火因此爆发。2月24日，内外棉八厂举行了全体罢工，以示抗议。接着，日华、同兴、丰田等厂也声援八厂而举行了罢工，总人数达四万余。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是，一、释放被捕工人；二、今后不许任意殴辱工人，不许任意停工；三、承认工会；四、增加工资，每两星期发工资一次；五、不扣罢工期内工资，发还储蓄金等。这次事件也由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工厂业主表示，释放工人之事，不由他们负责，其他条款均表示接受。于是第一场风潮于3月11日以工人上班为标志宣告结束。但是，日本厂方表面接受，实际上反而变本加厉，不但任意找借口开除工人，而且克扣工资也时有发生。当工人派代表去交涉时，还遭到毒打，致工人代表5人重伤。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举行了罢工。因十二厂与七厂相邻，且在产品上有因果关系，十二厂的停工，导致了七厂的相应停工。但七厂的工人并不知情，照常上班，到厂门口才发现工厂大门紧闭，门外有很多武装巡捕。工人们以工厂未预先通知为由，要求厂方发工资，经巡捕房调解，每人拿到了当天5小时的工资。到了晚上，上夜班的工人又来到厂门口，同样进不了厂门，于是也派代表向厂方提出要求与白天工人同样待遇。日本人恼怒不已，竟用铁棍、手枪任意轰打。附近的东五厂、西五厂、八厂的工人闻讯，纷纷赶来观看，也遭到了日方毒打。顾正红是内外棉七厂的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过多次交涉，这次代表夜班职工提出要求，早被日本厂方所注意，于是有人用枪打在了他的腿上。顾正红中枪后，准备撤离，但日本人还不放过，又朝他的腹部和头部连开2枪，致使他双手抱树，不能行动。这还不算，日本人又冲过来，用铁棍击打其头部，使他倒地昏迷。工人们把他送到同仁医院，于5月17日因伤势过重而去世。当工人们前去医院领尸而在途经公共租界时，几名英国巡捕受日本厂方的秘密贿赂，将这几名工人拘捕，并要求每人须交300元大洋的保金才可释放。
顾正红遭残忍杀害时，恰有邻近的文治大学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两人目睹了全过程，回校以后召集了会议，决定第二天到南京路进行演讲并募捐。5月16日，英国巡捕以妨碍租界治安为由加以拘捕。上海学生会闻知后，派代表二人与巡捕交涉，无果而返。到5月24日，又有上海大学的四名学生因参加公祭顾正红而被捕。5月27日会审公堂开审学生闹事案，大批学生参加旁听。英国领事在草草审理之，后，即宣布延期再审，这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5月29日，上海学生会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30日分成若干组，每组5～7人，到上海公共租界、杨树浦、北站、静安寺路等地进行公开演讲，揭露日本与英国巡捕相互勾结，杀害殴打工人，无故拘捕学生的罪行。5月30日下午3时许，巡捕房出动大批警员，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前拘捕学生160余人，各路学生演讲队闻讯赶来，又被拘30余人。因学生与巡捕对峙，围观人群也越来越多，巡捕向人群开枪，有4人当场被打死，9人受伤，后其中7人因伤势过重而死。另有受伤者50余人，枪弹都从背部射入。南京路上顿时血流满地，喊声连天，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此上演。这就是五卅事件的大致经过。
1925年初，段祺瑞为在政治上统一中国，决定成立善后会议。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的代表有150余人，慈溪的洪兆麟和虞洽卿出席了会议。一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了反对善后会议，专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一次国民会议促进会，以示与善后会议对抗。到了同年4月，善后会议即宣布解散。5月，中华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大会，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不久即递补为副会长。五卅事件发生时，虞洽卿还在北京。6月1日，虞洽卿与许沅一起返回上海，调查并处理五卅事件。6月6日，段祺瑞又特任孙宝琦为淞沪市区督办，虞洽卿和李平书为会办，协同许沅共同调查五卅事件。当天下午，虞洽卿在海宁路的住宅被人扔进一枚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害。事后他才得知，这是有人警告他，在处理五卅事件时，不要站在日本和英国人一边，必须与工人立场一致。6月7日，段祺瑞又派曾宗鉴和蔡廷干两人来上海，协同许沅一起主持对外交涉事务，并要虞洽卿给予协助。
许沅是江苏舟徒人，1873年出生，曾任洋务局提调、江苏浚浦局局长等职。曾宗鉴是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出生于1882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时任外交部次长蔡廷干是广东香山人，1861年出生，曾任整理国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筹备特别关税会议委员会主任。在外交方面，这三人应该都有一定的经验。
5月31日的罢市决定，由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代表总商会作出。6月1日租界内的全体商人举行罢市。南京路上的学生、工人和市民们极多，发放，传单者和演讲者到处都是。到上午10点左右，万国商团和巡捕大批赶来，先用水枪喷射，后又开枪乱打，死伤者到处都是。日本人也不示弱，到处枪杀工人和学生。到了6月2日连装甲车、机枪都上了街，枪口对准的仍然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团结战斗。为达到目的，在中共上海区的策划下，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罢工罢市行动的统一指挥机构。6月3日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会联合致函上海总商会和各地商会，宣布停业。他，们虽然没有说罢市，但应当与罢市同样性质，只是在措辞上略显温和。
五卅事件发生后，以李立三为主要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召集上海学生会、上海商界马路总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商量成立专门的处理机构。这一时间，因虞洽卿尚未返沪，总商会口头上表示同意，但最后决定必须等会长到后才可。6月3日清晨虞洽卿回到上海，他与副会长方椒伯碰面了解了一些大致情形后，即向外发表声明，表示对日、英当局的暴行极为愤慨，对死难者表示悼念。在商量是否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时，虞洽卿看了人员构成方案和章程，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一五卅事件的专门处理机构，四个单位共24个名额，上海总工会6个，上海学生会6个，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6个，上海马路商会3个，上海总商会3个，人员结构不够合理，当时能与政府与租界当局沟通并有权代表的，只有上海总商会，而上海总商会在名单中却只有3个名额，这在商量表决时很可能处于被动，而且一旦事件再扩大，罢工再继续，工人的工资补助发放依然要总商会负责，这种责任大而又没有话语权的机构，还是不参加为好。虞洽卿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总商会大多数会董的赞同，于是向总工会提出不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6月3日下午，虞洽卿专程去交涉公署，拜访了交涉员许沅，提出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经讨论，提出了解决五卅事件的17条。但这17条送到交涉员许地方后，他认为内容难以达到目的，把此条文交给了上海总商会，要求对17条进行修改。在此情形下，虞洽卿决定召开会员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五卅委员会。这次大会到会会员共267人，会议由虞洽卿主持，议程有两项，一是对组织一个五卅委员会是否同意进行表决，二是对五卅委员会的人员予以确定。会上经一致通过，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名额共21名，不管会员会董，只要能认真负责，切实担当起这一责任者即可。经商量，决定在会董内产生10名，在会员内产生11名。会员会议之后，即举行了五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穆藕初、谢永森、霍守华、傅筱庵等提出17条确实难以实行，调子太高，而工商两界的利器，就是罢工罢市，别无良策，而且如此久拖不决，对罢工者的生活补助也成问题，所以必须修改。为慎重起见，虞洽卿宣布会议暂时到此，大家回去后认真分析17条，待明天上午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再行讨论。6月11日上午继续开会，决定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发表电文，通电各国商会及国内各大商会，确定5人为电稿审查员，同时推荐谢永森起草中文电稿，许建屏起草英文电稿，并就17条再行商量后，决定改为13条。
13条与17条相比，被取消的4条分别是第四条关于“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认为事态平复后，恢复原状是必然的，没有必要写入。第七条是关于巡捕房增设华籍捕头，在各级巡捕中应有华人一半。认为增加华捕至一半，其实际情况难以达到，于是决定删去。第十二条，取消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与会人员觉得这两条在当时情况下难以实现，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也决定放弃。这就是总商会改17条为13条的真相。
6月11日晚上，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一起来参加。在听取了对13条的具体解释后，工商学联合会代表林钧和邬志豪表示要请其他代表一并参加后再作决定。6月12日在召开第三次五卅委员会会议时，袁履登和叶惠钧两人提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修改意见，只是在第七、第八两条中加入几个字，其余无大变化。至此，代表上海全体人民意愿的13条就这样形成了，决定于6月13日下午递交给交涉署。
到了6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对13条又提出异议，认为所去掉的4条必须补回。6月17，日，由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发起的市民大会在闸北天通路止园前的空地上召开，60余个团体和市民共10万余人参加。这次大会的目标是指责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款，这一行为是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与帝国主义妥协。也就在同一天，上海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纱业公会、旅沪同乡会等30余个团体也召开会议，对上海总商会的行动表示支持。接着，又有49个团体在报上刊登启事，对总商会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当天夜里，五卅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13条的谈判与落实问题进行商量。会上，推举虞洽卿、方椒伯、谢永森、霍守华4人于18日上午去见蔡廷干和曾宗鉴，表明13条内容为最低限度，绝不退让。
从上述这些简要经过可以看到，上海总商会为维护工人利益，连日开会，商量对策，不断派人与政府方面接触，以图事件的早日解决。而另一方面，却把一场本来是团结对外的运动逐渐演变成内部的争斗。在6月17日晚上的紧急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工商联合会不能认同，那么就请他们一起去交涉，如果与英日方面的交涉失败，也省得他们产生隔阂。
蔡廷干和曾宗鉴将上海总商会拟改的13条，先发北京，经外交部同意，于6月18日会晤英、日驻上海领事，提交了解决风波的条款，遭到了拒绝。交涉的失败，使得民众再次被激怒。6月19日上午，虞洽卿再次主持五卅委员会会议，通报了交涉的结果，并提出如何坚持到日、英方面同意条款的其他途经。会上，他提出4条建议，一是坚决抵制日、英货，提倡国货，直至13条接受，并要求筹集款项，为罢工工人发放救济；二是决定开市日期；三是组建一个“提倡国货会”并推荐代表；四是推荐曹慕管、王显华、冯少山、陈光甫、叶惠钧、陈翊庭，、林炎夫7人为代表，进一步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并将总商会的下一步打算予以通报。这次会议邀请了另外76个商团商帮参加，到会人员达110人。
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罢市已达20天，每天的损失在30万元以上，而租界当局并无损害，受损的只有中国人，长此下去，无异于自杀，应当另辟蹊径，不能以罢工罢市为唯一方法。也有人反对，认为现在开市，对总工会和学生会不利，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虽然是要求开市的人多，反对的人少，但在双方争论不下时，虞洽卿宣布散会，待明天再议。会后，部分小企业主联合通电全国，认为小企业主并非资本家，每天也是以营业为生，如今已罢市20天，如不开市，势将断炊，要求各团体组织调查，了解他们的困境。银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已经准备于25日前开业，而报关业实际上已在暗中运作。上海康元罐头厂经理项康元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认为工商两界本来就没有罢士罢市的必要，只有保持正常营业，才能吸纳更多员工，才能使对抗持久。
马寅初也在《上海总商会月刊》6月号上发表文章，指出罢工罢市作为一时的哀悼之举，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的，但如果长期下去，则后果不堪设想。外商也许会受到一些损失，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受损最重的必然是中国人。他还将长期罢工罢市带来的严重后果加以一一列举，说明其危害。
一面是上海总工会坚持罢工罢市，一面是上海总商会根据会员意愿想尽快复工复市，双方的对立渐趋明显。在上海总商会的统一协调下，上海各商业于6月26日正式开业，罢市宣告结束。[3]
7月6日，上海总工会再次发出号召，要求工人们“缚紧肚皮，坚持到底”。这份《上海总工会为坚持罢工告工友书》最后呼吁：“工友们，最后的五分钟到了，生死关头到了！自由和幸福是要用性命拼来的！快快加倍努力！坚固我们的团体，坚持到底！扩大罢工，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幸毋忽视为要。”而此时的上海总商会，正在想方设法筹募资金，为罢工的工人解决生活困难。另一方面，虞洽卿还在会上提出，要不遗余力，大力推销商家因罢市而积压的商品，在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的主张下，组织了疏通栈货委员会。由于罢工，运煤停顿，致使各发电厂无煤发电，工部局等则利用柴油机发电，照明和办公没有什么影响，而大多数工厂和家庭因停电而受到了极大牵连。为维持上海的正常秩序，他又奔波于各煤商和电厂间，为工厂的复工作着积极的努力。然而，这一举动却使他被人扣上“投降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破坏五卅运动”的帽子。无论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帽子应当都是不实之词。总工会提出坚持罢工，争取民族利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解决老百姓的当务之急，解决他们的贫困、饥饿以及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其以人为本的爱国之举，又岂是几顶大帽子可以抹杀的？[5]
在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专门召开会议达25次，其中虞洽卿主持会议17次，因有事外出由副会长方椒伯主持7次，闻兰亭主持1次。有几次在夜间召开的紧急会议，也都是虞洽卿牵头并主持。这期间还有一个情况，1924年在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击败了吴佩孚，奉系派邢士廉进驻上海。1925年6月16日驻守在上海的邢士廉被任命为上海戒严司令。根据张作霖的指示，6月18，日邢士廉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拘捕了工会干部，下令通缉李立三。当时江苏军务督办卢永祥还在上海，虞洽卿曾经向卢永祥提出，要邢士廉取消通缉令。但卢永祥在奉皖冲突中充当调停的角色，对虞洽卿的要求不置可否。不久，孙传芳占领上海，邢士廉撤军，李立三才又恢复了自由活动。从上述这些经过看，说虞洽卿破坏五卅运动是没有依据的。相反，他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在与洋人的交涉中，给人的形象是，敢于据理力争，不怕得罪洋人，讲究斗争策略，务求民本为重。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遭人误会。在一次工商学联合会上，他在发言中被人粗暴打断，还挨了一顿揍。尽管他像一只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依旧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坚持，而奔波，而呼吁。诚如后来有人评论说，在这样的局势下，如果换成别人，早已辞职不干了。虞洽卿忍辱负重的精神，即便是放在今天，仍显得十分难能可贵。[6]
【参考文献和注释】
[1]叶圣陶代表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2]上海档案馆.五卅运动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该资料引用于丁日初、汪仁泽的“五卅运动中的虞洽卿”一文。
[5]此处为主编者观点。
[6]此处为主编者观点。
还是恽代英在回忆五卅事件时，讲得比较客观。“到三十一日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就毅然决然地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浓厚。我记得有一个警察对车夫的说话很可注意，他说：‘你不要拖外国人那，如果拖了，我就打你。’..我们一方面派人到各地组织工会、学生会，一方面印五六十万份传单分别告农人、士兵、警察，于是上海人都蜂动起来。”[2]
引发五卅事件的最初动因，是日本在上海的内外棉纱厂对工人苛刻的要求。日本纱厂对工人不但要求每天上班12个小时，而且中午吃饭、大小便时间都要受到严格限制，一些工头还经常调戏女工，稍有不从，即令停工，甚至开除。1925年2月，日本内外棉八厂的工头无故殴打工人，还用尖刀戳工人的身体，这还不算，事后又将工人押送至巡捕房。工人派代表与厂方论理，即遭停职。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工人们积压于胸中的怒火因此爆发。2月24日，内外棉八厂举行了全体罢工，以示抗议。接着，日华、同兴、丰田等厂也声援八厂而举行了罢工，总人数达四万余。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是，一、释放被捕工人；二、今后不许任意殴辱工人，不许任意停工；三、承认工会；四、增加工资，每两星期发工资一次；五、不扣罢工期内工资，发还储蓄金等。这次事件也由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工厂业主表示，释放工人之事，不由他们负责，其他条款均表示接受。于是第一场风潮于3月11日以工人上班为标志宣告结束。但是，日本厂方表面接受，实际上反而变本加厉，不但任意找借口开除工人，而且克扣工资也时有发生。当工人派代表去交涉时，还遭到毒打，致工人代表5人重伤。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举行了罢工。因十二厂与七厂相邻，且在产品上有因果关系，十二厂的停工，导致了七厂的相应停工。但七厂的工人并不知情，照常上班，到厂门口才发现工厂大门紧闭，门外有很多武装巡捕。工人们以工厂未预先通知为由，要求厂方发工资，经巡捕房调解，每人拿到了当天5小时的工资。到了晚上，上夜班的工人又来到厂门口，同样进不了厂门，于是也派代表向厂方提出要求与白天工人同样待遇。日本人恼怒不已，竟用铁棍、手枪任意轰打。附近的东五厂、西五厂、八厂的工人闻讯，纷纷赶来观看，也遭到了日方毒打。顾正红是内外棉七厂的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过多次交涉，这次代表夜班职工提出要求，早被日本厂方所注意，于是有人用枪打在了他的腿上。顾正红中枪后，准备撤离，但日本人还不放过，又朝他的腹部和头部连开2枪，致使他双手抱树，不能行动。这还不算，日本人又冲过来，用铁棍击打其头部，使他倒地昏迷。工人们把他送到同仁医院，于5月17日因伤势过重而去世。当工人们前去医院领尸而在途经公共租界时，几名英国巡捕受日本厂方的秘密贿赂，将这几名工人拘捕，并要求每人须交300元大洋的保金才可释放。
顾正红遭残忍杀害时，恰有邻近的文治大学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两人目睹了全过程，回校以后召集了会议，决定第二天到南京路进行演讲并募捐。5月16日，英国巡捕以妨碍租界治安为由加以拘捕。上海学生会闻知后，派代表二人与巡捕交涉，无果而返。到5月24日，又有上海大学的四名学生因参加公祭顾正红而被捕。5月27日会审公堂开审学生闹事案，大批学生参加旁听。英国领事在草草审理之，后，即宣布延期再审，这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5月29日，上海学生会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30日分成若干组，每组5～7人，到上海公共租界、杨树浦、北站、静安寺路等地进行公开演讲，揭露日本与英国巡捕相互勾结，杀害殴打工人，无故拘捕学生的罪行。5月30日下午3时许，巡捕房出动大批警员，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前拘捕学生160余人，各路学生演讲队闻讯赶来，又被拘30余人。因学生与巡捕对峙，围观人群也越来越多，巡捕向人群开枪，有4人当场被打死，9人受伤，后其中7人因伤势过重而死。另有受伤者50余人，枪弹都从背部射入。南京路上顿时血流满地，喊声连天，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此上演。这就是五卅事件的大致经过。
1925年初，段祺瑞为在政治上统一中国，决定成立善后会议。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的代表有150余人，慈溪的洪兆麟和虞洽卿出席了会议。一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了反对善后会议，专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一次国民会议促进会，以示与善后会议对抗。到了同年4月，善后会议即宣布解散。5月，中华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大会，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不久即递补为副会长。五卅事件发生时，虞洽卿还在北京。6月1日，虞洽卿与许沅一起返回上海，调查并处理五卅事件。6月6日，段祺瑞又特任孙宝琦为淞沪市区督办，虞洽卿和李平书为会办，协同许沅共同调查五卅事件。当天下午，虞洽卿在海宁路的住宅被人扔进一枚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害。事后他才得知，这是有人警告他，在处理五卅事件时，不要站在日本和英国人一边，必须与工人立场一致。6月7日，段祺瑞又派曾宗鉴和蔡廷干两人来上海，协同许沅一起主持对外交涉事务，并要虞洽卿给予协助。
许沅是江苏舟徒人，1873年出生，曾任洋务局提调、江苏浚浦局局长等职。曾宗鉴是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出生于1882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时任外交部次长蔡廷干是广东香山人，1861年出生，曾任整理国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筹备特别关税会议委员会主任。在外交方面，这三人应该都有一定的经验。
5月31日的罢市决定，由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代表总商会作出。6月1日租界内的全体商人举行罢市。南京路上的学生、工人和市民们极多，发放，传单者和演讲者到处都是。到上午10点左右，万国商团和巡捕大批赶来，先用水枪喷射，后又开枪乱打，死伤者到处都是。日本人也不示弱，到处枪杀工人和学生。到了6月2日连装甲车、机枪都上了街，枪口对准的仍然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团结战斗。为达到目的，在中共上海区的策划下，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罢工罢市行动的统一指挥机构。6月3日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会联合致函上海总商会和各地商会，宣布停业。他，们虽然没有说罢市，但应当与罢市同样性质，只是在措辞上略显温和。
五卅事件发生后，以李立三为主要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召集上海学生会、上海商界马路总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商量成立专门的处理机构。这一时间，因虞洽卿尚未返沪，总商会口头上表示同意，但最后决定必须等会长到后才可。6月3日清晨虞洽卿回到上海，他与副会长方椒伯碰面了解了一些大致情形后，即向外发表声明，表示对日、英当局的暴行极为愤慨，对死难者表示悼念。在商量是否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时，虞洽卿看了人员构成方案和章程，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一五卅事件的专门处理机构，四个单位共24个名额，上海总工会6个，上海学生会6个，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6个，上海马路商会3个，上海总商会3个，人员结构不够合理，当时能与政府与租界当局沟通并有权代表的，只有上海总商会，而上海总商会在名单中却只有3个名额，这在商量表决时很可能处于被动，而且一旦事件再扩大，罢工再继续，工人的工资补助发放依然要总商会负责，这种责任大而又没有话语权的机构，还是不参加为好。虞洽卿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总商会大多数会董的赞同，于是向总工会提出不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6月3日下午，虞洽卿专程去交涉公署，拜访了交涉员许沅，提出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经讨论，提出了解决五卅事件的17条。但这17条送到交涉员许地方后，他认为内容难以达到目的，把此条文交给了上海总商会，要求对17条进行修改。在此情形下，虞洽卿决定召开会员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五卅委员会。这次大会到会会员共267人，会议由虞洽卿主持，议程有两项，一是对组织一个五卅委员会是否同意进行表决，二是对五卅委员会的人员予以确定。会上经一致通过，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名额共21名，不管会员会董，只要能认真负责，切实担当起这一责任者即可。经商量，决定在会董内产生10名，在会员内产生11名。会员会议之后，即举行了五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穆藕初、谢永森、霍守华、傅筱庵等提出17条确实难以实行，调子太高，而工商两界的利器，就是罢工罢市，别无良策，而且如此久拖不决，对罢工者的生活补助也成问题，所以必须修改。为慎重起见，虞洽卿宣布会议暂时到此，大家回去后认真分析17条，待明天上午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再行讨论。6月11日上午继续开会，决定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发表电文，通电各国商会及国内各大商会，确定5人为电稿审查员，同时推荐谢永森起草中文电稿，许建屏起草英文电稿，并就17条再行商量后，决定改为13条。
13条与17条相比，被取消的4条分别是第四条关于“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认为事态平复后，恢复原状是必然的，没有必要写入。第七条是关于巡捕房增设华籍捕头，在各级巡捕中应有华人一半。认为增加华捕至一半，其实际情况难以达到，于是决定删去。第十二条，取消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与会人员觉得这两条在当时情况下难以实现，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也决定放弃。这就是总商会改17条为13条的真相。
6月11日晚上，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一起来参加。在听取了对13条的具体解释后，工商学联合会代表林钧和邬志豪表示要请其他代表一并参加后再作决定。6月12日在召开第三次五卅委员会会议时，袁履登和叶惠钧两人提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修改意见，只是在第七、第八两条中加入几个字，其余无大变化。至此，代表上海全体人民意愿的13条就这样形成了，决定于6月13日下午递交给交涉署。
到了6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对13条又提出异议，认为所去掉的4条必须补回。6月17，日，由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发起的市民大会在闸北天通路止园前的空地上召开，60余个团体和市民共10万余人参加。这次大会的目标是指责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款，这一行为是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与帝国主义妥协。也就在同一天，上海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纱业公会、旅沪同乡会等30余个团体也召开会议，对上海总商会的行动表示支持。接着，又有49个团体在报上刊登启事，对总商会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当天夜里，五卅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13条的谈判与落实问题进行商量。会上，推举虞洽卿、方椒伯、谢永森、霍守华4人于18日上午去见蔡廷干和曾宗鉴，表明13条内容为最低限度，绝不退让。
从上述这些简要经过可以看到，上海总商会为维护工人利益，连日开会，商量对策，不断派人与政府方面接触，以图事件的早日解决。而另一方面，却把一场本来是团结对外的运动逐渐演变成内部的争斗。在6月17日晚上的紧急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工商联合会不能认同，那么就请他们一起去交涉，如果与英日方面的交涉失败，也省得他们产生隔阂。
蔡廷干和曾宗鉴将上海总商会拟改的13条，先发北京，经外交部同意，于6月18日会晤英、日驻上海领事，提交了解决风波的条款，遭到了拒绝。交涉的失败，使得民众再次被激怒。6月19日上午，虞洽卿再次主持五卅委员会会议，通报了交涉的结果，并提出如何坚持到日、英方面同意条款的其他途经。会上，他提出4条建议，一是坚决抵制日、英货，提倡国货，直至13条接受，并要求筹集款项，为罢工工人发放救济；二是决定开市日期；三是组建一个“提倡国货会”并推荐代表；四是推荐曹慕管、王显华、冯少山、陈光甫、叶惠钧、陈翊庭，、林炎夫7人为代表，进一步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并将总商会的下一步打算予以通报。这次会议邀请了另外76个商团商帮参加，到会人员达110人。
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罢市已达20天，每天的损失在30万元以上，而租界当局并无损害，受损的只有中国人，长此下去，无异于自杀，应当另辟蹊径，不能以罢工罢市为唯一方法。也有人反对，认为现在开市，对总工会和学生会不利，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虽然是要求开市的人多，反对的人少，但在双方争论不下时，虞洽卿宣布散会，待明天再议。会后，部分小企业主联合通电全国，认为小企业主并非资本家，每天也是以营业为生，如今已罢市20天，如不开市，势将断炊，要求各团体组织调查，了解他们的困境。银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已经准备于25日前开业，而报关业实际上已在暗中运作。上海康元罐头厂经理项康元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认为工商两界本来就没有罢士罢市的必要，只有保持正常营业，才能吸纳更多员工，才能使对抗持久。
马寅初也在《上海总商会月刊》6月号上发表文章，指出罢工罢市作为一时的哀悼之举，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的，但如果长期下去，则后果不堪设想。外商也许会受到一些损失，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受损最重的必然是中国人。他还将长期罢工罢市带来的严重后果加以一一列举，说明其危害。
一面是上海总工会坚持罢工罢市，一面是上海总商会根据会员意愿想尽快复工复市，双方的对立渐趋明显。在上海总商会的统一协调下，上海各商业于6月26日正式开业，罢市宣告结束。[3]
7月6日，上海总工会再次发出号召，要求工人们“缚紧肚皮，坚持到底”。这份《上海总工会为坚持罢工告工友书》最后呼吁：“工友们，最后的五分钟到了，生死关头到了！自由和幸福是要用性命拼来的！快快加倍努力！坚固我们的团体，坚持到底！扩大罢工，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幸毋忽视为要。”而此时的上海总商会，正在想方设法筹募资金，为罢工的工人解决生活困难。另一方面，虞洽卿还在会上提出，要不遗余力，大力推销商家因罢市而积压的商品，在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的主张下，组织了疏通栈货委员会。由于罢工，运煤停顿，致使各发电厂无煤发电，工部局等则利用柴油机发电，照明和办公没有什么影响，而大多数工厂和家庭因停电而受到了极大牵连。为维持上海的正常秩序，他又奔波于各煤商和电厂间，为工厂的复工作着积极的努力。然而，这一举动却使他被人扣上“投降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破坏五卅运动”的帽子。无论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帽子应当都是不实之词。总工会提出坚持罢工，争取民族利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解决老百姓的当务之急，解决他们的贫困、饥饿以及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其以人为本的爱国之举，又岂是几顶大帽子可以抹杀的？[5]
在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专门召开会议达25次，其中虞洽卿主持会议17次，因有事外出由副会长方椒伯主持7次，闻兰亭主持1次。有几次在夜间召开的紧急会议，也都是虞洽卿牵头并主持。这期间还有一个情况，1924年在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击败了吴佩孚，奉系派邢士廉进驻上海。1925年6月16日驻守在上海的邢士廉被任命为上海戒严司令。根据张作霖的指示，6月18，日邢士廉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拘捕了工会干部，下令通缉李立三。当时江苏军务督办卢永祥还在上海，虞洽卿曾经向卢永祥提出，要邢士廉取消通缉令。但卢永祥在奉皖冲突中充当调停的角色，对虞洽卿的要求不置可否。不久，孙传芳占领上海，邢士廉撤军，李立三才又恢复了自由活动。从上述这些经过看，说虞洽卿破坏五卅运动是没有依据的。相反，他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在与洋人的交涉中，给人的形象是，敢于据理力争，不怕得罪洋人，讲究斗争策略，务求民本为重。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遭人误会。在一次工商学联合会上，他在发言中被人粗暴打断，还挨了一顿揍。尽管他像一只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依旧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坚持，而奔波，而呼吁。诚如后来有人评论说，在这样的局势下，如果换成别人，早已辞职不干了。虞洽卿忍辱负重的精神，即便是放在今天，仍显得十分难能可贵。[6]
【参考文献和注释】
[1]叶圣陶代表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2]上海档案馆.五卅运动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该资料引用于丁日初、汪仁泽的“五卅运动中的虞洽卿”一文。
[5]此处为主编者观点。
[6]此处为主编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