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从现有资料看，虞洽卿的一生以航运业为主，从1915年创办三北轮埠公司为标志，他几乎把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到航运事业上。同时，他那深厚的家乡情怀，并没有因为事业的扩张而有丝毫减弱。这一点，可以从他投资家乡的各项建设中得到证实。
辛亥革命以后，虞洽卿是孙中山提倡振兴实业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他在担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期间，曾因“甬兴轮”事件被免职。这一事件的经过是非常滑稽的。1914年，有人提议将“甬兴轮”以6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并认为将此款用于购买一艘新的轮船亦绰绰有余。此议一出，股东们都表示同意，只有虞洽卿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各国船只纷纷奉调回国，而中国是中立国，商轮可自由行使于各国港口，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如一旦出售旧轮而再购新船，在时间上至少得一年以上，这将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所以坚决不同意。但股东们认为虞洽卿大权独揽，无视股东利益，并要求改组公司的行政机构和负责人。虞洽卿见自己的主张无效，就提出加价5000两白银，即65000两的价格买下了这艘“甬兴轮”。对此价格，股东们当然没有异议。没过几天，他凭着在上海多年的关系，就将此轮以年租金30万两白银租给了外商。股东们闻讯哗然，要求董事会召开会议，要将虞洽卿购置的轮船收回。在董监事联席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反对虞洽卿再担任总经理一职，并要求他归还“甬兴轮”。可奇怪的是，在第二天的总经理选举会上，除了董监事成员外，其余股东们一致同意虞洽卿担任总经理。监事会代表盛丕华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甬兴轮”暂时扣押。虞洽卿在联席会上，对这次事件作了解释：我原来就不同意将“甬兴轮”出售，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你们各位都表示反对，在此情景下，我才加价收购，这与你们的初衷是一致的。我买下以后，这艘轮船就是我的财产，怎样处置，是出借出租或再次出售，与你们董事会毫不相干，怎样就成了宁绍公司董事会的讨论议题呢？但与会者依旧不肯罢休，认为虞洽卿原来就有这样的信息，是瞒骗不报，而且，作为一个总经理，应当为公司的利益着想，而不应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虞洽卿有口难辩，心中当然不快。但对于继续担任总经理一职，他坚决予以拒绝。后来在朱葆三、张让三等人的调处下，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宁绍轮船公司不再追究他的责任，虞洽卿也将“甬兴轮”退还，并由他出面与外商继续履行合约。一场风波过后，虞洽卿看到了股东们目光短浅又争相要权的弊端，决定脱离宁绍公司，全力经营自己的三北轮埠公司。事后，他还在沪上的各大报纸刊登声明，以澄清外界对自己的误解。
其实，早在1913年，虞洽卿就已经在龙山创办三北公司。至于为什么要在如此闭塞的地方创办轮船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这是他创办轮船公司的初衷，也是对航运业的深刻认识。另外，他还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能忘记家乡父老，上海有的家乡也都应有。正是出于这种浓厚的故乡情怀，他才把家乡的建设时刻放在心上。
龙山码头筹建之初，虞洽卿就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要把龙山建成全国的模范镇。南洋劝业会结束后，虞洽卿就有意把小火车和铁轨拆运到龙山。当初为使南洋劝业会如期举行，虞洽卿曾垫付白银36万两，这笔银子在劝业会闭幕后才得以归还。按照商人的习惯，这笔不算小数目的银子出借一年，应当有一笔利息，但虞洽卿并没有计较，而是提出要将这些铁轨拆为己有。当时有位侨商叫张煜南，愿意出资30万元继续使用劝业会的场馆，清朝政府表示同意。而对于小火车在劝业会结束后则已成为一种陈设，失去了实际作用，所以虞洽卿提出拆除并归他使用，清朝政府一来作为对他的褒奖，二来也是顺水人情，很快表示同意。这些铁轨和小火车被运到龙山后，虞洽卿将铁轨从龙山镇铺到码头，成为三北公司连接内陆水运和海运的主要通道。小火车的使用，使龙山这一海隅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虞洽卿又请人来龙山考察，按照他的设想，绘制了一幅龙山发展规划图。在他的心中，龙山的未来是美好的，不但运输方便，街道、景观也都是一流的。他设想用运输业带动商贸业，以商贸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其他事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人口集聚的效果。正是出于这一思路，他先后在龙山建造了发电厂、电话局、电报房、自来水厂等基础性的设施，疏通了河道，改建了道路，甚至还申请设立龙山海关。在他的努力下，龙山一度成为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聚焦的热点。接着，他又在龙山开设银行、扩大原来学校的规模，开辟了新昌隆贸易街。这些设施的建造，几乎全部是他一人出资。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虞洽卿还另外建造过一条小火车轨道，那是一条从宝幢到大碶长约3公里的轻便铁道。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方便看客去天童寺、育王寺游览。但也有人认为，这条铁路并不是虞洽卿所建，而是鄞县人乐振葆出资建造的，虞洽卿只是把龙山的剩余的铁轨和小火车低价卖给了乐振葆。据出版于1934年11月的《鄞县建设》一书记载，1931年，乐振葆捐资在杨木碶旧址建新碶，还出资修建从宝幢到璎珞的轻便铁道，全长3公里，是为鄞县境内第一条铁路。上述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虞洽卿热心家乡建设并为此所作的贡献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关注家乡的同时，虞洽卿的航运业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大发展。1917年，虞洽卿出资20万元，成立了宁兴轮船公司，由其长子虞顺恩管理，并购入旧轮一艘，排水量为3439吨，经重新装修髹漆后定名宁兴轮，航行于沪甬线上。一战期间是中国航运业的黄金时期，虞洽卿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不但使三北轮埠公司赢利丰厚，而且还不断增资，先后购入1500吨以上的旧船升有轮、敏顺轮和惠顺轮，将航线扩大至新加坡、缅甸仰光和俄罗斯的海参崴。1918年，他盘下了英商的鸿安商轮公司，改名为鸿安商轮公司，在中国注册，同时在长江沿线的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等码头设立栈房，使长江航线上的轮船增至5艘。到1921年，三北公司及其旗下的宁兴、鸿安两公司共有船17艘，总吨位为12540吨，另外还有小型船只46艘。到了1936年底，三北公司的船只已超过80艘，总吨位在9万余吨，此时的虞洽卿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就连招商局的轮船数量和总吨位也在其下。尽管这一过程艰难而曲折，但虞洽卿还是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稳坐中国航运业的第一把交椅。在船只数量增加的同时三北公司轮船的单艘载重也越来越大，一般都在5000～6500吨之间。
轮船数量的增多，带来的后续问题就是燃料的紧缺。当时的轮船主要燃料是煤，而根据行政院经济部燃料管理委员会规定，运煤一般均由外轮代理，而且运费都支付外汇。由于耗煤量大，外轮的运煤，又往往不及时，常使轮船因燃料而延误，于是虞洽卿向燃料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购置运煤专用船只。因为运煤船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当时这类船只有美、英、德等国能打造，于是虞洽卿向美国的一家公司订购了一艘天龙轮，计价36.4万美元。燃料管理委员会同意此方案，答应这笔美金由中央银行结汇。可是过了几个月，燃管会却突然变卦，说不再使用外汇，改由本币结算。可是对方却不肯变更，还扬言如不按期支付，将收回轮船并追究法律责任。于是，虞洽卿以航运信托公司名义致电行政院，陈述理由及面临困难。最后在行政院协调下得以解决。这一小插曲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之难。不管怎么说，到了抗战爆发前夕，即1937年的上半年，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已至鼎盛期。这时的三北公司不但轮船数量多，而且人员也多，仅以龙山的三北下公司为例，除三儿子虞顺慰为总经理和两位协理外，在公司工作的人员就有50余名，分为秘书室、稽核室、财务处、业务处、船务处、总务处、栈埠处、工程室等8个部门，这还不包括船上的人员在内。由此可见，上海总部及宁波、南京、汉口以及长江支线上的各分公司和货栈管理等人员，应该在千人以上，再加上船上作业人员，总数不下几千人。这支庞大的队伍连同那些轮船码头、航线等构成了三北公司蒸蒸日上的经营格局，也奠定了虞洽卿在中国航运界的领袖地位。
现在的东钱湖景色秀美，前去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在80多年前，虞洽卿曾经发起疏浚东钱湖的一次专门活动。1931年3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接到鄞县地方人士的请求，说东钱湖年久失修，湖底淤涨，蓄水功能减退，有可能危及周围的农田村庄。接报后，虞洽卿与鄞籍人士庄崧甫、邬志豪等开会商量，决定成立一个疏浚东钱湖筹备委员会，以虞洽卿、庄崧甫、邬志豪、张申之等人为常务干事，对东钱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同年8月，由乐振葆、张继光、张申之、陈蓉馆、金廷荪等人为主，发起成立了宁波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虞洽卿作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也积极参与了这一造福家乡的活动。
据有关史籍记载，宁波的灵桥最早建于唐兴庆三年（公元823年）。因三江口地理位置特殊，位于甬江、姚江、奉化江汇流之处，不但水流湍急，而且还有杭州湾口的潮水倒灌，分居两岸的民众为方便交通，用16只木船以铁锁相连，上铺6尺宽的木板，两旁施以绳索作护栏，这是灵桥出现之前的过江方式，也可视为灵桥的雏形。在此后的一千余年中，船坏了修船，木板破了换木板，一直以这种浮桥作为两岸联接的通道。1922年秋，一场台风来袭，船只木板悉数被毁。此后虽又重新修复，但随着宁波人口的增多，交流的频繁，这种浮桥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两岸百姓呼吁政府修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在宁波历史上第一座新颖的现代化桥梁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虞洽卿联系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工程师詹姆森，请他到宁波来对建桥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并做出预算。经过一番详细的勘查，詹姆森认为这里的江水流速快，且又与杭州湾相通，潮水涨落明显，在江中打桩成本高，安全性差，故建议仿照上海外白渡桥的形式。这一设想，得到筹委员的一致认可。经过初步测算，这座桥的建筑费用估计为50万元大洋，再加上两岸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费12万元，其他费用8万元，合计共需资金70万元。在资金的筹措上，虞洽卿建议以旅沪甬商为主，地方政府和乡贤也适当承担。最后决定由上海方面承担50万元，宁波方面承担20万元。
为尽快落实上海方面的50万元经费，经乐振葆提议，在上海也成立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经过乐振葆和虞洽卿的共同努力，1931年底50万元基本筹措到位。在勘查设计中，除英国工程师詹姆斯外，还聘请了新江记营造厂的工程师竺泉通。当然，这些勘查和设计只是前期工作，但也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在此期间，上海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多次开会，商议灵桥的建设单位。经多方调查，大家一致认为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比较理想。
西门子公司于1847年10月1日由德国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创立于慕尼黑，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外国公司之一。1872年，西门子公司向中国出口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之后，又向中国出口了工业设备、照明生产设备、交通设备等，在中国有着较高的声誉。对于灵桥的设计和建设，西门子公司非常乐意接受，在签订了合同之后，立即进入了桥梁的设计施工。为确保质量，灵桥使用的钢材由德国孟阿思桥梁公司提供，两岸打桩的混凝土由丹麦的康益洋行承包。该洋行于1919年开设于上海，1953年收归国有，是上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前身。油漆由美国的信昌洋行承包。自1934年5月1日开工，历时两年，于1936年5月25日竣工，6月27日举行了隆重的竣工通车典礼。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在建造的过程中，两岸共拆迁住户46户，没有发生一起冲突。灵桥的设计寿命为70年，2006年6月，德国西门子公司还专门寄来函件，提醒相关部门应该注意维修。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到钦佩。灵桥全长132米，江面跨度97.5米，桥宽20米，是宁波有史以来第一座现代化桥梁。
启迪民智，教化民风，是虞洽卿乡土情怀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小学除学生免费入学外，还给那些家境贫困者以补助，让很多本来读不起书的少年有了上学的机会。随着宁波人去上海谋生者越来越多，那些打工者子女的求学问题逐渐显现出来。1913年，虞洽卿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名义，开始筹划办学事宜。经理事会商量，决定由一些宁波籍的富商捐资，创办学校。1914年，宁波旅沪小学诞生于大浦路，到1920年增至3所。因为是免费入学，前来就读的学生不断增多，到1928年底增至10所，有教职工83人，学生总数达3460人。为适当减轻学校的负担，后来不得不采取措施，即一般学生半费就读，贫困生全免。据统计，当时的全免生共有372人。在这些学生中，有一部分是18岁以上的成年，因为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有时间，所以有几所学校还专门开设夜间班。这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民工子弟学校，也是虞洽卿办教育的一个缩影。从担任同济大学校董到创办10所民工子弟学校，再到创办四明大学，其中贯穿的“教育强国”的理念，也是他重视培养人才、振兴一方经济的具体行动。虞洽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努力造福家乡人民，除了投资建设外，还谋划发展教育事业，这应该是他更具战略眼光之举。
【参考文献和注释】
1.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慈溪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
2.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3.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4.龙山规划图由宁波市镇海区严水孚提供。
辛亥革命以后，虞洽卿是孙中山提倡振兴实业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他在担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期间，曾因“甬兴轮”事件被免职。这一事件的经过是非常滑稽的。1914年，有人提议将“甬兴轮”以6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并认为将此款用于购买一艘新的轮船亦绰绰有余。此议一出，股东们都表示同意，只有虞洽卿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各国船只纷纷奉调回国，而中国是中立国，商轮可自由行使于各国港口，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如一旦出售旧轮而再购新船，在时间上至少得一年以上，这将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所以坚决不同意。但股东们认为虞洽卿大权独揽，无视股东利益，并要求改组公司的行政机构和负责人。虞洽卿见自己的主张无效，就提出加价5000两白银，即65000两的价格买下了这艘“甬兴轮”。对此价格，股东们当然没有异议。没过几天，他凭着在上海多年的关系，就将此轮以年租金30万两白银租给了外商。股东们闻讯哗然，要求董事会召开会议，要将虞洽卿购置的轮船收回。在董监事联席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反对虞洽卿再担任总经理一职，并要求他归还“甬兴轮”。可奇怪的是，在第二天的总经理选举会上，除了董监事成员外，其余股东们一致同意虞洽卿担任总经理。监事会代表盛丕华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甬兴轮”暂时扣押。虞洽卿在联席会上，对这次事件作了解释：我原来就不同意将“甬兴轮”出售，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你们各位都表示反对，在此情景下，我才加价收购，这与你们的初衷是一致的。我买下以后，这艘轮船就是我的财产，怎样处置，是出借出租或再次出售，与你们董事会毫不相干，怎样就成了宁绍公司董事会的讨论议题呢？但与会者依旧不肯罢休，认为虞洽卿原来就有这样的信息，是瞒骗不报，而且，作为一个总经理，应当为公司的利益着想，而不应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虞洽卿有口难辩，心中当然不快。但对于继续担任总经理一职，他坚决予以拒绝。后来在朱葆三、张让三等人的调处下，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宁绍轮船公司不再追究他的责任，虞洽卿也将“甬兴轮”退还，并由他出面与外商继续履行合约。一场风波过后，虞洽卿看到了股东们目光短浅又争相要权的弊端，决定脱离宁绍公司，全力经营自己的三北轮埠公司。事后，他还在沪上的各大报纸刊登声明，以澄清外界对自己的误解。
其实，早在1913年，虞洽卿就已经在龙山创办三北公司。至于为什么要在如此闭塞的地方创办轮船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这是他创办轮船公司的初衷，也是对航运业的深刻认识。另外，他还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能忘记家乡父老，上海有的家乡也都应有。正是出于这种浓厚的故乡情怀，他才把家乡的建设时刻放在心上。
龙山码头筹建之初，虞洽卿就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要把龙山建成全国的模范镇。南洋劝业会结束后，虞洽卿就有意把小火车和铁轨拆运到龙山。当初为使南洋劝业会如期举行，虞洽卿曾垫付白银36万两，这笔银子在劝业会闭幕后才得以归还。按照商人的习惯，这笔不算小数目的银子出借一年，应当有一笔利息，但虞洽卿并没有计较，而是提出要将这些铁轨拆为己有。当时有位侨商叫张煜南，愿意出资30万元继续使用劝业会的场馆，清朝政府表示同意。而对于小火车在劝业会结束后则已成为一种陈设，失去了实际作用，所以虞洽卿提出拆除并归他使用，清朝政府一来作为对他的褒奖，二来也是顺水人情，很快表示同意。这些铁轨和小火车被运到龙山后，虞洽卿将铁轨从龙山镇铺到码头，成为三北公司连接内陆水运和海运的主要通道。小火车的使用，使龙山这一海隅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虞洽卿又请人来龙山考察，按照他的设想，绘制了一幅龙山发展规划图。在他的心中，龙山的未来是美好的，不但运输方便，街道、景观也都是一流的。他设想用运输业带动商贸业，以商贸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其他事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人口集聚的效果。正是出于这一思路，他先后在龙山建造了发电厂、电话局、电报房、自来水厂等基础性的设施，疏通了河道，改建了道路，甚至还申请设立龙山海关。在他的努力下，龙山一度成为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聚焦的热点。接着，他又在龙山开设银行、扩大原来学校的规模，开辟了新昌隆贸易街。这些设施的建造，几乎全部是他一人出资。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虞洽卿还另外建造过一条小火车轨道，那是一条从宝幢到大碶长约3公里的轻便铁道。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方便看客去天童寺、育王寺游览。但也有人认为，这条铁路并不是虞洽卿所建，而是鄞县人乐振葆出资建造的，虞洽卿只是把龙山的剩余的铁轨和小火车低价卖给了乐振葆。据出版于1934年11月的《鄞县建设》一书记载，1931年，乐振葆捐资在杨木碶旧址建新碶，还出资修建从宝幢到璎珞的轻便铁道，全长3公里，是为鄞县境内第一条铁路。上述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虞洽卿热心家乡建设并为此所作的贡献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关注家乡的同时，虞洽卿的航运业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大发展。1917年，虞洽卿出资20万元，成立了宁兴轮船公司，由其长子虞顺恩管理，并购入旧轮一艘，排水量为3439吨，经重新装修髹漆后定名宁兴轮，航行于沪甬线上。一战期间是中国航运业的黄金时期，虞洽卿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不但使三北轮埠公司赢利丰厚，而且还不断增资，先后购入1500吨以上的旧船升有轮、敏顺轮和惠顺轮，将航线扩大至新加坡、缅甸仰光和俄罗斯的海参崴。1918年，他盘下了英商的鸿安商轮公司，改名为鸿安商轮公司，在中国注册，同时在长江沿线的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等码头设立栈房，使长江航线上的轮船增至5艘。到1921年，三北公司及其旗下的宁兴、鸿安两公司共有船17艘，总吨位为12540吨，另外还有小型船只46艘。到了1936年底，三北公司的船只已超过80艘，总吨位在9万余吨，此时的虞洽卿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就连招商局的轮船数量和总吨位也在其下。尽管这一过程艰难而曲折，但虞洽卿还是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稳坐中国航运业的第一把交椅。在船只数量增加的同时三北公司轮船的单艘载重也越来越大，一般都在5000～6500吨之间。
轮船数量的增多，带来的后续问题就是燃料的紧缺。当时的轮船主要燃料是煤，而根据行政院经济部燃料管理委员会规定，运煤一般均由外轮代理，而且运费都支付外汇。由于耗煤量大，外轮的运煤，又往往不及时，常使轮船因燃料而延误，于是虞洽卿向燃料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购置运煤专用船只。因为运煤船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当时这类船只有美、英、德等国能打造，于是虞洽卿向美国的一家公司订购了一艘天龙轮，计价36.4万美元。燃料管理委员会同意此方案，答应这笔美金由中央银行结汇。可是过了几个月，燃管会却突然变卦，说不再使用外汇，改由本币结算。可是对方却不肯变更，还扬言如不按期支付，将收回轮船并追究法律责任。于是，虞洽卿以航运信托公司名义致电行政院，陈述理由及面临困难。最后在行政院协调下得以解决。这一小插曲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之难。不管怎么说，到了抗战爆发前夕，即1937年的上半年，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已至鼎盛期。这时的三北公司不但轮船数量多，而且人员也多，仅以龙山的三北下公司为例，除三儿子虞顺慰为总经理和两位协理外，在公司工作的人员就有50余名，分为秘书室、稽核室、财务处、业务处、船务处、总务处、栈埠处、工程室等8个部门，这还不包括船上的人员在内。由此可见，上海总部及宁波、南京、汉口以及长江支线上的各分公司和货栈管理等人员，应该在千人以上，再加上船上作业人员，总数不下几千人。这支庞大的队伍连同那些轮船码头、航线等构成了三北公司蒸蒸日上的经营格局，也奠定了虞洽卿在中国航运界的领袖地位。
现在的东钱湖景色秀美，前去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在80多年前，虞洽卿曾经发起疏浚东钱湖的一次专门活动。1931年3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接到鄞县地方人士的请求，说东钱湖年久失修，湖底淤涨，蓄水功能减退，有可能危及周围的农田村庄。接报后，虞洽卿与鄞籍人士庄崧甫、邬志豪等开会商量，决定成立一个疏浚东钱湖筹备委员会，以虞洽卿、庄崧甫、邬志豪、张申之等人为常务干事，对东钱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同年8月，由乐振葆、张继光、张申之、陈蓉馆、金廷荪等人为主，发起成立了宁波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虞洽卿作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也积极参与了这一造福家乡的活动。
据有关史籍记载，宁波的灵桥最早建于唐兴庆三年（公元823年）。因三江口地理位置特殊，位于甬江、姚江、奉化江汇流之处，不但水流湍急，而且还有杭州湾口的潮水倒灌，分居两岸的民众为方便交通，用16只木船以铁锁相连，上铺6尺宽的木板，两旁施以绳索作护栏，这是灵桥出现之前的过江方式，也可视为灵桥的雏形。在此后的一千余年中，船坏了修船，木板破了换木板，一直以这种浮桥作为两岸联接的通道。1922年秋，一场台风来袭，船只木板悉数被毁。此后虽又重新修复，但随着宁波人口的增多，交流的频繁，这种浮桥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两岸百姓呼吁政府修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在宁波历史上第一座新颖的现代化桥梁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虞洽卿联系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工程师詹姆森，请他到宁波来对建桥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并做出预算。经过一番详细的勘查，詹姆森认为这里的江水流速快，且又与杭州湾相通，潮水涨落明显，在江中打桩成本高，安全性差，故建议仿照上海外白渡桥的形式。这一设想，得到筹委员的一致认可。经过初步测算，这座桥的建筑费用估计为50万元大洋，再加上两岸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费12万元，其他费用8万元，合计共需资金70万元。在资金的筹措上，虞洽卿建议以旅沪甬商为主，地方政府和乡贤也适当承担。最后决定由上海方面承担50万元，宁波方面承担20万元。
为尽快落实上海方面的50万元经费，经乐振葆提议，在上海也成立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经过乐振葆和虞洽卿的共同努力，1931年底50万元基本筹措到位。在勘查设计中，除英国工程师詹姆斯外，还聘请了新江记营造厂的工程师竺泉通。当然，这些勘查和设计只是前期工作，但也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在此期间，上海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多次开会，商议灵桥的建设单位。经多方调查，大家一致认为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比较理想。
西门子公司于1847年10月1日由德国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创立于慕尼黑，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外国公司之一。1872年，西门子公司向中国出口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之后，又向中国出口了工业设备、照明生产设备、交通设备等，在中国有着较高的声誉。对于灵桥的设计和建设，西门子公司非常乐意接受，在签订了合同之后，立即进入了桥梁的设计施工。为确保质量，灵桥使用的钢材由德国孟阿思桥梁公司提供，两岸打桩的混凝土由丹麦的康益洋行承包。该洋行于1919年开设于上海，1953年收归国有，是上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前身。油漆由美国的信昌洋行承包。自1934年5月1日开工，历时两年，于1936年5月25日竣工，6月27日举行了隆重的竣工通车典礼。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在建造的过程中，两岸共拆迁住户46户，没有发生一起冲突。灵桥的设计寿命为70年，2006年6月，德国西门子公司还专门寄来函件，提醒相关部门应该注意维修。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到钦佩。灵桥全长132米，江面跨度97.5米，桥宽20米，是宁波有史以来第一座现代化桥梁。
启迪民智，教化民风，是虞洽卿乡土情怀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小学除学生免费入学外，还给那些家境贫困者以补助，让很多本来读不起书的少年有了上学的机会。随着宁波人去上海谋生者越来越多，那些打工者子女的求学问题逐渐显现出来。1913年，虞洽卿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名义，开始筹划办学事宜。经理事会商量，决定由一些宁波籍的富商捐资，创办学校。1914年，宁波旅沪小学诞生于大浦路，到1920年增至3所。因为是免费入学，前来就读的学生不断增多，到1928年底增至10所，有教职工83人，学生总数达3460人。为适当减轻学校的负担，后来不得不采取措施，即一般学生半费就读，贫困生全免。据统计，当时的全免生共有372人。在这些学生中，有一部分是18岁以上的成年，因为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有时间，所以有几所学校还专门开设夜间班。这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民工子弟学校，也是虞洽卿办教育的一个缩影。从担任同济大学校董到创办10所民工子弟学校，再到创办四明大学，其中贯穿的“教育强国”的理念，也是他重视培养人才、振兴一方经济的具体行动。虞洽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努力造福家乡人民，除了投资建设外，还谋划发展教育事业，这应该是他更具战略眼光之举。
【参考文献和注释】
1.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慈溪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
2.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3.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4.龙山规划图由宁波市镇海区严水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