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一个商人的成功与否，除了敏锐的眼光和精明的头脑外，还需要运筹帷幄的谋略和当机立断的胆魄，虞洽卿的身上就具备了这样的潜质。一次偶然的聚会闲谈，有时会爆出灵感的火花。虞洽卿与朱葆三之间一次不经意间的交流，使他萌发了投资房地产的想法。
自从跳槽到了鲁麟洋行任买办之后，虞洽卿与朱葆三多有往来，这位“宁波帮”的前辈在虞洽卿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朱葆三于1848年3月11日出生于舟山定海，因父亲去世，14岁便到上海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他吃苦耐劳，勤奋自学，17岁时就因总账房谢世而接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又升经理。1878年店主因病逝世，五金店被迫关闭，朱葆三便自己开了一家慎裕五金店。此后他结识了叶澄衷和上海道员袁树勋，凭着超强的交际能力在上海获得了极速的发展，他先后投资银行和保险业10家、轮船公司7家，还在电业、自来水业、水泥、纺织、面粉等各个领域均有股份，成为上海工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虞洽卿十分钦佩朱葆三的为人和思路，所以两人经常见面，促膝长谈。
这次谈话的内容有点特殊，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位专事房地产开发的外国商人哈同。这个后来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大慈善家的外国人，出生于1849年，1873年24岁时来到上海，先在老沙逊洋行打工，后来暗中从事鸦片贩卖而致富，1886年与中法混血儿罗迦陵结婚，先后担任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董事。从1898年开始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到1901年脱离新沙逊洋行，自己组建哈同洋行，从此就一直以开发房地产为业。哈同的房地产经营也有过几次波折，但他都能够险中取胜，创下了不菲的成绩。在商言商，这是虞洽卿和朱葆三的主要话题，像哈同这种靠房地产几近暴富的人物，自然是他们热议的话题。他们谈到了哈同的经营手段，或巧取豪夺，或强横霸占的做法，深深感到要想在上海做成大生意，没有一点背景是难以支撑的，尤其是在爱俪园的扩建过程中，哈同采取的几乎是强盗般的手段。当所有的居民被迫搬迁之时，只有一个人坚决不屈服，他不但对哈同的威胁毫不理会，还特地挂出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张世镳家”四字，此人就是在前章说到的乘坐青衣小轿的名医张聋髶，这让所有的上海人对这位不屈从于权势的名医深感钦佩。两人谈论良久，朱葆三告辞回家，而虞洽卿却对房地产有了深厚的兴趣。
哈同洋行注册于1901年，按当时租界规定，洋行必须到香港的英国政府办事处登记。哈同跑了一趟香港，完成了洋行的登记注册手续，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项目是国际贸易和地产。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鸦片生意，这当然不能公开，只能利用一个合法的名称做外衣，至于地产，那就是房地产。哈同在南京路一带先是收购地皮，建造房子后出售。在获取地皮时，免不了劝说与威胁并用，软硬兼施，这样做目的是尽快赶走原住民，以最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令利润达到最大化。
与哈同相比，虞洽卿无论在人脉关系上还是资本实力上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像鸦片这种买卖他也是绝对不会做的。当时在苏州河以北今虹口区一带，还比较偏僻，人口也不多，所以地皮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一般地皮只有几千元一亩，水稻田等只有300元一亩。虞洽卿自己筹了一些钱，又向银行借贷了几万元，首先买进了一块地。接着他又打听到在闸北有一处叫升顺里的房产出售，在天潼路一带有一处叫顺征里的房产出售。这两处已经建成的房产虽然时间不长，但建筑的布局和设计并不合理。虞洽卿买下了升顺里和顺征里两处房产后，组建了华顺、顺征两个房地产公司，开始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和经营。
在设计上，虞洽卿认为上海早期的石库门住宅很受住户欢迎，于是就将房屋的建筑式样全部参照石库门的形状来做。石库门式的住宅，起源于1850年前后，起特点是以石条为门框，再配以坚实厚重的实木大门，具有很好的防盗功能。刚开始时，这种住宅叫石箍门，意思是这门及门框如石头箍住，安全可靠，后来因为宁波人到上海经商者越来越多，就将石箍门读成了石库门。此类民宅的最大特点是外面坚固，里面是二层楼房，很像江南传统的三合院，所以江浙一带的人对这种住宅特别感兴趣。虞洽卿身为宁波人，对于这种偏好习性当然是了解的，所以，他所开发的房产，大多都采用这一形式。石库门结构住宅的另一个特点是一门一户，在一条弄堂内虽有几十幢住宅，但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这样更有利于隐私的保护，这也是这种住宅受到住户欢迎的另一原因。
对升顺里和顺征里两处房子改造后，很快就销售一空，于是，虞洽卿又着手对苏州河北面一块地皮进行房产开发。在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创办之前，虞洽卿原本打算在上海以房地产为主业，这是因为他担任荷兰银行买办之后，对于融资已有足够的把握，而这恰为开发房地产的必要条件。所以，除了组建华顺、顺征两家房地产公司外，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房产租赁公司。这家公司类似于今天的房产中介机构，一面搜集房屋信息，一面将这些信息通过报纸等媒体予以发布，介绍成功后，赚取一笔佣金。1907年和1908年，虞洽卿牵头发起成立了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并分别担任协理和总经理，这些职位一来需要投资，二来还得投入大量的精力，相比较而言，这两家新开张公司更需要他全身心地去张罗，这样就很少有时间去过问房地产。到1914年底，他离开宁绍轮船公司，在上海创办三北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又接盘英商的鸿安商轮公司，在航运业方面越做越大，最后将两家房地产转让，全力经营他的三北轮船公司。
1911年4月，四明银行遭遇到第二次挤兑风潮，原总董周金箴和经理陈薰与虞洽卿商议，准备筹措银元应对。作为同盟会会员，此时的虞洽卿正忙于同陈其美一起从事革命的准备，这引起了银行股东的极大不满，于是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改组四明银行。总经理陈薰为宁波镇海人，曾是上海源丰润票号总经理，担任过上海道库源通官银号司事，还在汉口开有钱局，是大清政府的重要铸钱机构之一。这些金融机构的重要职位，已经让陈薰忙得不可开交，偏偏在此之前，上海又出现了一波钱庄倒闭风潮，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陈薰筋疲力尽。在改组会上，陈薰主动提出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一职，改由慈城半浦人孙衡甫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周金箴和虞洽卿也分别辞去了总董和协理之职。孙衡甫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后，对银行的业务进行了整顿，一面聘请虞洽卿为顾问，准备创办四明保险公司和从事房地产的开发。
虞洽卿对四明银行怀有特殊的感情，对于孙衡甫的邀请十分乐意接受。到1912年底，他的两家房地产公司所开发的房产大多接近尾声，只有海宁路一带还有一些工程。经过详细的考察，虞洽卿提出几个建议，一是既然由四明银行出面开发房地产，所建的房屋均应冠以“四明”二字；二是根据上海当时的实际，应将房产定位在中高档较为适宜，既有石库门结构的住宅，也应有别墅区。这两条建议均被孙衡甫所采纳，房地产的命名有四明村、四明里和四明别墅等。
先来说四明别墅。1912年底开始兴建的四明别墅，位于愚园路567弄，先后共建造40幢，总面积为23510平方米。这些别墅的购买者多为达官贵人、民国要员和一些大老板，如中国社会党的发起人江亢虎，就住在57号。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以“党”命名的党派团体，全国有490个支部，最多时党员达52万余人。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该党成员。如李大钊是天津支部的成员，陈翼龙、叶圣陶、顾颉刚、王伯样等是苏州支部成员。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曾经把“社会党”一名当做共产党创建之初拟订的名称。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把社会党作为暂定的名称。虽然后来改为中国共产党，但在组织成立之初，很多人都倾向于组织一个政党并以社会党命名。同时，江亢虎还于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于1920年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曾勉励文人当为民族国家尽责，宜尽文化之力，致意国事的文化学者，却于1939年应汪精卫之邀来到上海，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国务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堕落成了一个汉奸，1946年11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但不管怎么说，他对社会研究还是有一定成绩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之一。
四明银行开发的四明里房产范围较广，主要在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南昌路一带，单幢总数在1000幢以上，面积也相当可观。
最为著名的四明村，位于今延安中路913弄。建筑石库门住宅118幢，总面积为29150平方米。这些房子分三批建成，分别是1912年、1928年和1931年。在规划和设计上，虞洽卿特别强调进出通道，为方便私家车的出入，主弄堂宽7米，支弄堂宽4米，这在当时的住宅群中已算是非常宽敞了。在这里居住的，除洋行、大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还有很多文化名人。早期的建筑均为两层楼，后来改成三层楼。直至今天，有的虽已被拆除，但大多数还依然保留着，成为上海名人荟萃的地段之一。
如住在118号的同盟会老会员周仰山，他与孙衡甫是儿女亲家，他的住宅很大，有6间石库门房子加一条弄堂。周仰山与周信芳之父周慰堂是远房堂兄弟，因周慰堂早年迷恋京剧被族长逐出祠堂，长期浪迹江湖，后来周仰山任族长后，力排众议，才使周慰堂和周信芳父子还族。为表示感谢，周信芳每年都要去周仰山处拜年。另外，上海火柴业巨头刘鸿生，是周仰山的学生，每年的正月初一，必去周家贺岁，这也成为周家最尊贵的客人之一。当年四明村的弄堂内有一首儿歌：“小弟弟小妹妹跑开点，敲碎玻璃老价钿。”说明早年四明村的房子为采光需要，窗户都安装了玻璃，这在当时可算是价格不菲的奢华装饰。但小朋友们却最喜欢把玻璃敲碎，因为碎玻璃可以用来兑换甜酒酿，这是他们解馋的最好办法。
为适合不同人群的需要，四明村建有三种不同规格的房子。南段为高档住宅，中段为低档，北段为中档。建筑结构外部均为联体排式，山墙为马头形，外墙为红砖，清灰勾缝，在石库门的门楣上，均有中西结合的装饰图案，实木大门上，有一对铜环，体现了石库门建筑的基本特征。这些典型的建筑，是设计师黄元吉的杰作。
据杨忠明先生回忆，四明村的923号是一幢三层住宅，每月租金高达100元大洋。当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就住在这里。一楼厢房是陆小曼父亲的卧室，二楼厢房前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主卧室，后间是吸烟室，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斋。1929年3月29日，大文豪泰戈尔赴加拿大途经上海时，曾到此留宿3天，就住在三楼的书房内。根据陆小曼回忆，这3天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而难忘的时间。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塔乘济南号邮机前往北平，大约下午2时左右，飞机在济南，30里处党家庄附近，因天雨雾大，触西大山而坠毁。据说驾驶员王贯一，副驾驶梁壁堂与徐志摩三人均出生于1896年。同在南京登机的还有另外4人，但此4人在徐州下机，幸免于难。后来杨杏佛、梁思成等生前好友都对此事作了详细记述。
抗日战争时期，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曾住在四明村38号周建人原在北京，后经胡适和鲁迅的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在上海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曾与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同读于光夏小学。周建人的第一位夫人是日本人，名叫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到上海后，羽太芳子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直至1964年去世。上海的夫人叫王蕴如，曾是周建人的学生，也是地道的绍兴人。据沈嘉禄先生回忆，王蕴如的绍兴霉豆做得特别鲜美，后来成了周家每餐必备的小菜之一。另一位住在四明村的著名人士是王福庵，1880年出生于杭州，1904年与丁仁、王褆、吴隐、叶铭等共同发起成立了西泠印社。他不但书法篆刻闻名于世，而且还精于算数和测绘，曾任中国印铸局技正。当时全国各地的官印，都是由印铸局篆铸，可见王福庵的篆刻艺术之精。王1930年到上海后，入住四明村，成为这里的文化名人之一。此外有被孙中山聘为高级顾问的高振霄，曾为保护共产党人士和爱国进步人士于1945年3月被日伪特务毒死于家中。他的儿子高式熊是著名书法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文史馆馆员。除书法和篆刻外，高式熊还是制作印泥的大师。他得到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的真传，其49号印泥秘方已被上海市政府认定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四明村有一堵文化名人墙，上面刻着曾在此居住过的14位文化名人，他们是：
泰戈尔1961～1941 章太炎1969～1936
高振霄1876～1956 吴待秋1878～1949
王福庵1879～1960 周建人1888～1982
朱积成1890～1982 徐志摩1896～1931
来楚生1902～1975 陆小曼1903～1968
胡蝶1908～1989 吴青霞1910～2008
严俊1917～1980 高式熊1921～
这份厚重的名单不仅反映了四明村曾经的辉煌，也成为人们寻找名人足迹的一个必然去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年的四明村，慕名前来的各种人物都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走进这条狭长的弄堂，留下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但每当有人重新回忆起这里的岁月，依然会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清的情感。这也许是虞洽卿为我们保留至今的时代印记。
【参考文献】
1.戴尧宏.虞洽卿传.北京：大众出版社，2005.
2.徐铸成.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北京：三联书店，2009.
3.杨忠.过眼云烟：沪上老弄堂四明村.新民晚报，2007-11-04.
自从跳槽到了鲁麟洋行任买办之后，虞洽卿与朱葆三多有往来，这位“宁波帮”的前辈在虞洽卿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朱葆三于1848年3月11日出生于舟山定海，因父亲去世，14岁便到上海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他吃苦耐劳，勤奋自学，17岁时就因总账房谢世而接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又升经理。1878年店主因病逝世，五金店被迫关闭，朱葆三便自己开了一家慎裕五金店。此后他结识了叶澄衷和上海道员袁树勋，凭着超强的交际能力在上海获得了极速的发展，他先后投资银行和保险业10家、轮船公司7家，还在电业、自来水业、水泥、纺织、面粉等各个领域均有股份，成为上海工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虞洽卿十分钦佩朱葆三的为人和思路，所以两人经常见面，促膝长谈。
这次谈话的内容有点特殊，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位专事房地产开发的外国商人哈同。这个后来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大慈善家的外国人，出生于1849年，1873年24岁时来到上海，先在老沙逊洋行打工，后来暗中从事鸦片贩卖而致富，1886年与中法混血儿罗迦陵结婚，先后担任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董事。从1898年开始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到1901年脱离新沙逊洋行，自己组建哈同洋行，从此就一直以开发房地产为业。哈同的房地产经营也有过几次波折，但他都能够险中取胜，创下了不菲的成绩。在商言商，这是虞洽卿和朱葆三的主要话题，像哈同这种靠房地产几近暴富的人物，自然是他们热议的话题。他们谈到了哈同的经营手段，或巧取豪夺，或强横霸占的做法，深深感到要想在上海做成大生意，没有一点背景是难以支撑的，尤其是在爱俪园的扩建过程中，哈同采取的几乎是强盗般的手段。当所有的居民被迫搬迁之时，只有一个人坚决不屈服，他不但对哈同的威胁毫不理会，还特地挂出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张世镳家”四字，此人就是在前章说到的乘坐青衣小轿的名医张聋髶，这让所有的上海人对这位不屈从于权势的名医深感钦佩。两人谈论良久，朱葆三告辞回家，而虞洽卿却对房地产有了深厚的兴趣。
哈同洋行注册于1901年，按当时租界规定，洋行必须到香港的英国政府办事处登记。哈同跑了一趟香港，完成了洋行的登记注册手续，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项目是国际贸易和地产。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鸦片生意，这当然不能公开，只能利用一个合法的名称做外衣，至于地产，那就是房地产。哈同在南京路一带先是收购地皮，建造房子后出售。在获取地皮时，免不了劝说与威胁并用，软硬兼施，这样做目的是尽快赶走原住民，以最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令利润达到最大化。
与哈同相比，虞洽卿无论在人脉关系上还是资本实力上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像鸦片这种买卖他也是绝对不会做的。当时在苏州河以北今虹口区一带，还比较偏僻，人口也不多，所以地皮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一般地皮只有几千元一亩，水稻田等只有300元一亩。虞洽卿自己筹了一些钱，又向银行借贷了几万元，首先买进了一块地。接着他又打听到在闸北有一处叫升顺里的房产出售，在天潼路一带有一处叫顺征里的房产出售。这两处已经建成的房产虽然时间不长，但建筑的布局和设计并不合理。虞洽卿买下了升顺里和顺征里两处房产后，组建了华顺、顺征两个房地产公司，开始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和经营。
在设计上，虞洽卿认为上海早期的石库门住宅很受住户欢迎，于是就将房屋的建筑式样全部参照石库门的形状来做。石库门式的住宅，起源于1850年前后，起特点是以石条为门框，再配以坚实厚重的实木大门，具有很好的防盗功能。刚开始时，这种住宅叫石箍门，意思是这门及门框如石头箍住，安全可靠，后来因为宁波人到上海经商者越来越多，就将石箍门读成了石库门。此类民宅的最大特点是外面坚固，里面是二层楼房，很像江南传统的三合院，所以江浙一带的人对这种住宅特别感兴趣。虞洽卿身为宁波人，对于这种偏好习性当然是了解的，所以，他所开发的房产，大多都采用这一形式。石库门结构住宅的另一个特点是一门一户，在一条弄堂内虽有几十幢住宅，但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这样更有利于隐私的保护，这也是这种住宅受到住户欢迎的另一原因。
对升顺里和顺征里两处房子改造后，很快就销售一空，于是，虞洽卿又着手对苏州河北面一块地皮进行房产开发。在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创办之前，虞洽卿原本打算在上海以房地产为主业，这是因为他担任荷兰银行买办之后，对于融资已有足够的把握，而这恰为开发房地产的必要条件。所以，除了组建华顺、顺征两家房地产公司外，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房产租赁公司。这家公司类似于今天的房产中介机构，一面搜集房屋信息，一面将这些信息通过报纸等媒体予以发布，介绍成功后，赚取一笔佣金。1907年和1908年，虞洽卿牵头发起成立了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并分别担任协理和总经理，这些职位一来需要投资，二来还得投入大量的精力，相比较而言，这两家新开张公司更需要他全身心地去张罗，这样就很少有时间去过问房地产。到1914年底，他离开宁绍轮船公司，在上海创办三北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又接盘英商的鸿安商轮公司，在航运业方面越做越大，最后将两家房地产转让，全力经营他的三北轮船公司。
1911年4月，四明银行遭遇到第二次挤兑风潮，原总董周金箴和经理陈薰与虞洽卿商议，准备筹措银元应对。作为同盟会会员，此时的虞洽卿正忙于同陈其美一起从事革命的准备，这引起了银行股东的极大不满，于是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改组四明银行。总经理陈薰为宁波镇海人，曾是上海源丰润票号总经理，担任过上海道库源通官银号司事，还在汉口开有钱局，是大清政府的重要铸钱机构之一。这些金融机构的重要职位，已经让陈薰忙得不可开交，偏偏在此之前，上海又出现了一波钱庄倒闭风潮，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陈薰筋疲力尽。在改组会上，陈薰主动提出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一职，改由慈城半浦人孙衡甫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周金箴和虞洽卿也分别辞去了总董和协理之职。孙衡甫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后，对银行的业务进行了整顿，一面聘请虞洽卿为顾问，准备创办四明保险公司和从事房地产的开发。
虞洽卿对四明银行怀有特殊的感情，对于孙衡甫的邀请十分乐意接受。到1912年底，他的两家房地产公司所开发的房产大多接近尾声，只有海宁路一带还有一些工程。经过详细的考察，虞洽卿提出几个建议，一是既然由四明银行出面开发房地产，所建的房屋均应冠以“四明”二字；二是根据上海当时的实际，应将房产定位在中高档较为适宜，既有石库门结构的住宅，也应有别墅区。这两条建议均被孙衡甫所采纳，房地产的命名有四明村、四明里和四明别墅等。
先来说四明别墅。1912年底开始兴建的四明别墅，位于愚园路567弄，先后共建造40幢，总面积为23510平方米。这些别墅的购买者多为达官贵人、民国要员和一些大老板，如中国社会党的发起人江亢虎，就住在57号。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以“党”命名的党派团体，全国有490个支部，最多时党员达52万余人。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该党成员。如李大钊是天津支部的成员，陈翼龙、叶圣陶、顾颉刚、王伯样等是苏州支部成员。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曾经把“社会党”一名当做共产党创建之初拟订的名称。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把社会党作为暂定的名称。虽然后来改为中国共产党，但在组织成立之初，很多人都倾向于组织一个政党并以社会党命名。同时，江亢虎还于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于1920年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曾勉励文人当为民族国家尽责，宜尽文化之力，致意国事的文化学者，却于1939年应汪精卫之邀来到上海，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国务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堕落成了一个汉奸，1946年11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但不管怎么说，他对社会研究还是有一定成绩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之一。
四明银行开发的四明里房产范围较广，主要在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南昌路一带，单幢总数在1000幢以上，面积也相当可观。
最为著名的四明村，位于今延安中路913弄。建筑石库门住宅118幢，总面积为29150平方米。这些房子分三批建成，分别是1912年、1928年和1931年。在规划和设计上，虞洽卿特别强调进出通道，为方便私家车的出入，主弄堂宽7米，支弄堂宽4米，这在当时的住宅群中已算是非常宽敞了。在这里居住的，除洋行、大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还有很多文化名人。早期的建筑均为两层楼，后来改成三层楼。直至今天，有的虽已被拆除，但大多数还依然保留着，成为上海名人荟萃的地段之一。
如住在118号的同盟会老会员周仰山，他与孙衡甫是儿女亲家，他的住宅很大，有6间石库门房子加一条弄堂。周仰山与周信芳之父周慰堂是远房堂兄弟，因周慰堂早年迷恋京剧被族长逐出祠堂，长期浪迹江湖，后来周仰山任族长后，力排众议，才使周慰堂和周信芳父子还族。为表示感谢，周信芳每年都要去周仰山处拜年。另外，上海火柴业巨头刘鸿生，是周仰山的学生，每年的正月初一，必去周家贺岁，这也成为周家最尊贵的客人之一。当年四明村的弄堂内有一首儿歌：“小弟弟小妹妹跑开点，敲碎玻璃老价钿。”说明早年四明村的房子为采光需要，窗户都安装了玻璃，这在当时可算是价格不菲的奢华装饰。但小朋友们却最喜欢把玻璃敲碎，因为碎玻璃可以用来兑换甜酒酿，这是他们解馋的最好办法。
为适合不同人群的需要，四明村建有三种不同规格的房子。南段为高档住宅，中段为低档，北段为中档。建筑结构外部均为联体排式，山墙为马头形，外墙为红砖，清灰勾缝，在石库门的门楣上，均有中西结合的装饰图案，实木大门上，有一对铜环，体现了石库门建筑的基本特征。这些典型的建筑，是设计师黄元吉的杰作。
据杨忠明先生回忆，四明村的923号是一幢三层住宅，每月租金高达100元大洋。当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就住在这里。一楼厢房是陆小曼父亲的卧室，二楼厢房前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主卧室，后间是吸烟室，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斋。1929年3月29日，大文豪泰戈尔赴加拿大途经上海时，曾到此留宿3天，就住在三楼的书房内。根据陆小曼回忆，这3天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而难忘的时间。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塔乘济南号邮机前往北平，大约下午2时左右，飞机在济南，30里处党家庄附近，因天雨雾大，触西大山而坠毁。据说驾驶员王贯一，副驾驶梁壁堂与徐志摩三人均出生于1896年。同在南京登机的还有另外4人，但此4人在徐州下机，幸免于难。后来杨杏佛、梁思成等生前好友都对此事作了详细记述。
抗日战争时期，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曾住在四明村38号周建人原在北京，后经胡适和鲁迅的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在上海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曾与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同读于光夏小学。周建人的第一位夫人是日本人，名叫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到上海后，羽太芳子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直至1964年去世。上海的夫人叫王蕴如，曾是周建人的学生，也是地道的绍兴人。据沈嘉禄先生回忆，王蕴如的绍兴霉豆做得特别鲜美，后来成了周家每餐必备的小菜之一。另一位住在四明村的著名人士是王福庵，1880年出生于杭州，1904年与丁仁、王褆、吴隐、叶铭等共同发起成立了西泠印社。他不但书法篆刻闻名于世，而且还精于算数和测绘，曾任中国印铸局技正。当时全国各地的官印，都是由印铸局篆铸，可见王福庵的篆刻艺术之精。王1930年到上海后，入住四明村，成为这里的文化名人之一。此外有被孙中山聘为高级顾问的高振霄，曾为保护共产党人士和爱国进步人士于1945年3月被日伪特务毒死于家中。他的儿子高式熊是著名书法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文史馆馆员。除书法和篆刻外，高式熊还是制作印泥的大师。他得到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的真传，其49号印泥秘方已被上海市政府认定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四明村有一堵文化名人墙，上面刻着曾在此居住过的14位文化名人，他们是：
泰戈尔1961～1941 章太炎1969～1936
高振霄1876～1956 吴待秋1878～1949
王福庵1879～1960 周建人1888～1982
朱积成1890～1982 徐志摩1896～1931
来楚生1902～1975 陆小曼1903～1968
胡蝶1908～1989 吴青霞1910～2008
严俊1917～1980 高式熊1921～
这份厚重的名单不仅反映了四明村曾经的辉煌，也成为人们寻找名人足迹的一个必然去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年的四明村，慕名前来的各种人物都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走进这条狭长的弄堂，留下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但每当有人重新回忆起这里的岁月，依然会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清的情感。这也许是虞洽卿为我们保留至今的时代印记。
【参考文献】
1.戴尧宏.虞洽卿传.北京：大众出版社，2005.
2.徐铸成.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北京：三联书店，2009.
3.杨忠.过眼云烟：沪上老弄堂四明村.新民晚报，2007-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