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科技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模式。然而，当这些先进的科技成果进入中国时，却遭到了冷遇。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更是对这类先进技术不屑一顾，他们因循守旧，以不合祖宗规矩为借口加以拒绝，失去了很多原本可以改变现状，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这种沉痛的教训至今仍具有警示的意义。当然，无论是在官场内部还是民间，还是有人对这些先进科技成果抱有乐于接受的态度，只是这股力量远比保守派要弱得多，相比之下，保守派对于维新派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势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这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中有一些官员和商人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持积极态度，虞洽卿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海开埠之初，市内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轿子和马车，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独轮车。官员乘坐的轿子有严格规定，大小、装饰都得按规定办，否则就有僭越之罪，轻则挨批受训，重则革职查办，所以什么品级的官员使用什么样的轿子，大家都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民间小轿就不同了，不但轿身较小，外面围的一般都是青色的布，故又称青衣小轿。但轿子和马车毕竟需要轿夫、马夫等人力，只有家境殷富者才用得起。但随着上海工业的发达，来上海做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的上下班很成问题，因为这些打工者不可能在市区内租住，往往住在城外，路途较远，这就出现了另外两种适合普通人使用的交通工具——独轮车和黄包车。20世纪初，有一位英国作家初到上海，看到街上有人推着一个轮子的车，就去问车主，这车是派什么用的。车主告诉他，这叫独轮车，可以运送货物，也可以坐人。这位英国作家非常吃惊，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只有一个轮子的车可以坐人。几天之后，他却发现，这种独轮车不但可以坐人，而且一车竟然坐了几人，推车者就是凭着两根车把，稳稳当当向前行进，这让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国人确实了不起。黄包车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人力车，所以又叫东洋黄包车。作为普通民众的交通工具，独轮车和黄包车曾在上海占有重要地位。到了1901年的某一天，第一辆汽车进入了上海，使上海原有的交通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901年11月，匈牙利商人李恩时将2辆汽车用轮船运到了上海。按照国外惯例，汽车是需要牌照的，于是他向公共租界提出申请。因为公共租界此前从未发过汽车牌照，而且发放汽车牌照需要交纳一定的税额。1902年1月1日，第一块小汽车牌照在上海诞生了，征税每月2元。这辆汽车在上海街头一出现，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说这辆汽车行驶在街上，居然有人想凭着蛮力从后面把汽车拽住。结果可想而知，非但没有把汽车拉住，还差点送了性命。于是有人告到衙门，说汽车会拖死人，不准在马路上行驶。但由于汽车行驶在租界内，上海道无权干涉而作罢。对于这些新生事物，虞洽卿的态度截然相反，据说他曾去周家试乘小车，并在各种场合大力宣扬汽车的好处。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现在看来十分平常，在当时却需要超前的眼光和魄力。到1903年，上海的汽车有5辆，1908年增加到118辆。当时为了迎合车主对特殊号码的兴趣及增加市政收入，租界当局还特地留出一些特殊号码以高价出售。如上海宁波籍房地产商周纯卿抢先夺得第1号牌照，2号被英籍犹太人沙逊夺得，3号被英国人马立师获取，而哈同只夺得第4号牌照。据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特殊号码须用二三十两黄金才能到手，其中3333号为鄂森大律师夺得，4444号为盛宣怀四子盛老四夺得，5555号则为虞洽卿之婿江一平大律师夺得，而杜月笙的牌照为7777号。
在上海，拥有第一辆私家车的中国人是周湘云，时间大概在1905年前后。周湘云是宁波人，他的父亲周子莲早年到上海谋生，曾供职于老沙逊洋行。后离开洋行从事营造业和房地产开发，是上海最早开发房地产的商人之一。1891年，周子莲逝世，其产业由儿子周湘云继承，成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商。当周湘云从丹麦商人处购得第一辆汽车并领到一块编号为001的车牌后，在汽车的左右两侧专门贴了一个铜做的“周”字，并改装了车灯，使这辆汽车显得与众不同。正当周家人为拥有第一辆汽车感到高兴时，却遇到了麻烦。原来是哈同洋行老板为了显威风摆阔气，也是为了图吉利，愿意出高价收购周家汽车的牌照。周家也是上海的富商，当然不肯轻易将汽车牌照转让，引起了哈同的强烈不满，他甚至威胁如果在街上发现这辆汽车，一定要把它砸烂。再说这哈同是上海公共租界董事，可谓有财有势，周家人惹不起，就去与虞洽卿商量。
从1903年开始，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买办，与哈同这个犹太商人（1851年出生于伊拉克的巴格达，后加入英国籍）也曾打过交道，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富有奇思妙想且又有冒险精神的商界奇才，凭自己一个小小的买办身份去游说，哈同未必会买账，所以他建议还是让工部局出面协调。但周家认为哈同生性蛮横，即便是工部局协调成功，也很难保证哈同不会暗地里使手脚，考虑再三，决定将汽车停于自家车库，暂不使用。周湘云是上海巨富之一，也是一个有名的收藏家。根据现有的一些零星资料记载，周湘云的藏品有青铜器、字画、瓷器、田黄等。有两件青铜器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看到后将其中的一件调到了北京，入藏国家博物馆。在字画的收藏中，最为著名的是怀素的《苦笋帖》和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其他为赵孟頫、董其昌、黄公望、王蒙、石涛等人作品，更是应有尽有。在碑帖方面，最为珍贵的当数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这些藏品大多来自于端方的旧藏。
虞洽卿什么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汽车？由于相隔年代较久，已经很难推测，但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决不会落后于人。他于1881年到上海后，就听人说上海的第一条铁路是几年前被拆除的。听到这样的事情，年少懵懂的虞洽卿还不明就里，直至后来长大，在谈及这件事时，他还耿耿于怀。
被称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吴淞铁路，于1872年美国人布拉特福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负责建设，后来由英国人接办。到1876年6月12日，铁轨已从上海铺到了江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贞的坚决反对和强硬态度，双方把矛盾上移交给李鸿章。经协商，最后决定这条铁路归中国人管理使用，但必须在一年内付清赎款。到1877年10月20日，赎银全部付清，移交手续已办妥，按道理这条铁路归中国人自己管理和运营，已不存在任何路权问题。偏偏在此时，上海道员易人，由刘瑞芬接替原道员冯焌光，此公排外情绪强烈，对于新生事物更视作障碍，例如租界当局要把煤气灯和自来水向全上海推广，就遭到了他的坚决抵制。刘瑞芬一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吴淞铁路停运。得此消息，美国驻北京公使西华亲自到总理衙门，希望清朝政府不要拆毁这条铁路。上海、苏州两地也有145名华商联名上书沈葆贞，请求铁路继续运营，但这一切都属徒劳，刘瑞芬主意已定，非拆不可，到了年底，铁轨连同路基被彻底铲平。这是当年中国人排斥新生事物的真实写照。虞洽卿认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愚昧可笑，这不是主权领土之争，而是新老观念的交锋。
吴淞铁路被拆28年之后，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电车公司。这家公司是由英国人创办的，并在赫德路（今常德路80号）建立了第一座车站。紧接着，南京路被“剖膛开肚”，两根细长的铁轨埋在上面，到1908年3月5日，第一辆有轨电车从静安寺出发，终点站为外洋泾桥（广东路外滩），全长6.04公里。对于这一新式的市内交通工具，上海老百姓几乎是嗤之以鼻。这不禁令人回想起上海兴建第一家发电厂时的情形。
有轨电车的主要动力是电，没有电就成一堆废物。上海人对于电的认识，也同样经历过一场纷纷嚷嚷的闹剧。1882年4月，曾任工部局总董的立德禄提出建立发电厂，主要用途是路灯和家庭的照明。当时上海租界内的马路上和家庭使用的都是煤气照明灯，输送煤气的管道都架在专用的木杆之上，工部局认为架设电线杆会影响市容，且又与煤气公司相冲突，所以拒绝了立德禄的要求。经再三商量，工部局同意把电线也架在输送煤气的木杆上，但发电公司必须向煤气公司作出补偿。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南京路江西路交叉口挂出了“上海光电公司”的招牌。因当时使用的是电弧灯，光线强烈，亮度很亮且又很不稳定，一度遭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另外一个原因是发电量小，成本大幅上升。一般居民家中对电都十分反感。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光电公司将发电厂从苏州河北岸的乍浦路搬迁到了斐伦路（今九龙路）一带，发电量从原来的几千瓦时提高到200千瓦时。后来随着在上海开办工厂的外商增多，电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才被上海市民逐步接受。当时每度电的收费是8分。到了有轨电车通车的1908年，占地39亩的杨树浦发电厂已开始兴建，1913年开始供电，装机容量4000千瓦。1923年扩大至12.1万千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发电厂。电厂的建设史也见证了电车的发展史，两者在初始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第一辆电车行驶在南京路上时，抱好奇之心的围观者有之，持怀疑态度的远避者有之，甚至还有视其如野兽的谩骂者。当时的电车外壳为木质，涂以绿色，车顶上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线，与电源线相接，前面挂着一个铃铛，车子开动时会发出叮当之声，所以上海人叫它“辫子车”或“叮当车”。在试行的几天里，电车公司除了大做宣传外，还让人免费乘坐，奇怪的是竟然无人上车。这一下，电车公司慌了，如果一直无人乘坐，岂不亏了老本？他们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名人效应。电车公司老板是英国人，他专程找到了虞洽卿，想请他出马做个活广告，虞洽卿满口答应，他还建议邀请朱葆三一同参加。朱葆三是定海人，大虞洽卿21岁，是上海金融业、进出口贸易、轮船业等方面的工商界巨头，与虞洽卿同乡加前辈。就这样，到了举行通车典礼这一天，虞洽卿和朱葆三乘上电车，沿途向围观人群频频招手示意。同车的还有电车公司中外董事20余人，他们临窗而立，谈笑风生，彻底打消了在民众中误传的“电车带电，坐上危险”的传闻。不少新闻记者追踪拍照，登载于第二天的报刊上，成为当时一大热点新闻。
张爱玲的寓所紧邻着一家电车场，每天晚上都会在阳台上静静地等候电车全部进场后才睡下。她的小说《封锁》写的就是发生在电车内的各种故事。这部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
曹聚仁对于电车也深有感触，他回忆说：“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以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张爱玲和曹聚仁对于电车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了解，虞洽卿和朱葆三就不同了，一个后来在宁波创办了永耀电力公司，一个在定海搞了小型发电厂。他们把新生事物带回故乡，造福了故乡人民，这是文人与商人的最大区别。
当然也有例外。当汽车和电车逐渐取代轿子和马车风靡上海时，有一个人却依然故我，成为当时上海滩上的一道另类风景，他就是上海著名的治伤寒症的名医张世镳，由于中年失聪，人称张聋髶。他住在北京西路泥城桥附近的一幢中式大宅，虽然不挂招牌，但每天人头攒动，前来就诊者常常把这四进大院挤得水泄不通。这位老先生不但医术高超，医德也让人钦佩。上世纪20年代初，他曾到四明公所创办的四明医院（创于1906年）主持医务，当时正值“流脑”爆发，他师古而出新，独创了很多新方，挽救了一大批患者性命。但他有一特点，就是从来不坐汽车和电车，每有出诊，必坐一青衣小轿。因当时这类轿子已几乎绝迹，所以人们一看到这乘轿子，就知道是张聋髶出诊，这乘小轿成了他无字的广告。
1963年8月15日晚凌晨零时17分，一辆编号为34号的有轨电车挂着一块“末班车”的牌子从南京路上驶过，标志着运行了55年有轨电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到8月15日南京路上的轨道全部拆除。当时人们曾预言，上海再也不会出现有轨电车，了。然而，事物的发展又经常出人意料，2007年12月，有轨电车在浦东张江又开始动工兴建。这条轨道全长10公里，沿途停靠15个站点，2010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行。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上海、苏州、沈阳、南京、大连等13个城市使用有轨电车，有74条线路，总长1066公里。据说上海正在规划，准备将有轨电车延长到600～800公里。看来虞洽卿当年竭力推广的新生事物，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严介生.中国第一条铁路被清政府拆毁始末.人民政协报，2008-07-03：B4.
2.薛理勇.上海洋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上海开埠之初，市内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轿子和马车，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独轮车。官员乘坐的轿子有严格规定，大小、装饰都得按规定办，否则就有僭越之罪，轻则挨批受训，重则革职查办，所以什么品级的官员使用什么样的轿子，大家都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民间小轿就不同了，不但轿身较小，外面围的一般都是青色的布，故又称青衣小轿。但轿子和马车毕竟需要轿夫、马夫等人力，只有家境殷富者才用得起。但随着上海工业的发达，来上海做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的上下班很成问题，因为这些打工者不可能在市区内租住，往往住在城外，路途较远，这就出现了另外两种适合普通人使用的交通工具——独轮车和黄包车。20世纪初，有一位英国作家初到上海，看到街上有人推着一个轮子的车，就去问车主，这车是派什么用的。车主告诉他，这叫独轮车，可以运送货物，也可以坐人。这位英国作家非常吃惊，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只有一个轮子的车可以坐人。几天之后，他却发现，这种独轮车不但可以坐人，而且一车竟然坐了几人，推车者就是凭着两根车把，稳稳当当向前行进，这让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国人确实了不起。黄包车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人力车，所以又叫东洋黄包车。作为普通民众的交通工具，独轮车和黄包车曾在上海占有重要地位。到了1901年的某一天，第一辆汽车进入了上海，使上海原有的交通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901年11月，匈牙利商人李恩时将2辆汽车用轮船运到了上海。按照国外惯例，汽车是需要牌照的，于是他向公共租界提出申请。因为公共租界此前从未发过汽车牌照，而且发放汽车牌照需要交纳一定的税额。1902年1月1日，第一块小汽车牌照在上海诞生了，征税每月2元。这辆汽车在上海街头一出现，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说这辆汽车行驶在街上，居然有人想凭着蛮力从后面把汽车拽住。结果可想而知，非但没有把汽车拉住，还差点送了性命。于是有人告到衙门，说汽车会拖死人，不准在马路上行驶。但由于汽车行驶在租界内，上海道无权干涉而作罢。对于这些新生事物，虞洽卿的态度截然相反，据说他曾去周家试乘小车，并在各种场合大力宣扬汽车的好处。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现在看来十分平常，在当时却需要超前的眼光和魄力。到1903年，上海的汽车有5辆，1908年增加到118辆。当时为了迎合车主对特殊号码的兴趣及增加市政收入，租界当局还特地留出一些特殊号码以高价出售。如上海宁波籍房地产商周纯卿抢先夺得第1号牌照，2号被英籍犹太人沙逊夺得，3号被英国人马立师获取，而哈同只夺得第4号牌照。据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特殊号码须用二三十两黄金才能到手，其中3333号为鄂森大律师夺得，4444号为盛宣怀四子盛老四夺得，5555号则为虞洽卿之婿江一平大律师夺得，而杜月笙的牌照为7777号。
在上海，拥有第一辆私家车的中国人是周湘云，时间大概在1905年前后。周湘云是宁波人，他的父亲周子莲早年到上海谋生，曾供职于老沙逊洋行。后离开洋行从事营造业和房地产开发，是上海最早开发房地产的商人之一。1891年，周子莲逝世，其产业由儿子周湘云继承，成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商。当周湘云从丹麦商人处购得第一辆汽车并领到一块编号为001的车牌后，在汽车的左右两侧专门贴了一个铜做的“周”字，并改装了车灯，使这辆汽车显得与众不同。正当周家人为拥有第一辆汽车感到高兴时，却遇到了麻烦。原来是哈同洋行老板为了显威风摆阔气，也是为了图吉利，愿意出高价收购周家汽车的牌照。周家也是上海的富商，当然不肯轻易将汽车牌照转让，引起了哈同的强烈不满，他甚至威胁如果在街上发现这辆汽车，一定要把它砸烂。再说这哈同是上海公共租界董事，可谓有财有势，周家人惹不起，就去与虞洽卿商量。
从1903年开始，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买办，与哈同这个犹太商人（1851年出生于伊拉克的巴格达，后加入英国籍）也曾打过交道，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富有奇思妙想且又有冒险精神的商界奇才，凭自己一个小小的买办身份去游说，哈同未必会买账，所以他建议还是让工部局出面协调。但周家认为哈同生性蛮横，即便是工部局协调成功，也很难保证哈同不会暗地里使手脚，考虑再三，决定将汽车停于自家车库，暂不使用。周湘云是上海巨富之一，也是一个有名的收藏家。根据现有的一些零星资料记载，周湘云的藏品有青铜器、字画、瓷器、田黄等。有两件青铜器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看到后将其中的一件调到了北京，入藏国家博物馆。在字画的收藏中，最为著名的是怀素的《苦笋帖》和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其他为赵孟頫、董其昌、黄公望、王蒙、石涛等人作品，更是应有尽有。在碑帖方面，最为珍贵的当数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这些藏品大多来自于端方的旧藏。
虞洽卿什么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汽车？由于相隔年代较久，已经很难推测，但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决不会落后于人。他于1881年到上海后，就听人说上海的第一条铁路是几年前被拆除的。听到这样的事情，年少懵懂的虞洽卿还不明就里，直至后来长大，在谈及这件事时，他还耿耿于怀。
被称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吴淞铁路，于1872年美国人布拉特福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负责建设，后来由英国人接办。到1876年6月12日，铁轨已从上海铺到了江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贞的坚决反对和强硬态度，双方把矛盾上移交给李鸿章。经协商，最后决定这条铁路归中国人管理使用，但必须在一年内付清赎款。到1877年10月20日，赎银全部付清，移交手续已办妥，按道理这条铁路归中国人自己管理和运营，已不存在任何路权问题。偏偏在此时，上海道员易人，由刘瑞芬接替原道员冯焌光，此公排外情绪强烈，对于新生事物更视作障碍，例如租界当局要把煤气灯和自来水向全上海推广，就遭到了他的坚决抵制。刘瑞芬一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吴淞铁路停运。得此消息，美国驻北京公使西华亲自到总理衙门，希望清朝政府不要拆毁这条铁路。上海、苏州两地也有145名华商联名上书沈葆贞，请求铁路继续运营，但这一切都属徒劳，刘瑞芬主意已定，非拆不可，到了年底，铁轨连同路基被彻底铲平。这是当年中国人排斥新生事物的真实写照。虞洽卿认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愚昧可笑，这不是主权领土之争，而是新老观念的交锋。
吴淞铁路被拆28年之后，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电车公司。这家公司是由英国人创办的，并在赫德路（今常德路80号）建立了第一座车站。紧接着，南京路被“剖膛开肚”，两根细长的铁轨埋在上面，到1908年3月5日，第一辆有轨电车从静安寺出发，终点站为外洋泾桥（广东路外滩），全长6.04公里。对于这一新式的市内交通工具，上海老百姓几乎是嗤之以鼻。这不禁令人回想起上海兴建第一家发电厂时的情形。
有轨电车的主要动力是电，没有电就成一堆废物。上海人对于电的认识，也同样经历过一场纷纷嚷嚷的闹剧。1882年4月，曾任工部局总董的立德禄提出建立发电厂，主要用途是路灯和家庭的照明。当时上海租界内的马路上和家庭使用的都是煤气照明灯，输送煤气的管道都架在专用的木杆之上，工部局认为架设电线杆会影响市容，且又与煤气公司相冲突，所以拒绝了立德禄的要求。经再三商量，工部局同意把电线也架在输送煤气的木杆上，但发电公司必须向煤气公司作出补偿。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南京路江西路交叉口挂出了“上海光电公司”的招牌。因当时使用的是电弧灯，光线强烈，亮度很亮且又很不稳定，一度遭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另外一个原因是发电量小，成本大幅上升。一般居民家中对电都十分反感。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光电公司将发电厂从苏州河北岸的乍浦路搬迁到了斐伦路（今九龙路）一带，发电量从原来的几千瓦时提高到200千瓦时。后来随着在上海开办工厂的外商增多，电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才被上海市民逐步接受。当时每度电的收费是8分。到了有轨电车通车的1908年，占地39亩的杨树浦发电厂已开始兴建，1913年开始供电，装机容量4000千瓦。1923年扩大至12.1万千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发电厂。电厂的建设史也见证了电车的发展史，两者在初始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第一辆电车行驶在南京路上时，抱好奇之心的围观者有之，持怀疑态度的远避者有之，甚至还有视其如野兽的谩骂者。当时的电车外壳为木质，涂以绿色，车顶上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线，与电源线相接，前面挂着一个铃铛，车子开动时会发出叮当之声，所以上海人叫它“辫子车”或“叮当车”。在试行的几天里，电车公司除了大做宣传外，还让人免费乘坐，奇怪的是竟然无人上车。这一下，电车公司慌了，如果一直无人乘坐，岂不亏了老本？他们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名人效应。电车公司老板是英国人，他专程找到了虞洽卿，想请他出马做个活广告，虞洽卿满口答应，他还建议邀请朱葆三一同参加。朱葆三是定海人，大虞洽卿21岁，是上海金融业、进出口贸易、轮船业等方面的工商界巨头，与虞洽卿同乡加前辈。就这样，到了举行通车典礼这一天，虞洽卿和朱葆三乘上电车，沿途向围观人群频频招手示意。同车的还有电车公司中外董事20余人，他们临窗而立，谈笑风生，彻底打消了在民众中误传的“电车带电，坐上危险”的传闻。不少新闻记者追踪拍照，登载于第二天的报刊上，成为当时一大热点新闻。
张爱玲的寓所紧邻着一家电车场，每天晚上都会在阳台上静静地等候电车全部进场后才睡下。她的小说《封锁》写的就是发生在电车内的各种故事。这部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
曹聚仁对于电车也深有感触，他回忆说：“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以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张爱玲和曹聚仁对于电车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了解，虞洽卿和朱葆三就不同了，一个后来在宁波创办了永耀电力公司，一个在定海搞了小型发电厂。他们把新生事物带回故乡，造福了故乡人民，这是文人与商人的最大区别。
当然也有例外。当汽车和电车逐渐取代轿子和马车风靡上海时，有一个人却依然故我，成为当时上海滩上的一道另类风景，他就是上海著名的治伤寒症的名医张世镳，由于中年失聪，人称张聋髶。他住在北京西路泥城桥附近的一幢中式大宅，虽然不挂招牌，但每天人头攒动，前来就诊者常常把这四进大院挤得水泄不通。这位老先生不但医术高超，医德也让人钦佩。上世纪20年代初，他曾到四明公所创办的四明医院（创于1906年）主持医务，当时正值“流脑”爆发，他师古而出新，独创了很多新方，挽救了一大批患者性命。但他有一特点，就是从来不坐汽车和电车，每有出诊，必坐一青衣小轿。因当时这类轿子已几乎绝迹，所以人们一看到这乘轿子，就知道是张聋髶出诊，这乘小轿成了他无字的广告。
1963年8月15日晚凌晨零时17分，一辆编号为34号的有轨电车挂着一块“末班车”的牌子从南京路上驶过，标志着运行了55年有轨电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到8月15日南京路上的轨道全部拆除。当时人们曾预言，上海再也不会出现有轨电车，了。然而，事物的发展又经常出人意料，2007年12月，有轨电车在浦东张江又开始动工兴建。这条轨道全长10公里，沿途停靠15个站点，2010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行。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上海、苏州、沈阳、南京、大连等13个城市使用有轨电车，有74条线路，总长1066公里。据说上海正在规划，准备将有轨电车延长到600～800公里。看来虞洽卿当年竭力推广的新生事物，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严介生.中国第一条铁路被清政府拆毁始末.人民政协报，2008-07-03：B4.
2.薛理勇.上海洋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