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在虞洽卿的一生中，曾经三次赴日考察，但三次考察的结果和收获大不相同，这是谋求发展的探索之旅。
第一次出访日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组织者是日本的一个商社，赴日参观的中国人称为促进实业考察团。虞洽卿作为考察团的一员，当时是德国鲁麟洋行买办，年仅26岁。虞洽卿这次赴日考察，主要是因为对日本自1868年以来实行明治维新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下，日本开始引入欧美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积极在国内推行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彻底废除幕府时期的旧规定旧法律，废藩设县，建立中央集权政府，颁行宪法，设立议会制和内阁制，同时大力培植产业和实业，其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这一切，对于抱着憧憬和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的虞洽卿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就在一年之前（1892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于年底出版，这一切都似乎对清王朝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也给虞洽卿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冲击。他在与人的交往中，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我大清帝国，文明悠久，地广物众，五千年的历史足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之折服。另一种说法是国外的一些制度促进了实业的发展，从而使一个国家变得工业发达，实力大增。对于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如不是亲眼所见，难有定论，这也是促使虞洽卿下决心去日本考察的一个重要原因。
轮船离开上海港驶向浩瀚的东海，两天后停靠在日本的长崎码头。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虞洽卿立即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这里的街道宽阔而整齐，环境干净而优美，沿街而走步履匆匆的人群，个个都是精神饱满，令他尤为惊异的是街道两边几乎看不到一个乞讨流浪者。日本的工厂机器隆隆，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哪怕是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也不可相提并论。在启程赴日之前，虞洽卿还一直以为日本是个地域面积不大的国家，火山多发，民众多灾，虽然那些在中国的日本人个个西装革履，但国内的民众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必然是衣不遮体，贫困潦倒。眼前的情形，已经彻底颠覆了他原有的想法，与自称是泱泱天朝大国相比，虞洽卿从内心感到了一丝羞惭和担忧。很显然，日本在工商业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也正是由于这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极大改善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他当然还敏锐地意识到，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实力也正在不断地增强，与中国百业凋敝、国库空虚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扩张野心也正如一场可怕的瘟疫悄悄蔓延。
听说上海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在日本考察参观，吴锦堂特地从神户赶到东京，与虞洽卿等人会面，以尽地主之谊。
吴锦堂是1885年到日本长崎的，起初是从事物资运销业务。两年之后，他在大阪设立了“义生荣”商号，1889年在神户开设“怡生号”，并在神户定居。就在虞洽卿到日本考察时，他正与人筹建阪神中华会馆。那时的神户虽然刚刚建市，但在此经商的华侨已有1400余人，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宁波人。与吴锦堂的这次会面虽时间不长，却让虞洽卿明白了很多道理。在此之前，虞洽卿与吴锦堂曾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轮上，两人都是从上海回宁波。在同一轮船上经过短暂交流，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年之后，吴锦堂因业务关系，回到上海，虞洽卿专门接待，志趣相投又系同乡，从此就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至于后来，据说虞洽卿将一个女儿许配给了吴锦堂的侄子，两人从朋友、同乡变成了姻亲。
在东京招待了考察团的全体成员之后，吴锦堂邀请虞洽卿来到了神户的家中。神户位于濑户内海，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港口，也是华侨的聚居地。吴锦堂的别墅坐落于笼池大道，是一幢新建的别有风情的住宅。在这里，吴锦堂用日本上等清酒招待来自故乡的客人，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虞洽卿谈了国内的现状及民众的心态，他说，现在国内有些人一谈起日本，总认为这样的海岛小国，不屑一顾，可是今天到日本后，才知道我们有很多人还在坐井观天。
吴锦堂向他介绍了目前日本的情况，他认为，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将来发展的趋势也不容低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有25年，但面貌的改变快得惊人。以前，日本只有手工业作坊405个，现在有各类现代企业4344个。铁路的总长度达到了3280余公里，还出现了长阳、九州、北海道、关西4家大型的铁路公司。在蒸汽动力的船舶方面，总吨位是110205吨。日本全国有银行703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国的现状又是怎么样呢？自咸丰年间曾国藩等人开始推出洋务运动以来，三十几年过去了，进展极为缓慢。各种企业加起来不足200家，铁路也只有364公里，蒸汽动力的船舶只有区区5万吨，银行一家都没有。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虽然有的大臣也很焦急，恐怕中国太落后而遭到他国的欺凌。比如左宗棠已经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奏请建造福州马尾造船厂时曾说，别人在渡河时都乘船，我们还在扎木筏；别人出门骑骏马，我们还在骑驴，长此以往，用不了多久，两国间的距离一定会越来越大。
这番话让虞洽卿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向吴锦堂请教，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吴锦堂说，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兴办实业，只有工商业的大力振兴，才有可能国富民强。虞洽卿为吴锦堂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但他又担心兴办实业在国内有很多制约。吴锦堂说，要兴办实业，就必须修改法律。以前日本在幕府时代也是如此，一说工商业，就有很多法律规定的禁止，但现在不同了，国家的法律提倡鼓励兴办工商企业，这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作为办企业的人，也应当自我约束，要有商业道德，建立一套商业规约，让大家共同遵守。另外一个问题是要团结，可以通过建立商会的形式，既可以互通消息，扬长避短，也可以为他们的利益作出相应保护，这些在日本已经实行，效果很好。
通过这次交谈，虞洽卿不仅开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可是，改变中国的贫困与落后，又让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清法律，绝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况且这个王朝的大小官员，又有几个是忧国忧民呢？虞洽卿心里明白，中国与日本的差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落后，最为关键的是制度上的落后，以眼前这位华侨巨商为例，他在日本的生意做得这么大，发展快，且又得心应手，如果在中国，肯定会是另一种情景。所以，他在为自己赴日来考察有巨大收获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不免有几分沮丧。但是吴锦堂透彻的分析，浅显易懂却又剀切中腠道理，让他受益匪浅，也成为他后来创银行、办航运的思想基础。
回国以后，虞洽卿十分留意观察中国的政体弊端，他总认为日本的制度是最具活力的。这种认识在一年后得到深化。1894年6月，日本出兵朝鲜，并于9月在仁川登陆。应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1500名赴朝。7月25日，日本军舰吉野号和浪速号又在黄海海域偷袭北洋水师，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8月1日，中国对日宣战。8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侵华水师在黄海激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战。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不但占领了朝鲜全境，还掌控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之后又相继占领了中国的大连、旅顺、威海、营口等地，严酷的现实使虞洽卿对实业兴国更为迫切，同时也对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此以后，他对日本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各项制度抱有很大热忱，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总是持批判的态度，直至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反日救国主张始终没有动摇。
如果说第一次赴日考察，虞洽卿只是一个普通团员，那么第二次跟随南洋五大臣赴日则是以商务代表的身份。1905年与之前的年份相比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异样，但对清朝政府而言却是极不寻常。一面是君主立宪制的余波未尽，各地倡导改革的新报新刊不断出现，朝廷强令查禁，并逮捕了相关人员，致使舆论对清朝政府的作为所为抨击更为强烈；另一面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在酝酿组建。到了这一年的7月，朝廷派出了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赴南洋各地考察政体，9月2日又颁布了废止科举诏令。到了这一年的12月，由张謇创办的大达轮步公，司在上海成立。由于日本强行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各地的保路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这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慈禧也感觉到如果不再做出一点改革的样子，大清江山有可能毁于一旦，于是决定再派人赴国外考察，对外则宣称是为学习外国人治国方法，以图改进中国之现状；考察国外政治制度，为中国的制度革新提供借鉴。为学习日本强国之路的具体做法，经端方推荐，慈禧太后同意，虞洽卿随团出访。所以，这次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宪政，但虞洽卿是工商界人物，于是就在宪政考察团中出现了“商务代表”这一特殊身份。
这次考察团共6人，分别是镇国公载泽（康熙的六世孙）、两江总督端方、复核朝审大臣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度支部侍郎绍英和商务代表虞洽卿。原来计划是9月24日动身，五位大臣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出发出洋。因为虞洽卿在上海，所以就在上海与五位大臣会合。谁知火车刚刚到北京正阳门车站，就发生了爆炸事件。原来是革命党人吴樾知道五大臣要去考察，就装扮成一个火车站的勤杂工混上了火车，他把炸弹揣于怀间，准备在适当时机引爆。但当时的火车还刚刚起步，在开车和停车时都会发生很大震动，在正阳门车站启动时，由于车身剧烈震荡，使炸弹爆炸，吴樾自己当场被炸死，徐世昌和绍英受轻伤。由于这次爆炸事故，考察中止。同年12月11日，考察团再次启程。因为两人受伤，徐世昌换成了太常寺卿李盛铎，绍英也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替代。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分成两组，一组由载泽率领先去德国，另一组由戴鸿慈为首，先往日本。虞洽卿与端方在同一组，于1906年1月12日从上海出发，16日到达日本。在日本停留半个月后，虞洽卿回国，戴鸿慈和端方则从日本出发前往美国，与载泽率领的另一组在华盛顿特区相会。
这次考察的人员与目的与第一次不同，虞洽卿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日本的银行业。回国以后，他立即写了一份疏章，明确指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盘剥，以银行为最，这种以高效、安全、便捷著称的金融机构，其实质是以资本存贷的形式为掩护隐藏着巨大的利润，尤其是外币与中国银票的兑换上，也均由外资银行确定比例，这中间的差额更是由外资银行说了算，中国商人根本无法掌握。当时中国的商人与外商的贸易越来越多，有很大一部分利润就是被银行所攫取。所以他一再呼吁，要打破外商的垄断，就必须首先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银行。当时大清户部银行已在北京设立，并在天津有分行，但虞洽卿认为官办银行毕竟有限，应当允许民间也创办银行。虞洽卿的这些主张慈禧当然不会具体过问，她下旨让户部议定后上报。两年之后，虞洽卿创办的四明商业银行在上海江西路与宁波路交叉口处开业，在其周围，有多家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这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民资银行，在当时就如一颗新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虞洽卿第二次考察日本后的成果之一。
戴鸿慈与端方从日本横滨登船，行程3262海里来到了美国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火奴鲁鲁，当地华侨称之为檀香山，受到了当地华侨和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然而，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华侨华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他们寄人篱下，又要时时担心被驱逐出境，这使得他们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在与这些华侨的座谈中，他们共同的一个愿望是希望中国能自立自强，这让两位大员既激动又有几分伤感。随后，考察团又到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接见了考察团一行。几天之后，他们还参观了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纪念馆和华盛顿纪念碑。用白色的大理石构成的华盛顿纪念碑建于1885年，在170米高的塔身内，镶嵌着193块由个人、团体、国家赠送的纪念碑，其中在20级内壁的西墙上，有一块用优质花岗石制作的纪念碑是大清国浙江省宁波府所赠送。这块长4.5英寸、宽3.5英寸的纪念碑上，刻有154字的正文，制成于咸丰三年六月七日（1853年7月12日），是由当时在宁波的美国传教士策划促成，由宁波府操办，碑文取自当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关于华盛顿的事迹。这给考察团成员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虞洽卿第三次赴日本是应日本商会联合会和外务省的邀请，参加在大阪举行的电器博览会。受到邀请以后，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向上海的工商界发了一份书面公函，征求各会员意见。经总商会会董会议商量决定，由58人组成赴日参观团，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担任团长。参观团于1926年5月20日从上海出发，于6月15日返回，其间共26天。
这次考察参观活动，日程安排非常紧凑，除了参观一些工厂、博物馆、株式会社外，还专门举行了一个“中日亲善”恳谈会。日本政府的惯用伎俩就是一面高调宣扬“中日亲善”一面在这一口号的掩护下来实现其侵略和扩张的野心。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12日冯玉祥在与奉系军阀作战时，日本军舰借保护奉系军阀为名，公然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部队，然后又以遭到冯玉祥部队还击为借口，联系英、美、法、德、俄、意等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的防守部队。大沽口事件发生以后，3月18日北京群众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集会于天安门游行请愿，坚决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但这游行活动遭到了段祺瑞的镇压，卫兵向人群开枪，死47人，伤150余人，这就是由日本挑起的“三一八”惨案。日本军队此举目的，是想通过扶植奉系军阀而取得对东北的控制权。可是，奉系首领张作霖（张学良之父，史称张大帅）虽也想夺取政权，实现统治中国的野心，但对于出卖民族利益，在日本人的羽翼之下做儿皇帝的行径是坚决反对的。日本侵略者因张不能满足其要求，又于1928年6月3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用预埋的炸药将张作霖的专列炸毁，致使张受重伤不治身亡。对于日本人，的这种野心，虞洽卿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6月5日的“中日亲善”恳谈会上发表演说时，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口号也作出了回应。他说，“中日亲善”这四个字，已叫喊了几十年，特别是代表团抵日后，更是每天每地均可闻及，但这种口号不是挂在嘴上的，应当落实于行动。从东南亚及世界和平前途看，我们对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及鼓吹这一口号的诚意是抱有怀疑的，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希望“中日亲善”那就应当有具体的行动和打算，是否能够在这次考察参观中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一定会把这一消息带回中国以告国人。
虞洽卿这番讲话，也是对大沽口事件的一个回应，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日本时所遇到的情形，在到处都充斥着“中日亲善”的标语和口号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商业人士有如此立场，也属难能可贵了。
【参考文献】
1.周乃复.吴锦堂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2.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第一次出访日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组织者是日本的一个商社，赴日参观的中国人称为促进实业考察团。虞洽卿作为考察团的一员，当时是德国鲁麟洋行买办，年仅26岁。虞洽卿这次赴日考察，主要是因为对日本自1868年以来实行明治维新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下，日本开始引入欧美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积极在国内推行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彻底废除幕府时期的旧规定旧法律，废藩设县，建立中央集权政府，颁行宪法，设立议会制和内阁制，同时大力培植产业和实业，其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这一切，对于抱着憧憬和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的虞洽卿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就在一年之前（1892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于年底出版，这一切都似乎对清王朝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也给虞洽卿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冲击。他在与人的交往中，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我大清帝国，文明悠久，地广物众，五千年的历史足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之折服。另一种说法是国外的一些制度促进了实业的发展，从而使一个国家变得工业发达，实力大增。对于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如不是亲眼所见，难有定论，这也是促使虞洽卿下决心去日本考察的一个重要原因。
轮船离开上海港驶向浩瀚的东海，两天后停靠在日本的长崎码头。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虞洽卿立即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这里的街道宽阔而整齐，环境干净而优美，沿街而走步履匆匆的人群，个个都是精神饱满，令他尤为惊异的是街道两边几乎看不到一个乞讨流浪者。日本的工厂机器隆隆，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哪怕是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也不可相提并论。在启程赴日之前，虞洽卿还一直以为日本是个地域面积不大的国家，火山多发，民众多灾，虽然那些在中国的日本人个个西装革履，但国内的民众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必然是衣不遮体，贫困潦倒。眼前的情形，已经彻底颠覆了他原有的想法，与自称是泱泱天朝大国相比，虞洽卿从内心感到了一丝羞惭和担忧。很显然，日本在工商业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也正是由于这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极大改善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他当然还敏锐地意识到，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实力也正在不断地增强，与中国百业凋敝、国库空虚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扩张野心也正如一场可怕的瘟疫悄悄蔓延。
听说上海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在日本考察参观，吴锦堂特地从神户赶到东京，与虞洽卿等人会面，以尽地主之谊。
吴锦堂是1885年到日本长崎的，起初是从事物资运销业务。两年之后，他在大阪设立了“义生荣”商号，1889年在神户开设“怡生号”，并在神户定居。就在虞洽卿到日本考察时，他正与人筹建阪神中华会馆。那时的神户虽然刚刚建市，但在此经商的华侨已有1400余人，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宁波人。与吴锦堂的这次会面虽时间不长，却让虞洽卿明白了很多道理。在此之前，虞洽卿与吴锦堂曾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轮上，两人都是从上海回宁波。在同一轮船上经过短暂交流，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年之后，吴锦堂因业务关系，回到上海，虞洽卿专门接待，志趣相投又系同乡，从此就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至于后来，据说虞洽卿将一个女儿许配给了吴锦堂的侄子，两人从朋友、同乡变成了姻亲。
在东京招待了考察团的全体成员之后，吴锦堂邀请虞洽卿来到了神户的家中。神户位于濑户内海，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港口，也是华侨的聚居地。吴锦堂的别墅坐落于笼池大道，是一幢新建的别有风情的住宅。在这里，吴锦堂用日本上等清酒招待来自故乡的客人，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虞洽卿谈了国内的现状及民众的心态，他说，现在国内有些人一谈起日本，总认为这样的海岛小国，不屑一顾，可是今天到日本后，才知道我们有很多人还在坐井观天。
吴锦堂向他介绍了目前日本的情况，他认为，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将来发展的趋势也不容低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有25年，但面貌的改变快得惊人。以前，日本只有手工业作坊405个，现在有各类现代企业4344个。铁路的总长度达到了3280余公里，还出现了长阳、九州、北海道、关西4家大型的铁路公司。在蒸汽动力的船舶方面，总吨位是110205吨。日本全国有银行703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国的现状又是怎么样呢？自咸丰年间曾国藩等人开始推出洋务运动以来，三十几年过去了，进展极为缓慢。各种企业加起来不足200家，铁路也只有364公里，蒸汽动力的船舶只有区区5万吨，银行一家都没有。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虽然有的大臣也很焦急，恐怕中国太落后而遭到他国的欺凌。比如左宗棠已经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奏请建造福州马尾造船厂时曾说，别人在渡河时都乘船，我们还在扎木筏；别人出门骑骏马，我们还在骑驴，长此以往，用不了多久，两国间的距离一定会越来越大。
这番话让虞洽卿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向吴锦堂请教，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吴锦堂说，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兴办实业，只有工商业的大力振兴，才有可能国富民强。虞洽卿为吴锦堂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但他又担心兴办实业在国内有很多制约。吴锦堂说，要兴办实业，就必须修改法律。以前日本在幕府时代也是如此，一说工商业，就有很多法律规定的禁止，但现在不同了，国家的法律提倡鼓励兴办工商企业，这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作为办企业的人，也应当自我约束，要有商业道德，建立一套商业规约，让大家共同遵守。另外一个问题是要团结，可以通过建立商会的形式，既可以互通消息，扬长避短，也可以为他们的利益作出相应保护，这些在日本已经实行，效果很好。
通过这次交谈，虞洽卿不仅开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可是，改变中国的贫困与落后，又让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清法律，绝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况且这个王朝的大小官员，又有几个是忧国忧民呢？虞洽卿心里明白，中国与日本的差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落后，最为关键的是制度上的落后，以眼前这位华侨巨商为例，他在日本的生意做得这么大，发展快，且又得心应手，如果在中国，肯定会是另一种情景。所以，他在为自己赴日来考察有巨大收获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不免有几分沮丧。但是吴锦堂透彻的分析，浅显易懂却又剀切中腠道理，让他受益匪浅，也成为他后来创银行、办航运的思想基础。
回国以后，虞洽卿十分留意观察中国的政体弊端，他总认为日本的制度是最具活力的。这种认识在一年后得到深化。1894年6月，日本出兵朝鲜，并于9月在仁川登陆。应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1500名赴朝。7月25日，日本军舰吉野号和浪速号又在黄海海域偷袭北洋水师，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8月1日，中国对日宣战。8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侵华水师在黄海激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战。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不但占领了朝鲜全境，还掌控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之后又相继占领了中国的大连、旅顺、威海、营口等地，严酷的现实使虞洽卿对实业兴国更为迫切，同时也对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此以后，他对日本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各项制度抱有很大热忱，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总是持批判的态度，直至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反日救国主张始终没有动摇。
如果说第一次赴日考察，虞洽卿只是一个普通团员，那么第二次跟随南洋五大臣赴日则是以商务代表的身份。1905年与之前的年份相比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异样，但对清朝政府而言却是极不寻常。一面是君主立宪制的余波未尽，各地倡导改革的新报新刊不断出现，朝廷强令查禁，并逮捕了相关人员，致使舆论对清朝政府的作为所为抨击更为强烈；另一面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在酝酿组建。到了这一年的7月，朝廷派出了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赴南洋各地考察政体，9月2日又颁布了废止科举诏令。到了这一年的12月，由张謇创办的大达轮步公，司在上海成立。由于日本强行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各地的保路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这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慈禧也感觉到如果不再做出一点改革的样子，大清江山有可能毁于一旦，于是决定再派人赴国外考察，对外则宣称是为学习外国人治国方法，以图改进中国之现状；考察国外政治制度，为中国的制度革新提供借鉴。为学习日本强国之路的具体做法，经端方推荐，慈禧太后同意，虞洽卿随团出访。所以，这次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宪政，但虞洽卿是工商界人物，于是就在宪政考察团中出现了“商务代表”这一特殊身份。
这次考察团共6人，分别是镇国公载泽（康熙的六世孙）、两江总督端方、复核朝审大臣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度支部侍郎绍英和商务代表虞洽卿。原来计划是9月24日动身，五位大臣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出发出洋。因为虞洽卿在上海，所以就在上海与五位大臣会合。谁知火车刚刚到北京正阳门车站，就发生了爆炸事件。原来是革命党人吴樾知道五大臣要去考察，就装扮成一个火车站的勤杂工混上了火车，他把炸弹揣于怀间，准备在适当时机引爆。但当时的火车还刚刚起步，在开车和停车时都会发生很大震动，在正阳门车站启动时，由于车身剧烈震荡，使炸弹爆炸，吴樾自己当场被炸死，徐世昌和绍英受轻伤。由于这次爆炸事故，考察中止。同年12月11日，考察团再次启程。因为两人受伤，徐世昌换成了太常寺卿李盛铎，绍英也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替代。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分成两组，一组由载泽率领先去德国，另一组由戴鸿慈为首，先往日本。虞洽卿与端方在同一组，于1906年1月12日从上海出发，16日到达日本。在日本停留半个月后，虞洽卿回国，戴鸿慈和端方则从日本出发前往美国，与载泽率领的另一组在华盛顿特区相会。
这次考察的人员与目的与第一次不同，虞洽卿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日本的银行业。回国以后，他立即写了一份疏章，明确指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盘剥，以银行为最，这种以高效、安全、便捷著称的金融机构，其实质是以资本存贷的形式为掩护隐藏着巨大的利润，尤其是外币与中国银票的兑换上，也均由外资银行确定比例，这中间的差额更是由外资银行说了算，中国商人根本无法掌握。当时中国的商人与外商的贸易越来越多，有很大一部分利润就是被银行所攫取。所以他一再呼吁，要打破外商的垄断，就必须首先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银行。当时大清户部银行已在北京设立，并在天津有分行，但虞洽卿认为官办银行毕竟有限，应当允许民间也创办银行。虞洽卿的这些主张慈禧当然不会具体过问，她下旨让户部议定后上报。两年之后，虞洽卿创办的四明商业银行在上海江西路与宁波路交叉口处开业，在其周围，有多家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这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民资银行，在当时就如一颗新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虞洽卿第二次考察日本后的成果之一。
戴鸿慈与端方从日本横滨登船，行程3262海里来到了美国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火奴鲁鲁，当地华侨称之为檀香山，受到了当地华侨和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然而，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华侨华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他们寄人篱下，又要时时担心被驱逐出境，这使得他们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在与这些华侨的座谈中，他们共同的一个愿望是希望中国能自立自强，这让两位大员既激动又有几分伤感。随后，考察团又到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接见了考察团一行。几天之后，他们还参观了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纪念馆和华盛顿纪念碑。用白色的大理石构成的华盛顿纪念碑建于1885年，在170米高的塔身内，镶嵌着193块由个人、团体、国家赠送的纪念碑，其中在20级内壁的西墙上，有一块用优质花岗石制作的纪念碑是大清国浙江省宁波府所赠送。这块长4.5英寸、宽3.5英寸的纪念碑上，刻有154字的正文，制成于咸丰三年六月七日（1853年7月12日），是由当时在宁波的美国传教士策划促成，由宁波府操办，碑文取自当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关于华盛顿的事迹。这给考察团成员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虞洽卿第三次赴日本是应日本商会联合会和外务省的邀请，参加在大阪举行的电器博览会。受到邀请以后，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向上海的工商界发了一份书面公函，征求各会员意见。经总商会会董会议商量决定，由58人组成赴日参观团，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担任团长。参观团于1926年5月20日从上海出发，于6月15日返回，其间共26天。
这次考察参观活动，日程安排非常紧凑，除了参观一些工厂、博物馆、株式会社外，还专门举行了一个“中日亲善”恳谈会。日本政府的惯用伎俩就是一面高调宣扬“中日亲善”一面在这一口号的掩护下来实现其侵略和扩张的野心。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12日冯玉祥在与奉系军阀作战时，日本军舰借保护奉系军阀为名，公然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部队，然后又以遭到冯玉祥部队还击为借口，联系英、美、法、德、俄、意等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的防守部队。大沽口事件发生以后，3月18日北京群众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集会于天安门游行请愿，坚决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但这游行活动遭到了段祺瑞的镇压，卫兵向人群开枪，死47人，伤150余人，这就是由日本挑起的“三一八”惨案。日本军队此举目的，是想通过扶植奉系军阀而取得对东北的控制权。可是，奉系首领张作霖（张学良之父，史称张大帅）虽也想夺取政权，实现统治中国的野心，但对于出卖民族利益，在日本人的羽翼之下做儿皇帝的行径是坚决反对的。日本侵略者因张不能满足其要求，又于1928年6月3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用预埋的炸药将张作霖的专列炸毁，致使张受重伤不治身亡。对于日本人，的这种野心，虞洽卿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6月5日的“中日亲善”恳谈会上发表演说时，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口号也作出了回应。他说，“中日亲善”这四个字，已叫喊了几十年，特别是代表团抵日后，更是每天每地均可闻及，但这种口号不是挂在嘴上的，应当落实于行动。从东南亚及世界和平前途看，我们对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及鼓吹这一口号的诚意是抱有怀疑的，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希望“中日亲善”那就应当有具体的行动和打算，是否能够在这次考察参观中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一定会把这一消息带回中国以告国人。
虞洽卿这番讲话，也是对大沽口事件的一个回应，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日本时所遇到的情形，在到处都充斥着“中日亲善”的标语和口号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商业人士有如此立场，也属难能可贵了。
【参考文献】
1.周乃复.吴锦堂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2.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