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旧上海真是个复杂而有趣的地方，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其中虞洽卿支持顾竹轩状告工部局，诉状寄到了英国伦敦大理院（英国最高法院），就是当时一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跨国诉讼案。而且，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也颇具戏剧性。
顾竹轩于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江苏盐城，家中排行老四，小名顾四，又名如茂。16岁那年，因家乡闹灾荒，随难民大军一起来到上海，以拉黄包车为生。不久加入青帮，在曹焕智介绍下，拜刘登阶为老头子。刘也是江苏人，是青帮中大字辈首领。顾竹轩有了青帮做靠山，摆脱了拉黄包车的苦力，进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华探。这一行当在当时的上海滩地位不高，但油水十足。几年之后，为了使自己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他又拜黄金荣为师。当积攒了一笔钱之后，顾竹轩买进了几辆黄包车，在闸北开起了一家车行，当起了老板。由于他曾当过华探，人头熟悉，又加上在帮会待过，各种场合的交际都十分周全，所以他的车行很少有人去找麻烦。生意的顺利，使他的车行越开越大，从几辆几十辆到几百辆，成为上海人力车行业的领头老大。地位有了，顾竹轩也学起了前辈，开香堂收徒弟，成为苏北一带贫苦人到上海后投靠的目标，而他也成了苏北帮中的领袖人物。势力的扩张让顾竹轩地位日升，他又在蒙古路上开设同庆舞台，上演江淮一带的地方戏。到1920年，顾竹轩已经是闸北商会会董、江苏绥靖督办公署参议、陆军第二师参议，成了一个亦官亦匪的人物。1921年，他与人合作，在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的交叉口开设了一家天蟾舞台，1923年后由他独家经营，是当时最著名的舞台之一。也就是这个天蟾舞台，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却旷日持久的官司。
原来，在天蟾舞台的不远处，有一家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永安公司。这家公司开业于1918年9月5日老板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华侨，名叫郭乐。永安公司的总部在香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曾是该公司的员工。1916年底，郭氏兄弟来到上海，准备开设百货公司。他们走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最后相中的是南京路上的这块地皮。可是南京路上的所有地皮，要么被哈同收购，要么被工部局占领，若想开辟新项目，必须与地皮所有者商量。但哈同的胃口极大，他提出这块地皮不卖只租，租金是每年5万两白银。当两兄弟答应哈同的条件时，哈同又提出租期为30年，30年租期满后，地面建筑也归他所有。如此苛刻的条件几乎让人难以接受，但郭氏兄弟却不在乎，他们认为，在这30年内，除了开支外，肯定可以赚20吨黄金。这大概就是商人的眼光和魄力。当合同签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两兄弟的脑子有问题，如此高昂的租金和后续条件，如换成别人，肯定不会上当。就这样，郭氏兄弟以其特有的目光租下了哈同8.15亩土地。在动工兴建之前，首先要确定是大门的朝向。南京路是东西走向，建在这条马路上的建筑有两种选择，坐北朝南或坐南朝北。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建筑物一般都选择坐北朝南，民间有“朝北的财主，不及朝南的廊柱”之说，可见朝南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但是，郭氏兄弟既没有按照祖传的老规矩办，也没有请风水先生来作决断，而是带着一袋豆和一只盒子，走进了这块空地边上的一家叫做五龙日升楼的茶馆。两人一南一北坐着，每见到进来一个人，就往盒子里丢一粒豆。如此一连7天，他们把盒子内的豆倒出来数了数，发现从南面进来的人多于北面。但南面是一条小马路，北面是南京路，于是决定这幢设计为6层楼的房子坐南朝北。开业之后，他们又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做了半个月的广告。英式的建筑，再加上颇具冲击力的广告，使永安公司一开张就生意兴隆，实现了日进斗金的目标。上海人喜欢赶时髦，永安百货公司的各种物品，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的，这也是吸引顾客的原因之一。经过了十几年的营运，永安公司已成为上海最有名的大公司之一。郭氏兄弟考虑到地皮的租期是30年，也就是说1945年到期，届时将要把土地连同建筑一并归还，为未雨绸缪，早作打算，郭氏兄弟经多方探听到，在永安公司相邻的天蟾舞台地皮是由公共租界租给顾竹轩的，于是暗中买通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淳，要求把这块地皮转租给自己。
1930年初春的一天，顾竹轩还在闸北英华里的公寓吃早饭，公共租界的一名官员就来敲门。来人表明身份后，取出了一纸公文，上门有总董费信淳的签名，内容是：天蟾舞台的地产属公共租界工部局所有，现另作他用，决定收回，并给补偿大洋50元。
这不亚于晴天霹雳，让顾竹轩直愣愣地呆在那里。他拿出来9年前从前老板许少卿地方盘下天蟾舞台时的几份文书，其中就有一份是1912年黄楚九在建造新新舞台时向工部局购地的契约。按理说，这份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工部局不可能将已经出让的土地再行收回。但这里是公共租界，一切都得由租界当局说了算。对于这一点，顾竹轩当然也心里明白。就在他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侄子顾乃镕刚刚去过虞洽卿的地方，向虞咨询有关创办轮船公司的具体事宜。虞洽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了他很多指点。顾乃镕建议，与英国人打交道，虞洽卿最有经验，而且他又是公共租界的5位华董之一，说话也有分量。顾竹轩如梦初醒，急忙驱车赶往海宁路虞洽卿的住所。
虞洽卿还没有去三北公司上班，见顾竹轩一大清早赶来，知道必定有紧急事务。顾竹轩拿出工部局开出的公函，说明了事情的缘由。虞洽卿也觉得工部局做得过分。他知道天蟾舞台已开了多年，一应手续齐全，况且500元大洋的低价赔偿，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他一面安慰顾竹轩，一面反复阅读这信函，说，这一公函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你尽可不必理他，如果他们来催逼，你就应该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此事我会管到底，如有什么困难，可以请我女婿江一平出面办理。有了虞洽卿的这句话，顾竹轩的心头放松了很多。他知道虞洽卿的地位和力量，几年前黄金荣也曾动过对天蟾舞台的脑筋，也是由虞洽卿出面才将此事平息，这位老先生的助人为乐精神，此时让顾竹轩感激涕零，心中充满了敬意。
当天晚上，虞洽卿就打电话给江一平要他代理天蟾舞台的诉讼。江一平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系，是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登记在案的执业律师、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在上海的法学界和律师界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对于这一案件，一来有老丈人出面，二来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当然义不容辞。但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上一届的公共租界华董任期将满，正在酝酿下一届的理事人选。这一职位并没有什么薪金和报酬，但代表的却是租界内全体纳税华人的利益，其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工部局华董每届只有5名，能跻身于此行列者一般都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他的老丈人就名列其中。为了这一点，江一平不得不有所顾虑，他思之再三，决定请他的朋友，意大利籍的律师、英国人穆安素来接手。穆安素来中国多年，曾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担任过“安福俱乐部”的律师，1920年8月安福系解散后来到上海，在九江路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江一平的介绍下，顾竹轩找到了穆安素。这个英国律师一听案情，不由得有点犹豫，因为这被告是公共租界当局，在上海自有租界开设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输赢很难把握，况且自己也是英国人，告的是英国机构，怕带来影响，所以有点举棋不定。但江一平对他说，此案可以放心大胆接下，一是公共租界当局本来就理亏，你稍加发挥就可稳握胜券；二是背后有超级大亨虞洽卿撑腰，真有什么麻烦事，尽可找他老人家解决，不会有后顾之忧；三是此案一旦胜诉，保证名利双收，到时候各大报刊一宣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事务所有可能一夜之间就红遍中国，而且这种可能性极大；四是如果有什么不测之事，江一平定会全力相助。经此点拨，穆安素才恍然大悟，同意接收此案。
几天后，顾竹轩将一纸诉状递进了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总领事接过状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中国人告英国人，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而且告的还是公共租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该状纸在列举了几条证据和理由后，还提出三点诉讼请求：一、请判工部局败诉，因为他们违反了相关规定；二、天蟾舞台不动迁，也不需要任何补偿；三、如果一定要迁址，必须在市中心盖一座与天蟾舞台不相上下的戏院方可。最后还特别强调，此案是非清晰，原告相信法律的公正，如若败诉，将一告到底。
总领事知道此案必有隐情，急忙派人去调查，其结果与诉状中所说一致。本来，这样的案件只要总领事下达一道文件，便可解决，或者以该案发生地在中国，可由中国法院判决之类的话来搪塞也未尝不可。但这位总领事觉得此案原在“英国注册”，理应由自己办理，但公正裁决又恐伤了公共租界的威信，思之再三，他下了一道批文：“原告顾竹轩阁下：查该地皮原系工部局产业，当年虽出卖给黄楚九先生并沿用至今，也属事实。但因工部局另有他用，决计收回，并同意付赎金500元。此复。”
毫无疑问，这份批复完全不顾事实站在工部局一边的单面之词，顾竹轩当然不能接受。他约了江一平同到穆安素的律师所商议。江一平认为，总领事的批复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只有北京的英国公使或者是大使级的官员批示方为有效。因此，这件案子还没有结束。顾竹轩又找虞洽卿说明情况，虞洽卿也认为这一批复不合常理，支持顾竹轩向英国驻北京公使上诉。于是，穆安素又起草了一份诉状，上告到位于北京的英国公使馆。
诉状寄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见回音。律师穆安素也专程去北京催问，始终不见答复。到了1930年4月底，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选举已有结果，虞洽卿和江一平均当选为新一届华董。消除了后顾之忧，江一平积极协助穆安素办理此案。他根据1930年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提议由虞洽卿出面，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法院协定共10条，规定在今后的公共租界审判事务中，均按照中国法院的四级模式进行，并取消外国人观审、会审的特权，还规定在公共租界的审判中，一切中国法律均可适用，与此相配套的是于同日成立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上海特区地方法院。这一协定于4月1日起实行。2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收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巴西、荷兰、挪威六个国家公使馆的照会，表示予以答复确认。这是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审判权的一项重要成果。有了这么一份协议作后盾，虞洽卿也向公共租界提出，顾竹轩所涉的天蟾舞台案，应由上海法院审理。为进一步施压，顾竹轩下令人力车公司的所有员工以到天蟾舞台观戏为名，在永安公司门口和天蟾舞台门口围堵，一时间，南京路上的交通为之堵塞，现场一片混乱，工部局派出了大批巡捕来维持秩序，也无济于事。在此情景下，工部局不得不向英国驻沪领事馆求援，希望早日解决此事。
经英国驻沪领事馆向北京公使馆的催促，北京的英国公使馆终于有了答复，说此案要由英国伦敦大理院裁决，公使馆无权处理。于是，第三份诉状很快写好，寄往位于伦敦的英国大理院。诉状寄出以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几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顾竹轩经过前两次的诉讼，此时也决心已下，表示一定要坚持到底。他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律师赴伦敦打官司。但虞洽卿认为大可不必，要他耐心等待。他见顾竹轩已放弃了创办轮船公司的打算，就劝他官司归官司，事业归事业，为使大生轮船公司早日开办，他让出了三北公司在广东路93号一楼的办公室，借给顾竹轩作为筹备之用。
到1930年中秋节的那天，顾竹轩终于收到英国伦敦大理院寄来的裁决书。上面写道：“顾竹轩经理：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10万元，由你选址，重新建造天蟾舞台。”
捧着这份裁决书，顾竹轩不禁心头激动，泪流满面。这场历时半年的官司，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从500元到10万元，如此巨大的差距，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虽然顾竹轩胜诉，但工部局为挽回面子，也同时请穆安素出面，要他作出一些让步，说明白了，也就是给工部局留一点面子。1930年10月12日顾竹轩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则启事，内容是：根据工部局的要求，天蟾舞，台的房子租期已满，定于10月13日起闭幕。另设天声舞台，特此告知新老观众。10万元大洋，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像虞洽卿或四明银行开发的石库门住宅，一般的只要几百元一套，最好的也不过1000元。顾竹轩用这笔钱，在福州路云南路的转角处购置地皮，新建了一座天声舞台，但仍挂出“新天蟾舞台”的牌子。至此，一场跨国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自这件事情以后，顾竹轩对虞洽卿从心底感到佩服，后来凡有疑难之事，他都会去找虞洽卿商量。
1935年，顾竹轩因为黄金荣的得意门生唐嘉鹏遭到暗杀而被捕入狱，判刑15年。后在虞洽卿的斡旋和顾竹轩的族亲，时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的顾祝同的多方活动下，于一年以后保释出狱，此后一度消沉。到了抗战前夕，再度活跃。此时，他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便开始接近共产党。早在大革命时期，顾竹轩就营救过共产党人，掩护地下党员活动，受到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抗战爆发后，顾竹轩亲率闸北保卫团与十九路军共同抗击日寇，后又将新天蟾舞台改作难民收容所。上海沦陷后，他多次拒绝了日伪高层的诱惑，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他的侄子顾叔平是中共党员，顾竹轩多次以自己特殊的身份护送和营救地下党员。他还把一些新四军受伤的干部接到自己的家中，利用大生轮船公司为新四军运送药品，甚至将15岁的小儿子顾乃瑾送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他的帮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新天蟾舞台的经理室，这里后来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点之一。抗战胜利后，顾竹轩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一面协助其侄儿顾叔平竞选国民党的副区长，为搜集情报作出了贡献；一面又关照他手下的徒子徒孙，不可与中共为敌。上海解放后，顾竹轩是上海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陈毅市长专门去新天蟾舞台看望过他，并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1956年7月，顾竹轩在上海病逝。
【参考文献】
1.胡根喜.老“天蟾舞台”诉讼案始末.新民晚报，2011-05-15.
2.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顾竹轩于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江苏盐城，家中排行老四，小名顾四，又名如茂。16岁那年，因家乡闹灾荒，随难民大军一起来到上海，以拉黄包车为生。不久加入青帮，在曹焕智介绍下，拜刘登阶为老头子。刘也是江苏人，是青帮中大字辈首领。顾竹轩有了青帮做靠山，摆脱了拉黄包车的苦力，进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华探。这一行当在当时的上海滩地位不高，但油水十足。几年之后，为了使自己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他又拜黄金荣为师。当积攒了一笔钱之后，顾竹轩买进了几辆黄包车，在闸北开起了一家车行，当起了老板。由于他曾当过华探，人头熟悉，又加上在帮会待过，各种场合的交际都十分周全，所以他的车行很少有人去找麻烦。生意的顺利，使他的车行越开越大，从几辆几十辆到几百辆，成为上海人力车行业的领头老大。地位有了，顾竹轩也学起了前辈，开香堂收徒弟，成为苏北一带贫苦人到上海后投靠的目标，而他也成了苏北帮中的领袖人物。势力的扩张让顾竹轩地位日升，他又在蒙古路上开设同庆舞台，上演江淮一带的地方戏。到1920年，顾竹轩已经是闸北商会会董、江苏绥靖督办公署参议、陆军第二师参议，成了一个亦官亦匪的人物。1921年，他与人合作，在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的交叉口开设了一家天蟾舞台，1923年后由他独家经营，是当时最著名的舞台之一。也就是这个天蟾舞台，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却旷日持久的官司。
原来，在天蟾舞台的不远处，有一家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永安公司。这家公司开业于1918年9月5日老板是一名澳大利亚的华侨，名叫郭乐。永安公司的总部在香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曾是该公司的员工。1916年底，郭氏兄弟来到上海，准备开设百货公司。他们走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最后相中的是南京路上的这块地皮。可是南京路上的所有地皮，要么被哈同收购，要么被工部局占领，若想开辟新项目，必须与地皮所有者商量。但哈同的胃口极大，他提出这块地皮不卖只租，租金是每年5万两白银。当两兄弟答应哈同的条件时，哈同又提出租期为30年，30年租期满后，地面建筑也归他所有。如此苛刻的条件几乎让人难以接受，但郭氏兄弟却不在乎，他们认为，在这30年内，除了开支外，肯定可以赚20吨黄金。这大概就是商人的眼光和魄力。当合同签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两兄弟的脑子有问题，如此高昂的租金和后续条件，如换成别人，肯定不会上当。就这样，郭氏兄弟以其特有的目光租下了哈同8.15亩土地。在动工兴建之前，首先要确定是大门的朝向。南京路是东西走向，建在这条马路上的建筑有两种选择，坐北朝南或坐南朝北。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建筑物一般都选择坐北朝南，民间有“朝北的财主，不及朝南的廊柱”之说，可见朝南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但是，郭氏兄弟既没有按照祖传的老规矩办，也没有请风水先生来作决断，而是带着一袋豆和一只盒子，走进了这块空地边上的一家叫做五龙日升楼的茶馆。两人一南一北坐着，每见到进来一个人，就往盒子里丢一粒豆。如此一连7天，他们把盒子内的豆倒出来数了数，发现从南面进来的人多于北面。但南面是一条小马路，北面是南京路，于是决定这幢设计为6层楼的房子坐南朝北。开业之后，他们又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做了半个月的广告。英式的建筑，再加上颇具冲击力的广告，使永安公司一开张就生意兴隆，实现了日进斗金的目标。上海人喜欢赶时髦，永安百货公司的各种物品，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的，这也是吸引顾客的原因之一。经过了十几年的营运，永安公司已成为上海最有名的大公司之一。郭氏兄弟考虑到地皮的租期是30年，也就是说1945年到期，届时将要把土地连同建筑一并归还，为未雨绸缪，早作打算，郭氏兄弟经多方探听到，在永安公司相邻的天蟾舞台地皮是由公共租界租给顾竹轩的，于是暗中买通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淳，要求把这块地皮转租给自己。
1930年初春的一天，顾竹轩还在闸北英华里的公寓吃早饭，公共租界的一名官员就来敲门。来人表明身份后，取出了一纸公文，上门有总董费信淳的签名，内容是：天蟾舞台的地产属公共租界工部局所有，现另作他用，决定收回，并给补偿大洋50元。
这不亚于晴天霹雳，让顾竹轩直愣愣地呆在那里。他拿出来9年前从前老板许少卿地方盘下天蟾舞台时的几份文书，其中就有一份是1912年黄楚九在建造新新舞台时向工部局购地的契约。按理说，这份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工部局不可能将已经出让的土地再行收回。但这里是公共租界，一切都得由租界当局说了算。对于这一点，顾竹轩当然也心里明白。就在他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侄子顾乃镕刚刚去过虞洽卿的地方，向虞咨询有关创办轮船公司的具体事宜。虞洽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了他很多指点。顾乃镕建议，与英国人打交道，虞洽卿最有经验，而且他又是公共租界的5位华董之一，说话也有分量。顾竹轩如梦初醒，急忙驱车赶往海宁路虞洽卿的住所。
虞洽卿还没有去三北公司上班，见顾竹轩一大清早赶来，知道必定有紧急事务。顾竹轩拿出工部局开出的公函，说明了事情的缘由。虞洽卿也觉得工部局做得过分。他知道天蟾舞台已开了多年，一应手续齐全，况且500元大洋的低价赔偿，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他一面安慰顾竹轩，一面反复阅读这信函，说，这一公函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你尽可不必理他，如果他们来催逼，你就应该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此事我会管到底，如有什么困难，可以请我女婿江一平出面办理。有了虞洽卿的这句话，顾竹轩的心头放松了很多。他知道虞洽卿的地位和力量，几年前黄金荣也曾动过对天蟾舞台的脑筋，也是由虞洽卿出面才将此事平息，这位老先生的助人为乐精神，此时让顾竹轩感激涕零，心中充满了敬意。
当天晚上，虞洽卿就打电话给江一平要他代理天蟾舞台的诉讼。江一平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系，是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登记在案的执业律师、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在上海的法学界和律师界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对于这一案件，一来有老丈人出面，二来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当然义不容辞。但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上一届的公共租界华董任期将满，正在酝酿下一届的理事人选。这一职位并没有什么薪金和报酬，但代表的却是租界内全体纳税华人的利益，其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工部局华董每届只有5名，能跻身于此行列者一般都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他的老丈人就名列其中。为了这一点，江一平不得不有所顾虑，他思之再三，决定请他的朋友，意大利籍的律师、英国人穆安素来接手。穆安素来中国多年，曾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担任过“安福俱乐部”的律师，1920年8月安福系解散后来到上海，在九江路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江一平的介绍下，顾竹轩找到了穆安素。这个英国律师一听案情，不由得有点犹豫，因为这被告是公共租界当局，在上海自有租界开设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输赢很难把握，况且自己也是英国人，告的是英国机构，怕带来影响，所以有点举棋不定。但江一平对他说，此案可以放心大胆接下，一是公共租界当局本来就理亏，你稍加发挥就可稳握胜券；二是背后有超级大亨虞洽卿撑腰，真有什么麻烦事，尽可找他老人家解决，不会有后顾之忧；三是此案一旦胜诉，保证名利双收，到时候各大报刊一宣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事务所有可能一夜之间就红遍中国，而且这种可能性极大；四是如果有什么不测之事，江一平定会全力相助。经此点拨，穆安素才恍然大悟，同意接收此案。
几天后，顾竹轩将一纸诉状递进了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总领事接过状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中国人告英国人，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而且告的还是公共租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该状纸在列举了几条证据和理由后，还提出三点诉讼请求：一、请判工部局败诉，因为他们违反了相关规定；二、天蟾舞台不动迁，也不需要任何补偿；三、如果一定要迁址，必须在市中心盖一座与天蟾舞台不相上下的戏院方可。最后还特别强调，此案是非清晰，原告相信法律的公正，如若败诉，将一告到底。
总领事知道此案必有隐情，急忙派人去调查，其结果与诉状中所说一致。本来，这样的案件只要总领事下达一道文件，便可解决，或者以该案发生地在中国，可由中国法院判决之类的话来搪塞也未尝不可。但这位总领事觉得此案原在“英国注册”，理应由自己办理，但公正裁决又恐伤了公共租界的威信，思之再三，他下了一道批文：“原告顾竹轩阁下：查该地皮原系工部局产业，当年虽出卖给黄楚九先生并沿用至今，也属事实。但因工部局另有他用，决计收回，并同意付赎金500元。此复。”
毫无疑问，这份批复完全不顾事实站在工部局一边的单面之词，顾竹轩当然不能接受。他约了江一平同到穆安素的律师所商议。江一平认为，总领事的批复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只有北京的英国公使或者是大使级的官员批示方为有效。因此，这件案子还没有结束。顾竹轩又找虞洽卿说明情况，虞洽卿也认为这一批复不合常理，支持顾竹轩向英国驻北京公使上诉。于是，穆安素又起草了一份诉状，上告到位于北京的英国公使馆。
诉状寄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见回音。律师穆安素也专程去北京催问，始终不见答复。到了1930年4月底，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选举已有结果，虞洽卿和江一平均当选为新一届华董。消除了后顾之忧，江一平积极协助穆安素办理此案。他根据1930年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提议由虞洽卿出面，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法院协定共10条，规定在今后的公共租界审判事务中，均按照中国法院的四级模式进行，并取消外国人观审、会审的特权，还规定在公共租界的审判中，一切中国法律均可适用，与此相配套的是于同日成立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上海特区地方法院。这一协定于4月1日起实行。2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收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巴西、荷兰、挪威六个国家公使馆的照会，表示予以答复确认。这是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审判权的一项重要成果。有了这么一份协议作后盾，虞洽卿也向公共租界提出，顾竹轩所涉的天蟾舞台案，应由上海法院审理。为进一步施压，顾竹轩下令人力车公司的所有员工以到天蟾舞台观戏为名，在永安公司门口和天蟾舞台门口围堵，一时间，南京路上的交通为之堵塞，现场一片混乱，工部局派出了大批巡捕来维持秩序，也无济于事。在此情景下，工部局不得不向英国驻沪领事馆求援，希望早日解决此事。
经英国驻沪领事馆向北京公使馆的催促，北京的英国公使馆终于有了答复，说此案要由英国伦敦大理院裁决，公使馆无权处理。于是，第三份诉状很快写好，寄往位于伦敦的英国大理院。诉状寄出以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几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顾竹轩经过前两次的诉讼，此时也决心已下，表示一定要坚持到底。他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律师赴伦敦打官司。但虞洽卿认为大可不必，要他耐心等待。他见顾竹轩已放弃了创办轮船公司的打算，就劝他官司归官司，事业归事业，为使大生轮船公司早日开办，他让出了三北公司在广东路93号一楼的办公室，借给顾竹轩作为筹备之用。
到1930年中秋节的那天，顾竹轩终于收到英国伦敦大理院寄来的裁决书。上面写道：“顾竹轩经理：你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10万元，由你选址，重新建造天蟾舞台。”
捧着这份裁决书，顾竹轩不禁心头激动，泪流满面。这场历时半年的官司，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从500元到10万元，如此巨大的差距，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虽然顾竹轩胜诉，但工部局为挽回面子，也同时请穆安素出面，要他作出一些让步，说明白了，也就是给工部局留一点面子。1930年10月12日顾竹轩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则启事，内容是：根据工部局的要求，天蟾舞，台的房子租期已满，定于10月13日起闭幕。另设天声舞台，特此告知新老观众。10万元大洋，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像虞洽卿或四明银行开发的石库门住宅，一般的只要几百元一套，最好的也不过1000元。顾竹轩用这笔钱，在福州路云南路的转角处购置地皮，新建了一座天声舞台，但仍挂出“新天蟾舞台”的牌子。至此，一场跨国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自这件事情以后，顾竹轩对虞洽卿从心底感到佩服，后来凡有疑难之事，他都会去找虞洽卿商量。
1935年，顾竹轩因为黄金荣的得意门生唐嘉鹏遭到暗杀而被捕入狱，判刑15年。后在虞洽卿的斡旋和顾竹轩的族亲，时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的顾祝同的多方活动下，于一年以后保释出狱，此后一度消沉。到了抗战前夕，再度活跃。此时，他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便开始接近共产党。早在大革命时期，顾竹轩就营救过共产党人，掩护地下党员活动，受到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抗战爆发后，顾竹轩亲率闸北保卫团与十九路军共同抗击日寇，后又将新天蟾舞台改作难民收容所。上海沦陷后，他多次拒绝了日伪高层的诱惑，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他的侄子顾叔平是中共党员，顾竹轩多次以自己特殊的身份护送和营救地下党员。他还把一些新四军受伤的干部接到自己的家中，利用大生轮船公司为新四军运送药品，甚至将15岁的小儿子顾乃瑾送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他的帮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新天蟾舞台的经理室，这里后来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点之一。抗战胜利后，顾竹轩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一面协助其侄儿顾叔平竞选国民党的副区长，为搜集情报作出了贡献；一面又关照他手下的徒子徒孙，不可与中共为敌。上海解放后，顾竹轩是上海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陈毅市长专门去新天蟾舞台看望过他，并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1956年7月，顾竹轩在上海病逝。
【参考文献】
1.胡根喜.老“天蟾舞台”诉讼案始末.新民晚报，2011-05-15.
2.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