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从1907年至1924年，虞洽卿担任上海同济医工学堂（即现在的同济大学）校董达17年之久。对于虞洽卿任校董一事，民间知之甚少，在一些文史资料中也未见提及，这可能与一些资料未被发现有关。在同济大学公布的校史中，也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关于同济大学的前身，有一段较为曲折的过程。
1891年，有一名叫埃里希·宝隆的德国军医跟随德国海军舰队来到上海。时值夏季，天气炎热，上海地区霍乱、伤寒、疟疾等病流行。埃里希·宝隆一上码头，就发现疟疾肆虐，且又缺医少药，有不少人因得不到治疗而被夺去生命。心痛之余，他下决心要为改善上海的医疗条件而努力。没几天后，他申请离开了海军，回到德国进修流行病学，因为在此之前，他学的是外科医学。两年之后，他又回到上海，在德国教堂附近创办了一个诊所，并与几名德国医生共同发起成立了“德医公会”开始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服务于上海百姓。然而，当时的上海人对西医西药，都持排斥态度，他们相信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中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让宝隆的医疗诊所门可罗雀，几年下来，亏损严重。但宝隆不愧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医生，他并没有因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而气馁，而是针对当时上海市民医疗条件较差的现状，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克纳佩提出申请，要求组建一家医院。克纳佩表示同意，并派领事参赞费舍尔与上海道扎饬善堂商议，最后决定在张家浜新马路边上辟出一块土地，用于医院的建设。一年之后，宝隆在上海的医院建成，他给医院取了个名字，叫同济医院。同济一名，寓意中德两国同舟共济，用现代医学共同造福人类，当然，也是德文Deutsch（德意志）的中文音译。
医院已经建成，设备也都到位，缺少的是医生。这所医院的医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人，他们白天都在自己的诊所上班，只有到了傍晚时才会来到同济医院，这就使得医院白天时冷冷清清，晚上才会有病人求诊。宝隆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就计划设立一个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医学人才。于是，他经过多方筹集，首先成立了一个医学堂基金会。计划报到领事馆，克纳佩觉得不妥。因为在这一计划中，筹款的对象都为德国商人，克纳佩说不但要向德国商人募捐，也要向中国商人募捐。就这样，在宝隆的操作下，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医学堂募捐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最为主动积极的是两位宁波商人，一个是朱葆三，另一个就是虞洽卿。
按照国外惯例，一所学校如果由社会各界人士筹集，就必须成立学校董事会。这所位于同济医院对面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新式学校，占地数亩，取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校董由18人组成。这18人中，德国人占了一半以上，共10名，其中德国医学界人士3名。除宝隆外，另外两人为共同发起该基金会的医生兼教师福沙伯和福尔克尔，有3名德国商人，另外4名是德国领事馆和军界人士。中国方面有商界人士5名，政界人士3名。1907年10月1日，上海德文医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虞洽卿和朱葆三出席。
虞洽卿能够成为该校华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同济医院创办之初，上海道署曾专门邀请工商界重要人物共同商议。这些人物主要来自丝绸业、茶业、钱庄业和粮业。因虞洽卿在上一年的四明公所事件中，成功捍卫了公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已成为上海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所以上海道将他作为重要代表。其次，当时虞洽卿还在鲁麟洋行任买办，而这家洋行的老板是德国人，他与之交往多年，对德国人尤为熟悉，这也成为他参加商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关键的是有端方的推荐。这位封疆大使曾对上海道说过，有什么难题不决之事，可以找虞洽卿商量，此人思维活跃，点子也多，所提的方案，矛盾双方都能接受，在棘手问题的处理上绝对是高手。这就使得虞洽卿在各级官员眼里分量一下子重了很多。也为他参加各类活动或谈判扫清了障碍。上海道对于端方的话当然是言听计从，这让虞洽卿在上海滩出人头地铺平了道路。
那么，端方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虞洽卿呢？
端方原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生于1861年，光绪八年（1882年），21岁的端方中举人，他出钱捐了个员外郎，不久迁候补郎中。在戊戌变法中，他积极支持，表现出一个年轻官僚追求富国强兵的本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大开杀戒，他因为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而未受株连。1898年他调任直隶霸昌道台，上任不久又奉调回京，主持农工商局的筹备，在此时，他眼看朝廷内外交困，民心向背，创作了一首《劝善歌》，慈禧看到后极为赏识，赐其三品顶戴。次年，他出任陕西省按察使、布政使并兼理陕西巡抚。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和光绪狼狈出逃至陕西，端方因接驾护驾有功，两年后调任湖广总督。1904年又调任两江总督，在此位上他着手创办暨南大学，并创办了南京第一所幼儿园和江苏省公共图书馆。他鼓励教育革新和学生出洋留学，革除陈规陋习，是中国新教育的创始人之一。
他曾经多次上书，奏请各省设立官办公共图书馆，在他的全力推动下，江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先后创办。1907年，江南藏书家丁丙因经商失败，亏资百万，无奈之下欲将家中藏书8000余册出售。端方得知后，立即写了奏章，请求朝廷允许其将这批图书收购。朝廷批复同意，端方拨款75000元将图书收购后入藏江南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保存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籍文献。从政之余，端方还醉心于古玩的收藏，是清代的著名收藏家之一。
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在孝钦皇后梓宫奉安时，他的轿子因横穿神道拍照而惊扰隆裕皇后，遭到李国杰、胡思敬、张人骏等人弹劾，被罢官。1911年5月18日被委以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因为强行将四川的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了川湘鄂三省的保路运动。同年9月7日成都发生血案，总督赵尔丰被免职，端方奉命署理川政。他率领湖北新军入川至资州时，新军发生哗变，端方与其弟端金被新军将领刘怡凤所杀。据说端方在被杀前曾对刘怡凤说，自己的祖上是汉人而非满人，他本姓陶。这一说法到底是真是假，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端方死后，家道中落，他的儿辈孙辈们为了维持生计，将他收藏的古董变卖。其中有一套商代的青铜器，以20万两白银的价格为美国人福开森所收购，该套青铜器如今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虞洽卿与端方的相交始于1905年，在此之前，他对端方的人品、思想虽有所闻，但毕竟只是听说而已。1904年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后，两人才开始接触，在虞洽卿的眼中，端方不但是位胸有大志、平易近人的好官，更是一位思想开明、谋求创新的官员。这在当时慈禧专政戊戌变法失败后尤为难能可贵。他曾多次赴南京当面陈说时弊，提出改革的方案。在端方看来，像虞洽卿这样忧国忧天下的商人也实在不多，尤其是对于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实业和银行等主张，与端方的想法完全一致，故两人一见如故，倾心长谈，很快成了好朋友。1905年出洋考察时，端方专门奏请朝廷，将虞洽卿列为考察团随行人员，这也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热心公益是虞洽卿的一贯性格，自担任校董以后，他对这所学堂的发展十分关心。1908年学校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第一届还未毕业，第二届招生又要进行，使原来的校舍变得十分拥挤。虞洽卿与宝隆一起经过考察，选中了上海城南边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以南、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以西的一处空地，建设了一批新校舍。1909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在原开设医预科和德文科的基础上，新开设医正科。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来源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难题。虞洽卿四处奔走，收效甚微。9月16日，虞洽卿与中方校董5人及德方校董8人，联名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希望他能给予学校一定的帮助。威廉二世接信后，从其自行支配的资金中拨出5.4万马克用于校舍建设，解决了学校因资金缺少濒临停学的燃眉之急。
1909年3月5日，同济医院和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创办人宝隆在上海逝世，由福沙伯接任。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仅德商就有一千余名。这些德国商人认为，应该在上海办一所工学堂。在德国银行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筹建成立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几个月内就筹得175万马克。1912年，因为增设了工科，学校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
1917年3月17日，上海法租界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设备制造武器为由，强令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必须当日离开学校。社会各界认为法租界的做法不妥，联合致电教育部，要求对同济的学生做好善后安排。教育部派员前来商议，最后决定把学校迁出法租界，并在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所有校务全部由华董接办，直属教育部。
据《宝山县志》记载：1917年，同济医工学堂由华董接管，迁入吴淞中国工学。1918年，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主持下，由教育部拨款，在吴淞购地150亩筹建校舍。1921年竣工后陆续迁入新校舍。
1924年5月20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同济医工学堂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并把这一天定为校庆日。1927年8月，学校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自1917年以后，因为有教育部的直接参与，虞洽卿很少过问学校事务。1924年学校更名后，最早的一批华董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先后退位。虞洽卿为学校的捐款在5位华董中虽然不是最多的，但他为学校付出了巨大精力，对于学校的成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关于同济大学的前身，有一段较为曲折的过程。
1891年，有一名叫埃里希·宝隆的德国军医跟随德国海军舰队来到上海。时值夏季，天气炎热，上海地区霍乱、伤寒、疟疾等病流行。埃里希·宝隆一上码头，就发现疟疾肆虐，且又缺医少药，有不少人因得不到治疗而被夺去生命。心痛之余，他下决心要为改善上海的医疗条件而努力。没几天后，他申请离开了海军，回到德国进修流行病学，因为在此之前，他学的是外科医学。两年之后，他又回到上海，在德国教堂附近创办了一个诊所，并与几名德国医生共同发起成立了“德医公会”开始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服务于上海百姓。然而，当时的上海人对西医西药，都持排斥态度，他们相信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中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让宝隆的医疗诊所门可罗雀，几年下来，亏损严重。但宝隆不愧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医生，他并没有因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而气馁，而是针对当时上海市民医疗条件较差的现状，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克纳佩提出申请，要求组建一家医院。克纳佩表示同意，并派领事参赞费舍尔与上海道扎饬善堂商议，最后决定在张家浜新马路边上辟出一块土地，用于医院的建设。一年之后，宝隆在上海的医院建成，他给医院取了个名字，叫同济医院。同济一名，寓意中德两国同舟共济，用现代医学共同造福人类，当然，也是德文Deutsch（德意志）的中文音译。
医院已经建成，设备也都到位，缺少的是医生。这所医院的医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人，他们白天都在自己的诊所上班，只有到了傍晚时才会来到同济医院，这就使得医院白天时冷冷清清，晚上才会有病人求诊。宝隆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就计划设立一个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医学人才。于是，他经过多方筹集，首先成立了一个医学堂基金会。计划报到领事馆，克纳佩觉得不妥。因为在这一计划中，筹款的对象都为德国商人，克纳佩说不但要向德国商人募捐，也要向中国商人募捐。就这样，在宝隆的操作下，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医学堂募捐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最为主动积极的是两位宁波商人，一个是朱葆三，另一个就是虞洽卿。
按照国外惯例，一所学校如果由社会各界人士筹集，就必须成立学校董事会。这所位于同济医院对面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新式学校，占地数亩，取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校董由18人组成。这18人中，德国人占了一半以上，共10名，其中德国医学界人士3名。除宝隆外，另外两人为共同发起该基金会的医生兼教师福沙伯和福尔克尔，有3名德国商人，另外4名是德国领事馆和军界人士。中国方面有商界人士5名，政界人士3名。1907年10月1日，上海德文医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虞洽卿和朱葆三出席。
虞洽卿能够成为该校华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同济医院创办之初，上海道署曾专门邀请工商界重要人物共同商议。这些人物主要来自丝绸业、茶业、钱庄业和粮业。因虞洽卿在上一年的四明公所事件中，成功捍卫了公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已成为上海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所以上海道将他作为重要代表。其次，当时虞洽卿还在鲁麟洋行任买办，而这家洋行的老板是德国人，他与之交往多年，对德国人尤为熟悉，这也成为他参加商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关键的是有端方的推荐。这位封疆大使曾对上海道说过，有什么难题不决之事，可以找虞洽卿商量，此人思维活跃，点子也多，所提的方案，矛盾双方都能接受，在棘手问题的处理上绝对是高手。这就使得虞洽卿在各级官员眼里分量一下子重了很多。也为他参加各类活动或谈判扫清了障碍。上海道对于端方的话当然是言听计从，这让虞洽卿在上海滩出人头地铺平了道路。
那么，端方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虞洽卿呢？
端方原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生于1861年，光绪八年（1882年），21岁的端方中举人，他出钱捐了个员外郎，不久迁候补郎中。在戊戌变法中，他积极支持，表现出一个年轻官僚追求富国强兵的本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大开杀戒，他因为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而未受株连。1898年他调任直隶霸昌道台，上任不久又奉调回京，主持农工商局的筹备，在此时，他眼看朝廷内外交困，民心向背，创作了一首《劝善歌》，慈禧看到后极为赏识，赐其三品顶戴。次年，他出任陕西省按察使、布政使并兼理陕西巡抚。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和光绪狼狈出逃至陕西，端方因接驾护驾有功，两年后调任湖广总督。1904年又调任两江总督，在此位上他着手创办暨南大学，并创办了南京第一所幼儿园和江苏省公共图书馆。他鼓励教育革新和学生出洋留学，革除陈规陋习，是中国新教育的创始人之一。
他曾经多次上书，奏请各省设立官办公共图书馆，在他的全力推动下，江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先后创办。1907年，江南藏书家丁丙因经商失败，亏资百万，无奈之下欲将家中藏书8000余册出售。端方得知后，立即写了奏章，请求朝廷允许其将这批图书收购。朝廷批复同意，端方拨款75000元将图书收购后入藏江南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保存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籍文献。从政之余，端方还醉心于古玩的收藏，是清代的著名收藏家之一。
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在孝钦皇后梓宫奉安时，他的轿子因横穿神道拍照而惊扰隆裕皇后，遭到李国杰、胡思敬、张人骏等人弹劾，被罢官。1911年5月18日被委以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因为强行将四川的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了川湘鄂三省的保路运动。同年9月7日成都发生血案，总督赵尔丰被免职，端方奉命署理川政。他率领湖北新军入川至资州时，新军发生哗变，端方与其弟端金被新军将领刘怡凤所杀。据说端方在被杀前曾对刘怡凤说，自己的祖上是汉人而非满人，他本姓陶。这一说法到底是真是假，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端方死后，家道中落，他的儿辈孙辈们为了维持生计，将他收藏的古董变卖。其中有一套商代的青铜器，以20万两白银的价格为美国人福开森所收购，该套青铜器如今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虞洽卿与端方的相交始于1905年，在此之前，他对端方的人品、思想虽有所闻，但毕竟只是听说而已。1904年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后，两人才开始接触，在虞洽卿的眼中，端方不但是位胸有大志、平易近人的好官，更是一位思想开明、谋求创新的官员。这在当时慈禧专政戊戌变法失败后尤为难能可贵。他曾多次赴南京当面陈说时弊，提出改革的方案。在端方看来，像虞洽卿这样忧国忧天下的商人也实在不多，尤其是对于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实业和银行等主张，与端方的想法完全一致，故两人一见如故，倾心长谈，很快成了好朋友。1905年出洋考察时，端方专门奏请朝廷，将虞洽卿列为考察团随行人员，这也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热心公益是虞洽卿的一贯性格，自担任校董以后，他对这所学堂的发展十分关心。1908年学校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第一届还未毕业，第二届招生又要进行，使原来的校舍变得十分拥挤。虞洽卿与宝隆一起经过考察，选中了上海城南边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以南、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以西的一处空地，建设了一批新校舍。1909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在原开设医预科和德文科的基础上，新开设医正科。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来源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难题。虞洽卿四处奔走，收效甚微。9月16日，虞洽卿与中方校董5人及德方校董8人，联名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希望他能给予学校一定的帮助。威廉二世接信后，从其自行支配的资金中拨出5.4万马克用于校舍建设，解决了学校因资金缺少濒临停学的燃眉之急。
1909年3月5日，同济医院和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创办人宝隆在上海逝世，由福沙伯接任。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仅德商就有一千余名。这些德国商人认为，应该在上海办一所工学堂。在德国银行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筹建成立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几个月内就筹得175万马克。1912年，因为增设了工科，学校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
1917年3月17日，上海法租界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设备制造武器为由，强令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必须当日离开学校。社会各界认为法租界的做法不妥，联合致电教育部，要求对同济的学生做好善后安排。教育部派员前来商议，最后决定把学校迁出法租界，并在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所有校务全部由华董接办，直属教育部。
据《宝山县志》记载：1917年，同济医工学堂由华董接管，迁入吴淞中国工学。1918年，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主持下，由教育部拨款，在吴淞购地150亩筹建校舍。1921年竣工后陆续迁入新校舍。
1924年5月20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同济医工学堂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并把这一天定为校庆日。1927年8月，学校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自1917年以后，因为有教育部的直接参与，虞洽卿很少过问学校事务。1924年学校更名后，最早的一批华董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先后退位。虞洽卿为学校的捐款在5位华董中虽然不是最多的，但他为学校付出了巨大精力，对于学校的成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