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国内外对于虞洽卿的研究，无论采用何种体裁，一般都把目光聚焦于他在商海中的沉浮。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几乎离不开“利益”二字。哪怕是他去做慈善，有的人也心存戒备，认为这是虞洽卿为获得更大利益。如果一直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去观察人、分析人，得出的结论当然一定是荒谬的。人性往往是多面的，人生也是多彩的。在虞洽卿的一生中，除了经商办企业和政府打交道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对文化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依附。在很多艺术家的回忆录中，也都谈及当年虞洽卿对于艺术的态度。从清末民初以来，上海作为中国商业之都的地位已经确立，随着人口的增多，马路的扩建，各类人才的集聚，上海已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现在我们所说的“海派文化”就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归纳和总结。“海派文化”的构成，除了方言、风俗外，还包含了表演艺术（如越剧、沪剧、京剧、滑稽剧、各类说唱）、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建筑艺术、装潢艺术、文学艺术等。在虞洽卿看来，各类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有着巨大潜力的产业。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文化产业，其实早在100年之前，虞洽卿就已经意识到文化可以成为一种产业了。在上海有一种家庭的表演形式，叫做“唱堂会”，这原来是大家富商为招待客人而把演艺人员请到家中表演以示热闹和派头的举措，演员演出的酬金也要比在剧场演出多得多。而且举办此类演出活动的人，往往是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有的演员为了寻求靠山，也都乐此不疲。据现有史料记载，虞洽卿的家庭大型演出活动就曾举办过多次。如他的母亲出丧仪式之后，在老家天叙堂就有过此类活动，他的儿子结婚、自己70岁庆寿等，也都少不了热闹的“唱堂会”。在平时，虞洽卿只要有时间，也都会去戏院看戏、看电影。这样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对于调节情绪、减轻压力、增加生活乐趣都有极大的帮助。
首先来说一下京剧海派艺术的领军人物，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年出生的周信芳6岁拜陈长兴为师，7岁登台，1908年入喜连成科班，曾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艺名麒麟童。从1915年至1926年，在上海丹桂第一剧院、更新舞台、大新舞台演出。后来在天蟾舞台演出时遇到了麻烦。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是苏北人，也是上海青帮大亨之一，地位虽然不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但也是一位说一不二的人物。天蟾舞台开张以后，顾竹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请周信芳，因为当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京剧界的一位名伶，他的演出几乎每场都座无虚席，也正是因为周信芳演技超群，被顾竹轩当成了摇钱树。协议签订之后，顾竹轩答应每月分红是3000元大洋。最初的三个月，顾竹轩并未食言，然而从第四个月开始，分红连月递减，理由是戏院的上座率不高，天蟾舞台每月亏损。而周信芳心里明白，这是顾竹轩借口克扣，于是便想找个机会离开。但他不知道，在黑道人物的地面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正所谓“进门容易出门难”。周信芳使出浑身解数，甚至用上了在台上晃腔走调、有意出错的办法，但顾竹轩只是派人向他提出警告，并不答应放他走。这也就是说，他在顾竹轩处不但还要继续唱下去，而且在获利上不会有丝毫改善。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周信芳与人商量，认为对付顾竹轩这种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也就是说要找一位比他地位更高，更有实力的人物才有可能将此事摆平。于是，周信芳想到了黄金荣。虽然不愿意与这些青帮人物为伍，但此时的周信芳别无良策。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红极一时，也不是任何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为了寻求保护，周信芳托人联系了同乡虞洽卿，并希望虞洽卿能帮忙引见。当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京剧界的当红头牌，虞洽卿也多次去看过他的演出，虽未直接与之谋面，但也对周的遭遇早有耳闻。听了来人的说明，虞洽卿当即就表示一定会帮这个忙。几天之后，周信芳来到虞洽卿家，说了自己的想法。虞洽卿对他说，我可以给你引见，但你的事情要彻底解决是需要花一笔钱的。见周信芳面露难色，虞洽卿又说，不如你投个门帖，就算是他的门生，这样既可以省钱，又可以省事，而且今后在上海演出，也会少很多麻烦。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办法，周信芳满口答应。就这样，周信芳虽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成为了黄金荣的门生。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周信芳通过黄金荣的儿媳妇李志清向黄金荣投了门生帖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办法确实有效，后来顾竹轩放出话来，如果周信芳不愿在天蟾舞台演出，可以离开，但条件是不在上海的其他戏院出演。为了能尽快离开天蟾舞台，周信芳答应了这一条件。[1]几年之后，虞洽卿要娶儿媳妇，专门要请周信芳去演出，同去的还有京剧名角赵如泉、袁世海等，这给了周重返上海舞台的机会。
据《袁世海回忆录》记载，到虞洽卿家唱堂会时，他虽已满师出科，但还只是一个配角演员，如《战长沙》中，周信芳饰黄忠，赵如泉饰关羽，袁世海饰的是魏延，纯属配角。尽管如此，这次演出对于袁世海来说还是感触良深。当时的赵如泉已经五十多岁，而且唱念做打，文武齐备，无所不精，但就是挂不了头牌。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关键的一条就是缺乏靠山。据说梅兰芳在成名之后，到上海演出时，开场前先要让人扛出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一代名伶”四个字，这块牌匾的落款是虞洽卿，也就是说他在上海的靠山是鼎鼎大名的虞洽卿，此牌一出，上海滩上的那些拆白党、小混混便再也不敢捣乱，这一方面说明上海艺人谋生的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虞洽卿在上海的声望。当然也有的艺人为出人头地，需要大力的宣传和包装，这也是他们投靠到名人门下的重要因素，而唱堂会正好为他们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袁世海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这次唱堂会是“一炮走红，不虞而誉”。由此可见虞洽卿对京剧和对演员的提携保护。
虞洽卿在上海有着非常好的口碑，这除了他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热心慈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海派艺术的发展和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位于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四楼专门辟为展厅，供书画家陈列展览其作品，从中发现和推出书画家的作品，使这些书画家从此为社会所认识，走上成名之路。张大千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上海弘扬中国传统艺术，并最终使中国书画走出国门的首推盛宣怀。早在乾隆嘉庆时期，时任上海兵备道的李延敬就提倡风雅，凡诗、书、画有一技之长者，都会请到他的平远山房内做探讨交流。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在豫园内已有得月楼、飞丹阁等茶楼雅室为文人游憩临池之所。盛宣怀于1900年专门创设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除了供书画家交流之外，还负有切磋技艺、定出润格、鉴赏评估、陈列展览、对客挥毫等功能，这使得一大批艺术家有了一个活动的场所。为防止滥竽充数，盛宣怀还设定了入会办法，凡要求加入者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办妥手续后方能成为会员。这虽然不失为文人交流会面的一个场所，却为艺术与民众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篱笆。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出道之人，更为森严壁垒，可望而不可即。
虞洽卿不愧是目光独特，经营理财的顶级高手，他发现无论是盛宣怀创办的金石书画会，还是后来王一亭创办的上海书画研究会等，最大的问题是只能内部交流交易，没有走向市场，使这一本来可以蓬勃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书画市场一直处于封闭运作的状态。为了使艺术品与收藏家直接见面，他提出了书画展应有民众参观，并且公开买卖的主张。于是，他借助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优越地理位置，开始筹划书画家的个人作品展或联展。在这里首次举办画展的有关良、唐云、陶冷月、王个簃、邵洛羊、陈抱一、许敦谷等众多名家。从1924起到1941年虞洽卿离开上海的几十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书画展举办。这些展览的举办都是免费的，但对于卖出的作品，则要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这笔钱主要用于同乡会的日常开支。这样一来，书画家借助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势力和影响、虞洽卿个人的地位和声望，可以抬高他们的身份，同时通过作品的出售，使那些靠卖画为生的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一时间参展者预约不断，参观者熙熙攘攘，成为了上海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张大千出生于1899年，四川内江人。1918年，因从小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过世，到宁波天童寺出家做和尚，三个月后还俗来到上海。张大千是个仿画高手，到上海后就经常仿制石涛的作品并以高价出售，以此来维持生计。但上海滩高手如云，张大千的仿品还是被一位年轻的女子识破，此人就是后来成为张大千红颜知己的宁波小港李家的李秋君。
据说当年李家人花50元大洋买回一幅石涛的作品，但李秋君看到后却说：这是一幅仿制品，不过，这个仿制者却是天分极高，将来会有大成就。当年的李秋君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因为患有肺病，所以一直没有出嫁。李秋君在家跟随其兄长学画，长进极快，又精通诗文琴棋，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女。李家人为了寻找这个做假者，也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最后终于找到。张大千对李家也是早有所闻，尤其是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使张大千十分感动。当张大千得知对方来意后，为表诚心，当场拿出50元大洋予以退还。但李家人却并没有收下，他们是想看一看这位造假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一看张大千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就认为李秋君的眼光确实不错，这50元大洋也就作为了见面礼。不过，此时的张大千还不知道做假被识破是由于李秋君超群的鉴赏能力。[2]1922年的一天，曾为虞洽卿书写“天叙堂”的大书法家李瑞清做东，请张大千和李秋君同往。在李瑞清的这次宴会上，张大千第一次认识了李秋君，并称李为“师傅”。因为张大千的做假水平除了他本人以外，上海滩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辨识，想不到如此一位弱不禁风的女子竟然能慧眼独具，这确实令张大千钦佩不已。从1922年到1949年张大千到海外定居的二十余年中，张大千虽然没有和李秋君结婚，但两人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特别是李秋君对张大千在上海的生活上的照顾，心灵上的慰藉，使张大千终生难忘。
在李秋君的大哥李祖韩的大力支持下，张大千搬到了位于石门二路的李宅居住，并且专门辟出一间作为张大千的画室。张大千在李家人的帮助下，画技日趋成熟。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张大千于1931年赴敦煌写生。虽然因此使他蒙受“古文化破坏者”的不白之冤，但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画界不可替代的地位。徐悲鸿看了张大千的写生画后，连连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就连毕加索看到张大千的作品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在东方”。1925年，在李祖韩的全力推荐下，张大千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馆内举行了首次个人画展。对于这次画展的先后经过，张大千后来曾经这样评说：“我不分画别，每张画一律定价二十银洋。而且订购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律以编号来抽签决定，各凭运气。..大概头一年的秋英会大家公认我还小有名气，第一次画展的一百张画完全卖光了。”应该说，二十银元一幅画的价格，在当时的上海滩上是最高的，而奇怪的是还被参观者抢购一空。这其中除了张大千画的本身质量外，还应当归功于李氏兄弟的鼎力相助，虞洽卿对他的关照和捧场。
虞洽卿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还体现在对家庭的环境设计和摆设上。
2005年7月，南京东南大学的贺云翱、廖望春、万娇、沈如春等人曾经采访过紫砂艺术大师蒋蓉，她曾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在虞洽卿家中担任花盆设计师。
蒋蓉出生于1919年，是江苏宜兴川埠镇潜洛六庄村人，她的祖辈父辈均从事陶艺制作，堪称陶艺世家。蒋蓉从11岁起就跟随父母学习制陶，从小就与陶艺结下了不解之缘。20岁那年，蒋蓉被戴国宝带到上海，向伯父蒋宏高学习仿古陶制作技艺。戴国宝在上海开有一家铁画紫砂古玩店，他让人仿制古代的紫砂壶，然后再打上时大彬、陈鸣远、杨彭年等古代名学的印章出售，这种紫砂器要比一般的器物在价格上高出好几倍。对于这种刻板的仿制，蒋蓉感到没有兴趣，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于1941年应聘到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任工艺辅导。在这个公司里，让蒋蓉了解到陶瓷制作的全套工艺流程，更令她感到满足的是工资每月有30元大洋，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了。到了1943年时，由于公司的老板替汪伪政府做事，蒋蓉得知他变节成为汉奸后，愤然离去。回到老家，为了找一份工作，她去丁蜀镇上的紫砂店老板华荫堂处，希望能到他的作坊工作。但因为战争原因，华荫堂的几处龙窑都已停烧，所以也就不需要增加人手。但华荫堂不仅是老板，也是一位制陶高手和收藏家，他拿出一把收藏的花器让蒋蓉欣赏，并鼓励她今后可以多面发展，不但制作光器，还应当在制作花器上下功夫。所谓光器，就是壶、盆、罐等以实用性为主的器物，讲究的是线条流畅简洁，造型朴素大方。而花器则是模仿自然物体形态的紫砂器物，既有实用性更具有艺术性。华荫堂所藏的花器是杨凤年的代表作“风卷葵壶”。这让年轻的蒋蓉大开眼界。从此以后，她就走上了花器创作的艺术道路。
为了维持生活，蒋蓉在宜兴县城开了一家宏生紫砂店。1944年，她的店里来了一位大老板，看到她的作品后，就推荐她到上海虞洽卿家中担任花盆设计师，此人就是范敬堂，电视剧《范家大院》中范老太爷的原型。
蒋蓉到上海虞宅，是位于协庆路上的一处法式园林建筑，里面有大小房间几十间，外面是一座花园。当时虞洽卿在重庆，家里的事务都由管家打理。据蒋蓉回忆，虞洽卿曾告家人，抗日胜利后想回家养花种草，安享和平生活，于是让管家请来蒋蓉。她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设计花园内摆设的各种盆景，其余还有6个工人做她的下手，根据她所绘制的花盆式样，进行制坯、合拢，然后送去烧制。这6个工人虽然只是具体干活，但还是让她学到了大型陶器在拼接、成型上的技巧。这对她后来的陶艺制作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用她自己的话讲，从这6个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由此不难想象，一个真正的工艺大师，都是在吸收了各方之长后，再融入自己的创作灵感，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在虞宅工作9个月，蒋蓉并没有见到虞洽卿，到是见到了三公子虞顺慰。在她的印象中，虞顺慰衣着朴素，话语不多，但对于花盆及其他艺术，有着独到见解，可以说是一位博古通今、无所不晓的青年才俊。后来因为虞洽卿在重庆病逝，一家上下忙于处理后事，更无暇顾及花园的摆设，蒋蓉又回到了家乡。从这段短短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虞洽卿对于艺术的偏好和追求。[3]
蒋蓉在虞家专心致志做了上百只花盆，后来因各种原因，这些花盆竟不知所终。
与虞洽卿交往密切的艺人中，还有两个干女儿。一个是京剧演员金素琴，另一个是豫剧第一代女演员，有着“豫剧梅兰芳”之称的陈素真。
金素琴，原姓郎，满族正黄旗人，有着清王室爱新觉罗氏的血统，1913年出生于杭州。她有个妹妹金素雯小她3岁。金家原是武将出身，但到了她们父亲这一代已经衰落。1920年时，有个跑码头唱戏的刘斌昆在杭州看到姐妹俩，就收为徒弟，从此两人开始了草台班子唱戏生涯。转眼间就过了九年，姐妹俩的演技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于是组建了一个中华京剧团，20世纪30年代进入上海演戏。凭着对戏曲艺术的天赋秉性，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这对姐妹很快在上海滩初露头角。金素琴与章遏云、雪艳琴、新艳秋还被并称为京剧前四大坤伶。抗日战争爆发后，金素琴加入了由欧阳予情、周信芳领导的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平剧组，多次参加抗日救亡义演活动。演出的剧目有《梁红玉》《新玉堂春》《渔夫恨》等。1938年中华京剧团解散，后与王元龙合作，参加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霸王别姬》。抗战结束后，金素琴拜梅兰芳为师，50年代去了香港。
金氏姐妹初到上海时，因为年轻漂亮，自然会招来很多追捧者在这些追捧的人当中有公子哥儿，也有帮会人物，如果与这些人合流，或许是一条捷径，出名赚钱也很容易，但对后来的艺术生命和婚姻生活会带来严重影响，况且她们的父亲依旧保留着旗人刚烈剽悍的性格，绝不会允许女儿从事以色相取悦人的勾当。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找个稳当而又不致自身受到伤害的后台靠山就成了必然。虞洽卿曾多次去看过金素琴的演出，无论在扮相、唱腔还是在台步、表演上都还满意。1930年5月虞洽卿在龙山为母亲举行葬礼时，就邀请了金氏姐妹来天叙堂演出。也正是这次机会，让金素琴成了虞洽卿的干女儿。从此以后，金素琴在上海的演出有了保证，就连她的人身安全也因此而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1937年9月，24岁的金素琴和21岁的金素雯在卡尔登剧院演出改良京剧《桃花扇》。这种改良就是将话剧、电影中的一些表演元素融入到京剧表演的程式之中。这是一种大胆且又充满风险的尝试。京剧自从诞生以来，先辈们多在唱腔设计、服装道具上不断改革，但在表演程式上却一直沿袭固有风格。这次金氏姐妹倡导的京剧改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不仅需要过人的胆魄和勇气，更需要对艺术的理解和韧劲。在满场的观众中，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叫鄂三爷的观众，也是旗人的后代，对于京剧的程式和板眼非常熟悉，他坐在观众席上一般不是看戏，而是闭上眼睛听唱腔是否入板入眼，乐队演奏是否走腔跑调，这是北方人的习惯。另一位叫胡治藩，他是浙江实业银行的二号人物，虽然还不到30岁，却是一个出了名的剧评家，又是金素雯的铁杆戏迷兼票友。在演出过程中，观众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表示对改良京剧的认可，这也是海派艺术融会贯通、扬长避短的一个成功例子。可是也有一个人对此并不赞同，虽然他认为改良京剧确有新意，但一场下来他却没有鼓过一次掌，那就是鄂三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鄂三爷和胡治藩已经同时暗恋上金素雯。
胡治藩是一位儒商，他与文化界人士桑弧、夏衍、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十分熟悉，并通过他们约金氏姐妹一起出来吃饭、切磋，给金素雯留下了极好印象。1939年2月5日的一次堂会，演出的是《人面桃花》，金素雯演女主角，胡治藩客串男主角崔护，与金素雯演对手戏，使两人的距离一下子又拉近了许多。但胡治藩是有妻室之人，再加上母亲的反对，使金素雯一直不敢贸然答应这桩婚事。而鄂三爷的追求方法则不同，他采用的是唐伯虎卖身为奴的办法，竟然到金府当起了管家。更为厉害的一招是，他找到金素琴的义父虞洽卿，想通过虞洽卿的撮合使这桩婚事成功。1939年7月的一天，大病初愈的金素雯还在家休养，虞洽卿就亲自登门为鄂三爷提亲。按当时虞洽卿的身份和地位，这件婚事应该是十拿九稳，不成问题，但金素雯已经为胡治藩的诚恳和真心所感动，所以竟顶住了压力，婉言拒绝了义父虞洽卿的提亲。直到1942年的正月初一，在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胡治藩和金素雯终于走到了一起，而此时的虞洽卿已远在重庆。
1945年秋天，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易主，接收者就是胡治藩。不久，胡治藩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业同业公会，他以全票当选为主席。张爱玲曾在她的文章中对大光明电影院有过很多描写，除了她本人对这所一流电影院的独到见解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姑姑张茂渊曾任胡治藩机要秘书达10年之久。1946年，金素雯受邀客串王佐临导演的话剧《夜店》后，田汉又为她的复出作了一番策划。田汉请来了周信芳的大弟子高百岁为她配戏，赵丹、郭沫若、郑君里、朱瑞钧、于伶、夏衍、周瘦鹃、朱凤蔚等在上海的文化名人悉数到场观看，这也成为了抗日胜利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件盛事。1949年的一天，美国娱乐业大鳄米高梅公司（MGM）董事会副主席飞临上海，与胡治藩商谈合作事宜。美国人提出的条件非常优厚，聘请胡治藩为美国八大电影公司联合会在东南亚的总代理，总部设在香港，并已经为他在香港租好了办公室和住宅，薪资丰厚，如果同意，他还可以移民美国，对于遗留在大陆的不动产还可以给予补偿。当时的形势是，淮海战役已经结束，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已在江阴一带集结，解放南京和上海已指日可待。胡治藩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留在大陆，他决心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的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妻子金素雯的全力支持。这就是民族情结。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情结，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商人，总会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4]
虞洽卿的另一个干女儿陈素真是河南开封人，出生于1918年4月30日原名王若瑜。陈素真8岁拜师学艺，10岁登台演出，性格刚烈而坚毅，，对于艺术的追求却是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也就是凭着这种坚韧和执著，使她在十几岁时就成了戏班的台柱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原豫声剧团经理樊粹庭重新组织了一个狮吼剧团，表示要用艺术的声音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原来豫声剧团经常在开封一带演出，由于战争的原因，剧团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河南商丘，在火车站的临时棚内演出。即便当时演出、生活的条件再艰苦，陈素真也是极其认真，从不马虎。她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处空旷地上练功。她在荒草丛中舞刀，在乱坟堆边练枪，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使她很快成了女旦角中文武兼备、做唱俱佳的名角。让她终生难忘的一次演出是在河南睢县的县城。那一天的下午北风怒号，阴云密布，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更为令人惊心的是就在即将开演时，突然传来一阵阵的警报声，日本人的飞机又要前来空袭。已经化好妆的演员一看台下，寥寥无几的观众纷纷离开，只有在中间位置上坐着一个人，此人就是睢县的县长。正当演员们认为这次演出必然取消而准备卸妆时，县长却发话了。他说，为安定人心，体现我们的意志，演出照常进行。就这样，一出《霄壤恨》就在如此环境下开演了。三个多小时的演出，陈素真冻得上下牙直打战，而县长也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这让陈素真非常感动。后来她才知道，县长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树立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重返开封后，剧团里又多了两名女演员，一个叫汤兰香，另一个是只有13岁的小姑娘，那就是后来成为豫剧大师的常香玉。在开封的这段时间里，狮吼剧团出了三名女状元，被人们戏称为“三鼎甲”，她们是“状元”陈素真，“榜眼”司凤英和“探花”常香玉。
1940年秋，狮吼剧团在山寨里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西安，落脚于西安市南苑门的三山戏院。为了能使豫剧在西安一炮打响，樊粹庭作了精心安排，三天时间演出三出抗日剧，第一天是《涤耻血》，第二天《克敌荣归》，第三天是《女贞花》。陈素真在这些戏中担任主演，以她扎实的功底、俊俏的扮相、行云流水般的唱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她又先后上演了《霄壤恨》《凌云志》《伉俪箭》等七出大戏，几乎是演到哪里就红到哪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豫剧皇后”。为了尊重她的劳动，同时也为了鼓励她演出的积极性，樊粹庭决定将收入与她二八分成。这一分配方案使陈素真的钱兜迅速膨胀起来，但她是一个醉心于艺术的人，对于理财则是完全的外行，最后竟让一个叫聂良卿的男旦角与其妻子全部骗走。不过，行骗者也没有好的下场，因为吸食鸦片，行骗得手后逃到兰州，不久饿死于街头。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次经历，按理说陈素真应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可她偏偏是个没有心计之人。1940年冬的一天，樊粹庭对陈素真说有人在福源德饭店请客，要她一起参加。两人来到饭店，一个包厢里面已经有几位年轻军人。这次聚会的策划者是一个叫王怡丹的女人。此人与剧团团长樊粹庭是同乡加同学，原在河南省教育厅任职，丈夫是一名小军官，在胡宗南部队任音乐教官。这是一个工于心计又心狠手辣的女人，她出面请客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自从结识陈素真后，王怡丹百般爱护，千般体贴，使不善交际的陈素真很快解除了戒心。为了达到让丈夫升官的目的，她竟说动了一位姓董的军长，要他纳陈素真为妾。有一天，她又来到了陈素真的住处，一进门就把四件东西放在桌上。陈素真一看，不由吓了一跳。这四件东西是一块金表、一对钻戒、一串珍珠项链和一支金笔。王怡丹说，这是一位军长送给你的，他想娶你。陈素真一听就来了火。碍于情面，她说：我爱唱戏，现在还不想嫁人，如果今后再提这种事，你就别来我的地方。王怡丹见陈素真态度坚决，只好把东西收起。一计不成，她又生一计。先是挑拨陈素真与樊粹庭的关系，说樊粹庭想要控制你，就是想从你身上榨取钱财。还说樊粹庭阴险毒辣，过河拆桥，常香玉在剧团是三七分成，你比常香玉红得多，却只有二八，这就是明摆着看不起你。经过这样的几次游说，使陈素真认为真的找到了一位知心大姐。在身处异乡的环境中，在寂寞难耐的孤独时，有这么一位大姐陪着说说心里话，使陈素真感到很满足。两人的关系到了亲密无间之时，王怡丹又提出把钱藏在屋子里很不安全，应该放在可靠人的身上，或者去换成金条首饰，这样才万无一失。单纯而又不明世事的陈素真果然再次上当，她把所有积蓄都交给了这位貌似热心却阴毒无比的大姐保管。后来在剧团姐妹的提醒下，陈素真向王怡丹去要回存放在她处的钱时，王怡丹说，你的这些钱我都用于做生意了，本来想赚点钱分给你一点，可是没做成，连本钱都没捞回来。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把她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又骗走了。
在西安期间，有一个人让陈素真改变了人生态度，并且懂得了很多道理。这个人就是在福源德饭庄见过的一位军官，名叫汪震。此人是浙江人，字雨辰，当时33岁。
有一天，陈素真一人在屋里坐着，突然闯进来三个人，一个就是团长樊粹庭，一个是剧团经理栾金玉，另一个就是汪震。有了前几次受骗的经历，陈素真对于陌生人变得警惕起来。三人坐下以后，汪震非常坦率地对她说，自己被她的美丽和出众的演技所倾倒，原来一直想占有她，可当他看到陈素真卸妆后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情、不事张扬的朴素后，彻底打消了这种占有欲。面对这位坦诚直率、英俊潇洒的军官，陈素真在心底涌上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暖流。汪震又说道：如果你不嫌弃，咱们就以兄妹相称。樊粹庭和栾金玉也在一旁相劝，说有了这么一位哥哥，今后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有人商量了。这是陈素真生平第一次称呼一个陌生男子为哥哥。第二天，汪震给她送来了文房四宝，教她写字识字，又送来了《朱子家训》《彭公案》等书籍，使陈素真有了学习读书的机会。随着交往的密切，汪震还给她讲述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让这个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去演戏”的小姑娘懂得许多事理，也让陈素真后来的人生旅途受益匪浅。
1941年夏季，虞洽卿因考察滇缅公路运输回程时途经西安，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举行了一次招待宴会。按照原来预定的日程安排，虞洽卿在西安只停留一天，因为蒋介石已经发电报给他，希望他尽快返回重庆，有要事商量。当天晚上，蒋鼎文让虞洽卿看了陈素真演出的《涤耻血》后，虞提出还想再看一场陈素真的戏。看完了第二场演出的《女贞花》后，虞洽卿说想见见陈素真本人。在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的安排下，当天傍晚，就把樊粹庭和陈素真接到了蒋公馆。这是一幢花园式的建筑，大门外的卫兵荷枪实弹，个个庄严肃穆，张钫等人刚下车，士兵们一律立正敬礼。几位穿戴整齐的军官候在门口，把一行人接到了里面的一个庭院。这时，虞洽卿、蒋鼎文以及几位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已候在那里。张钫先介绍了虞洽卿和蒋鼎文，然后又介绍了樊粹庭和陈素真。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台上貌美如仙的名角，此时竟是一头短发，穿的是草绿色服装，不施粉脂，还有几分羞涩和腼腆，活脱脱一个在校读书的穷小子，哪有半点摩登时髦女戏子的影子。现实与在舞台上的强烈反差，让在场的人个个唏嘘不已。
虞洽卿让陈素真坐到了自己的身边，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她的身世及演出情况，然后不无感慨地说，我见过很多艺人，可从来没有像她这样老实，这样简朴，要不是看过她的戏，哪会相信她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演得那样出色。虞洽卿是从内心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他又问：你知道胡蝶吗？她可是我的干女儿。陈素真当然知道上海滩知名的影星胡蝶，她点了点头。但在她心中，对艺人认干爹一直都持反对态度。她认为，艺人就是应该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依靠权势来抬高身价。这当然是她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个艺人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后盾，要想成名称家几乎是天方夜谭。虞洽卿又问她，你是不是想去上海演戏？陈素真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去上海演戏一直是她深埋心底的一个愿望，就是苦于没有机会。虞洽卿又说，你去上海演戏，一切由我来安排。你演的虽然是河南地方戏，但你的演技好，剧情好，唱腔好，表演好，更难能可贵的是你吐字清晰，一字一句都能让人听懂，真是个不可多得的豫剧天才。这番发自内心的话再次让陈素真感到一阵欣喜。蒋鼎文也在一旁说：洽老原来打算在西安只住一天，因为你的精彩演出，又多留了一天。就在此时，有人提议让陈素真认虞洽卿为干爹。陈素真坐在一边微笑不语，她心里充满了矛盾。就在此骑虎难下之际，张钫站起来说，洽老收义女，这是一件大事，不可以如此简单，陈女士晚上还要演戏，现在先要走了，明天下午到我家，咱们隆重地举行一个仪式。就这样陈素真借口要去化妆先行离去。当天夜里，虞洽卿又看了一次陈素真的《凌云志》，第二天就离开西安去了重庆。
时隔不久，陈素真收到了虞洽卿托人捎来的一幅书法，上面写了四个遒劲的大字：艺术超群。这是虞洽卿对陈素真豫剧艺术表演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对于这次认干爹事件，后来还是有人津津乐道。只是因为时局的动荡，两人天各一方，彼此忙于自己的事业，从此未能再次聚首，这实在令人遗憾。
【参考文献和注释】
[1]龙吟.黄金荣之谜.中华传奇，2011（101）.
[2]这段文字根据《神州民俗》2013年3月刊上的一篇《张大千三跪红颜知己》改写。该文将李秋君的父亲说成李茂昌，其实应该是李薇庄（1873-1913）。该文所说张大千与李秋君相识是通过父亲的说法也缺乏根据。
[3]根据贺云翱等人的采访录整理。
[4]参考谢晋筹拍的纪录片《大人家》等文学本。
首先来说一下京剧海派艺术的领军人物，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年出生的周信芳6岁拜陈长兴为师，7岁登台，1908年入喜连成科班，曾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艺名麒麟童。从1915年至1926年，在上海丹桂第一剧院、更新舞台、大新舞台演出。后来在天蟾舞台演出时遇到了麻烦。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是苏北人，也是上海青帮大亨之一，地位虽然不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但也是一位说一不二的人物。天蟾舞台开张以后，顾竹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请周信芳，因为当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京剧界的一位名伶，他的演出几乎每场都座无虚席，也正是因为周信芳演技超群，被顾竹轩当成了摇钱树。协议签订之后，顾竹轩答应每月分红是3000元大洋。最初的三个月，顾竹轩并未食言，然而从第四个月开始，分红连月递减，理由是戏院的上座率不高，天蟾舞台每月亏损。而周信芳心里明白，这是顾竹轩借口克扣，于是便想找个机会离开。但他不知道，在黑道人物的地面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正所谓“进门容易出门难”。周信芳使出浑身解数，甚至用上了在台上晃腔走调、有意出错的办法，但顾竹轩只是派人向他提出警告，并不答应放他走。这也就是说，他在顾竹轩处不但还要继续唱下去，而且在获利上不会有丝毫改善。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周信芳与人商量，认为对付顾竹轩这种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也就是说要找一位比他地位更高，更有实力的人物才有可能将此事摆平。于是，周信芳想到了黄金荣。虽然不愿意与这些青帮人物为伍，但此时的周信芳别无良策。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红极一时，也不是任何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为了寻求保护，周信芳托人联系了同乡虞洽卿，并希望虞洽卿能帮忙引见。当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京剧界的当红头牌，虞洽卿也多次去看过他的演出，虽未直接与之谋面，但也对周的遭遇早有耳闻。听了来人的说明，虞洽卿当即就表示一定会帮这个忙。几天之后，周信芳来到虞洽卿家，说了自己的想法。虞洽卿对他说，我可以给你引见，但你的事情要彻底解决是需要花一笔钱的。见周信芳面露难色，虞洽卿又说，不如你投个门帖，就算是他的门生，这样既可以省钱，又可以省事，而且今后在上海演出，也会少很多麻烦。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办法，周信芳满口答应。就这样，周信芳虽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成为了黄金荣的门生。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周信芳通过黄金荣的儿媳妇李志清向黄金荣投了门生帖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办法确实有效，后来顾竹轩放出话来，如果周信芳不愿在天蟾舞台演出，可以离开，但条件是不在上海的其他戏院出演。为了能尽快离开天蟾舞台，周信芳答应了这一条件。[1]几年之后，虞洽卿要娶儿媳妇，专门要请周信芳去演出，同去的还有京剧名角赵如泉、袁世海等，这给了周重返上海舞台的机会。
据《袁世海回忆录》记载，到虞洽卿家唱堂会时，他虽已满师出科，但还只是一个配角演员，如《战长沙》中，周信芳饰黄忠，赵如泉饰关羽，袁世海饰的是魏延，纯属配角。尽管如此，这次演出对于袁世海来说还是感触良深。当时的赵如泉已经五十多岁，而且唱念做打，文武齐备，无所不精，但就是挂不了头牌。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关键的一条就是缺乏靠山。据说梅兰芳在成名之后，到上海演出时，开场前先要让人扛出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一代名伶”四个字，这块牌匾的落款是虞洽卿，也就是说他在上海的靠山是鼎鼎大名的虞洽卿，此牌一出，上海滩上的那些拆白党、小混混便再也不敢捣乱，这一方面说明上海艺人谋生的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虞洽卿在上海的声望。当然也有的艺人为出人头地，需要大力的宣传和包装，这也是他们投靠到名人门下的重要因素，而唱堂会正好为他们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袁世海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这次唱堂会是“一炮走红，不虞而誉”。由此可见虞洽卿对京剧和对演员的提携保护。
虞洽卿在上海有着非常好的口碑，这除了他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热心慈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海派艺术的发展和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位于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四楼专门辟为展厅，供书画家陈列展览其作品，从中发现和推出书画家的作品，使这些书画家从此为社会所认识，走上成名之路。张大千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上海弘扬中国传统艺术，并最终使中国书画走出国门的首推盛宣怀。早在乾隆嘉庆时期，时任上海兵备道的李延敬就提倡风雅，凡诗、书、画有一技之长者，都会请到他的平远山房内做探讨交流。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在豫园内已有得月楼、飞丹阁等茶楼雅室为文人游憩临池之所。盛宣怀于1900年专门创设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除了供书画家交流之外，还负有切磋技艺、定出润格、鉴赏评估、陈列展览、对客挥毫等功能，这使得一大批艺术家有了一个活动的场所。为防止滥竽充数，盛宣怀还设定了入会办法，凡要求加入者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办妥手续后方能成为会员。这虽然不失为文人交流会面的一个场所，却为艺术与民众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篱笆。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出道之人，更为森严壁垒，可望而不可即。
虞洽卿不愧是目光独特，经营理财的顶级高手，他发现无论是盛宣怀创办的金石书画会，还是后来王一亭创办的上海书画研究会等，最大的问题是只能内部交流交易，没有走向市场，使这一本来可以蓬勃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书画市场一直处于封闭运作的状态。为了使艺术品与收藏家直接见面，他提出了书画展应有民众参观，并且公开买卖的主张。于是，他借助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优越地理位置，开始筹划书画家的个人作品展或联展。在这里首次举办画展的有关良、唐云、陶冷月、王个簃、邵洛羊、陈抱一、许敦谷等众多名家。从1924起到1941年虞洽卿离开上海的几十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书画展举办。这些展览的举办都是免费的，但对于卖出的作品，则要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这笔钱主要用于同乡会的日常开支。这样一来，书画家借助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势力和影响、虞洽卿个人的地位和声望，可以抬高他们的身份，同时通过作品的出售，使那些靠卖画为生的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一时间参展者预约不断，参观者熙熙攘攘，成为了上海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张大千出生于1899年，四川内江人。1918年，因从小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过世，到宁波天童寺出家做和尚，三个月后还俗来到上海。张大千是个仿画高手，到上海后就经常仿制石涛的作品并以高价出售，以此来维持生计。但上海滩高手如云，张大千的仿品还是被一位年轻的女子识破，此人就是后来成为张大千红颜知己的宁波小港李家的李秋君。
据说当年李家人花50元大洋买回一幅石涛的作品，但李秋君看到后却说：这是一幅仿制品，不过，这个仿制者却是天分极高，将来会有大成就。当年的李秋君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因为患有肺病，所以一直没有出嫁。李秋君在家跟随其兄长学画，长进极快，又精通诗文琴棋，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女。李家人为了寻找这个做假者，也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最后终于找到。张大千对李家也是早有所闻，尤其是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使张大千十分感动。当张大千得知对方来意后，为表诚心，当场拿出50元大洋予以退还。但李家人却并没有收下，他们是想看一看这位造假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一看张大千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就认为李秋君的眼光确实不错，这50元大洋也就作为了见面礼。不过，此时的张大千还不知道做假被识破是由于李秋君超群的鉴赏能力。[2]1922年的一天，曾为虞洽卿书写“天叙堂”的大书法家李瑞清做东，请张大千和李秋君同往。在李瑞清的这次宴会上，张大千第一次认识了李秋君，并称李为“师傅”。因为张大千的做假水平除了他本人以外，上海滩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辨识，想不到如此一位弱不禁风的女子竟然能慧眼独具，这确实令张大千钦佩不已。从1922年到1949年张大千到海外定居的二十余年中，张大千虽然没有和李秋君结婚，但两人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特别是李秋君对张大千在上海的生活上的照顾，心灵上的慰藉，使张大千终生难忘。
在李秋君的大哥李祖韩的大力支持下，张大千搬到了位于石门二路的李宅居住，并且专门辟出一间作为张大千的画室。张大千在李家人的帮助下，画技日趋成熟。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张大千于1931年赴敦煌写生。虽然因此使他蒙受“古文化破坏者”的不白之冤，但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画界不可替代的地位。徐悲鸿看了张大千的写生画后，连连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就连毕加索看到张大千的作品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在东方”。1925年，在李祖韩的全力推荐下，张大千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馆内举行了首次个人画展。对于这次画展的先后经过，张大千后来曾经这样评说：“我不分画别，每张画一律定价二十银洋。而且订购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律以编号来抽签决定，各凭运气。..大概头一年的秋英会大家公认我还小有名气，第一次画展的一百张画完全卖光了。”应该说，二十银元一幅画的价格，在当时的上海滩上是最高的，而奇怪的是还被参观者抢购一空。这其中除了张大千画的本身质量外，还应当归功于李氏兄弟的鼎力相助，虞洽卿对他的关照和捧场。
虞洽卿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还体现在对家庭的环境设计和摆设上。
2005年7月，南京东南大学的贺云翱、廖望春、万娇、沈如春等人曾经采访过紫砂艺术大师蒋蓉，她曾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在虞洽卿家中担任花盆设计师。
蒋蓉出生于1919年，是江苏宜兴川埠镇潜洛六庄村人，她的祖辈父辈均从事陶艺制作，堪称陶艺世家。蒋蓉从11岁起就跟随父母学习制陶，从小就与陶艺结下了不解之缘。20岁那年，蒋蓉被戴国宝带到上海，向伯父蒋宏高学习仿古陶制作技艺。戴国宝在上海开有一家铁画紫砂古玩店，他让人仿制古代的紫砂壶，然后再打上时大彬、陈鸣远、杨彭年等古代名学的印章出售，这种紫砂器要比一般的器物在价格上高出好几倍。对于这种刻板的仿制，蒋蓉感到没有兴趣，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于1941年应聘到上海标准陶瓷公司任工艺辅导。在这个公司里，让蒋蓉了解到陶瓷制作的全套工艺流程，更令她感到满足的是工资每月有30元大洋，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了。到了1943年时，由于公司的老板替汪伪政府做事，蒋蓉得知他变节成为汉奸后，愤然离去。回到老家，为了找一份工作，她去丁蜀镇上的紫砂店老板华荫堂处，希望能到他的作坊工作。但因为战争原因，华荫堂的几处龙窑都已停烧，所以也就不需要增加人手。但华荫堂不仅是老板，也是一位制陶高手和收藏家，他拿出一把收藏的花器让蒋蓉欣赏，并鼓励她今后可以多面发展，不但制作光器，还应当在制作花器上下功夫。所谓光器，就是壶、盆、罐等以实用性为主的器物，讲究的是线条流畅简洁，造型朴素大方。而花器则是模仿自然物体形态的紫砂器物，既有实用性更具有艺术性。华荫堂所藏的花器是杨凤年的代表作“风卷葵壶”。这让年轻的蒋蓉大开眼界。从此以后，她就走上了花器创作的艺术道路。
为了维持生活，蒋蓉在宜兴县城开了一家宏生紫砂店。1944年，她的店里来了一位大老板，看到她的作品后，就推荐她到上海虞洽卿家中担任花盆设计师，此人就是范敬堂，电视剧《范家大院》中范老太爷的原型。
蒋蓉到上海虞宅，是位于协庆路上的一处法式园林建筑，里面有大小房间几十间，外面是一座花园。当时虞洽卿在重庆，家里的事务都由管家打理。据蒋蓉回忆，虞洽卿曾告家人，抗日胜利后想回家养花种草，安享和平生活，于是让管家请来蒋蓉。她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设计花园内摆设的各种盆景，其余还有6个工人做她的下手，根据她所绘制的花盆式样，进行制坯、合拢，然后送去烧制。这6个工人虽然只是具体干活，但还是让她学到了大型陶器在拼接、成型上的技巧。这对她后来的陶艺制作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用她自己的话讲，从这6个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由此不难想象，一个真正的工艺大师，都是在吸收了各方之长后，再融入自己的创作灵感，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在虞宅工作9个月，蒋蓉并没有见到虞洽卿，到是见到了三公子虞顺慰。在她的印象中，虞顺慰衣着朴素，话语不多，但对于花盆及其他艺术，有着独到见解，可以说是一位博古通今、无所不晓的青年才俊。后来因为虞洽卿在重庆病逝，一家上下忙于处理后事，更无暇顾及花园的摆设，蒋蓉又回到了家乡。从这段短短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虞洽卿对于艺术的偏好和追求。[3]
蒋蓉在虞家专心致志做了上百只花盆，后来因各种原因，这些花盆竟不知所终。
与虞洽卿交往密切的艺人中，还有两个干女儿。一个是京剧演员金素琴，另一个是豫剧第一代女演员，有着“豫剧梅兰芳”之称的陈素真。
金素琴，原姓郎，满族正黄旗人，有着清王室爱新觉罗氏的血统，1913年出生于杭州。她有个妹妹金素雯小她3岁。金家原是武将出身，但到了她们父亲这一代已经衰落。1920年时，有个跑码头唱戏的刘斌昆在杭州看到姐妹俩，就收为徒弟，从此两人开始了草台班子唱戏生涯。转眼间就过了九年，姐妹俩的演技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于是组建了一个中华京剧团，20世纪30年代进入上海演戏。凭着对戏曲艺术的天赋秉性，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这对姐妹很快在上海滩初露头角。金素琴与章遏云、雪艳琴、新艳秋还被并称为京剧前四大坤伶。抗日战争爆发后，金素琴加入了由欧阳予情、周信芳领导的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平剧组，多次参加抗日救亡义演活动。演出的剧目有《梁红玉》《新玉堂春》《渔夫恨》等。1938年中华京剧团解散，后与王元龙合作，参加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霸王别姬》。抗战结束后，金素琴拜梅兰芳为师，50年代去了香港。
金氏姐妹初到上海时，因为年轻漂亮，自然会招来很多追捧者在这些追捧的人当中有公子哥儿，也有帮会人物，如果与这些人合流，或许是一条捷径，出名赚钱也很容易，但对后来的艺术生命和婚姻生活会带来严重影响，况且她们的父亲依旧保留着旗人刚烈剽悍的性格，绝不会允许女儿从事以色相取悦人的勾当。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找个稳当而又不致自身受到伤害的后台靠山就成了必然。虞洽卿曾多次去看过金素琴的演出，无论在扮相、唱腔还是在台步、表演上都还满意。1930年5月虞洽卿在龙山为母亲举行葬礼时，就邀请了金氏姐妹来天叙堂演出。也正是这次机会，让金素琴成了虞洽卿的干女儿。从此以后，金素琴在上海的演出有了保证，就连她的人身安全也因此而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1937年9月，24岁的金素琴和21岁的金素雯在卡尔登剧院演出改良京剧《桃花扇》。这种改良就是将话剧、电影中的一些表演元素融入到京剧表演的程式之中。这是一种大胆且又充满风险的尝试。京剧自从诞生以来，先辈们多在唱腔设计、服装道具上不断改革，但在表演程式上却一直沿袭固有风格。这次金氏姐妹倡导的京剧改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不仅需要过人的胆魄和勇气，更需要对艺术的理解和韧劲。在满场的观众中，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叫鄂三爷的观众，也是旗人的后代，对于京剧的程式和板眼非常熟悉，他坐在观众席上一般不是看戏，而是闭上眼睛听唱腔是否入板入眼，乐队演奏是否走腔跑调，这是北方人的习惯。另一位叫胡治藩，他是浙江实业银行的二号人物，虽然还不到30岁，却是一个出了名的剧评家，又是金素雯的铁杆戏迷兼票友。在演出过程中，观众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表示对改良京剧的认可，这也是海派艺术融会贯通、扬长避短的一个成功例子。可是也有一个人对此并不赞同，虽然他认为改良京剧确有新意，但一场下来他却没有鼓过一次掌，那就是鄂三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鄂三爷和胡治藩已经同时暗恋上金素雯。
胡治藩是一位儒商，他与文化界人士桑弧、夏衍、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十分熟悉，并通过他们约金氏姐妹一起出来吃饭、切磋，给金素雯留下了极好印象。1939年2月5日的一次堂会，演出的是《人面桃花》，金素雯演女主角，胡治藩客串男主角崔护，与金素雯演对手戏，使两人的距离一下子又拉近了许多。但胡治藩是有妻室之人，再加上母亲的反对，使金素雯一直不敢贸然答应这桩婚事。而鄂三爷的追求方法则不同，他采用的是唐伯虎卖身为奴的办法，竟然到金府当起了管家。更为厉害的一招是，他找到金素琴的义父虞洽卿，想通过虞洽卿的撮合使这桩婚事成功。1939年7月的一天，大病初愈的金素雯还在家休养，虞洽卿就亲自登门为鄂三爷提亲。按当时虞洽卿的身份和地位，这件婚事应该是十拿九稳，不成问题，但金素雯已经为胡治藩的诚恳和真心所感动，所以竟顶住了压力，婉言拒绝了义父虞洽卿的提亲。直到1942年的正月初一，在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胡治藩和金素雯终于走到了一起，而此时的虞洽卿已远在重庆。
1945年秋天，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易主，接收者就是胡治藩。不久，胡治藩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业同业公会，他以全票当选为主席。张爱玲曾在她的文章中对大光明电影院有过很多描写，除了她本人对这所一流电影院的独到见解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姑姑张茂渊曾任胡治藩机要秘书达10年之久。1946年，金素雯受邀客串王佐临导演的话剧《夜店》后，田汉又为她的复出作了一番策划。田汉请来了周信芳的大弟子高百岁为她配戏，赵丹、郭沫若、郑君里、朱瑞钧、于伶、夏衍、周瘦鹃、朱凤蔚等在上海的文化名人悉数到场观看，这也成为了抗日胜利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件盛事。1949年的一天，美国娱乐业大鳄米高梅公司（MGM）董事会副主席飞临上海，与胡治藩商谈合作事宜。美国人提出的条件非常优厚，聘请胡治藩为美国八大电影公司联合会在东南亚的总代理，总部设在香港，并已经为他在香港租好了办公室和住宅，薪资丰厚，如果同意，他还可以移民美国，对于遗留在大陆的不动产还可以给予补偿。当时的形势是，淮海战役已经结束，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已在江阴一带集结，解放南京和上海已指日可待。胡治藩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留在大陆，他决心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的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妻子金素雯的全力支持。这就是民族情结。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情结，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商人，总会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4]
虞洽卿的另一个干女儿陈素真是河南开封人，出生于1918年4月30日原名王若瑜。陈素真8岁拜师学艺，10岁登台演出，性格刚烈而坚毅，，对于艺术的追求却是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也就是凭着这种坚韧和执著，使她在十几岁时就成了戏班的台柱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原豫声剧团经理樊粹庭重新组织了一个狮吼剧团，表示要用艺术的声音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原来豫声剧团经常在开封一带演出，由于战争的原因，剧团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河南商丘，在火车站的临时棚内演出。即便当时演出、生活的条件再艰苦，陈素真也是极其认真，从不马虎。她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到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处空旷地上练功。她在荒草丛中舞刀，在乱坟堆边练枪，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使她很快成了女旦角中文武兼备、做唱俱佳的名角。让她终生难忘的一次演出是在河南睢县的县城。那一天的下午北风怒号，阴云密布，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更为令人惊心的是就在即将开演时，突然传来一阵阵的警报声，日本人的飞机又要前来空袭。已经化好妆的演员一看台下，寥寥无几的观众纷纷离开，只有在中间位置上坐着一个人，此人就是睢县的县长。正当演员们认为这次演出必然取消而准备卸妆时，县长却发话了。他说，为安定人心，体现我们的意志，演出照常进行。就这样，一出《霄壤恨》就在如此环境下开演了。三个多小时的演出，陈素真冻得上下牙直打战，而县长也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这让陈素真非常感动。后来她才知道，县长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树立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重返开封后，剧团里又多了两名女演员，一个叫汤兰香，另一个是只有13岁的小姑娘，那就是后来成为豫剧大师的常香玉。在开封的这段时间里，狮吼剧团出了三名女状元，被人们戏称为“三鼎甲”，她们是“状元”陈素真，“榜眼”司凤英和“探花”常香玉。
1940年秋，狮吼剧团在山寨里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西安，落脚于西安市南苑门的三山戏院。为了能使豫剧在西安一炮打响，樊粹庭作了精心安排，三天时间演出三出抗日剧，第一天是《涤耻血》，第二天《克敌荣归》，第三天是《女贞花》。陈素真在这些戏中担任主演，以她扎实的功底、俊俏的扮相、行云流水般的唱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她又先后上演了《霄壤恨》《凌云志》《伉俪箭》等七出大戏，几乎是演到哪里就红到哪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豫剧皇后”。为了尊重她的劳动，同时也为了鼓励她演出的积极性，樊粹庭决定将收入与她二八分成。这一分配方案使陈素真的钱兜迅速膨胀起来，但她是一个醉心于艺术的人，对于理财则是完全的外行，最后竟让一个叫聂良卿的男旦角与其妻子全部骗走。不过，行骗者也没有好的下场，因为吸食鸦片，行骗得手后逃到兰州，不久饿死于街头。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次经历，按理说陈素真应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可她偏偏是个没有心计之人。1940年冬的一天，樊粹庭对陈素真说有人在福源德饭店请客，要她一起参加。两人来到饭店，一个包厢里面已经有几位年轻军人。这次聚会的策划者是一个叫王怡丹的女人。此人与剧团团长樊粹庭是同乡加同学，原在河南省教育厅任职，丈夫是一名小军官，在胡宗南部队任音乐教官。这是一个工于心计又心狠手辣的女人，她出面请客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自从结识陈素真后，王怡丹百般爱护，千般体贴，使不善交际的陈素真很快解除了戒心。为了达到让丈夫升官的目的，她竟说动了一位姓董的军长，要他纳陈素真为妾。有一天，她又来到了陈素真的住处，一进门就把四件东西放在桌上。陈素真一看，不由吓了一跳。这四件东西是一块金表、一对钻戒、一串珍珠项链和一支金笔。王怡丹说，这是一位军长送给你的，他想娶你。陈素真一听就来了火。碍于情面，她说：我爱唱戏，现在还不想嫁人，如果今后再提这种事，你就别来我的地方。王怡丹见陈素真态度坚决，只好把东西收起。一计不成，她又生一计。先是挑拨陈素真与樊粹庭的关系，说樊粹庭想要控制你，就是想从你身上榨取钱财。还说樊粹庭阴险毒辣，过河拆桥，常香玉在剧团是三七分成，你比常香玉红得多，却只有二八，这就是明摆着看不起你。经过这样的几次游说，使陈素真认为真的找到了一位知心大姐。在身处异乡的环境中，在寂寞难耐的孤独时，有这么一位大姐陪着说说心里话，使陈素真感到很满足。两人的关系到了亲密无间之时，王怡丹又提出把钱藏在屋子里很不安全，应该放在可靠人的身上，或者去换成金条首饰，这样才万无一失。单纯而又不明世事的陈素真果然再次上当，她把所有积蓄都交给了这位貌似热心却阴毒无比的大姐保管。后来在剧团姐妹的提醒下，陈素真向王怡丹去要回存放在她处的钱时，王怡丹说，你的这些钱我都用于做生意了，本来想赚点钱分给你一点，可是没做成，连本钱都没捞回来。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把她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又骗走了。
在西安期间，有一个人让陈素真改变了人生态度，并且懂得了很多道理。这个人就是在福源德饭庄见过的一位军官，名叫汪震。此人是浙江人，字雨辰，当时33岁。
有一天，陈素真一人在屋里坐着，突然闯进来三个人，一个就是团长樊粹庭，一个是剧团经理栾金玉，另一个就是汪震。有了前几次受骗的经历，陈素真对于陌生人变得警惕起来。三人坐下以后，汪震非常坦率地对她说，自己被她的美丽和出众的演技所倾倒，原来一直想占有她，可当他看到陈素真卸妆后那种天真无邪的神情、不事张扬的朴素后，彻底打消了这种占有欲。面对这位坦诚直率、英俊潇洒的军官，陈素真在心底涌上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暖流。汪震又说道：如果你不嫌弃，咱们就以兄妹相称。樊粹庭和栾金玉也在一旁相劝，说有了这么一位哥哥，今后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有人商量了。这是陈素真生平第一次称呼一个陌生男子为哥哥。第二天，汪震给她送来了文房四宝，教她写字识字，又送来了《朱子家训》《彭公案》等书籍，使陈素真有了学习读书的机会。随着交往的密切，汪震还给她讲述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让这个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去演戏”的小姑娘懂得许多事理，也让陈素真后来的人生旅途受益匪浅。
1941年夏季，虞洽卿因考察滇缅公路运输回程时途经西安，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举行了一次招待宴会。按照原来预定的日程安排，虞洽卿在西安只停留一天，因为蒋介石已经发电报给他，希望他尽快返回重庆，有要事商量。当天晚上，蒋鼎文让虞洽卿看了陈素真演出的《涤耻血》后，虞提出还想再看一场陈素真的戏。看完了第二场演出的《女贞花》后，虞洽卿说想见见陈素真本人。在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的安排下，当天傍晚，就把樊粹庭和陈素真接到了蒋公馆。这是一幢花园式的建筑，大门外的卫兵荷枪实弹，个个庄严肃穆，张钫等人刚下车，士兵们一律立正敬礼。几位穿戴整齐的军官候在门口，把一行人接到了里面的一个庭院。这时，虞洽卿、蒋鼎文以及几位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已候在那里。张钫先介绍了虞洽卿和蒋鼎文，然后又介绍了樊粹庭和陈素真。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台上貌美如仙的名角，此时竟是一头短发，穿的是草绿色服装，不施粉脂，还有几分羞涩和腼腆，活脱脱一个在校读书的穷小子，哪有半点摩登时髦女戏子的影子。现实与在舞台上的强烈反差，让在场的人个个唏嘘不已。
虞洽卿让陈素真坐到了自己的身边，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她的身世及演出情况，然后不无感慨地说，我见过很多艺人，可从来没有像她这样老实，这样简朴，要不是看过她的戏，哪会相信她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演得那样出色。虞洽卿是从内心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他又问：你知道胡蝶吗？她可是我的干女儿。陈素真当然知道上海滩知名的影星胡蝶，她点了点头。但在她心中，对艺人认干爹一直都持反对态度。她认为，艺人就是应该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依靠权势来抬高身价。这当然是她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个艺人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后盾，要想成名称家几乎是天方夜谭。虞洽卿又问她，你是不是想去上海演戏？陈素真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去上海演戏一直是她深埋心底的一个愿望，就是苦于没有机会。虞洽卿又说，你去上海演戏，一切由我来安排。你演的虽然是河南地方戏，但你的演技好，剧情好，唱腔好，表演好，更难能可贵的是你吐字清晰，一字一句都能让人听懂，真是个不可多得的豫剧天才。这番发自内心的话再次让陈素真感到一阵欣喜。蒋鼎文也在一旁说：洽老原来打算在西安只住一天，因为你的精彩演出，又多留了一天。就在此时，有人提议让陈素真认虞洽卿为干爹。陈素真坐在一边微笑不语，她心里充满了矛盾。就在此骑虎难下之际，张钫站起来说，洽老收义女，这是一件大事，不可以如此简单，陈女士晚上还要演戏，现在先要走了，明天下午到我家，咱们隆重地举行一个仪式。就这样陈素真借口要去化妆先行离去。当天夜里，虞洽卿又看了一次陈素真的《凌云志》，第二天就离开西安去了重庆。
时隔不久，陈素真收到了虞洽卿托人捎来的一幅书法，上面写了四个遒劲的大字：艺术超群。这是虞洽卿对陈素真豫剧艺术表演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对于这次认干爹事件，后来还是有人津津乐道。只是因为时局的动荡，两人天各一方，彼此忙于自己的事业，从此未能再次聚首，这实在令人遗憾。
【参考文献和注释】
[1]龙吟.黄金荣之谜.中华传奇，2011（101）.
[2]这段文字根据《神州民俗》2013年3月刊上的一篇《张大千三跪红颜知己》改写。该文将李秋君的父亲说成李茂昌，其实应该是李薇庄（1873-1913）。该文所说张大千与李秋君相识是通过父亲的说法也缺乏根据。
[3]根据贺云翱等人的采访录整理。
[4]参考谢晋筹拍的纪录片《大人家》等文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