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虞洽卿能够在上海滩纵横并风生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离不开同乡陈邦瑞的提携。可以说陈邦瑞是虞洽卿的伯乐，也是“宁波帮”形成的幕后推手。
陈邦瑞，字辑侯，号瑶圃，慈溪市掌起桥陈家人，1855年出生于杭州。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举，次年（1876年）丙子恩科联捷中第二甲第62名，赐进士出身。陈邦瑞先在翰林院供职，后任内阁中书，不久即调任户部左侍郎。其间，曾出任江苏、安徽两省赈务大臣，为朝廷发放赈灾粮食。由于办事干练、秉公无私，受慈禧太后赏识，后又调吏部左侍郎。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朝政府为改革旧制，对各部大臣重新进行了调整，次年公布举袁世凯为国务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赵秉均为民政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严修为度支部大臣（此部即为户部分设，一名巡警部，一名度支部，巡警部后改内务部，度支部后改财政部），杨士琦为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各部均配置副大臣，陈邦瑞又被调回同为慈溪人严修手下，任度支部右侍郎，并兼弼德院顾问大臣之职。
陈邦瑞不但办事公道，不徇私情，且对慈善事业和实业振兴都是不遗余力。1906年1月，虞洽卿随南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回来之后即向朝廷提出要创办银行的要求。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虞洽卿就去主管银行审批工作的陈邦瑞处拜访。就在前一年，中国第一家以官方名义创办的大清银行已经在北京开张。当时这家银行的开办为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接着，又有王一亭、沈缦云等创办的信成银行、汤寿潜等创办的浙商银行相继在上海和杭州开业。但信成银行和浙商银行开办的时间都不长，虞洽卿创办的四明银行直至1935年在国民政府金融改革中才被迫关闭。
对于虞洽卿提出创办四明银行的要求，陈邦瑞表示全力支持。因为当时度支部的职能就是管理和审批全国的财政、税收、金融和民政方面，虽然最后定夺在慈禧太后手中，但度支部的上报和推荐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为尽快下达批文，在陈邦瑞的全力运作下，呈报文件很快就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案头。然而，这位老佛爷最关心的是时局安危和大臣忠诚，对于银行的作用如何，她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这份开办银行的报告从递交到批准，先后长达一年有余，这其中还有陈邦瑞的暗中助力，由此可见清朝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对新事物的态度。
陈邦瑞为虞洽卿牵线搭桥的另一件事是宁绍公司购买轮船。当时的福建马尾造船厂是中国唯一能够制造小型轮船的工厂，而这家工厂的隶属关系却在海军部。虞洽卿为了和海军大臣萨镇冰搭上关系，委托陈邦瑞从中牵线。陈邦瑞与萨镇冰同朝为官，关系不错，受虞洽卿之托，陈邦瑞专门向萨镇冰介绍了虞洽卿等人准备创办轮船公司的情况，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萨镇冰的祖上为突厥部落色目人，元代时因经略吐蕃有功，被元世祖赐姓萨。到了元代晚期，有一支迁往福建，为福建的八大家族之一，到萨镇冰时已是第十六世。
萨镇冰生于1859年，11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1876年去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880年回国。回来后先在“澄庆”舰上任大副，一年后到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后又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萨镇冰素怀爱国之心，曾痛斥议和大臣们出售五大舰船、撤销海上防务的错误主张。1902年起统领北洋水师，对于辛亥革命，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却是暗中支持。之后，曾出任过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福建省省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宗仁奉蒋介石之意，秘密前往福建劝他同去台湾，但被他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在福建病逝，享年94岁。从他的这些简历中可以看出，萨镇冰是个有着丰富阅历和坚定意志的有识之士，所以当陈邦瑞替虞洽卿去谈及发展民间航运事业并要购买船时，萨镇冰满口答应。当时马尾造船厂所造之船均为先收订单再建造，所以尽管萨镇冰答应为宁绍公司造船，但一艘轮船的建造时间较长，不可能很快交付。就在此时，虞洽卿了解到马尾造船厂即将交付的有三艘轮船，其中的一艘为法国人所订，但因为业务经营不善，法国商人已经没有再添新船的打算，并准备退货。虞洽卿把这一消息及时告知了萨镇冰，于是萨镇冰当即决定将这艘新船出售给宁绍轮船公司。就这样，在陈邦瑞和萨镇冰的全力支持下，宁绍公司终于以40万元大洋购得了这艘轮船。
辛亥革命以后，陈邦瑞名义上还担任弼德院顾问大臣，实际上已是赋闲在家。袁世凯逝世后，各地军阀互不相让，局部战争不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均受严重影响。为维护上海的经商秩序，虞洽卿又找到陈邦瑞商量，决定筹建三北旅沪同乡会。这项协议在1921年下半年提出，陈邦瑞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曾投入了很大精力。筹备之初，陈邦瑞以其曾任阁僚大臣的影响力很快受到旅沪三北人士的积极响应。但毕竟是一个民间组织，商人们在响应之后，积极性便大幅下降。1922年1月1日，陈邦瑞与虞洽卿借劳合路（今六合路）宁波里的一处房子，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征集会员，扩大力量。会上还宣读了征集会员宣言书。这份宣言书颇具现代商业意识，号召余姚、慈溪、镇海三北地区的旅沪商人在商战愈演愈烈的时代，必须团结才有力量，才可稳操胜券。尤其是对于商人们只知赚钱而图眼前利益的习性作了有力批判。这份宣言最后认为：“人心涣散，如一盘散沙。欲兴公益，创办实体，而无从筹议，良己悯己。我宁三北，僻处海隅，人民操业，除农工外，大半经商。知上海为通商巨埠，接踵而至者，不下十万有奇。何以商业竞争反落人后？团结力薄弱故也。同人等欲图挽救，知非合群不为功。爰订简单，征求大会，属在三北，联为一体，庶几众志成城，众擎易举，运其全力，不难与欧美侨商决胜于沪上也。”
从上述呼吁中可以看到，当时三北人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已达10万有余，人数虽多，交往并不多，更是少有合作，这大概可以看成是当时商人的一种处境和心态。同年3月28日，三北旅沪同乡会在劳合路召开成立大会，会员已达数万之众。由于会员猛增，劳合路宁波里会所场地过小，成立以后便迁到牯岭路30号办公。不久，又邀请陈良玉、洪荆山、张静庐3人为工作人员，协助处理会务。三北旅沪同乡会创办之初，公推陈邦瑞为会长。同年9月，三北地区遭受台风袭击，有1600余难民集聚龙山虞宅及一些富户门前求乞。同乡会闻讯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救灾事宜。陈邦瑞、虞洽卿等会上通报了灾情，并希望会员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灾民共渡难关。虞洽卿带头捐款，会员们纷纷响应。这次共筹得救灾款数万元，全部用于三北地区灾民。到1923年底，首任会长陈邦瑞提出辞职，理由是他已年近70岁，体弱多病，力不从心。全体会员一致选举虞洽卿为会长，并推陈邦瑞为名誉会长。这也是陈邦瑞与虞洽卿两人在公益事业上合作的一段佳话。
作为前朝遗臣，陈邦瑞不但阅历丰富，思维缜密，而且对于当时金融风险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在虞洽卿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时，也曾多次与陈邦瑞商议。当时陈邦瑞提醒，证券交易，虽无本万利，但风险极大，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他还举例1910年7月在上海发生的橡胶股票风潮以说明股票交易的风险。
这次股票风潮的起因是橡胶制品如轮胎、套鞋、雨衣等大量生产，促使了橡胶种植业的大发展。欧美等国的橡胶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发行橡胶股票。一时间，购买橡胶股票成为了赚钱的另一捷径。除了个人购买股票外，一些钱庄也向外国银行借款用来购买股票。为了维持橡胶股票虚假兴旺的景象，欧美橡胶公司隐瞒了伦敦股票市场大幅下跌的真相，以便他们卷走更多的黄金白银抽身外逃。到了1910年6月，伦敦股票市场暴跌，上海的橡胶股票也随之一落千丈。本来这股市狂跌损失的只是股民的钱财，与朝廷没多大关系，偏偏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却提出了用官银救市方案。这蔡乃煌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61年，30岁那年中举后，曾协助湖南巡抚俞廉三处理外交事务，颇有成效，后来得到张之洞赏识，调至北京邮传部任左参议。1908年任上海道台，不久又成为了袁世凯的心腹。1910年4月，蔡乃煌秉承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授意，动用官银数十万两为李平书筹建闸北水电厂。岂料2个月之后，股市风潮爆发，为了救市，也为了保证那些钱庄不致倒闭，缓解挤兑风潮，蔡乃煌将上海道准备解京的200万两银子存入了各钱庄。而就在此时，朝廷却因支付赔款要上海道递解官银190万两。无奈之下，蔡乃煌与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赶赴南京和苏州，与张人骏和江苏巡抚程德全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9家外国银行紧急借款350万两，并将其中的300万两存入各大钱庄。一面是股市风潮尚未太平，一面是庚子赔款催要甚急，当时的度支部大臣载泽与右侍郎陈邦瑞联名上奏，说蔡乃煌以救市为名，恫吓朝廷，陈邦瑞的学生程德全见老师弹劾了他的下属，也趁机附和。清廷立马下旨，将蔡乃煌革职查问，并限令他于两月之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如此一来，上海的大批钱庄倒闭，受冲击最大的江浙两地，预计受损的白银在4000万两以上。余波所及，还使全国的一些工商业重镇陷入一片恐慌。辛亥革命后，蔡乃煌又被袁世凯重新起用，担任为袁筹措经费的重要角色。但因为是在贩卖鸦片中获利，所以蔡乃煌一直没有公开露面。1916年4月24日被广东海军司令谭学衡枪决。
所以，陈邦瑞对于股市的风险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的善意提醒也使虞洽卿在经营证券交易所时更加谨慎，两人的关系也由此而更为融洽。
【参考文献】
1.徐娣珍.上海滩视野下的慈溪商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138、139.
2.季我努，范裴裴.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世界博览，2012（2）.
陈邦瑞，字辑侯，号瑶圃，慈溪市掌起桥陈家人，1855年出生于杭州。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举，次年（1876年）丙子恩科联捷中第二甲第62名，赐进士出身。陈邦瑞先在翰林院供职，后任内阁中书，不久即调任户部左侍郎。其间，曾出任江苏、安徽两省赈务大臣，为朝廷发放赈灾粮食。由于办事干练、秉公无私，受慈禧太后赏识，后又调吏部左侍郎。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朝政府为改革旧制，对各部大臣重新进行了调整，次年公布举袁世凯为国务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赵秉均为民政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严修为度支部大臣（此部即为户部分设，一名巡警部，一名度支部，巡警部后改内务部，度支部后改财政部），杨士琦为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各部均配置副大臣，陈邦瑞又被调回同为慈溪人严修手下，任度支部右侍郎，并兼弼德院顾问大臣之职。
陈邦瑞不但办事公道，不徇私情，且对慈善事业和实业振兴都是不遗余力。1906年1月，虞洽卿随南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回来之后即向朝廷提出要创办银行的要求。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虞洽卿就去主管银行审批工作的陈邦瑞处拜访。就在前一年，中国第一家以官方名义创办的大清银行已经在北京开张。当时这家银行的开办为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接着，又有王一亭、沈缦云等创办的信成银行、汤寿潜等创办的浙商银行相继在上海和杭州开业。但信成银行和浙商银行开办的时间都不长，虞洽卿创办的四明银行直至1935年在国民政府金融改革中才被迫关闭。
对于虞洽卿提出创办四明银行的要求，陈邦瑞表示全力支持。因为当时度支部的职能就是管理和审批全国的财政、税收、金融和民政方面，虽然最后定夺在慈禧太后手中，但度支部的上报和推荐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为尽快下达批文，在陈邦瑞的全力运作下，呈报文件很快就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案头。然而，这位老佛爷最关心的是时局安危和大臣忠诚，对于银行的作用如何，她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这份开办银行的报告从递交到批准，先后长达一年有余，这其中还有陈邦瑞的暗中助力，由此可见清朝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对新事物的态度。
陈邦瑞为虞洽卿牵线搭桥的另一件事是宁绍公司购买轮船。当时的福建马尾造船厂是中国唯一能够制造小型轮船的工厂，而这家工厂的隶属关系却在海军部。虞洽卿为了和海军大臣萨镇冰搭上关系，委托陈邦瑞从中牵线。陈邦瑞与萨镇冰同朝为官，关系不错，受虞洽卿之托，陈邦瑞专门向萨镇冰介绍了虞洽卿等人准备创办轮船公司的情况，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萨镇冰的祖上为突厥部落色目人，元代时因经略吐蕃有功，被元世祖赐姓萨。到了元代晚期，有一支迁往福建，为福建的八大家族之一，到萨镇冰时已是第十六世。
萨镇冰生于1859年，11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1876年去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880年回国。回来后先在“澄庆”舰上任大副，一年后到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后又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萨镇冰素怀爱国之心，曾痛斥议和大臣们出售五大舰船、撤销海上防务的错误主张。1902年起统领北洋水师，对于辛亥革命，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却是暗中支持。之后，曾出任过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福建省省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宗仁奉蒋介石之意，秘密前往福建劝他同去台湾，但被他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在福建病逝，享年94岁。从他的这些简历中可以看出，萨镇冰是个有着丰富阅历和坚定意志的有识之士，所以当陈邦瑞替虞洽卿去谈及发展民间航运事业并要购买船时，萨镇冰满口答应。当时马尾造船厂所造之船均为先收订单再建造，所以尽管萨镇冰答应为宁绍公司造船，但一艘轮船的建造时间较长，不可能很快交付。就在此时，虞洽卿了解到马尾造船厂即将交付的有三艘轮船，其中的一艘为法国人所订，但因为业务经营不善，法国商人已经没有再添新船的打算，并准备退货。虞洽卿把这一消息及时告知了萨镇冰，于是萨镇冰当即决定将这艘新船出售给宁绍轮船公司。就这样，在陈邦瑞和萨镇冰的全力支持下，宁绍公司终于以40万元大洋购得了这艘轮船。
辛亥革命以后，陈邦瑞名义上还担任弼德院顾问大臣，实际上已是赋闲在家。袁世凯逝世后，各地军阀互不相让，局部战争不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均受严重影响。为维护上海的经商秩序，虞洽卿又找到陈邦瑞商量，决定筹建三北旅沪同乡会。这项协议在1921年下半年提出，陈邦瑞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曾投入了很大精力。筹备之初，陈邦瑞以其曾任阁僚大臣的影响力很快受到旅沪三北人士的积极响应。但毕竟是一个民间组织，商人们在响应之后，积极性便大幅下降。1922年1月1日，陈邦瑞与虞洽卿借劳合路（今六合路）宁波里的一处房子，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征集会员，扩大力量。会上还宣读了征集会员宣言书。这份宣言书颇具现代商业意识，号召余姚、慈溪、镇海三北地区的旅沪商人在商战愈演愈烈的时代，必须团结才有力量，才可稳操胜券。尤其是对于商人们只知赚钱而图眼前利益的习性作了有力批判。这份宣言最后认为：“人心涣散，如一盘散沙。欲兴公益，创办实体，而无从筹议，良己悯己。我宁三北，僻处海隅，人民操业，除农工外，大半经商。知上海为通商巨埠，接踵而至者，不下十万有奇。何以商业竞争反落人后？团结力薄弱故也。同人等欲图挽救，知非合群不为功。爰订简单，征求大会，属在三北，联为一体，庶几众志成城，众擎易举，运其全力，不难与欧美侨商决胜于沪上也。”
从上述呼吁中可以看到，当时三北人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已达10万有余，人数虽多，交往并不多，更是少有合作，这大概可以看成是当时商人的一种处境和心态。同年3月28日，三北旅沪同乡会在劳合路召开成立大会，会员已达数万之众。由于会员猛增，劳合路宁波里会所场地过小，成立以后便迁到牯岭路30号办公。不久，又邀请陈良玉、洪荆山、张静庐3人为工作人员，协助处理会务。三北旅沪同乡会创办之初，公推陈邦瑞为会长。同年9月，三北地区遭受台风袭击，有1600余难民集聚龙山虞宅及一些富户门前求乞。同乡会闻讯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救灾事宜。陈邦瑞、虞洽卿等会上通报了灾情，并希望会员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灾民共渡难关。虞洽卿带头捐款，会员们纷纷响应。这次共筹得救灾款数万元，全部用于三北地区灾民。到1923年底，首任会长陈邦瑞提出辞职，理由是他已年近70岁，体弱多病，力不从心。全体会员一致选举虞洽卿为会长，并推陈邦瑞为名誉会长。这也是陈邦瑞与虞洽卿两人在公益事业上合作的一段佳话。
作为前朝遗臣，陈邦瑞不但阅历丰富，思维缜密，而且对于当时金融风险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就在虞洽卿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时，也曾多次与陈邦瑞商议。当时陈邦瑞提醒，证券交易，虽无本万利，但风险极大，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他还举例1910年7月在上海发生的橡胶股票风潮以说明股票交易的风险。
这次股票风潮的起因是橡胶制品如轮胎、套鞋、雨衣等大量生产，促使了橡胶种植业的大发展。欧美等国的橡胶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发行橡胶股票。一时间，购买橡胶股票成为了赚钱的另一捷径。除了个人购买股票外，一些钱庄也向外国银行借款用来购买股票。为了维持橡胶股票虚假兴旺的景象，欧美橡胶公司隐瞒了伦敦股票市场大幅下跌的真相，以便他们卷走更多的黄金白银抽身外逃。到了1910年6月，伦敦股票市场暴跌，上海的橡胶股票也随之一落千丈。本来这股市狂跌损失的只是股民的钱财，与朝廷没多大关系，偏偏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却提出了用官银救市方案。这蔡乃煌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61年，30岁那年中举后，曾协助湖南巡抚俞廉三处理外交事务，颇有成效，后来得到张之洞赏识，调至北京邮传部任左参议。1908年任上海道台，不久又成为了袁世凯的心腹。1910年4月，蔡乃煌秉承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授意，动用官银数十万两为李平书筹建闸北水电厂。岂料2个月之后，股市风潮爆发，为了救市，也为了保证那些钱庄不致倒闭，缓解挤兑风潮，蔡乃煌将上海道准备解京的200万两银子存入了各钱庄。而就在此时，朝廷却因支付赔款要上海道递解官银190万两。无奈之下，蔡乃煌与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赶赴南京和苏州，与张人骏和江苏巡抚程德全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9家外国银行紧急借款350万两，并将其中的300万两存入各大钱庄。一面是股市风潮尚未太平，一面是庚子赔款催要甚急，当时的度支部大臣载泽与右侍郎陈邦瑞联名上奏，说蔡乃煌以救市为名，恫吓朝廷，陈邦瑞的学生程德全见老师弹劾了他的下属，也趁机附和。清廷立马下旨，将蔡乃煌革职查问，并限令他于两月之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如此一来，上海的大批钱庄倒闭，受冲击最大的江浙两地，预计受损的白银在4000万两以上。余波所及，还使全国的一些工商业重镇陷入一片恐慌。辛亥革命后，蔡乃煌又被袁世凯重新起用，担任为袁筹措经费的重要角色。但因为是在贩卖鸦片中获利，所以蔡乃煌一直没有公开露面。1916年4月24日被广东海军司令谭学衡枪决。
所以，陈邦瑞对于股市的风险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的善意提醒也使虞洽卿在经营证券交易所时更加谨慎，两人的关系也由此而更为融洽。
【参考文献】
1.徐娣珍.上海滩视野下的慈溪商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138、139.
2.季我努，范裴裴.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世界博览，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