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
  杨贤江虽英年早逝，但著述宏富，且使用过多种笔名或别名，为后人进行全面整理或相关研究留下了不小的困难。
  在《杨贤江全集》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进而慎重地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对杨贤江的笔名逐一进行了核证考释。
  具体而论，对杨贤江笔名的考证，尤重文论题材、思想倾向、具体内容、行文风格、载文刊物、写作发表的时间与地点、著译的材料来源及相互关连、笔名间的相关性诸方面。例如时间，由于杨贤江于1931年8月病逝于日本，故此后仍频繁出现的笔名，则不太可能属杨贤江。又如载文刊物，由于杨贤江长期从事商务印书馆所办《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与该馆同时期发行的其它杂志的主持人熟识，故用笔名在周予同主编的《教育杂志》、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叶圣陶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较大。这一点，杨贤江夫人姚韵漪及周予同等均曾忆及。这就为查核杨贤江的笔名标示了大体的范围。
  编辑《杨贤江全集》，首先必须确立收文依据。即须对所有与杨贤江相关的笔名，进行审慎但不失大胆的核证考释，从而有所汰裁，有所保留，有所发现，使全集的编辑工作建立在较为科学、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
  以下，编者将全面并突出重点地对杨贤江笔名分类进行考录。
  二
  综观本全集收文关涉到的杨贤江所有笔名，按既往认识的程度，拟分为如后三类进行研讨：（1）世所公认者；（2）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3）由编者首次发现并予以确认者。
  为使考录详实且具可参照性，在分类论列前，须将有代表性的辞典、传记中的记载摘要于下（辞条或传主“杨贤江”者皆从略）：
  ——《辞海》：“亦名李浩吾。”（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中，第2885页）——《中华民国史辞典》：“字英甫，化名李浩吾。”（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字英甫或英父，主要笔名有李浩吾、姚英夫、李膺杨、公朴等。”（李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教育大辞典》：“字英父（或英夫），笔名李浩吾、叶公朴等。”（顾明远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卷第280页）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又名庚甫，字英甫、英父，笔名英夫、贤江、李浩吾、李膺扬、李谊、叶公朴、公朴、李康、柳岛生、YK。又笔名和化名李服膺、曲它（他）、姚应夫、李洪康、
  洪康、祝康、直夫、健夫、犇牛（牛犇）、雁江、江、江天、慕颜。”（陈玉堂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第271页）
  ——《杨贤江》：“字英父（英甫），笔名有李浩吾、曲它、姚应夫、叶公朴、李谊、李洪康、李膺扬、直夫、江一、雁江、牛犇、Y.K、柳岛生、健夫等。”（潘懋元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杨贤江传记》：“笔名有李浩吾、李膺杨、柳岛生、李洪康、祝康、叶公朴、公朴、姚应夫、李谊、雁江、江一、江天、健夫、牛犇、英夫、曲它、江、YK、K等。”（金立人、贺世友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字英甫、英父（湖北人民出版社《历代爱国人名辞典》误作英元），笔名江、贤江、江一、江天、雁江、公朴、洪康、慕颜、曲它、直夫、健夫、李谊、牛犇（徐仲林、熊明安等《中国教育家传略》误作犇牛）、李浩吾、李洪康、李服膺、李膺昜、姚应夫、柳岛生、杨庚甫、叶公朴、K、YK。”（刘绍唐主编，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4期第149页）
  ——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提供：“他的笔名，就我记得的，还有柳岛生、犇牛、姚应夫、洪康、李膺扬等。”（姚韵漪1954年4月致潘懋元函）
  所谓“世所公认者”，即为上引材料所包容，且为现今杨贤江研究界所普遍认同者。所谓“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即为上引材料中不甚一致之处；或上引材料不包括，但已为杨贤江亲属、研究者所发现，而又无确切把握者。所谓“由编者首次发现者”，即为由《杨贤江全集》编者发现并加以充分考释者。
  三
  对笔名为“世所公认”者，勿须逐一进行考证；必要处，仅作简要说明或补充。现依时序将此类笔名录列如下：
  YK——首见于1921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苦学生自救法》及《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的预备》两文。另见于《学生杂志》的《关于爱因斯坦因的一个好消息》（1921.4）《现实生活里的理想生活》（1921.4）、《一个新纪念日》（1921.5）、《美育的价值》（1921.5）、《柯克思的成功谈》（1921.6）、《万国学生大会开会矣》（1921.7）、《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1921.7）、《奋斗以后的快乐》（1921.8）、《做什么》（1921.9）、《毋欲速》（1921.10）、《自然界里的生活》（1921.11）、《忙与懒》（1921.11）、《努力即成功》（1921.12）、《我所希望于今年的学生的》（1922.1）、《学生的救校运动》（1922.1）、《学生与常识》（1922.2）、《威权打破了以后》（1922.3）、《爱护学校与批评学校》（1922.4）、《复活“五·四”的精神》（1922.5）、《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1922.6）、《教学相长》（1922.9）、《学校的怪》（1922.10）、《全我的活动》（1922.12）、《青年与春天》（1923.3）共23篇。其间，于1922年3月30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病后》一文。现发现用“YK”发表的文论共27篇，使用时间为1921年3月～1923年3月，载文报刊为《学生杂志》和《民国日报》。“YK”系“贤江”二字按余姚方言读法的英文拼写的开头字母。
  江一——首见于1921年4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潜进？消灭？》一文。另见于《学生杂志》发表的《“辟克尼克”》（1921.5）、《环境与修养》（1921.7）、《冒险与侥幸》（1921.8）、《悲剧的快感》（1921.9）、《现代世相》（1921.10）、《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1921.11）、《青年的科学兴味》（1921.12）、《思想的革命》（1922.1）、《警告受人利用的学生》（1922.1）、《耻与勇》（1922.2）、《一个学生界的新组织》（1922.3）、《告中学毕业生》（1922.6）、《健康第一》（1922.8）、《手和舌的训练》（1922.9）、《信仰与成功》（1922.10）、《怎样保持健康》（1922.10）、《年终结帐》（1922.12）及通讯《致徐廉垣》（1922.6）共19篇。又以此名在《少年杂志》发表《好玩的春天怎样过？》（1921.4）。现发现用“江一”为笔名发表的文论与通讯共20篇，使用时间为1921年4月～1922年1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及《少年杂志》。“江”与“贤江”、“雁江”关系一目了然，“一”与“天一”亦明显相关。
  雁江——首见于1921年6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中国的两大富源》和《青年的艺术感》两文。另以此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世界怎样会繁富的》（译文，1921.8）、《观念与动作》（译文，1921.9）、《自强论》（1921.10～11）、《爱迪生之心理测验》（1921.12）、《罗斯福的青年时代》（1922.2）、《威尔逊的青年时代》（1922.4）、《爱迪生的青年时代》（1922.6）、《心理主义与论理主义》（译文，1922.9）、《精神与表出》（译文，1922.9）、《十分钟的健康体操》（译文，1922.9）、《摩擦运动法》（译文，1922.12）。现发现用“雁江”为笔名发表的著译共13篇，且多为译文或与译介相关，使用时间为1921年6月～1922年1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值得指出的是，余姚方言中的“贤”字读音与“雁”同。
  健夫——首见于1922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的《个人心与社会心》一文。另以此为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逆流的人生》（1922.4）、《青年！向那里走？》（1922.5）、《见解和勇气》（1922.6）、《致正厂》（通讯，1922.6）、《战胜的态度》（1922.8）、《刺戟与反应》（1922.11）、《学问和装饰品》（1924.8）、《“九·七”国耻纪念与反帝国主义运动》（1924.9）、《事业与实学》（1924.10）、《青年期的心理与卫生》（译文，1925.2、4、9）、《职业态度的决定》（译文，1925.7）、《学业与职业的关系》（译文，1925.7）、《我们要注意时事》（1925.8）、《“五·卅”事件的意义》（1925.8）、《暑期准备工作》（1926.6）、《升学准备》（1926.6）、《中学生活动的种类》（译文，1926.7）、《青年男女的“恶作剧”》（译文，1926.10、11）、《读书嗜好的培养》（1926.12）、《人之初》（1927.1）、《人类经济生活之进展》（1927.3）、《青年与自然》（译文，1927.3、4、5）、《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译文，1927.6）共23篇。另以此笔名在《申报》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纪事》（编者拟题，共4则，1925.8.25～29）。现发现用“健夫”为笔名发表的著译共25篇，使用时间为1922年3月～1927年6月，载文报刊为《学生杂志》和《申报》。联系首次使用时间（1922.3）来看，适逢杨贤江大病一场之后（详见同月发表的《病后》一文）；病后希“健”，理所当然。另，“夫”与“甫”（英甫）、“父”（英父）谐音。
  江——首见于1924年1月《学生杂志·答问》栏中的《答皖寿陆恒生君》，此后的答问大多以此署名。另以此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评学生服务》（1927.1），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教师的效率》（1924.10）、《美国新出的一种教育杂志》，在《光明》发表《这样的世界》（1926.8）。现发现用“江”为笔名发表的答问数百则、短论4篇，使用时间为1924年1月～1927年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光明》。“江”与“贤江”的关系显然。
  K——首见于1924年1月《学生杂志·答问》栏中的《答饶州张肇明君》。此后的答问除以“江”署名外，均以此署名，计达数十；尚未发现著译以“K”署名者。“K”为“江”字余姚读音英文拼写的首写字母，可视为“YK”的缩写。
  曲它——首见于1924年7月发表于《学生杂志·社评》栏中的《怎样叫做有觉悟的青年》一文。后另以此名在该栏连续发表社评《青年的道德观念》（1924.9）、《学生与群众》（1924.10）、《青年运动的几个要点》（1924.11）、《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1924.12）、《我们所得于时局的教训》（1924.12）。现发现以“曲它”为笔名发表的论文共6篇，使用时间为1924年7月～1924年12月，载文刊物仅见于《学生杂志》。从文章内容、思想倾向、行文风格及编辑工作的需要等方面分析，均不乏证据。另外，联系使用时间分析，此期杨贤江正与姚韵漪热恋并筹办婚事，“曲它”与“娶她”谐音；事实上，1925年1月杨贤江结婚后，便再也没有使用此名。
  英夫——仅见于1927年1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长江流域的经济现状》一文。“英夫”与“英甫”、“英父”谐音，相关显然。
  姚应夫——仅见于1927年12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译文《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一文。该笔名系杨夫人所提供的诸笔名之一，她并指出：“1927年后的《教育杂志》上某些篇用此二名（指姚应夫、洪康）。”另，“姚”与杨贤江故乡“余姚”和杨贤江夫人姚韵漪的姓相关；“应夫”与“英夫”、“英甫”、“英父”谐音。
  洪康——首见于1927年12月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死之船”良荣丸的惨死》、《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日本富豪的所得调查》三文。同月，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1928.1）、《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1928.2）、《日本的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1928.3），在《东方杂志》发表《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1928.3）。现发现以“洪康”为笔名发表的文论共8篇，使用时间为1927年12月～1928年3月，载文刊物为《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据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所撰杨贤江生平中谓：“约于七八月间辗转回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不久，就化名李洪康离沪去日本。”此为确证。又，“康”与“健”（健夫）字义既相通又相连；另，“洪”与“红”谐音，杨贤江此段因参加共产党（赤党）遭通缉而亡命日本。
  叶公朴——首见于1928年3月发表于《教育杂志》上的《职业指导的意义》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论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书》（1928.6）、《“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1929.4）、《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1929.7）、《世界成年劳动者教育之实施鸟瞰》（1929.10）、《美国都市教育的特种设施》（1930.6）。现发现以“叶公朴”为笔名发表的文论共6篇，载文刊物仅见《教育杂志》。据杨贤江亲属及友好回忆，“叶公朴”为杨贤江遭通缉后使用的化名之一；另据以此署名的文论题材、内容及行文风格分析，此为杨贤江笔名之一无疑。
  公朴——首见于1928年8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症》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教育者之政治使命》（1928.9）。现发现以“公朴”为笔名发表的文论2篇，载文刊物仅见于《教育杂志》。“公朴”与“叶公朴”的相关显然。
  柳岛生——首见于1928年8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的译著《世界史纲》。另以此笔名在《新思潮》上连载发表论文《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1929.1～3）、译文《苏联的大学生》，在上海沪滨书局出版译著《今日之世界》（1929.11）。联系郭沫若1928年春亡命日本后与杨贤江多有接触并讨论过著译计划的史实来看，《世界世纲》由郭沫若主持的创造社刊行便顺理成章。另，“柳”似与杨贤江素所推崇的“五柳先生”陶渊明的精神相关——不与恶政治同流合污；“岛”与当时的居留地日本列岛、“生”与早年自署“我生”也似有关联。更为重要的线索是；杨贤江在《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一文中，对日本东京附近的“柳岛劳动学校”推崇备至。还有，杨夫人在回忆中确认《世界史纲》系杨贤江所译。
  李浩吾——首见于1929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专著《教育史ABC》。另以此名出版译著《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美国荷尔——通译霍尔——著，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10月版）、专著《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2月版）。“李”系杨贤江居留日本期间化名（李洪康）之姓。“浩吾”，似可理解为：浩然之气长存我心。
  李膺扬——仅见于1929年6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译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德国恩格尔——通译恩格斯——著）。“李”详前述，“膺”与“英”（英甫、英父）谐音，“扬”与“杨”谐音。
  李洪康——仅见于1929年9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一文。该笔名实为亡命日本期间使用的化名。
  李谊——首见于1929年12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教育迷信论》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教育之本质及其变质》（1930.4），发表译文《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1930.8～9）、《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1931.11～12）；在《妇女杂志》发表文论《做了父亲》，发表译文《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1930.7）、《妇女与宗教》（1930.8）、《苏俄的卖淫问题》（1931.5）。《教育迷信论》和《教育之本质及其变质》两文的内容，实为杨贤江教育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的部分章节，就《做了父亲》一文的内容分析，更可确证为杨贤江所写无疑。
  牛犇——仅见于1930年4月在《新思潮》上发表的《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和《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两文。据文章内容和杨贤江亲友的回忆，两文属杨贤江所写。联系杨贤江以“天一”为笔名发表的《“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1926.5）的内容及他一贯重视的“学生与政治”的主题分析，均可为佐证。
  祝康——仅见于1931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译著《新兴俄国教育》。依据本书内容与其它介绍苏俄教育文论的相关性，以及与其它笔名洪康、应康、健夫等的相关性，亦可无疑。
  四
  “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有代表性的辞典、传记已录列，而在全集编纂过程中尚未发现以此署名的文字者。第二，杨贤江亲属或研究者已注意到，但尚未确认的署名，今由编者略考而予以确认者。第三，已注意，而过去未能确认，现今依旧存疑者。现依次录列或考释如下：
  （一）有名无文者
  李膺杨——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杨贤江传记》。编者认为，“杨”字显系“扬”字之误。同据《杨贤江传记》第255256页：“几个月后，此书译好，寄中央宣传部。党组织已经筹集了发行基金，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发行。1929年6月，由上海新生命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署名李膺扬。”又据该书原版署名可知，“杨”字恐系抄写或排印之误，以致以讹传讹。
  庚甫或杨庚甫——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据编者掌握的资料而言，“又名庚甫”一说，仅此一家；“笔名杨庚甫”一说，也别无分店。诚然，以此作为化名或笔名并非绝无可能；但是，编者更倾向于：“庚”系“膺”字的抄写或排印之误。若假设成立，则“膺甫”与“英甫”、“英父”、“英夫”、“姚应夫”的关系便可一目了然。
  李康——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推断，此说所据为1930年8月24日《文艺新闻》第2版所发消息《杨贤江病死长崎》：“杨君专门研究新兴教育心理学，曾编《学生杂志》，在‘五·卅’后，任上海学生联合会长，对于青年运动和文化运动有莫大致力。一九二七年亡命日本，不久归国，为社会科学联盟发起人之一。译著书籍极多（用柳岛生、李浩吾、李康等笔名）。”联系“李谊”、“李洪康”、“祝康”等笔名分析，实有可能。但遍寻未见后，编者认为，若归为化名似更合宜。
  李服膺——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认为，以此为笔名或化名均极有可能。因为“李”与“李谊”、“李膺扬”直接相关，“服”与“父”（英父）、“甫”（英甫）、“夫”（英夫）等均音谐，而“膺”则与“英”（英甫、英父）、“应”（应康、姚应夫）、“因”（华因）音谐。但若据实论之，则编者更倾向于认定为化名。
  曲它（他）——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认为，“（他）”系画蛇添足之笔。
  直夫——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杨贤江》、《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据“夫”与“甫”、“父”、“服”谐音，又据“直夫”与“健夫”、“英夫”构名相类，故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实有可能；但若视为化名亦无不可。
  犇牛（牛犇）——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及杨夫人的回忆。编者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所言“徐仲林、熊明安等《中国教育家传略》误作犇牛”实为的论，而杨夫人的记忆有误（详见“马训政”条），也似为此误的误源。
  慕颜——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所据不详。因与杨贤江的其他笔名似无关系可寻，编者倾向于否定。
  Y.K——见《杨贤江》。显系“YK”之误。
  江天——见《杨贤江传记》。编者认为，该笔名与“江一”、“天一”等笔名具有相关性，属有可能者。
  李膺昜——见《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编者认为“昜”字显系“揚”字之误。
  （二）已注意并确认者
  天一——以此署名的论文有4篇：《考试制度》（1920.5）、《学生界之新气运》（1926.1）、《从军问题》（1926.1）、《“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1926.5）。除第一篇载于《教育杂志》外，余均载于《学生杂志》。使用时间为1920、1926两年。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天”与“江天”、“一”与“江一”均似可借代重组。（2）后三文均属《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此类文字，在杨贤江实际主持该杂志期间，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笔名所撰。（3）文论主题、思想倾向及行文风格与以杨贤江署名者类同。如《学生界之新气运》与《论“师生合作”》。（4）直接证据。在《从军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的文字是：“近来常常有许多同学写信来问：..要我解答。..我于是一面很郑重地发了个通启，..；一面很诚恳地探访老于军队的人。..”能在《学生杂志》发“通启”的“我”，且是实际主持该杂志“答问栏”的“我”，实非杨贤江莫属。另在“答问栏”中，以“江”署名的有关“从军”问题的答问亦有多则。（5）《考试制度》的著述形式类同于杨贤江的有关著译，均采用边译述、边评说的形式。（6）1926年杨贤江的长子杨天任（后名杨天成）出生，“天一”与“添一”的谐音似有相关。
  华因——以此署名的论文有11篇：《不正确的学生型》（1922.3）、《好学生当怎样》（1922.4）、《发生动作的两个条件》（1922.5）、《快乐的源泉》（1922.8）、《毋作茧自缚》（1922.9）、《合作的读书法》（1922.10）、《观察力的练习》（1922.10）、《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1924.4）、《中学生活动的种类》（1926.7）、《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1926.10）、《学校园》（1926.11）。以此署名的译文有3篇：《告少年文人》（1924.9～10）、《学习法概要》（1926.8）、《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1927.6）。除《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一文载于《教育杂志》外，余均载于《学生杂志》。使用时间也相对集中在1922、1926两年。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因”与“英”（英父、英甫、英夫）、“应”（姚应夫、应康）、“膺”（李膺扬）音谐。（2）论文大多为《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除《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两文外）。此类文字，在杨贤江实际主持该杂志期间，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笔名所撰。（3）笔名使用时间符合。最早为1922年3月，最晚为1927年6月。均为杨贤江生前无疑，且绝大多数发表于他实际主持《学生杂志》期间。此前或此后的《学生杂志》及《教育杂志》，均未发现以此署名的著译。（4）著译题材的关联性甚高。学生、修养、读书法、学习法、基本常识等，均为杨贤江一贯关注并经常介绍的题材。（6）部分内容与以杨贤江署名或其它笔名发表的文字雷同或相似。如《不正确的学生型》、《好学生当怎样》与以“杨贤江”为名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1923.1）一文的相关内容类同。又如《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一文与以“柳岛生”署名出版的《世界史纲》第一章文字完全相同者达1400余字。（7）实证材料。在以“华因”为名发表的《观察力的练习》一文中，有如后一段话：“今夏在宁波车站，曾见两个学生对于上行李、验车票等手续非常呆笨。看他们神气，大有慌张的样子。这实由于不善观察之故。”联系杨贤江回乡省亲多经宁波，且多在寒、暑假之期分析，实可佐证“华因”即杨贤江笔名之一的结论。（8）译文原作的语种为英文或日文，均为杨贤江能熟练掌握者。
  应康——以此署名的文论有《养心与强身》（1926.12），译文有3篇：《有效的学习法》（1925.10～12）、《冷觉的特性》（1926.12）、《美国的科学宣传者——弗兰克林》（1927.1～4）。均载于《学生杂志》，时间亦相对集中。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应”与“英”（英甫、英父、英夫）、“膺”（李膺扬）、“因”（华因）音谐，另与“姚应夫”的“应”字相同。“康”与“祝康”、“李洪康”、“洪康”、“李康”的取字相同，又与“健”（健夫）字语义相通。再则，“应康”英文拼读的首写字母可为“YK”，此即为杨贤江所使用的笔名之一。（2）《养心与强身》属社评性文字。此期的社评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的笔名所撰。（3）著译题材均属作者惯常关注的范畴。（4）译作《有效的学习法》与署名“华因”的译文《学习法概要》内容相类、时间相近。更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法概要》虽发表较早，可却在文中引述了《有效的学习法》中的几段文字。若两文的译者不同为一人，则很难解释这种现象。（5）著译的行文风格与附言方式均与杨贤江的写作风格相似。（6）译文均取材于英文原作，属杨贤江熟悉的语种。
  少英——以此署名的译文有2篇：《成功》（1926.11）、《人性与战争》（1926.11）。同时发表于《学生杂志》第13卷第11号。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少”与“绍”（郑绍康，详见后文考释）音谐；“英”与“英甫”、“英父”、“英夫”有一字相同，又与“应”（姚应夫、应康）、“因”（华因）、“膺”（李膺杨）等音谐。（2）译文的发表时间、刊物均与杨贤江使用其它笔名的条件吻合。（3）译作的题材、语种、行文风格等，也均与杨贤江的风格无悖。
  （三）已注意尚不能确认者
  Y——仅见1923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10卷3号的《本刊文艺栏的计划》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Y”系杨贤江笔名之一“YK”的合构之一，联系“江”与“贤江”、“K”与“YK”的惯常用法，则“Y”系“YK”的简缩亦不无可能。（2）该文属《学生杂志》编务性文字，而这类文字通常出自杨贤江手笔。（3）就行文风格考察，与杨贤江起草的同类文字大同小异。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Y”系“雁”字英文拼读的首写字母，虽有“雁江”简缩的可能，亦不能排斥“雁冰”简缩的可能。（2）据杨贤江幼女杨川之（现名徐昉）分析，文内涉及的专业性文艺知识并非杨贤江所长，而这正是沈雁冰的专长，沈当时亦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且与杨贤江过从甚密，因而有可能系杨贤江委托沈雁冰代为主编文艺栏并写作该计划。
  华男——仅见于1924年3月29日刊行的《中国青年》周刊第24期《受“国故毒”的学生听者》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
  （1）“华”与“华因”相关。“男”与男子汉不甘示弱的品性可能有关，可结合该文的论战性加以考虑。（2）该文的基本观点与杨贤江所作《国故毒》一文完全一致，所引述的《国文会考题》亦部分相同。（3）命题与杨贤江的另一短论《学生诸君听旃》相类。（4）杨贤江与《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为同志加好友。（5）杨贤江署名发表《国故毒》后，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撰文辩驳问罪，《学生杂志》挂名主编朱元善遂在该刊转载曹慕管文并附言道歉，故杨贤江化名投稿他刊实有可能。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2）在该文发表前4日（1924.3.25），杨贤江署名在《时事新报》发表公开信《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信——讨论国故》，因而似无必要再用化名或笔名。尽管有投稿在前、发表在后的可能，但无确证。
  赤子——仅见于1924年7月发表于《学生杂志》11卷7号的《烦闷与忙》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属《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2）内容为杨贤江所熟悉、所擅长。（3）行文风格类同。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2）与其它笔名尚未发现相关性。
  姚宝贤——现发现以此署名的著译共3篇：《女学生活动与学风》（1926年1月《学生杂志》13卷1号）、《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译文，1930年3月《教育杂志》22卷3号）、《教育劳动者之国际运动》（1930年10月《教育杂志》22卷10号）。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姚”可能与杨贤江系浙江余姚人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杨夫人姓“姚”（姚韵漪），而“姚应夫”已被确认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至于“宝”，即可作“宝贝”、“宝贵”解，又因其谐音“保”而含有“保护”、“保卫”之义。“贤”字作为“贤江”的缩称则理无不顺。联系杨贤江夫妻关系极洽分析，“姚宝贤”为杨的笔名似也有可能。（2）“学风”和“劳动教育”的题材素为杨贤江所关注。论及学风的文论有《教学相长》、《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青年求学问题》、《事业与实学》、《学风与校风》等，介绍国外劳动教育的文论尚有《英国劳动教育之发达》、《美国工厂教育之设施》、《德国之劳动教育》、《欧美劳动教育的近况》等。此外，《教育劳动者之国际运动》与署名“叶公朴”的《“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的内容密切相关，且与署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中的第13节“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和第14节“教育劳动者的国际组织”的内容大同小异。（3）在1930年著译的文末均附有“于日本东京”或“于日本”字样，符合此期杨贤江的写作习惯。（4）译文原作为日文，为杨贤江所擅长的语种。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前后使用的时间跨度较大（1925、1930），其间未发现有使用者，与杨贤江其它笔名在使用时间方面具备的连续或集中的特征不符。（2）《女学生活动与学风》一文的文末附有：“十四，三，一，草于六合”字样。现无确切证据说明杨贤江于1925年3月1日旅居江苏六合县。
  英——现发现以此署名发表于《申报》的文论共4篇：《告老退休之邝富灼》（1928.1.28）、《同乐会》（1930.12.5）、《梵王宫寿萱志盛》（1930.12.27）、《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1931.7.22）。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英”与“英甫”、“英父”、“英夫”密切相关，亦与“应”（姚应夫、应康）、“膺”（李膺扬、李服膺）、“因”（华因）音谐，且与“贤江”简缩为“江”、“YK”简缩为“K”相类。（2）《告老退休之邝富灼》一文中的邝富灼先生与杨贤江素有交往，而《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亦为杨贤江所熟悉的教育史内容。（3）发表时间与杨贤江亡命海外、须用笔名或化名相关，也与此期经济拮据、须多辟载文报刊有关。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梵王宫寿萱志盛》一文的题材及行文等，与杨贤江的风格大异其趣。（2）其它诸文的行文风格亦与杨贤江多有不合。（3）《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一文的发表时间距杨贤江病逝于日本长崎的时间不足20日；此前他已重病缠身，东渡日本就医，已不太可能伏案写作；且报纸的压稿时间相对较短。
  柳其伟——现发现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著译共4篇：《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1930.2）、《德意志共和国的新教育》（1930.4）、《奥国的新教育》（1930.10）、《德国青年运动之产生与发展》（1931.1）。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著译题材与杨贤江当时所关注者吻合；（2）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文末，有附白：“本书已由介绍者着手翻译。”而在《杨贤江文集·杨贤江著作一览表》中，又列有《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平克微支著，李浩吾译）一书。虽译者笔名不合，但书名及原著者皆无异。（3）诸文均载于《教育杂志》的“新刊介绍”栏或“世界教育新潮”栏，而杨贤江此期经常在上述二栏发表文章。（4）“柳”与“杨”、“柳其伟”与“柳岛生”均有某种关联。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译著《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遍寻未见，因而不能确认“柳其伟”即“李洪吾”。（2）据《奥国的新教育》文末所言：“全书已在翻译中，不久可以付印。”又据编者发现：《罗素论教育》亦由“柳其伟”译出。而此期杨贤江发表的著译甚多，能否如此多产实堪疑问。（3）从译文表述风格考察，“柳”与“杨”亦有不同。
  马训政——仅见于1930年4月15日发表于《新思潮》第5期的《评〈中学生）》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据杨夫人姚韵漪回忆，杨贤江在此期曾发表过《评开明〈中学生》创刊号》或《读开明〈中学生）创刊号有感》。就该文内容而言，正是评论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创刊号的。（2）文论题材及主要观点均与杨贤江的有关文论一致。（3）文笔及引述方式，均相似于杨贤江。（4）因抨击对象为《中学生》的编辑者丰子恺、夏丏尊、章锡琛、顾均正四人，而此四人均系杨贤江旧日师友，理当隐名。（5）载文刊物系杨贤江此期经常投稿者。同期即有署名“牛犇”的《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一文见载。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
  （2）杨夫人回忆的篇名、载文刊物和（《中国青年》）和署名（犇牛）均与该文有所不合。
  五
  “由编者首次发现并加以充分考释者”有“李宏君”、“李仁民”和“郑绍康”。现分别详考如下：
  （一）“李宏君”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文论共6篇：《朝鲜教育的现状》（1928.5）、《文纳特卡制的大要》（1928.7）、《日本文化机关概观》（1928.8）、《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1928.12）、《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1930.6）、《德比二国之新学校》（1930.7）。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李”与“李浩吾”、“李膺扬”“李洪康”、“李康”、“李谊”、“李服膺”等密切相关。“宏”与“洪”（李洪康、洪康）音谐，且与“红”字谐音；若进论其义，则极可能与杨贤江参加共产党（红党、赤党）而遭通缉有关。若如此，则此名蕴有明志之义。至于“君”，恐与此期旅居日本而取法日人称谓有关。
  其次分析文章题材。以此署名的文论均属外国教育介绍性质。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类题材在杨贤江的著译中比比皆是。如：《英美德俄四国教育改造之实况》（1921.9～10）、《德国教育的现在和将来》（1923.2）、《德国的新学校》（1925.10）、《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1927.12）、《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1928.1）、《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1929.9）。只要仔细比较一下论题，即可发现以“李宏君”署名的文论，与以杨贤江或已确认为杨贤江笔名署名的文论，两者在题材上高度相关。此外，以“李宏君”署名的《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一文，有旁证说明可能系杨贤江所写：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参加了开明书店编辑所的工作，从夏丏尊先生那里，知道贤江兄的生活情形。因为他隐居着，我没有去看他。有一次，曾托叶圣陶先生带一个信去，请他介绍几种英文的新教育书籍，他替我介绍了两种英国工党办的教育杂志。（傅彬然：《悼念杨贤江学兄》，《杨贤江纪念集》第46页）
  傅彬然先生系杨贤江在浙江一师的校友，该文写作于1949年，因而信度较高。这则史料说明，杨贤江十分留心和熟悉“英文的新教育书籍”和“英国工党办的教育杂志”，因而专门介绍“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便极有可能。
  第三，分析思想倾向。《朝鲜教育的现状》一文，旨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实施殖民教育的实况。联系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奴化教育日益强化的现状，似与杨贤江时时不忘警示国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有关，亦与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满有关。另，《日本文化机关概观》一文，旨在揭露日本文化政策的反动；而这种基调与杨贤江在《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署名柳岛生，1929.1～3）和《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署名牛犇，1930.2）中对国民党反动文教政策的批判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重点比照若干文字。《日本文化机关概观》的部分文字与杨贤江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的文字同出一辙。现对应摘抄数则如下，以便参照：
  因此在这个《大学令》中便加上“人格的陶冶”、“国家思想的涵养”的文字。这正因他们已经意识到支配阶级的道德与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这里，它所以要特提“人格之陶冶”与“国家思想之涵养”者，不是偶然的，其动因乃在当时的日本已走入资本主义没落阶段。（《新教育大纲》第199页）
  号称自由主义的杂志如《改造》、《中央公论》等等，则青黄赤白无所不包以表示公平。是故很左的言论常有登载，而极右的反动思想也常不绝披露出来。..就日本新闻纸与政党关系言之，大都是标榜着“阶级的政治的中立”与“社会的公正”的牌子，但实际不然。（《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号称自由主义的杂志如《中央公论》及《改造》，实行“商品化”，简直无所不包，故有时有倾左的言论，有时却现出极右的反动思想。几家大报馆如大阪的朝日新闻社与每日新闻社，东京的报知新闻社等，也为实行“商品化”起见，都标榜着“阶级的政治的中立”与“社会的公正”；但实际上，都是与资产阶级政党有关系的。（《新教育大纲》第284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的层次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0节极为相似，都是介绍“在政府管辖之下而为官僚的支配阶级”所经营的各级各类学校机关、宗教机关、杂志出版机构和剧场、影厅、音乐厅等。据杨贤江的为人而论，绝不可能不作交代地模套甚至抄袭他人的文论。反之，结论只可能是：《日本文化机关概观》系杨贤江所撰。如此，则“李宏君”为杨贤江笔名之一无疑。
  第五，从遣词造句的习惯及附言方式分析。较为成熟的作者，均有自己独特的“语码体系”或“表述定式”。据此对《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作者的研究判定，已获公认。比照署名“李宏君”的《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与杨贤江同一时期发表的文论《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苏俄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可发现频繁使用“跟着”、“除出”诸词；再对照《日本文化机关概观》与《新教育大纲》，“支配阶级”皆成为“统治阶级”的代名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另外，就杨贤江著译的引语、注释、附白、按语的方式而言，均有特异性可寻。比照署名“李宏君”的《朝鲜教育现状》、《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与杨贤江的《美国教育救急委员会的全国教育进行计划》、《最近美国师范教育的状况》、《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等，均在文前有类似引言，交代原文系何国、何人所作，为何须摘译、改写等内容。杨贤江还习惯以“随文按语”的形式简短表述自己的观点，以“李宏君”署名发表的著译，亦符合此项特征。
  第六，从写作地点和发表时间分析。《日本文化机关概观》文末注明“于日本”。这与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1927年秋冬至1929年5月）著译的习惯相符。至于发表时间，则均在杨贤江遭通缉之后，用笔名或新笔名发表文论为势所必然。另外，以“李宏君”署名发表的文论，均在杨贤江生前；编者遍查杨贤江逝世后的《教育杂志》，再未发现有此署名。
  综上所述，李宏君系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二）“李仁民”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著译共5篇：《新俄之新学校》（1928.8）、《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1929.2）、《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1929.12）、《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1930.1）、《英国的六个新学校》（1930.6）。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李”详见前文“李宏君”考。“仁民”之义，似可结合著译题材考虑：苏俄的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种种新气象，在杨贤江心目中，无疑是“仁民”之举；而日本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施的高压、钳制手段，无疑是不“仁民”的，必须改变的。此外，“仁”与“人”谐音，联系“公朴”寓义“公仆”来考虑，“仁民”即“人民”也似无不可。
  其次分析著译题材。介绍苏俄教育二文，与同期发表的《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苏俄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苏联的大学生》等，题材同属一类；更与以“祝康”署名出版的译著《新兴俄国教育》中的章节题材高度一致。介绍日本文教政策的二文，又与《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日本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等题材相类，某些如出一辙。介绍英国学校的一文，则与《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题材类同，又与《德比二国之新学校》、《新俄之新学校》的构题一致，均以“新学校”为题材。若依此作出推断，并非无理。
  第三，分析思想倾向。介绍苏俄教育的二文，明显流露出崇景之意，这与杨贤江的思想基调是完全一致的。介绍日本文教政策的二文，又与他对专制、伪善的憎恶之情密切相关。至于对英国学校的介绍，则与他一贯对欧美教育的介绍抱客观态度一致。
  第四，重点比照若干文字。这里试就署名“李仁民”的《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与杨贤江代表作《新教育大纲》中的某些段落进行比较：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科学家当有某种科学上的发现时，这种智识的富之自身，却不能给这位科学家以何等利益。因为这种智识，若不进入生产关系中，是没有用处的。当科学家研究所需的费用，由政府或富家支给时，这种情形尤为显明。试举日本的理化学研究所《关于职员所作成的发明实用新案及意匠之规程》为例，就可明白。“第二条职员在本所，有为职务上的发明时，其受特许之权利，本所继承之。..”“第七条职员在本所，于职务上就特许法第三条第二号及第三号之事项而有得受特许之发明时，本所对于物之发明，则专有制作使用、贩卖或传布该物之权利；对于方法之发明，则专有使用方法及使用、贩卖或传布依该方法所制作的物之权利。..”（《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在布尔乔社会，一个科学家有某种科学上的发见时，这种智识之富的自身，并不给科学家以何等利益。因为这种智识如果不参加生产关系，老实是没有用处。然若科学家的研究费是出于资产阶级的供给，那么这种科学的效果也不为科学家所有。试看理化学研究所的《关于职员所作成的发明实用新案及意匠之规程》：“第二条..（同上段所引）”（《新教育大纲》第285页）
  由此观察，所谓日本政府的文化，实不是文化之扩张再生产，而是在逐渐缩小文化之领域。所谓文化政策，实不外从社会中夺去一切进步的文化之政策。这种文化之内容，是过去文化的积集。然一见有如常新的形态者，只因结合之方法有不同而已。（《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由此观之，所谓反动文化者，并不是文化的扩张再生产，实在乃是逐渐缩小文化的领域。所谓反动文化政策，就不外是从社会夺去一切进步的文化之政策。反动文化的内容，为过去文化的积集。外表虽似带有新的形态，然实际不过在结合的方式上有点异样了。（《新教育大纲》第287页）
  此外，《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中的部分文字与《新教育大纲》第2章第7节第196页的文字、《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1节第314～315页的文字、《新俄之新学校》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2节第331页的某些文字与思路，均大同小异。
  关于行文风格、表述习惯、附言方式、写作地点、发表时间、译文语种等诸多方面的关联，均可参照前文，故在此不赘。综上所述，李仁民系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三）“郑绍康”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论文仅1篇，即《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1928.4）。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绍”与“少”（少英）谐音，“康”与杨贤江其它笔名或化名中的“李洪康”、“祝康”、“应康”、“李康”等直接相关。
  其次分析文章题材和思想倾向。杨贤江对于日本的政治、国策及教育政策素来留意，并研究有得。与此相关的著译有《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中，专门列有“各政党的教育政策”一节，题材与本文高度吻合。在思想倾向方面，本文揭示了资产阶级御用党的教育政策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这与杨贤江相关文论的基调是一致的。
  再次，重点比照若干文字。本文与《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第三节中的文字颇多相近或一致之处。例如：
  一切的教育机关要排除中央专政的支配，使各地方完全荻得自治权；教育机关行彻底的门户开放，对于民众的教育，完全应机会均等的要求；对于师范、中学、女学校、实业学校的管理，要学生举代表参加，对于教育学生的政治自由——加入政党、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撤废其限制。（《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
  （一）一切教育机关，排除中央之专制的支配，获得完全之自治权；一切教育机关之管理，有学生代表参加；（二）教育机关之彻底的门户解放与对一般民众教育机会完全均等之要求；（三）甲，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等之管理（教科目、授课时间、假日等之决定）有学生代表参加。（《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
  诸如此类的相似，不一而足，均从略。
  最后就写作地点和发表时间分析。本文文末附有“于东京”三字，符合杨贤江在日本写作时的习惯。联系1928年4月的发表时间考查，正是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既可能在1928年初由东京迁居京都之前完稿，亦有可能在1928年3月初赴东京面晤郭沫若期间脱稿。
  综上所述，郑绍康亦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尽管编者对杨贤江的笔名问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尽力作出了上述探讨；但编者深知，这仅仅只是开始，还远远谈不上全面或可靠。因此，在本文结束时须特别指出：本文的某些结论性意见，仅为编者的一家之言。因而期望读者不吝指教并提供依据，以将杨贤江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