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附录
| 内容出处： | 《杨贤江全集 第六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6785 |
| 颗粒名称： | 附录 |
| 页数： | 66 |
| 页码： | 825-890 |
内容
杨贤江生平年表
一八九五年
4月11日（夏历乙未年三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现属慈溪县长河镇）。名贤江，字英父（英甫），笔名有李浩吾等。曾祖父杨禹标、祖父杨守义、父亲杨树芳及叔父杨树廷，三代均为乡间裁缝；母亲方氏，操持家务并经营三亩园田。
一九〇三年 八岁
春，入本族祠堂设立的村塾就读。就塾师四年中，“谙读《四书》、《五经》、《幼学》等书，略能认识纸上诸字，于意义全未解也。”（《二十自述》）
一九〇七年 十二岁
春，进郑巷溪山初级小学堂读书，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肄业两年。其间除学国文外，还初学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体育等课程。对国文、历史两科最感兴趣，热爱体育锻炼。
一九〇九年 十四岁春，转入余姚县创立最早的（1903年）新式学堂——泗门镇诚意高等小学堂。据其自述：“转入诚意学校，教师多热忱教授，余是时年龄略长，稍能自修，指导又得力，故进步较速，一切根基皆培植于该校焉。”
一九一一年 十六岁
5月，完成诚意学堂第五学期的学习。据该学期学校发给的修业文凭记载：“照得本学堂现届第三年生第五学期考试完毕，学生杨贤江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八十一分八厘，列入最优等。”
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未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在学堂内剪去辫子。认革命为“所铭心而不忘者”。
冬，毕业于诚意高等小学堂，学业成绩名列前茅。
由父母作主，与邻近长河镇棉帽店掌柜张宝萃之女张淑贞（1893年生）结婚。
一九一二年 十七岁春，接受诚意高等小学堂的聘职，任初年级助教。
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预科班学习。该校学制五年，校长经亨颐。
一九一三年 十八岁秋，升入浙一师本科一年级。
本学期在《浙一师校友会志》第一期上发表处女作——《论教育当注重实用》，显露其教育救国的思想。
一九一四年 十九岁5月，当选为浙一师校友会文艺部干事，负责编辑出版《浙一师校友会志》。经常参加全校性演讲会。
一九一五年 二十岁
5月，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首次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学生自动之必要及其事业》。
7月14日，在日记中立定志向：“男无他志，在今日为师范生，将来为小学教员，唯期教育一辈之儿童，使之为一国增光荣者耳。”
8月28日返校途经上海，往商务印书馆参观浏览。
9月10日，，致函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科负责人，意欲入函授学社英文专修科。
9月21日起“毕业后留学日本之念”。
10月8日，，立志今后当努力于内心修养，志达“光明”，在求学方面“注重国文、英文、日文、教育四者”。
11月10日，参加校运动会后，应本校“劝用国货会”之邀，登台演讲《国货爱用之必要》。是为生平第一次在大众之前进行演说。
12月28日，获浙一师本年度“学生优待费”（为优等学生奖，每级5名，每名3元）。
一九一六年 二十一岁
6月，在《浙一师校友会志》第九期上发表第一篇译作，即从日文转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人生》。
8月，由经亨颐介绍，前往上海参加江苏省教育会小学教员暑期补习学校讲座。顺道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拜访《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
一九一七年 二十二岁
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多得名师夏丏尊、李叔同等着意栽培
。8月，应聘回余姚县担任暑期教育研究会讲师。
秋，由经亨颐向郭秉文推荐，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处事务员。公余旁听大学课程。
一九一八年 二十三岁1月12日，参观浙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2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学生之兼善思想》。此文颇受恽代英的赞赏。3月19日，因南京高师附近发生鼠疫，学生全体离校。亦于次日动身经杭州归家。
3月30日，母病逝，享年五十。杨母平生“性气和平，对子女以爱，待邻人以诚”。杨强抑悲痛，料理后事。
5月26日，参加浙江同乡学会常会，发表演说，要求“正当利用”同乡会形式。
6月10日，萌“往南洋、赴日本之念头”，打算先赴日留学，习英语、马来语，“归（国）任暨南学校教育专职，以造就师范人材”。
9月24日，商请陶行知，获准入教育科旁听教育学。
11月3日，参加浙江同乡学会会议，被选为同乡学会书记。
11月10日，往暨南大学访问黄炎培。
一九一九年 二十四岁
5月9日，参加南京学生集会游行，支持“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10月，由左舜生、邓中夏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结识一批进步青年。
11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立，被推选为分会书记。担任分会会刊《少年世界》编辑，负责“学术世界”、“劳动世界”等栏目。
一九二〇年 二十五岁
春，结识浙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教师姚韵漪。
7月初，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与李大钊、恽代英等七人被推选为该学会第二届评议部评议员。
9月20日，辞去南京高师职务。由上海乘“四川号”轮前往广东肇庆市，受聘为高要县（今肇庆）“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
9月29日，途经香港到达肇庆。
10月，逢粤桂军阀战争，国民师范补习所未能开办，反被困陷“愁城”五十天。
11月18日，离肇庆，往香港，转归故里。
是年，长女肖梅（现名杨明）出生。
一九二一年 二十六岁
2月上旬，受聘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着手对杂志进行改革刷新工作。在商务编译所结识沈雁冰等人。
5月，在《学生杂志》刊出《本志刷新预告》，致力于该杂志的翻新改造。
7月1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年会，与黄日葵等被推选为第三届候补评议员。主张学会应成为“反抗国内恶势力的团体”，会员应当“从事革命”。
7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习讨论。
是年，与妻子张淑贞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脱离夫妻关系。
一九二二年 二十七岁年初，邀请沈雁冰、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朱元善等商务诸友赴宴，席间郑重公开与张淑贞离婚之原因及处理经过。
2月，参加平民教育活动，并发表《对于平民大学的感想》。
5月，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在《学生杂志》上开辟“通讯”专栏，以利读者、编者之间密切联系。
7月2日，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决议上签名，表明反帝反封的立场。
8月，参加松江景贤女子中学组织的“暑期学术报告会”，并作《教育的必要和教育事业的特色》的报告。
11月7日，为苏联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撰文称十月革命“为人类文明史放一种异样的光彩”。
一九二三年 二十八岁
1月，与侯绍裘、高尔松等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主要讨论青年的求学、婚姻、择业、独立生活及服务社会等。
5月，在《学生杂志》上发起“学生干政”问题的讨论，主张学生应该“与闻政治”，提出学生“干政”的“七端政治目标”。
7月8—9日，参加上海全体中共党员大会，赞同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8月，在松江景贤女中举办的第二期暑期学术报告会上，作《中国青年运动与学生运动》的报告，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工厂、农村，积极开展劳动运动。
9月27日，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第十五次会议，议决改组、扩大“国民运动委员会”，被推举与恽代英、黄让之、阮永昭在该委员会中共同负责青年学生工作。
10月14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召开的第四次年会。与邓中夏、恽代英等，为学会制定“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去”的方针以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等九条纲领。
10月，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
11月，在《学生杂志》上开辟“答问”专栏。
是年，担任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通讯与联络工作，并兼任浙江春晖中学教务主任。同时抽暇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附中及景贤女中讲课。是年复旦大学首开心理学系，前往该系学习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等十多门课程。
一九二四年 二十九岁
1月12～13日，中共上海党员大会改选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与徐梅坤、张秋人等三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随后被递补为执行委员。
2月，在《学生杂志》发表《国故毒》社评，就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事，号召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迅速“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引发文教战线上的反复古斗争。
3月25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信——讨论国故》，继续对“国故派”进行斗争。
6月，与旅居上海的余姚青年朱公垂、楼建南等发起组织“余姚青年协社”。
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年会，与恽代英一起同国家主义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作了关于道德与经济改造问题的发言，强调道德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受环境的支配，随着经济状态而变迁，并非独立与超然。
7～8月，参加上海学联举办的暑期夏令演讲会，作了《青年问题》和《教育问题》两个报告。
是年，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并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部长。同时兼任上海《时报》“教育周刊”编辑。经常往返于上海、上虞、宁波、杭州之间，为发展宁波、余姚等地方党组织积极活动。
一九二五年 三十岁
1月12日，与姚韵漪在上海结婚。
5月30日，参加动员和组织上海大学等校学生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5月，当选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
6月2日参加“上海教职员联合会”。
6月4日，，与韩觉民、沈雁冰、侯绍裘、董亦湘等三十余人，集体退出由右派势力把持的上海教职员联合会。参与在小西门立达中学召集筹备会，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
6月16日，参加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组织的讲演团，进行演讲活动。先后演讲：《五卅运动与民族革命》、《民众的力量》、《国民外交》等，扩大了“五·卅”运动影响。
6月下旬，上海商务印书馆重新组建工会及党团组织，与陈云、沈雁冰、丁晓先等十余人为其成员，分工担任编译所党组织负责人，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的职工运动。
7月21日，受聘为景贤女子中学沪办高级中学兼职教师。
8月12日，乘火车北上，与黄炎培夫妇、刘海粟等12人同行，前往太原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
8月16日，到达太原。会议期间，与余家菊、孙伏园等九人任编辑组成员。
9月20日，受中共上海区委指派，与恽代英、沈雁冰等联络社会知名人士杨杏佛、叶圣陶、郭沫若、于右任等成立中国济难会，被推选为济难会委员。
9月30日，参加中国济难会委员会会议，分工负责宣传工作。
10月25日，在中国济难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阐明该组织人道主义宗旨，主张营救遭受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
12月，被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把持的伪中央开除国民党党籍。与国民党右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 三十一岁
1月1日，参加上海国民党左派所组织的特别市党部成立大会，当选为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
2月，长子杨天任（后改名杨天成）在上海出生。
4月3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党员代表大会。次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员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号召联络各阶级中革命分子，以增进国民革命的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5月30日，在上海南市西门体育场召开的“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挺身奋起，恢复“五·卅”运动中反帝联合战线，实现“五·卅”运动未完成的任务。
5月，委托叶圣陶主编《光明》半月刊。
6月7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10月23日，参加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
10月，被推选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部长。
一九二七年 三十二岁
1月，辞去《学生杂志》编辑工作，结束六年的编辑生活，以便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领导和统战工作上。2月22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2月23日，参加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
作。
2月27日，因中共上海党团联席会议所决定，代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前往杭州联络北伐军。
3月初，在杭州，婉言谢辞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兼杭州《民国日报》编辑之职。抽身赶回余姚指导革命工作。
3月中旬，返归上海。
3月20日，向上海大学党团支部传达上海区委指示，组织学生纠察分队，协助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21日，组织学生纠察队配合商务印书馆工人武装，参加攻占天通庵车站战斗。
3月22日，参加上海临时市政府筹备工作，被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
3月27日，在上海“补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代表身份讲话，指出“革命之需要有二：曰武装军队；曰武装民众。”同时公开反击国民党右派。
3月29日，出席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代表上海市党部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
4月1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全体党员大会。听取市党部工作报告，并对国民党右派提出警告。
4月5日，代理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通过报界宣布教育工作方针，阐明教育宗旨“须合乎政治潮流”。
4月10日，出席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上海特别市政府政纲草案》等文件。
4月11日，在上海市党部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讲解《党的组织与训练》。
4月12日。因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故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4月18日，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号令”（《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列为被通缉的对象。
4月下旬，根据中共党中央的指示，与陆立之一道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5月初，到达武汉。参加苏、沪、浙三党部驻汉办事处工作并担任委员。
5月9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将上海市党部的《告商人书》和上海市党部青年部的《告上海学生书》发表，揭露蒋介石在上海犯下的罪行，号召上海市商人、学生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5月13日，以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身份，出席在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上海事变情形。
6月，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的编辑。
7月下旬，离武汉经江西辗转返回上海。
10月初，东渡日本。化名李洪康，负责中国留日学生中共特别支部。潜心人类历史、社会科学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12月，在《教育杂志》、《东方杂志》上，以“洪康”笔名发表系列文论，继续以笔作为主要斗争武器；同时，留心向国内读者介绍世界教育动态。
一九二八年 三十三岁
1月，以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负责人身份接待董必武，并设法帮助董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
2月，协助安排林伯渠从日本敦贺港乘船前往苏联。
3月初，在东京秘密会见郭沫若，讨论今后的学术理论研究工作。
5月，次子肖康（亦名杨启）在杭州出生。
8月，姚韵漪携带长子杨天任抵日本京都，夫妇团聚。
是年，在日本集中精力翻译《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译著、撰写《教育史ABC》等著作。
一九二九年 三十四岁
5月，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归国。
同月，《教育史ABC》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署名李浩吾。
6月10日，以李扬为笔名翻译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一书，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
6月，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特殊使命，负责对党内反对派的教育工作，担任特殊支部的负责人。
7月17日，女儿川之（现名徐昉）在上海出生。
秋，参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11月，以柳岛生作笔名编著的《今日之世界》一书，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发行。
12月，完成《新教育大纲》的撰写。
一九三〇年 三十五岁
1月10日《新教育大纲》交南强书局付版，署名李浩吾。
2月20日，《新教育大纲》由南强书局出版发行。这是中共中央文委组织编写的“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之一。
3月，参与筹建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又参加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重点负责“社联”的编辑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5月，介绍自日本回到上海的沈雁冰参加“左联”的活动。是年，积劳成疾。
一九三一年 三十六岁
2月，经医院确诊，患有肾结核。
7月，病情恶化，出现血尿，由夫人姚韵漪陪同前往日本长崎检查医治。
8月9日，病逝于日本长崎。李一氓前往日本，陪同姚韵漪运回骨灰，葬于上海永安公墓。墓碑由经亨颐题书“杨贤江墓”四字。解放后迁葬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杨贤江笔名考录
一
杨贤江虽英年早逝，但著述宏富，且使用过多种笔名或别名，为后人进行全面整理或相关研究留下了不小的困难。
在《杨贤江全集》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进而慎重地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对杨贤江的笔名逐一进行了核证考释。
具体而论，对杨贤江笔名的考证，尤重文论题材、思想倾向、具体内容、行文风格、载文刊物、写作发表的时间与地点、著译的材料来源及相互关连、笔名间的相关性诸方面。例如时间，由于杨贤江于1931年8月病逝于日本，故此后仍频繁出现的笔名，则不太可能属杨贤江。又如载文刊物，由于杨贤江长期从事商务印书馆所办《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与该馆同时期发行的其它杂志的主持人熟识，故用笔名在周予同主编的《教育杂志》、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叶圣陶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较大。这一点，杨贤江夫人姚韵漪及周予同等均曾忆及。这就为查核杨贤江的笔名标示了大体的范围。
编辑《杨贤江全集》，首先必须确立收文依据。即须对所有与杨贤江相关的笔名，进行审慎但不失大胆的核证考释，从而有所汰裁，有所保留，有所发现，使全集的编辑工作建立在较为科学、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
以下，编者将全面并突出重点地对杨贤江笔名分类进行考录。
二
综观本全集收文关涉到的杨贤江所有笔名，按既往认识的程度，拟分为如后三类进行研讨：（1）世所公认者；（2）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3）由编者首次发现并予以确认者。
为使考录详实且具可参照性，在分类论列前，须将有代表性的辞典、传记中的记载摘要于下（辞条或传主“杨贤江”者皆从略）：
——《辞海》：“亦名李浩吾。”（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中，第2885页）——《中华民国史辞典》：“字英甫，化名李浩吾。”（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字英甫或英父，主要笔名有李浩吾、姚英夫、李膺杨、公朴等。”（李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教育大辞典》：“字英父（或英夫），笔名李浩吾、叶公朴等。”（顾明远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卷第280页）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又名庚甫，字英甫、英父，笔名英夫、贤江、李浩吾、李膺扬、李谊、叶公朴、公朴、李康、柳岛生、YK。又笔名和化名李服膺、曲它（他）、姚应夫、李洪康、
洪康、祝康、直夫、健夫、犇牛（牛犇）、雁江、江、江天、慕颜。”（陈玉堂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第271页）
——《杨贤江》：“字英父（英甫），笔名有李浩吾、曲它、姚应夫、叶公朴、李谊、李洪康、李膺扬、直夫、江一、雁江、牛犇、Y.K、柳岛生、健夫等。”（潘懋元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杨贤江传记》：“笔名有李浩吾、李膺杨、柳岛生、李洪康、祝康、叶公朴、公朴、姚应夫、李谊、雁江、江一、江天、健夫、牛犇、英夫、曲它、江、YK、K等。”（金立人、贺世友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字英甫、英父（湖北人民出版社《历代爱国人名辞典》误作英元），笔名江、贤江、江一、江天、雁江、公朴、洪康、慕颜、曲它、直夫、健夫、李谊、牛犇（徐仲林、熊明安等《中国教育家传略》误作犇牛）、李浩吾、李洪康、李服膺、李膺昜、姚应夫、柳岛生、杨庚甫、叶公朴、K、YK。”（刘绍唐主编，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4期第149页）
——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提供：“他的笔名，就我记得的，还有柳岛生、犇牛、姚应夫、洪康、李膺扬等。”（姚韵漪1954年4月致潘懋元函）
所谓“世所公认者”，即为上引材料所包容，且为现今杨贤江研究界所普遍认同者。所谓“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即为上引材料中不甚一致之处；或上引材料不包括，但已为杨贤江亲属、研究者所发现，而又无确切把握者。所谓“由编者首次发现者”，即为由《杨贤江全集》编者发现并加以充分考释者。
三
对笔名为“世所公认”者，勿须逐一进行考证；必要处，仅作简要说明或补充。现依时序将此类笔名录列如下：
YK——首见于1921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苦学生自救法》及《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的预备》两文。另见于《学生杂志》的《关于爱因斯坦因的一个好消息》（1921.4）《现实生活里的理想生活》（1921.4）、《一个新纪念日》（1921.5）、《美育的价值》（1921.5）、《柯克思的成功谈》（1921.6）、《万国学生大会开会矣》（1921.7）、《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1921.7）、《奋斗以后的快乐》（1921.8）、《做什么》（1921.9）、《毋欲速》（1921.10）、《自然界里的生活》（1921.11）、《忙与懒》（1921.11）、《努力即成功》（1921.12）、《我所希望于今年的学生的》（1922.1）、《学生的救校运动》（1922.1）、《学生与常识》（1922.2）、《威权打破了以后》（1922.3）、《爱护学校与批评学校》（1922.4）、《复活“五·四”的精神》（1922.5）、《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1922.6）、《教学相长》（1922.9）、《学校的怪》（1922.10）、《全我的活动》（1922.12）、《青年与春天》（1923.3）共23篇。其间，于1922年3月30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病后》一文。现发现用“YK”发表的文论共27篇，使用时间为1921年3月～1923年3月，载文报刊为《学生杂志》和《民国日报》。“YK”系“贤江”二字按余姚方言读法的英文拼写的开头字母。
江一——首见于1921年4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潜进？消灭？》一文。另见于《学生杂志》发表的《“辟克尼克”》（1921.5）、《环境与修养》（1921.7）、《冒险与侥幸》（1921.8）、《悲剧的快感》（1921.9）、《现代世相》（1921.10）、《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1921.11）、《青年的科学兴味》（1921.12）、《思想的革命》（1922.1）、《警告受人利用的学生》（1922.1）、《耻与勇》（1922.2）、《一个学生界的新组织》（1922.3）、《告中学毕业生》（1922.6）、《健康第一》（1922.8）、《手和舌的训练》（1922.9）、《信仰与成功》（1922.10）、《怎样保持健康》（1922.10）、《年终结帐》（1922.12）及通讯《致徐廉垣》（1922.6）共19篇。又以此名在《少年杂志》发表《好玩的春天怎样过？》（1921.4）。现发现用“江一”为笔名发表的文论与通讯共20篇，使用时间为1921年4月～1922年1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及《少年杂志》。“江”与“贤江”、“雁江”关系一目了然，“一”与“天一”亦明显相关。
雁江——首见于1921年6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中国的两大富源》和《青年的艺术感》两文。另以此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世界怎样会繁富的》（译文，1921.8）、《观念与动作》（译文，1921.9）、《自强论》（1921.10～11）、《爱迪生之心理测验》（1921.12）、《罗斯福的青年时代》（1922.2）、《威尔逊的青年时代》（1922.4）、《爱迪生的青年时代》（1922.6）、《心理主义与论理主义》（译文，1922.9）、《精神与表出》（译文，1922.9）、《十分钟的健康体操》（译文，1922.9）、《摩擦运动法》（译文，1922.12）。现发现用“雁江”为笔名发表的著译共13篇，且多为译文或与译介相关，使用时间为1921年6月～1922年1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值得指出的是，余姚方言中的“贤”字读音与“雁”同。
健夫——首见于1922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的《个人心与社会心》一文。另以此为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逆流的人生》（1922.4）、《青年！向那里走？》（1922.5）、《见解和勇气》（1922.6）、《致正厂》（通讯，1922.6）、《战胜的态度》（1922.8）、《刺戟与反应》（1922.11）、《学问和装饰品》（1924.8）、《“九·七”国耻纪念与反帝国主义运动》（1924.9）、《事业与实学》（1924.10）、《青年期的心理与卫生》（译文，1925.2、4、9）、《职业态度的决定》（译文，1925.7）、《学业与职业的关系》（译文，1925.7）、《我们要注意时事》（1925.8）、《“五·卅”事件的意义》（1925.8）、《暑期准备工作》（1926.6）、《升学准备》（1926.6）、《中学生活动的种类》（译文，1926.7）、《青年男女的“恶作剧”》（译文，1926.10、11）、《读书嗜好的培养》（1926.12）、《人之初》（1927.1）、《人类经济生活之进展》（1927.3）、《青年与自然》（译文，1927.3、4、5）、《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译文，1927.6）共23篇。另以此笔名在《申报》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纪事》（编者拟题，共4则，1925.8.25～29）。现发现用“健夫”为笔名发表的著译共25篇，使用时间为1922年3月～1927年6月，载文报刊为《学生杂志》和《申报》。联系首次使用时间（1922.3）来看，适逢杨贤江大病一场之后（详见同月发表的《病后》一文）；病后希“健”，理所当然。另，“夫”与“甫”（英甫）、“父”（英父）谐音。
江——首见于1924年1月《学生杂志·答问》栏中的《答皖寿陆恒生君》，此后的答问大多以此署名。另以此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评学生服务》（1927.1），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教师的效率》（1924.10）、《美国新出的一种教育杂志》，在《光明》发表《这样的世界》（1926.8）。现发现用“江”为笔名发表的答问数百则、短论4篇，使用时间为1924年1月～1927年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光明》。“江”与“贤江”的关系显然。
K——首见于1924年1月《学生杂志·答问》栏中的《答饶州张肇明君》。此后的答问除以“江”署名外，均以此署名，计达数十；尚未发现著译以“K”署名者。“K”为“江”字余姚读音英文拼写的首写字母，可视为“YK”的缩写。
曲它——首见于1924年7月发表于《学生杂志·社评》栏中的《怎样叫做有觉悟的青年》一文。后另以此名在该栏连续发表社评《青年的道德观念》（1924.9）、《学生与群众》（1924.10）、《青年运动的几个要点》（1924.11）、《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1924.12）、《我们所得于时局的教训》（1924.12）。现发现以“曲它”为笔名发表的论文共6篇，使用时间为1924年7月～1924年12月，载文刊物仅见于《学生杂志》。从文章内容、思想倾向、行文风格及编辑工作的需要等方面分析，均不乏证据。另外，联系使用时间分析，此期杨贤江正与姚韵漪热恋并筹办婚事，“曲它”与“娶她”谐音；事实上，1925年1月杨贤江结婚后，便再也没有使用此名。
英夫——仅见于1927年1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长江流域的经济现状》一文。“英夫”与“英甫”、“英父”谐音，相关显然。
姚应夫——仅见于1927年12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译文《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一文。该笔名系杨夫人所提供的诸笔名之一，她并指出：“1927年后的《教育杂志》上某些篇用此二名（指姚应夫、洪康）。”另，“姚”与杨贤江故乡“余姚”和杨贤江夫人姚韵漪的姓相关；“应夫”与“英夫”、“英甫”、“英父”谐音。
洪康——首见于1927年12月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死之船”良荣丸的惨死》、《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日本富豪的所得调查》三文。同月，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1928.1）、《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1928.2）、《日本的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1928.3），在《东方杂志》发表《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1928.3）。现发现以“洪康”为笔名发表的文论共8篇，使用时间为1927年12月～1928年3月，载文刊物为《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据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所撰杨贤江生平中谓：“约于七八月间辗转回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不久，就化名李洪康离沪去日本。”此为确证。又，“康”与“健”（健夫）字义既相通又相连；另，“洪”与“红”谐音，杨贤江此段因参加共产党（赤党）遭通缉而亡命日本。
叶公朴——首见于1928年3月发表于《教育杂志》上的《职业指导的意义》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论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书》（1928.6）、《“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1929.4）、《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1929.7）、《世界成年劳动者教育之实施鸟瞰》（1929.10）、《美国都市教育的特种设施》（1930.6）。现发现以“叶公朴”为笔名发表的文论共6篇，载文刊物仅见《教育杂志》。据杨贤江亲属及友好回忆，“叶公朴”为杨贤江遭通缉后使用的化名之一；另据以此署名的文论题材、内容及行文风格分析，此为杨贤江笔名之一无疑。
公朴——首见于1928年8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症》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教育者之政治使命》（1928.9）。现发现以“公朴”为笔名发表的文论2篇，载文刊物仅见于《教育杂志》。“公朴”与“叶公朴”的相关显然。
柳岛生——首见于1928年8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的译著《世界史纲》。另以此笔名在《新思潮》上连载发表论文《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1929.1～3）、译文《苏联的大学生》，在上海沪滨书局出版译著《今日之世界》（1929.11）。联系郭沫若1928年春亡命日本后与杨贤江多有接触并讨论过著译计划的史实来看，《世界世纲》由郭沫若主持的创造社刊行便顺理成章。另，“柳”似与杨贤江素所推崇的“五柳先生”陶渊明的精神相关——不与恶政治同流合污；“岛”与当时的居留地日本列岛、“生”与早年自署“我生”也似有关联。更为重要的线索是；杨贤江在《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一文中，对日本东京附近的“柳岛劳动学校”推崇备至。还有，杨夫人在回忆中确认《世界史纲》系杨贤江所译。
李浩吾——首见于1929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专著《教育史ABC》。另以此名出版译著《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美国荷尔——通译霍尔——著，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10月版）、专著《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2月版）。“李”系杨贤江居留日本期间化名（李洪康）之姓。“浩吾”，似可理解为：浩然之气长存我心。
李膺扬——仅见于1929年6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译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德国恩格尔——通译恩格斯——著）。“李”详前述，“膺”与“英”（英甫、英父）谐音，“扬”与“杨”谐音。
李洪康——仅见于1929年9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一文。该笔名实为亡命日本期间使用的化名。
李谊——首见于1929年12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教育迷信论》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教育之本质及其变质》（1930.4），发表译文《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1930.8～9）、《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1931.11～12）；在《妇女杂志》发表文论《做了父亲》，发表译文《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1930.7）、《妇女与宗教》（1930.8）、《苏俄的卖淫问题》（1931.5）。《教育迷信论》和《教育之本质及其变质》两文的内容，实为杨贤江教育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的部分章节，就《做了父亲》一文的内容分析，更可确证为杨贤江所写无疑。
牛犇——仅见于1930年4月在《新思潮》上发表的《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和《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两文。据文章内容和杨贤江亲友的回忆，两文属杨贤江所写。联系杨贤江以“天一”为笔名发表的《“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1926.5）的内容及他一贯重视的“学生与政治”的主题分析，均可为佐证。
祝康——仅见于1931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译著《新兴俄国教育》。依据本书内容与其它介绍苏俄教育文论的相关性，以及与其它笔名洪康、应康、健夫等的相关性，亦可无疑。
四
“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有代表性的辞典、传记已录列，而在全集编纂过程中尚未发现以此署名的文字者。第二，杨贤江亲属或研究者已注意到，但尚未确认的署名，今由编者略考而予以确认者。第三，已注意，而过去未能确认，现今依旧存疑者。现依次录列或考释如下：
（一）有名无文者
李膺杨——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杨贤江传记》。编者认为，“杨”字显系“扬”字之误。同据《杨贤江传记》第255256页：“几个月后，此书译好，寄中央宣传部。党组织已经筹集了发行基金，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发行。1929年6月，由上海新生命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署名李膺扬。”又据该书原版署名可知，“杨”字恐系抄写或排印之误，以致以讹传讹。
庚甫或杨庚甫——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据编者掌握的资料而言，“又名庚甫”一说，仅此一家；“笔名杨庚甫”一说，也别无分店。诚然，以此作为化名或笔名并非绝无可能；但是，编者更倾向于：“庚”系“膺”字的抄写或排印之误。若假设成立，则“膺甫”与“英甫”、“英父”、“英夫”、“姚应夫”的关系便可一目了然。
李康——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推断，此说所据为1930年8月24日《文艺新闻》第2版所发消息《杨贤江病死长崎》：“杨君专门研究新兴教育心理学，曾编《学生杂志》，在‘五·卅’后，任上海学生联合会长，对于青年运动和文化运动有莫大致力。一九二七年亡命日本，不久归国，为社会科学联盟发起人之一。译著书籍极多（用柳岛生、李浩吾、李康等笔名）。”联系“李谊”、“李洪康”、“祝康”等笔名分析，实有可能。但遍寻未见后，编者认为，若归为化名似更合宜。
李服膺——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认为，以此为笔名或化名均极有可能。因为“李”与“李谊”、“李膺扬”直接相关，“服”与“父”（英父）、“甫”（英甫）、“夫”（英夫）等均音谐，而“膺”则与“英”（英甫、英父）、“应”（应康、姚应夫）、“因”（华因）音谐。但若据实论之，则编者更倾向于认定为化名。
曲它（他）——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认为，“（他）”系画蛇添足之笔。
直夫——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杨贤江》、《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据“夫”与“甫”、“父”、“服”谐音，又据“直夫”与“健夫”、“英夫”构名相类，故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实有可能；但若视为化名亦无不可。
犇牛（牛犇）——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及杨夫人的回忆。编者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所言“徐仲林、熊明安等《中国教育家传略》误作犇牛”实为的论，而杨夫人的记忆有误（详见“马训政”条），也似为此误的误源。
慕颜——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所据不详。因与杨贤江的其他笔名似无关系可寻，编者倾向于否定。
Y.K——见《杨贤江》。显系“YK”之误。
江天——见《杨贤江传记》。编者认为，该笔名与“江一”、“天一”等笔名具有相关性，属有可能者。
李膺昜——见《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编者认为“昜”字显系“揚”字之误。
（二）已注意并确认者
天一——以此署名的论文有4篇：《考试制度》（1920.5）、《学生界之新气运》（1926.1）、《从军问题》（1926.1）、《“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1926.5）。除第一篇载于《教育杂志》外，余均载于《学生杂志》。使用时间为1920、1926两年。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天”与“江天”、“一”与“江一”均似可借代重组。（2）后三文均属《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此类文字，在杨贤江实际主持该杂志期间，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笔名所撰。（3）文论主题、思想倾向及行文风格与以杨贤江署名者类同。如《学生界之新气运》与《论“师生合作”》。（4）直接证据。在《从军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的文字是：“近来常常有许多同学写信来问：..要我解答。..我于是一面很郑重地发了个通启，..；一面很诚恳地探访老于军队的人。..”能在《学生杂志》发“通启”的“我”，且是实际主持该杂志“答问栏”的“我”，实非杨贤江莫属。另在“答问栏”中，以“江”署名的有关“从军”问题的答问亦有多则。（5）《考试制度》的著述形式类同于杨贤江的有关著译，均采用边译述、边评说的形式。（6）1926年杨贤江的长子杨天任（后名杨天成）出生，“天一”与“添一”的谐音似有相关。
华因——以此署名的论文有11篇：《不正确的学生型》（1922.3）、《好学生当怎样》（1922.4）、《发生动作的两个条件》（1922.5）、《快乐的源泉》（1922.8）、《毋作茧自缚》（1922.9）、《合作的读书法》（1922.10）、《观察力的练习》（1922.10）、《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1924.4）、《中学生活动的种类》（1926.7）、《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1926.10）、《学校园》（1926.11）。以此署名的译文有3篇：《告少年文人》（1924.9～10）、《学习法概要》（1926.8）、《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1927.6）。除《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一文载于《教育杂志》外，余均载于《学生杂志》。使用时间也相对集中在1922、1926两年。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因”与“英”（英父、英甫、英夫）、“应”（姚应夫、应康）、“膺”（李膺扬）音谐。（2）论文大多为《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除《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两文外）。此类文字，在杨贤江实际主持该杂志期间，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笔名所撰。（3）笔名使用时间符合。最早为1922年3月，最晚为1927年6月。均为杨贤江生前无疑，且绝大多数发表于他实际主持《学生杂志》期间。此前或此后的《学生杂志》及《教育杂志》，均未发现以此署名的著译。（4）著译题材的关联性甚高。学生、修养、读书法、学习法、基本常识等，均为杨贤江一贯关注并经常介绍的题材。（6）部分内容与以杨贤江署名或其它笔名发表的文字雷同或相似。如《不正确的学生型》、《好学生当怎样》与以“杨贤江”为名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1923.1）一文的相关内容类同。又如《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一文与以“柳岛生”署名出版的《世界史纲》第一章文字完全相同者达1400余字。（7）实证材料。在以“华因”为名发表的《观察力的练习》一文中，有如后一段话：“今夏在宁波车站，曾见两个学生对于上行李、验车票等手续非常呆笨。看他们神气，大有慌张的样子。这实由于不善观察之故。”联系杨贤江回乡省亲多经宁波，且多在寒、暑假之期分析，实可佐证“华因”即杨贤江笔名之一的结论。（8）译文原作的语种为英文或日文，均为杨贤江能熟练掌握者。
应康——以此署名的文论有《养心与强身》（1926.12），译文有3篇：《有效的学习法》（1925.10～12）、《冷觉的特性》（1926.12）、《美国的科学宣传者——弗兰克林》（1927.1～4）。均载于《学生杂志》，时间亦相对集中。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应”与“英”（英甫、英父、英夫）、“膺”（李膺扬）、“因”（华因）音谐，另与“姚应夫”的“应”字相同。“康”与“祝康”、“李洪康”、“洪康”、“李康”的取字相同，又与“健”（健夫）字语义相通。再则，“应康”英文拼读的首写字母可为“YK”，此即为杨贤江所使用的笔名之一。（2）《养心与强身》属社评性文字。此期的社评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的笔名所撰。（3）著译题材均属作者惯常关注的范畴。（4）译作《有效的学习法》与署名“华因”的译文《学习法概要》内容相类、时间相近。更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法概要》虽发表较早，可却在文中引述了《有效的学习法》中的几段文字。若两文的译者不同为一人，则很难解释这种现象。（5）著译的行文风格与附言方式均与杨贤江的写作风格相似。（6）译文均取材于英文原作，属杨贤江熟悉的语种。
少英——以此署名的译文有2篇：《成功》（1926.11）、《人性与战争》（1926.11）。同时发表于《学生杂志》第13卷第11号。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少”与“绍”（郑绍康，详见后文考释）音谐；“英”与“英甫”、“英父”、“英夫”有一字相同，又与“应”（姚应夫、应康）、“因”（华因）、“膺”（李膺杨）等音谐。（2）译文的发表时间、刊物均与杨贤江使用其它笔名的条件吻合。（3）译作的题材、语种、行文风格等，也均与杨贤江的风格无悖。
（三）已注意尚不能确认者
Y——仅见1923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10卷3号的《本刊文艺栏的计划》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Y”系杨贤江笔名之一“YK”的合构之一，联系“江”与“贤江”、“K”与“YK”的惯常用法，则“Y”系“YK”的简缩亦不无可能。（2）该文属《学生杂志》编务性文字，而这类文字通常出自杨贤江手笔。（3）就行文风格考察，与杨贤江起草的同类文字大同小异。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Y”系“雁”字英文拼读的首写字母，虽有“雁江”简缩的可能，亦不能排斥“雁冰”简缩的可能。（2）据杨贤江幼女杨川之（现名徐昉）分析，文内涉及的专业性文艺知识并非杨贤江所长，而这正是沈雁冰的专长，沈当时亦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且与杨贤江过从甚密，因而有可能系杨贤江委托沈雁冰代为主编文艺栏并写作该计划。
华男——仅见于1924年3月29日刊行的《中国青年》周刊第24期《受“国故毒”的学生听者》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
（1）“华”与“华因”相关。“男”与男子汉不甘示弱的品性可能有关，可结合该文的论战性加以考虑。（2）该文的基本观点与杨贤江所作《国故毒》一文完全一致，所引述的《国文会考题》亦部分相同。（3）命题与杨贤江的另一短论《学生诸君听旃》相类。（4）杨贤江与《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为同志加好友。（5）杨贤江署名发表《国故毒》后，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撰文辩驳问罪，《学生杂志》挂名主编朱元善遂在该刊转载曹慕管文并附言道歉，故杨贤江化名投稿他刊实有可能。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2）在该文发表前4日（1924.3.25），杨贤江署名在《时事新报》发表公开信《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信——讨论国故》，因而似无必要再用化名或笔名。尽管有投稿在前、发表在后的可能，但无确证。
赤子——仅见于1924年7月发表于《学生杂志》11卷7号的《烦闷与忙》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属《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2）内容为杨贤江所熟悉、所擅长。（3）行文风格类同。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2）与其它笔名尚未发现相关性。
姚宝贤——现发现以此署名的著译共3篇：《女学生活动与学风》（1926年1月《学生杂志》13卷1号）、《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译文，1930年3月《教育杂志》22卷3号）、《教育劳动者之国际运动》（1930年10月《教育杂志》22卷10号）。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姚”可能与杨贤江系浙江余姚人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杨夫人姓“姚”（姚韵漪），而“姚应夫”已被确认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至于“宝”，即可作“宝贝”、“宝贵”解，又因其谐音“保”而含有“保护”、“保卫”之义。“贤”字作为“贤江”的缩称则理无不顺。联系杨贤江夫妻关系极洽分析，“姚宝贤”为杨的笔名似也有可能。（2）“学风”和“劳动教育”的题材素为杨贤江所关注。论及学风的文论有《教学相长》、《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青年求学问题》、《事业与实学》、《学风与校风》等，介绍国外劳动教育的文论尚有《英国劳动教育之发达》、《美国工厂教育之设施》、《德国之劳动教育》、《欧美劳动教育的近况》等。此外，《教育劳动者之国际运动》与署名“叶公朴”的《“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的内容密切相关，且与署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中的第13节“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和第14节“教育劳动者的国际组织”的内容大同小异。（3）在1930年著译的文末均附有“于日本东京”或“于日本”字样，符合此期杨贤江的写作习惯。（4）译文原作为日文，为杨贤江所擅长的语种。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前后使用的时间跨度较大（1925、1930），其间未发现有使用者，与杨贤江其它笔名在使用时间方面具备的连续或集中的特征不符。（2）《女学生活动与学风》一文的文末附有：“十四，三，一，草于六合”字样。现无确切证据说明杨贤江于1925年3月1日旅居江苏六合县。
英——现发现以此署名发表于《申报》的文论共4篇：《告老退休之邝富灼》（1928.1.28）、《同乐会》（1930.12.5）、《梵王宫寿萱志盛》（1930.12.27）、《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1931.7.22）。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英”与“英甫”、“英父”、“英夫”密切相关，亦与“应”（姚应夫、应康）、“膺”（李膺扬、李服膺）、“因”（华因）音谐，且与“贤江”简缩为“江”、“YK”简缩为“K”相类。（2）《告老退休之邝富灼》一文中的邝富灼先生与杨贤江素有交往，而《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亦为杨贤江所熟悉的教育史内容。（3）发表时间与杨贤江亡命海外、须用笔名或化名相关，也与此期经济拮据、须多辟载文报刊有关。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梵王宫寿萱志盛》一文的题材及行文等，与杨贤江的风格大异其趣。（2）其它诸文的行文风格亦与杨贤江多有不合。（3）《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一文的发表时间距杨贤江病逝于日本长崎的时间不足20日；此前他已重病缠身，东渡日本就医，已不太可能伏案写作；且报纸的压稿时间相对较短。
柳其伟——现发现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著译共4篇：《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1930.2）、《德意志共和国的新教育》（1930.4）、《奥国的新教育》（1930.10）、《德国青年运动之产生与发展》（1931.1）。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著译题材与杨贤江当时所关注者吻合；（2）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文末，有附白：“本书已由介绍者着手翻译。”而在《杨贤江文集·杨贤江著作一览表》中，又列有《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平克微支著，李浩吾译）一书。虽译者笔名不合，但书名及原著者皆无异。（3）诸文均载于《教育杂志》的“新刊介绍”栏或“世界教育新潮”栏，而杨贤江此期经常在上述二栏发表文章。（4）“柳”与“杨”、“柳其伟”与“柳岛生”均有某种关联。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译著《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遍寻未见，因而不能确认“柳其伟”即“李洪吾”。（2）据《奥国的新教育》文末所言：“全书已在翻译中，不久可以付印。”又据编者发现：《罗素论教育》亦由“柳其伟”译出。而此期杨贤江发表的著译甚多，能否如此多产实堪疑问。（3）从译文表述风格考察，“柳”与“杨”亦有不同。
马训政——仅见于1930年4月15日发表于《新思潮》第5期的《评〈中学生）》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据杨夫人姚韵漪回忆，杨贤江在此期曾发表过《评开明〈中学生》创刊号》或《读开明〈中学生）创刊号有感》。就该文内容而言，正是评论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创刊号的。（2）文论题材及主要观点均与杨贤江的有关文论一致。（3）文笔及引述方式，均相似于杨贤江。（4）因抨击对象为《中学生》的编辑者丰子恺、夏丏尊、章锡琛、顾均正四人，而此四人均系杨贤江旧日师友，理当隐名。（5）载文刊物系杨贤江此期经常投稿者。同期即有署名“牛犇”的《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一文见载。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
（2）杨夫人回忆的篇名、载文刊物和（《中国青年》）和署名（犇牛）均与该文有所不合。
五
“由编者首次发现并加以充分考释者”有“李宏君”、“李仁民”和“郑绍康”。现分别详考如下：
（一）“李宏君”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文论共6篇：《朝鲜教育的现状》（1928.5）、《文纳特卡制的大要》（1928.7）、《日本文化机关概观》（1928.8）、《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1928.12）、《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1930.6）、《德比二国之新学校》（1930.7）。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李”与“李浩吾”、“李膺扬”“李洪康”、“李康”、“李谊”、“李服膺”等密切相关。“宏”与“洪”（李洪康、洪康）音谐，且与“红”字谐音；若进论其义，则极可能与杨贤江参加共产党（红党、赤党）而遭通缉有关。若如此，则此名蕴有明志之义。至于“君”，恐与此期旅居日本而取法日人称谓有关。
其次分析文章题材。以此署名的文论均属外国教育介绍性质。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类题材在杨贤江的著译中比比皆是。如：《英美德俄四国教育改造之实况》（1921.9～10）、《德国教育的现在和将来》（1923.2）、《德国的新学校》（1925.10）、《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1927.12）、《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1928.1）、《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1929.9）。只要仔细比较一下论题，即可发现以“李宏君”署名的文论，与以杨贤江或已确认为杨贤江笔名署名的文论，两者在题材上高度相关。此外，以“李宏君”署名的《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一文，有旁证说明可能系杨贤江所写：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参加了开明书店编辑所的工作，从夏丏尊先生那里，知道贤江兄的生活情形。因为他隐居着，我没有去看他。有一次，曾托叶圣陶先生带一个信去，请他介绍几种英文的新教育书籍，他替我介绍了两种英国工党办的教育杂志。（傅彬然：《悼念杨贤江学兄》，《杨贤江纪念集》第46页）
傅彬然先生系杨贤江在浙江一师的校友，该文写作于1949年，因而信度较高。这则史料说明，杨贤江十分留心和熟悉“英文的新教育书籍”和“英国工党办的教育杂志”，因而专门介绍“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便极有可能。
第三，分析思想倾向。《朝鲜教育的现状》一文，旨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实施殖民教育的实况。联系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奴化教育日益强化的现状，似与杨贤江时时不忘警示国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有关，亦与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满有关。另，《日本文化机关概观》一文，旨在揭露日本文化政策的反动；而这种基调与杨贤江在《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署名柳岛生，1929.1～3）和《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署名牛犇，1930.2）中对国民党反动文教政策的批判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重点比照若干文字。《日本文化机关概观》的部分文字与杨贤江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的文字同出一辙。现对应摘抄数则如下，以便参照：
因此在这个《大学令》中便加上“人格的陶冶”、“国家思想的涵养”的文字。这正因他们已经意识到支配阶级的道德与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这里，它所以要特提“人格之陶冶”与“国家思想之涵养”者，不是偶然的，其动因乃在当时的日本已走入资本主义没落阶段。（《新教育大纲》第199页）
号称自由主义的杂志如《改造》、《中央公论》等等，则青黄赤白无所不包以表示公平。是故很左的言论常有登载，而极右的反动思想也常不绝披露出来。..就日本新闻纸与政党关系言之，大都是标榜着“阶级的政治的中立”与“社会的公正”的牌子，但实际不然。（《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号称自由主义的杂志如《中央公论》及《改造》，实行“商品化”，简直无所不包，故有时有倾左的言论，有时却现出极右的反动思想。几家大报馆如大阪的朝日新闻社与每日新闻社，东京的报知新闻社等，也为实行“商品化”起见，都标榜着“阶级的政治的中立”与“社会的公正”；但实际上，都是与资产阶级政党有关系的。（《新教育大纲》第284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的层次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0节极为相似，都是介绍“在政府管辖之下而为官僚的支配阶级”所经营的各级各类学校机关、宗教机关、杂志出版机构和剧场、影厅、音乐厅等。据杨贤江的为人而论，绝不可能不作交代地模套甚至抄袭他人的文论。反之，结论只可能是：《日本文化机关概观》系杨贤江所撰。如此，则“李宏君”为杨贤江笔名之一无疑。
第五，从遣词造句的习惯及附言方式分析。较为成熟的作者，均有自己独特的“语码体系”或“表述定式”。据此对《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作者的研究判定，已获公认。比照署名“李宏君”的《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与杨贤江同一时期发表的文论《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苏俄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可发现频繁使用“跟着”、“除出”诸词；再对照《日本文化机关概观》与《新教育大纲》，“支配阶级”皆成为“统治阶级”的代名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另外，就杨贤江著译的引语、注释、附白、按语的方式而言，均有特异性可寻。比照署名“李宏君”的《朝鲜教育现状》、《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与杨贤江的《美国教育救急委员会的全国教育进行计划》、《最近美国师范教育的状况》、《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等，均在文前有类似引言，交代原文系何国、何人所作，为何须摘译、改写等内容。杨贤江还习惯以“随文按语”的形式简短表述自己的观点，以“李宏君”署名发表的著译，亦符合此项特征。
第六，从写作地点和发表时间分析。《日本文化机关概观》文末注明“于日本”。这与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1927年秋冬至1929年5月）著译的习惯相符。至于发表时间，则均在杨贤江遭通缉之后，用笔名或新笔名发表文论为势所必然。另外，以“李宏君”署名发表的文论，均在杨贤江生前；编者遍查杨贤江逝世后的《教育杂志》，再未发现有此署名。
综上所述，李宏君系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二）“李仁民”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著译共5篇：《新俄之新学校》（1928.8）、《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1929.2）、《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1929.12）、《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1930.1）、《英国的六个新学校》（1930.6）。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李”详见前文“李宏君”考。“仁民”之义，似可结合著译题材考虑：苏俄的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种种新气象，在杨贤江心目中，无疑是“仁民”之举；而日本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施的高压、钳制手段，无疑是不“仁民”的，必须改变的。此外，“仁”与“人”谐音，联系“公朴”寓义“公仆”来考虑，“仁民”即“人民”也似无不可。
其次分析著译题材。介绍苏俄教育二文，与同期发表的《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苏俄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苏联的大学生》等，题材同属一类；更与以“祝康”署名出版的译著《新兴俄国教育》中的章节题材高度一致。介绍日本文教政策的二文，又与《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日本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等题材相类，某些如出一辙。介绍英国学校的一文，则与《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题材类同，又与《德比二国之新学校》、《新俄之新学校》的构题一致，均以“新学校”为题材。若依此作出推断，并非无理。
第三，分析思想倾向。介绍苏俄教育的二文，明显流露出崇景之意，这与杨贤江的思想基调是完全一致的。介绍日本文教政策的二文，又与他对专制、伪善的憎恶之情密切相关。至于对英国学校的介绍，则与他一贯对欧美教育的介绍抱客观态度一致。
第四，重点比照若干文字。这里试就署名“李仁民”的《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与杨贤江代表作《新教育大纲》中的某些段落进行比较：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科学家当有某种科学上的发现时，这种智识的富之自身，却不能给这位科学家以何等利益。因为这种智识，若不进入生产关系中，是没有用处的。当科学家研究所需的费用，由政府或富家支给时，这种情形尤为显明。试举日本的理化学研究所《关于职员所作成的发明实用新案及意匠之规程》为例，就可明白。“第二条职员在本所，有为职务上的发明时，其受特许之权利，本所继承之。..”“第七条职员在本所，于职务上就特许法第三条第二号及第三号之事项而有得受特许之发明时，本所对于物之发明，则专有制作使用、贩卖或传布该物之权利；对于方法之发明，则专有使用方法及使用、贩卖或传布依该方法所制作的物之权利。..”（《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在布尔乔社会，一个科学家有某种科学上的发见时，这种智识之富的自身，并不给科学家以何等利益。因为这种智识如果不参加生产关系，老实是没有用处。然若科学家的研究费是出于资产阶级的供给，那么这种科学的效果也不为科学家所有。试看理化学研究所的《关于职员所作成的发明实用新案及意匠之规程》：“第二条..（同上段所引）”（《新教育大纲》第285页）
由此观察，所谓日本政府的文化，实不是文化之扩张再生产，而是在逐渐缩小文化之领域。所谓文化政策，实不外从社会中夺去一切进步的文化之政策。这种文化之内容，是过去文化的积集。然一见有如常新的形态者，只因结合之方法有不同而已。（《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由此观之，所谓反动文化者，并不是文化的扩张再生产，实在乃是逐渐缩小文化的领域。所谓反动文化政策，就不外是从社会夺去一切进步的文化之政策。反动文化的内容，为过去文化的积集。外表虽似带有新的形态，然实际不过在结合的方式上有点异样了。（《新教育大纲》第287页）
此外，《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中的部分文字与《新教育大纲》第2章第7节第196页的文字、《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1节第314～315页的文字、《新俄之新学校》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2节第331页的某些文字与思路，均大同小异。
关于行文风格、表述习惯、附言方式、写作地点、发表时间、译文语种等诸多方面的关联，均可参照前文，故在此不赘。综上所述，李仁民系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三）“郑绍康”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论文仅1篇，即《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1928.4）。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绍”与“少”（少英）谐音，“康”与杨贤江其它笔名或化名中的“李洪康”、“祝康”、“应康”、“李康”等直接相关。
其次分析文章题材和思想倾向。杨贤江对于日本的政治、国策及教育政策素来留意，并研究有得。与此相关的著译有《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中，专门列有“各政党的教育政策”一节，题材与本文高度吻合。在思想倾向方面，本文揭示了资产阶级御用党的教育政策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这与杨贤江相关文论的基调是一致的。
再次，重点比照若干文字。本文与《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第三节中的文字颇多相近或一致之处。例如：
一切的教育机关要排除中央专政的支配，使各地方完全荻得自治权；教育机关行彻底的门户开放，对于民众的教育，完全应机会均等的要求；对于师范、中学、女学校、实业学校的管理，要学生举代表参加，对于教育学生的政治自由——加入政党、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撤废其限制。（《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
（一）一切教育机关，排除中央之专制的支配，获得完全之自治权；一切教育机关之管理，有学生代表参加；（二）教育机关之彻底的门户解放与对一般民众教育机会完全均等之要求；（三）甲，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等之管理（教科目、授课时间、假日等之决定）有学生代表参加。（《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
诸如此类的相似，不一而足，均从略。
最后就写作地点和发表时间分析。本文文末附有“于东京”三字，符合杨贤江在日本写作时的习惯。联系1928年4月的发表时间考查，正是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既可能在1928年初由东京迁居京都之前完稿，亦有可能在1928年3月初赴东京面晤郭沫若期间脱稿。
综上所述，郑绍康亦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尽管编者对杨贤江的笔名问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尽力作出了上述探讨；但编者深知，这仅仅只是开始，还远远谈不上全面或可靠。因此，在本文结束时须特别指出：本文的某些结论性意见，仅为编者的一家之言。因而期望读者不吝指教并提供依据，以将杨贤江研究推向深入。
杨贤江著译系年
一九一三年（十八岁）
本年 在浙江一师《校友会志》发表《论教育当注重实用》、《竹柔随录》两文，此为杨贤江最早公开发表的著述。
一九一五年（二十岁）
3月6日 演讲“学生自动之必要及其事业”，演讲词载同年5月5日《学生杂志》。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书要言》、《我生之一学期》。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吾人平均修习各学科之故》。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之学校生活》。
本年 在浙江一师《校友会志》发表《说自觉》。
是年 现存2～12月日记一本，约9万字。
一九一六年（二十一岁）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记梦》。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严州旅行记》。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记与蒋竹庄先生之谈话》和《学生与国语》。
8月 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参观上海盲童学校记》。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说人》。
12月 在《浙江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报告》中发表《浙江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之感想》。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静坐浅说》。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曾文正公嘉言抄〉感论》。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本务论》。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说善意》。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自助论〉》和译文《意志之修养》。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之个人卫生谈》。
一九一八年（二十三岁）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之兼善思想》。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精力经济论》。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个体之觉悟》。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学年学生之注意》。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任职之第一年》。
是年 现存1～12月日记一本，约10万字。
一九一九年（二十四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赧颜之心理》。
4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现代教育主张与现代哲学》。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论修养宜与教育并行》。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理想之势力》。
6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理科教授之目的》、《近代教育上之需要》。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教训》。
7月6日 在《晨报》发表《社会问题之本质及其解决》，8、9两日连载全文。
8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汤申Townsend氏之美国教育哲学论》、《勤作教育》和《游戏学校》。
9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庶民之学校》。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新思潮》。
11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教育的改造》。
12月29日 在《少年社会》发表《德谟克拉西果有缺点吗？》。
一九二〇年（二十五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时代与人格》。
1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与《低能儿问题》，并在《少年世界》发表《美国学术界现在的趋势》。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自治何以必要》，该文被同年3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转载。
2月 在《少年世界》发表《中国现有的学术团体》、《美国和智利之交换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新课程》。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社会服务何以必要》。
3月 在《少年世界》发表译文《美国教育救急委员会的全国教育进行计划》。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文化运动》。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论个人改造》。
5月15日 在《少年社会》发表译文《家族及结婚制底心理的见解》。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考试制度》及译文《上课时间的三个作用》。
6月1日 在《少年社会》发表《青年的恋爱》。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动的青年底修养》。
6月 在《少年世界》发表《儿童年》。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主动与被动》。
10月15日 致函周伯棣。
11月25日 写作《学生新生活》，次年1月5日发表于《学生杂志》。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自学的成功》。
12月 撰成《愁城生活录》，次年4月发表于《少年中国》。
一九二一年（二十六岁）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们所能做的——“十”》。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苦学生自救法》、《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的预备》和《生活与艺术》。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论思想》、《潜进？消灭》、《现实生活里的理想生活》和《关于爱因斯泰因的一个好消息》。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体育之四大要素》。
4月 在《少年杂志》发表《好玩的春天怎样过？》。
5月1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五一劳动纪念号》发表《教育与劳动》。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辟克尼克”》、《一个新纪念日》、《美育的价值》、《科学研究的精神和现代思潮》与《〈告同志〉附白》。
5月23日 致函周伯棣。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国的两大富源》、《青年的艺术感》和《柯克思的成功谈》。
6月7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学生还不起来自救么》。
7月2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讲话，记录稿载同年8月《少年中国》。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对于本志改革的意见及今后的希望》、《环境与修养》、《万国学生大会开会矣》、《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上海澄衷学校念周纪念）附白》和译文《哲学的起源》。
7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新时代之新贞操论》。
8月1日 谈少年中国学会问题，记录稿载同年9月《少年中国》。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冒险与侥幸》、《文艺与人生》、《奋斗以后的快乐》、《男女精神上特征的比较》和译文《世界怎样会繁富的》。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近代史的设计教学法》。
9月3日 撰写《教育之命脉》，于同年10月10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悲剧的快感》、《做什么》、《谈日常生活》、《〈是非心与学生〉附白》和译文《观念与动作》。
9月13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教师职业底重要》。
9月15日 提出《少年中国学会教育研究简约草案》，同年10月 在《少年中国》发表。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间接训育法之实际》。
9月24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英美德俄四国教育改造之实况》，同月27、29日及10月2～8日连载全文。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现代世相》、《毋欲速》、《〈美国人的中国学生运动观）引言及附白》。
10月15日 致函周伯棣。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设计教学法举例》。
10月27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学生人格的试验》。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自强论》，11月5日在该刊续完。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自然界里的生活》、《忙与懒》和译文《哲理与人生》。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努力即成功》、《青年的科学兴味》、《世纪末》和《爱迪生之心理测验》。
一九二二年（二十七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所希望于今年的学生的》、《思想的革命》、《学生教校运动》、《〈青年的忏悔〉附白》、《〈非常时期中的修养〉附白》、《〈奋斗是怎样的事〉附白》、《〈国立武昌高师校款运动始末记〉按》和《山谷期——失意底心理》。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最近教育之趋势》。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们底一个重大觉悟》、《学生与常识》、《耻与勇》和《罗斯福的青年时代》。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对于平民大学的感想》和译文《最近的国际教育运动》、《国际道德教育会议之议案》。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威权打破了以后》、《不正确的学生型》、《一个学生界的新组织—星期讲演会》、《个人心与社会心》和《第二诞生期》。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盛仲平。
3月15日 起稿《病后》，3月21日夜脱稿，3月30日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教育局的组织》、《犹太大学的组织》和译文《德国体育大学的研究科目》。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逆流的人生》、《好学生当怎样》、《爱护学校与批评学校》和《威尔逊的青年时代》。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日本小学校体育科的新教材》。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向哪里走？》、《复活五四的精神》、《发生动作的两个条件》和《好习惯怎样造成？》。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暑期学校的发达》和《美国夜学校的专校学科》。
5月23日 致函周伯棣。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见解和勇气》、《告中学毕业生》、《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和《爱迪生的青年时代》。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徐廉垣、正厂、宓汝卓。
6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调查问题》和译文《最近美国师范教育的状况》。
同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产儿制限与优生学》。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从现代我国学生生活所见的青年心理现象》和《青年生活的本质》。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德国之劳动教育》、《童年之游戏生活》和译文《英国劳动教育之发达》、《美国工场教育之设施》。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战胜的态度》、《健康第一》和《快乐的源泉》。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学校教授社会科学之现状》。
在同月《教育杂志》第14卷第8号发表《日本今年之暑期讲习会》，因属讲习会课程表译介，全集未录。
本月 在松江景贤女中演讲《教育的必要和教育事业的特色》及《教师职业的重要》，刊载于1926年6月的《学术演讲录》。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教学相长》、《毋作茧自缚》、《手和舌的训练》和译文《心理主义与论理主义》。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最近教育思潮概观》。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信仰与成功》、《合作的读书法》、《学校的怪！》、《观察力的练习》、《怎样保特健康》和译文《精神与表出》、《十分钟的健康体操》。
10月16日 致函周伯棣。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刺戟与反应》和《青年与游戏》。
11月16日 撰成《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发表于次年《学生杂志》第1号。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年终结帐》、《全我的活动》、《青年与个性》和译文《摩擦运动法》。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世平。
同月 在《东方杂志》发表《什么是学校教育的特色》。
一九二三年（二十八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年与青年》、《学生办义务学校的一个好例》、《唐山大学生与开滦矿工》、《青年应注意时事》和《青年问题讨论会简章》。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生入学的旨趣》、《什么叫做公民常识》和《祝学生联合会复活》。2月20日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者与政治》和译文《从议会议案所见之美国教育趋势》、《德国教育的现在与将来》。
2月 在《民铎》发表《社会学发达的大势》。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团结力怎样养成》、《好学生当怎样奋斗》、《青年与春天》和《今后本刊文艺栏的计划》。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致函读者，并复函张永福、张六师、李磐真、张名彦、黄关英、叶卓义和关钰麟。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黄洱淅、庄世杰和彭朝纲
等。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公民科课程纲要》和《瑞士的教育》。
5月1日 在《少年中国》发表《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公开信》。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政治》、《勖自学者》和《五月可纪念的》。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世颖、叶工哲和高崇福。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最近的两大国际教育会议》。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习法概论》。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再勖自学者》、《再论学生与政治》、《青年的大敌》和《青年学生应该怎样过暑假》。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张圭、徐廉垣、郑颂平、铁瓮学子、崔万秋、佚名者和姜敬舆。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欧美劳动教育的近况》。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国的学生运动与青年的运动》和《意力的训练》。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吕品、曹定淮、张〓之、姜敬舆（2封）、陈瑾瑜、廖世颖、林文方、陈懋真、朱志伟、启黄中学读书研究团、陈乐德、适之、赵望斗、许清源、黄景柏、于锡乾、孙岱岳和陶高志等。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团体纪律与个人自由》和《全国学生应拥护全国学生总会》。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张〓之、华少峰和孙渊。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评第五届全国学生会议决案》和《邪教与恶政治》。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祁延霈、黄经民、伍治之、谷凤田、楼建南、李义炳、张秉仁、陈曼卿、崔烨、萧若兰、刘巍东和崔万秋。
10月10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做今日的青年该怎样？》
10月在《新教育》发表译文《教育心理测量》。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初中学生学习国文的旨趣》、《告“青年文学家”》。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沈选千、赵康、黄斐然、黄洱淅和吴守复。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黄夫三、叶工哲、张镇屺、朱志人、祁延霈和谢栋问。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到青年中间去》和《师范生应有的精神》。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徐异植、T.H、褓瑞、邹鲁、W.K、姜敬舆（3封）、李雄、张云阁、于华宁等、S.J、楼建南、赵鸣鹤、林诚恳、T.P.C、高崇福、仲直、吴素痕、李曰簋、许金元和世平。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崔万秋、张澍问。
一九二四年（二十九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恋爱神圣者的两难》和《告青年之有婚姻问题者》。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陆恒生、赖福林、姚薇元、张敬舆、张肇明、S.J、蒋新民、伍乘臣、刘孤芳、朱铎、谢炳辉、徐宝林、刘兆泰和陆长霖问。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的生活》、《列宁与中国青年》、《“到青年中间去”的先躯者》和《国故毒》。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陆桂祥。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对于人生观的见解》、《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态度》和《青年学生与“邪术”》。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S.C.H、冯连山、文方、尹诚、姜敬舆、陆镒之、周继福、郭熙卿、刘光照、再华、陈瑾瑜、龚贤渤、李汝霖和孔昭。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瑞典的教育改造和医学界》。
3月23日 在《时事新报》发表《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信——讨论国故》。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求学与救国》、《怎样讲修养》、《告青年学生之从事于平民教育运动者》。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曹作易、奋我、张任贤、孙渊、李远名、廉民、谢辅忠、黄采菊、高金龙、韦庄、王寿怡、史泮池、王凤彩、吴广道、孙铭鼎、姜长麟、梁静风、W.B.E、洪绍武、刘仲霭、李睨寰、徐汇浚、姜敬舆、陈亦奇、周师哲、愈游、珽葵、傅君、陈锡标、蒋在铭、王景浚、爱读者、翟凤阳、符业祺和江滂问。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基督教大学联合会会议》。
5月1日 在《民铎》发表《中国青年之敌》。
5月5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学生救国的途径》、《略论团体训练》和《要怎样一种人做我们的教师？》。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许金元、刘巍、姜敬舆、张六师、龙冠海、云阁、王家荷和王达强。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法国的师范教育》。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求学问题》、《莫忘了体育》和《暑假中的乡村运动》。7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叫做觉悟的青年》。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致函读者，并复函冯铸堂、T.S.G、王伯协、高广新和悲生。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郭连勋、符乾先、吕品、朱溯沂、刘瑞麟、熊靖斋、姜渭滨、王志型、吴慈民、梁国祥、翁文华、东海县立通俗教育馆、卢天裕、张沛然、李艳亭、曾藻、张德锐、石肠、王锦庚、萤光、林危特、梁侠虹、季蕙芝、K君和薛仙一问。
7月29日 在上海夏令讲习会讲“教育问题”，演讲稿载同年8月15日～8月18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8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觉悟的关头》和《学问和装饰品》。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和壁、倪渭卿、刘缁林（2封）、施宗瑜、李翔梧、筱、邢祖让、曹子真、贾仲晔、王继章等、黄济民、云端、刘巍、陈毖涛、李荣榶、倪迪桢、K.C.L、张量基和谢价屏。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钟绍镰、林疆臣、张远尘、铁忱君、郭光庭、王晓青、杨德恒、郑承荫、梁国冠、张南归、赵榆、马英、朱明亚、王聿知、林醒吾、陈瑾瑜、王鉴青、张昌英、冯光汉、梁君大、高鸿翔、陈翼高、C.S、季纪、曾锡侯、C.C.S、涂止兴、林屏山、李席珍、叶轶凡、一土氏、蔡淦清、罗峙玉、黄学源、黄诏年、彭奇、方然、石松鹤、洪绍武、康忠信和绮黎〓昧等问。
8月初 在上海夏令讲学会讲“青年问题”，演讲稿载次年1月27～31日《民国日报·觉悟》。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的道德观念》和《九七国耻纪念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并在该刊该号开始发表译文《告少年文人》，至同年12月该刊第12号载完。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杨适生、倪迪桢等、戴励顽、Q.Y、达民、聂闻聪、若冰、殷溥翱、黄灵长、刘景龙、L.P、沈立民、薄奉宸、范国仁、王玉峰、姚志瀛、纪劲绪、L.Y.C、钟世明、启明、曹庆明、某君、凌云、余杰、锡珍、李大培、赵奉生、谭东、于鉌声、郭锡卿、俞游、韩荥渠、郝廷柱、周访溪、潘家骅、毛泉友、冯亚潮和魏芬问。
9月9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非基督教特刊》发表《中国青年活动的黎明》。10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群众》和《事业与实学》。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刘益生、赖庆壮、陈洞瑞、王野、王青云、任重、萃华、陈善仁、张炳钧、虞上勤、翟珊府、赵汝为、梅锡畴、章照、陈汝德、王昌汉、唯一、孙华模、高金龙、L.T.P、薛赤魂、福君、曾文河、陈炯美、吴小兰、傅侠仙、陈养民、李军和饶百兴问。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弗里兰的〈近代小学校的实际〉》和《教师的效率》。
本月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苏联的妇女》。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运动的几个要点》。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新出的一种教育杂志》。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和《我们所得于时局的教训》。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高申第等、一之、徐雄飞、S.L、林诚恳、陈弼、韦炳祺、文青、孟质轩、C.N和翁秀民。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T.S.S、韦炳祺、逯云汉、杨贞、杨珊、黄竹筠、钱鲁佺、汪溥生、吴仰之、S.C、陈枕亚、沨声、陆云蜚、王筱青、周逸君、汪长官、陈昌盛、李瑞庭、李大培、黄新民、金承安、林士清、赵孟侠、亦吾、过默存、武子和、冯品三、杨荫鹤和王楠问。
一九二五年（三十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寒假作业》、《青年学生对于国民会议的要求》、《学风与校风》和《校风是什么？》。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黎国模、王晓青、P.C、常子玉、C.H、陈叹生、谢锡福、王学皋和兴甫。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日本神户中华学校、朱素颐、L.Y.C、何寿芳、刘铭新、程美然、张静山、季祖康、在我、刘轶山、黄灵长、余杰、陈汝德、陈林钊、K.E.G、惠同、林植藩、邱绍琼和应薇问。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职业心理研究》。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造良好的校风》、《“一技之长”》和《学生自治失败的负责者》，并从本期起开始发表译文《青年期的心理与卫生》，续载于同年该刊第4号和第9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冯国华、高冥飞。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钟锡铃、姜佐、余有宁、周明鉴、商启明、韩祖立、朱溯、朱宝、赖成球、W.Y、杨毓昂、温有为、张锦昌、M.I.C、尚孟璧、刘启明、衡君、陈士展、S.C.L、S.K.CCh、刘鹏豪、黄兰君、陈克谕、邹雅莲、H.C、梁子乾、郭嫣、胡嘉.禾、任恢蔚、某君、S.Y.Z、张焕文、梁德麟、吴华宝、冯家驹、林雪香、邵履常、郑御、素馨、李潮、王慕之、夏芬、孟笑愚、王学皋、彭元恺、李游生和某君问。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同学间相互的义务》、《“觉悟”的罪状》、《怎样适成学生群众？》和《新学生与旧学生》。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汪渊、刘雄、应若滨。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尹君、何达材、尤廷坤、张国林、丁钰文、L.Y.T、李子秋、四心、袁作恕、解乃耀、冯亚潮、KW、汤卓群、许蕙芬、L.C.C、苏作仪、F.K.K、程植修、张至信、.雷福基、沈菊寿、梅锡畴和陈华洲问。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求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中学生的几种不良习惯》。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倪渭卿。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张金印、谭笃材、茹来、曾拔云、蒋汝源、崔聃寿、张永龄、凡鸟、王三吾、王克明、傅壁安、陈家麟、李龙伯、王鸿图、张汉光、潘宝田和范淑德问。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第17卷第4号发表《介绍〈职业教育）》，因纯属书目的介绍，全集未录。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生的天职》、《规律的生活》、《为什么要组织团体？》和《创造新学风与整顿学生会》。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逯云汉、林植藩、农秋霖和姜岱友。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陈槃、陈汝德、赖成球、朱贵信、钟坤、严沛田、赵葆初、张仲勋、志俊、槃庵、鲍存真、周御羹、何寿芳、汪孝基、稳静、钟毓钰、S.M、晏登瀛、以言、刘诚、张谦如和清如问。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实力的和平》和译文《美国但浮的“机会学校”》。
5月 在《民铎》发表《中国青年的恋爱问题》。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国青年学生升学的难关》（社评）。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朱治业、某君、W.Y.K、陈尔玉、杨邦理、耳东、王楷登、蒋一鸣、农秋霖、懋淇、磊君、江滂和唐南溟问。
6月25日 在《申报》发表《〈五卅后之上海学生〉序》。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难》和译文《职业态度的决定》、《学业与职业的关系》。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们要注意时事》、《五卅事件的意义》。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韦炳祺、淮得、李其华、孟笑愚和薛仙一。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王一民、袁懋庄、H.C、王仲彦、王君、黄祝仁、冯琳、T.C.Y、林气清、沈清元、Y.Y、林植藩、常子玉、实在、孟伟、尹本恕、宁人、顾贵一、静波、张振国、甘家坤、霍恩侬、定侯、赵有兴、解乃耀、黄家奴、T.K、L.N.Z、韩宗瑗、黎岳、黄云峻、苏君、李粲、C.H、L.M.Y、K.C、李绍奎、陆以悟、闻博、马士瑛、向其端、昨逝、周之森、谢龙溪、杨绍贤、喻成义、张国林、彭元恺、Y.F、虞莆、方君、黄克宽、F.S，刘君、李振中、纯真和周文亮问。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时事的教学》。
8月22～29日 在《申报》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纪事》。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高年级学生的责任》。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张国林和茂宏。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唐开明、涂正兴、陈女士、樊少旗、梁子升、陈汉兴、张翼如、泸致扬、刘大方、何允、L.C.C、钟灵秀、彭任忍、林诚恳、魏泰、徐汉儒、曾沛苍、吕君、C.W.L、铁男、郭鼎文、北恒、郝俊梅、李益民、曾南屏、周传松、余杰、张方雄、林郴、吴锡五、李自华、H.C、茹来、黄灼球和彭波问。
10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消除烦闷？》、《有问题要觉悟，要用自力解》和《旅行的必要和预备》。从本期起还开始发表译文《有效的学习法》，续载于同年该刊第11号和第12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黄昌济、姚起愚和张金鉴。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公剑芒、尤造华、周煦良、龙笑凡、陈企禽、乐观、余有宁、刘锡章、叶家玺、璜塘氩、杜国材、李雅声、嫩芳、丁慕琴、刘游民、吴筱马、雄飞、李象翼、杨纫玲、余节庵、吴锡钦、涂正兴、许展孙、P.K、张识韩、常东阳、华文煜、张国权、钱开来、林璞、岑永杰和欧鹤问。
10月11日 在《生活周刊》创刊号发表《青年修养论—发端》。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德国的新学校》。
10月22日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如何改变生活的单调》、《常识的性质》、《图书馆利用法》和《不平等条约述略》，续载同年12月《学生杂志》。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李佩卿、周师哲和端木阳。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谢晓东、D.C.T、刘家荣、季钧培、张自省、杨佐都、刘邦光、L.S.S、C.S.S、李年璋、韩熹年、朱雪舫、李镛、W.C.C、黄梅、苏常丰、Q.L、汤毓玫、张家饶、苏明昭、王国定、杨郁苍、陈占通、T.M.Y和王戈心问。
11月15日 在《生活周刊》发表《青年本身的认识》。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新刊介绍栏·名著类》第17卷第11号发表《介绍彼得斯的〈教育社会学基础〉》，因属书目录介绍，全集未录。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们为什么要练习演说，又当怎样练习？》、《又是一年过去了》。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齐人、E君、刘昭鑫、王良才、潘壁光、熊炳时、杨文贵、孙成、吴海、卢东溪、朱敦立、T.C、武荣、宋耻言、赵殿鹄、黄骏、彭年鹤、葛韵樵、冯雪峰、张纯德、钟升扬、茅祖棨、李辑五、蔡绳夫、陈伟美、广东普宁果陇乡青年互助社、胡其睿、刘德光、H.V.Y、胡成梁、陈材达、宁华庭、B.C、某君、郭向欣、S.H.Y、杨勇行、S.C、陈嘉谟、刘廨芬、刘玉怀、陈鸿基、邹立琛和林宗伯问。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团体组织的教学》。
在同月《教育杂志·新刊介绍栏·名著类》第17卷第12号发表《介绍〈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因属书的目录介绍，全集未录。
一九二六年（三十一岁）
1月1日 在《济难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济难会与中国学生》。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界之新气运》、《从军问题》和《学以致用》。并从本期起在《学生杂志》发表《论读书法》，续文载于同年该刊第2号、第7号和第11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王蕙芹、C.L.K、渔孙、谢寸刀、李贯一、C.F、黄宗祈、黎勉群、谭笃材和艾玮生问。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求学与做事》。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沈渐之、赵成杰、胡昌源、丁毅、黄加惠、吴少莼、王教文、郭秀荪、酉被、金雪如、膏民、顾钧、忠君、T.D、候尚直、秦仰喜、周法生、周永定、某君和于效彦问。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最近意大利的教育》。
3月5日 在《上海学生》发表《无产青年怎样去干社会运动》。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再论求学与做事》、《学生诸君听旃》和《初中学生适用各科参考书》。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吴太一、宋叔良、彭瑞林、张效堪、刘此生、丁华亭、茆敦敏、王震、萧华鎏和吴志远问。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书运动》、《青年团体组织之要点》和《高中普通科第一组学生适用必修科目参考书》。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薛劲中、董涵球、巫克勇、杨承虞、施根、陈金春、F.M、段永年、王邦基、徐涤新、张适存和何尔玉问。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W.Y.I、君、张运铿、海鸥、李醉玉、赖雨欢、李志共、朱奎垣和徐培熙问。
6月5日 在《光明》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光明”运动的开端》。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准备暑期工作》、《升学准备》。并发表译文《中学生活动的种类》。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K.M.F、许国襄、李晋藩、翁延义、王一民、徐俸云、黄圣传、汪津波、容泽周、某君、章恒山、赵可辟、吴艮定、王信之、余亚仙、石荫民、潘作霖、刘昭鑫、某君、严渔隐、尹坚白、章君、T.K.S、萧蔚文、胡献美、刘仲希、彭肇增、张其南、陈君、曾群辅、谌笃生、吕景阳、王慕莲和刘秉桄问。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毕业后的谋生问题》和译文《中学生活动的种类》。。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梅东巫、黄连城、梁建东、仲兆槐、L.L、郑仲永、揭汝巽、林耀世、钟畏生、邓立钧、C.H.S、梁镇南、傅襄谟、觉今、李秀林、黄继武、彭为贤、廖耀寰和C.H问。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修养的信条问题》和译文《学习法概要》，并从本期起开始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生活改造论》（上），（下）在该刊同年第10号刊出。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徐师鲁、勉君、黄志鹏、邱希陵、管熙台、C.S.M、徐信人、刘祖文、敬骞、武君、陈君、尤宗仁和冒鸣夏问。
8月15日 在《光明》发表《这样的世界》。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告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青年的立志》，并在同期发表《对初中同学们谈谈》（一），（二）、（三）、（四）部分分别载于该刊同年第10号至12号上。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傅襄谟、陕正广、天心、陈浚、李涵、林君、梁金生、李君、戴志云、陈觉民、杨君藩、章天行和温光熹问。
9月20日 在《光明》发表《阿白杜尔克林失败的痛史》。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可以增进学业成绩》和《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从本期起在该刊发表译文《青年男女的“恶作剧”》，续载于该刊同年第11号上。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朱照箕、彭耀文、彭君、陈允贤、朱颂社、朱一彰、袁水精、T.S、李凤栖、刘君、南君、杨高翔、陆学宗、马修之、张华泰、T.C.L和神龙问。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论师生合作》。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校园》和译文《成功》、《人性与战争》。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洪润时、H.P、李翰精、周勤研、夏纬珍、廖光、独我、孙华、乐益、高文阁、黄继旋、张效堪、刘霖飞、秦仰喜、乔立斋、方汉、常觉先、郑国珍、林宴春、王景尧、白秀峰、藻勉
、白君、某君、郑子嘉、何镜心、K君、W.C.P、某君、S.C、T.J.H、王香严、王君、曹璋、S.C.H、L.S.P和浩志问。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学习法的教学》和译文《美国初级中学发达之经过》。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书嗜好的培养》、《养身与健身》、《“再会”罢》和译文《冷觉的特性》。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C.S.T、耀寰、杨君、李元庆、童颐、某君、K.T.W、宋君、梁汉奇、侯景坤、于子干、邱玉成、郑冠雄、梁鹃影、A.C.D、某君、廖君、M.P、K.W.S、孙永钧、江声、李搏空、谷子深、张沛然、林子和、马益坚、明昆、刘秉桄和海南问。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科书教授的利弊与采用补充教材之研究》。
一九二七年（三十二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年的新生》、《评日本退回庚款之举》、《评学生服务》、《人之初》、《长江流域的经济现状》，并发表译文《近代科学的产生》、《美国的科学宣传者——弗兰克林》，前篇译文续载于同年该刊第2号，后篇译文续载于同年该刊第2号、第3号和第5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王震宇、高仲琛、马良甫、许尸子、A.V、张冬人、双胶汉、永颐、S.W.Y、林诗农、刘中谦、普如、S.H、林达珊、袁明恺、高烶齐、某君、纳超、彭肇增、S.T、伯宏、朱文长、凌则光、宗永言、刘景熙、段永年和杜伊训问。
1月 在《新女性》发表《中国的妇女运动》。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陈悦夫、全文俊、巫士杰、I.C.H、许子骅、梁建章、戇夫、卢秉衡、修齐、赖实甫、李君、韦昌炜、常觉先、梁冠斗、曾祖德、潘云、彤卿、胡景舒、C君和吴涧北问。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人类经济生活之进展》。并从本月起在该刊发表译文《青年与自然》（上），（中）、（下）分别载于同年该刊第4号和第5号。
3月25日 在《杭州民国时报》发表《杭州学生之新使命》。
3月27日 在补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记录稿刊于3月28日《申报》。
4月5日 谈党化教育问题，次日在《申报》发表《谈党化教育》。
5月9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告上海学生书》。
5月13日 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记录稿存上海图书馆。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译文《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
10月24日 撰成《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发表于次年3月《东方杂志》。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教育论之一》和译文《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12月在《东方杂志》发表《“死之船”良荣丸的惨史》、《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和《日本富豪的所得调查》。
一九二八年（三十三岁）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教育论之二》。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日本教育论之三》。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职业指导的意义》。
同月 在《教育杂志》第20卷第3号发表《日本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因纯属统计数据，全集未录。4月20日在《教育杂志》发表《论日本各政党在竞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朝鲜教育的现状》。
6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论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书》。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文纳特卡制的大要》。
8月5日 由上海创造社出版译著《世界史纲》。该书原著者为日本上田茂树，杨贤江署名“柳岛生译”。该书出版后颇受社会欢迎，至次年1月，已出第3版。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症》、《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者之政治的使命》。
10月8日 起稿《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12月24日完稿。发表于次年1～3月《新思潮》的2～3期。
一九二九年（三十四岁）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新俄之新学校》。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
5月 由世界书局出版论著《教育史ABC》，属于《ABC丛书》之一。该书是中国第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所写的教育史。
6月 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译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该书原著者为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译者署名“李膺扬译”。该书今译名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杨译本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曾先后再版7次，受到社会各界欢迎。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世界成年劳动者教育之实施鸟瞰》。
同月 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译著《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该书原著者为美国斯坦利·霍尔，译者署名“李浩吾译”。
11月 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今日之世界》。据译者在此前出版的另一本译著《世界史纲》的“译者序”中交待，《今日之世界》实为《世界史纲》的“姊妹篇”。
同月在《新思潮》创刊号发表译文《苏联的大学生》。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迷信论》和译文《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一九三〇年（三十五岁）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
2月8日 写成《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发表于本月《新思潮》。
2月15日 写成《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发表于本年4月《新思潮》第5期。
2月 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论著《新教育大纲》，属于《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之一，全书约22万字。该书是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写成的教育学。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
6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英国的六个学校》、《美国都市教育的特种设施》和译文《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德比二国之新学校》。
7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续文载同年该刊第9号。
8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妇女与宗教》。
9月一九三一年（三十六岁）
1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做了父亲》。
5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苏俄的卖淫问题》。
9月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译著遗作《新兴俄国教育》。该书原著者为日本山下德治，杨贤江署名“祝康”。该书是国内早期全面介绍苏俄教育理论和实际的一本重要译著。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遗作《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续文载同年该刊第12号。
一八九五年
4月11日（夏历乙未年三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现属慈溪县长河镇）。名贤江，字英父（英甫），笔名有李浩吾等。曾祖父杨禹标、祖父杨守义、父亲杨树芳及叔父杨树廷，三代均为乡间裁缝；母亲方氏，操持家务并经营三亩园田。
一九〇三年 八岁
春，入本族祠堂设立的村塾就读。就塾师四年中，“谙读《四书》、《五经》、《幼学》等书，略能认识纸上诸字，于意义全未解也。”（《二十自述》）
一九〇七年 十二岁
春，进郑巷溪山初级小学堂读书，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肄业两年。其间除学国文外，还初学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体育等课程。对国文、历史两科最感兴趣，热爱体育锻炼。
一九〇九年 十四岁春，转入余姚县创立最早的（1903年）新式学堂——泗门镇诚意高等小学堂。据其自述：“转入诚意学校，教师多热忱教授，余是时年龄略长，稍能自修，指导又得力，故进步较速，一切根基皆培植于该校焉。”
一九一一年 十六岁
5月，完成诚意学堂第五学期的学习。据该学期学校发给的修业文凭记载：“照得本学堂现届第三年生第五学期考试完毕，学生杨贤江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八十一分八厘，列入最优等。”
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未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在学堂内剪去辫子。认革命为“所铭心而不忘者”。
冬，毕业于诚意高等小学堂，学业成绩名列前茅。
由父母作主，与邻近长河镇棉帽店掌柜张宝萃之女张淑贞（1893年生）结婚。
一九一二年 十七岁春，接受诚意高等小学堂的聘职，任初年级助教。
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预科班学习。该校学制五年，校长经亨颐。
一九一三年 十八岁秋，升入浙一师本科一年级。
本学期在《浙一师校友会志》第一期上发表处女作——《论教育当注重实用》，显露其教育救国的思想。
一九一四年 十九岁5月，当选为浙一师校友会文艺部干事，负责编辑出版《浙一师校友会志》。经常参加全校性演讲会。
一九一五年 二十岁
5月，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首次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学生自动之必要及其事业》。
7月14日，在日记中立定志向：“男无他志，在今日为师范生，将来为小学教员，唯期教育一辈之儿童，使之为一国增光荣者耳。”
8月28日返校途经上海，往商务印书馆参观浏览。
9月10日，，致函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科负责人，意欲入函授学社英文专修科。
9月21日起“毕业后留学日本之念”。
10月8日，，立志今后当努力于内心修养，志达“光明”，在求学方面“注重国文、英文、日文、教育四者”。
11月10日，参加校运动会后，应本校“劝用国货会”之邀，登台演讲《国货爱用之必要》。是为生平第一次在大众之前进行演说。
12月28日，获浙一师本年度“学生优待费”（为优等学生奖，每级5名，每名3元）。
一九一六年 二十一岁
6月，在《浙一师校友会志》第九期上发表第一篇译作，即从日文转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人生》。
8月，由经亨颐介绍，前往上海参加江苏省教育会小学教员暑期补习学校讲座。顺道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拜访《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
一九一七年 二十二岁
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多得名师夏丏尊、李叔同等着意栽培
。8月，应聘回余姚县担任暑期教育研究会讲师。
秋，由经亨颐向郭秉文推荐，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处事务员。公余旁听大学课程。
一九一八年 二十三岁1月12日，参观浙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2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学生之兼善思想》。此文颇受恽代英的赞赏。3月19日，因南京高师附近发生鼠疫，学生全体离校。亦于次日动身经杭州归家。
3月30日，母病逝，享年五十。杨母平生“性气和平，对子女以爱，待邻人以诚”。杨强抑悲痛，料理后事。
5月26日，参加浙江同乡学会常会，发表演说，要求“正当利用”同乡会形式。
6月10日，萌“往南洋、赴日本之念头”，打算先赴日留学，习英语、马来语，“归（国）任暨南学校教育专职，以造就师范人材”。
9月24日，商请陶行知，获准入教育科旁听教育学。
11月3日，参加浙江同乡学会会议，被选为同乡学会书记。
11月10日，往暨南大学访问黄炎培。
一九一九年 二十四岁
5月9日，参加南京学生集会游行，支持“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10月，由左舜生、邓中夏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结识一批进步青年。
11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立，被推选为分会书记。担任分会会刊《少年世界》编辑，负责“学术世界”、“劳动世界”等栏目。
一九二〇年 二十五岁
春，结识浙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教师姚韵漪。
7月初，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与李大钊、恽代英等七人被推选为该学会第二届评议部评议员。
9月20日，辞去南京高师职务。由上海乘“四川号”轮前往广东肇庆市，受聘为高要县（今肇庆）“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
9月29日，途经香港到达肇庆。
10月，逢粤桂军阀战争，国民师范补习所未能开办，反被困陷“愁城”五十天。
11月18日，离肇庆，往香港，转归故里。
是年，长女肖梅（现名杨明）出生。
一九二一年 二十六岁
2月上旬，受聘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着手对杂志进行改革刷新工作。在商务编译所结识沈雁冰等人。
5月，在《学生杂志》刊出《本志刷新预告》，致力于该杂志的翻新改造。
7月1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年会，与黄日葵等被推选为第三届候补评议员。主张学会应成为“反抗国内恶势力的团体”，会员应当“从事革命”。
7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习讨论。
是年，与妻子张淑贞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脱离夫妻关系。
一九二二年 二十七岁年初，邀请沈雁冰、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朱元善等商务诸友赴宴，席间郑重公开与张淑贞离婚之原因及处理经过。
2月，参加平民教育活动，并发表《对于平民大学的感想》。
5月，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在《学生杂志》上开辟“通讯”专栏，以利读者、编者之间密切联系。
7月2日，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决议上签名，表明反帝反封的立场。
8月，参加松江景贤女子中学组织的“暑期学术报告会”，并作《教育的必要和教育事业的特色》的报告。
11月7日，为苏联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撰文称十月革命“为人类文明史放一种异样的光彩”。
一九二三年 二十八岁
1月，与侯绍裘、高尔松等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主要讨论青年的求学、婚姻、择业、独立生活及服务社会等。
5月，在《学生杂志》上发起“学生干政”问题的讨论，主张学生应该“与闻政治”，提出学生“干政”的“七端政治目标”。
7月8—9日，参加上海全体中共党员大会，赞同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8月，在松江景贤女中举办的第二期暑期学术报告会上，作《中国青年运动与学生运动》的报告，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工厂、农村，积极开展劳动运动。
9月27日，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第十五次会议，议决改组、扩大“国民运动委员会”，被推举与恽代英、黄让之、阮永昭在该委员会中共同负责青年学生工作。
10月14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召开的第四次年会。与邓中夏、恽代英等，为学会制定“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去”的方针以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等九条纲领。
10月，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
11月，在《学生杂志》上开辟“答问”专栏。
是年，担任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通讯与联络工作，并兼任浙江春晖中学教务主任。同时抽暇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附中及景贤女中讲课。是年复旦大学首开心理学系，前往该系学习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等十多门课程。
一九二四年 二十九岁
1月12～13日，中共上海党员大会改选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与徐梅坤、张秋人等三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随后被递补为执行委员。
2月，在《学生杂志》发表《国故毒》社评，就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事，号召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迅速“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引发文教战线上的反复古斗争。
3月25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信——讨论国故》，继续对“国故派”进行斗争。
6月，与旅居上海的余姚青年朱公垂、楼建南等发起组织“余姚青年协社”。
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年会，与恽代英一起同国家主义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作了关于道德与经济改造问题的发言，强调道德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受环境的支配，随着经济状态而变迁，并非独立与超然。
7～8月，参加上海学联举办的暑期夏令演讲会，作了《青年问题》和《教育问题》两个报告。
是年，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并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部长。同时兼任上海《时报》“教育周刊”编辑。经常往返于上海、上虞、宁波、杭州之间，为发展宁波、余姚等地方党组织积极活动。
一九二五年 三十岁
1月12日，与姚韵漪在上海结婚。
5月30日，参加动员和组织上海大学等校学生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5月，当选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
6月2日参加“上海教职员联合会”。
6月4日，，与韩觉民、沈雁冰、侯绍裘、董亦湘等三十余人，集体退出由右派势力把持的上海教职员联合会。参与在小西门立达中学召集筹备会，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
6月16日，参加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组织的讲演团，进行演讲活动。先后演讲：《五卅运动与民族革命》、《民众的力量》、《国民外交》等，扩大了“五·卅”运动影响。
6月下旬，上海商务印书馆重新组建工会及党团组织，与陈云、沈雁冰、丁晓先等十余人为其成员，分工担任编译所党组织负责人，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的职工运动。
7月21日，受聘为景贤女子中学沪办高级中学兼职教师。
8月12日，乘火车北上，与黄炎培夫妇、刘海粟等12人同行，前往太原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
8月16日，到达太原。会议期间，与余家菊、孙伏园等九人任编辑组成员。
9月20日，受中共上海区委指派，与恽代英、沈雁冰等联络社会知名人士杨杏佛、叶圣陶、郭沫若、于右任等成立中国济难会，被推选为济难会委员。
9月30日，参加中国济难会委员会会议，分工负责宣传工作。
10月25日，在中国济难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阐明该组织人道主义宗旨，主张营救遭受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
12月，被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把持的伪中央开除国民党党籍。与国民党右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 三十一岁
1月1日，参加上海国民党左派所组织的特别市党部成立大会，当选为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
2月，长子杨天任（后改名杨天成）在上海出生。
4月3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党员代表大会。次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员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号召联络各阶级中革命分子，以增进国民革命的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5月30日，在上海南市西门体育场召开的“五·卅”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挺身奋起，恢复“五·卅”运动中反帝联合战线，实现“五·卅”运动未完成的任务。
5月，委托叶圣陶主编《光明》半月刊。
6月7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10月23日，参加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
10月，被推选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部长。
一九二七年 三十二岁
1月，辞去《学生杂志》编辑工作，结束六年的编辑生活，以便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领导和统战工作上。2月22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2月23日，参加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
作。
2月27日，因中共上海党团联席会议所决定，代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前往杭州联络北伐军。
3月初，在杭州，婉言谢辞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兼杭州《民国日报》编辑之职。抽身赶回余姚指导革命工作。
3月中旬，返归上海。
3月20日，向上海大学党团支部传达上海区委指示，组织学生纠察分队，协助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21日，组织学生纠察队配合商务印书馆工人武装，参加攻占天通庵车站战斗。
3月22日，参加上海临时市政府筹备工作，被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
3月27日，在上海“补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代表身份讲话，指出“革命之需要有二：曰武装军队；曰武装民众。”同时公开反击国民党右派。
3月29日，出席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代表上海市党部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
4月1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全体党员大会。听取市党部工作报告，并对国民党右派提出警告。
4月5日，代理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通过报界宣布教育工作方针，阐明教育宗旨“须合乎政治潮流”。
4月10日，出席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上海特别市政府政纲草案》等文件。
4月11日，在上海市党部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讲解《党的组织与训练》。
4月12日。因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故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4月18日，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号令”（《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列为被通缉的对象。
4月下旬，根据中共党中央的指示，与陆立之一道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5月初，到达武汉。参加苏、沪、浙三党部驻汉办事处工作并担任委员。
5月9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将上海市党部的《告商人书》和上海市党部青年部的《告上海学生书》发表，揭露蒋介石在上海犯下的罪行，号召上海市商人、学生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5月13日，以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身份，出席在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上海事变情形。
6月，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的编辑。
7月下旬，离武汉经江西辗转返回上海。
10月初，东渡日本。化名李洪康，负责中国留日学生中共特别支部。潜心人类历史、社会科学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12月，在《教育杂志》、《东方杂志》上，以“洪康”笔名发表系列文论，继续以笔作为主要斗争武器；同时，留心向国内读者介绍世界教育动态。
一九二八年 三十三岁
1月，以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负责人身份接待董必武，并设法帮助董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
2月，协助安排林伯渠从日本敦贺港乘船前往苏联。
3月初，在东京秘密会见郭沫若，讨论今后的学术理论研究工作。
5月，次子肖康（亦名杨启）在杭州出生。
8月，姚韵漪携带长子杨天任抵日本京都，夫妇团聚。
是年，在日本集中精力翻译《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译著、撰写《教育史ABC》等著作。
一九二九年 三十四岁
5月，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归国。
同月，《教育史ABC》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署名李浩吾。
6月10日，以李扬为笔名翻译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一书，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
6月，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特殊使命，负责对党内反对派的教育工作，担任特殊支部的负责人。
7月17日，女儿川之（现名徐昉）在上海出生。
秋，参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11月，以柳岛生作笔名编著的《今日之世界》一书，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发行。
12月，完成《新教育大纲》的撰写。
一九三〇年 三十五岁
1月10日《新教育大纲》交南强书局付版，署名李浩吾。
2月20日，《新教育大纲》由南强书局出版发行。这是中共中央文委组织编写的“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之一。
3月，参与筹建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又参加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重点负责“社联”的编辑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5月，介绍自日本回到上海的沈雁冰参加“左联”的活动。是年，积劳成疾。
一九三一年 三十六岁
2月，经医院确诊，患有肾结核。
7月，病情恶化，出现血尿，由夫人姚韵漪陪同前往日本长崎检查医治。
8月9日，病逝于日本长崎。李一氓前往日本，陪同姚韵漪运回骨灰，葬于上海永安公墓。墓碑由经亨颐题书“杨贤江墓”四字。解放后迁葬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杨贤江笔名考录
一
杨贤江虽英年早逝，但著述宏富，且使用过多种笔名或别名，为后人进行全面整理或相关研究留下了不小的困难。
在《杨贤江全集》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进而慎重地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对杨贤江的笔名逐一进行了核证考释。
具体而论，对杨贤江笔名的考证，尤重文论题材、思想倾向、具体内容、行文风格、载文刊物、写作发表的时间与地点、著译的材料来源及相互关连、笔名间的相关性诸方面。例如时间，由于杨贤江于1931年8月病逝于日本，故此后仍频繁出现的笔名，则不太可能属杨贤江。又如载文刊物，由于杨贤江长期从事商务印书馆所办《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与该馆同时期发行的其它杂志的主持人熟识，故用笔名在周予同主编的《教育杂志》、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叶圣陶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较大。这一点，杨贤江夫人姚韵漪及周予同等均曾忆及。这就为查核杨贤江的笔名标示了大体的范围。
编辑《杨贤江全集》，首先必须确立收文依据。即须对所有与杨贤江相关的笔名，进行审慎但不失大胆的核证考释，从而有所汰裁，有所保留，有所发现，使全集的编辑工作建立在较为科学、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
以下，编者将全面并突出重点地对杨贤江笔名分类进行考录。
二
综观本全集收文关涉到的杨贤江所有笔名，按既往认识的程度，拟分为如后三类进行研讨：（1）世所公认者；（2）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3）由编者首次发现并予以确认者。
为使考录详实且具可参照性，在分类论列前，须将有代表性的辞典、传记中的记载摘要于下（辞条或传主“杨贤江”者皆从略）：
——《辞海》：“亦名李浩吾。”（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中，第2885页）——《中华民国史辞典》：“字英甫，化名李浩吾。”（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字英甫或英父，主要笔名有李浩吾、姚英夫、李膺杨、公朴等。”（李盛平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教育大辞典》：“字英父（或英夫），笔名李浩吾、叶公朴等。”（顾明远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卷第280页）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又名庚甫，字英甫、英父，笔名英夫、贤江、李浩吾、李膺扬、李谊、叶公朴、公朴、李康、柳岛生、YK。又笔名和化名李服膺、曲它（他）、姚应夫、李洪康、
洪康、祝康、直夫、健夫、犇牛（牛犇）、雁江、江、江天、慕颜。”（陈玉堂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第271页）
——《杨贤江》：“字英父（英甫），笔名有李浩吾、曲它、姚应夫、叶公朴、李谊、李洪康、李膺扬、直夫、江一、雁江、牛犇、Y.K、柳岛生、健夫等。”（潘懋元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杨贤江传记》：“笔名有李浩吾、李膺杨、柳岛生、李洪康、祝康、叶公朴、公朴、姚应夫、李谊、雁江、江一、江天、健夫、牛犇、英夫、曲它、江、YK、K等。”（金立人、贺世友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字英甫、英父（湖北人民出版社《历代爱国人名辞典》误作英元），笔名江、贤江、江一、江天、雁江、公朴、洪康、慕颜、曲它、直夫、健夫、李谊、牛犇（徐仲林、熊明安等《中国教育家传略》误作犇牛）、李浩吾、李洪康、李服膺、李膺昜、姚应夫、柳岛生、杨庚甫、叶公朴、K、YK。”（刘绍唐主编，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4期第149页）
——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提供：“他的笔名，就我记得的，还有柳岛生、犇牛、姚应夫、洪康、李膺扬等。”（姚韵漪1954年4月致潘懋元函）
所谓“世所公认者”，即为上引材料所包容，且为现今杨贤江研究界所普遍认同者。所谓“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即为上引材料中不甚一致之处；或上引材料不包括，但已为杨贤江亲属、研究者所发现，而又无确切把握者。所谓“由编者首次发现者”，即为由《杨贤江全集》编者发现并加以充分考释者。
三
对笔名为“世所公认”者，勿须逐一进行考证；必要处，仅作简要说明或补充。现依时序将此类笔名录列如下：
YK——首见于1921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苦学生自救法》及《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的预备》两文。另见于《学生杂志》的《关于爱因斯坦因的一个好消息》（1921.4）《现实生活里的理想生活》（1921.4）、《一个新纪念日》（1921.5）、《美育的价值》（1921.5）、《柯克思的成功谈》（1921.6）、《万国学生大会开会矣》（1921.7）、《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1921.7）、《奋斗以后的快乐》（1921.8）、《做什么》（1921.9）、《毋欲速》（1921.10）、《自然界里的生活》（1921.11）、《忙与懒》（1921.11）、《努力即成功》（1921.12）、《我所希望于今年的学生的》（1922.1）、《学生的救校运动》（1922.1）、《学生与常识》（1922.2）、《威权打破了以后》（1922.3）、《爱护学校与批评学校》（1922.4）、《复活“五·四”的精神》（1922.5）、《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1922.6）、《教学相长》（1922.9）、《学校的怪》（1922.10）、《全我的活动》（1922.12）、《青年与春天》（1923.3）共23篇。其间，于1922年3月30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病后》一文。现发现用“YK”发表的文论共27篇，使用时间为1921年3月～1923年3月，载文报刊为《学生杂志》和《民国日报》。“YK”系“贤江”二字按余姚方言读法的英文拼写的开头字母。
江一——首见于1921年4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潜进？消灭？》一文。另见于《学生杂志》发表的《“辟克尼克”》（1921.5）、《环境与修养》（1921.7）、《冒险与侥幸》（1921.8）、《悲剧的快感》（1921.9）、《现代世相》（1921.10）、《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1921.11）、《青年的科学兴味》（1921.12）、《思想的革命》（1922.1）、《警告受人利用的学生》（1922.1）、《耻与勇》（1922.2）、《一个学生界的新组织》（1922.3）、《告中学毕业生》（1922.6）、《健康第一》（1922.8）、《手和舌的训练》（1922.9）、《信仰与成功》（1922.10）、《怎样保持健康》（1922.10）、《年终结帐》（1922.12）及通讯《致徐廉垣》（1922.6）共19篇。又以此名在《少年杂志》发表《好玩的春天怎样过？》（1921.4）。现发现用“江一”为笔名发表的文论与通讯共20篇，使用时间为1921年4月～1922年1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及《少年杂志》。“江”与“贤江”、“雁江”关系一目了然，“一”与“天一”亦明显相关。
雁江——首见于1921年6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中国的两大富源》和《青年的艺术感》两文。另以此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世界怎样会繁富的》（译文，1921.8）、《观念与动作》（译文，1921.9）、《自强论》（1921.10～11）、《爱迪生之心理测验》（1921.12）、《罗斯福的青年时代》（1922.2）、《威尔逊的青年时代》（1922.4）、《爱迪生的青年时代》（1922.6）、《心理主义与论理主义》（译文，1922.9）、《精神与表出》（译文，1922.9）、《十分钟的健康体操》（译文，1922.9）、《摩擦运动法》（译文，1922.12）。现发现用“雁江”为笔名发表的著译共13篇，且多为译文或与译介相关，使用时间为1921年6月～1922年1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值得指出的是，余姚方言中的“贤”字读音与“雁”同。
健夫——首见于1922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的《个人心与社会心》一文。另以此为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逆流的人生》（1922.4）、《青年！向那里走？》（1922.5）、《见解和勇气》（1922.6）、《致正厂》（通讯，1922.6）、《战胜的态度》（1922.8）、《刺戟与反应》（1922.11）、《学问和装饰品》（1924.8）、《“九·七”国耻纪念与反帝国主义运动》（1924.9）、《事业与实学》（1924.10）、《青年期的心理与卫生》（译文，1925.2、4、9）、《职业态度的决定》（译文，1925.7）、《学业与职业的关系》（译文，1925.7）、《我们要注意时事》（1925.8）、《“五·卅”事件的意义》（1925.8）、《暑期准备工作》（1926.6）、《升学准备》（1926.6）、《中学生活动的种类》（译文，1926.7）、《青年男女的“恶作剧”》（译文，1926.10、11）、《读书嗜好的培养》（1926.12）、《人之初》（1927.1）、《人类经济生活之进展》（1927.3）、《青年与自然》（译文，1927.3、4、5）、《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译文，1927.6）共23篇。另以此笔名在《申报》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纪事》（编者拟题，共4则，1925.8.25～29）。现发现用“健夫”为笔名发表的著译共25篇，使用时间为1922年3月～1927年6月，载文报刊为《学生杂志》和《申报》。联系首次使用时间（1922.3）来看，适逢杨贤江大病一场之后（详见同月发表的《病后》一文）；病后希“健”，理所当然。另，“夫”与“甫”（英甫）、“父”（英父）谐音。
江——首见于1924年1月《学生杂志·答问》栏中的《答皖寿陆恒生君》，此后的答问大多以此署名。另以此笔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评学生服务》（1927.1），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教师的效率》（1924.10）、《美国新出的一种教育杂志》，在《光明》发表《这样的世界》（1926.8）。现发现用“江”为笔名发表的答问数百则、短论4篇，使用时间为1924年1月～1927年2月，载文刊物为《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光明》。“江”与“贤江”的关系显然。
K——首见于1924年1月《学生杂志·答问》栏中的《答饶州张肇明君》。此后的答问除以“江”署名外，均以此署名，计达数十；尚未发现著译以“K”署名者。“K”为“江”字余姚读音英文拼写的首写字母，可视为“YK”的缩写。
曲它——首见于1924年7月发表于《学生杂志·社评》栏中的《怎样叫做有觉悟的青年》一文。后另以此名在该栏连续发表社评《青年的道德观念》（1924.9）、《学生与群众》（1924.10）、《青年运动的几个要点》（1924.11）、《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1924.12）、《我们所得于时局的教训》（1924.12）。现发现以“曲它”为笔名发表的论文共6篇，使用时间为1924年7月～1924年12月，载文刊物仅见于《学生杂志》。从文章内容、思想倾向、行文风格及编辑工作的需要等方面分析，均不乏证据。另外，联系使用时间分析，此期杨贤江正与姚韵漪热恋并筹办婚事，“曲它”与“娶她”谐音；事实上，1925年1月杨贤江结婚后，便再也没有使用此名。
英夫——仅见于1927年1月发表于《学生杂志》上的《长江流域的经济现状》一文。“英夫”与“英甫”、“英父”谐音，相关显然。
姚应夫——仅见于1927年12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译文《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一文。该笔名系杨夫人所提供的诸笔名之一，她并指出：“1927年后的《教育杂志》上某些篇用此二名（指姚应夫、洪康）。”另，“姚”与杨贤江故乡“余姚”和杨贤江夫人姚韵漪的姓相关；“应夫”与“英夫”、“英甫”、“英父”谐音。
洪康——首见于1927年12月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死之船”良荣丸的惨死》、《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日本富豪的所得调查》三文。同月，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1928.1）、《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1928.2）、《日本的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1928.3），在《东方杂志》发表《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1928.3）。现发现以“洪康”为笔名发表的文论共8篇，使用时间为1927年12月～1928年3月，载文刊物为《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据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所撰杨贤江生平中谓：“约于七八月间辗转回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不久，就化名李洪康离沪去日本。”此为确证。又，“康”与“健”（健夫）字义既相通又相连；另，“洪”与“红”谐音，杨贤江此段因参加共产党（赤党）遭通缉而亡命日本。
叶公朴——首见于1928年3月发表于《教育杂志》上的《职业指导的意义》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论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书》（1928.6）、《“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1929.4）、《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1929.7）、《世界成年劳动者教育之实施鸟瞰》（1929.10）、《美国都市教育的特种设施》（1930.6）。现发现以“叶公朴”为笔名发表的文论共6篇，载文刊物仅见《教育杂志》。据杨贤江亲属及友好回忆，“叶公朴”为杨贤江遭通缉后使用的化名之一；另据以此署名的文论题材、内容及行文风格分析，此为杨贤江笔名之一无疑。
公朴——首见于1928年8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症》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教育者之政治使命》（1928.9）。现发现以“公朴”为笔名发表的文论2篇，载文刊物仅见于《教育杂志》。“公朴”与“叶公朴”的相关显然。
柳岛生——首见于1928年8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的译著《世界史纲》。另以此笔名在《新思潮》上连载发表论文《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1929.1～3）、译文《苏联的大学生》，在上海沪滨书局出版译著《今日之世界》（1929.11）。联系郭沫若1928年春亡命日本后与杨贤江多有接触并讨论过著译计划的史实来看，《世界世纲》由郭沫若主持的创造社刊行便顺理成章。另，“柳”似与杨贤江素所推崇的“五柳先生”陶渊明的精神相关——不与恶政治同流合污；“岛”与当时的居留地日本列岛、“生”与早年自署“我生”也似有关联。更为重要的线索是；杨贤江在《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一文中，对日本东京附近的“柳岛劳动学校”推崇备至。还有，杨夫人在回忆中确认《世界史纲》系杨贤江所译。
李浩吾——首见于1929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专著《教育史ABC》。另以此名出版译著《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美国荷尔——通译霍尔——著，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10月版）、专著《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2月版）。“李”系杨贤江居留日本期间化名（李洪康）之姓。“浩吾”，似可理解为：浩然之气长存我心。
李膺扬——仅见于1929年6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译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德国恩格尔——通译恩格斯——著）。“李”详前述，“膺”与“英”（英甫、英父）谐音，“扬”与“杨”谐音。
李洪康——仅见于1929年9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一文。该笔名实为亡命日本期间使用的化名。
李谊——首见于1929年12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教育迷信论》一文。后以此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教育之本质及其变质》（1930.4），发表译文《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1930.8～9）、《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1931.11～12）；在《妇女杂志》发表文论《做了父亲》，发表译文《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1930.7）、《妇女与宗教》（1930.8）、《苏俄的卖淫问题》（1931.5）。《教育迷信论》和《教育之本质及其变质》两文的内容，实为杨贤江教育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的部分章节，就《做了父亲》一文的内容分析，更可确证为杨贤江所写无疑。
牛犇——仅见于1930年4月在《新思潮》上发表的《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和《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两文。据文章内容和杨贤江亲友的回忆，两文属杨贤江所写。联系杨贤江以“天一”为笔名发表的《“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1926.5）的内容及他一贯重视的“学生与政治”的主题分析，均可为佐证。
祝康——仅见于1931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译著《新兴俄国教育》。依据本书内容与其它介绍苏俄教育文论的相关性，以及与其它笔名洪康、应康、健夫等的相关性，亦可无疑。
四
“业已发现，尚未定论者”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有代表性的辞典、传记已录列，而在全集编纂过程中尚未发现以此署名的文字者。第二，杨贤江亲属或研究者已注意到，但尚未确认的署名，今由编者略考而予以确认者。第三，已注意，而过去未能确认，现今依旧存疑者。现依次录列或考释如下：
（一）有名无文者
李膺杨——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杨贤江传记》。编者认为，“杨”字显系“扬”字之误。同据《杨贤江传记》第255256页：“几个月后，此书译好，寄中央宣传部。党组织已经筹集了发行基金，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发行。1929年6月，由上海新生命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署名李膺扬。”又据该书原版署名可知，“杨”字恐系抄写或排印之误，以致以讹传讹。
庚甫或杨庚甫——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据编者掌握的资料而言，“又名庚甫”一说，仅此一家；“笔名杨庚甫”一说，也别无分店。诚然，以此作为化名或笔名并非绝无可能；但是，编者更倾向于：“庚”系“膺”字的抄写或排印之误。若假设成立，则“膺甫”与“英甫”、“英父”、“英夫”、“姚应夫”的关系便可一目了然。
李康——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推断，此说所据为1930年8月24日《文艺新闻》第2版所发消息《杨贤江病死长崎》：“杨君专门研究新兴教育心理学，曾编《学生杂志》，在‘五·卅’后，任上海学生联合会长，对于青年运动和文化运动有莫大致力。一九二七年亡命日本，不久归国，为社会科学联盟发起人之一。译著书籍极多（用柳岛生、李浩吾、李康等笔名）。”联系“李谊”、“李洪康”、“祝康”等笔名分析，实有可能。但遍寻未见后，编者认为，若归为化名似更合宜。
李服膺——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认为，以此为笔名或化名均极有可能。因为“李”与“李谊”、“李膺扬”直接相关，“服”与“父”（英父）、“甫”（英甫）、“夫”（英夫）等均音谐，而“膺”则与“英”（英甫、英父）、“应”（应康、姚应夫）、“因”（华因）音谐。但若据实论之，则编者更倾向于认定为化名。
曲它（他）——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编者认为，“（他）”系画蛇添足之笔。
直夫——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杨贤江》、《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据“夫”与“甫”、“父”、“服”谐音，又据“直夫”与“健夫”、“英夫”构名相类，故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实有可能；但若视为化名亦无不可。
犇牛（牛犇）——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及杨夫人的回忆。编者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所言“徐仲林、熊明安等《中国教育家传略》误作犇牛”实为的论，而杨夫人的记忆有误（详见“马训政”条），也似为此误的误源。
慕颜——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所据不详。因与杨贤江的其他笔名似无关系可寻，编者倾向于否定。
Y.K——见《杨贤江》。显系“YK”之误。
江天——见《杨贤江传记》。编者认为，该笔名与“江一”、“天一”等笔名具有相关性，属有可能者。
李膺昜——见《民国人物小传·杨贤江》。编者认为“昜”字显系“揚”字之误。
（二）已注意并确认者
天一——以此署名的论文有4篇：《考试制度》（1920.5）、《学生界之新气运》（1926.1）、《从军问题》（1926.1）、《“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1926.5）。除第一篇载于《教育杂志》外，余均载于《学生杂志》。使用时间为1920、1926两年。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天”与“江天”、“一”与“江一”均似可借代重组。（2）后三文均属《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此类文字，在杨贤江实际主持该杂志期间，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笔名所撰。（3）文论主题、思想倾向及行文风格与以杨贤江署名者类同。如《学生界之新气运》与《论“师生合作”》。（4）直接证据。在《从军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的文字是：“近来常常有许多同学写信来问：..要我解答。..我于是一面很郑重地发了个通启，..；一面很诚恳地探访老于军队的人。..”能在《学生杂志》发“通启”的“我”，且是实际主持该杂志“答问栏”的“我”，实非杨贤江莫属。另在“答问栏”中，以“江”署名的有关“从军”问题的答问亦有多则。（5）《考试制度》的著述形式类同于杨贤江的有关著译，均采用边译述、边评说的形式。（6）1926年杨贤江的长子杨天任（后名杨天成）出生，“天一”与“添一”的谐音似有相关。
华因——以此署名的论文有11篇：《不正确的学生型》（1922.3）、《好学生当怎样》（1922.4）、《发生动作的两个条件》（1922.5）、《快乐的源泉》（1922.8）、《毋作茧自缚》（1922.9）、《合作的读书法》（1922.10）、《观察力的练习》（1922.10）、《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1924.4）、《中学生活动的种类》（1926.7）、《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1926.10）、《学校园》（1926.11）。以此署名的译文有3篇：《告少年文人》（1924.9～10）、《学习法概要》（1926.8）、《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1927.6）。除《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一文载于《教育杂志》外，余均载于《学生杂志》。使用时间也相对集中在1922、1926两年。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因”与“英”（英父、英甫、英夫）、“应”（姚应夫、应康）、“膺”（李膺扬）音谐。（2）论文大多为《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除《基督教大学联合会议》、《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两文外）。此类文字，在杨贤江实际主持该杂志期间，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笔名所撰。（3）笔名使用时间符合。最早为1922年3月，最晚为1927年6月。均为杨贤江生前无疑，且绝大多数发表于他实际主持《学生杂志》期间。此前或此后的《学生杂志》及《教育杂志》，均未发现以此署名的著译。（4）著译题材的关联性甚高。学生、修养、读书法、学习法、基本常识等，均为杨贤江一贯关注并经常介绍的题材。（6）部分内容与以杨贤江署名或其它笔名发表的文字雷同或相似。如《不正确的学生型》、《好学生当怎样》与以“杨贤江”为名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1923.1）一文的相关内容类同。又如《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一文与以“柳岛生”署名出版的《世界史纲》第一章文字完全相同者达1400余字。（7）实证材料。在以“华因”为名发表的《观察力的练习》一文中，有如后一段话：“今夏在宁波车站，曾见两个学生对于上行李、验车票等手续非常呆笨。看他们神气，大有慌张的样子。这实由于不善观察之故。”联系杨贤江回乡省亲多经宁波，且多在寒、暑假之期分析，实可佐证“华因”即杨贤江笔名之一的结论。（8）译文原作的语种为英文或日文，均为杨贤江能熟练掌握者。
应康——以此署名的文论有《养心与强身》（1926.12），译文有3篇：《有效的学习法》（1925.10～12）、《冷觉的特性》（1926.12）、《美国的科学宣传者——弗兰克林》（1927.1～4）。均载于《学生杂志》，时间亦相对集中。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应”与“英”（英甫、英父、英夫）、“膺”（李膺扬）、“因”（华因）音谐，另与“姚应夫”的“应”字相同。“康”与“祝康”、“李洪康”、“洪康”、“李康”的取字相同，又与“健”（健夫）字语义相通。再则，“应康”英文拼读的首写字母可为“YK”，此即为杨贤江所使用的笔名之一。（2）《养心与强身》属社评性文字。此期的社评绝大多数为杨贤江用不同的笔名所撰。（3）著译题材均属作者惯常关注的范畴。（4）译作《有效的学习法》与署名“华因”的译文《学习法概要》内容相类、时间相近。更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法概要》虽发表较早，可却在文中引述了《有效的学习法》中的几段文字。若两文的译者不同为一人，则很难解释这种现象。（5）著译的行文风格与附言方式均与杨贤江的写作风格相似。（6）译文均取材于英文原作，属杨贤江熟悉的语种。
少英——以此署名的译文有2篇：《成功》（1926.11）、《人性与战争》（1926.11）。同时发表于《学生杂志》第13卷第11号。编者予以确认的理由主要有：（1）与其它笔名具有相关性。“少”与“绍”（郑绍康，详见后文考释）音谐；“英”与“英甫”、“英父”、“英夫”有一字相同，又与“应”（姚应夫、应康）、“因”（华因）、“膺”（李膺杨）等音谐。（2）译文的发表时间、刊物均与杨贤江使用其它笔名的条件吻合。（3）译作的题材、语种、行文风格等，也均与杨贤江的风格无悖。
（三）已注意尚不能确认者
Y——仅见1923年3月发表于《学生杂志》10卷3号的《本刊文艺栏的计划》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Y”系杨贤江笔名之一“YK”的合构之一，联系“江”与“贤江”、“K”与“YK”的惯常用法，则“Y”系“YK”的简缩亦不无可能。（2）该文属《学生杂志》编务性文字，而这类文字通常出自杨贤江手笔。（3）就行文风格考察，与杨贤江起草的同类文字大同小异。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Y”系“雁”字英文拼读的首写字母，虽有“雁江”简缩的可能，亦不能排斥“雁冰”简缩的可能。（2）据杨贤江幼女杨川之（现名徐昉）分析，文内涉及的专业性文艺知识并非杨贤江所长，而这正是沈雁冰的专长，沈当时亦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且与杨贤江过从甚密，因而有可能系杨贤江委托沈雁冰代为主编文艺栏并写作该计划。
华男——仅见于1924年3月29日刊行的《中国青年》周刊第24期《受“国故毒”的学生听者》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
（1）“华”与“华因”相关。“男”与男子汉不甘示弱的品性可能有关，可结合该文的论战性加以考虑。（2）该文的基本观点与杨贤江所作《国故毒》一文完全一致，所引述的《国文会考题》亦部分相同。（3）命题与杨贤江的另一短论《学生诸君听旃》相类。（4）杨贤江与《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为同志加好友。（5）杨贤江署名发表《国故毒》后，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撰文辩驳问罪，《学生杂志》挂名主编朱元善遂在该刊转载曹慕管文并附言道歉，故杨贤江化名投稿他刊实有可能。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2）在该文发表前4日（1924.3.25），杨贤江署名在《时事新报》发表公开信《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信——讨论国故》，因而似无必要再用化名或笔名。尽管有投稿在前、发表在后的可能，但无确证。
赤子——仅见于1924年7月发表于《学生杂志》11卷7号的《烦闷与忙》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属《学生杂志》社评性文字。（2）内容为杨贤江所熟悉、所擅长。（3）行文风格类同。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2）与其它笔名尚未发现相关性。
姚宝贤——现发现以此署名的著译共3篇：《女学生活动与学风》（1926年1月《学生杂志》13卷1号）、《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译文，1930年3月《教育杂志》22卷3号）、《教育劳动者之国际运动》（1930年10月《教育杂志》22卷10号）。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姚”可能与杨贤江系浙江余姚人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杨夫人姓“姚”（姚韵漪），而“姚应夫”已被确认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至于“宝”，即可作“宝贝”、“宝贵”解，又因其谐音“保”而含有“保护”、“保卫”之义。“贤”字作为“贤江”的缩称则理无不顺。联系杨贤江夫妻关系极洽分析，“姚宝贤”为杨的笔名似也有可能。（2）“学风”和“劳动教育”的题材素为杨贤江所关注。论及学风的文论有《教学相长》、《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青年求学问题》、《事业与实学》、《学风与校风》等，介绍国外劳动教育的文论尚有《英国劳动教育之发达》、《美国工厂教育之设施》、《德国之劳动教育》、《欧美劳动教育的近况》等。此外，《教育劳动者之国际运动》与署名“叶公朴”的《“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的内容密切相关，且与署名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中的第13节“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和第14节“教育劳动者的国际组织”的内容大同小异。（3）在1930年著译的文末均附有“于日本东京”或“于日本”字样，符合此期杨贤江的写作习惯。（4）译文原作为日文，为杨贤江所擅长的语种。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前后使用的时间跨度较大（1925、1930），其间未发现有使用者，与杨贤江其它笔名在使用时间方面具备的连续或集中的特征不符。（2）《女学生活动与学风》一文的文末附有：“十四，三，一，草于六合”字样。现无确切证据说明杨贤江于1925年3月1日旅居江苏六合县。
英——现发现以此署名发表于《申报》的文论共4篇：《告老退休之邝富灼》（1928.1.28）、《同乐会》（1930.12.5）、《梵王宫寿萱志盛》（1930.12.27）、《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1931.7.22）。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英”与“英甫”、“英父”、“英夫”密切相关，亦与“应”（姚应夫、应康）、“膺”（李膺扬、李服膺）、“因”（华因）音谐，且与“贤江”简缩为“江”、“YK”简缩为“K”相类。（2）《告老退休之邝富灼》一文中的邝富灼先生与杨贤江素有交往，而《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亦为杨贤江所熟悉的教育史内容。（3）发表时间与杨贤江亡命海外、须用笔名或化名相关，也与此期经济拮据、须多辟载文报刊有关。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梵王宫寿萱志盛》一文的题材及行文等，与杨贤江的风格大异其趣。（2）其它诸文的行文风格亦与杨贤江多有不合。（3）《五十年前之女学与女学生》一文的发表时间距杨贤江病逝于日本长崎的时间不足20日；此前他已重病缠身，东渡日本就医，已不太可能伏案写作；且报纸的压稿时间相对较短。
柳其伟——现发现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著译共4篇：《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1930.2）、《德意志共和国的新教育》（1930.4）、《奥国的新教育》（1930.10）、《德国青年运动之产生与发展》（1931.1）。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著译题材与杨贤江当时所关注者吻合；（2）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文末，有附白：“本书已由介绍者着手翻译。”而在《杨贤江文集·杨贤江著作一览表》中，又列有《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平克微支著，李浩吾译）一书。虽译者笔名不合，但书名及原著者皆无异。（3）诸文均载于《教育杂志》的“新刊介绍”栏或“世界教育新潮”栏，而杨贤江此期经常在上述二栏发表文章。（4）“柳”与“杨”、“柳其伟”与“柳岛生”均有某种关联。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译著《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遍寻未见，因而不能确认“柳其伟”即“李洪吾”。（2）据《奥国的新教育》文末所言：“全书已在翻译中，不久可以付印。”又据编者发现：《罗素论教育》亦由“柳其伟”译出。而此期杨贤江发表的著译甚多，能否如此多产实堪疑问。（3）从译文表述风格考察，“柳”与“杨”亦有不同。
马训政——仅见于1930年4月15日发表于《新思潮》第5期的《评〈中学生）》一文。可能成立的理由有：（1）据杨夫人姚韵漪回忆，杨贤江在此期曾发表过《评开明〈中学生》创刊号》或《读开明〈中学生）创刊号有感》。就该文内容而言，正是评论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创刊号的。（2）文论题材及主要观点均与杨贤江的有关文论一致。（3）文笔及引述方式，均相似于杨贤江。（4）因抨击对象为《中学生》的编辑者丰子恺、夏丏尊、章锡琛、顾均正四人，而此四人均系杨贤江旧日师友，理当隐名。（5）载文刊物系杨贤江此期经常投稿者。同期即有署名“牛犇”的《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一文见载。未能确认的原因是：（1）仅见。
（2）杨夫人回忆的篇名、载文刊物和（《中国青年》）和署名（犇牛）均与该文有所不合。
五
“由编者首次发现并加以充分考释者”有“李宏君”、“李仁民”和“郑绍康”。现分别详考如下：
（一）“李宏君”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文论共6篇：《朝鲜教育的现状》（1928.5）、《文纳特卡制的大要》（1928.7）、《日本文化机关概观》（1928.8）、《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1928.12）、《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1930.6）、《德比二国之新学校》（1930.7）。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李”与“李浩吾”、“李膺扬”“李洪康”、“李康”、“李谊”、“李服膺”等密切相关。“宏”与“洪”（李洪康、洪康）音谐，且与“红”字谐音；若进论其义，则极可能与杨贤江参加共产党（红党、赤党）而遭通缉有关。若如此，则此名蕴有明志之义。至于“君”，恐与此期旅居日本而取法日人称谓有关。
其次分析文章题材。以此署名的文论均属外国教育介绍性质。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类题材在杨贤江的著译中比比皆是。如：《英美德俄四国教育改造之实况》（1921.9～10）、《德国教育的现在和将来》（1923.2）、《德国的新学校》（1925.10）、《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1927.12）、《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1928.1）、《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1929.9）。只要仔细比较一下论题，即可发现以“李宏君”署名的文论，与以杨贤江或已确认为杨贤江笔名署名的文论，两者在题材上高度相关。此外，以“李宏君”署名的《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一文，有旁证说明可能系杨贤江所写：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参加了开明书店编辑所的工作，从夏丏尊先生那里，知道贤江兄的生活情形。因为他隐居着，我没有去看他。有一次，曾托叶圣陶先生带一个信去，请他介绍几种英文的新教育书籍，他替我介绍了两种英国工党办的教育杂志。（傅彬然：《悼念杨贤江学兄》，《杨贤江纪念集》第46页）
傅彬然先生系杨贤江在浙江一师的校友，该文写作于1949年，因而信度较高。这则史料说明，杨贤江十分留心和熟悉“英文的新教育书籍”和“英国工党办的教育杂志”，因而专门介绍“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便极有可能。
第三，分析思想倾向。《朝鲜教育的现状》一文，旨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实施殖民教育的实况。联系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奴化教育日益强化的现状，似与杨贤江时时不忘警示国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有关，亦与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满有关。另，《日本文化机关概观》一文，旨在揭露日本文化政策的反动；而这种基调与杨贤江在《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署名柳岛生，1929.1～3）和《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署名牛犇，1930.2）中对国民党反动文教政策的批判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重点比照若干文字。《日本文化机关概观》的部分文字与杨贤江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的文字同出一辙。现对应摘抄数则如下，以便参照：
因此在这个《大学令》中便加上“人格的陶冶”、“国家思想的涵养”的文字。这正因他们已经意识到支配阶级的道德与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这里，它所以要特提“人格之陶冶”与“国家思想之涵养”者，不是偶然的，其动因乃在当时的日本已走入资本主义没落阶段。（《新教育大纲》第199页）
号称自由主义的杂志如《改造》、《中央公论》等等，则青黄赤白无所不包以表示公平。是故很左的言论常有登载，而极右的反动思想也常不绝披露出来。..就日本新闻纸与政党关系言之，大都是标榜着“阶级的政治的中立”与“社会的公正”的牌子，但实际不然。（《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号称自由主义的杂志如《中央公论》及《改造》，实行“商品化”，简直无所不包，故有时有倾左的言论，有时却现出极右的反动思想。几家大报馆如大阪的朝日新闻社与每日新闻社，东京的报知新闻社等，也为实行“商品化”起见，都标榜着“阶级的政治的中立”与“社会的公正”；但实际上，都是与资产阶级政党有关系的。（《新教育大纲》第284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的层次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0节极为相似，都是介绍“在政府管辖之下而为官僚的支配阶级”所经营的各级各类学校机关、宗教机关、杂志出版机构和剧场、影厅、音乐厅等。据杨贤江的为人而论，绝不可能不作交代地模套甚至抄袭他人的文论。反之，结论只可能是：《日本文化机关概观》系杨贤江所撰。如此，则“李宏君”为杨贤江笔名之一无疑。
第五，从遣词造句的习惯及附言方式分析。较为成熟的作者，均有自己独特的“语码体系”或“表述定式”。据此对《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作者的研究判定，已获公认。比照署名“李宏君”的《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与杨贤江同一时期发表的文论《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苏俄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可发现频繁使用“跟着”、“除出”诸词；再对照《日本文化机关概观》与《新教育大纲》，“支配阶级”皆成为“统治阶级”的代名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另外，就杨贤江著译的引语、注释、附白、按语的方式而言，均有特异性可寻。比照署名“李宏君”的《朝鲜教育现状》、《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与杨贤江的《美国教育救急委员会的全国教育进行计划》、《最近美国师范教育的状况》、《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等，均在文前有类似引言，交代原文系何国、何人所作，为何须摘译、改写等内容。杨贤江还习惯以“随文按语”的形式简短表述自己的观点，以“李宏君”署名发表的著译，亦符合此项特征。
第六，从写作地点和发表时间分析。《日本文化机关概观》文末注明“于日本”。这与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1927年秋冬至1929年5月）著译的习惯相符。至于发表时间，则均在杨贤江遭通缉之后，用笔名或新笔名发表文论为势所必然。另外，以“李宏君”署名发表的文论，均在杨贤江生前；编者遍查杨贤江逝世后的《教育杂志》，再未发现有此署名。
综上所述，李宏君系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二）“李仁民”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著译共5篇：《新俄之新学校》（1928.8）、《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1929.2）、《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1929.12）、《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1930.1）、《英国的六个新学校》（1930.6）。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李”详见前文“李宏君”考。“仁民”之义，似可结合著译题材考虑：苏俄的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种种新气象，在杨贤江心目中，无疑是“仁民”之举；而日本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施的高压、钳制手段，无疑是不“仁民”的，必须改变的。此外，“仁”与“人”谐音，联系“公朴”寓义“公仆”来考虑，“仁民”即“人民”也似无不可。
其次分析著译题材。介绍苏俄教育二文，与同期发表的《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苏俄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苏联的大学生》等，题材同属一类；更与以“祝康”署名出版的译著《新兴俄国教育》中的章节题材高度一致。介绍日本文教政策的二文，又与《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日本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等题材相类，某些如出一辙。介绍英国学校的一文，则与《最近英国教育界的倾向》题材类同，又与《德比二国之新学校》、《新俄之新学校》的构题一致，均以“新学校”为题材。若依此作出推断，并非无理。
第三，分析思想倾向。介绍苏俄教育的二文，明显流露出崇景之意，这与杨贤江的思想基调是完全一致的。介绍日本文教政策的二文，又与他对专制、伪善的憎恶之情密切相关。至于对英国学校的介绍，则与他一贯对欧美教育的介绍抱客观态度一致。
第四，重点比照若干文字。这里试就署名“李仁民”的《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与杨贤江代表作《新教育大纲》中的某些段落进行比较：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科学家当有某种科学上的发现时，这种智识的富之自身，却不能给这位科学家以何等利益。因为这种智识，若不进入生产关系中，是没有用处的。当科学家研究所需的费用，由政府或富家支给时，这种情形尤为显明。试举日本的理化学研究所《关于职员所作成的发明实用新案及意匠之规程》为例，就可明白。“第二条职员在本所，有为职务上的发明时，其受特许之权利，本所继承之。..”“第七条职员在本所，于职务上就特许法第三条第二号及第三号之事项而有得受特许之发明时，本所对于物之发明，则专有制作使用、贩卖或传布该物之权利；对于方法之发明，则专有使用方法及使用、贩卖或传布依该方法所制作的物之权利。..”（《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在布尔乔社会，一个科学家有某种科学上的发见时，这种智识之富的自身，并不给科学家以何等利益。因为这种智识如果不参加生产关系，老实是没有用处。然若科学家的研究费是出于资产阶级的供给，那么这种科学的效果也不为科学家所有。试看理化学研究所的《关于职员所作成的发明实用新案及意匠之规程》：“第二条..（同上段所引）”（《新教育大纲》第285页）
由此观察，所谓日本政府的文化，实不是文化之扩张再生产，而是在逐渐缩小文化之领域。所谓文化政策，实不外从社会中夺去一切进步的文化之政策。这种文化之内容，是过去文化的积集。然一见有如常新的形态者，只因结合之方法有不同而已。（《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由此观之，所谓反动文化者，并不是文化的扩张再生产，实在乃是逐渐缩小文化的领域。所谓反动文化政策，就不外是从社会夺去一切进步的文化之政策。反动文化的内容，为过去文化的积集。外表虽似带有新的形态，然实际不过在结合的方式上有点异样了。（《新教育大纲》第287页）
此外，《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中的部分文字与《新教育大纲》第2章第7节第196页的文字、《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1节第314～315页的文字、《新俄之新学校》与《新教育大纲》第3章第12节第331页的某些文字与思路，均大同小异。
关于行文风格、表述习惯、附言方式、写作地点、发表时间、译文语种等诸多方面的关联，均可参照前文，故在此不赘。综上所述，李仁民系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三）“郑绍康”考
以此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论文仅1篇，即《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1928.4）。
首先分析笔名的相关性。“绍”与“少”（少英）谐音，“康”与杨贤江其它笔名或化名中的“李洪康”、“祝康”、“应康”、“李康”等直接相关。
其次分析文章题材和思想倾向。杨贤江对于日本的政治、国策及教育政策素来留意，并研究有得。与此相关的著译有《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中，专门列有“各政党的教育政策”一节，题材与本文高度吻合。在思想倾向方面，本文揭示了资产阶级御用党的教育政策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这与杨贤江相关文论的基调是一致的。
再次，重点比照若干文字。本文与《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第三节中的文字颇多相近或一致之处。例如：
一切的教育机关要排除中央专政的支配，使各地方完全荻得自治权；教育机关行彻底的门户开放，对于民众的教育，完全应机会均等的要求；对于师范、中学、女学校、实业学校的管理，要学生举代表参加，对于教育学生的政治自由——加入政党、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撤废其限制。（《论日本各政党在总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
（一）一切教育机关，排除中央之专制的支配，获得完全之自治权；一切教育机关之管理，有学生代表参加；（二）教育机关之彻底的门户解放与对一般民众教育机会完全均等之要求；（三）甲，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学校、商业学校、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等之管理（教科目、授课时间、假日等之决定）有学生代表参加。（《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
诸如此类的相似，不一而足，均从略。
最后就写作地点和发表时间分析。本文文末附有“于东京”三字，符合杨贤江在日本写作时的习惯。联系1928年4月的发表时间考查，正是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既可能在1928年初由东京迁居京都之前完稿，亦有可能在1928年3月初赴东京面晤郭沫若期间脱稿。
综上所述，郑绍康亦为杨贤江的笔名之一。
尽管编者对杨贤江的笔名问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尽力作出了上述探讨；但编者深知，这仅仅只是开始，还远远谈不上全面或可靠。因此，在本文结束时须特别指出：本文的某些结论性意见，仅为编者的一家之言。因而期望读者不吝指教并提供依据，以将杨贤江研究推向深入。
杨贤江著译系年
一九一三年（十八岁）
本年 在浙江一师《校友会志》发表《论教育当注重实用》、《竹柔随录》两文，此为杨贤江最早公开发表的著述。
一九一五年（二十岁）
3月6日 演讲“学生自动之必要及其事业”，演讲词载同年5月5日《学生杂志》。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书要言》、《我生之一学期》。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吾人平均修习各学科之故》。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之学校生活》。
本年 在浙江一师《校友会志》发表《说自觉》。
是年 现存2～12月日记一本，约9万字。
一九一六年（二十一岁）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记梦》。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严州旅行记》。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记与蒋竹庄先生之谈话》和《学生与国语》。
8月 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参观上海盲童学校记》。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说人》。
12月 在《浙江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报告》中发表《浙江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之感想》。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静坐浅说》。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曾文正公嘉言抄〉感论》。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本务论》。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说善意》。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自助论〉》和译文《意志之修养》。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之个人卫生谈》。
一九一八年（二十三岁）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之兼善思想》。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精力经济论》。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个体之觉悟》。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学年学生之注意》。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任职之第一年》。
是年 现存1～12月日记一本，约10万字。
一九一九年（二十四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赧颜之心理》。
4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现代教育主张与现代哲学》。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论修养宜与教育并行》。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理想之势力》。
6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理科教授之目的》、《近代教育上之需要》。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教训》。
7月6日 在《晨报》发表《社会问题之本质及其解决》，8、9两日连载全文。
8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汤申Townsend氏之美国教育哲学论》、《勤作教育》和《游戏学校》。
9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庶民之学校》。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新思潮》。
11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教育的改造》。
12月29日 在《少年社会》发表《德谟克拉西果有缺点吗？》。
一九二〇年（二十五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时代与人格》。
1月 在《教育潮》发表译文《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与《低能儿问题》，并在《少年世界》发表《美国学术界现在的趋势》。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自治何以必要》，该文被同年3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转载。
2月 在《少年世界》发表《中国现有的学术团体》、《美国和智利之交换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新课程》。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社会服务何以必要》。
3月 在《少年世界》发表译文《美国教育救急委员会的全国教育进行计划》。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文化运动》。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论个人改造》。
5月15日 在《少年社会》发表译文《家族及结婚制底心理的见解》。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考试制度》及译文《上课时间的三个作用》。
6月1日 在《少年社会》发表《青年的恋爱》。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动的青年底修养》。
6月 在《少年世界》发表《儿童年》。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主动与被动》。
10月15日 致函周伯棣。
11月25日 写作《学生新生活》，次年1月5日发表于《学生杂志》。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自学的成功》。
12月 撰成《愁城生活录》，次年4月发表于《少年中国》。
一九二一年（二十六岁）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们所能做的——“十”》。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苦学生自救法》、《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的预备》和《生活与艺术》。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论思想》、《潜进？消灭》、《现实生活里的理想生活》和《关于爱因斯泰因的一个好消息》。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体育之四大要素》。
4月 在《少年杂志》发表《好玩的春天怎样过？》。
5月1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五一劳动纪念号》发表《教育与劳动》。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辟克尼克”》、《一个新纪念日》、《美育的价值》、《科学研究的精神和现代思潮》与《〈告同志〉附白》。
5月23日 致函周伯棣。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国的两大富源》、《青年的艺术感》和《柯克思的成功谈》。
6月7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学生还不起来自救么》。
7月2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讲话，记录稿载同年8月《少年中国》。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对于本志改革的意见及今后的希望》、《环境与修养》、《万国学生大会开会矣》、《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上海澄衷学校念周纪念）附白》和译文《哲学的起源》。
7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新时代之新贞操论》。
8月1日 谈少年中国学会问题，记录稿载同年9月《少年中国》。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冒险与侥幸》、《文艺与人生》、《奋斗以后的快乐》、《男女精神上特征的比较》和译文《世界怎样会繁富的》。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近代史的设计教学法》。
9月3日 撰写《教育之命脉》，于同年10月10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悲剧的快感》、《做什么》、《谈日常生活》、《〈是非心与学生〉附白》和译文《观念与动作》。
9月13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教师职业底重要》。
9月15日 提出《少年中国学会教育研究简约草案》，同年10月 在《少年中国》发表。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间接训育法之实际》。
9月24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英美德俄四国教育改造之实况》，同月27、29日及10月2～8日连载全文。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现代世相》、《毋欲速》、《〈美国人的中国学生运动观）引言及附白》。
10月15日 致函周伯棣。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设计教学法举例》。
10月27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学生人格的试验》。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自强论》，11月5日在该刊续完。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自然界里的生活》、《忙与懒》和译文《哲理与人生》。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努力即成功》、《青年的科学兴味》、《世纪末》和《爱迪生之心理测验》。
一九二二年（二十七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所希望于今年的学生的》、《思想的革命》、《学生教校运动》、《〈青年的忏悔〉附白》、《〈非常时期中的修养〉附白》、《〈奋斗是怎样的事〉附白》、《〈国立武昌高师校款运动始末记〉按》和《山谷期——失意底心理》。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最近教育之趋势》。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们底一个重大觉悟》、《学生与常识》、《耻与勇》和《罗斯福的青年时代》。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对于平民大学的感想》和译文《最近的国际教育运动》、《国际道德教育会议之议案》。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威权打破了以后》、《不正确的学生型》、《一个学生界的新组织—星期讲演会》、《个人心与社会心》和《第二诞生期》。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盛仲平。
3月15日 起稿《病后》，3月21日夜脱稿，3月30日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教育局的组织》、《犹太大学的组织》和译文《德国体育大学的研究科目》。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逆流的人生》、《好学生当怎样》、《爱护学校与批评学校》和《威尔逊的青年时代》。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日本小学校体育科的新教材》。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向哪里走？》、《复活五四的精神》、《发生动作的两个条件》和《好习惯怎样造成？》。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暑期学校的发达》和《美国夜学校的专校学科》。
5月23日 致函周伯棣。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见解和勇气》、《告中学毕业生》、《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和《爱迪生的青年时代》。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徐廉垣、正厂、宓汝卓。
6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调查问题》和译文《最近美国师范教育的状况》。
同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产儿制限与优生学》。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从现代我国学生生活所见的青年心理现象》和《青年生活的本质》。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德国之劳动教育》、《童年之游戏生活》和译文《英国劳动教育之发达》、《美国工场教育之设施》。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战胜的态度》、《健康第一》和《快乐的源泉》。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学校教授社会科学之现状》。
在同月《教育杂志》第14卷第8号发表《日本今年之暑期讲习会》，因属讲习会课程表译介，全集未录。
本月 在松江景贤女中演讲《教育的必要和教育事业的特色》及《教师职业的重要》，刊载于1926年6月的《学术演讲录》。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教学相长》、《毋作茧自缚》、《手和舌的训练》和译文《心理主义与论理主义》。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最近教育思潮概观》。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信仰与成功》、《合作的读书法》、《学校的怪！》、《观察力的练习》、《怎样保特健康》和译文《精神与表出》、《十分钟的健康体操》。
10月16日 致函周伯棣。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刺戟与反应》和《青年与游戏》。
11月16日 撰成《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发表于次年《学生杂志》第1号。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年终结帐》、《全我的活动》、《青年与个性》和译文《摩擦运动法》。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世平。
同月 在《东方杂志》发表《什么是学校教育的特色》。
一九二三年（二十八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年与青年》、《学生办义务学校的一个好例》、《唐山大学生与开滦矿工》、《青年应注意时事》和《青年问题讨论会简章》。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生入学的旨趣》、《什么叫做公民常识》和《祝学生联合会复活》。2月20日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者与政治》和译文《从议会议案所见之美国教育趋势》、《德国教育的现在与将来》。
2月 在《民铎》发表《社会学发达的大势》。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团结力怎样养成》、《好学生当怎样奋斗》、《青年与春天》和《今后本刊文艺栏的计划》。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致函读者，并复函张永福、张六师、李磐真、张名彦、黄关英、叶卓义和关钰麟。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黄洱淅、庄世杰和彭朝纲
等。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公民科课程纲要》和《瑞士的教育》。
5月1日 在《少年中国》发表《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公开信》。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政治》、《勖自学者》和《五月可纪念的》。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世颖、叶工哲和高崇福。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最近的两大国际教育会议》。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习法概论》。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再勖自学者》、《再论学生与政治》、《青年的大敌》和《青年学生应该怎样过暑假》。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张圭、徐廉垣、郑颂平、铁瓮学子、崔万秋、佚名者和姜敬舆。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欧美劳动教育的近况》。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国的学生运动与青年的运动》和《意力的训练》。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吕品、曹定淮、张〓之、姜敬舆（2封）、陈瑾瑜、廖世颖、林文方、陈懋真、朱志伟、启黄中学读书研究团、陈乐德、适之、赵望斗、许清源、黄景柏、于锡乾、孙岱岳和陶高志等。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团体纪律与个人自由》和《全国学生应拥护全国学生总会》。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张〓之、华少峰和孙渊。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评第五届全国学生会议决案》和《邪教与恶政治》。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祁延霈、黄经民、伍治之、谷凤田、楼建南、李义炳、张秉仁、陈曼卿、崔烨、萧若兰、刘巍东和崔万秋。
10月10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做今日的青年该怎样？》
10月在《新教育》发表译文《教育心理测量》。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初中学生学习国文的旨趣》、《告“青年文学家”》。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沈选千、赵康、黄斐然、黄洱淅和吴守复。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黄夫三、叶工哲、张镇屺、朱志人、祁延霈和谢栋问。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到青年中间去》和《师范生应有的精神》。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徐异植、T.H、褓瑞、邹鲁、W.K、姜敬舆（3封）、李雄、张云阁、于华宁等、S.J、楼建南、赵鸣鹤、林诚恳、T.P.C、高崇福、仲直、吴素痕、李曰簋、许金元和世平。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崔万秋、张澍问。
一九二四年（二十九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恋爱神圣者的两难》和《告青年之有婚姻问题者》。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陆恒生、赖福林、姚薇元、张敬舆、张肇明、S.J、蒋新民、伍乘臣、刘孤芳、朱铎、谢炳辉、徐宝林、刘兆泰和陆长霖问。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的生活》、《列宁与中国青年》、《“到青年中间去”的先躯者》和《国故毒》。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陆桂祥。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对于人生观的见解》、《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态度》和《青年学生与“邪术”》。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S.C.H、冯连山、文方、尹诚、姜敬舆、陆镒之、周继福、郭熙卿、刘光照、再华、陈瑾瑜、龚贤渤、李汝霖和孔昭。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瑞典的教育改造和医学界》。
3月23日 在《时事新报》发表《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信——讨论国故》。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求学与救国》、《怎样讲修养》、《告青年学生之从事于平民教育运动者》。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曹作易、奋我、张任贤、孙渊、李远名、廉民、谢辅忠、黄采菊、高金龙、韦庄、王寿怡、史泮池、王凤彩、吴广道、孙铭鼎、姜长麟、梁静风、W.B.E、洪绍武、刘仲霭、李睨寰、徐汇浚、姜敬舆、陈亦奇、周师哲、愈游、珽葵、傅君、陈锡标、蒋在铭、王景浚、爱读者、翟凤阳、符业祺和江滂问。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基督教大学联合会会议》。
5月1日 在《民铎》发表《中国青年之敌》。
5月5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学生救国的途径》、《略论团体训练》和《要怎样一种人做我们的教师？》。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许金元、刘巍、姜敬舆、张六师、龙冠海、云阁、王家荷和王达强。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法国的师范教育》。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求学问题》、《莫忘了体育》和《暑假中的乡村运动》。7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叫做觉悟的青年》。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致函读者，并复函冯铸堂、T.S.G、王伯协、高广新和悲生。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郭连勋、符乾先、吕品、朱溯沂、刘瑞麟、熊靖斋、姜渭滨、王志型、吴慈民、梁国祥、翁文华、东海县立通俗教育馆、卢天裕、张沛然、李艳亭、曾藻、张德锐、石肠、王锦庚、萤光、林危特、梁侠虹、季蕙芝、K君和薛仙一问。
7月29日 在上海夏令讲习会讲“教育问题”，演讲稿载同年8月15日～8月18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8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觉悟的关头》和《学问和装饰品》。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和壁、倪渭卿、刘缁林（2封）、施宗瑜、李翔梧、筱、邢祖让、曹子真、贾仲晔、王继章等、黄济民、云端、刘巍、陈毖涛、李荣榶、倪迪桢、K.C.L、张量基和谢价屏。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钟绍镰、林疆臣、张远尘、铁忱君、郭光庭、王晓青、杨德恒、郑承荫、梁国冠、张南归、赵榆、马英、朱明亚、王聿知、林醒吾、陈瑾瑜、王鉴青、张昌英、冯光汉、梁君大、高鸿翔、陈翼高、C.S、季纪、曾锡侯、C.C.S、涂止兴、林屏山、李席珍、叶轶凡、一土氏、蔡淦清、罗峙玉、黄学源、黄诏年、彭奇、方然、石松鹤、洪绍武、康忠信和绮黎〓昧等问。
8月初 在上海夏令讲学会讲“青年问题”，演讲稿载次年1月27～31日《民国日报·觉悟》。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的道德观念》和《九七国耻纪念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并在该刊该号开始发表译文《告少年文人》，至同年12月该刊第12号载完。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杨适生、倪迪桢等、戴励顽、Q.Y、达民、聂闻聪、若冰、殷溥翱、黄灵长、刘景龙、L.P、沈立民、薄奉宸、范国仁、王玉峰、姚志瀛、纪劲绪、L.Y.C、钟世明、启明、曹庆明、某君、凌云、余杰、锡珍、李大培、赵奉生、谭东、于鉌声、郭锡卿、俞游、韩荥渠、郝廷柱、周访溪、潘家骅、毛泉友、冯亚潮和魏芬问。
9月9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非基督教特刊》发表《中国青年活动的黎明》。10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与群众》和《事业与实学》。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刘益生、赖庆壮、陈洞瑞、王野、王青云、任重、萃华、陈善仁、张炳钧、虞上勤、翟珊府、赵汝为、梅锡畴、章照、陈汝德、王昌汉、唯一、孙华模、高金龙、L.T.P、薛赤魂、福君、曾文河、陈炯美、吴小兰、傅侠仙、陈养民、李军和饶百兴问。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弗里兰的〈近代小学校的实际〉》和《教师的效率》。
本月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苏联的妇女》。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运动的几个要点》。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美国新出的一种教育杂志》。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课外活动与实际生活》和《我们所得于时局的教训》。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高申第等、一之、徐雄飞、S.L、林诚恳、陈弼、韦炳祺、文青、孟质轩、C.N和翁秀民。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T.S.S、韦炳祺、逯云汉、杨贞、杨珊、黄竹筠、钱鲁佺、汪溥生、吴仰之、S.C、陈枕亚、沨声、陆云蜚、王筱青、周逸君、汪长官、陈昌盛、李瑞庭、李大培、黄新民、金承安、林士清、赵孟侠、亦吾、过默存、武子和、冯品三、杨荫鹤和王楠问。
一九二五年（三十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寒假作业》、《青年学生对于国民会议的要求》、《学风与校风》和《校风是什么？》。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黎国模、王晓青、P.C、常子玉、C.H、陈叹生、谢锡福、王学皋和兴甫。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日本神户中华学校、朱素颐、L.Y.C、何寿芳、刘铭新、程美然、张静山、季祖康、在我、刘轶山、黄灵长、余杰、陈汝德、陈林钊、K.E.G、惠同、林植藩、邱绍琼和应薇问。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职业心理研究》。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造良好的校风》、《“一技之长”》和《学生自治失败的负责者》，并从本期起开始发表译文《青年期的心理与卫生》，续载于同年该刊第4号和第9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冯国华、高冥飞。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钟锡铃、姜佐、余有宁、周明鉴、商启明、韩祖立、朱溯、朱宝、赖成球、W.Y、杨毓昂、温有为、张锦昌、M.I.C、尚孟璧、刘启明、衡君、陈士展、S.C.L、S.K.CCh、刘鹏豪、黄兰君、陈克谕、邹雅莲、H.C、梁子乾、郭嫣、胡嘉.禾、任恢蔚、某君、S.Y.Z、张焕文、梁德麟、吴华宝、冯家驹、林雪香、邵履常、郑御、素馨、李潮、王慕之、夏芬、孟笑愚、王学皋、彭元恺、李游生和某君问。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同学间相互的义务》、《“觉悟”的罪状》、《怎样适成学生群众？》和《新学生与旧学生》。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汪渊、刘雄、应若滨。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尹君、何达材、尤廷坤、张国林、丁钰文、L.Y.T、李子秋、四心、袁作恕、解乃耀、冯亚潮、KW、汤卓群、许蕙芬、L.C.C、苏作仪、F.K.K、程植修、张至信、.雷福基、沈菊寿、梅锡畴和陈华洲问。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青年求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中学生的几种不良习惯》。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倪渭卿。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张金印、谭笃材、茹来、曾拔云、蒋汝源、崔聃寿、张永龄、凡鸟、王三吾、王克明、傅壁安、陈家麟、李龙伯、王鸿图、张汉光、潘宝田和范淑德问。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第17卷第4号发表《介绍〈职业教育）》，因纯属书目的介绍，全集未录。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生的天职》、《规律的生活》、《为什么要组织团体？》和《创造新学风与整顿学生会》。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逯云汉、林植藩、农秋霖和姜岱友。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陈槃、陈汝德、赖成球、朱贵信、钟坤、严沛田、赵葆初、张仲勋、志俊、槃庵、鲍存真、周御羹、何寿芳、汪孝基、稳静、钟毓钰、S.M、晏登瀛、以言、刘诚、张谦如和清如问。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实力的和平》和译文《美国但浮的“机会学校”》。
5月 在《民铎》发表《中国青年的恋爱问题》。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国青年学生升学的难关》（社评）。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朱治业、某君、W.Y.K、陈尔玉、杨邦理、耳东、王楷登、蒋一鸣、农秋霖、懋淇、磊君、江滂和唐南溟问。
6月25日 在《申报》发表《〈五卅后之上海学生〉序》。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难》和译文《职业态度的决定》、《学业与职业的关系》。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们要注意时事》、《五卅事件的意义》。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韦炳祺、淮得、李其华、孟笑愚和薛仙一。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王一民、袁懋庄、H.C、王仲彦、王君、黄祝仁、冯琳、T.C.Y、林气清、沈清元、Y.Y、林植藩、常子玉、实在、孟伟、尹本恕、宁人、顾贵一、静波、张振国、甘家坤、霍恩侬、定侯、赵有兴、解乃耀、黄家奴、T.K、L.N.Z、韩宗瑗、黎岳、黄云峻、苏君、李粲、C.H、L.M.Y、K.C、李绍奎、陆以悟、闻博、马士瑛、向其端、昨逝、周之森、谢龙溪、杨绍贤、喻成义、张国林、彭元恺、Y.F、虞莆、方君、黄克宽、F.S，刘君、李振中、纯真和周文亮问。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时事的教学》。
8月22～29日 在《申报》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纪事》。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高年级学生的责任》。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张国林和茂宏。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唐开明、涂正兴、陈女士、樊少旗、梁子升、陈汉兴、张翼如、泸致扬、刘大方、何允、L.C.C、钟灵秀、彭任忍、林诚恳、魏泰、徐汉儒、曾沛苍、吕君、C.W.L、铁男、郭鼎文、北恒、郝俊梅、李益民、曾南屏、周传松、余杰、张方雄、林郴、吴锡五、李自华、H.C、茹来、黄灼球和彭波问。
10月5日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消除烦闷？》、《有问题要觉悟，要用自力解》和《旅行的必要和预备》。从本期起还开始发表译文《有效的学习法》，续载于同年该刊第11号和第12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黄昌济、姚起愚和张金鉴。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公剑芒、尤造华、周煦良、龙笑凡、陈企禽、乐观、余有宁、刘锡章、叶家玺、璜塘氩、杜国材、李雅声、嫩芳、丁慕琴、刘游民、吴筱马、雄飞、李象翼、杨纫玲、余节庵、吴锡钦、涂正兴、许展孙、P.K、张识韩、常东阳、华文煜、张国权、钱开来、林璞、岑永杰和欧鹤问。
10月11日 在《生活周刊》创刊号发表《青年修养论—发端》。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德国的新学校》。
10月22日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如何改变生活的单调》、《常识的性质》、《图书馆利用法》和《不平等条约述略》，续载同年12月《学生杂志》。
在同月《学生杂志·通讯栏》复函李佩卿、周师哲和端木阳。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谢晓东、D.C.T、刘家荣、季钧培、张自省、杨佐都、刘邦光、L.S.S、C.S.S、李年璋、韩熹年、朱雪舫、李镛、W.C.C、黄梅、苏常丰、Q.L、汤毓玫、张家饶、苏明昭、王国定、杨郁苍、陈占通、T.M.Y和王戈心问。
11月15日 在《生活周刊》发表《青年本身的认识》。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新刊介绍栏·名著类》第17卷第11号发表《介绍彼得斯的〈教育社会学基础〉》，因属书目录介绍，全集未录。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我们为什么要练习演说，又当怎样练习？》、《又是一年过去了》。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齐人、E君、刘昭鑫、王良才、潘壁光、熊炳时、杨文贵、孙成、吴海、卢东溪、朱敦立、T.C、武荣、宋耻言、赵殿鹄、黄骏、彭年鹤、葛韵樵、冯雪峰、张纯德、钟升扬、茅祖棨、李辑五、蔡绳夫、陈伟美、广东普宁果陇乡青年互助社、胡其睿、刘德光、H.V.Y、胡成梁、陈材达、宁华庭、B.C、某君、郭向欣、S.H.Y、杨勇行、S.C、陈嘉谟、刘廨芬、刘玉怀、陈鸿基、邹立琛和林宗伯问。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团体组织的教学》。
在同月《教育杂志·新刊介绍栏·名著类》第17卷第12号发表《介绍〈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因属书的目录介绍，全集未录。
一九二六年（三十一岁）
1月1日 在《济难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济难会与中国学生》。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界之新气运》、《从军问题》和《学以致用》。并从本期起在《学生杂志》发表《论读书法》，续文载于同年该刊第2号、第7号和第11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王蕙芹、C.L.K、渔孙、谢寸刀、李贯一、C.F、黄宗祈、黎勉群、谭笃材和艾玮生问。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求学与做事》。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沈渐之、赵成杰、胡昌源、丁毅、黄加惠、吴少莼、王教文、郭秀荪、酉被、金雪如、膏民、顾钧、忠君、T.D、候尚直、秦仰喜、周法生、周永定、某君和于效彦问。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最近意大利的教育》。
3月5日 在《上海学生》发表《无产青年怎样去干社会运动》。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再论求学与做事》、《学生诸君听旃》和《初中学生适用各科参考书》。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吴太一、宋叔良、彭瑞林、张效堪、刘此生、丁华亭、茆敦敏、王震、萧华鎏和吴志远问。
4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书运动》、《青年团体组织之要点》和《高中普通科第一组学生适用必修科目参考书》。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薛劲中、董涵球、巫克勇、杨承虞、施根、陈金春、F.M、段永年、王邦基、徐涤新、张适存和何尔玉问。
5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问题》。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W.Y.I、君、张运铿、海鸥、李醉玉、赖雨欢、李志共、朱奎垣和徐培熙问。
6月5日 在《光明》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光明”运动的开端》。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准备暑期工作》、《升学准备》。并发表译文《中学生活动的种类》。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K.M.F、许国襄、李晋藩、翁延义、王一民、徐俸云、黄圣传、汪津波、容泽周、某君、章恒山、赵可辟、吴艮定、王信之、余亚仙、石荫民、潘作霖、刘昭鑫、某君、严渔隐、尹坚白、章君、T.K.S、萧蔚文、胡献美、刘仲希、彭肇增、张其南、陈君、曾群辅、谌笃生、吕景阳、王慕莲和刘秉桄问。
7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中学毕业后的谋生问题》和译文《中学生活动的种类》。。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梅东巫、黄连城、梁建东、仲兆槐、L.L、郑仲永、揭汝巽、林耀世、钟畏生、邓立钧、C.H.S、梁镇南、傅襄谟、觉今、李秀林、黄继武、彭为贤、廖耀寰和C.H问。
8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修养的信条问题》和译文《学习法概要》，并从本期起开始在《学生杂志》发表《学生生活改造论》（上），（下）在该刊同年第10号刊出。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徐师鲁、勉君、黄志鹏、邱希陵、管熙台、C.S.M、徐信人、刘祖文、敬骞、武君、陈君、尤宗仁和冒鸣夏问。
8月15日 在《光明》发表《这样的世界》。
9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告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青年的立志》，并在同期发表《对初中同学们谈谈》（一），（二）、（三）、（四）部分分别载于该刊同年第10号至12号上。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傅襄谟、陕正广、天心、陈浚、李涵、林君、梁金生、李君、戴志云、陈觉民、杨君藩、章天行和温光熹问。
9月20日 在《光明》发表《阿白杜尔克林失败的痛史》。
10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怎样可以增进学业成绩》和《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从本期起在该刊发表译文《青年男女的“恶作剧”》，续载于该刊同年第11号上。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朱照箕、彭耀文、彭君、陈允贤、朱颂社、朱一彰、袁水精、T.S、李凤栖、刘君、南君、杨高翔、陆学宗、马修之、张华泰、T.C.L和神龙问。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论师生合作》。
1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学校园》和译文《成功》、《人性与战争》。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洪润时、H.P、李翰精、周勤研、夏纬珍、廖光、独我、孙华、乐益、高文阁、黄继旋、张效堪、刘霖飞、秦仰喜、乔立斋、方汉、常觉先、郑国珍、林宴春、王景尧、白秀峰、藻勉
、白君、某君、郑子嘉、何镜心、K君、W.C.P、某君、S.C、T.J.H、王香严、王君、曹璋、S.C.H、L.S.P和浩志问。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学习法的教学》和译文《美国初级中学发达之经过》。
12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读书嗜好的培养》、《养身与健身》、《“再会”罢》和译文《冷觉的特性》。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C.S.T、耀寰、杨君、李元庆、童颐、某君、K.T.W、宋君、梁汉奇、侯景坤、于子干、邱玉成、郑冠雄、梁鹃影、A.C.D、某君、廖君、M.P、K.W.S、孙永钧、江声、李搏空、谷子深、张沛然、林子和、马益坚、明昆、刘秉桄和海南问。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科书教授的利弊与采用补充教材之研究》。
一九二七年（三十二岁）
1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新年的新生》、《评日本退回庚款之举》、《评学生服务》、《人之初》、《长江流域的经济现状》，并发表译文《近代科学的产生》、《美国的科学宣传者——弗兰克林》，前篇译文续载于同年该刊第2号，后篇译文续载于同年该刊第2号、第3号和第5号。
在同月《学生杂志·答问栏》答王震宇、高仲琛、马良甫、许尸子、A.V、张冬人、双胶汉、永颐、S.W.Y、林诗农、刘中谦、普如、S.H、林达珊、袁明恺、高烶齐、某君、纳超、彭肇增、S.T、伯宏、朱文长、凌则光、宗永言、刘景熙、段永年和杜伊训问。
1月 在《新女性》发表《中国的妇女运动》。
2月5日 在《学生杂志·答问栏》答陈悦夫、全文俊、巫士杰、I.C.H、许子骅、梁建章、戇夫、卢秉衡、修齐、赖实甫、李君、韦昌炜、常觉先、梁冠斗、曾祖德、潘云、彤卿、胡景舒、C君和吴涧北问。
3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人类经济生活之进展》。并从本月起在该刊发表译文《青年与自然》（上），（中）、（下）分别载于同年该刊第4号和第5号。
3月25日 在《杭州民国时报》发表《杭州学生之新使命》。
3月27日 在补行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记录稿刊于3月28日《申报》。
4月5日 谈党化教育问题，次日在《申报》发表《谈党化教育》。
5月9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告上海学生书》。
5月13日 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记录稿存上海图书馆。
6月5日 在《学生杂志》发表译文《地球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
10月24日 撰成《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发表于次年3月《东方杂志》。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教育政策之背景——日本教育论之一》和译文《现代教育之矛盾性与新教育之发生过程》。12月在《东方杂志》发表《“死之船”良荣丸的惨史》、《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和《日本富豪的所得调查》。
一九二八年（三十三岁）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教育之最近概况——日本教育论之二》。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学校教育之演化：官学与私学——日本教育论之三》。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职业指导的意义》。
同月 在《教育杂志》第20卷第3号发表《日本最近的教育统计一斑》，因纯属统计数据，全集未录。4月20日在《教育杂志》发表《论日本各政党在竞选中所提的教育政策》。
5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朝鲜教育的现状》。
6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论儿童图书馆与儿童文学书》。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文纳特卡制的大要》。
8月5日 由上海创造社出版译著《世界史纲》。该书原著者为日本上田茂树，杨贤江署名“柳岛生译”。该书出版后颇受社会欢迎，至次年1月，已出第3版。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症》、《日本文化机关概观》。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者之政治的使命》。
10月8日 起稿《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12月24日完稿。发表于次年1～3月《新思潮》的2～3期。
一九二九年（三十四岁）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新俄之新学校》。
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高唱“思想善导”之最近日本教育界》。
4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劳动者国际”之勃兴与其发展》。
5月 由世界书局出版论著《教育史ABC》，属于《ABC丛书》之一。该书是中国第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所写的教育史。
6月 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译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该书原著者为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译者署名“李膺扬译”。该书今译名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杨译本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曾先后再版7次，受到社会各界欢迎。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读舒新城君的〈致青年教育家〉》。
9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日本等教育政策及其影响》。
10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世界成年劳动者教育之实施鸟瞰》。
同月 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译著《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该书原著者为美国斯坦利·霍尔，译者署名“李浩吾译”。
11月 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今日之世界》。据译者在此前出版的另一本译著《世界史纲》的“译者序”中交待，《今日之世界》实为《世界史纲》的“姊妹篇”。
同月在《新思潮》创刊号发表译文《苏联的大学生》。
12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迷信论》和译文《日本之最近文化政策》。
一九三〇年（三十五岁）
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苏俄之学校教师与学生》。
2月8日 写成《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发表于本月《新思潮》。
2月15日 写成《由“三一八”说到学生与政治》，发表于本年4月《新思潮》第5期。
2月 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论著《新教育大纲》，属于《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之一，全书约22万字。该书是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写成的教育学。
3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日本劳动教育发达之概况》。
6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英国的六个学校》、《美国都市教育的特种设施》和译文《英国工党的教育政策》。
7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德比二国之新学校》。
7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养》。
8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续文载同年该刊第9号。
8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妇女与宗教》。
9月一九三一年（三十六岁）
1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做了父亲》。
5月 在《妇女杂志》发表译文《苏俄的卖淫问题》。
9月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译著遗作《新兴俄国教育》。该书原著者为日本山下德治，杨贤江署名“祝康”。该书是国内早期全面介绍苏俄教育理论和实际的一本重要译著。
11月20日 在《教育杂志》发表译文遗作《平克微支之教育心理观》，续文载同年该刊第12号。
知识出处
《杨贤江全集 第六卷》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本书收录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贤江译文的图书，主要讲述的1917-年至1931年作者译文的优秀作品包括意志之修养、现代教育主张与现代哲学、近代教育上之需要、社会问题之本质及其解决、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哲学的起源、最近的国际教育运动、教育心理测量等。
阅读
相关人物
杨贤江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