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卖淫是一种非常严重而且自古存在的社会病。倍倍尔说，这乃是“凡有军队、裁判官、行政管理、刑务所及其他阶级社会各项制度的社会中所必要的制度”；它的根源，一面在于现行结婚形式与性的要求中间之矛盾，又一面存于妇女所受经济的及精神的压迫之中。如今正有如隆布罗梭所说，视娼妓为精神病患者及犯罪人之理论，已经不能成立。为了生活的惨酷的斗争，除出仅少的场合以外，是不许妇女有经济的独立的！其大多数，则因恐慌、失业等等，被掷到贫穷的深渊，只好被迫而出卖其肉体。
  关于登记的所谓公娼之人数，政府虽有统计；但这个，就在专门家也不能保证其为正确。事实上，未被登记的私娼是存在着的，而且这个数目还远比登录了的多。现在为表示卖淫现状的普遍，姑从各国政府的统计中引用二三个例子如下：在德国，据马巴特摩尔的估计，有着一百五十万的娼妓。在维也纳，依欧洲大战前的统计，有三万人；在巴黎，于一八八二年有公娼三万。在彼得堡，欧战前有娼妓四万。但这些数字，实在尚未足以表示卖淫妇的全体。
  关于卖淫妇的身分，俄国奥波士纳科博士曾经作过很有趣的研究。在一八八九年，他调查过一七，六〇三个卖淫妇，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有全体百分之八三，是因经济的理由而卖身的。在彼得堡，其比例更高，达到百分之九〇。
  至于沙皇政府对于这种卖淫现象抱着何种态度，则可说和其他各国差不多相同。从一八四三年以至革命，这个制度一直存在。不问那个女子，只消在特别名簿上登记，得到“黄色”的标记，她就获得以卖淫为营业的权利。妓院可以公然存在，对于这些女子还组织了卫生的检验等等。这样一来，以为就可以使那些顾客避免性病了。但据布拉修、品克司、梅查威斯基、福莱克斯纳尔等人之调查，仅在受医生检验、业经登记的卖淫妇之中，有了更多的性病患者。事实上，对于卖淫的斗争，竟变成为对于卖淫妇的斗争。虽有为了对付卖淫的许多法令，经人提出而且得到承认，但是什么实效都不曾产生。
  现在要问：在苏维埃联邦的卖淫情形怎么样？
  在苏维埃联邦，虽然社会的诸种条件有了全部的颠覆，但是卖淫问题依然成为紧急的当前的问题。实际在联邦成立的初年，即当军事的时代，卖淫的范围是大为缩小，甚至还可认为完全消灭。刚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数年间，全国受着战争和劳动紧张的影响，居然把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还存在的卖淫制度，一扫而尽。妇女的解放，共同的劳动义务，失业的消灭，遂使卖淫妇混杂在一般的住民之中。妓院、咖啡店、旅馆及酒肆等等，完全绝迹；为要买或者卖女的肉体而在街头徘徊的事情，甚至成为不可能。当时把卖淫看做逃避劳动的一种，在列宁格勒，对于卖淫者还处以严罚。而当时这样存在的卖淫，又失了它的职业的性质的。毕竟因为缺少对这的大要求，农村女子不往都会跑，所以卖淫妇的来源为之断绝。
  然而新经济政策使得卖淫问题复成为紧急的问题。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之复活，与卖淫以重来的条件。在这些要求女的肉体的人中间，最先有到都会来的富农、新式苏维埃的官员、技术的专门家，然后有都市的无产者和学生等。当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时候，跟着在以前官员满署的各官厅，解雇了许多使用人。这样一来，别无什么劳动资格的妇女们，就被逐出在劳动范围之外。即使是小资产阶级的父亲，也不能使自己的女儿就一定的职业。于是有新的卖淫妇产出，和旧的娼妓合成一气，以干这件勾当。一九二二年时，在列宁格勒有了三万二千的卖淫妇。经济的根据以及社会的要因（酒馆、酒排间等的出现），都助长了卖淫的发展。
  但他们政府一见有这种社会的疾病，立刻与之开始战斗。政府把产生卖淫的社会原因，归于失业及妇女的放任。除此以外，还有因从前性的关系所引起的夫妇间之不和与错误的性教育。此等原因都是促进卖淫的。
  因此，政府战斗的主要目标，不向着卖淫妇身上，而向着卖淫制度的本身，向着失业与妇女的放任。
  不过他们政府自然不肯静待卖淫原因——即贫困与失业——之消灭，以期卖淫制度的铲除。如果抱这种态度，那么会只益形促进卖淫的发展。
  所以，如今他们政府正在举起全部设施以与卖淫制度相斗争。这些设施是：
  经济的对策——增高妇女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入职业学校求学，以谋获得劳动资格。同时在求学期内与以补助金。这样总可藉以除去妇女间的文盲。
  政治教育——妇女成为与男子同权之社会成员，更由特别的妇女活动部以吸引妇女到政治生活上。
  卫生教育——说明卖淫的意义与在传播性病上的意义。
  青年运动工作——由设置儿童俱乐部、孤儿收容所、儿童殖民地等，以谋用理性的性教育来引导正当的性欲关系。
  又为根本扑灭卖淫计，更组织如下的制度：
  1.为初至都会的妇女设置共同寄宿所。
  2.把卖淫妇带往配置事务所。偶然被逮的女子、贫困的女子、乞食不受人保养的女子，也由民警带往这个事务所。在这儿受着医学的、社会的、心理的诸方面的检查，然后斟酌各人的情形，分别送往病院、劳动殖民地或养老院去。
  3.设置兼治疗与教育的劳动殖民地。在这儿施以可引导到劳动生活的教育。然后分别送往：
  4.职业学校、手工业工厂、农业殖民地；或
  5.孤儿的治疗院、教育殖民地及劳动学校。
  除以上各项对付方法，他们政府又对于助成卖淫的人作积极的斗争。即把同女子一起被捕的男子，引渡到法庭，患性病者则移交性病治疗所。对卖淫所的主人则处以严罚。
  因为未行登记制度，故现在对于卖淫妇等之社会的研究，乃属不可能；除出利用各机关的报告与调查以外，别无他法。据莫斯科等一免费治疗所调查六〇〇妇女之结果，有二四六人是靠和许多男子的性生活以维持生活的，有七六人（30.6％）是为了生理的关系而营这种生活的。
  由社会的地位观之，有43％为农村妇女（她们从农村出来，为求工作，而群集于都会）；有14％为妇女劳动者；有14.3％为以前的女商人（小商店的店主）；有7.1％为以前的贵族女子。
  卖淫妇的人数，今虽不断地减少，然卖淫制度依然存在于苏俄，对于它的斗争依然具有当面的重要性。为表示对于卖淫的“要求”人数的次第减少起见，可把学生间用匿名调查所得的数字举在下面。据布雷斯洛的调查，因卖淫妇而开始性关系的学生；最初占全数55.6％，至一九一四年莫斯科的调查为42％；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给耳曼的调查为28.4％；一九二七年奥台塞、台里斯的调查为13.8％。
  由卖淫所传染性病数之减少（在革命期中，由12.7％减到1.5％）与由旅馆特别室传染性病数之减少，都是很显著的事实。
  以上这些事实，表示在苏俄的卖淫制度正在次第趋于绝灭。经济状态的改良，便足以使卖淫制度根本绝灭。①
  美国宗教界的长老劳伯·巴力脱博士最近作欧洲各国之旅行，研究现代性道德问题的基准。因其归国后所发表的言论，力称苏俄在性道德问题上为现代世界第一道德坚固的国家，故引起世间大大的注意。博士之言曰：瑞典、诺威、瑞士诸国，即在欧洲，也算是性道德较高之国民。一方面，法国对于性问题极为自由，故私生子等殊不成为问题；再说到英国，可说表面上是颇谨严的。然在俄国，虽没有关于性问题的何种制限；而这种无制限的制限，实成为减少性的诱惑之原因。盖他们认性问题为自然事，故无性生活陷于放纵之诱因。在俄国，结婚只是一种私人间的契约；即使今日举行了结婚式，而当下发见夫妇有不相合之处，明日即可离婚。唯若夫妇间有了子女，则虽可离婚，自也不免多少要成为麻烦的问题。

①本文原作者是D·斯纳科及。本篇署名：李谊。 ①译者附注：“上文系D.斯纳科及所作，译毕又见本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上海每日新闻》（日文报）上，登有联合通讯社的纽约通信，称性道德之坚固以俄国为世界第一；他的无制限中之制限，正足以减少性之诱惑，因并译之如下，藉与上文作对较。”